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论文题目有哪些类型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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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社会发展史划分和依建筑类别分类，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常用的两种框架体系。我个人对此问题比较感兴趣，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在前几年教学中，由于与学生的接触，开始感觉到中国古代建筑史现有的框架，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的所求所思，即使教师科学客观地评价，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共识，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现有的建筑史框架体系所传授的内容对他们只是一种知识和修养而已，而不能深解其可能推演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及规律，进而丰富他们的设计思想乃至对创作思维助益。二是我认为，一门学问的研究框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载体化知识序列化和系统化的重要表征，而近十年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整体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史所依存的相关学科背景及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有显著突破。这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问题：现有的框架不足和目前的知识背景改变，其突出的特征是什么？能否以此为出发点尝试架构一种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呢？ 一 从认识论上看，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前、中、后期社会的形态和政治朝代进程，来对中国古代建筑史进行框架，是基于这样一种唯物的理解：“无论从哪方面着眼，建筑都是时代的反映，一部忠实的史录”①。它的突出贡献在于：完整而准确地勾勒出中国浩翰林总的建筑类别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的在形象、技术、功用上的特征和兴衰进程，且主要解决了建筑断代和时代风格的“是与不是”的定位问题。如按这种编年史的线形研究，很容易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高峰的唐代建筑风格和技术成熟的特色。但是，这种我们姑且称为“编年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忽视了建筑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异与不同步现象。譬如，东汉和西汉在社会发展史上，统称为汉，它们和战国、秦及随后的三国同为封建社会前期，但就建筑自身发展言，东汉较西汉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形象等诸方面均迅速发展和有大的突破，中国独特的木构技术体系也是在此时成熟的。因此，按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划分建立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就不能完全揭示出建筑内在的发展规律和变革性的标志点。 第二，忽视了建筑在时空上的滞后性。如宋元明三代木构建筑，一般地说，地区的差异常甚于时代的差异。元代南方许多建筑如浙江武义延福寺大殿、上海真如寺大殿等虽建于元代，但却以宋《营造法式》为蓝本，是宋官式建筑的继承者。而同时期的北方建筑则主要表现出取华从简、草率自由的元代建筑构架特色。相反，在明代大木建筑技术重新秩序化以后，山西、四川等许多地区则仍保存元代的简约风格和做法。又如，西汉北方盛行的锦绣包裹构件以示繁华的做法，至北宋被禁止后，于南宋竟在南方兴盛起来并成为风尚②。这都反映出建筑作为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物质实体，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和影响，远不能用社会发展史的断代方法进行全面地概括。 另一方面，按建筑类别来建立中国建筑史框架，其主要功绩是实用且明确，系统地归纳、总结出各类建筑的型制、词汇、技术特色和风格特征，对于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建筑的语言起到重要的作用，且主要解决了建筑型制的“象与不象”的归属问题。对于某些实例的分析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这种“分类式”的框架体系，也显见一些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 分类式不能体现中国古代建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固有属性。在西方，建筑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是一门学问。在西方古代百科全书瓦洛的《学科撮要九书》中，建筑乃为独立一项，这就是三学（逻辑学、文法、修辞学）四术（天文学、几何学、音乐、算术）和瓦洛二学（医学和建筑）。但是，在中国古代类书中，我们从不曾发现有建筑一项，类书内容的先后次序没有层次、没有科学属性，基本上体现的是围绕皇权的一整套伦理制度、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唐《艺文类聚》是一典型。该书分为四十八部，基本结构可用同心圆表示③（见图1）。这里的“天”，不是现在天文学意义上的天，而是“天子”的天，是天坛祭天的天；这里的“地”，也不是地质学家或者地理学家讲的地，而是皇帝去地坛所祭的那个地。又如，在“储宫部”，讲到皇太子的住所，在“居处部”，又提及等级较低的居住。从比较中，我们发现中西方对于建筑的认识是截然不同。这种比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固有属性是隶属制度、文化或者人的活动的，而没有明确的如住宅具有居住属性这种建筑概念。“随类相从”的意义和西方的概念及今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由此而沿伸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别不能完全按功用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许多建筑的真正功用在古代并不很明确，如明堂；或者具有交错的多重功用，如园林；或者相互包含，如宫殿、住宅、城市的功用关系。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建筑不纳入关系之中的存在，是无意义的存在。 概括说来，“编年式”和“分类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所存在的缺憾，其突出的特征是：缺乏对于“关系”的认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等等。当然，这也是当时的研究背景及条件的局限性使然。 二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所依存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为我们重新认识、架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资料的日臻丰富，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古代环境、古代建筑、古代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一方面，遗物、遗迹、遗址、遗册等田野资料收集和测绘工作更加细致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如考古学、年代学、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不断开拓和成果的大量涌现，使我们有可能不再局限于就实物而理论。 其次，先进的技术是产生新资料并能够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如用雷达探测地下遗址的分布情况，用碳-14分析确定建筑的年代，用先进的立面照相技术加速测绘工作等，都可以产生新的资料，或从旧的资料中发现新的信息。再如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可以更有效地研究聚落形态的空间关系、建筑与建筑的关系、不同建筑的共同特性等。在这方面考古界已取得了很大的实绩④。1991年科技部门还运用遥感技术对秦陵进行了测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前景也相当广阔。傅斯年先生在1928年曾经说过一句话，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却脚找东西”，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历史界包括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建筑历史的条件和状况。对比之下，今天确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则，方法上的更新和信息交流及全球知识、文化相互作用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美籍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综合运用了文化生态学和聚落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城邑起源、发展轨迹及交替过程，是很好的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的研究范例⑤。在我国，从文化圈层及交流机制来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正在展开，并取得了较大成果。可以看到，动态地、联系地、相关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已势在必行。 三 基于上述，这里尝试提出一个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框架，一则为必须，二则为必然。主要采用的是建筑类型学方法，侧重在建筑的自律性和文化整体的一贯性之间建立一种纽带，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两种框架体系的不足。 建筑类型学较我们常用的建筑分类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般的分类如住宅、宫殿、坛庙等，往往是基于已知的建筑实体的不同功用和性质进行的，讲究客观地类属。而建筑类型学则往往将建筑的有序发展看作逐渐发生的过程，它更注重客观物属的源，类属只是基于源而进行流的一种结果。卡特勒梅尔·德·坎西在《建筑百科辞典》中指出：“科学与哲学的根本职能之一是揭示原初动因，目的是求得缘由的知解，这就是建筑中所称的类型”。这和我们约定俗成的建筑类型的内涵不一样，实为原型类型学。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能从各种类别的建筑中发现普遍原则或内涵；2、如果几种类别的建筑具有同一原则或内涵，即同属一个型（为区别于约定俗成的“类型”，简称为型）；3、环境和语境变了，同一型影响下，可能产生相异于以前的建筑结果；4、型和类别不完全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有一定的转换性，可解决过渡性的问题。因此，运用建筑类型学，能解决诸如形上和形下、整体和局部、源和流及一些交错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点上尤其吻合于建立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的动因。据此，并结合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特点，我运用“型”、“类”、“期”这三个变量来概括和构成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
中国建筑史论文题目有哪些类型和特点
史发展中，这种思想促进了建筑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从而使中国建筑有一种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宛若天成的气质，建设者们主要从善择基址，因地制宜，整治环境，心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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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成时期：原始社会―汉代；特点：中国木结构建筑技术已日渐完善。人们掌握了夯土技术，烧制了砖瓦，建造了石建筑。2）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特点：砖瓦的产量、质量及木构架技术都有所提高。大量兴建佛教建筑。3）成熟时期：隋唐时期；特点：砖的应用更加广泛，琉璃的烧制更加进步，建筑构件的比例逐步趋向定型化。4）大转变时期：宋朝；特点：宋朝建筑的规格一般比唐朝小，但比唐朝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5）发展时期：元朝；特点：兴建大量藏传佛教寺庙及伊斯兰教礼拜寺。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影响到全国。6）高峰时期：明清时期；特点：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筑已经高度标准化、定型化。
中国建筑史论文题目有哪些类型和特点可选
按社会发展史划分和依建筑类别分类，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常用的两种框架体系。我个人对此问题比较感兴趣，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在前几年教学中，由于与学生的接触，开始感觉到中国古代建筑史现有的框架，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的所求所思，即使教师科学客观地评价，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共识，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现有的建筑史框架体系所传授的内容对他们只是一种知识和修养而已，而不能深解其可能推演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及规律，进而丰富他们的设计思想乃至对创作思维助益。二是我认为，一门学问的研究框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载体化知识序列化和系统化的重要表征，而近十年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整体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史所依存的相关学科背景及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有显著突破。这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问题：现有的框架不足和目前的知识背景改变，其突出的特征是什么？能否以此为出发点尝试架构一种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呢？ 一 从认识论上看，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前、中、后期社会的形态和政治朝代进程，来对中国古代建筑史进行框架，是基于这样一种唯物的理解：“无论从哪方面着眼，建筑都是时代的反映，一部忠实的史录”①。它的突出贡献在于：完整而准确地勾勒出中国浩翰林总的建筑类别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的在形象、技术、功用上的特征和兴衰进程，且主要解决了建筑断代和时代风格的“是与不是”的定位问题。如按这种编年史的线形研究，很容易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高峰的唐代建筑风格和技术成熟的特色。但是，这种我们姑且称为“编年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忽视了建筑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异与不同步现象。譬如，东汉和西汉在社会发展史上，统称为汉，它们和战国、秦及随后的三国同为封建社会前期，但就建筑自身发展言，东汉较西汉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形象等诸方面均迅速发展和有大的突破，中国独特的木构技术体系也是在此时成熟的。因此，按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划分建立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就不能完全揭示出建筑内在的发展规律和变革性的标志点。 第二，忽视了建筑在时空上的滞后性。如宋元明三代木构建筑，一般地说，地区的差异常甚于时代的差异。元代南方许多建筑如浙江武义延福寺大殿、上海真如寺大殿等虽建于元代，但却以宋《营造法式》为蓝本，是宋官式建筑的继承者。而同时期的北方建筑则主要表现出取华从简、草率自由的元代建筑构架特色。相反，在明代大木建筑技术重新秩序化以后，山西、四川等许多地区则仍保存元代的简约风格和做法。又如，西汉北方盛行的锦绣包裹构件以示繁华的做法，至北宋被禁止后，于南宋竟在南方兴盛起来并成为风尚②。这都反映出建筑作为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物质实体，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和影响，远不能用社会发展史的断代方法进行全面地概括。 另一方面，按建筑类别来建立中国建筑史框架，其主要功绩是实用且明确，系统地归纳、总结出各类建筑的型制、词汇、技术特色和风格特征，对于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建筑的语言起到重要的作用，且主要解决了建筑型制的“象与不象”的归属问题。对于某些实例的分析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这种“分类式”的框架体系，也显见一些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 分类式不能体现中国古代建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固有属性。在西方，建筑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是一门学问。在西方古代百科全书瓦洛的《学科撮要九书》中，建筑乃为独立一项，这就是三学（逻辑学、文法、修辞学）四术（天文学、几何学、音乐、算术）和瓦洛二学（医学和建筑）。但是，在中国古代类书中，我们从不曾发现有建筑一项，类书内容的先后次序没有层次、没有科学属性，基本上体现的是围绕皇权的一整套伦理制度、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唐《艺文类聚》是一典型。该书分为四十八部，基本结构可用同心圆表示③（见图1）。这里的“天”，不是现在天文学意义上的天，而是“天子”的天，是天坛祭天的天；这里的“地”，也不是地质学家或者地理学家讲的地，而是皇帝去地坛所祭的那个地。又如，在“储宫部”，讲到皇太子的住所，在“居处部”，又提及等级较低的居住。从比较中，我们发现中西方对于建筑的认识是截然不同。这种比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固有属性是隶属制度、文化或者人的活动的，而没有明确的如住宅具有居住属性这种建筑概念。“随类相从”的意义和西方的概念及今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由此而沿伸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别不能完全按功用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许多建筑的真正功用在古代并不很明确，如明堂；或者具有交错的多重功用，如园林；或者相互包含，如宫殿、住宅、城市的功用关系。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建筑不纳入关系之中的存在，是无意义的存在。 概括说来，“编年式”和“分类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所存在的缺憾，其突出的特征是：缺乏对于“关系”的认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等等。当然，这也是当时的研究背景及条件的局限性使然。 二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所依存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为我们重新认识、架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资料的日臻丰富，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古代环境、古代建筑、古代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一方面，遗物、遗迹、遗址、遗册等田野资料收集和测绘工作更加细致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如考古学、年代学、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不断开拓和成果的大量涌现，使我们有可能不再局限于就实物而理论。 其次，先进的技术是产生新资料并能够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如用雷达探测地下遗址的分布情况，用碳-14分析确定建筑的年代，用先进的立面照相技术加速测绘工作等，都可以产生新的资料，或从旧的资料中发现新的信息。再如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可以更有效地研究聚落形态的空间关系、建筑与建筑的关系、不同建筑的共同特性等。在这方面考古界已取得了很大的实绩④。1991年科技部门还运用遥感技术对秦陵进行了测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前景也相当广阔。傅斯年先生在1928年曾经说过一句话，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却脚找东西”，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历史界包括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建筑历史的条件和状况。对比之下，今天确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则，方法上的更新和信息交流及全球知识、文化相互作用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美籍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综合运用了文化生态学和聚落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城邑起源、发展轨迹及交替过程，是很好的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的研究范例⑤。在我国，从文化圈层及交流机制来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正在展开，并取得了较大成果。可以看到，动态地、联系地、相关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已势在必行。 三 基于上述，这里尝试提出一个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框架，一则为必须，二则为必然。主要采用的是建筑类型学方法，侧重在建筑的自律性和文化整体的一贯性之间建立一种纽带，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两种框架体系的不足。 建筑类型学较我们常用的建筑分类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般的分类如住宅、宫殿、坛庙等，往往是基于已知的建筑实体的不同功用和性质进行的，讲究客观地类属。而建筑类型学则往往将建筑的有序发展看作逐渐发生的过程，它更注重客观物属的源，类属只是基于源而进行流的一种结果。卡特勒梅尔·德·坎西在《建筑百科辞典》中指出：“科学与哲学的根本职能之一是揭示原初动因，目的是求得缘由的知解，这就是建筑中所称的类型”。这和我们约定俗成的建筑类型的内涵不一样，实为原型类型学。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能从各种类别的建筑中发现普遍原则或内涵；2、如果几种类别的建筑具有同一原则或内涵，即同属一个型（为区别于约定俗成的“类型”，简称为型）；3、环境和语境变了，同一型影响下，可能产生相异于以前的建筑结果；4、型和类别不完全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有一定的转换性，可解决过渡性的问题。因此，运用建筑类型学，能解决诸如形上和形下、整体和局部、源和流及一些交错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点上尤其吻合于建立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的动因。据此，并结合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特点，我运用“型”、“类”、“期”这三个变量来概括和构成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回回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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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史的论文集有哪些类型和特点
按社会发展史划分和依建筑类别分类，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常用的两种框架体系。我个人对此问题比较感兴趣，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在前几年教学中，由于与学生的接触，开始感觉到中国古代建筑史现有的框架，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的所求所思，即使教师科学客观地评价，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共识，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现有的建筑史框架体系所传授的内容对他们只是一种知识和修养而已，而不能深解其可能推演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及规律，进而丰富他们的设计思想乃至对创作思维助益。二是我认为，一门学问的研究框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载体化知识序列化和系统化的重要表征，而近十年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整体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史所依存的相关学科背景及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有显著突破。这就促使我思考这样一问题：现有的框架不足和目前的知识背景改变，其突出的特征是什么？能否以此为出发点尝试架构一种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呢？ 一 从认识论上看，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前、中、后期社会的形态和政治朝代进程，来对中国古代建筑史进行框架，是基于这样一种唯物的理解：“无论从哪方面着眼，建筑都是时代的反映，一部忠实的史录”①。它的突出贡献在于：完整而准确地勾勒出中国浩翰林总的建筑类别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的在形象、技术、功用上的特征和兴衰进程，且主要解决了建筑断代和时代风格的“是与不是”的定位问题。如按这种编年史的线形研究，很容易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高峰的唐代建筑风格和技术成熟的特色。但是，这种我们姑且称为“编年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忽视了建筑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异与不同步现象。譬如，东汉和西汉在社会发展史上，统称为汉，它们和战国、秦及随后的三国同为封建社会前期，但就建筑自身发展言，东汉较西汉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形象等诸方面均迅速发展和有大的突破，中国独特的木构技术体系也是在此时成熟的。因此，按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划分建立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就不能完全揭示出建筑内在的发展规律和变革性的标志点。 第二，忽视了建筑在时空上的滞后性。如宋元明三代木构建筑，一般地说，地区的差异常甚于时代的差异。元代南方许多建筑如浙江武义延福寺大殿、上海真如寺大殿等虽建于元代，但却以宋《营造法式》为蓝本，是宋官式建筑的继承者。而同时期的北方建筑则主要表现出取华从简、草率自由的元代建筑构架特色。相反，在明代大木建筑技术重新秩序化以后，山西、四川等许多地区则仍保存元代的简约风格和做法。又如，西汉北方盛行的锦绣包裹构件以示繁华的做法，至北宋被禁止后，于南宋竟在南方兴盛起来并成为风尚②。这都反映出建筑作为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物质实体，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播和影响，远不能用社会发展史的断代方法进行全面地概括。 另一方面，按建筑类别来建立中国建筑史框架，其主要功绩是实用且明确，系统地归纳、总结出各类建筑的型制、词汇、技术特色和风格特征，对于学生掌握中国古代建筑的语言起到重要的作用，且主要解决了建筑型制的“象与不象”的归属问题。对于某些实例的分析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这种“分类式”的框架体系，也显见一些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 分类式不能体现中国古代建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固有属性。在西方，建筑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是一门学问。在西方古代百科全书瓦洛的《学科撮要九书》中，建筑乃为独立一项，这就是三学（逻辑学、文法、修辞学）四术（天文学、几何学、音乐、算术）和瓦洛二学（医学和建筑）。但是，在中国古代类书中，我们从不曾发现有建筑一项，类书内容的先后次序没有层次、没有科学属性，基本上体现的是围绕皇权的一整套伦理制度、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唐《艺文类聚》是一典型。该书分为四十八部，基本结构可用同心圆表示③（见图1）。这里的“天”，不是现在天文学意义上的天，而是“天子”的天，是天坛祭天的天；这里的“地”，也不是地质学家或者地理学家讲的地，而是皇帝去地坛所祭的那个地。又如，在“储宫部”，讲到皇太子的住所，在“居处部”，又提及等级较低的居住。从比较中，我们发现中西方对于建筑的认识是截然不同。这种比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古代建筑的固有属性是隶属制度、文化或者人的活动的，而没有明确的如住宅具有居住属性这种建筑概念。“随类相从”的意义和西方的概念及今天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由此而沿伸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别不能完全按功用加以严格区分。因为许多建筑的真正功用在古代并不很明确，如明堂；或者具有交错的多重功用，如园林；或者相互包含，如宫殿、住宅、城市的功用关系。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建筑不纳入关系之中的存在，是无意义的存在。 概括说来，“编年式”和“分类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所存在的缺憾，其突出的特征是：缺乏对于“关系”的认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等等。当然，这也是当时的研究背景及条件的局限性使然。 二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所依存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手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为我们重新认识、架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资料的日臻丰富，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古代环境、古代建筑、古代生活等多方面的信息。一方面，遗物、遗迹、遗址、遗册等田野资料收集和测绘工作更加细致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如考古学、年代学、民族学、文化学等领域的不断开拓和成果的大量涌现，使我们有可能不再局限于就实物而理论。 其次，先进的技术是产生新资料并能够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如用雷达探测地下遗址的分布情况，用碳-14分析确定建筑的年代，用先进的立面照相技术加速测绘工作等，都可以产生新的资料，或从旧的资料中发现新的信息。再如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可以更有效地研究聚落形态的空间关系、建筑与建筑的关系、不同建筑的共同特性等。在这方面考古界已取得了很大的实绩④。1991年科技部门还运用遥感技术对秦陵进行了测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前景也相当广阔。傅斯年先生在1928年曾经说过一句话，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却脚找东西”，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历史界包括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建筑历史的条件和状况。对比之下，今天确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则，方法上的更新和信息交流及全球知识、文化相互作用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美籍著名学者张光直教授综合运用了文化生态学和聚落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城邑起源、发展轨迹及交替过程，是很好的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的研究范例⑤。在我国，从文化圈层及交流机制来进行研究的工作也正在展开，并取得了较大成果。可以看到，动态地、联系地、相关地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已势在必行。 三 基于上述，这里尝试提出一个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框架，一则为必须，二则为必然。主要采用的是建筑类型学方法，侧重在建筑的自律性和文化整体的一贯性之间建立一种纽带，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两种框架体系的不足。 建筑类型学较我们常用的建筑分类有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一般的分类如住宅、宫殿、坛庙等，往往是基于已知的建筑实体的不同功用和性质进行的，讲究客观地类属。而建筑类型学则往往将建筑的有序发展看作逐渐发生的过程，它更注重客观物属的源，类属只是基于源而进行流的一种结果。卡特勒梅尔·德·坎西在《建筑百科辞典》中指出：“科学与哲学的根本职能之一是揭示原初动因，目的是求得缘由的知解，这就是建筑中所称的类型”。这和我们约定俗成的建筑类型的内涵不一样，实为原型类型学。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能从各种类别的建筑中发现普遍原则或内涵；2、如果几种类别的建筑具有同一原则或内涵，即同属一个型（为区别于约定俗成的“类型”，简称为型）；3、环境和语境变了，同一型影响下，可能产生相异于以前的建筑结果；4、型和类别不完全是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有一定的转换性，可解决过渡性的问题。因此，运用建筑类型学，能解决诸如形上和形下、整体和局部、源和流及一些交错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点上尤其吻合于建立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的动因。据此，并结合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特点，我运用“型”、“类”、“期”这三个变量来概括和构成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
1）开成时期：原始社会―汉代；特点：中国木结构建筑技术已日渐完善。人们掌握了夯土技术，烧制了砖瓦，建造了石建筑。2）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特点：砖瓦的产量、质量及木构架技术都有所提高。大量兴建佛教建筑。3）成熟时期：隋唐时期；特点：砖的应用更加广泛，琉璃的烧制更加进步，建筑构件的比例逐步趋向定型化。4）大转变时期：宋朝；特点：宋朝建筑的规格一般比唐朝小，但比唐朝更为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5）发展时期：元朝；特点：兴建大量藏传佛教寺庙及伊斯兰教礼拜寺。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影响到全国。6）高峰时期：明清时期；特点：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筑已经高度标准化、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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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区别 中国建筑中具有审美价值的特征形式和风格。自先秦至19世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系，2000多年间风格变化不大，通称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外国建筑，特别是西方建筑的大量输入，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建筑风格发生了急剧变化，通称为中国近现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 艺术特征 和欧洲古代建筑艺术比较，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有3个最基本的特征: ①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的统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也同时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 ②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建筑艺术的一切构成因素，如尺度、节奏、构图、形式、性格、风格等，都是从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出发，为人所能欣赏和理解，没有大起大落、怪异诡谲、不可理解的形象。 ③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古代优秀的建筑作品，几乎都是动员了当时可能构成建筑艺术的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而成的一个整体形象，从总体环境到单座房屋，从外部序列到内部空间，从色彩装饰到附属艺术，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抽掉了其中一项，也就损害了整体效果。 这些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 重视环境整体经营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中国的堪舆学说起源很早，除去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是讲求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古代城市都注重将城市本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秦咸阳北包北坂，中贯渭水，南抵南山，最盛时东西达到二三百里，是一个超级尺度的城市环境。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北魏）、建康（今江苏南京）、北京（明清）等著名都城，其经营范围也都远远超过城墙以内；即使一般的府、州、县城，也将郊区包容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统一布局。重要的风景名胜，如五岳五镇、佛道名山、邑郊园林等，也都把 环境经营放在首位；帝王陵区，更是着重风水地理，这些地方的建筑大多是靠环境来显示其艺术的魅力
对传统持否定性的整体观。其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 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鲁迅指出
楼主，是个大工程啊，
不好意识论文太长我给你几点思路好吧第一任何事物都有他存在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产物都是个时代的科技，经济情况走。第二和当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有关，毕竟房屋的基本功能是居住。在个基础上人们为了适应自然所以把房子非得要那样造。第三建筑不仅仅是房子那么简单，他同时装载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个地区的文化。是这种文化让人们更加爱这个城市的建筑，还有建筑从不孤单，他又和周围山啊河 啊树是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