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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论文3000字定西旅游景点

发布时间:2024-07-08 02:17:28

旅游文化论文3000字定西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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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旅游景点论文3000字开头

近年来,我国的旅游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各地的景点建设存在着不少问题,使人产生深深的忧虑:中国旅游,21世纪看什么?一、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对传统旅游景区的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各地竞相发展经济,很多地方以追求高经济指标为第一目的,环境保护被相对忽视了,甚至有些地方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发展。首先是景区环境恶化。上海的黄浦江,广州的珠江,苏州的河港,南京的秦淮河都曾是“游船云集,鼓瑟相闻”的著名游览区。但是今天,由于在急速发展经济的同时,顾不了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这些河流已经变成了令人厌恶的“黑河”、“臭河”,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在中国的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的上游河谷地带,近年来兴办了十几家采矿冶炼企业,它们排放的废水使奔腾在这一著名瀑布上的水流不再洁白晶莹,而是泛着黄色泡沫的浊流!在被联合国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九寨沟,由于沟内居民为发展旅游经济无规划、无限度地建立旅馆、商店,给沟内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以致考察的联合国官员在《世界遗产提名——IUCN技术估评》材料中对中国发出了警告……其次是人为的破坏。在享有国际声誉的长江三峡西陵峡内,每天都有数百艘民船在临江采石,为的是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提供廉价的石料;在著名的西双版纳,每年都要烧掉几万亩原始森林,为的是在火劫过的林地上播种耕作!在广东虎门炮台这一中国人民第一次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朽遗址上,当地政府竟然批准某公司放炮炸土搞基建,虎门炮台被部分震坍!比起环境污染来,这些人为的破坏更令人痛心。再次是景点的商业化。景点是一种特殊的“视觉商品”。但是,在很多景点,人们都看到摊棚林立,吆喝四起,游人不仅要受“夹道欢迎”之苦,更要受“视觉摧残”之痛。闻名中外的杭州西湖周围,近年来违章建筑已达597座,总面积5.52万平方米,可1993年经审批的建筑竟达24.7891万平方米,照此发展下去,50年后西湖景区将无游客立足之地!最后是景区的城市化。景区之所以成为景区,就是因为它具有区别于城市而供人们游览、观光和休憩的作用。但是,很多旅游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搞基本建设时片面强调“硬件”的规模和质量,力求城市化,试图以城市化来吸引城里人,而不是以田园化、自然化来吸引城里人。殊不知,城里人如果大老远跑到你这来住宾馆、逛街道,还不如在家里便当!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因过份向大自然索取而导致环境恶化的现象,沉痛的教训使人们转而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建设。昔日那些因严重污染而使游客望而却步的地方重又游人云集,如曾因毒雾导致4000余人丧生的“雾都”伦敦,今天已碧空如洗,泰晤士河又清澈如镜,伦敦成为欧洲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沿岸分布着十几座工业城市的德国莱茵河,也曾是一条著名的污染河,但如今莱茵河两岸风光旖旎,成为德国著名的旅游走廊……但愿中国不要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二、新景点开发缺乏特色和竞争力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往往直接起到吸引游客的作用,如西班牙的海滨、泰国的佛教,荷兰的风车,瑞士的湖泊等等,无一不具有独特的魅力。但纵观全国的新景点开发建设,人们不难发现,有二种不良的倾向:(1)微缩景观趋于泛滥。自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点推出后,全国掀起了微缩景观热。仅微缩世界著名景点的就有北京丰台的“世界公园”,江苏无锡的“世界奇观”,山东烟台的“西洋五千年旅游区”,海南三亚的“热带风情旅游线”,天津武清县的“杨村小世界”,四川重庆的“世界风光旅游城”,广东深圳的“世界之窗”。这些景点动辄投资几千万上亿元,其中“西洋五千年旅游区”投资额高达11.8亿元。对某个地区来说,也许某个微缩景点是其重点旅游项目,能吸引一些游客,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旅游业来说,这些雷同的景点,正是急功近利中的短期经济行为的典型表现。(2)发掘、表现古代文化肤浅拙劣中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对国外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各地又掀起了一个大规模“营造”古代文化景点热。尽管有些景点建得很有特色,但从整体上来说,大多存在着认识肤浅,表现手法平庸,迎合游客低级趣味等问题。如表现古代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缩影的就有开封的“宋城”,武汉的“楚城”长沙的“古汉城”,南昌的“明城”,浙江奉化的“清末民初一条街”,邯郸的“中国梦幻文化城”等。此外,重复建设也非常惊人:各种“民俗文化村”,在全国出现了几十家,“西游记宫”出现了50座,“三国城”在四川、河南、湖北、山西等处平地而起,《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在河北正定县、北京南菜园、四川重庆安家落户,鬼城在四川、湖南等地出现十几家。这种认为主观愿望可以弥补一切的做法,极易对中国文化进行歪曲和损害,给国人尤其是外国人以片面引导,掩盖辉煌悠久、精深博大的中国古代文化。

陕西是中国旅游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资源品位高、存量大、种类多、文化积淀深厚,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极为丰富,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全省现有各类文物点58万处、博物馆151座、馆藏各类文物90万件(组),文物点密度之大、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均居全国首位。“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及其丈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墓乾陵,佛教名刹法门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西安城墙,中国最大的石质书库西安碑林,仅古代帝王陵墓就有72座。 扩展资料:陕西省,简称陕或秦,又称三秦,为中国西北一省级行政单位,省会古都西安,位于中国内陆的腹地,属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上游,地理坐标处于东经105°29′~111°15′,北纬31°42′~39°35′之间。面积约21万平方千米,人口3733万,下辖西安1副省级市、宝鸡等9地级市及1农业示范区。东邻山西、河南,西连宁夏、甘肃,南抵四川、重庆、湖北,北接内蒙古,为连接中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关中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上古时为雍州所在,是黄帝的葬地。西周初年,周成王以陕原为界,原西由召公管辖,后人遂称陕原以西为“陕西”。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为中华之源,历史较长时期简称秦。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陕西属于中等发展省份,经济总量居全国中等水平。 陕西境内主要河流有黄河、渭河、无定河、延河、泾河、北洛河、汉江、嘉陵江、丹江等。北山山脉、南山山脉(即秦岭)横断陕西,将全省分为三部分。境内最高峰为秦岭主峰太白山,秦岭的华山、终南山、骊山、五台山(南五台)、翠华山都久负盛名。境内第一大淡水湖为陕北榆林的红碱淖。 陕西,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据《国语》载,西周初年,周王朝以“陕原”(今河南三门峡陕县境内)为界。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人类诞生初期80万年前的西安蓝田猿人,这里是仰韶文化最集中的发现地,这里有最具原始社会氏族文化代表性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中国较早的城市西安杨官寨遗址,有世界四大古都的长安,这里是世代景仰的人文初祖炎帝(生于宝鸡市)和黄帝(生于武功县)的诞生地、部族发源地及陵寝所在地,相传也是更为久远的华胥古国或华胥氏的所在。华胥氏是中华民族的元祖,她分别繁衍了女娲、伏羲,后来女娲、伏羲繁衍了少典,而炎帝、黄帝二帝又是少典的后裔,故华夏和中华中的华字皆源于华胥氏。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旅游空间回答帮助,谢谢~~

不是专业人士,带你找点资料当前,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限的资源面临着旅游市场迅速扩张的巨大压力。而重复建设和盲目粗放式开发更加重了资源供需失衡;资源开发从人文景观资源转向自然生态资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就成为一对难解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旅游事业的发展也因“两张皮”而导致不可再生的文化生态资源的浪费;旅游经济高速增长与僵化陈旧体制并存,开发机制有待转换,管理水平有待提高。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并以珠海市为例来探讨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的正确途径。 关键词:旅游资源 开发 保护 一、旅游资源开发原则与景点布局珠海作为全国唯一以整座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正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大开发,也就是旅游环境容量的大扩容。对此,我们应如何确定扩容的方向、内容、层次、深度,以达到既有内涵的提升,又有外延的扩展?在扩容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本人认为,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特色性原则。特色即差异性。鲜明的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有注意力。旅游经济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特色。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实质就是要寻找、发掘和利用旅游资源的特色。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应使它的原有的特色得以保持,同时,还应使其原由特色更加鲜明和有所创新和发展,绝对要避免在开发后的旅游资源使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二)共生性原则。就是这一旅游项目与另一旅游项目之间是共生的。旅游项目是外部性很强的项目,有正向和负向外部性之分。所谓正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容的、互补的、协调的,看了这一景点之后,有一种再去游览另一景点的渴望。所谓负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克的、类同的,而不是呈现合作形态。旅游资源的共生性,包括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共生性现象,而且不同的旅游项目,其共生现象是不同的。如展览馆与宾馆、商场、交通设施、自然景点、人造景点相互之间是共生的。所以,要注意各种旅游景点在某一小区域内的协调。(三)网络化原则。旅游业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网络,是自然网络。在珠海旅游业的发展问题上,我们经常强调要有大珠三角的观念,要发挥珠三角各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实际上,如果某地有独特性的旅游亮点,即使人为阻止也是不行的,游客还是会千里迢迢去游览,会千方百计解决道路不畅、住宿饮食不便等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有没有形成亮点,有没有形成网络,各地的旅游景点在大区域范围内有没有产生互补效应。从珠海的旅游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以下三个网络。首先是小网络,即中心城区旅游景点的大扩容。我们要考虑景点之间的共生性,要强调内涵的挖掘,包括实施市区西部和东部的旅游大开发,重点开发建设唐家湾古村镇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原唐家旧镇、共乐园、淇澳白石街、金鼎会同村等,珠海国际赛车、珍珠乐园等旅游资源也有待于整合)、现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大学园区、南方软件园、科技创新海岸等)和南湾旅游新区(包括南屏科技工业园工业游、北山杨氏大宗祠、湾仔花卉公园、海鲜干货市场购物游等)、横琴特色旅游区。其次是中网络。也就是“两区一岛”,即斗门区、金湾区和东区海岛的旅游开发。斗门区的白藤湖旅游区已经配套成熟;御温泉也已名扬海内外;黄杨山-金台寺旅游区正在完善之中;生态农业游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挖掘。金湾区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旅游开发也呈现良好势头。亚马逊热带风情园起步看好;平沙温泉由于香港中旅注资改造气势恢弘;飞沙滩也渐渐游人如过江之鲫;长达30千米的珠港大道不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工业园区,也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旅游区……但目前整个大西区的旅游线路安排还是单向的,没有形成环线。我们应将珠港大道、湖心路、黄杨大道构成的“U”字形结构变为“O”字形结构,使之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小的闭环,将湖光山色、寺庙温泉、港口海滩等山水景观和文化景观、城市景观串联起来,而后向外辐射。东区海岛开发还需加大力度。从目前已开发的东奥岛、桂山岛、万山岛和外伶仃岛看,基础设施不足、水电供应、交通、污染等问题有待解决,旅游项目的开发尚待挖掘,动植物资源保护有待加强。特别是要乘港珠澳大桥的契机,加强与香港、澳门合作,形成珠江口海域特色旅游环线。第三是大网络,就是整个大珠三角旅游资源的连线成网。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把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广深珠和粤港澳的旅游资源是完全可以整合的。今年初推出的广深珠万人美食游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以上观之,要实现旅游景点的特色性、共生性和网络化,自身的核心景点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但目前我们许多旅游景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这关键在于景点扩容的思路、设计理念和开发主体上存在着问题。从设计理念上讲,自然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求有独特性,同时还要强调资源开发上的文化内涵。俗话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景区也是这样,景不在大,有文化内涵则荣,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就会昌盛。小尺度的自然景点开发如果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内涵,就不会令人流连忘返。有些旅游景点建设的低水平,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文化景观而言,主题公园是最容易重复的。为什么会是开发水平太低,而且互补性不强呢?关键是许多主题公园的文化原型没有对路。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幻想文化(游乐园)之间都存在互补性,有些是延伸,有些是转换,有些是对比,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没有处理好,景点规划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珠海旅游景点另一扩容方向,应该是由城市走向乡村,这是符合人类回归自然大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要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四种模式;而发展生态旅游则应注意三大问题。(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选择 1、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消极的,已是被实践所否认的。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文物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地方政府目的,特别不是旅游业的目的。 2、为开发而开发。这是盲目的,是小农意识。就像农民在水乡养猪、河里养点鱼一样,养大了卖出去,取得个人利益,而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则全都不管。还有的地方把非常好的景观地带搞成墓地,能卖出去收点钱就行,根本不考虑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毁了聚宝盆去讨饭。 3、为保护而开发。如果这个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白藤湖地带,既有沼泽地,又不完全是湿地,带有天然与人工池塘相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在珠海城区存在这样的一块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统一,这在整个中国城市中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来的。白藤湖水乡这样的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如果被破坏了,是无法恢复的。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不能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开发,必须是政府进行垄断,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分片分期进行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可分成三类:一是完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二是政府与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像威尼斯一样,将白藤湖水乡内的道路、桥梁由企业为主体兴建。小游船的经营权则由政府垄断,拍卖给企业经营。三是完全由政府为主体开发。如城区中的古村落的改造、水体的保护等。重要的旅游资源应取后两种开发模式。 4、为开发而保护。如石溪山的石刻、高栏岛的摩崖石刻等,只有通过开发才能得到保护。可以选择在政府严格规划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有些项目规划好以后,可以将项目30年的经营权公开拍卖,国有资产就可以实现最大化,而且是一次性收入。上述石刻和东区海岛等项目的开发经营权,如进行公开拍卖,就可卖到很高的价钱,而后由业主们自行招商,精心策划开发。这就是政府对项目的所有权垄断,经营权放开。项目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时,要设立谁最具有开发能力,谁设计的开发方案最好这两个标的。第一个标的由拍卖评定,第二个标的由专家组投票评定。把这两个标的统一起来,最后确定开发单位。如为开发而保护,就要停止“石头经济”、“泥沙经济”、高山蔬菜、木材加工的发展,把郁郁葱葱的山头搞成癞痢头,那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这些低层次的开发、破坏性的开发,必须停止,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二)开发生态旅游应注意的问题发展生态旅游是珠海的重头戏。珠海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而且与广州、深圳和香港、澳门是互补的。在发展生态旅游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原生的、和谐的生态系统。在我国旅游景点的开发上,要补上这一课。在西方国家有一门大地景观学的学科,强调将整个自然大地看成为一个宏观层次的景观,而不是微观层次的一个院落。而我国通常是把自然景观神化,带有一些神秘的文化色彩。所以在景观中,必须是人与自然、文化与生态和谐共处的状态。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应该受到良好保护的。生态资源与一般的资源是不同的,是不可再生的,不可逆的。无论是山林,还是水体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保护的对象是什么?谁来保护?保护的目的和动力是什么?这三者必须要搞清楚。否则,生态资源就不可能得到永续利用。三是发展生态旅游要强调当地群众的参与性和收益性。只有当地群众的参与,才能把破坏资源的力量转变为保护资源的力量、建设性的力量。群众参与存在着直接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利益主体,确定了利益主体,资源的开发保护就比较容易进行。同时还存在着协调性,当地群众参与所开发的生态旅游,是原汁原味的,这一人文与当地的生态是协调的,是互补的。只有当地群众参与,让他们获得了利益,才能让他们体会到资源的价值,自觉地进行保护。过去许多景区乱砍乱伐,禁而不止,最后政府出一点资金,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护山队,允许他们在景区划定的地点开设小店做些土特产和旅游品的生意,结果破坏的力量转变为保护的力量,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收益。印尼在巴厘岛的奴萨杜阿旅游度假区的开发中十分注重这一点,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生态旅游主要存在着四个功能:即旅游功能、保护功能、促进经济增长功能或是扶贫功能、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功能。所以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上综合效益很高,我们必须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三、旅游资源开发与城镇建设一体化旅游业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而城市是最有深度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好的留客性,是注意力经济与集聚性经济的结合体。既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能把人们留下来的载体,非城市莫属。风景区内的溶洞即使再漂亮,也不可能把游客留住在洞里,但城市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对此,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一)旅游城镇的类型。作为一个城市,应有独特性的自然风貌,有活跃的经济活力,有集中的旅游设施,而且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景观、悠久的历史文化、优越繁荣的购物环境,同时又有便利的交通和居住条件、发达的科技信息。江南水乡名镇周庄,过去遭到了人为破坏,现在认识到了这是旅游资源,把它恢复起来,结果成了宝贝,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几百万元。门票收入的5倍就是旅游总收入。像兰溪的诸葛村,原来是比较破落的村庄,经修复以后,每年的旅游门票收入也达到300万元,成为村级经济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都是在城镇建设中注意到旅游业的发展所起的效果。按城市旅游资源的特性来划分,珠海的城镇可以分为三类;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旅游景点论文3000字怎么写

近年来,我国的旅游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目前我国各地的景点建设存在着不少问题,使人产生深深的忧虑:中国旅游,21世纪看什么?一、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对传统旅游景区的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各地竞相发展经济,很多地方以追求高经济指标为第一目的,环境保护被相对忽视了,甚至有些地方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发展。首先是景区环境恶化。上海的黄浦江,广州的珠江,苏州的河港,南京的秦淮河都曾是“游船云集,鼓瑟相闻”的著名游览区。但是今天,由于在急速发展经济的同时,顾不了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这些河流已经变成了令人厌恶的“黑河”、“臭河”,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在中国的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的上游河谷地带,近年来兴办了十几家采矿冶炼企业,它们排放的废水使奔腾在这一著名瀑布上的水流不再洁白晶莹,而是泛着黄色泡沫的浊流!在被联合国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九寨沟,由于沟内居民为发展旅游经济无规划、无限度地建立旅馆、商店,给沟内造成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以致考察的联合国官员在《世界遗产提名——IUCN技术估评》材料中对中国发出了警告……其次是人为的破坏。在享有国际声誉的长江三峡西陵峡内,每天都有数百艘民船在临江采石,为的是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提供廉价的石料;在著名的西双版纳,每年都要烧掉几万亩原始森林,为的是在火劫过的林地上播种耕作!在广东虎门炮台这一中国人民第一次抗击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朽遗址上,当地政府竟然批准某公司放炮炸土搞基建,虎门炮台被部分震坍!比起环境污染来,这些人为的破坏更令人痛心。再次是景点的商业化。景点是一种特殊的“视觉商品”。但是,在很多景点,人们都看到摊棚林立,吆喝四起,游人不仅要受“夹道欢迎”之苦,更要受“视觉摧残”之痛。闻名中外的杭州西湖周围,近年来违章建筑已达597座,总面积5.52万平方米,可1993年经审批的建筑竟达24.7891万平方米,照此发展下去,50年后西湖景区将无游客立足之地!最后是景区的城市化。景区之所以成为景区,就是因为它具有区别于城市而供人们游览、观光和休憩的作用。但是,很多旅游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搞基本建设时片面强调“硬件”的规模和质量,力求城市化,试图以城市化来吸引城里人,而不是以田园化、自然化来吸引城里人。殊不知,城里人如果大老远跑到你这来住宾馆、逛街道,还不如在家里便当!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因过份向大自然索取而导致环境恶化的现象,沉痛的教训使人们转而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建设。昔日那些因严重污染而使游客望而却步的地方重又游人云集,如曾因毒雾导致4000余人丧生的“雾都”伦敦,今天已碧空如洗,泰晤士河又清澈如镜,伦敦成为欧洲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沿岸分布着十几座工业城市的德国莱茵河,也曾是一条著名的污染河,但如今莱茵河两岸风光旖旎,成为德国著名的旅游走廊……但愿中国不要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二、新景点开发缺乏特色和竞争力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往往直接起到吸引游客的作用,如西班牙的海滨、泰国的佛教,荷兰的风车,瑞士的湖泊等等,无一不具有独特的魅力。但纵观全国的新景点开发建设,人们不难发现,有二种不良的倾向:(1)微缩景观趋于泛滥。自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点推出后,全国掀起了微缩景观热。仅微缩世界著名景点的就有北京丰台的“世界公园”,江苏无锡的“世界奇观”,山东烟台的“西洋五千年旅游区”,海南三亚的“热带风情旅游线”,天津武清县的“杨村小世界”,四川重庆的“世界风光旅游城”,广东深圳的“世界之窗”。这些景点动辄投资几千万上亿元,其中“西洋五千年旅游区”投资额高达11.8亿元。对某个地区来说,也许某个微缩景点是其重点旅游项目,能吸引一些游客,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旅游业来说,这些雷同的景点,正是急功近利中的短期经济行为的典型表现。(2)发掘、表现古代文化肤浅拙劣中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对国外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各地又掀起了一个大规模“营造”古代文化景点热。尽管有些景点建得很有特色,但从整体上来说,大多存在着认识肤浅,表现手法平庸,迎合游客低级趣味等问题。如表现古代某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缩影的就有开封的“宋城”,武汉的“楚城”长沙的“古汉城”,南昌的“明城”,浙江奉化的“清末民初一条街”,邯郸的“中国梦幻文化城”等。此外,重复建设也非常惊人:各种“民俗文化村”,在全国出现了几十家,“西游记宫”出现了50座,“三国城”在四川、河南、湖北、山西等处平地而起,《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在河北正定县、北京南菜园、四川重庆安家落户,鬼城在四川、湖南等地出现十几家。这种认为主观愿望可以弥补一切的做法,极易对中国文化进行歪曲和损害,给国人尤其是外国人以片面引导,掩盖辉煌悠久、精深博大的中国古代文化。

你想要3000字的论文啊,到底有多少人会在这里为了拿你那70或者270分写3000字的答案在这里呢?就算是真的有,那个答案会是原创的吗?

论文应以我国旅游景区的事件营销为例,分析了我国旅游景区事件营销的分类,以及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阐明了事件营销给旅游景区经营管理带来的显著效应。在研究、分析我国旅游景区事件营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策略。一定要有实例子,要丰富,这样,几万字没问题,具体例子在网上查找就行了。  相关文章,好好充实一下就行,按照论文的套路整。  第一篇:  中国的旅游景区开发管理体制存在很多的问题,这和我国旅游业发展时间短有关系,和我国景区管理体制不健全有关系,和景区开发资金短缺有关系,下面我们就细细分析。  (一) 景区开发体制是症结  我国景区管理体制的现状:在风景名胜区设立人民政府及设立管委会这两种基本管理体制,在全国风景名胜区,尤其是著名风景名胜区实行了10多年。  在10多年间,各地风景名胜区根据自已本地的实际情况和基础条件,逐步摸索出了适合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和方法,总结出了许多好的经验。然而,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由于最近10多年我国正好处于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时期,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渡,现实情况与当年制定国家和地方法规的经济体制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景区开发、建设和管理的利益驱动机制完全改变,再加上当初国家和地方所制定的法规的不完备、不配套,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各地景区管理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体制不顺、不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问题,给景区的保护、开发和建设带来了困难,并使新景区的开发建设难以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运作。  目前,实行的人民政府和管委会这两种基本管理体制,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旅游景区管理机构庞大臃肿,精力分散  设立县级人民政府的风景名胜区,以政府行政权力管理景区,有立法权和执法权。因此,凡是人民政府所设立的机构它都必须对应设立,导致了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必须管理景区内的国计民生等经济、社会问题,如学校、医院、城市人口就业、计划生育以及工农业的发展等等,这样就大大分散了景区领导的精力,使其不能集中精力、人力、物力、财力抓景区建设和保护。以管委会模式管理的景区,由于不能依法享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力,因此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没有独立的公安、工商、税务、财政等管理权。由于授予的行政管理权限不够,对景区的管理力度不够,对景区的开发建设也很不利。   景区管理条块分割严重  许多国家级景区就设立了县以上人民政府,也受到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的困扰。如武陵源风景区设立的人民政府,它对天子山、索溪峪拥有顺畅的管理权,但对景区内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却无法行使有效管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是由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和省林业厅双重领导的事业单位,与武陵源区人民政府级别相同,于是出现了一个景区内存在着两个处级管理机构的多头管理问题。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没有规划建设行政管理职能,武陵源区政府虽有行政管理职能,但无法对森林公园区域实施监督管理,致使森林公园区域的规划、建设与总体要求脱节。  设立了县级人民政府的景区尚且如此,采取管委会形式的景区受到的管理权限条块分割的困扰就更严重了。   景区管理法律法规不健全  景区管理法律法规条款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配套性和统一性。执法队伍力量不够,执法水平低,不能对景区内违规事件实行强有力的执法,不能对影响和破坏景区形象的建设项目依法整改或拆除,也不能依法根治环境污染。   景区内原有居(村)民控制困难  几乎所有的景区都有世居的农民。现在,他们的生活来源除少数人员耕种土地外,80%以上居(村)民靠旅游接待服务经营发家致富,景区内农民人口逐渐增多,希望扩大经营,子女长大成人要求分户居住,原有住房不适应居住要求改建等,造成景区内农民建房无法控制,对景区旅游资源、环境破坏都很大。为了保护旅游资源,许多景区都计划搬迁景区内的世居农民,但拆迁费用太高,一般景区都无力承受,景区旅游资源保护受到威胁。   景区建设资金不足,人员素质不高  由于景区管理体制不顺,法律环境不健全,市场资金不敢大胆介入,国家拨款逐渐减少,导致景区建设资金不足。  许多景区都处在边远地区,难以吸引人才,造成景区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极为缺乏。  体制不顺,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个特征,但是体制不顺阻碍发展,却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体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也不能指望一下子整体性完成。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要寻找一些突破口。  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说不仅条件已成熟,而且比较紧迫,应该成为当前进行体制改革的重点。  体制问题是旅游景区在开发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它已经成为束缚我国旅游景区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又是旅游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有些地方由于受制于体制问题,旅游景区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许多对旅游景区有开发兴趣和投资意向的投资商也因此而扼腕叹息。比如,旅游景区经营权外包曾一度成为被许多地方效仿的上佳模式,有些地方也因此而推进了景区的发展。可是由于我国的旅游景区隶属于多个部门,比如建设、国土资源、林业、文物等部门,旅游景区的经营权外包后,相关部门就会表示反对,使得旅游景区经营权外包成为敏感问题。因而急需建立一种协调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促进我国旅游景区的开发,进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二)景区开发资金是瓶颈  景区开发资金一度是我国旅游景区开发所面临的瓶颈,资金不足将严重影响景区的发展,因为在旅游景区的开发过程中,前期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旅游景区的开发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政府对景区开发的投入又有限,而旅游景区若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作为其发展的后盾,旅游景区的开发与建设则只是粗糙的,其开发的程度及配套的设施不到位则会严重影响旅游景区的长期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社会上积累了大量的闲散资金,这些资金的持有者到处在寻找资金的投向,而旅游业迅猛的发展态势给了他们把资金投向旅游景区开发的信心,这给我国许多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发展带来了希望,旅游景区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进行其开发与建设的工作,一方面保证了资金的充足,另一方面又提高了社会资金的利用率,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资金严重不足而产生的以系列问题,但是相关制度若不能支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的经营模式,则使实际操作变得困难重重。  因此从根本上说,资金虽是旅游景区开发的瓶颈,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景区建设和开发只是短期的行为,不能够保证景区的长期发展,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资金问题得到逐步解决的同时,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体制。  (三)景区开发保护是焦点  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较为薄弱,旅游景区开发会对其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如果开发不当的话,则会对景区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特别是对于人文类的旅游景区来说,还会对文物等具有科研、考古价值的资源造成破坏。  在我国旅游景区开发过程中,有些地区确实存在如匆忙上马、盲目开发、近距离重复建设等问题,个别地方还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理,致使出现旺季游客数量失控、白色污染、文物古迹屡遭破坏等问题。对于景区开发中的这些问题,通过正确的引导和相应的控制应该可以解决,但不能把生态环境和文物的破坏完全归结于旅游的开发。旅游景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存在密切的联系,开发不是放弃保护,保护也不能放弃开发。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保护风景区至少要研究它的哲学基础、群众基础和资本基础。风景区保护不能意味着一切不准动,不准动的保护是从来没有的。保护风景区必须遵循风景区资源自然消长的客观规律,必须遵循风景区定义规定的游人为本的客观规律。因此,动态保护是风景区保护的哲学基础。  第一,景区可以动,是前提;  第二,景区必须按规划动,是根本;  第三,要动景区必须依法动,是保障。  规划是风景区保护的总纲领和总依据。旅游景区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如果不对其进行开发的话,资源的价值就体现不出来,关键是看如何处理好旅游景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因此,用科学的发展观开发建设景区,是解决争议的主要方法。具体措施有行政征费如收取资源维护费;还可以设立物业管理公司;也还可以如门前三包形式的切分责任区,让资源保护事权融进经营管理事权之中,把资源保护义务与资源享用权利对等起来。风景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实实在在的功在当代、福泽千秋的伟业。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定位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核心问题,从而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第二篇:农民旅游的市场有值得开发的潜力  专家认为中国东部地区农民旅游已经启动,东部地区4亿人口中,农民约占近2亿,这成为中国旅游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地区的农民旅游现在刚刚起步,有一部分农民企业家和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现在已经进入了旅游大军的行列,而中国西部地区的农民旅游正处在蓄势待发阶段。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魏小安认为,中国农民旅游市场具有旅游目的多元化、旅游方式多元化、区域差异化和消费层次化的特点。这四个方面的特点使农民的旅游市场有别于城市的旅游市场,但是现在的旅游经营者仍然很难看重农民旅游市场,这也就意味着会放弃很多商机。  据专家分析,从目前农民旅游的特点来说,观光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观光的过程中发现各类商业机会,形成各类新的市场。所以今后农民旅游会形成一个花样百出的局面。”周围有好多的同学估计以及意识到这个团量的巨大,所以我认为农民旅游的市场大家要重视起来。  第三篇:毕业论文的文风  一、文风的含义  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  人们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叫作风。撰写毕业论文也有个作风问题,我们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风就是文风。人的作风与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毕业论文中的文风也不例外。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立场、作风,就表现怎样的文风。明朗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里说:“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就是说为人怎样,就写出怎样的文章。如果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写出论文来就有一定的准确和鲜明性;如果朝气蓬勃,思维敏锐,写出论文来就可能生动活泼;一个作风浮华的人,写出论文来决不会朴实;一个思想贫乏的人,写出论文来一定空洞无物。文风不是个别的文章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坛风气。毕业论文的文风应该是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在论文中的反映,应该是一些有着相同或相近世界观、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的人,在论文写作中的一贯表现。  文风和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等同。论文文风是论文的作风。论文的风格是指论文的特色和气派。我们可以要求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因为这是对论文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却不能要求每个论文作者具有同样的风格,因为风格是论文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我们要求每个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摒弃不良文风;但风格却鼓励多样,提倡风格百花齐放。  二、文风的表现和要素  (一)文风在论文中的表现  1.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  优良文风和恶劣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即真实与虚伪,充实与空洞,新鲜和陈腐。  ①真实和虚伪。  真实,就是论文的材料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能体现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从事实的全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才是“胜于雄辩的东西”;但是如果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这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构成论文的材料必须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能体现历史的必然性的。  虚伪,就是与必然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相背离,论文的材料违背事实。  ②充实与空洞。  充实,就是内容丰富。充实以真实为前提,翔实地表述真实的事理。马克思说,充实的文风要“三多”:“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做到明确地提出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力求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空洞,就是空虚,言之无物,在文辞中没有内容或不切实际。毛泽东同志曾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  ⑧新鲜与陈腐。  新鲜,是指论文主旨正确有新意,论文材料新颖别致,不搬弄前人之说,也不套袭旁人之文思。毕业论文要求多种多样,新鲜别致,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应力求有新意。  陈腐,是指毕业论文陈旧荒谬,材料雷同不新鲜。陈腐文风传播陈腐的思想观点,毒害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颓废风气,压抑人们的创造力。  2.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  形式受内容制约,而又影响内容的表达。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反映在三个方面。  ①新颖与老套。  新颖的形式式有助于毕业论文充分表达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内容则要求新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力求新颖,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顺应新鲜的内容。  老套,是陈旧的东西。雷同老套的论文形式,不能表现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者套的形式总是与陈腐的内容相结合,而与新颖的内容相冲突。  ②质补与浮华。  质朴,就是朴实不浓艳。浮华就是艳丽而不实在,专门追求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实际的形式。  ②精当与冗长。  精当,就是以尽可能省俭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做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冗长就是以偏长的篇幅表达偏少的内容。用刘知己的话来说,就是“虚益散辞,广加闲说”。  (二)论文文风形式的话要素  1.文风的时代特征。  论文的文风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在论文上的反映。它总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产物,是受政治情况的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在文风上总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以“五四”的文风为例。从清末到“五四”,文章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用白话代替了文言。这次文风的变革,是巨大的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精神的解放。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风也会对政治思想、社会风习有反作用,它能够直接、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帮八股”极为流行,作用极坏,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风对于时代的巨大影响。那一段时间“帮八股”文风的流行,产生的恶劣影响,对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都有极大的坏作用。  2.文风的个人风格。  文风的形成,对于个人来说,又是作者自身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精神面貌、文化修养以及写作的目的和态度等因素在论文上的综合体现。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和“以文知人”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文风离不开个人风格。  3.文风的民族特色。  民族风格是渗透在时代风格之中,是构成文风的重要因素。写论文要运用民族形式,即语言特色、章法结构、各种表现手法等,使文风具有民族的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民族特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既要继承旧传统,又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事实上,自古以来就有外来文化的传入,民族特色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中形成的。

旅游景点论文

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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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云南旅游之我见 几年来我虽然一直在外地上大学,对家乡云南的想念和关注却不曾稍减,对于云南旅游业尤其关注。今夏,趁回昆度假之机,在省内跑了一趟,沉醉于美景的同时,却也看到了一些问题。这次我走的是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精品线路,我们团大多是省外游客,整个行程下来,他们在对云南美景纷纷赞叹的同时,对云南旅游中出现的问题也是直言不讳。通过一路观察和与他们交流,归纳起来,我发现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 第一、云南旅游资源开发程度参差不齐,有些地方过度开发,失去了特有的魅力。最典型的是丽江古城,完全成了旅游商品一条街,商业味取代了古朴的文化气息,嘈杂喧哗淹没了雪山古城的宁静。而其它如滇西北等地开发却远远不够,很多景点过于粗糙,人为雕琢过多。第二、旅游景点单一,可玩性差,难以留住旅客。每到一个景点,旅行社往往把旅客放下车拍几张照,又拉上赶路,典型的“到此一游”,旅客只能“看”,不能“玩”。我一路粗略算下来,旅行的时间至少有一半是在汽车上颠簸,疲于奔命,行色匆匆,旅行快感大打折扣。第三、许多景点管理较差,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香格里拉的碧塔海破坏严重,大理的古城铺上了柏油路,澄江等湖泊不同程度遭到了污染。第四、宣传不够。主要表现在对整个云南旅游宣传投入明显不足,而且宣传集中在丽江、香格里拉等热点景区,多数景区仍默默无闻,外地旅客对云南旅游只有一个不全面、模糊的印象。 针对云南旅游业的各种问题,我认为对策主要有:一、加大投入,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倾斜。二、对旅游资源进行有深度的、可持续的开发,实现对云南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三、用现代管理方式加强对云南的各个旅游品牌进行管理。四、利用云南旅游优势开发云南旅游资源。例如利用与东南亚各国毗邻的优势,合作开展跨国旅游等。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云南旅游知名度。假如能用宣传皇马莅昆的气势和投入,借助国内外各种媒体,宣传云南旅游,云南旅游必将以清晰、富有魅力的形象走向国内外。云南旅游资源极丰富,“三江并流”申报世界遗产刚刚成功,云南旅游的前景一片大好。若乘此机会把阻碍旅游发展的问题逐一解决,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云南旅游的综合实力、品牌价值,云南旅游必将更上一层楼。

[摘要] 旅游景点的价格是旅游者最敏感的问题,景点如何定价直接影响到旅游者的消费选择。旅游景点的公益性特点决定了旅游景点类的旅游资源的门票定价最终将会采用公益性定价方法,国内外的成功案例证明公益性定价法是可行的,并且是将来旅游景点类旅游产品定价方法的趋势。   [关键词] 旅游景点 公益性定价策略 探析      一、公益性定价法的含义   公益性定价是指产品的定价应该考虑到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以一种较为合理的价格销售产品的定价方法。公益性定价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以社会效益为重的一种定价方法。旅游景点的公益性定价的重要依据是旅游资源的公益性特点,公正合理的价格更容易发挥旅游景点的公益性,最终实现资源共享、还景与民、让利于民。   二、公益性定价的可行性分析   旅游景点的公益性特点决定了旅游景点类的旅游资源的门票定价最终将会采用公益性定价方法   从根本上说,旅游景点属于公共资源,所有权本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全民共有,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人都有权利欣赏自己土地上的美景。我们允许景点收门票,但收费只是为了维持景区的正常运转,景点的真正价值是成为大众化的休闲场所,而不是成为部分人牟利的工具。旅游景点是一种公益性的旅游资源,正是这种属性决定公益性定价方法是这类产品的科学的定价方法。   公益性定价有利于旅游企业及所在地的宣传和促销   从营销学的角度分析,低价策略可以实现薄利多销,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前来消费,并且可以带动其它商品的销售。旅游业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行业,景点的门票收入只是旅游收入的极小的一部分。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重要贡献不在于门票经济,而在于它的联动效应和拉动作用,它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形式的共同发展。   门票如门槛,过高的票价成为景区及其所在地与外界沟通的障碍或阻力。高票价在短时间内也许会给景区带来较好的经济收益,但在长时间内会制约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更会降低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会对所在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而公益性定价也许会牺牲景区的暂时利益,但对所在地经济的综合平衡、长期发展会产生积极作用。   某些专家认为,景点的效用应定位于“招牌”、“广告”,扮演“梧桐树”的角色,其作用在于吸引。通过营造良好的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从而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旅游六要素中,“游”应该成为其它五要素的“促销员”,即通过满足游客“游”的需求,带动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吃”、“住”、“行”、“购”、“娱”方面的消费。   众所周知,西湖也经历了从收门票到免门票的发展过程,但是西湖的免票并没有拉杭州旅游收入的“后腿”,反而吸引来广大游客,给餐饮、住宿、商贸、交通等相关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根据杭州市统计局和杭州市旅委联合统计,实施免费的头一年,即2004年,杭州市的旅游总收入比去年增加了120亿元!而且,2004年杭州接待的入境旅游者人数、国内旅游者人数以及日本游客人数,均超过了历史上的年度最高水平。免费西湖策略使游客量及消费水平都大大增长。   一位研究旅游业持续发展的专家也表示赞同:“景点是旅游产业的吸引点,‘吃住行游购娱’是综合收入的扩大面。门票价格持续攀高,想做大旅游市场的难度会更大。”   事实证明,旅游经济不是门票经济,实行免费或低票价未必就赔钱。   公益性定价是顺应民生的需要   公益性定价可以实现还景于民,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公园、花园、世界遗产等类景点具有公共属性,属于全民所有,这类景区的经营应该以公益性经营为主,应该以社会效益为主。特别是世界文化遗产类的旅游景点,它是人类的稀缺的、具有垄断性的资源,而很多资源包括山、水、文化遗产等都是属于全体国人,并不隶属于某企业或个人。其次,由于景区开发中有很多启动资金、宣传资金来自当地政府财政,而财政的钱是纳税人的钱,可以说,景区具有公益化的色彩,这也决定了景区门票不可能是纯市场行为。旅游景区具有教育的功能,对这类景点实行公益性定价有利于发挥景点的教育功能。   可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利于缓解旅游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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