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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诗集传 仔细看下
关雎关关雎鸠⑴，在河之洲⑵。窈窕淑女⑶，君子好逑⑷。关雎宫参差荇菜⑸，左右流之⑹。窈窕淑女，寤寐求之⑺。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⑻。悠哉悠哉⑼，辗转反侧⑽。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⑾。参差荇菜，左右芼之⑿。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注释】⑴关关:水鸟叫声。雎鸠：水鸟，一名王雎，状类凫鹥，生有定偶，常并游。关雎⑵洲：河中沙洲。⑶窈窕：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淑：善，好。⑷好逑（hǎoqiú）：理想的配偶。逑，配偶。⑸参差：长短不齐。荇（xìng杏）菜：多年生水草，夏天开黄色花，嫩叶可食。⑹流：顺水势采摘。⑺寤（wù务）：睡醒；寐：睡着。⑻思：语助。服：思念、牵挂。⑼悠：忧思貌。⑽辗：半转。反侧：反身，侧身。⑾友：交好。⑿芼（mào冒）：选择，采摘。【译文】雎鸠关关在歌唱，在那河中小岛上。善良美丽的少女，小伙理想的对象。长长短短鲜荇菜，顺流两边去采收。善良美丽的少女，朝朝暮暮想追求。追求没能如心愿，日夜心头在挂牵。长夜漫漫不到头，翻来覆去难成眠。长长短短鲜荇菜，两手左右去采摘。善良美丽的少女，弹琴鼓瑟表爱慕。长长短短鲜荇菜，两边仔细来挑选。善良美丽的少女，钟声换来她笑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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虻虻之蚩蚩，抱不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副官。不见副官，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徳．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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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 8 岁 。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 分为风 、 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②雅 。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 即所谓正声雅乐 。《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 ，《商颂》5篇 ，共40篇 。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 ； 《 国风 》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 ， 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 ，《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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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语言的特点 《诗经》之所以能够被孔子确定为语言学习的教科书，并流传至今，为人们所传诵，是因为《诗经》是典范的先秦汉语作品，有着非常显著的语言特点。 能准确反映诗意的丰富的单音词与甲骨文时代的语言状况不同，周代的语言发展相对完善，用以表达丰富思想的语词已经基本产生，《诗经》就是典型的代表。据杨公骥先生统计，《诗经》中共使用了2949个单字，如果按字义计算，大约有3900个单音词（《中国文学》2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些词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周代的社会生活，从天象、动植物到饮食、服饰，以及表达思想情感的动词、形容词。因此，后来学者多以《诗经》为依据研究古代名物，有所谓的“《诗经》博物学”。对《诗经》所记载的动植物的研究比较有成就并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是三国时吴人陆机，其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提到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著作。此后，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据近人胡朴安研究，《诗经》计有草名105个、木名75个、鸟名39个、兽名67个、昆虫名29个、鱼名20个、各类器物名300多个（《诗经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 如古代天象星宿，在周代逐渐形成一套系统，其中见于《诗经》的有“火（心）”、“箕”、“斗”、“定（室、壁）”、“昴”、“毕”、“参”、“牵牛”、“织女”等名称。此外《诗经》还有关于银河的记载：“维天有汉（毛传：汉，天河也），鉴也有光。”（《小雅·大东》）周代的农作物名称比较完备，《诗经》对此也有集中反映。如“禾、秬、秠、菽、麦、糜、芑、瓜、瓞”等见于《大雅·生民》；“瓜、瓞”等见于《大雅·绵》；见于其他诗的还有“百谷、稻、粱、黍、稷、粟、穋、稙、穉、藿、稌、来牟、苎、苴、瓠、壶、匏、果臝、葵、韭、芹、葱”等农作物名称。 为了表达人的各种动作行为的情态，《诗经》对人的动作有较为细致的描写，如表示手的不同动作，就有“流、采、芼、掇、提、握、拾、投、携、抱、抽、拔、捣”等词。 《诗经》的句首、句中、句尾还经常运用一些语气词，如“之”、“乎”、“者”、“也”、“而”、“矣”、“焉”、“哉”、“兮”、“只”、“思”、“斯”等。这些语气词的运用摹写了诗人的说话语气，加强了诗的语义表达，有的凑成音节，使诗句整齐，韵律和谐。如《大雅·生民》第三章连续使用两个“矣”字，《大雅·绵》第七章最后几句连续使用四个“矣”字，《大雅·大明》第四章句中连续使用三个“之”字，读来颇有韵味。《诗经》中使用的这些语气词，后来一直被人们写诗作文所沿用。如宋洪迈所言：“毛诗所用助语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容斋随笔》五集）可以说，古代文献中使用的最基本的单音词词汇在《诗经》中已经基本齐备了。 颇具特色的复音词在《诗经》的时代，汉语复音词还不是很发达，这一时期依然以单音词为主，但从《诗经》的词汇运用状况来看，复音词已占有一定的比例。据向熹《诗经词典》的统计，复音词大约有1000个。这些复音词大多是在单音词的基础上构成的，包括了汉语复音词的种种情况：合成词、单纯复音词、重言词。《诗经》中的合成词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有，占据了复音词的相当一部分，这些词也大多被后来文献所继承。如“天子、君子、农夫、武夫、先王、先君、先人、公子、爪牙、宾客、家人、良人、淑女、美人、征伐、逃亡、反复、安息、从事、伤悲、忧伤、劳苦、光明”等等。《诗经》复音词中最为人们所称道、对后来文人创作影响较大的是读来琅琅上口、颇具韵律感的重言词以及单纯复音词。据夏传才研究统计，《诗经》三分之二的篇章使用了重言叠字，计有646次，涉及198篇（《诗经语言艺术新编》56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大量使用重言叠字，以增强诗的形象性、音乐性，更好地写景状物、绘声绘色地传情达意，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突出特征。《诗经》复音词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丰富的联绵词的使用。联绵词是由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词素、一般不能拆开来解释的词，这类词在声音上往往具有双声或叠韵关系，在诗句中使用一定数量的联绵词，可以增强诗的音乐性，加强诗的感染力。《诗经》中的联绵词可以分为：（1）双声类。爱而不见，搔首踯蹰（《邶风·静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周南·关雎》）。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蒹葭》）。（2）叠韵类。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唐风·绸缪》）。尔公尔侯，逸豫无期（《小雅·白驹》）。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召南·羔羊》）。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陈风·东门之枌》）。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豳风·七月》）。（3）双声兼叠韵类。优哉游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伊威在室，蟏蛸在户（《豳风·东山》）。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大雅·民劳》）。优游尔休矣（《大雅·卷阿》）。这一特有的《诗经》语言，对后来的诗赋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清洪亮吉所说： 三百篇无一篇非双声叠韵。降及《楚辞》与渊、云、枚、马之作，以迄《三都》《两京》诸赋，无不尽然。唐诗人以杜子美为宗，其五、七言近体，无一非双声叠韵也。间有对句双声叠韵而出句或否者，然也不过十分之一。中唐以后，韩、李、温诸家亦然。（《北山诗话》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些重言叠字、双声叠韵联绵词再加上大量的重章叠句，使得《诗经》读来琅琅上口、韵味悠长，几千年来一直散发着语言魅力。 ---------------------------关于诗经的论文诗经鉴赏论文- 论《诗经》的女性心理 诗经》在《诗经》的各类诗歌中，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审视爱情与婚姻的婚恋诗与战争、徭役诗无 疑是其中的精彩华章。它凭借女性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触角，深婉细腻地描摹了女性在爱情婚姻 生活中以忠贞不渝、情理冲突、重德修身、思念征人等为核心的各种微妙复杂的女性心理 一、婚恋诗的女性心理 《诗经》婚恋诗中的女性心理是丰富细腻的，既有对丈夫和情人的自然怡情，相思之苦心理， 也有畏惧人言的矛盾踌躇，情理冲突;既有担心青春易逝，渴望婚姻的心理，也有遭受遗弃后的痛苦 哀怨心理。 那个时代的妇女把全部热情和精力都倾注于爱情、 婚姻和家庭，这表现了她们对爱情、 婚姻、家庭的至爱和至真。 (一)两情相悦，自然怡情 《郑风·子拎》是一首写女子对情人相思期会的诗:"青青子铃，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 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阀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诗歌末 章写出了女子不见情人来时的焦灼心情，她"挑兮达兮"，来回走着，虽然和情人只有一日未见，却如 同隔了三个月一样漫长。这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形象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邺风·静女》是篇优美的民间情歌。"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短短的 二句诗就充分显示出捕捉形象的能力和刻划人物的艺术技巧。少女与恋人相约在幽僻的地方见 面，可是，当小伙子来到的时候，她也许因为羞怯，也许为了挑逗，却隐蔽起来了;见不到心上人，急得 抓耳挠腮，走来走去。写少女用"暗笔"，从男子的内心感受刻划出了一个天真活泼而又美丽多情的 少女形象。全诗笔调明快轻灵，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激荡着动人心怀的美好感情。 (二)矛盾踌躇，情理冲突 某些有关爱情的篇章，也表现了情与理的冲突，昭示着封建伦理观念正趋形成。 周民族是一个 讲究礼仪的社会。西周初期，在继承商朝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周民族的生活习惯，开始了礼乐文化 的制定。据《礼记·曲礼》记载:"男女无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齐风·南山》中即 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豳风·伐柯》中也说:"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表明娶妻子必须依靠 媒人，没有媒人就不能成全婚事，正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桧风·羔裘》中的"岂不尔思?劳心切切"、"岂不尔思，我心忧伤"及"岂不尔思?中心是悼"等 句也表现了女子"欲爱不能"的矛盾痛苦心理，程俊英认为这首诗是"一个女子欲奔男子，又有所顾 忌而不敢，所以内心很优伤"。我们虽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女子无法与男子相爱，但却能真 实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矛盾和忧思。 (三)青春易逝，渴望婚姻 《诗经》中有一些诗歌反映了女子求偶盼嫁的焦急心理，最典型的是《召南·摽有梅》: 摽有 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项筐壁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首诗充分写出了女子迟婚、惧嫁不及时的心理。一位女子望见梅子落地， 引起了青春易逝的伤感。从一章到二章，越来越多的落梅仿佛告诉已经失去了一些机会的女子， 她失去的机会越来越多。 从首章的从容相待到次章的刻不容缓，再到末章的急不暇择，一层紧似一 层，短促的节奏和连续变换的场景把女子待嫁的迫切心情推向了高潮。"求我庶士，追其吉兮"、" 求我庶士、追其今兮"、"求我庶士，迫其谓之"，读这些诗句，仿佛感觉一女子在心中默默祈祷机缘 的到来，全诗充分体现了这一女子急切盼嫁的心理，如怨如慕，徘恻缠绵。 与这首诗相对比，《周南·桃夭》则充满了对妙龄女郎婚嫁及时的赞美，由此也可见当时人们 的婚嫁观念。 是贺新婚歌，也即送新嫁娘歌。 在新婚喜庆的日子里，大家簇拥着新娘向新郎家走去， 一路唱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通篇以红灿灿的桃花、丰满鲜美的桃实、青葱茂盛的桃叶来 比对新婚夫妇美好的青春，十分贴切地渲染了新婚的喜庆气氛。 (四)婚姻不幸，痛苦哀怨 美好的婚姻生活并非毫无矛盾，从 《诗经》 中可以看出，丈夫的品行不端是矛盾发生的主要原 因。但由于受男尊女卑制度的限制，一般都只能由妻子含蓄的规劝、提醒，促其觉悟。《陈风·墓 门》便是一支由怨愤的妻子唱出的"相警之诗":"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 不已，谁昔然矣。墓门有梅，有枭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诗中的"夫"行 为不端正，远近族人对他的行为都"知之"，但他仍不加以节制。妻子无奈，只有一再告诫他，希望他 能够醒悟。《邶风·谷风》写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经过辛勤的劳作，家庭生活有所改善，但富裕之 后的丈夫却嫌妻子年老色衰，转而喜新厌旧。 妻子虽然悲苦地诉说了丈夫的薄情寡义，但还是对丈 夫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泾以渭浊，湜湜其沚"，以浑浊的泾水喻己，用清澈的渭水来喻新人，发出 了泾河停流也会清的悲叹。可丈夫丝毫不为所动。 最典型的是《卫风·氓》。这首诗以女子的口气生动的叙述了女主人公和氓恋爱、结婚、受 虐、被弃的过程。表达了她的痛苦哀怨和悔恨决绝心理。女主人公回想自己婚前对"氓"一片痴 情，"乘彼桅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婚后"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 兴夜寐，靡有朝矣"。然而，她的青春在辛苦劳作中像桑树那样"其黄而陨"之后，她的丈夫却无情的 把她抛弃了。"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她独自暗暗伤心。"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本想与"氓"白头 偕老，没想到老而被弃，徒增怨恨。最后，她发出了无奈的决绝的心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二、战争、徭役诗的女性心理 《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 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 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与征人的作品互相辉映，表达同一个主题的 两个方面。这类思妇的诗篇，凸显了凄婉哀怨的女性心理。如《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 《周南·卷耳》等。 《王风·君子于役》刻画妻子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怀念之情。丈夫离家已久，杳无音讯，既不 知何往，又未谙归妻了居家生活艰苦，终日操劳，长年独守。白日忙忙碌碌也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每 到夕渐落，鸡入窝羊牛归圈时，她仲仲疲惫的腰肢，眺望暮野崎岖的大路直通向远方，这时百千思， 自然涌上心头，因而唱出:"如之何勿思'，来。在大动乱的春秋时代，人民长期担负沉重的兵役，夫妻 离散，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因此，此诗所反映的内容是周代社会一个遍性的问题。 《卫风·伯兮》表达征妇对其英武的丈夫的无法释怀的思念。在《卫风·伯兮》中，征妇首先 表达对其英勇无比丈夫的赞美，并将其夫出征时的场景定格，完全沉浸在丈夫就在眼前时的情景 之中。这是双方相见时的最后一个画面，也成为征妇心上永远的挂念。战争的来临使双方分离， 虽然此时征妇依然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因为其丈夫"为王执受"，而执受之人则周人军队中的勇力 之士，车战中为车上之先锋，其执受在阵前面驰驱开道。 但这些美好的回忆会因为分离而产生思念 之情，当这种思念的心情无法在生活中实现时，这种思念就转化成为忧伤。 诗人将因思念而产生心 情变化的过程刻画得栩栩如生。随着时间的流逝，思妇与日俱增的是无尽担心和忧伤。这种复杂 的心理在诗歌中层层递进地表现出来，女为悦己者容先是无心妆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 沐?谁适为容"，接着痛心疾首:"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疼"。这种一步深似一步的 忧伤都是因为征妇对其丈夫的思念所致，是思念在折磨着征妇。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念本是人之常 情，并不涉及王道政治，而是人间真情，也正是诗人所要表达的诗歌本意。 参考文献: [1]聂永华《诗经》亲情诗的文化蕴含与文学母题[J]郑州大学学报，2005，(6) [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柏俊才由《诗经》中的女性描写看周民族的文化特征[J]山西师大学报，2006，(2) [4]李鹏《诗经》中的媒文化[J]巢湖学院学报，2006，(2) [5]冷国俭诗经婚恋诗研究[J]佳木斯师专学报，1993，(1) [6]郑群，钱宗武《诗经》研究的盲点:婚恋诗中男性形象的整体观照
古诗十九首中的生思考作文
【原文】 关关雎鸠①，在河之洲②。 窈窕淑女③，君子好逑④。 参差荇菜⑤，左右流之⑥。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⑦。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⑧。 悠哉悠哉⑨，辗转反侧⑩。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⑾。 参差荇菜，左右毛之⑿。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注释】 ①关关：水鸟鸣叫的声音。雎(ju)鸠：一种水鸟。 ②洲：水中的陆地。 ③窈窕(yao tiao):内心，外貌美好的样子。淑：好，善。 ④君子：这里指女子对男子的尊称。逑(qiu):配偶。 ⑤参差(cen ci)：长短不齐的样子。荇(xing)菜：一种多年生的水草，叶子可以食用。 ⑥流：用作“求”，意思是求取，择取。 ⑦寤(wu)：睡醒。寐(mei):睡着。 ⑧思：语气助词，没有实义。服：思念。 ⑨悠：忧思的样子。 ⑩辗转：转动。反侧：翻来覆去。 琴瑟：琴和瑟都是古时的弦乐器。友：友好交往，亲近。 ⑿毛：拔取。 【译文】 关关鸣叫的水鸟， 栖居在河中沙洲。 善良美丽的姑娘， 好男儿的好配偶。 长短不齐的荇菜， 姑娘左右去摘采。 善良美丽的姑娘， 醒来做梦都想她。 思念追求不可得， 醒来做梦长相思。 悠悠思念情意切， 翻来覆去难入眠。 长短不齐的荇菜， 姑娘左右去摘采。 善良美丽的姑娘， 弹琴鼓瑟亲近她。 长短不齐的荇菜， 姑娘左右去摘取。 善良美丽的姑娘， 敲钟击鼓取悦她。 【读解】 民间的歌，唱出的是百姓的心声，唱出的是对生活真实体验的实实在在的道理。它的动人之处是道出了凡胎肉身的我们都能体验到的人生经历和道理，它的光辉使文人的矫柔造作和酸腐之气显得苍白贫血和令人作呕。 老百姓的歌跟老百姓的话一样，朴实、真切，一针见血，有血有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自然的法则。好男儿见到好姑娘砰然心动，好姑娘见到好男儿倾慕不已，这是最合乎自然，最合乎人性的冲动，才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妙龄少女怀春，翩翩少年钟情，大概应该算作人间永恒的主题。真挚动人的情歌，也可以说是千古绝唱。男欢女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有人偏要就此去考证发掘，钻进牛角尖去寻找微言大义，也有人扳起面孔做论文说废话，还有人意在此而故意言彼，更有人无病呻吟故作多情。人这个怪物，总要无事生非地造出一些鬼来吓唬自己，总是造些枷锁来给自己套上，就是不愿意对着镜子正面地、里里外外地看着自己。 时代在变，莫非人性也真地在变？男的不男，不长胡子，不骑马打枪，浑身奶油，手无缚鸡之力，不称“男人”而称“男孩”。女的不女，粗声大气，膀大腰粗，男孩不敢做的敢做，男孩不敢说的敢说，姑娘能做的不能做，姑娘会唱会说的不会唱不会说。工业化不仅把人变成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把男欢女爱的真情实感变成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罐头、方便面、巧克力、化妆品、洗发香波、泡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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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论文摘要及注释翻译
《论语十则》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yuè)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yùn)，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学习了(知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温习)它，不也高兴吗 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到这里)来，不也快乐吗 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学习需要不断复习才能掌握学了知识，按时复习，这是愉快的事这里既有学习方法，也有学习态度曾子曰:"吾日三省(xǐng)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地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呢 跟朋友往来是不是诚实呢 老师传授的学业是不是复习过呢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说:"在温习旧知识后，能有新体会，新发现，凭借这一点就可以当老师了"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说:"只读书却不思考，就会迷惑而无所适从;只是空想却不读书，就会有害5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由，教给你对待知与不知的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说:"看见贤明的人，要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明的人要反省有没有跟他相似的毛病"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说:"几个人同行(在一起)，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我要选择他们的长处来学习，看到自己有他们那些短处就要改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胸怀宽广，意志坚定，因为他肩负着重大的使命，路程又很遥远把实现'仁'的理想看作自己的使命，不也很重大吗 到死为止，(路)不也(走得)很遥远吗 "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孔子说:"(碰上)寒冷的冬天，这以后(才)知道松柏树是最后落叶的"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道:"有没有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 "孔子说:"那大概是'恕(道)'吧!自己所讨厌的事情，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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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十二章翻译和注释：字词分析：子：先生，指孔子。时习：按一定的时间复习。{不亦说乎}乎：语气词。说：通“悦”，愉快。自：从。知：知道，了解。愠：生气，发怒，恼怒。君子：这里指道德上有修养的人。吾:人称代词，我。日：每天。三省：多次进行自我检查，反省。三，泛指多次。为人谋：替人谋划事情。忠：竭尽自己的心力。传：传授，指老师传授的知识。十有五：十五岁。有，同“又”，用于整数和零数之间。立：站立，站得住。惑：迷惑，疑惑。天命：上天的意旨。古人认为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命，命令。罔：迷惑，意思是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殆：疑惑。箪：古代盛饭用的圆形竹器。曲肱：弯着胳膊。肱，胳膊。从心所欲：随心所欲。逾：越过，超过。堪：能忍受。笃：坚守文章翻译1、孔子说：“学习了知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复习它，不也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快乐的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 -------《学而》2、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是复习了呢？” -------《学而》3、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立志学习，三十岁能自立于世，四十岁能通情达理，不为外物所迷惑，五十岁了解并顺应了自然规律，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到七十岁才能达到随心所欲，想怎么做便怎么做，也不会超出规矩。” -------《为政》4、孔子说：“温习学过的知识，可以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就凭借这一点去做老师了。” -------《为政》5、孔子说：“只知道学习，却不知道思考，就会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只知道思考却不去学习，就会疑惑而无所得。” ----《为政》6、孔子说：“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一篮竹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贫穷与愁苦，颜回却没有改变在其中的乐趣。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 -------《雍也》7、孔子说：“懂得怎么学习的人不如喜爱学习的人；喜爱学习的人不如以学习为乐趣的人。” -------《雍也》8、孔子说：“我整天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乐趣也就在其中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 -------《述而》9、孔子说：“多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的老师的人。选择他的优点向他学习，看到自己身上也有她的缺点就改正自己的缺点。” -------《述而》10、孔子在河边感叹道：“时光像流水一样消逝， 日夜不停。” ------《子罕》11、孔子说：“军队的主帅可以改变，但是哪怕一个普通人的志气也不可改变。” -------《子罕》12、子夏说：“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提问并且能多考虑当前的事情，仁德就在其中了。” --------《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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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简史论文摘要及翻译注释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那么，曾经辉煌的“晋商”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落？有史学专家分析了晋商的性质，我认为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推究出晋商衰落的一些枝蔓。“综观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三是利润的封建化。”所谓山西商人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而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的结托关系，表现形式很多，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关于明清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我们知道，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总之，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晋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的经营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明代之前的山西南部 (包括现在的运城市、临汾市、晋城市、长治市)是一个富饶的地方。盛产盐的盐池就在运城，临汾、运城是产粮区，晋城、长治早就有发达的冶铁业和丝绸业。山西商人最早是在这一带从事经商活动，“开中制”实施之后这一带的商人利用早已从事粮食贸易和离盐池近的优势，从事盐业贸易，形成晋商。在明代中期，“折色制”取代“开中制”后，这一带的商人又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从盐业转向多元化贸易。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商帮。《长芦盐法志》所记载的五个纲中，泽潞之纲、平阳之纲和蒲州之纲，都是属于这一地区的。至于从事其他贸易的商人，所形成的行业公会，在外地所建的会馆就更多了。 明代晋商和以后的徽商有两个共同之点：一是以盐业为主业；二是依靠官商结合成功。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晋商大户，如灵石王家大院的主人王家，阳城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家，都是明代亦官亦商的大户人家。 当然，最出名的还要数蒲州的王家和张家。王家创业的一代是王现和王瑶兄弟。第二代王瑶的三子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等职，其兄王崇义为大盐商。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第二代张四维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张居正时其任内阁大臣，张居正去世后其任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而且，王崇古是张四维兄弟的舅舅。他们两家联合起来，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户。明人王世贞说：“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制二方利。”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上书皇帝说 “河东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并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当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折色法”实施后，也是张四维和王崇古共同促成了开放北部边疆贸易。张王两家第二代的官商结合使财富“不止十倍于初期”。 到明末以后，这一代晋商基本衰落了，而且，与清代之后的晋商没有什么直接的传承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清代晋商继承了明代晋商的精神。明代晋商王现在遗嘱中给子孙留下了 “利以义制”的商业精神，清代晋商把这句话改为 “以义制利”，作为商业活动的理念，这成为贯穿于晋商的一条红线。 清代晋商的中心在今天的晋中(祁县、平遥、太谷)，都是白手起家的。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相当广泛，但中心是船帮、驼帮和票帮。“船帮”是从事对日本贸易的商帮，因用船作为交通工具故名。当年与日本贸易主要是用中国的瓷器、丝绸、文房四宝等与日本交换铜。这种贸易据《东倭考》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 晋商中的范毓宾能从事这种贸易，在于其祖父范永斗在明亡之前就曾与满人有贸易关系，清建立之后被封为八大皇商之一。康熙年间，康熙带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范家承担运送军粮的工作，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白银。范家从事对日贸易达70余年，但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于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被抄家。其他从事这一行业的数余晋商受影响，船帮由此转衰。 “驼帮”是从事对外蒙古、俄罗斯茶叶贸易的商帮，因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故名。这种贸易明代就有，但真正繁荣起来，成为“帮”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尼布楚条约》规定了“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这为中俄贸易创造了条件。晋商在湖南、湖北、福建收购茶山，加工成俄罗斯人民需要的砖茶，出口到外蒙古、俄罗斯，换取皮毛、牲畜等。这种贸易迅速发展，每年的销售额在500万-600万卢布左右，利润高达一半。几乎所有晋商都从事这种贸易，其中以常家、渠家和曹家最大。同治年间，由于俄罗斯强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茶叶贸易衰落。十月革命后，茶叶贸易结束。 “票帮”是在原有的典当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成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以后全国共有票号51家，其中43家为山西人所办，总号在祁、太、平三地者共41家，仅平遥就有22家票号，因此，平遥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晋商的票号分号遍及全国，甚至国外，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票号存在的100年间是晋商最辉煌的时代，所以，也有人用票号来代表晋商。 晋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首先在于其从商历史最长，作为商帮活动的时间也最长，在经商中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但更重要的是，晋商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像徽商和粤商那样，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奋斗。因此，他们经商致富的过程也是带动各地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内蒙古包头市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这种说法是总结了乔家在包头经营商业，建立了复字号连锁商业，而后带动包头经济发展的事实。其实，不仅包头，整个内蒙古的经济发展都有晋商的贡献。从明代中期开始到清初达到高潮的走西口就是山西人开发内蒙古的历史。山西人到内蒙古从事农业、经营商业，是内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段。在辽宁也有“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城”的说法，这反映了晋商曹家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晋商把商业做到全国各地，就带动了各地经济发展。包括北京、东北、西北，甚至南方各省都受惠于晋商。对经济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商帮，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 晋商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企业制度，在十大商帮中只有晋商做到了这一点。这套制度当时相当先进，今天看来也不过时。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晋商在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采用股份制，道光元年是1821年，所以晋商实行股份制应该是在19世纪初。 以后，晋商的企业逐渐普及了股份制，19世纪初产生的票号都采用了股份制。而且，晋商当年的股份制并不比西方落后，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三个基本特点：股权多元化、有一个相对控股的大股东，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其次，晋商实行“用乡不用亲”，这就可以把家族式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管理。由此又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包括企业的组织架构、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人才培养、业务与员工管理、财会制度等。这套制度保证了晋商企业的有效运行。最后，晋商采用了独特的激励机制——身股制，即员工可以以身股参加企业分红。这种制度保证了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有效地把最优秀的山西人吸引到企业中，并激励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种制度现在作为企业员工的分享制，仍然在发挥作用。晋商能在封建社会中把商业做到极致，正是靠这一套创新制度的保证。 中国的十大商帮在经商中都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如吃苦耐劳，诚信经商等，但晋商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可以作为各个商帮的典范。这表现在：第一，以诚信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在经商中坚持“义、信、利”的思想，诚信具体化的两个内容，一是企业对客户的诚信，信奉“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二是企业内部员工对企业，职业经理人对东家的诚信，这种诚信是晋商成功的道德保证。第二，经商不忘爱国，致富不忘社会。晋商在历次灾害中救灾的表现和平时对社会对百姓的关心，在十大商帮中也是最突出的。第三，经商先要学会做人，晋商即使在大富之后仍然坚持了低调做人、善待他人，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今天乔家大院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正是乔家数代人善于做人的结果。晋商许多家族能历经数代、甚至十几代而不衰正在于这种善于做人的家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体现在晋商成功的各个方面，把中国文化如此成功地运用于商业实践中的，十大商帮中也只有晋商。 晋商在经历了五百年的辉煌之后，在清亡之际灭亡了。它的灭亡既有外部形势的变化，又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这些会在以后分析。当梁启超1912年在晋商欢迎他的宴会上作出对晋商的高度评价时，他说的“有此历史、有基础”决不是应景之辞。他说的自己常以晋商“自夸于世界之前”也不过分，晋商的确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日本人、西方人都不乏对晋商的研究与称赞。但他说的“能继续发达”则只能理解为他良好的希望。事实上，在1912年，晋商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亡，那些招待他的票号也是在苦苦挣扎之中。晋商辉煌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