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论文题目有哪些
其实农民工养老保险是值得一写的，最近国家出台了适用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办法，值得参考。其他诸如大学生就业保障，医疗系统福利化改革，国际社会保障比较，都值得一写。有关资料可以看看郑功成教授，陈良瑾教授的书，人大学报什么的。注意引用数据说明问题，建议看看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
养老保险的含义及我国人口老龄化概况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二养老保险的类型浅析三国民众的参保意识四广泛关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五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总体覆盖面窄。2、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主要表现为地区间、行业间的制度不统一以及缴费率与支付标准的不统一。3、企业对参保养老保险态度不明确，依法缴费意识差。4、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为养老保险的实施带来难度。
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论文题目
2]凌文豪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及对策[J]求索2009(10)[3]李衡，周一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J]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12)[4]郑少春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5]王亚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研究现状及趋势[J]学术界2008(03)[6]师振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问题2008(07)[7]孙祁祥，朱俊生人口转变、老龄化及其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J]财贸经济2008(04)[8]张文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16)[9]张运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杨颖新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效应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0(04)[2]郑少春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3]师振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问题2008(07)[4]孟庆平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7(03)[5]郝向东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的思考[J]特区经济2013(01)[6]史维良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证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3(08)[7]成海霞走出人口老龄化的困境——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及对策[J]中国劳动保障2013(08)[8]朱卫东，姚建平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未来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及其对策[J]经纪人学报2013(02)[9]张运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杨颖新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效应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0(04)[2]李晓霞，郝国喜上海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偿还[J]中国集体经济2010(06)[3]郑少春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4]郑少春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03)[5]刘雄英，黄纯波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2)[6]班茂盛，朱连忠城市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影响及政策建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6)[7]马斌，程贯平，刘文军广东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养老保险对策[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02)[8]王金安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陷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07)[9]宋科凡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筹款模式选择[J]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3)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这个很难给出个答案？建议你从社会现实状况入手，农村养老保险能满足人们的养老需求吗？具体的资料其实网上都能查到。关键是你的论文观点是不是够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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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论文目录
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和人口流动方式的改变，导致相当多的老年夫妇和独居老人固守乡村，也使养老关系中的载体与对象发生了空间分离，养老的难度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收不高，生活质量较差。目前我县除部分留守老人享受低保外，绝大多数老年人没有养老保障。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和子女贴补。据了解，老人的劳动主要是种地，但因子女不在身边，许多农活要请人，成本高，收入低，很多老人农忙时都舍不得花钱请人帮忙，致使劳动强度极大。随着孝道观念的不断淡化及子女在外务工谋生压力的加大，子女贴补缺乏稳定性，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更是少得可怜，因此，老年人生活相当俭朴。2、生活缺乏照顾，孙辈抚养负担重。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对农村留守老人而言都成为难题。同时，子女外出打工后，部分老人独居或配偶同居，大部分的老人与孙辈组成“隔代家庭”。还有不少留守老人的子女全部外出打工，仅留下老年父母及未成年的小孩，留守老人基本上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因此，老年人极害怕生病，害怕没有人照顾。很多老人都谈到“有子女在身边要安心得多，有个照应。”并且留守老人代为照顾的孙辈0—4个不等，负担极重。有的孙子年纪小，不能离身，给老人农作及家务劳动带来极大不便。3、隔代教育问题突出，心里压力较大。如果单从照顾孙辈的生活起居方面而言，只是增加老人的生活压力，增加劳动强度。但对小孩教育方面心理负担更重，主要因为农村老年人大多数识字不多，无法辅导小孩的学习，担心学习成绩差。特别是目前农村交通、通讯得到迅速改善，电视、网吧到处有，孩子在外的时间长，担心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老年人总觉得管理小孩力不从心。当孩子上中学后，由于相处时间大幅减少，孩子自控能力差，老人家庭管理鞭长莫及，这让老人极度担心却又无法监督管教。 4、家庭氛围缺失，精神生活单调。老年人口身体素质的下降和生理的自然老化，决定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并不仅仅需要经济保障，精神慰藉也同等重要。农村老年人过惯了苦日子，对物质生活往往没有过高的奢求，因此来自于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所必不可少的。据调查，子女外出后，电话就成为留守老人与子女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和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而实际上，有些老人连这样简单的基本精神慰藉都没有，有的子女一去就是多年却杳无音讯，有些老人甚至“不知子女是死是活”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农村留守老人大多过着 “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寂寞生活，缺乏家庭温暖，使他们倍感孤独。特别是独居老人感到有时候心里话没处诉说，有时间没法打发，很可能出现抑郁症状，觉得生活没有意思。随着年龄的增高，留守老人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他们与外界的接触也相应地越来越少。除了看电视、聊天，老人基本上没有别的消遣方式，精神生活异常单调。5、医疗难问题突出，健康保障丞待加强。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留守老人常年患病的比率高达70%以上，许多人是多病缠身。由于子女务工带来的收入提高，加之新农合的实施，留守老人就医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留守老人也只是对于一般的小病可以治疗，普遍存在“生不起病、拿不起药”的情况。而且老年人发病往往具有突然性，家中无人或抢救不及时，可能会错过治疗时机，导致严重后果。对农村留守老人来说，“小病抗，大病拖”，已成了一种潜意识。农村留守老人除了存在上述这些主要问题外，留守老人家庭很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而缺少青壮年男子在家中，也很容易沦为弱势群体，造成利益受损。三、对策与建议综上所述，劳动力外流引起的家庭结构、居住距离的变化直接和间接地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导致老年人的代际支持特别是经济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同时引起了隔代家庭的增加，加重留守老人的劳动、生活、精神以及抚养孙辈的负担。因此，为了适应这些变化，社会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一）坚持政策导向，着力构建良好环境。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的和谐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亦如此。政策导向体现了一个价值观的导向问题。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站在人性化的角度，从提高生活质量、稳定家庭关系的角度出发，立足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乡村、和谐家庭，审视和对待农村留守老人问题。在经济布局上应尽可能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大力发展本地经济，充分发挥本地非农产业务工成本低以及打工、务农可以兼顾的优势，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这既缓解了农忙时节和农村公益事业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又可以缓解“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无人照管等社会问题。（二）坚持制度支撑，健全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和农村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积极争取上级放宽条件，扩大农村低保比例，力争把符合条件的农村留守老人纳入低保范围，从经济上保证留守老年人达到基本生活水平。二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逐步由家庭养老方式向社会养老方式过渡。三是加大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做好宣传工作，扩大覆盖面，特别是力争把留守老人全部纳入新合疗范畴。如果财力允许，可以在中央、省财政补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切实地解决农民特别是留守老人“就医难、费用高”的问题。四是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制度，给予进城农民工以市民待遇。在居住权、劳动保障权、子女教育权、医疗、福利等各方面给予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同等待遇，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彻底实现外出务工农民的身份和职业转变，促使农民工由“单飞式”转移向“挪窝式”转移，实现由暂时性转移向永久性转移方式的转变，尽可能减少留守老人的数量，让尽可能多的外出务工农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同时，各级应共同协调努力，妥善安排城市外来人员的子女上学问题，降低外来人员在城市生活的门槛和限制，从而减轻老人因为子女外出而产生的隔代照料负担。(三）坚持创新方式，夯实经济供养基础。 1、多方争取资金。农村老人（包括留守老人）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家庭关系和农村大局作出了积极重大的贡献，全社会都应当自觉承担他们的养老扶助责任。要坚持舆论宣传引导、政策推动、制度促进等方式，引导多方各界出钱出力，参与解决农村老人特别是留守老人养老资金问题，形成家庭、企业、社会、个人、政府等多方共同出力、踊跃分担的局面，确保妥善安排留守老人问题资金需要。 2、发展农村地方经济，加强社区经济“养老”的支持力度。社区是老年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社会支持过程的展演平台。社区对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点要以雄厚的集体经济为基础。村组应从各自的资源（并非仅指自然资源）状况出发，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和集体经济。是那些不能下地从事重体力劳动及经济来源较少、较单一的留守老人们就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在村办企业中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使老年人学会“自我保障”，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增强老人们的自信心，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提高物质保障。 3、增加农业创收，增强子女支付养老费用的能力。政府应立足于实际，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地探索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提高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大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民发家致富创造条件，提高农民收入，为养老奠定经济基础。 4、倡导男女平等地位，解决嫁女不养老问题。儿子和女儿在赡养老人、继承遗产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纠正只有儿子才能养老的错误观念，适当明确女儿在养老中的责任与义务。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外嫁的女儿基本上不负担养老，但女儿的居住距离通常小于外出的儿子（一般女儿嫁在本县而儿子是在县外务工），更便于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因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四）坚持各方联动，营造社会养老氛围。针对留守老人的家庭照顾，要加大宣传强化子女对老人照顾的责任和义务，教育引导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充分履行自己在照料、教育子女方面的责任，切实减轻留守老人照看孙辈的负担。1、巩固家庭养老模式。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仍然扮演和发挥养老的重要角色和作用。要继续采取多种方式，稳定家庭养老关系，完善家庭养老模式，使其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养老的重要方式。 2、构架集中供养体系。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的发展，留守孤寡老人的增多，集中供养已成为农村养老发展的方向，因此构建健全的集中养老体系成为各地方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县已经有了一定的探索。如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心敬老院，可集中供养500人，同时，配合各乡镇敬老院，目前已基本能解决我县农村孤寡留守老人养老问题。这样既可缓解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又可增加新的就业途径和岗位，还可以把一部分外出人员留在本地，实现多方得利共赢。3、重视农村基层社团组织的助老作用。通过老年人协会等社团组织加快建立志愿者队伍，实现与留守老人的互助。鼓励农村中的中青年人、健康的低龄老人、邻居等都可作为志愿者，在志愿者与需要照料的留守老人、留守老人的外流子女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形成社会助老养老的良好氛围。（五）坚持畅通渠道，搭建精神慰藉平台。电话是留守老人与子女联系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除此就是子女逢年过节回乡探家。目前，我县电话普及率有所提高，农村大多数都是无线电话。但是这些还是完全不够的，社会、家庭都应当给予老人更多的关怀。1、积极推进农村通讯建设。农村通讯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快农村电话的普及，为留守老人与外出子女之间的联系搭建平台，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积极联系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通讯部门，开发创建适合留守老人的资费服务产品，便于老人们沟通。2、加强活动场所建设。支持村委会集体建设，并充分发挥农村老年协会和老年活动室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此应当加大支持力度，加大投入，以保障其正常开展活动。老年协会作为农村基层社团组织，应该组织起老人开展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文艺活动、身体锻炼、育儿讲座等，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大力发挥村委会在解决留守老人养老问题重要作用，村委会可以充分整合利用闲置资产、闲置土地改建、扩建托老所，建立农村的公共事业服务阵地，为有托管需求留守老人困难人群提供托管服务。根据现有条件，可对乡村小学校等实现多功能开发，开办形式多样的留守老人活动中心、娱乐室。3、不断加强孝道宣传。教育外出务工人员尊重父母，时时与父母保持联系，大事与老人商量，尊重老人的意见；按时给老人寄钱送物；让老人无后顾之忧。“常回家看看”，记得挂念家庭，时常打电话回家了解父母的生活状况及身体状况，更好地敬老爱老。4、引导留守老人自我调节。要充分发挥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如可以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村里的文化活动，参与邻里纠纷调节，担任村组经济发展参谋等，帮助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留守老人逐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更新观念，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分析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 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低下的生产力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块土地上而无其它谋生手段，封闭的交往形式又使农民只能依靠自身积累经验而无其它获取知识的途径。于是，对土地和耕作知识的拥有就成了社会继承与世代交替的重要内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退出生产领域后，并不放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子女要想获得土地必须以赡养父母为代价。同时，子承父业是传统农民家庭的突出特点，后代不仅由父母抚养成人，而且还从父祖那里学会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的产业和土地，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辈祖辈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 父辈们靠土地生产生育，培育后代；子辈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历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还通过法律条文，严禁子孙与父母分家分财。《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2．非货币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1）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工业化程度很低，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非货币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生产自己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要不停地生产以获得生活资料的供给，否则便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因年老而丧失生产能力的时候，此刻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产。很显然，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养老的主观条件分析 1．传 统的孝道思想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在任何年代里，老人的赡养不仅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而且还受到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赡养观念的制约。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4）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孝被抬到了极高的地位，成为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起点，并做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就是用孝束缚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孝的原则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5）封建统治者重孝的目的是为了效忠，显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和政治双重意义。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广大农民总是认认真真地行孝，孝顺父母的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2．享受天伦之乐的本能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动力 人是社会的动物，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独，乐于和儿孙生活在一起，于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感情，这就构成了家庭结构变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种牢固的封建家庭关系，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具有强大的保护职能，共同保护家庭成员和财产安全。每个家庭成员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更脱离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且家庭还有一定的稳定性，每个人都重家庭，轻个人，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荣，个人便可以忽略，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个人必须各安其分，在人伦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演好，而个人的真实意见和感受则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于是又形成近代农民家庭的内聚性和封闭性，主观上要求赡养老人必须在家庭内部进行。 3．政府的强力推行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外在动力 中国传统社会自实施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权模式下，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权力，努力造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绝对服从的心态。孝的本意是顺从和“无违”，将孝扩展到政治关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观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业绩的形象代表。在传统社会，老年人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国泰民安和国运长久的象征。乾隆三下江南，其间五六次都有百岁“人瑞”迎驾道旁，他认为是“太和之气”，“用征寿世”的吉兆。显然，当老年人被赋予国运和德治的象征意义时，家庭养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官员都将维护家庭养老作为国家任务进行推动。政府强力推行家庭养老的标志有三：第一，有负责相关事务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或专司其职的官员；第二，有保障家庭养老的制度和法规；第三，有维护家庭养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6）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养老是通过民政部门主管，县级机构直管，吏部考课，监察部门分察，孝文化灌输等逐渐纳入政府行为范畴的。 二、现代社会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及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 （一）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两次普查之间，家庭户规模从3人／户降到97人／户，到199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9人／户，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为44人/户。中国的家庭结构也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结构，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31%，其中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占81%，比1982年增长92个百分点。家庭户平均规模的缩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1990年四普时城乡合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单身户和一代户中所占比例为6%。据1992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12个省市的一份调查，老人中一代户的比例，城市达到41%，农村达到43%。（7） 生育率下降、子女减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还使得子女对老 年父母的照料产生了许多困难。子女多意味着老年人有较多的支持来源，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使得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总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同时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 （二）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父和老母；同时，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超过75岁之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将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导致年轻人消极拒养老人情绪的增加。 各种挑战因素的结合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瓦解和分化，这就是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相分离的态势，而且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过去传统模式下那么密集和经常了。这是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在现代化冲击下的一种变革。导致这种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两个因素在农村正在逐渐突出：第一，两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欢分开过，是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时尚，也可以说是人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对我国14省市的一项调查表明，2/3的农村青年婚后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8）在老人那一端，也有个图清静、少麻烦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迁因素。子女不在身边，在外地学习或工作，条件不成熟，两代人只好分居两地。显然，作为家庭养老，无论是传统模式抑或现代模式，有二个基本因素决定家庭养老的质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关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经济实力、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在农村，传统孝道观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经济实力的弱小，决定了农村养老质量的下降，也决定了养老社会化在农村存在的空间正在形成。 三、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分析 现代社会，中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多种养老方式并存的农村养老格局。许多新的养老方式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认真分析比较研究不同的养老方式，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养老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养老。这是当前中国农村使用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具体体现。这是一种最完美的养老方式，它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的主流养老方式。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构成中，来自子女供给部分城市占16．8%，镇占21．0%，县（农村地区）占38．1%。这说明子女供养在城镇老年人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在农村中则占有重要地位。（9） （二）集体养老。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农民意识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体养老的普及化和规模化。笔者认为集体养老只能作为农村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而不可能象有些地方官员所言成为家庭养老的替代形式。 （三）养老保险。面对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和家庭养老的弱化，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1991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民政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0） 应该说，农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 说还是离他们较远。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 （四）储蓄养老。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据笔者对河南省部分农村的调查，15%的农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胀、天文数字的医疗费以及农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储蓄养老已失去太大价值。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基础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农民人口多，占全国12亿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的2%，并且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2010远景目标纲要为中国农村养老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指明了今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思路，那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替代家庭养老？”就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的焦点。 根据笔者多年来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主要有： （一）货币经济的发展 非货币经济决定了交换只能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分离，家庭养老成为必然。只有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化生产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生产单位由家庭变为工厂，家庭成员各自都是独立的商品者，依靠参加社会化劳动而取得工资收入，即以货币经济完全取代非货币经济，老人才能挣脱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货币来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维持生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现代化的货币经济的存在。哈瑞斯说：“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办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父母孩子之间真正的反哺关系的遗迹也将消失”。（11）可见，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社会处于非货币经济即农业经济阶段时同样也是实行的家庭养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 养老的两个要素是物质保障和生活服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关键是解决了养老的物质基础，但是对于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没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来说，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必须具备相配套的生活服务体系。生活服务的提供有三个来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务；第二，家庭成员的服务；第三，社会化服务。家庭养老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家庭成员不仅提供了充足物质资料，还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务，而且亲人提供的服务又是最细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将来社会养老保险多么发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家庭养老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会化生活服务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村的经济发达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据《经济日报》记者王培楠报道，2001年初，广东省东莞市率先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正式运作。全市参保农民76万， 2万符合退休年龄的农村老人领取了首笔养老保险金。这意味着，从2001年起，东莞所有20岁至60岁的男性农民、20岁至55岁的女性农民，将全部进人“社会养老保险的安全网”中。广东省东莞市之所以率先实施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在于小小的东莞200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已达 56亿元，市、镇、村三级公有资产已达1168亿元，净资产652亿元；就在于每一个村的第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化生活服务水平已大大提高。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许多地方现在还处于摸索阶段，国外没有现成的模式 供使用，国内没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据，操作的时候难免有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当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务都会影响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受管理体制改革、利息持续下调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12） 从国外成功经验来看，养老保险制度越完善、服务越到位，投保者的热情就越高，保险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没钱，服务就越无法提高，投保者越没有热情，保险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四、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现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农民素质、社会心理、东方文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民对保险制度的信任度、非货币经济等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相比，状况很不如意。尽管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说还是离他们较远。从目前农民缴费的情况看，人均缴费不到150元钱，根据他们的缴费额，几十年后，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几元钱（相对于目前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养老保险金，根本达不到保险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部分参与社会保险并最终获得部分社会经济来源的条件已经产生：第一，除极少数未脱贫的地区之外，中国农民已经过上了温饱生活，很多农民已经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具有了一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地区农民，开展养老保险的乡镇覆盖率已达到95%，一些富裕的年迈农民通过一次性交纳几千元养老基金，已开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数额领取养老保险金（13）。第二，随着全国保险业务的发展，社会影响的扩大，计划生育政策手段的强化等等，农民参加保险的观念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理解到了参加社会保险对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觉性不断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顺应农民需要而推出了《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山东烟台从1989年开始，大胆地进行农村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这种喜忧参半的现状是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完全一致的。我国的农村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差距大，因而在养老问题上，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全面覆盖，如东莞、温州以及山东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贫困地区，连一般的保费还无法收齐。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因此，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五、解决我国农村养老的方式选择及立法的价值取向 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中的主要养老方式，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作为养老的载体辅助于多种养老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可以这样说，不管今后农村养老如何改革，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因此对于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我们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切不可以偏概全，随意放弃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和规范，更不可武断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能够完全替代家庭养老。 之所以说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家庭养老的成本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员更便于照顾老人，无需由专人脱离生产而专职对老人进行看管，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影响养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优原则。第二，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由于诸多的原因，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全面推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家庭养老这种古老的养老方式不能随便地减弱或放弃。第三，家庭服务业不甚发达。即使人人都参加了社会养老，年老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由于农村家庭服务业刚刚起步，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员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养老载体， 老人们即使手中握着钱也仍然无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载体选择的影响。传统的“子孙满堂”观念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家庭的依赖性、对子孙理解的渴望会进一步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拿到保险金的老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吗？很显然，家庭永远都是最理想的养老载体。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观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动对家庭养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单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规对家庭养老进行规范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必须将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养老的载体与养老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家庭愿意承担养老责任，但没有物质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无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仅有资金上的保证，但无人对其进行照顾，其生活也是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在巩固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须在农村强制推广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民建立防患意识，在其年轻力壮、创造力最强时，能有少部分的储蓄，以备年老、多病没有生活能力时所用。 鉴于上述分析，根据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参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农村养老的基本精神，我国农村养老立法的价值目标应该定位于：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14）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除了加强对全社会的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外，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种分散的规定方法不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协调，而且影响到农村养老制度的实施。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障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本着“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农村养老立法价值取向，我国农村养老法律体系可按以下思路构筑： 第一，尽快制订农村养老基本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可以作为我们正在制订中的《社会保障法》的部门法。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农村养老的原则、农村养老的形式、农村养老的种类、农村集体养老机构及其性质、家庭养老的内容、集体养老的内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及其性质、农村社会养老基金的筹集管理发放、法律责任等等。 第二，根据《农村养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制订如下部门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法》、《农村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农村家庭养老示范法》等等。 第三，制订农村养老的行政法规。这一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法律规范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方面，在整个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应该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家庭养老条例》、《农村集体养老条例》、《农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办法》、《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税收减免办法》。 综上所述，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相信其研究对国家今后的农村立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老人他们的孩子去哪啦！都是不孝顺的人才有这样的问题。
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摘要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综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约为9亿。妥善解决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农村地区推广"低保"制度，体现了政府在积极承担更多的公共职能，但相应资源需求的扩张与地方财政困境之间也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农村"低保"任重而道远。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 当前农村贫困的现状与农村低保工作存在的问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也是能否尽快建立与完善农村保障制度的关键。 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义：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解体，农村传统的以土地为基本手段的生活保障体系被削弱，农村的传统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养老、医疗问题以及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尽管1995年民政部为了帮助农村的贫困户解决衣食之忧，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但仍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是实施范围窄，覆盖面小，相当部分贫困居民得不到救济和补助;二是标准偏低，难以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门的救济经费不足，根本满足不了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需要。所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尽快建立起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缓和改革中的社会矛盾。改革本身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的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会受益，一部分人会受损;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高于另一部分人的受益。因此改革蕴含社会风险并形成对社会成员的压力。但是，全社会每一个人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显然弱势群体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较低，当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时，贫困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助于改善农村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活，缓和社会矛盾，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即农民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有可能投保参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农村全体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的保障，不仅经济发达地区需要，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其它各项制度都不能直接、及时、最大限度地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惟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做到这点。因此，尽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各项制度都很重要，都需建立起来，但相比而言，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1]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解决普遍贫困的阶段，把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5亿减少到1985年的25亿;第二是区域性的开发式扶贫阶段，其目标是通过政府努力，直接投资于具体的开发性项目，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地区经济增长，增强贫困人曰的"造血"能力，实现减贫的目标。特别是通过"八七"攻坚计划，在上个世纪末贫困人口减少到了3000万。在目前遗留下的2820万贫困人口中，约1/5为五保户，1/3强为残疾人口，超过1/4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这意味着，现有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严重边缘化，用传统的区域开发的方式进行扶贫已经不能奏效。 鉴于与20世纪相比，农村贫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以普遍的增长为目标扶贫方式已经不适用于这些边缘化的贫困人口。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但也扩大了收入差距，只有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平均增长率。其次，区域性开发式扶贫的效果也日益减弱。2001-2002年年均扶贫投入分别为"八五"和"九五"时期的7倍和2倍，而每年减贫的效果不到这两个时期的一半和1/3。每年人约300亿元的扶贫资金主要投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这些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不到62%， 因此，针对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种比区域性扶贫战略更加精确的瞄准机制，以及比开发性扶贫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来帮助他们脱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为此，农村"低保"是最适宜的制度选择。 农村贫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国的农村贫困，不单是农民收入低、县乡财政底子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它还包含了农民现有知识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闭塞、教育和科学的落后、卫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即人文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给人文贫困所下定义为：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1、从收入上分析。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1997年的1: 47扩大到2003年的1: 24。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超过5%，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目前，7亿多农村居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9%，而不到全国人口40%的城镇人口却占有全国60%以上的消费品市场。持续较长时间的农村市场低迷，消费不振，事实上已经构成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提高的重要制约 2、缺乏金融支持已成为农村发展的制约瓶颈。(1)自1978年到2001年，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从151亿元增加到1516亿元，年均增长5%；同期，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4%下降到8%。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扣除农、林、水等行政部门的事业费用后，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已所剩无几。(2)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都是存多贷少，金融机构就像水泵一样，把农村聚集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抽取到非农部门，致使本来干涸的农村市场存贷倒差突出，发展生产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近几年，在全社会贷款余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比重一直分别只占5%左右。1998年-2002年，全国银行系统存贷差导致农村资金外流达3000亿元。 3、从公共产品在城乡的分配来看。(1)从总体上比较，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有20年以上的巨大发展差距。我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却要交纳比其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多得多的税收，农村贫困和非贫困人口来自国家或集体的转移收入分别占收入来源的-56%和-13%。然而，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则长期享受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并直接得到各类财政补贴。(2)农村教育投资占全社会教育投资总量的23%，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农村的知识贫困。 (3)农村卫生方面的状况也不乐观。农村卫生投资占全国卫生投资总量的15%。据有关部门对湖北、江苏、广东三省的农户典型调查，"因病致贫"占贫困户的比例高达30%。(4)农村获得信息的渠道极其狭窄。就全国来看，目前网络用户中只有3%的用户是农民。 4、社会保险在农村的匮乏。到2001年底，全国有5462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占全部农村居民的37%；以四川省为例，截止2003年底，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有1万人，占全省农村居民的18-86%。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也刚刚起步，失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接近于零。 5、土地产权残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国家可以依法对土地进行征用，即土地市场被政府垄断，而垄断所得的"超额利润"，农民则得之甚少。由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加之农业比较效益低，导致土地粗放经营、掠夺性经营乃至撂荒现象频频出现。据四川省的典型调查显示，农地撂荒比重已达到10%左右。 6、从社会政治地位上分析。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普遍面临组织化程度低，保护利益弱等突出矛盾。近一亿的农民工更是生活在城市边缘，低收入、低福利、被拖欠工资、超强度劳动、无安全保障、不签定劳动合同等利益被侵犯现象相当普遍。特别是收入问题和社会歧视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日益严重。 7、扶贫资金力度虽大，但收效甚微。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减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1978- 1999年，农村贫困人口由 5亿人减少到3412万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在扶贫资金和扶贫人力方面，均加大了农村扶贫的力度，但减贫的效果却不甚明显。[3] 在农村，传统的社会救济是对农村"五保户"、特困户实行不定期、不定量的临时救济，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困难，但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随意、临时性。特别是对优抚对象的老弱病残和无劳动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关临时送温暖难以解决他们长期生活困难的问题。记者从福建省民政厅了解到，全省农村低保实施半年多来，出现三大不容忽视的问题。 1、农村家庭收入具体计算办法尚需规范。各地反映在审查、审核低保对象时，对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在实际执行时把握和确切计算还有难度；个别地方还存在人户分离，把年老父母与子女分开，单独由父母申请农村低保，而把法律规定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 2、省级转移支付核定的五保户数量与部分地方实际"五保户"人数有偏差。去年福建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对五保户供养采取省级专项支付补助办法。由于多年来各乡镇未认真执行国务院颁发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对象的评定和发证工作没有正常开展，致使调查摸底人数偏少，影响了五保户的准确核定。 3、县、乡(镇)负担资金能否持之以恒按时足额到位，还有待今后加强督促。这次调查了解，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县、乡负担的保障金，仍有部分地方可能难落实。[4] 目前，农村低保工作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认识上的误区。①德政工程论。目前包括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许多人对低保工作的法制性认识不足，认为低保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现行的工作方式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随意性较大，钱多了就多保一点，钱少了就少保一点，因钱定人。②经济决定论。也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认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资金不足，所以爱莫能助。就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言，经济和资金实力的确是一个重要条件，但绝不是决定因素。③城市优先于农村论。不少人认为，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最起码还拥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城市三无人员、下岗人员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因此，城市低保工作比农村低保工作更迫切、更重要。在实践中重视城市低保工作，忽视和轻视农村低保工作 2、农村低保对象界定标准上的困难。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人有其自身特点，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难：第一，收入难以货币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粮食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第二，收入的不稳定性。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三，由于农村养老金制度远未普及，那些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医、子女求学等方面的困难加大。 3、低保资金难以落实到位。主观层面上，部分基层政府部门对农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资金的挤占挪用；客观层面上，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完全依赖财政投入。不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收支状况尚属"吃饭财政"，依靠财政解决城市低保问题已勉为其难，对面更广、量更大的农村低保工作，供需矛盾突出、资金缺口难以弥补，这是制约农村低保工作整体推进的一个客观问题。 4、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形势的变迁。在户籍制度放开、人口流动频繁的新形势下，农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地相对分散，而基层民政部门人员配备较少，由乡村两级逐一调查核实的工作量较大。[5] 在当前，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偏远山区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正常劳动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获收入都只能勉强维系基本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学，那就会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如果是五保户、残疾人家庭，则常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证。虽然地方上会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但是每个月几十元对当前的物价水平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很多农村特困家庭经常借米下锅。 因此，在城市低保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建议有关部门把农村五保户、特困群众纳入低保范畴，扩大覆盖面、提高标准额：对五保户最好能办理农转非户口，实行集中供养，执行城镇的低保标准；对特困群众则依据困难情况，由财政拨付专项资金，给予适当的定向补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确保他们的基本生产、生活。也许有些地方要说财政困难啊，没有钱啊等等。事实上，很多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们如果能少开几次兴师动众的大会、少买些高标准豪华轿车、少进几次宾馆娱乐场所，这点钱还会省不出来？关键是领导同志们心目中有没有装着老百姓的利益，有没有把百姓的冷暖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6] 二、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很多地方的城市都对生活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低保制度却忽视了农村的特困群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举措。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殊性，加之受各种因素影响，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极为缓慢，有的甚至呈现负增长。而我国其他非农行业近几年都发展迅猛，由此导致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也因此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适当增加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缓解社会矛盾将发挥积极作用。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发达国家经验证明，要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的是城镇人口，这是不够全面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同时农业由于受科技落后、种植模式和管理模式落后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利位置。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适应市场，就显得尤为迫切。 3、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对等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举措。从农民角度看，他们不仅上缴农业税以及名目繁多的费直接为国家财政做出贡献，而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间接为国家积累大量财政资金，且这种积累方式目前还在持续。按照利益对等原则，政府以财政资金向社会提供服务及公共产品，作为这些服务及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该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税费的农民。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政府向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与城镇居民一样，农民也应该享受社会保障服务。结合我国各级财政实际状况，目前应先建立农村人口低保制度为宜。[7] 第二种观点认为，具有最低生活保障作用的土地保障功能日趋弱化。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土地在充当农业家庭经营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成为包括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托。这也是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持反对观点的主要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农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出现日趋弱化的态势。主要原因是：(1)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的走势，农民得自于土地的经营性收入大幅下降。 (2)农村土地的税费负担过重。以1999年为例，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加2，但人均农业各税却增加了8。日趋沉重的税费负担，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视土地为包袱，出现严重的土地"抛荒"或无偿转让现象。(3)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而不能凭借出售土地的收入来为自己提供保障，因而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主要体现于就业保障，即保障自己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然而一旦农民由年老或其他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保障功能将随之消失。[8] 第三种观点认为，能否在农村真正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难点在于资金的筹措。资金缺乏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原则上这部分资金应该来自于财政，通过各级政府来筹措，因为开办社会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立意。我国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够普遍建立起来，关键就在于政府的全力支持，并在资金上给予保证。但是这种主要靠政府、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的办法，在经济条件尚好的地方才有可能维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难度很大，这直接影响到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征收社会保障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专项基金。 征收社会保障税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且这种税已成为仅次于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类，在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我国实际看，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必要和可行的。[9] 第四种观点认为，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2820万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他们认为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开发扶贫投入少，而且更见效。 这份题为《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指出，中国政府从1986年以来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开发性扶贫计划。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25亿减少到2002年底的2820万。剩下的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或最终需要搬迁移民的。剩下的未获温饱人口中，有相当大部分也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或体弱多病失去正常劳动能力的。对这几部分人口继续沿用开发性扶贫方式，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基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出现的新形势和特点，中国应该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村未得温饱人口的贫困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具备这样的财力与能力。 第一，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如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确定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径计算，这仅需要07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的12％。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 第二，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人均627元）是根据满足普通农村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费需要制定的，食物支出部分占全部支出83％。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来看，农民人均收入达到这一标准，平均来说，应该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水平。这一标准低于人均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最低保障线也往往是低于国际贫困线的。 第三，由于各地的物价水平与相对生活水平不同，627元的最低标准，对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于部分中部地区来说是低了一些。在具体发放农村低保时，中央财政可按统一标准向各地支付低保资金。而各地可根据地方的财力与具体情况调高本地的农村低保标准。 "建议书"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意味着当前的开发式扶贫工作可以放松。事实上，以人均收入1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衡量，除了这2820万人之外，中国还有约6000万纯收入介于627到869元的低收入人群。他们刚刚跨过温饱线，极易返贫。但是与上述的2820万人不一样，这部分人是有生产能力的，开发式的扶贫方式对他们更为适宜。[1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保障待遇"上，农村"低保"标准应由县级市、区民政部门会同农村工作、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每年由民政部门提出保底指导标准。标准的确定和调整，还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当地农村年人均实际生活水平；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费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对于同一地区的"低保"对象，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不同待遇"。如把"低保"农民分为"失地农民"和"非失地农民"，给予不同的"低保"资金。土地实际上一直承担着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拥有土地的农民在土地上尚有一定的收入，而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生活来源。所以对两者的"低保"资金也要制定不同的标准。 从工作发展情况看，经济较发达地区条件比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标准、办法有别的农村"低保"。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社会救济任务繁重和地方财政困难等因素，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难度相对较大。农村'低保'资金筹措多是由县(市区)、乡(镇)、村(居)按比例承担。但县、乡财政紧张，村级财政没有稳定的来源。因此，农村"低保"大面积推广，还存在不少难题。 新出台的政策应将享受"低保"视为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政府对他们的一种施舍，不得设定各种附加"条件"和"义务"，让更多的困难群体有尊严有保障地拿到"活命钱"。[11] 第六种观点认为，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键环节。表面上看，农村有8亿人口，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在财力上会承受不起。这也是很多人对农村建"低保"持消极态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只要标准适宜，操作得当，建立农村"低保"的财政负担并不重，在财力上是可行的。 目前，每年中央扶贫资金总量超过300亿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100亿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扶贫的财政资金每年近140亿元。如果这些资金用于建立"低保"，甚至可以把"低保"标准提高到目前的绝对贫困线之上。此外，目前民政部门每年支出近2亿元，已经在为2289万农村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会救济，而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与贫困人口重合的。将现行的农村社会救济与新建立的全面"低保"制度统筹起来，财政上的负担可以进一步减轻。另外，由于实际支付的低保资金是补足家庭人均收入和贫困线之间的差额部分，因此，实际的支付数额将低于按贫困线支付的数额。 每年需要投入的财政资金和资金所能覆盖的贫困人口。在财政投入和城市低保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低保制度解决现有的农村贫困问题。很显然，如果降低低保标准，仅仅利用现有的公共扶贫资源，就可以覆盖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对现有扶持农村脆弱群体的公共资源进行结构调整，而不会对财政资金的总量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政策的延续性角度出发，应该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作是现有的专项扶贫计划的延伸和完善，是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化的过程。由于改变以往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会提高社会救助的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将以前的扶贫资金，尤其是扶贫资金中财政投入的部分，转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不仅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建立农村社会救助的长效机制。[12] 第七种观点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进一步强化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与社会保险制度强调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不同，社会救济制度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甚至生存。因此，国家对于社会救助对象要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制度的职责。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包括五保户制度、救灾救济、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等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普遍化的社会救济制度，也是发挥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当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继续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政策，使农村贫困人口既真正得到救助，又有利于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其次，政府有责任强制性推动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疗保障是目前广大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政府有责任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大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以保大病为重点，并兼顾公共卫生保健。再次，在完善家庭保障的基础上适当扶持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发展。同时，还可以考虑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赋予农村土地"永佃权"，使地租成为农村老年人口的重要收入来源。[13] 三、对策建议 在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而国家财政目前又无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将城乡低保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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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的含义及我国人口老龄化概况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二养老保险的类型浅析三国民众的参保意识四广泛关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五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1、总体覆盖面窄。2、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主要表现为地区间、行业间的制度不统一以及缴费率与支付标准的不统一。3、企业对参保养老保险态度不明确，依法缴费意识差。4、国家财政收支困难为养老保险的实施带来难度。
这个很难给出个答案？建议你从社会现实状况入手，农村养老保险能满足人们的养老需求吗？具体的资料其实网上都能查到。关键是你的论文观点是不是够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