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选题意义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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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心灵之音，您的问题我已经看到，会在五分钟之内给您回复。政治经济学，广义的说是研究一个社会生产，资本，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学科。提问具体劳动是商品生产者借以联系的桥梁吗回答政治经济学以历史的生产关系或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和再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科。具体劳动是商品生产者借以联系的桥梁的。因为没有具体劳动，就没有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寓于具体劳动之中，抽象劳动又是各种具体劳动彼此联系的体现，也是商品生产者介意相互联系的桥梁。提问确定吗为什么百度文库的多项选择上不选它回答这个是确定的，抽象劳动是包含在具体劳动之内的。更多6条 

首先尽量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或比较熟悉的领域确定题目；其次注意选题角度尽量以小见大，涉及内容多自己把握不了；再次尽量理论联系实际，比如最近农民菜价低谈价值规律对经济的影响等内容一般可采用三段论的形式：一、是什么，解释观点；二、为什么，解释写文章的意义；三、怎么做，对你的观点的贯彻落实有什么举措等或者：一、讲写这篇文章的意义；二、写现状，存在的问题；三、写解决的思考

1、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课科中的基础理论学科，在经济学科体系中处于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2、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基本政治制度，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在研究经济运动本质的同时，也注意剖析经济现象，为学习各门经济学提供了基本原理。3、政治经济学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的典范，学习好政治经济学可以树立正确地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从而提高分析和解决矛盾的能力。4、政治经济学通过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解决生产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我们树立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解放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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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古典学关于经济学对象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四）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根据这两个原则，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的结合，但强调资源配置方面。

（1）为我们学习其他经济学科的知识、深入思考各类经济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2）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树立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3）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现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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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有意义了，要研究一门学问首先要了解其发展历史，政治经济学虽然貌似过时了，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现在经济的过去，从而更好地理解现在的经济。

课本上有啊，共三个意义，一，对现代资本主义有正确的认识，二，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认识，三寻求指导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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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是论文写作关键的第一步，直接关系论文的质量。常言说：“题好文一半”。对于临床护理人员来说，选择论文题目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结合学习与工作实际，根据自己所熟悉的专业和研究兴趣，适当选择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2）论文写作选题宜小不宜大，只要在学术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点上，有自己的一得之见，或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或新的观点和认识，言之有物，读之有益，就可以作为选题；（3）论文写作选题时要查看文献资料，既可了解别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借鉴人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论文写作选题与论文的标题既有关系又不是一回事。标题是在选题基础上拟定的，是选题的高度概括，但选题及写作不应受标题的限制，有时在写作过程中，选题未变，标题却几经修改变动。

学经济学有一点意义。但是那么多经济学家还是不能让全球避免经济危机。但是目前大家都玩的规则，你学习一下至少可以懂的是怎么回事。政治学就是洗脑的。奴化人的思想而已。否则不公平的话老百姓都造反了。

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选题意义和价值

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扬弃 —— 论商品价值的哲学意义许多研究价值问题的同志，把“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个瓦格纳的观点，错当成了马克思的观点。这一失误暴露了在使用价值概念和价值概念上的混淆，这种混淆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深刻理解而造成的。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将商品价值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认为商品只具“商品价值”，而没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哲学意义的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概念毫不相干”。（李连科、刘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1987年2月2日《光明日报》）。否认商品价值的哲学意义的同志认为：商品价值是一种个别的价值概念，“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一种普遍的价值概念。他们认为，“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相当于使用价值概念、等于瓦格纳的那个“价值的普遍概念”、在概念的哲学层次上高于商品价值概念。《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一文中坚持说，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在理论上没有“没有失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哲学。社会经济是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基本方面，正是在这个出发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形形色色的“自然哲学”分道扬镳了。马克思1842年大学毕业后，作《莱茵报》编辑，接触到种种经济问题，转而于1844年初研究社会经济。以后几十年，马克思一直把主要精力专用于此。他的哲学寓于他的《资本论》和其他种种经济著作中，寓于他对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过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及其运动过程的种种论述中。根据马克思研究商品价值所运用的哲学观点和方法以及得到的基本结论，可以认为，商品价值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商品价值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离开商品价值的象瓦格纳的那种相当于使用价值的“价值的普遍概念”，除了商品价值概念，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中不存在其它的价值概念。在概念上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同志，并没有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混淆在一起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理论基础，而是撇开价值概念，单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参考对象的。例如，“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不同于作为人类劳动凝结的商品的价值，但却可以相当于商品的或物的使用价值”（郑庆林：《价值问题的哲学讨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8期）。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概念属于比较狭窄的经济学领域，而使用价值概念则容易推广到哲学领域。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仅用一句话就完成了这种推广：“价值即有用，无功用则无价值”。“功用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同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被这种同志理解得非常简单。就连马克思主义的论敌也未敢轻视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瓦格纳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称为“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石”，并且绞尽脑汁破坏这块“基石”。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关系，是理解商品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基础，也是批驳瓦格纳的那个看起来好象说得过去的 “价值的普遍概念”的关键。问题的焦点是：是商品价值概念在哲学上包含使用价值概念，还是使用价值概念在哲学上包含商品价值概念，还是象那些把瓦格纳的观点当成马克思的观点的同志所说的那样，相当于使用价值概念的哲学上的价值概念和商品价值的概念毫不相干？说使用价值概念和商品价值概念“毫不相干”是不对的。实际上，“使用价值”和“使用性”是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提法。在商品价值概念产生之前，“使用性”进化成“使用价值”为商品价值概念的产生做准备；当商品价值产生之后，“使用价值”还原成“使用性”。在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概念是为了商品价值概念的产生而产生的。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预备概念。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创立的，《资本论》是该书的续篇，马克思把前书的内容概述在后书第一卷第一章中。《资本论》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整表述．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这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幸福的发现之一。虽然价值学说在《资本论》中所占的篇幅微不足道，但它不仅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而且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并不象那些没有理解它的同志理解得那么简单，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在《资本论》初版的序中说它“难于理解”。《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共有四节，其中以第三节最重要，最难理解，是价值学说的精髓。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一项艰苦的研究工作，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完成的。本文只在理解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这三个概念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价值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扬弃”的观点。进而得到以下结论：使用价值概念不具备价值概念的普遍性，不能把它直接推广到哲学领域中去；“价值即有用，无功用则无价值”和“功用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的观点是错误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概念解析应该用三只眼睛来看一件商品：是使用价值——有用；是交换价值——能换其它商品；是价值——结晶的社会劳动。马克思说：商品“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资本论》第1卷第46页）。在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领略到这种“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马克思说：“一种物品的效用，使它成为一个使用价值。但这个效用不是浮在空中的。它由商品体的属性限制着，离开商品体就不存在”（同上，第6页）。又说：“与人相对立的不是使用价值这个词，而是具体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8页）。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使用价值是和使用品连在一起的。没有抽象的和一般的使用品，也没有抽象的和一般的使用价值。虽然所有使用品都“有用”，但它们所有的是各种不同的“用”，而没有普遍相同的“用”。使用价值是具体的，这是因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衣服是由棉花工人的劳动加工而成的，但棉花并没有“穿”这个使用价值。棉花纺成棉纱，棉纱织成棉布，棉布裁成衣料，衣料缝成衣服；可见，“穿”这个使用价值是由“纺”、“织”、“裁”、“缝”这四种具体劳动创造的。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具体性，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无法在使用性上进行量的比较。例如，我们不能说一顶帽子和一双皮鞋哪个“用处大”。一双皮鞋换两顶帽子，但不能用一只皮鞋换一顶帽子。使用价值离不开使用品，它受使用品的属性限制着，具体的使用价值是固定在具体的使用品内的。这可以从两个侧面来说明。第一，两种使用价值不能交换。例如，不能把皮鞋当帽子戴，也不能把帽子当皮鞋穿。第二，使用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变的。一使用品可以有多种使用价值，例如，一块布料可以做上衣也可以做裤子。如果人发现这块布料还适合做裙子，这决不是布料的使用价值发生了变化，而是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如果人今天晚上决定用这块布料做裙子，第二天早上发现布料的使用价值在一夜之间“变”得不适合做裙子，人该怎么办呢？因此，使用价值是商品的固有属性，它不能离开商品体而存在，也不能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有些同志在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研究价值问题的参考对象的同时忽视了、甚至放弃了对交换价值概念的理解。交换价值在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用前两节流畅地叙述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价值、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等概念，然后用第三节，也就是最难理解的那一节深刻地论述了交换价值的发展。马克思对交换价值概念的重视超过了对使用价值概念的重视。使用价值不能离开商品体而存在，不能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交换价值则恰恰是离开商品体而存在，在自身的变化中存在的。马克思说：“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同上，399页）。一种交换价值不能单独存在于一件商品体中；两种交换价值也不能分别存在于两件商品体中，两种交换价值是共同存在于两件商品之间的。马克思说：“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和别一种使用价值互相交换的数量关系或比例”（《资本论》第1卷第7页），共同存在于两件商品体之间的两种交换价值是互相依赖的。一双皮鞋换两顶帽子，皮鞋的交换价值是1:2，帽子的交换价值是2:1。一件商品可以有许多种交换价值，例如，一双皮鞋可以换两顶帽子，也可以换三件衣服，那么皮鞋的交换价值就是l:2和1:3。但就每一种交换价值而言，其数量关系“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动”（同上）。今年一双皮鞋能换两顶帽子，去年只能换一项，而明年则可能换三顶，这种变动取决当时当地的生产和消费的状况。交换价值是抽象的，一顶帽子只能“戴”但却什么都能“换”：不能说一双皮鞋比一顶帽子“用处大”，但却能说一双皮鞋比一顶帽子“换得多”。由于交换价值不是固定地存在于一件商品体内，而是变动地存在于两件商品之间，这就使得交换价值把两件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实际上，交换价值不仅把两件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而且两件两件地把所有商品动态地联系起来。例如，渔民不需要皮鞋，皮鞋不能换鱼；但渔民需要帽子，皮鞋可以先换到帽子，再用帽子去换鱼。因此，交换价值是商品之间的不断变动的数量关系。价值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扬弃一件商品既可以是使用价值，也可以是交换价值。例如，一双皮鞋可以穿——是使用价值；也可以换两顶帽子——是交换价值。但是一件商品不可能同时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因为人不能既要穿皮鞋又要用皮鞋去换帽子。再如，黄金在作为交换价值时不是使用价值。可以用符号来代替黄金作为形式上的交换价值，但不能把被代替下来的黄金作为使用价值用掉，而必须把黄金作为实际上的交换价值储备起来。因此，商品在使用的时候不是交换价值，在交换的时候不是使用价值。皮鞋的使用价值不能代替帽子的使用价值，但是人可以放弃皮鞋的使用价值，得到帽子的使用价值；两种使用价值不能交换，但是交换的结果却是两种使用价值的交换。让我们来理解这个“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的问题。考察一双皮鞋和两顶帽子的交换，交换的全过程分为“交换前”、“交换时”和“交换后”三个步骤。交换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 ①“交换前”是两种使用价值，但使用价值方程不成立：皮鞋≠帽子。 ②“交换时”是两种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方程不成立：1:2≠2:1。 ③“交换后”是两种交换了的使用价值。但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仍不成立：帽子≠皮鞋。可见，在交换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使用价值方程不成立，交换价值方程不成立，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也不成立。这一过程里的每一个步骤都存在着使交换无法进行的矛盾。但是，使交换无法进行的矛盾并没有阻止交换的进行，这个事实给商品的形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马克思说：“商品形态所以是神秘的，不过因为这个形态在人们眼中，把他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当作这各种物品的社会的自然属性来反映，从而，也把生产者对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作一种不是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同上，第48页）因此，不能把商品的形态“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使用价值来反映，也不能把它当作“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交换价值来反映；而应该把它当作“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存在于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这个反映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形态，就是价值。让我们从哲学概念上确定价值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马克思说：“不同物的大小要在还原为同一单位之后，方才能够在数量方面互相比较”（同上，第21页）。各使用价值受各自商品体的属性的限制，具有不同的量纲，无法在数量上互相比较。这就使得“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的使用价值方程和交换后的使用价值方程不能成立。由于交换价值可以用同性的数量关系来表现，所以两种交换价值是可以交换的。但是，两种交换价值的同性并没有使“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过程中的交换价值方程成立。虽然同性的数量关系可以比较，但是，代表交换价值的数量关系是不断变动的，无法在交换中进行确定的比较。就是说，两种交换的交换价值 “同性”而“不同量”。两种使用价值“不同性”，不能交换。但是，不同性的使用价值是由不同性的具体劳动创造的，而不同性的具体劳动可以换算成同性的社会劳动。例如，鞋匠用三小时做一双皮桂，帽匠用三小时做一顶帽子。但是，鞋匠三小时的劳动量并不等于帽匠三小时的劳动量，就象三公斤重量不等于三市斤重量一样。假设培养一个鞋匠的难度是培养一个帽匠难度的两倍，那么鞋匠劳动的复杂程度也应该是帽匠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两倍。不同性质的复杂具体劳动与简单具体劳动的差别，是由同性的社会劳动的不同量来补充的。假设三小时帽匠劳动相当于三小时社会劳动，由于鞋匠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帽匠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两倍，那么三小时鞋匠劳动就相当于六小时社会劳动。这就是说，鞋匠三小时的劳动相当于帽匠六小时的劳动。如果鞋匠用三小时做一双皮鞋，帽匠用三小时做一顶帽子，那么做一双皮鞋的社会劳动就相当于做两顶帽子的社会劳动。因此，不同性的两种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量是相同的。就是说，两种交换的使用价值“同量”而“不同性”。交换的两种交换价值在“交换时”“同性不同量”，交换的两种使用价值在“交换前”和“交换后”“同量不同性”。这就使我们能够在交换的全过程中定性定量地得到完整的价值概念。交换的“价值——价值——价值”过程： ①“交换前”是两种“使用价值——价值”——具体劳动化算成社会劳动。价值方程成立：1双皮鞋 = 6小时社会劳动，2顶帽子 = 6小时社会劳动。 ②“交换时”是两个相同的价值的交换，价值方程成立：6小时社会劳动 = 6小时社会劳动。 ③“交换后”是两种“价值——使用价值”——社会劳动还原成具体劳动。价值方程成立：6小时社会劳动 = 2顶帽子，6小时社会劳动 = 1双皮鞋。具体看链接，超级好的文章参考资料：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围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现阶段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以下意义：　　1、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2、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功经验。　　3、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经济理论。　　4、能够帮助我们掌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更好地理解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　　5、是学好其它学科的基础科学。　　政治经济学有三个特点：　　1、实践性：是说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坚实基础上的。过去，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创立了有高度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2、阶级性：是由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或阶级世界里，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利益必然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差别。　　3、人文性：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除了表现为某种阶级性之外，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国度性。理论经济学人文性的另一种内涵，便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