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论文2000字内容大全高清

儒释道，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佛教！

第一、佛学是正信正见的、蕴涵着无限科学性的至高妙完备的信念体系，而不是蒙昧的、迷信的学说。　　一位大哲人曾经说过：“初知科学远离宗教，深知科学归依宗教。”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理。初知科学的人会很自大、很自以为是，以为天下事很快就可以为自己所全知，并以为科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浅层次上变得很唯物，其实是非常执着于物质世界的实相，而丧失了人性中极其宝贵的空灵、妙觉自性。认为宗教只是宣扬迷信的虚幻的东西，而根本不能领悟和感受宗教的精髓所在。他们根本不懂得伟大的宗教思想学说中不但包含了至高妙的能在精神上超然于不可企及的无限和超脱、化解烦恼、苦难的智慧和方法，更包含了宇宙的终极智慧和方法，包含了人类如何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进入至高妙境地的，切实可行、可操作的大智慧和至妙法门。而深知科学以后，才会深深地知道自身的渺小和有限，未知世界的博大无垠，产生深深的敬畏感和赞叹之心，不再自大和狂妄，进而想要追寻如何才能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进入至高妙境地的智慧和方法。而伟大的宗教正可以提供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因而宗教是其自然的归途。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仅仅是由于纯粹的科学的启示而归依的宗教，不一定就是正见、正信的宗教，如果没有正见、正信的指引，有可能陷入外道甚至邪教。　　也许有人会说，佛学中缺乏教会人们如何生存的法术和技能，这就是缺乏科学技术的表现。[1]是的关于生存技能方面的东西佛经中确实讲的比较少，佛的智慧有个基本的出发点：人只要能基本生存，更多的终生就应当去注重如何修身养性、修炼自度，而不能在生存技能上太多的关注，否则易导致对物欲的追求、贪图享受、玩物丧志、为奇技淫巧所累等等严重阻碍正常修炼的弊端，我想这正是佛经中没有过多包含能够提供修炼者如何生存的技能和法术的重要原因。但有关医道方面、特别是在有关“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至高妙养身祛病的智慧方法方面却提供了丰富而完备的论述。人类这种生灵在地球上已经具备了生存的优势，无须再传授给人类过多的生存法术和技能，人类就应当齐备了很好的生存条件，一方面，如果人类始终能本着与天地宇宙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进化的方式生存，人类不可能滋生出更多的怪病和人为的灾祸，人类可以不需要建很多高楼大厦桥梁公路、制造出飞机汽车等就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不会造成污染和环境破坏生态破坏，更不会制造出足以毁灭人类自身千百遍的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可怕的电脑信息攻击武器等等。人类若能遵从佛学的心性和智慧的修炼，可以无限开发出人自身的潜在智能获得远远高于世俗科技所能带来的外在化工具手段。[2]人们只要注重精神的内守，病安从来？只要注重修身养性用佛学的智慧指导人生，就可以避免和消除人类相互的争斗和敌意；另外一方面，佛陀告诉我们：“烦恼皆菩提。”这是在告诉我们，生老病死或是遭遇到种种烦恼、苦痛和不幸正是修炼的缘份和机会。总之，佛学中包含完备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发展的智慧和方法，无论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道德伦理学等方面都提供了最为完备的智慧和方法。在这些方面的智慧和方法也远远超越了世俗人类的层次。　　关于佛教信仰及其学说是否属于迷信的讨论：“佛教之信仰，乃是智信而非迷信”（梁启超语）。佛的精髓和教义不但不主张迷信，且是较之世间一切学说（包括科学技术），最彻底的也是最完备的、最有效地能够反对和根除迷信的学说及其智慧和方法。为什么呢？佛法认为：不但虚幻的信是迷信，执著于实有、实相的信仰也是迷信。都是应当破除的。但世间的人智的科技之智却往往只能破除虚幻不实之迷信，自身却深深坠入执著于实有、实相之信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人只有修炼佛法才能使自生超越十分有偏见、残缺不全的人智，而获得佛性的显现、智慧的提升。西方也有一句古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3]这句话中蕴含着人们不要过分自以为自己是能思考的智慧生物而得意。岂不知就是由于人类太偏爱思考（主要指借助语言符号系统进行逻辑、理性思辨而玩弄思维游戏和概念游戏），以至于自误入思维障碍而不能自拔。这句话十分深刻的点明了人类智慧的有偏和残缺不全。人类智慧的弊端及其根源在于肉身的欲望、前世今生之业力、精神意识之我执，自以为是所形成的阻扰和障碍。人类不充分认识到自身智能的残缺不全、偏狭蒙昧，还自以为是地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提倡唯科学主义，那将会在以偏代全、残缺有限的人智引导下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当今人类人文精神和认识体系主导思想的误入歧途，导致当今人类用错误思想和意识支配和驾驭了科学技术，再加之由于科学助长了人的自大和自以为是，这样当今的人类已经把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宗教精髓的武器，变成了敌视和抗拒修炼的强大的障碍；一个例子：相传爱因斯坦晚年，曾深刻地反省过自己所提出的相对论，认为是在人类的见地未能驾役它的情况下过早地发表出来，给人类带来的灾祸可能会大于福祉。　　第二、佛学在应用法术和科技的目的问题上与世俗目的的辩析　　有的佛学学者认为，佛经中包含了很多的科学技术，甚至把佛经与科学技术等同起来，这是极为不切合实际的。佛经中确实谈到了一些法术，但仅是教会人们寻求大自在、解脱的根本智慧和方法，而绝不是教会人们如何寻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乐的智能和法术，佛经中之所以不过多的谈及法术和科学技术就在于要避免误导人们刻意的去追求法术和科学技术而落入外道和魔道。可是当今的人类就恰巧在这一问题上误入歧途，并且在这个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一定程度上，佛学是提倡和重视智慧和方法的，但是佛法所倡导的是要在正信正见中寻求大自在、大解脱的根本智慧和方法，而绝不提倡寻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乐的智能和法术。这也正是佛学的精髓所在，也是一些优秀的宗教之精髓所在。而当今的人类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佛学的精髓背道而驰，反而认为：宗教提倡严格的高要求的禁欲、持戒是反人道的、反人性的，是应当加以批判和抛弃的，千百年来宗教精髓和世俗人生观念的争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展开的。关于应用法术和科学技术，到底目的何在，是用于修炼获得大解脱大自在还是用于过世俗的好日子？一直也是宗教和世俗发生冲突的焦点所在。好的宗教倡导的是自觉自愿的修炼，而不是强迫性的，是提倡、指点和启迪，而不是强制、蛊惑和欺骗。好的宗教对世人的态度是：大力提倡和鼓励每一个世俗的凡人都能够按照高标准、高要求进行勇猛精进的修炼，修炼得好的将会得到好的果位，不愿从事修炼而只是热衷于过世俗生活者也不会对其进行盲目干预，更不会采用强制、蛊惑和欺骗的方法。对这类人，佛学只是认为其没有修炼的缘份。正如《妙法莲花经》所说：“他们机缘还没有成熟，与其听了不相信引起反感，增加罪业，还不如让他们离开，也是好的。”[4]佛经告诉我们关于生存的法术只是要掌握到能获得温饱就足够了，超过温饱再去追求法术从而获得更舒适的生活这就完全违背了佛学的精髓和宗旨。如果将科学技术和法术用在正信正念的修炼中，那么法术和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越高对修炼者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法术始终不能够刻意地去求，更不能超越见地的去开发和利用。否则必然落入外道甚至邪道。法术正像金钱对人的作用，对于见地较高的、能够正确驾驭金钱的人所掌握的金钱越多越能够带来福祉，反之，对于不能够正确驾驭金钱的人，掌握的金钱越多，越能够带来灾祸，不但会危害自己也会危害他人。生活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一个典型例子：海南省的一些十分贫穷的农民家庭，因为征用土地而一夜之间暴富，几年以后这样的暴富没有给他们带来福祉，反而带来了灾祸。而世俗的见解正好与佛学的精髓相反，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其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好的追求世俗的精神生活的满足。这正是当今人类已经走入歧途还不自知的一个最大的误期。事实上，当今社会的物质文明较以往是大大丰富了，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已基本获得了温饱，然而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需要，并且这是人类最本质、最根本的需要，物质生活方面的温饱条件不过是人类为获得这一最根本、最本质需要的一种物质前提。不要说物质温饱，就是物质极大的富足也决不是人类生活最根本和本质的需要。那么温饱以后的人们究竟应当更关注什么呢？毫无疑问，应当更关注自己精神家园的美好构建，通俗的说就是应当更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美好构建和健全发展，这才是事关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人类最根本、最本质的需求所在。人类对物欲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对此应当加以反省和节制，如果对人类追求物欲的满足不加以节制，任其无限发展，必将导致人类精神境界的堕落和人性的退化。最终人类将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退化为动物，只不过是比普通动物在获取衣食住行方面更有智慧和本领的动物。　　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穷生盗贼，富贵起淫心。”这种说法，其实也是十分片面的。贫穷和富贵不是影响人心的根本要素，关键要看个人的先天秉赋及其周围的社会精神氛围和社会价值观的导向。庸俗唯物主义往往认为：贫困使人坏，富贵使人好。而另一些肤浅的唯意志主义、唯心论者却认为：富贵使人坏，贫困使人好。这都是十分片面的。　　有人认为，人类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应当是无止境的，并认为有多高程度的物质文明才能支撑起多高的精神文明，二者应当永远同步。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而已。因为只要获得了温饱，一个人的精神追求是可以达到无限高远的，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也可以达到无限的高远。古今中外那些在精神境界上堪称楷模的圣哲先贤们无不是这样。这些圣哲先贤们没有一个是在大富大贵之后其精神境界才达到了十分的高远的。有些虽然具有了大富大贵的条件，但却自愿放弃了大富大贵的生活，大都自愿终生选择了淡泊却温饱的物质生活。反之，一个过份注重物质生活享受的人，哪怕是一个十分聪明而有才干的人，其精神境界必定不可能高远。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精神境界十分高尚的人，是过份注重物质生活享受的人。这里有个问题应当特别注意，人类追求驾驭自然的手段和能力应当是无止境的，但这种追求绝对不属于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属于人类追求精神需求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如果说人类社会在未能达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温饱时，应当不惜采用过分偏重于开发和刺激人类对物欲追求，激发和促使人们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方法是有其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一旦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温饱以后，就不可再过分注重发展物质文明，而应当将重点转过来，注重发展和构建精神文明了。在温饱之后评价人的生活质量的综合标准和根本准则归根到底是决定于一个人在心灵上、精神上是否自在、充实和幸福，这在根本上将归结为一个人内心的心灵感受和精神状态，而与人的财富、名望、地位无关。　　一方面人类对物欲满足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另一方面，人类这种宇宙生灵在宇宙中发展构建物质文明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穷尽认识宇宙大道，但是一个获得物质温饱的人，只要善于构建精神家园，是可以在精神上获得无限的充实、满足、快慰和自在的。反之一个不善于构建自身精神家园的人，即使其物质生活条件再怎么富足也很难获得精神上的充实满足和自在。例如，一个拥有五星级饭店的老板，由于挂碍太多、太过于算计而反倒不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而一个内心无牵挂的街边流浪汉，只要随便席地而卧就能拥有一个香甜的睡眠。　　第三、佛学是倡导通过精进勇猛勤勉的高标准、至为严格的向内的心性修炼追求至高妙完备的人生境地的，而绝不是消极厌世逃盾、退缩和保守的不提倡进取向上的人生哲学。　　事实上真正的宗教精髓是极反对懒堕、反对不求上进的，佛学十分强调从事精进勤奋的修为实践，并将精进和勤勉列入八正道之中，道家的无为也决不是提倡什么也不做和不为，这里无为境界是道家的最高境界。指的是不要人为的去乱为、胡为，去干预自然大道，只有彻底领悟了什么是不合道的行为并善于放弃，才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达到随心所欲合于道的至高境地。而随遇而安、安贫乐道这是一种人生寻求至高无上的超凡脱俗，至高的心灵大自在、大解脱的大智慧、大至理。　　正信正见的佛法是超人智本体论的、超人智形而上学的、超方法论、超认识论的大智慧，佛学在建立了终级的，完备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后，在具体的做事和修为的过程中不是空洞的学说，是非常实实在在的，是非常注重踏实，精进、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在这方面的高标准和高要求较之世俗的学界来得更为严格、完备，对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提供了丰富完备的修炼法门，其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是高度完备和智慧的，只不过方法和道路不尽相同，人间世俗中好的方法和道路，佛学也不排斥，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利用，佛学把人智的科学早已包容在自己的法术范畴中，佛学的修炼法门不仅适用于地球的生灵，并且适用于整个宇宙生灵，在人类这个层次进行修炼，佛学是知道应当充分的重视和利用人智层次的法术也就是科学技术，因为，作为世间法的科学技术，世间的凡人在使用它时会感到：它具有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性强、可重复性稳定性较好的特点。但这种重视和利用应当时时为更高层次的见地所把握和引导。　　关于如何正确领悟和认识佛所倡导的出世的精髓要义：（一）、远非人世间所曲解误会的狭义的、消极、逃避的出世，反而是主张积极的顺乎天道、因果缘由的最高层次最高境界的入世、救世、渡世；（二）、佛陀所倡导的出世仅仅是去除抛弃阻碍自性显现、导致无明的世俗的肉身感官欲望、享乐和虚荣满足的追求的部分，由此才能在更高层次和境界上提升和肯定人生价值、生命价值并倡导积极地、精进认真勤勉地去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三）、佛陀所倡导的出世，也不仅不会导致对人生价值生命价值的消极、厌世、逃避、颓废的态度，反而是最彻底最实在的批判并消除任何对人生对生命及其无限潜在价值的消极、厌世、逃避、颓废、漠视的态度的、最为完备并能够提供切实可行可操作的智慧法门的学说。佛陀所倡导的提升和拔高人生价值与境界的修炼的要求远远超过了一切世俗的勤奋和认真所能达到的程度，其勇猛精进勤勉奋发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其原动力和深层次的心理内驱和动因不再是世俗常规的那种对感官享乐和虚荣满足的追求所激发出的世俗心理动因和内驱力，而是一种高度升华了的、对至高无上生命价值和境地——至高无上的人生自我完善、无上自在的、能够充分彻底的调动激发修炼者勇猛精进奋发向上的驱动力量。这是一种至崇高至清纯的精神力量；（四）、佛陀所倡导的认真求实精神的要求也远远高于世俗世界对认真求实的最高要求。这既是一种高标准、高要求的行事、修为的认真求实精神，又是一种高度智慧的、绝对不会由于认真求实得过度而导致执着于人和事的实相，进而遭致无明的至高妙态度。而世俗的人智所提倡的认真求实却不可避免地会由于执着于世界的实相而遭致局限或陷于无明。　　第四、佛学以及老庄学说的精髓要义和终极目的另有所在，其至高妙完备的人生哲学、心灵安慰学说以及完备的解释学的功能和价值只是佛学的浅层功能和价值，而世人往往误以为是其最大功能和价值所在。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看，佛学不仅饱含至为高妙完备的能使人生获得最好的空灵超越性和最大的安慰、解脱的人生哲学，佛学中更蕴含着至为高妙完备的精神安慰和心理分析学说，是至为高妙完备的解释学，可以说较之当今世俗学科中的人生哲学、心理学及其咨询学说以及解释学更为博大精深、高妙而完备。佛学是人类在遭遇生命之“轻”（闲极无聊、空虚）[5]、“重”（挫折、打击、痛苦、不幸）境遇时最好的精神港湾和避难所，能给世俗的人们提供一定层次的化解和超越生命之“轻”、“重”境遇时的最佳方法，能使世人获得一定层次的超脱精神和空灵自在之感，因而可说是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终极家园。佛学在这里所提供的方法作用绝不是“阿q”似的简单的“精神胜利和超越之法”，而是极具说服力、极深邃透彻、极具安慰性的，是至高妙完备和智慧的方法。但是这些作用和方法仅仅只是佛学的浅层次的功能和价值所在，而不是佛学最根本最重要最奥妙的精髓要义所在；很多学者往往将此误认为是佛学最高的、最根本的功用和价值所在。这又是一种误解。　　为了对此问题作为一番较深入的探讨，这里有必要简要地谈一谈什么是学佛所倡导修炼的终极目的和所要达到的至高境界？在这一问题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认为学佛和修炼的初期目标应当是使自身建立起完备的宗教信念体系，有利于使现代人逐渐深刻地意识和领悟到超然一切、常葆空灵、宠辱不惊、得失不嗟、淡泊名利、清静无为、“应无所著而生其心”的至理妙机，以至最终能够培养出以出世之心，精进勤勉地去行入世之事的高妙人生态度，如此将有助于抵御各种不良诱惑，在任何挫折和磨难的境遇中都能保持极积乐观、充实而和谐宁静的心态，进而达到一种健全而完备的人生境地，而终极的目标则是：真正达到、“应无所著而生其心”、明心见性[6]、空灵自在、中道无为的至高境地。而从另一个角度说佛学和道家学说的终极目的和精髓要义是在于提供了一种向内深层次的开发智慧的一整套可操作性十分强的高深学说。其向内深层次开发智慧的深度可达到唤醒基因层次的潜在的记忆、潜在的智能的程度。劝世、劝善是方法，但不是根本法，是宗教的浅层的功能作用，而至高至深层次的功能作用则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都给出了至为高妙完备的通过修炼，充分开发自身的无限潜在智能、得道成佛的大法。能提供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修养方法能找到好的精神心灵的慰籍的港湾的功能也只是宗教的浅层次的功能和作用，退守、隐居也只是修炼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之一，但不是根本法。根本法是通过退守隐居获得排除外界干扰、清心寡欲、清净无为、与世无争…，也就是佛家倡导的澄怀无住、息心净念、清净六根、去除七情六欲，道家倡导的清静无为、清心寡欲、心斋、坐忘的内炼修为的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根本的目的和方法还在于清静无为，在于通过至高妙的正静定、坐忘修炼而得道成佛。清心寡欲、无为、齐物我、齐万物、物我两忘、澄怀无住、清净六根、持戒、行善布施的本质仍然是一种方法，是为了去除我执、妄念、人为的乱干预天道。总之，伟大的宗教思想学说中包含着能够提供人们完备的信心体系以及心灵的自我慰籍、自我调节、自我激励的机制和智慧，不但包含了至高妙的，能在精神上超然于不可企及的无限和生发出高妙的超脱精神，能使人们产生深深的敬畏感和赞叹之心，不再自大和狂妄，深深地知道自身的渺小和有限，未知世界的博大无垠，以及能给予人们化解烦恼、苦难的智慧和方法，更包含了宇宙的终极智慧和方法，包含了人类如何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进入至高妙的大解脱、大自在境地的切实可行、可操作的大智慧和至妙法门。　　第五、世俗佛学和学佛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佛学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把佛学看作是一种理论学说，是一种好的人生哲学，这是世间学人的普遍态度和共识。用此态度和认识是根本不能领悟真正佛学中的精髓要义的，是不能悟道见佛的。要想真正悟道见佛，不能通过寻常做学问的方法，更不能凭借理性思辨、甚至语言、逻辑、概念，因为“道可道，非常道”[7]、“禅可言，非真禅”，只能通过实践的方法，而且这里的实践也不是寻常“行千里路、破万卷书、交八方友”式的实践，而是身体力行、全身心投入的实修亲证。其方法更多采用的是体悟性的高妙修炼方法而不是仅仅凭借人智的理性思辨、借助语言逻辑概念甚至思维去进行所谓“实践出真知”的方法。[8]这种把佛学仅仅看作是一种学问、哲学理论和思想的看法，正是世俗佛学的又一误区。因为建立在理性思辨、凭借语言逻辑概念体系、思维体系基础上的人智是有偏和残缺不全的。语言和理性思维只能是在一定层次上才是可以借以悟道见佛的工具，但是有相当的负面作用和局限性，特别是在不具备一定高度的修炼层次情况下，仅仅凭借语言和理性思维就想去悟道见佛就更为有害，往往会陷入佛所说的语言障和思维障而不能悟道见佛，还会误解和曲解佛、道的精髓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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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可以看看季羡林教授的《我和佛教研究》，深入浅出，很有帮助。

无始无终！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心是恶源，形为罪薮。如是观察，渐离生死。----《佛说八大人觉经》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音拿摩

不知道你是否有信仰，但是个人感觉似乎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提出的这个问题。佛教，我们应该怎么看他呢？首先，他是一个正教，他是可以度人的，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缘起，他的修炼方法，他的戒律，他的经书；其次，就为了完成任务的论文而言，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想说的话，最后去求证他。可是，我想你如果把佛法当成哲学来看待，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释迦牟尼传的法，是要求实修的，也就是“定”，只有通过实修你才能明白更高深的道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研究，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可偏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和尚，把念经当成修佛的全部。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先到百度贴吧中的正见吧看看，用传统文化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真实，祝好~~

历代有部分中医是由道教影响的，南北朝道士葛洪《肘后方》各种治病小偏方小验方，现代好多中医在用，唐朝道士孙思邈《千金方》透出道家信息，明朝李时诊《奇经八脉考》透露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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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钢经200卷拿去，毕生最恨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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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些资料，希望有帮助。法国：法国是一个充满文化、艺术的国家，而在法国文化中，他们的文学、电影、绘画、建筑等都使人再三回味。几百年来，法国都一直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法国对文化严肃以待，作家、艺术家、服饰设计师以及知识份子等，在法国社会上都有崇高的地位，法国政府于1960年代拨出了巨款以成立由地方文化中心的庞大网络。实验性艺术和设计也往往可得到补助。法国人对自己的电影传统为荣，坚决不屈服于好莱坞之下，在其他方面，音乐界都是以法语为主，以保护原有的主义气息，而红磨坊亦从1889年起成为当地文化一部分，并以康康舞著名。前卫的艺术、文学及现代建筑在法国都得到强烈的支持。（1）社交礼仪　　与英国人和德国人相比，法国人在待人接物上表现是大不相同的。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爱好社交，善于交际。对于法国人来说社交是人生的重要内容，没有社交活动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诙谐幽默天性浪漫。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大都爽朗热情。善于雄辩高谈阔论，好开玩笑，讨厌不爱讲话的人，对愁眉苦脸者难以接受。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法国人不仅爱冒险，而且喜欢浪漫的经历。　　第三，渴求自由，纪律较差。在世界上法国人是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自由、平等、博爱”不仅被法国宪法定为本国的国家箴言，而且在国徽上明文写出。他们虽然讲究法制，但是一般纪律较差，，不大喜欢集体行动与法国人打交道，约会必须事先约定，并且准时赴约，但是也要对他们可能的姗姗来迟事先有所准备。　　第四，自尊心强，偏爱“国货”。法国的时装、美食和艺术是世人有口皆碑的，再此影响之下，法国人拥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在他们看来，世间的一切都是法国最棒。与法国人交谈时，如能讲几句法语，一定会使对方热情有加。　　第五，骑士风度，尊重妇女。在人际交往中法国人所采取的礼节主要有握手礼、拥抱礼和吻面礼。　（2）服饰礼仪　　法国人对于衣饰的讲究，在世界上是最为有名的。所谓“巴黎式样”，在世人耳中即与时尚、流行含意相同。　　在正式场合：法国人通常要穿西装、套裙或连衣裙，颜色多为蓝色、灰色或黑色，质地则多为纯毛。　　出席庆典仪式时：一般要穿礼服。男士所穿的多为配以蝴蝶结的的燕尾服，或是黑色西装套装；女士所穿的则多为连衣裙式的单色大礼服或小礼服。　　对于穿着打扮，法国人认为重在搭配是否得法。在选择发型、手袋、帽子、鞋子、手表、眼镜时，都十分强调要使之与自己着装相协调相一致。　　（3）餐饮礼仪作为举世皆知的世界三大烹饪王国之一，法国人十分讲究饮食。在西餐之中，法国菜可以说是最讲究的。　法国人爱吃面食，面包的种类很多；他们大都爱吃奶酪；在肉食方面，他们爱吃牛肉、猪肉、鸡肉、鱼子酱、鹅肝，不吃肥肉、宠物、肝脏之外的动物内脏、无鳞鱼和带刺骨的鱼。　　法国人特别善饮，他们几乎餐餐必喝，而且讲究在餐桌上要以不同品种的酒水搭配不同的菜肴；除酒水之外，法国人平时还爱喝生水和咖啡。　　法国人用餐时，两手允许放在餐桌上，但却不许将两肘支在桌子上，在放下刀叉时，他们习惯于将其一半放在碟子上，一半放在餐桌上。　　法国的国花是鸢尾花。对于菊花、牡丹、玫瑰、杜鹃、水仙、金盏花和纸花，一般不宜随意送给法国人。　　法国的国鸟是公鸡，他们认为它是勇敢、顽强的直接化身。　　法国的国石是珍珠。　　法国人大多喜爱蓝色、白色与红色，他们所忌讳的色彩主要是黄色与墨绿色。　　法国人所忌讳的数字是“13”与“星期五”。　　在人际交往之中，法国人对礼物十分看重，但又有其特别的讲究。宜选具有艺术品味和纪念意义的物品，不宜以刀、剑、剪、餐具或是带有明显的广告标志的物品。男士向一般关系的女士赠送香水，也是不合适的。在接受礼品时若不当着送礼者的面打开其包装，则是一种无礼的表现。韩国韩国文化由韩国传统文化衍生而来，发展起源于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1948年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以来，南北韩的现代文化出现不同的发展。韩国现代文化是韩国现代化的产物。随着韩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韩国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而构筑了现代韩国文化。韩国文化在亚洲和世界的流行被称为韩流。韩国人民早期的兴起和发展并不划一，然而总的说来有一个特点，即同中国人之间的积极接触以及有时候也发生的斗争。从韩国人民形成以种植稻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开始，他们的文化逐渐与中国的文化成为一体。韩国制造了铁工具和铁武器。在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这几个方面，韩国的发展也受到中国的强大影响。但是，仅仅了解文化交流还不能充分解释韩国文化。正确了解韩国人民的各种特点也至为必要，而这些特点必须联系韩国人民的历史发展来加以解释。不妨考虑一下佛教和儒教是如何传入韩国的。虽然儒教比佛教先行一步，然而首先为韩国人民所接受的是佛教而非儒教。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佛教比儒教更有助于建立一个由贵族统治和中央集权的倾向于扩张的国家。有人认为新罗时代（公元前57-公元935）年青人所崇尚的世俗五戒出自佛教，但是也有人说这五戒的圆光是佛教法师，但是他也精通孔子学说。因此，对五戒作两种解释都可以。然而，情况的另一面也应予考虑。当时，由于社会需要一套有利于建立王权和父权制家庭制度的道德规范，所以，即使佛教和儒教尚未传入韩国，组织号称"花郎"的青年队伍和保护诸如家畜之类的财产这两件无论如何也会备受重视。佛教的禅宗也是同样情况。禅宗早在新罗兼并另外两个王国百济（公元前8-公元660）和高丽（公元前37-公元668）以前很久就已经传入韩国，但是直到统一新罗时代（668-935）末期，即强大的地方地主势力起而反对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时候才开始盛行。换言之，佛教禅宗之所以被接受和受到重视是因为它符合当地地主的需要的宗教。新儒学在高丽时代（918-1392）末期开始引起注意，最终发展成为在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占主要地位的哲学思想。据信它的是在同中国元代的文化交流期间传入韩国的。但是，如果联系中产阶级的上升来看，那就能更深刻地解释新儒学何以会被接受。中产阶级是指一批具有地方乡绅地位的中小地主，他们并非通过世袭权利而且通过国家科举进入官场的。这些人为人正直，对通过非法手段占有大规模产业的亲元朝的统治家族持批判态度。这个新兴中产阶级欢迎新儒学的道德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精神支柱。2 建筑文化这些人在后来成为一个新王朝的领导阶层，他们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强盛的中国的崇拜者。相反，他们努力发掘民族的历史传统，把这个传统的起始一直追溯到檀群时代，并且支持世宗（1418-50在位）推行韩国新文字韩字。到了17和18世纪，关心韩国的技术和经济进步的新风气在朝鲜王国学者中间甚为流行。在这个时期，移栽秧苗、每年种植两茬庄稼和修建蓄水库的做法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一个以汉城和开城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络组织起来了。港口商贾在义州促进了对外贸易。独立的手工业繁荣发展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儒教的一派的实学形成了。实学的宗旨是通过培养对本民族历史传统的认识来改革社会。实学在西方文化以及中国清朝的历史研究方法学的影响下受益之大是空前的。3 文学文化韩国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韩国的美术主要包括绘画、书法、版画、工艺、装饰等，既继承了民族传统，又吸收了外国美术的特长。其中假面具又称“假面舞”，为韩国文化象征，在韩国传统戏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韩国的文化受中国影响十分明显，早在唐朝时期，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就专门派人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以及治国的策略，甚至有些东西直接照搬照抄地拿回去，中国的文化对新罗国影响十分久远，新罗也因为吸收了中国的文化而强大起来因此统一了朝鲜半岛。韩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国家。全国各类大专院校数以千计。国立首尔大学是韩国排名第一的综合类院校。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也比较有名，此外，还有成均馆大学、西江大学、中央大学、庆熙大学、汉阳大学、檀国大学、建国大学、忠国大学、世宗大学、梨花女子大学、庆北大学、忠北大学、浦项工业大学、釜山大学、全南大学、釜山外国语大学、仁荷大学、仁济大学、培材大学在他们韩国有些名誉。4 国文化国旗韩国国旗（参考中国历史上道教的八卦图）1882年，朝鲜使臣朴泳孝和金玉筠将出使日本，临行前向中国清朝请求将中国的龙旗作为国旗使用，清政府回复称藩属国不能用五爪龙旗只能用四爪龙旗。由于当时朝鲜当局对日渐没落的清廷已经有些不买账了，所以不接受清廷的要求。其时奉李鸿章之命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节马建忠（中国近代大语言学家，当时和其兄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一起出使朝鲜）建议朝鲜政府采用中国传统的太极八卦旗作为国旗使用，这个建议得到了朝鲜政府的采纳，所以，最早的李氏朝鲜韩国旗是一面不折不扣的白底黑色图案的太极八卦旗。后来，一名英国驻朝鲜的使节用西国方美学的角度为这面太极八卦旗做了修改，去掉了八卦中的四卦，把剩下的四卦斜向对称沙拉伸，使整个国旗图案呈长方形，把阴阳鱼图案改为红蓝两色，这样才有了我们看到的韩国太极旗。1949年3月25日，韩国文教部审议委员会在确定它为大韩民国国旗时作了明确解释：太极旗的横竖比例为3:2，白地代表土地，中间为太极两仪，四角有黑色四卦。太极的圆代表人民，圆内上下弯鱼形两仪，上红下蓝，分别代表阳和阴，象征宇宙。四卦中，左上角的乾即三条阳爻代表天、春、东、仁；右下角的坤即六条阴爻代表地、夏、西、义；右上角的坎即四条阴爻夹一条阳爻代表水、秋、南、礼；左下角的离即两条阳爻夹两条阴爻代表火、冬、北、智。整体图案意味着一切都在一个无限的范围内”。国徽公布于1970年7月3日。国徽中央为一朵盛开着的木槿花。木槿花的底色白色象征着和平与纯洁，黄色象征着繁荣与昌盛。花朵的中央被一幅红蓝阴阳图代替，它不仅是韩国乃至全朝鲜族文化的一个传统象征，而且在此代表着国家行政与大自然规律的和谐。一条白色饰带环绕着木槿花，饰带上缝着国名大韩民国四字。此特点与朝鲜的国徽设计相同。国歌韩国的国歌是“爱国歌”。韩国最早创立的民间报刊“独立新闻”曾于1896年时刊登了多版本的爱国歌歌词，但当时”爱国歌”的旋律还未确定。后在公元1897——1910年韩帝国时期，爱国歌的旋律被定为军队曲，称大韩帝国爱国歌。1902年再经修改后大韩帝国爱国歌，被使用于国家的重要庆典上。大韩民国创立前爱国歌一直是依照苏格兰民谣“AuldLangSyne”的旋律而演唱的。但作曲家安益泰（1905——1965年）深感不适合拿其它国家的名谣旋律来作自己国家的国歌曲，于是在1935年重新创作了国歌曲，立刻被当时的临时政府所采用。但直到1945年大韩民国成立前，国歌仍是以“AuldLangSyne”版本为主。韩国传统服装韩服是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韩服的线条兼具曲线与直线之美，尤其是女式韩服的短上衣和长裙上薄下厚，端庄闲雅。如今，大部分国民是以习惯穿着洋装西服，但是在春节秋夕（中秋节）等节庆日，或行婚礼时，仍有许多人喜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女性的韩服是短上衣（jeogori）搭配优雅的长裙（chima）；男性则是短褂搭配长裤，而以细带（daenim）缚住宽大的裤脚。上衣，长裙的颜色五彩缤纷，有的甚至加刺明艳华丽的锦绣。7 社交礼仪韩国人崇尚儒教，尊重长老，长者进屋时大家都要起立，问他们高寿。和长者谈话时要摘去墨镜。早晨起床和饭后都要向父母问安；父母外出回来，子女都要迎接。吃饭时应先为老人或长辈盛饭上菜，老人动筷后，其他人才能吃。乘车时，要让位给老年人。韩国人见面时的传统礼节是鞠躬，晚辈、下级走路时遇到长辈或上级，应鞠躬、问候，站在一旁，让其先行，以示敬意。男人之间见面打招呼互相鞠躬并握手，握手时或用双手，或用左手，并只限于点一次头。鞠躬礼节一般在生意人中不使用。和韩国官员打交道一般可以握手或是轻轻点一下头。女人一般不与人握手。在社会集体和宴会中，男女分开进行社交活动，甚至在家里或在餐馆里都是如此。在韩国，如有人邀请你到家吃饭或赴宴，你应带小礼品，最好挑选包装好的食品。席间敬酒时，要用右手拿酒瓶，左手托瓶底，然后鞠躬致祝辞，最后再倒酒，且要一连三杯。敬酒人应把自己的酒杯举得低一些，用自己杯子的杯沿去碰对方的杯身。敬完酒后再鞠个躬才能离开。做客时，主人不会让你参观房子的全貌，不要自己到处逛。你要离去时，主人送你到门口，甚至送到门外，然后说再见。韩国人用双手接礼物，但不会当着客人的面打开。不宜送外国香烟给韩国友人。酒是送韩国男人最好的礼品，但不能送酒给妇女，除非你说清楚这酒是送给她丈夫的。在赠送韩国人礼品时应注意，韩国男性多喜欢名牌纺织品、领带、打火机、电动剃须刀等。女性喜欢化妆品、提包、手套、围巾类物品和厨房里用的调料。孩子则喜欢食品。如果送钱，应放在信封内。若有拜访必须预先约定。韩国人很重视交往中的接待，宴请一般在饭店或酒吧举行，夫人很少在场。8 饮食文化说起吃，没有哪个国家比得上中国，所以中国人到国外，无不觉得没吃的。韩国虽说是近邻，但毕竟还是有差异，不少人甚至说，到韩国吃饭就像进了庙，言下之意就是缺油水。的确，韩国的饮食以清淡为主，但这并不代表韩国没有美食。都知道韩国的泡菜很有名，这泡菜就是韩国的第一美食，营养好味道好还美容，是韩国人顿顿离不了的菜。除了泡菜，韩国人还离不开辣酱，泡菜里有，烤肉上有，面条里有，海鲜上有，生菜黄瓜蘸辣酱就是一道菜。可以说，韩国菜的特点之一就是辣。这种辣和中国的辣不一样，中国的辣是香香的咸辣，而韩国是甜甜的干辣，吃时不觉得，咽下去辣得人直喘粗气。韩国有一种小吃，类似中国的年糕，圆柱形，长长的被切成一小截一小截，放在煎锅里用红红的辣酱拌了，煎熟吃。在很多餐馆中都有这种小吃。煎饼也是韩国比较有名的食物，但比中国的厚，里面常常夹着鱿鱼丝之类的东西，而且多是手掌大小，卷起来很方便。还有一种用土豆粉做的煎饼，要蘸着调料吃，味道很好。类似中国的饭食还有饺子，大多是煎饺、蒸饺，馒头也有，只是都带甜甜的馅，好像厚皮的豆包一样。韩国的冷面想必都听说过。在冰镇的甜酸冷汤中，放着一团细细的面条，上面卧着两块白煮蛋，还有两片水梨或萝卜，十分好吃。冷面主要有用荞麦面做的平壤冷面和用土豆做的咸兴冷面，食用方法也可分为加汤的和用辣椒酱拌的两种，口感十分筋道光滑。炎炎夏日，盘腿一坐，来一碗加冰冷面，爽呆了！韩国人请客吃饭一般都是吃烤肉，就是将牛肉或牛排用佐料卤腌好，放在铁板上烤熟。蒜、辣酱、生菜叶、泡菜自然少不了，高级一些的就多几样海鲜，用菜叶包着肉吃，味道很不错。还有一种火锅，类似日本火锅，其实就是煎锅。在平底锅里放上肉片、洋葱、金针菇等，加入酱油，煎熟蘸调料吃，就是味道有点甜，吃多了有些腻。韩国人不喜欢油腻，当锅里的肉渗出油时就用纸巾吸去。一次，有位朋友请吃牛排汤，我想一定很好吃。端上来一看，砂锅里孤零零几块大排，清汤里洒着几点葱花，味道清淡极了。他们早就把油撇掉了！我只好吃泡菜下饭。石锅拌饭也是韩国有代表性的美食，就是把白米饭盛在用石头做的厚重的大碗里，那碗烧得热热的，放入肉、蛋、豆芽之类的菜，加进辣椒酱拌匀后吃，味道并不十分好，但是有锅巴，脆脆的很香。韩国人很讲究滋补，他们在三伏天也要吃参鸡汤。参鸡汤是用童子鸡加糯米、人参、枣等炖至烂熟，蘸盐吃，据说很有营养。说起汤来，还有用牛骨牛肉熬制的牛肉汤，味道很鲜美。虽然我并不很爱吃韩国饭，但是挺喜欢他们的各种餐具。据说韩国餐饮受古代皇宫生活方式的影响，比较注重形式，讲究餐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不锈钢筷子和带盖的小碗。筷子比中国的木筷短一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上面刻着精美的各色花纹图案，吃饭时不小心掉下来砸在脚上很疼呢。刚到韩国时，我以为那些小小的带盖的不锈钢碗是手炉，捂了好大一会才发现里面有米饭。可能是泡菜多的缘故，盛泡菜的器皿也就丰富多样，方的、圆的、多层的、单层的、塑料的、陶瓷的……最叫我惊奇的是，他们吃饭时常常要用一把大剪刀。这把剪刀，吃冷面时剪断长长的面条，吃泡菜时剪泡菜，吃烤肉时剪烤肉，总之，是用餐时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韩国的饭馆吃饭，一般都是脱鞋上炕盘腿就餐。房间小小的，桌子矮矮的，要是人多如宴请时，这些小房间的墙壁就像百叶窗似的可以拉上去，要多大空间随时可以变化调整，十分方便。客人们通常都是分坐在一张张方桌两边，房间多长桌子就可以拼多长，这让我想起幼儿园小朋友排排坐分果果的情景。韩国也是一个多礼的国家。吃饭还好说，喝酒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给别人敬酒时，拿着自己的酒杯，递给对方，倒酒半杯，被敬者转身、背脸、仰头喝酒，再回敬。喝酒时给人一个后脑勺，真有意思。[1]

[一】韩国的习俗文化论文韩国的传统家庭通常是一家3~4代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大家族，因为喜欢家族人丁旺盛是当时韩国的风俗习惯。但伴随着20世纪6、70年代产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及人口控制政策的确立，大家族式的传统文化逐渐消失。到1980年，平均每户人家的子女数减少为1人或2人。但重男轻女的思想至今仍有迹可寻，如长男为重、儿子为重。为了破除这种思想，政府立法规定男女在遗产继承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如今的韩国年轻人几乎都从大家族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单独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现在韩国的家庭形态主要是以夫妇为中心的小家庭。姓名韩国人的姓氏以金(21%)、李(14%)、朴(8%)、崔、郑、张、韩、林为最，姓名多由姓氏及双音节名字构成。韩国妇女婚后并不随夫姓，但子女须随父姓。婚姻婚姻对韩国人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重要仪式。虽然有统计显示近代韩国的离婚率激增，但离婚对当事人及双方各自的家人来说还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韩国现在的婚礼方式同以往有所不同: 身着白色婚纱和新娘和身着燕尾服的新郎在婚礼厅或教堂按西方仪式举办典礼后，再转移到名为“币帛室”的房间，换上华丽的传统婚礼服饰进行传统的结婚典礼。(币帛，可理解为韩国的一种传统，指婚礼时新郎新娘向男方家长及亲戚长辈行礼的风俗，是新娘首次正式地拜见男方亲属的仪式) 祭祖(拜祭先祖) 在韩国人的传统信仰里，人死后是有灵魂存在的。因此，除先祖的忌辰外，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庆日，子孙后代都会通过祭拜来召唤先祖的灵魂。韩国人相信凭借这种特殊的仪式能和逝去的亲人再次相聚，并借此祈愿得到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暖炕(ondol) 韩国住宅设计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Ondol]式的暖炕。原本是利用厨房或屋外设置的灶坑烧柴产生的热气通过房屋面下的管道而烘暖整个房间。[Ondol]式的暖，冬暖夏凉，有益于健康。因此现代化城市的高级公寓区或建筑中，依然使用现代化暖气设备传热的[Ondol]式的暖韩国传统服装韩服是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韩服的线条兼具曲线与直线之美，尤其是女式韩服的短上衣和长裙上薄下厚，端庄闲雅。如今，大部分国民是以习惯穿着洋装西服，但是在春节秋夕（中秋节）等节庆日，或行婚礼时，仍有许多人喜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女性的韩服是短上衣（jeogori）搭配优雅的长裙（chima）；男性则是短褂搭配长裤，而以细带（daenim）缚住宽大的裤脚。上衣，长裙的颜色五彩缤纷，有的甚至加刺明艳华丽的锦绣。韩国传统住房传统韩式住宅从三国时期（公元前57年~668年）到朝鲜王朝（1392~1910年）后期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某些方面略加改进，以适应北部寒冷和南部温暖的不同气候。建造传统风格住宅的主要材料是泥土和木头。泥土将室内同室外的热气隔开。房顶所用黑色瓦片是用泥土做的。通常是红色。而且，韩式住宅的框架不用钉子而只靠木桩支撑而成。简单的传统住宅里有一块长方形地板，一间厨房，有一边是卧室从而形成一个 'L'形，后来又形成了‘U'形或中间有一个院子的方形。上层社会的住宅由几个独立建筑物构成，一处供妇女和孩子住，一处供家庭中的男子和他们的客人使用，称作“厢房”，还有一处是给佣人们的。所有这些都在一座围墙内。韩国民俗韩国传统风俗习惯方面，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拜年元月一日是新年开始。韩国自古以来使用阴历，然而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由於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迄今已演变成任由百姓选定过阳历的新年或旧历的新年。阳历一月一日起连续三天休假，阴历一月一日，也被定为休假日，连休两天。每逢新年，家家户户都准备隹肴，换上新衣，全家团聚在一起，行新年祭祖之礼，这是拜年。阴历正月十四日，韩国每家都做很多混合各种杂粮的「五谷饭」及菜肴，以招待访客及邻里乡人，以增进村里人之间彼此友谊，加强团结，以祈求另一个丰收年。阴历四月初八是佛教释迦如来佛的诞生日，因此，这一天称为佛诞日或佛浴日，许多佛教信徒们在全国各地寺庙中，厌祝、祈求，同时信徒们悬挂许多灯笼。阴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这天除了摔角的活动外，尚有专为女子而办的荡秋千活动。而阳历五月五日是儿童节，为了鼓励儿童们成长强健，这一天通常举办运动会或游艺节目。阴历六月十五日称为流头日，人们在从东方流来的清澈的河水中洗头发，以除去暑热，洗去一年的恶运。在这一段暑期中人民可以暂时休假，在流头日的宴会上，吟诗作乐，在酷热的三伏中必须吃人浍、糯米和鸡做成的浍鸡汤，抑止酷暑热天，此种风俗已流传迄今，风行全国许多地方。阴历七月七日称为七夕，有些家庭，在这一天也向着北斗七星祭拜，为不孕的妇女求子。阴历八月十五是秋夕(即中秋节)。自古以来韩国人就非常重视秋夕，在丰盛的秋收后，准备很多隹肴祭祀其祖先。冬至是表示冬季以到，其特色是在一年中昼短夜长最明显的一日，而和冬至刚好相反的是夏至，夏至在这一年中白昼最长，夜最短。在冬至这一天，韩国人家家户户都吃红豆汤圆粥，按照韩国传统习俗，相传鬼魅恨红色，因而用红豆汤圆粥来祭祀，驱除和防止漫长夜里鬼魅的侵扰。阴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是除夕，这一天，家中年青人须向长者行跪拜大礼，以表示对长辈们的祝福，这种风俗礼节称「旧岁拜」。这一天，为了守岁驱除鬼魅的接近，厨房的灶内彻夜都要保持薪火不断。此外，全家都要大扫除，以迎接明日的新年纳福【二】韩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韩国的美术主要包括绘画、书法、版画、工艺、装饰等，既继承了民族传统，又吸收了外国美术的特长。韩国的绘画分东洋画和西洋画，东洋画类似中国的国画，用笔、墨、纸、砚表现各种话题。此外还有各类华丽的风俗画。与中国、日本一样，书法在韩国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韩国人素以喜爱音乐和舞蹈而著称。韩国现代音乐大致可分为“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两种。民族音乐又可分为“雅乐”和“民俗乐”两种。雅乐是韩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宫廷举行祭祀、宴会等各种仪式时由专业乐队演奏的音乐，通称“正乐”或“宫廷乐”。民俗乐中有杂歌、民谣、农乐等。乐器常用玄琴、伽耶琴、杖鼓、笛等。韩国民俗乐的特色之一是配上舞蹈。韩国舞蹈非常重视舞者肩膀、胳膊的韵律。道具有扇、花冠、鼓。韩国的舞蹈以民族舞和宫廷舞为中心，多姿多彩。韩国的戏剧起源于史前时期的宗教仪式，主要包括假面具、木偶剧、曲艺、唱剧、话剧等5类。其中假面具又称“假面舞”，为韩国文化象征，在韩国传统戏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韩国人民十分喜欢运动，尤其爱好参加民间游戏。主要民间游戏有荡秋千、踩跷跷板、放风筝、踏地神等。韩国的民间体育活动种类颇多，主要有围棋、象棋、掷棋、摔跤、跆拳道、滑雪等。韩国人民十分喜欢运动，尤其爱好参加民间游戏。主要民间游戏有荡秋千、踩跷跷板、放风筝、踏地神等。韩国的民间体育活动种类颇多，主要有围棋、象棋、掷棋、摔跤、跆拳道、滑雪等。韩食以泡菜文化为特色，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泡菜。韩国传统名菜烧肉、泡菜、冷面已经成了世界名菜。【三】韩国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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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文化研究在当今西方世界，媒体与传播（media & communications）已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从6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科学家们就大众传媒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阐述。然而，鉴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独特历史和遭遇，媒体与传播研究在本来就倍备冷落的社会科学中更是寥寥无几。目前，在国内有关传播媒体的论说和文字中，占相当比例的是媒体从业人员对自身工作的总结和探讨。同时还有知识界对汹涌而至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有感而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传播媒体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和严密的理论分析的文字则很少①。这种研究状况，与大众传媒本身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所扮演的愈来愈关键的角色极不相符。因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提倡发展文化与传媒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 Payne Fund 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 effect studies）。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 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 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 hypodermic 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 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米尔思（C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 media 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英国的文化研究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 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 Hogard）、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姆逊（E P 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