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论文题目有哪些

很多不止四位汉地：鸠摩罗什　玄奘藏地：无著菩萨龙树菩萨还有就是最著名的：莲花生大士

一、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著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著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著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著达160多部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著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　　　　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来17年，实际上真正繁荣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译工作，重点放在译介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上，所译作品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今天但由于组织得力，狠抓了计划译书和提高翻译质量两个环节，因而译文质量普遍较高，涌现出一大批名著名译（孙致礼，1999，2）　　　　5．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翻译队伍已不是那时候的数以千计，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人的大军他们所投身的翻译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花独放”，而是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文教、卫生等领域“全面开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的“地球村”，离开翻译来谈论知识和信息，是不可思议的此外，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中国若想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与交流活动都离不开翻译二、（一）古代西方翻译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首先是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级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西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这一译事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公断地位，《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蛮族"建立各自的国家，宗教翻译便占有更大的市场，《圣经》被相继译成各"蛮族"的语言，有的译本甚至成为有关民族语言的第一批文学材料（二）中世纪西方翻译中世纪中期，即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门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议成拉丁语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原来早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在托莱多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的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翻译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涉及大古代和当代的主要作品，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在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顺从民众的意愿，采用民众的语言，于1522至1534年翻译刊行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开创了现代德语发展的新纪元在法国，文学阿米欧先后用了十七年（1542-1559年）时间，译出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查普曼1598至1616年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弗罗里欧1603年所译蒙田的《散文集》，乃是英语文学译著中一群灿烂的明星而1611年《钦定圣经译本》的翻译出版社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其英语风格的地道、通俗和优美赢得了"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的盛誉，在长时期里成为英国唯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民族语言在文学领域和翻译中的地位终于得到巩固，同时也表明翻译对民族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文艺复兴后，从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二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虽然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这一时期的翻译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但仍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其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的和当代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等大文豪的作品都被一再议成各国文字，东方文学的译品也陆续问世（四）现代西方翻译西方翻译的第六个大发展极端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二次大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是翻译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这个时期的翻译则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商业领域其次，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今，翻译已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翻译任务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频繁、密切，所有这些交际活动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因为翻译在其间起着越来越大的实际作用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译学校或学府，英、美、苏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养翻译人员；（二）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译协；（三）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第三点实际上是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自1946年英美学者首次讨论用计算机做翻译的可能性以来，翻译机器的研制和运用经过近四十年的曲折历程，已日益显示出生命力它是对几千年来传统的手工翻译的挑战，也是翻译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目前，西方翻译事业仍处于第六次高潮之中；今后向何处发展，第六次高潮会持续多久，眼下尚难预测

四大译经师分别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鸠摩罗什大师( 350 —409) 是我国后秦僧人，魏晋时期(公元401 年) 来到当时的译经中心———长安，在逍遥园译场内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他主持翻译的佛经典籍达四百卷之多，翻译的质量，在当时和后来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维摩诘经序》称他所译的经文“文约而诣，旨婉而彰”， “曲从方言，乖不趣本”。《百论序》赞其“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后人称道他的译文“善披文义，妙显经心”， “众心惬服，莫不欣赏”。近人梁启超则赞道: “鸠摩罗什者，译界第一流宗匠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先生曾在《佛教的翻译文学》中，根据罗什改“天见人，人见天”一句译文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认为罗什反对直译。并说: “他的译本所以能流传一千五百年，成为此土的‘名著’，也正是因为他不但能译得不错，并且能译成中国话。”这说明他译经的长处是在于语工。罗什的确是很讲究译文的文采的。据宋朝的陈善说: “予观鸠摩罗什及竺法护所译经: 法护曰‘大众团团坐，努目看世尊’。罗什则云: ‘瞻仰尊颜，目不暂舍’。不惟语工，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长短”。十分肯定他译经的文采。罗什自己也主张只要能存本质，不妨“依实出华”。罗什虽然十分注重文采华丽，但其翻译态度却十分严谨，处理手法也很“折中”。例如他译经时总是紧跟原文的意旨，务求准确达旨。僧肇评价他译的《维摩诘经》“陶冶精求，务存圣意”。他自己也说过“存其本质，必无差失”(《鸠摩罗什传》) 。这说明他在注意“雅”的同时，对“信”也没有丝毫放松。而“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是说他注意“达”的方面。可见他是我国译史上在实践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第一人。《鸠摩罗什传》中还记载了他一段著名的翻译理论: “改梵为秦，失其藻味，虽得大意，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这是中国译学史上最早论及翻译文体与风格问题的， (“嚼饭与人”这一妙喻后来一直是译者的警示) 。说明他注意从文学的欣赏角度，考虑文学品味。宋朝赞宁说:“童寿(罗什) 译法华，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 梁启超指出: “‘天然语趣’四字，洵乃精评”，并认为“自罗什诸经论出，然后我国之翻译文学，完全成立。盖有外来‘语趣’输入，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而其素质乃起一大变化也。”(《翻译文学与佛典》) 也认为“翻译的文学到此方才进入成熟的时期”。如此看来，罗什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在禹下了。事实上，鸠摩罗什所译佛经如《金刚》、《法华》、《维摩诘》等都是文学味很浓的佛经典籍，其中的《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极富文学趣味。所以翻译中自然会触及审美层次。加之罗什从小精熟梵文胡语，文化修养与文学造诣都很高，即梁启超所说的“什即华梵两晓，则游刃有余也”。这使得他具备了求工求雅的才能。又由于他对译文勤于推敲，译风严谨，“一月余日，疑难犹豫，尚未操笔”。所以译文达到了“会达方言，风骨流便”的境界。不过，罗什倾向于意译，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语言时代风格的影响。在罗什译经的时代，正是我国美学正式建立的时期，也是文风开始趋于华美，发生转型的时期。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可以看出语言风格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翻译的语言也必然会受到影响。说的“在当日过度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罗什还是我国最早开设译场的译家，他在逍遥园与长安大寺设立译场，率弟子八千余人，大规模地翻译佛经，为后来设立译场在经验上提供了借鉴。他也是较早开展翻译批评的一位译经大师，他考证了前人的译经，批评其中的翻译与方法，对旧译诸经中失旨的地方逐一校正，使之“义皆圆通，众心惬服”。真谛大师紧接罗什之后的是真谛(499 —569) 。《开元录》中说真谛“少游诸国，历事众师，先习外典，备通书奥”。时人称他是南北朝时期学识最渊博的译家。他于公元546 年开始译经，译了《摄大乘论》、《俱舍论》、《唯识论》、《金光明经》等大量重要经典。据《高僧传》说，二十三年中，真谛所译经论、记传共有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另有自作义疏十九部。其所译《摄大乘论》对我国佛教思想的影响甚大，成为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基础。真谛的翻译在质量与方法上都曾受到过当时及后人的高度评价，如梁代名僧慧恺在《摄大乘论序》中盛赞真谛说: “法师(真谛) 既妙解声，善识方言，词有隐而必彰，义无微而不畅”。表明真谛的译文具有“信”“达”两全，“文”“质”兼备的品质。又说:“法师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义，凡所翻译，不须度语……”。是说他在翻译中努力采用汉文，尽量少夹梵字译音，注重融会贯通，表达圆活。又说他翻译时“于一句中，循环辨释，翻复郑重，乃称相应。”是说他译笔慎重，译风严谨。真谛虽然没有留下条理化的翻译理论。但他的一些零星片断观点和见解却也显得精辟独到。如《高僧传》记载了真谛对他的翻译助手慧恺所说的一句话: “我有了你共译两论(《摄大乘论》与《俱舍论》) ，词理圆备，吾无恨也!”可见真谛的基本思想是信达兼顾的。他提出的“词理圆备”也不失为简易明了的翻译准则。慧肇还在《摄大乘论序》中申明此论的翻译原则是: “翻译之事殊难，不可存于华绮，若一字参差，则理越胡越，乃可质而得义，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译，文质相半。”序中所强调的翻译中不可求“文”而失“信”这一原则，实际上也是真谛本人在翻译《摄大乘论》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所持的主张见解。玄奘大师第三位是玄奘(600 —664) ，他是我国唐代的佛经大译家。在他长达二十年间的佛经翻译生涯中，先后共主持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共一三三五卷。这个数字，比其他三大译师所译卷数的总和还多六百余卷，占唐代新译佛经总卷数的一半以上。印度学者柏乐天说: 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记忆着”(《伟大的翻译家玄奘》) 。玄奘译经的质量，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佛教史家们把玄奘的译经称为“新译”，证明是他开了佛经翻译史上一代新风。道宣说玄奘译经“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批玩”(《续高僧传》) 。《大唐西域记》中说他“览文如已，转备犹响”。表明他精熟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翻译的质量独步一时。梁启超认为玄奘“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其所以如此，正如柏乐天所说，他“是把原文读熟了，嚼烂了，然后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可见他是何等精于翻译之道。他的翻译手法也十分高超。据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考查，他在翻译中娴熟地运用了补充、省略、变位、分合、译名假借、代词还原等翻译技巧。正是这些技巧的娴熟运用，使得他的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玄奘在中国译史上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主持的译场，组织严密而完备，从译主到监护大使，前后共十一道程序，层层把关，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经的质量。特别是其中的“证义”(审查译文与原文的意义) 、“缀文”(使译文表达符合汉语习惯) 和“润文”(从修辞角度对译文润饰) 三个层面，保证了译文的“信达雅”。玄奘提出的著名的翻译理论是“五不翻”，所谓“不翻”就是音译，即对于原文中的神秘语( “秘密故”) 、多义词( “含义多故”) 、中国没有的物名( “此无故”) 、久已通行的音译词( “顺古故”) 、以及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下所用之词( “生善故”) ，皆宜不翻，照写原音。在佛经翻译时期，许多佛经译者大体都遵循这一原则，所以汉语词汇中才出现了大量汉化的外来语如“菩提”、“三昧”、“罗汉”、“菩萨”、“般若”等等。应该说，玄奘的“五不翻”理论，对于传译那些在汉语中无恰当表达形式的梵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的含义，处理翻译中因文化和语言导致的差异，以及文化交流，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只是这一译法所受限度太大，稍有不慎，就会使译文读来象钱钟书所说的那样，是“正穿屈曲崎岖路，又听钩舟格磔声”了。不空三藏最后一位是不空(705 —774) 。不空十五岁时拜金刚智为师，此后便一直参与译场翻译。《贞元释教录》记载，不空一生中曾改译《仁王般若经》二卷，重译《密严经》三卷与《文殊师利佛刹功德庄严经》二卷。翻译了大乘及密教经典共一百一十部，总计一百四十三卷。其中所译《金刚顶经》是密宗的重要经典。不空在翻译理论上不及他前面的三位大师，但据圆照《贞元释教录》记载，他刻苦学法， “通彻”所译诸经，并遍游天竺，广求密藏与各种经论，获罗尼教《金刚顶瑜伽经》等八十部，大小利经论二十部，共一千二百卷。他的翻译态度十分严谨，凡是所译经文，必须经过悉心研究，然后动笔翻译。所以他翻译的经文，质量受到当时人们的极高赞誉。可见，他虽然没有留下成文的理论见解，但其翻译思想却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注重译文的质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讲求精品意识。他在世时居灌顶师位达四十余年，受到“朝野倾心敬奉”，也说明了他在译经事业中的卓越成就。

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论文题目

共四次：从东汉到宋朝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从鸦片战争到清朝末年的西学翻译、改革开放至今的现代翻译。一、从东汉到宋朝的佛经翻译1、这时期佛经的翻译占大多数。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翻译经书开始，到魏晋南北朝得以发展，唐朝达到鼎盛，北宋时期逐渐削弱，元代后期近乎消失。在此期间，主要是两部分人进行佛经翻译活动，一是从西方来到中国的僧人，二是从中国到西方求法的中国僧人。2、代表人物：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1、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适应各民族的宗教生活和习惯，设立回司天监，编制回回历书，“蒙古译语”的编撰和《元秘史》的翻译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明代设立四夷馆作为当时的外事翻译机构。到了明末清初时期，耶稣会士来中国与当时的士大夫进行翻译活动。2、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三、从鸦片战争到清朝末年的西学翻译　　1、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 1840 年到 1918 年“五四”运动前的七十余年期间，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有很多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他们有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有一般的笔译人员。这一时期是文坛和译坛上明星叠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2、代表人物：林纾、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陈西滢、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四、改革开放至今的现代翻译1、我国翻译理论现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我国译界学人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处理、翻译文化以及文化翻译等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翻译理论飞跃发展的30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景象。2、代表人物：黄龙、刘宓庆、翁显良、谭载喜、许均、廖七一、郭建、赵艳彦春、曹明伦等。玄奘译经图扩展资料：1、《20世纪中国翻译史》计六十余万字，作者方华文，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的一部叙述我国二十世纪翻译历程的史书。全书共分为三部分：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活动；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建国后的翻译活动。2、《中国翻译简史》是2004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一部图书，作者是马祖毅。本书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翻译历史的专著，伤叙述了自周朝到“五四”时期为止的翻译活动。全书旁征博引，史料翔实，论证严谨，重点阐述了我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3、《翻译史研究》是2011年6月1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王宏志。《翻译史研究》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学术论文集，以“翻译史研究”为专题收录了众多学者在该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著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著《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毛泽东选集》我们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对翻译的标准也达成了共识我们把外国的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情况介绍到国外从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屈指算来17年，实际上真正繁荣的也就是五十年代那十年的翻译工作，重点放在译介东西方的文学作品上，所译作品的数量远远比不上今天但由于组织得力，狠抓了计划译书和提高翻译质量两个环节，因而译文质量普遍较高，涌现出一大批名著名译（孙致礼，1999，2）5．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大大超过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翻译队伍已不是那时候的数以千计，而是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数十万人的大军他们所投身的翻译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花独放”，而是社科、科技、军事、外交、贸易、法律、文教、卫生等领域“全面开花”，在世界文化史上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扩展资料：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杨绛杨绛（1911年7月17日—2016年5月25日），本名杨季康，[1] 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2、林纾（shū）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3、梁实秋梁实秋，原名梁治华，字实秋，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浙江杭县（今杭州）人。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代表作《莎士比亚全集》（译作）等。

鸠摩罗什　玄奘。我就知道这二位。

个人感觉这问题跟本就没有解！

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论文选题

二是以严复、魏源的为代表的翻译西方著作的活动；三是以李大钊未为代表的翻译俄国关于马克思的著作的活动；唐朝好男人》是孙恺凯执导的40集古装穿越网络剧，由张钧涵、殷旭、战菁一、张予曦主演。该剧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讲述了屌丝王子豪穿越到唐朝后，与当朝“女神”兰陵公主、以及妻子小妾等人发生的情感纠葛。该剧讲述穿越者王子豪在唐高宗时代的生活，充满幽默与浪漫。他凭借超越当时社会千多年的见识，将香水、足球队、酿酒、火药、造纸等一系列发明革新在唐朝发扬光大。从而混得风生水起。情感方面，王子豪发现穿越之后居然有了一位已结婚三年的妻子，还有一位尚未行礼的小妾，地下情人随后也出现了等等充满励志色彩的传奇故事。扩展资料：《唐朝好男人》虽是发生在三千年前的时代，但剧情却非常的接地气，除了有骑马舞外，语言上更有现代人常挂在嘴边的堵车、早晚高峰等词汇。该剧表着数量庞大、并且很独特的一类人。观众可以在这种形式下看到自己的定位，以及从这些现象中得到启示和教训。穿越剧最大的优势就是一种自由的放飞。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会让人受到一些局限，但在穿越的状态下，却可以找到自我、实现真我。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是古代以玄奘、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二是近代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对外国文化的翻译。三是文革后以三联、商务印书馆、上海译文等出版社为代表的对世界现代人文社科著作的系统翻译。四是新世纪草根字幕组自发组织的对海量影视和网络学习材料的翻译。致敬在所有的时代帮助我们打开世界大门的人！"生活中所有最大，最重要的问题，本质上都是无解的它们永远无法被解决，只能因为人长大长出来后 (outgrow) 而变得无关紧要。进一步研究后，发现这种'长出来'需要一个全新层面的意识。有些病人的视野内涌现出更高或更宽广的兴趣，而正是因为他们视野变广后，原来无解的问题突然不急了。这个问题不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被解决，而是当面临一个新的更强大的生活的冲动时，慢慢淡化。" "底层那些导致剧烈冲突和恐慌的情绪宣泄的东西，从更高层的人格角度来审视，就好像站在高高的山顶，观看山谷里的一场风暴。这并不意味着风暴不再真实，但你不再置身于中，而是置身之上。"个体的逻辑框架和认知体系，对未来而言，铁定都是井底之蛙。涌现出来的新的复杂度更高的东西，往往都是超越现有的认知体系的。以老的认知体系来研判，往往会造成悲剧性的长期认知失调。微软做大之前没人理解软件公司为什么估值那么高，亚马逊做大之前许多人看不起这个不赚钱的网上书店，苹果做大之前很多人觉得六百块的 iPhone 无法成功，腾讯做大之前很多分析师总是担心下个季度游戏收入不好。至于特斯拉，多少人过去十年面不改色唾沫横飞的从股价四美元开始一直黑它黑到现在的 755 美元，不断会有新的好东西涌现于这个世界之上，用市值筛选是个简单粗暴但非常有效的过滤方法。不要被自己的低维度认知体系所束缚，把时间主要用于研究理解涌现出来的好东西，这样就更容易轻松的走在潮流的前面。每一个新的技术进步越过临界点之后，都会发生一种累似相变 (phase transition) 的现象。真核细胞的涌现，智人的涌现，火的涌现，文字的涌现，印刷术的涌现，蒸汽机的涌现，集成电路，互联网的涌现，都可以看成一种相变。相变初期，会因为它在能量信息效率上的优势，通常会有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特点，就是越普及，规模和优势越大，普及的速度就更加快。而且这种新技术会因为其能量利用效率更高，会自然的把周边其它闲散能量 (资金) 吸引过来，形成一个新的生态。这个生态里的能量信息效率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等到新技术普及率接近市场饱和点的时候，整个系统会达到一种新的稳定状态。只要系统足够大，就会足够 robust，抗打击，基本很难因为外界干扰，而退化回到以前的落后状态了。比如出现了智能手机，就很少再用纸媒通讯了。用了微波炉，就不会再烧煤加热食物了。地球上生命进化的历程基本就是这个套路

哇这个好难初一的我不太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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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　玄奘。我就知道这二位。

关于武则天与佛教，昔年陈寅恪先生撰《武曌与佛教》一文（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伍本第二分，1935年12月；后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联书店2001年新版），高屋建瓴，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剖析了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此后，专门探讨武则天与佛教之关系的代表性论文尚有张乃翥《从龙门造像史迹看武则天与唐代佛教之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陈景富《武则天崇佛心态三段论》（《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1期）、赵云旗《武则天与唐代佛教》（《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4期）、李志贤《略论武周政权佛教意识形态的建构》（见《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年版）等。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着眼于政教关系，着重分析武则天怎样利用佛教改朝换代。笔者以为，武则天利用佛教革唐为周，改朝换代，政治意义固然重大，而其崇佛的文化意义也不可小觑。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即是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成绩斐然，意义深远。一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必须依赖于对印度佛教经典的翻译。因此，爰次汉魏，迄于隋唐，佛经翻译，与时竞列。唐代初年的佛经翻译，在唐太宗和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译场众多，新经迭出，璨然可观。尔后，武则天极力提倡佛教，从而把唐代的佛经翻译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根据佛教文献，武则天时期，从事佛经翻译的高僧大德主要有：释地婆诃罗，中印度人，唐言日照。日照洞明八藏，博晓五明，戒行高奇，学业勤悴。他志在利生，于唐高宗时来到中国，自仪凤初年至垂拱末年，传译佛经共计18部。（《宋高僧传》卷二《周西京广福寺日照传》）据《开元释教录》卷9，武后垂拱元年（685），日照在长安西太原寺归宁院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1卷、《七俱胝佛大心准提陀罗尼经》1卷、《大乘广五蕴论》1卷。释提云般若，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人，唐云天智。天智学通大小，解兼真俗，咒术禅门，无不谙晓。永昌元年（689），天智来到洛阳，武则天敕令在魏国东寺（后改大周东寺）译经。（《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自永昌元年（689）至天授二年（691），天智在洛阳魏国东寺译出经论 6部7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1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1卷，《大乘造像功德经》2卷，《智矩陀罗尼经》1卷，《诸佛集会陀罗尼经》 1卷，《大乘法界无差别论》1卷。（《开元释教录》卷九）（《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魏国东寺天智传》）自永昌元年（689）至天授二年（691），天智在洛阳魏国东寺译出经论 6部7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1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1卷，《大乘造像功德经》2卷，《智矩陀罗尼经》1卷，《诸佛集会陀罗尼经》 1卷，《大乘法界无差别论》1卷。（《开元释教录》卷九）释慧智，印度人后裔。慧智其父印度人，婆罗门种，因游历唐朝而生慧智于中土。慧智本是印度人，因而娴熟梵语，他生在中国，从而又熟悉汉语。所以，地婆诃罗、提云般若等人翻经时皆请慧智为证梵文兼令度语。武周长寿二年（693），慧智在洛阳佛授记寺自译《观世音颂》1卷。（《宋高僧传》卷二《周洛京佛授记寺慧智传》）、下面就不一一列举了

很多不止四位汉地：鸠摩罗什　玄奘藏地：无著菩萨龙树菩萨还有就是最著名的：莲花生大士

中国历史上的佛经翻译论文格式

夹叙夹议的比较多，如法华经，楞严经，维摩诘经

早期中国的佛经翻译者代表有安世高、支谶、竺朔佛、安玄、严佛调、康巨等，我们不妨通过对他们译作和译论的考查来分析其翻译策略的选择。安世高翻译了《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及《道地经》等35部共41卷佛经，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表明安世高的翻译“从总的方面说，还是偏于直译”［1］23。支谶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阐发译论的先行者，他在《法句经序》中极力赞成天竺人维祗难关于佛经翻译在策略上应该采用直译的观点:“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2］6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从东晋到隋朝末年。该时期的翻译从民间转入官方，比如前秦的苻坚和姚兴曾组织译场，选拔人才参加佛经翻译活动，并且翻译时不再口授，而有了可以校勘的原本，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这一时期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政、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指出“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表明严谨的译者对不严格遵照原文的佛经译本的批评，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了要纠正这样的翻译风气进而维护佛经的神圣性，在翻译策略上采用直译势在必行。释道安有鉴于此而仍然坚持直译为主，因为“翻译的目的是要想了解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质朴又何必嫌弃呢?翻译而不能充分传达原意，其罪责就在译人身上”［1］36。因此其翻译的经书多是对原文不增不减，力求信息和文字的对等。后来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容易改变原文的“五失本”思想，以及认为译事之难的“三不易”观念，算是对其直译主张的补充。此外，彦琮在他的《辩证论》中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2］27。欧洲最早的《圣经》译本是在公元前285年到249年间由72位犹太学者翻译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由于该译本的译者不是希腊人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文化环境使他们不可能完全熟悉并掌握希腊文，同时，对宗教典籍的膜拜使他们在翻译的时候采取了逐字逐句对应译的严谨态度，所以译文的可读性很差，甚至连希腊人都难以理解。但就是这个生涩的翻译却为《圣经旧约》的传播铺开了金光大道，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它成了最权威甚至“第一原本”的《圣经》，后来的古拉丁语、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都是以此为蓝本转译的。在谈到译者的翻译策略时，谭载喜先生说:“他们的立足点是译文必须正确，所以疑问词语陈旧，闪语结构充斥，有的地方译得太直太死，简直不像希腊语。”［3］15斐洛犹达欧斯(PhiloJudaeus)是早期最有影响的《圣经》译者，他认为《圣经》是神圣的，对其翻译是“受上帝的感召”的结果。因而，为了避免翻译中的主观随意性，“译者就只好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采取死译，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丝毫也不必顾及乙语言(即译语———引者加)中的特殊形式和习惯”［3］24。斐洛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采取直译死译的做法盛行一时”。后来，古罗马文学创作的衰退导致了文学翻译的萧条，但濒于崩溃的帝国为了笼络人心而开始重视《圣经》的翻译。哲罗姆是该时期《圣经》翻译的代表，其最大成就是翻译了拉丁文《圣经》，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383年，罗马教皇授意他翻译了《新约》的四部福音。后来在405年，由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的不满，哲罗姆在几个助手的帮助下重新翻译了《旧约》和《新约》，通常称之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结束了《圣经》翻译的杂乱局面，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成为至中世纪初叶最权威的译本。即便哲罗姆认为翻译不能始终字句对当、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但在谈到《圣经》翻译时，他仍然认为应该坚持直译，连句子中的词序都不能改变，“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4］。哲罗姆之所以会采用直译的策略，主要还是出于对《圣经》神圣性的认识。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另一位翻译理论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成就主要在翻译思想而不是翻译作品上，他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与斐洛的观点如出一辙，因而比哲罗姆更倾向直译，词的形式和结构成了他衡量翻译质量优劣的主要标准。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均是以直译为主。至于为什么人们会采用这样的翻译方式，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均没有找出其中的关键原因。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早期译者双语能力的欠缺是导致人们在翻译策略上采取直译的原因之一。初期佛经译者大都是外籍僧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僧人，他们的汉语能力低下。而《旧约》的最初译者是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希伯来语是他们的母语，对作为译入语的希腊语的掌握程度与母语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当译者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宗教典籍中的语言相对应的表达法时，就采取保留原语语音或者原语句法结构的直译法。但这并不是决定人们把直译作为翻译策略的主要原因，因为佛经翻译中的支谦是生于中国的本月氏人，通晓汉文及其他六种语言，但他却是最早提出直译主张的译者。《圣经》翻译中的斐洛犹达欧斯是操希腊语的犹太人，哲罗姆酷爱拉丁文学，又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但他们仍然主张直译。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宗教典籍的虔诚态度，认为其中的每个字句和结构都有深刻的`“玄义”，译者翻译的时候稍有改动便是对神的亵渎。因此，无论中西，翻译宗教典籍时在策略上坚持直译的主要原因还是“宗教经典神圣不可侵犯”。只是随着译者语言水平的提高和翻译经验的积累，直译已不再是逐字逐句的对译或死译，而是在结合意译的同时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宗教典籍的翻译是一项目的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译者的角度来讲，翻译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对宗教经典的仰慕和对神的敬畏，更是为了“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远离现世的痛苦而在彼岸世界中“超度”，最终成为上帝的“羔羊”。站在宗教典籍接受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翻译出可读性强或浅显易懂的译本，出于传教布道的目的，译者后来在翻译宗教经典的时候逐渐考虑了译本的接受对象，在翻译策略上逐渐采取了意译的方式。中国的佛经翻译很早就注意到了译本与普通大众接受的关系。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是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在中国译论史上最早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2］18，注意从接受者的立场上来考虑佛经的翻译。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妙喻中领会其翻译思想的真谛:“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至呕秽也。”(《鸠摩罗什传》)胡适认为:“罗什反对直译。法护直译的一句虽然不错，但说话却是太质了，读了叫人觉得生硬得很，叫人觉得这是句外国话。僧睿改本便是把这句话变成中国话了。在当日过渡的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5］为什么罗什会提倡意译而反对直译呢?难道是他对佛教典籍和神不够敬畏吗?根据胡适的判断，罗什及以后很多僧人的翻译是把“外国话”改成了“中国话”，采用普通大众易于接受的朴实的语言而非华丽的骈文或古雅的文言文，目的是为了满足普通大众对佛教信仰的诉求，此时的佛经接受者不再局限于少数佛经研究者或文化人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典籍的翻译目的不仅在于正确传达原义，更重要的是让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佛经的翻译目的也不例外，所以罗什在翻译的时候改变了直译的策略而易为意译。唐朝是中国佛经翻译的繁盛时期，主要的译者代表是玄奘和不空。玄奘在19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75部1335卷佛经，是整个佛经翻译史上成果最丰富的译者，其译文形式“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玄奘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佶屈聱牙倒又近乎意译”［1］65。正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说:“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说明玄奘的翻译高度综合了各种翻译方式，已不再局限于直译或意译之说了。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归纳了五种不能翻译的情况及原因，宋僧法云编写的《翻译名义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较好地解决了跨文化交流和跨语际书写的佛经翻译中的矛盾，为后来的佛经翻译乃至当下的文学翻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欧洲的《圣经》翻译在古代和中世纪末期主要还是以直译为主，但到了13世纪前后，随着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及普通大众对《圣经》需求的增加，人们在翻译策略上开始改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去翻译《圣经》，意译成了主要的翻译方式。用意译策略翻译《圣经》的浪潮与民族语翻译的兴起和欧洲各个蛮族国家的建立有关，随着国家的建立、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语言的形成也就成为事实。尽管当时的教会和僧侣都使用拉丁语，但是区域语言的使用早已开始。民族语《圣经》译本最初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一是因为任何人的翻译都会曲解《圣经》原意;二是因为民族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很贫乏，不足以用来阐释和翻译圣经的旨意。但从13世纪起，民族语译本的《圣经》还是迅速地传播开去。事实上，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是以通俗的拉丁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国民众渴望读到《圣经》民族译本的愿望加速了人们采用这些通俗的民族语言去翻译《圣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以及德国等都先后展开了民族语的《圣经》翻译活动。中世纪末期的直译、意译之争导致了民族语作为译入语地位的确立和意译策略的选择。以德国为例，“意译派主张发展民族语的风格，使用人民大众的活的语言”，真正代表了德语的发展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生命力也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16世纪路德的翻译中达到了顶峰”［3］47。英国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Version)是《圣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译作，由47个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集体翻译而成，强调忠实原文，并恰到好处地借鉴了希伯来、希腊及拉丁语言风格，吸取了原文的精华，语言质朴庄严而富于形象。欧洲《圣经》翻译中主张意译的代表译者有中世纪初期英国的阿尔弗里克(Aelfric)、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伊拉斯谟(Erasmus)和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6世纪英国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Tydale)等人。以廷代尔为例，他的《圣经》译本“最大成就是它兼顾学术性、简明性和文学性各方面的需要，融三种因素于一体，以通俗易懂为重点，并嵌入希伯来语的特色，开创了独特的《圣经》翻译风格。廷代尔特别注意译文的通俗性，尽量采用‘地道’的英语词汇和普通人叙事表情所惯用的生动而又具体的表达形式，文字纯朴自然，无学究气息”［3］80。因此他的译本影响很大，流传广远。宗教典籍的翻译从直译到意译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译者掌握双语的能力决定的，在根本上是出于传播宗教思想的需要。谭载喜先生在分析《圣经》翻译中意译方式的兴起时说:“《圣经》对各阶层的人，从喜爱争论具体细节的学者到关心‘自身灵魂寄托’的贫民百姓，都具有同样的吸引力。因此，译文不仅要符合学者的口味，也必须像廷代尔所说的那样，能让‘扶犁的庄稼汉’看懂。这就促使译者将学者所要求的准确性和老百姓所要求的可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翻译艺术及其理论的全面发展。”［3］79因此，正是为了满足广大平民百姓的阅读要求，考虑到他们的知识素养，宗教典籍的翻译必须朝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向靠近，意译的兴起势不可挡。宗教典籍的翻译最终是为了传播教义，让更多的普通人理解并接受“神旨”，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讲，译者在策略上必须采用意译，中国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发展成熟后的意译并非不尊重原文地胡乱翻译，而是在注重准确传达信息的同时注意表达的圆润顺畅。通过以上对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的比较，我们发现二者在翻译策略上最初都选择了直译，后来又都选择了意译。从开始近乎死译的逐字逐句的直译到注重意义的整体传达的成熟的直译，从为了使译文适合普通大众而注重语言通俗易懂的意译到后来注重“再现原语的信息”［6］的意译，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和欧洲的《圣经》翻译都彰显出了相似的翻译策略。把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视为两种不同风格的翻译方式、或者是“文”和“质”的对立关系，一直是翻译界探讨的话题。从中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佛经翻译存在着南北方“重文”“重质”的论争，欧洲的《圣经》翻译在中世纪末期也发生了直译和意译的论争，确实说明二者之间有矛盾的因素。考察直译和意译的转变绝非简单的文质之变，尤其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对宗教典籍的翻译而言，什么时候采用直译，什么时候采用意译，起关键性决定作用的不是译者对译文内容的重视或者文采的重视，而是他们的宗教目的。前面两个小节的论述足以说明:从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直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从传播教义和“化大众”的角度出发，译者会采用意译的策略去翻译宗教典籍。总之，中国佛经翻译和欧洲《圣经》翻译在策略上的相似性表明，决定整个宗教典籍翻译风格的其实是译者和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

翻译佛经有国家专建的庞大的分工合作的编译馆，古时称为“译场”。译场的组织极为庞大，有多至五六百人或近千人的。可惜详细情形现在已不能十分清楚。其译经的程序共分十部：（一）译主。（二）证义、（三）证文、（四）书字、（五）笔受（六）缀文、（七）参译、（八）刊定、（九）润文、（十）梵呗。每部各有主持人以司专责。这十部，必须由僧众选拔外，尚有若干不限人数的僧众来听译主讲说新译的经，如有疑难，可以随时发问讨论，所以不论在教义方面，在文字方面，若有一字的不妥，不但通不过这十重关卡，即使这十个人一时有所忽略，也很难逃过几百人听众的讨论和辩难。同时朝廷为了郑重这种事业，还要派钦命大臣在译场作监护大使，有时在开始翻经的第一天，皇帝还亲自到译场担在“笔受”的工作。以隋唐时代中国人力财力之盛，国内局面安定统一，国君敕集海内第一流的人才参加翻译的工作，当然所翻的经本质与量均超过前代远甚。关于佛经翻译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东汉至西晋）：早期佛经翻译的主要标志为“外国人主译”。这一时期共译经书近570部，而且造就了一批佛经翻译家，其中安世高、支谶、支谦、竺法护则是最杰出的代表。中期（东晋至隋代）：该时期佛经翻译的主要标志为“中外人共译”。这一时期共译佛经3155卷，重要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有鸠摩罗什、彦琮、道安、慧远。后期（唐初至唐中叶）：此为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该时期的主要标志为“本国人主译”，玄奘则是主要的翻译大师。唐代以后，我国佛经翻译事业从鼎盛逐渐走向衰落，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完全沉寂下来。至此，我国翻译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古代佛经翻译，经历了它的草创、发展、鼎盛、衰落四个阶段之后，完成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