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案例分析论文5000字怎么写的
首先对案例的人物进行逐一介绍，然后开始分析各人物之间的法律关系，再陈述他们的行为与何种法律有关联，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定性，然后明确所使用的法律条文，最后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判决”，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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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类型的论文是一种常见的论文研究方法，我们经常能从一些法律专业、教育专业甚至mba方向的论文里看到这种写法。常见的模式为：介绍案例通过案例找到要研究的问题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按照这个模式，论文的基本框架就出来了。本文从写作内容和格式着手，对案例分析类型的论文写作进行介绍。 1、案例分析论文来源 案例素材必须是学生亲身经历（如通过本人所从事的工作或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课题等）获得；案例素材所涉及的单位，建议原则上为某一企业，对特别有现实意义的案例，也可以是针对某一行业、某一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或政府的某一经济主管部门；案例素材应真实可靠，应取得所在单位负责人的支持与同意。应不违反有关的法律或损害所在单位的利益。必要时可对该单位的名称、有关人物的真实身份及姓名、相关数据等进行掩饰性处理。 2、案例分析报告内容组成 （1）情景描述--分析给出的案例中的情景（企业介绍，案情介绍） （2）原因分析--分析出现该问题的原因（企业现状问题，案情形成原因） （3）提出备选方案--分析问题的解决方法并提出可行的备选方案 （4）评估并加以选择--进行备选方案的评估及选择 3、案例正文案例正文是案例主体部分的核心，应介绍案例的人物、组织以及事件的经过。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或事情发展的逻辑顺序组织案例的主要内容。尽量加入一些数字和图表，以加深读者对案例的理解。（1）案例正文的叙述，要做到全面、周密、客观，避免加大作者的主观分析评价。同时，还要注重情节的真实感和生动性（2）案例正文中涉及的组织、人物和统计数据等，可以作适当的技术性处理。例如，隐去组织和人物的真实名称而采用化名，对真实的统计数据作同比放大（或缩小）处理。（3）案例正文中的内容也可根据编写需要进行适当标注。 4、进行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是在案例介绍完以后，对案例进行系统且深入的分析。分析报告是只针对案例正文的，这就要求我们案例中出现的重要内容，需要在分析报告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分析报告中出现的素材，也必须是案例正文里包含的。在探讨案例中问题的过程中，不能脱离案例本身，不能过度地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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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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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案例分析论文5000字开头
法律案例分析这个我劣迹
楼主是还是快要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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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是电S大的吧，有的。进行必要的动物实验或临床观察是极重要的一步，既是获得客观结果以引出正确结论的基本过程，也是积累论文资料准备写作的重要途径。实验是根据研究目的，利用各种物质手段，探索客观规律的方法
法律案例分析论文2500字怎么写的
首先对案例的人物进行逐一介绍，然后开始分析各人物之间的法律关系，再陈述他们的行为与何种法律有关联，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定性，然后明确所使用的法律条文，最后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判决”，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校园法律案例分析(三） 老师擅拆学生信件致学生坠楼 案例： 原告：杨新宇，男， 18岁，天津市第48中学学生，住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10号。 被告：天津市第 48中学 法定代表人：杨复兴，校长。 第三人：王斌，男， 53岁，天津市第48中学教员、班主任。 第三人：陈利民，男， 23岁，天津市第48中学教员、校团队书记。 第三人：杨国祥，男， 44岁，系杨新宇之父。 原告杨新宇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 1988年10月26日下午，我因故未上第二节课，班主任王斌乘我不在教室，随意翻弄我的书包，从钱夹里翻出校外女生给我的信件，并将信件和书包拿到办公室。我得知后，前去索要，王斌令我将信件说清楚，否则不给我书包。为防信件内容扩散，我拿起信和书包欲走，王斌不让走。学校团队书记陈利民赶来，揪住我抢夺信件。我急忙将信塞入口中。陈利民即拳击我面部，并抠我嘴，因未能抢到信，便将我挟持到三楼阅览室内，反锁屋门。为摆脱教师对我的殴打，我跃上窗台，想从窗户逃脱。此时，听到一教师惊叫，我慌忙从三楼窗户坠落楼外，造成多处骨折、肺出血等严重后果。除被告已垫付部分医疗费用外，仍有父母因陪伴误工减少收入及营养费等计1300余元的损失。要求被告负担我治伤支出的一切费用，补偿我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带来的经济损失，并负责解决我今后的生活出路问题。 被告天津市第 48中学辩称：原告无故旷课，班主任王斌为防其放在课桌内的东西丢失，将原告的书包、钱包拿到办公室。因恐钱包内有钱，便打开钱包，发现未封口的信封，抽出信纸，见是原告早恋情书，即放在桌上。此时原告闯进办公室，王斌与其谈话，了解旷课原因，并进行说服教育。原告拒不服教，猛然将放在桌上的情书夺走，放入口中，拿起书包便走。王斌阻止，被原告推倒。此间，陈利民在四楼听到声响，快步赶到三楼察看，将原告面对面抱住，因见原告嘴特别鼓，脸色苍白，恐其噎着，便用手抠其嘴里的东西。原告用头顶撞并撕扯陈利民的衣服，力图挣脱，双方拉扯到阅览室，陈利民让原告把嘴里的东西吐到屋内炉里烧掉，原告便先进屋。当杨颖强老师进去时，发现原告已站在楼窗上，便上前拽其腿，让其下来。原告将杨老师蹬倒在地。杨惊呼时，教务处张主任闻声赶来，扑到窗前，只见原告两手攀抓外窗台，从左侧向右侧移动，由于脚下无可蹬踏而失落地面。原告伤现已痊愈，我校为其垫付了 83元费用。原告坠楼系自身所为，与校方教育无因果关系，其后果应由其自负。要求原告返还学校已垫付的全部费用。 第三人王斌、陈利民认为被告所述属实，并提出自己系履行职务，并无不当。 第三人杨国祥提出：王斌擅自拆看原告信件，已构成对原告人格的侵犯；陈利民采用暴力手段抢夺信件，殴打原告，对原告坠楼有直接责任。原告治伤所花费用应由被告承担。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杨新宇原系被告学校初三（ 2）班学生，王斌系该班班主任，陈利民系被告学校团队书记。事故发生时，杨新宇16岁。1988年10月26日下午第2、3节课，原告旷课。王斌去教室时，发现原告不在，因见原告书包及钱夹在课桌内，在察看钱夹时发现原告早恋情书，便将书包、钱夹、信件拿到办公室。原告在第3节课期间回来上课，知其书包被班主任拿走，便前去索要。王斌让原告说清早恋情书问题，原告拒谈，并抢夺了部分信件及书包要走，被王斌抓住不放。而后陈利民赶到，将原告抱住。原告即将信塞入口中。陈利民抠原告的嘴，未能抠出信。原告力图挣脱，双方撕拽进入三楼阅览室内。此时，校方在场人员提出，让原告将信吐到阅览室里屋炉内烧掉。原告便含信进入里屋。当图书管理员杨颖强进入里屋，发现原告已站在窗台上，便上前阻拦，被原告蹬倒。原告从三楼窗户逃脱摔伤，致右肋骨干骨折、第六胸椎压缩骨折、骨盆骨折、肺挫伤。经住院治疗伤已痊愈。原告住院期间，被告垫付了医药费、住院费83元、护理费768元、营养费100元，共计83元。此外，原告母亲因陪伴误工减少收入16元。 河北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在，学校上学期间，应当遵守校规校纪，服从学校管理，不应擅自旷课，过早恋爱。由于原告违反了校规，王斌作为班主任在查课时发现原告旷课及情书，拟对原告进行教育是正确的，并非属于私拆信件行为。但在原告抢走信件时，王斌不够冷静，方法过于简单。陈利民身为教师，遇事应采取说服教育方法，但当原告将信件塞入口中后，却同原告撕扯，并采取强制抠嘴措施，以令其吐出信件，显属不当，况且原告此时尚未成年，从精神及心理上易产生逆反心态，致使原告急于脱离现场，故应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原告此时虽未成年，但处于限制行为能力阶段，应预见到从窗户逃脱有危险，却不顾阻拦，坚持从窗逃脱，应负主要责任。王斌、陈利民管教原告属于职务行为，其应承担的责任由被告承担。被告对原告治疗期间垫付之款，应负担其中一部分，其余由原告负担。因原告目前尚无经济收入，原告负担的部分，应由其父第三人杨国祥退还给被告。根据《中华入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3条、第119条、第131条之规定，于1990年5月17日判决如下：（1）原告因伤所花用医药费用、住院费、营养费及陪伴费等共计3867 99元，原告自行承担79元，被告承担20元；（2）被告垫付的83元由第三人杨国祥退还被告63元；（3）双方其他请求予以驳回。 判决后，杨新宇及杨国祥不服，上诉于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其坠地伤残是王斌私自翻检信件及陈利民连续施暴所致，要求校方承担全部医药费、营养费、伤残补助费及护理费。天津市第48中学不同意杨新宇的上诉请求。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中，对杨新宇的劳动能力进行了法医鉴定，其结论为："被鉴定人杨新宇右肋骨骨折畸形愈合，对右臂持重物功能有一定影响"。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私人的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拆。王斌擅自拆杨新宇信件一节，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陈利民抠杨新宇嘴内的信件，显然欠妥，致使杨新宇从窗走脱，给杨新宇造成一定的损害，侵害了杨新字的合法权益。对此，陈利民应负主要责任。杨新宇在校期间，不遵守学校制度，导致本赔偿事实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其上诉请求全部赔偿，本院碍难支持。杨新宇因年岁尚轻，其右臂功能因伤受到一定影响，校方应酌情给予一定的伤残补偿。王斌、陈利民的行为属职务行为，赔偿责任应由天津市第 48中学负担。杨新宇目前无经济收入，其应承担的部分，由其父杨国祥负担。综上所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第121条及第131条之规定，于1992年7月7日判决如下：（ 1）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第三条；（2）变更一审法院判决第一条为：杨新宇因伤花用医药费、住院费、营养费及陪伴费等共计99元，天津页第48中学负担59元，杨新字负担40元；（3）加判：天津市第48中学一次性付给杨新宇伤残补助费3000元，减除已给付83元，余款在判决生效后1个月内付清。
案例一：民法案例 乙是未成年人，父母双亡，乙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指定乙之兄长甲做乙的监护人，并通知了甲，甲未表示同意，也未否定。甲被通知做监护人十几天后乙与邻家孩子打架，造成四百元损失，邻家孩子之父母提起诉讼，要求乙赔偿损失，法院通知甲应诉，甲拒绝出庭，同时提起诉讼不服村委会的指定，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撤销原村委员会的指定，并同时指定乙的姐姐丁作乙的监护人，为此，对于谁应代为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 丁对此事件不承担责任，甲在被指定为乙的监护人之时，虽不同意指定，但是也为作出起诉，甲应该对此事负责。乙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应承担责任。 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案例争议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案例二：刑法案例 被告人李某租住桐庐县桐君街道公园山路53号一楼，被害人董某租住被告人李某租住房间的对面房间。2004年8月31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李某见被害人董某的房门上插着钥匙，即起歹念，并持刀开门进入被害人董某的租房。被告人李某用刀抵住董某，并要其交出现金。被害人董某从桌子抽屉内的包内拿出现金100元交给被告人李某。被告人李某嫌钱少并将该100元现金扔回抽屉内，同时提出要与被害人董某发生性关系，被害人董某不从并极力反抗。期间，被告人李某将被害人董某的双上肢咬伤（表皮轻微伤）。之后，被害人董某假意答应下午去其租房内与被告人李某发生性关系，被告人李某才停止暴力行为。被告人李某回自己租房拿500元现金给被害人董某看伤，并要求其不许报警后又回自己租房。被害人董某见被告人李某回房，即打“110”报警，被告人李某被抓获归案。 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案例争议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案例三：民事诉讼法案例 李春与杜某系夫妻，二人同住甲市城关区无线电厂家属楼，但在老家乙市郊区有房6间，由其长子李明居住。1996年李春夫妇遇车祸双亡。老人的长女李梅已出嫁，住甲市。老人的次子李可（17岁）于1998年考上乙市的某大学，因该大学离李明住处近，李可便要求李明之妻张丽将父母的遗房腾出一间由自己住。张丽说：“李明因犯罪已被判刑五年，不在家，自己不能做主；并且有4间房已出租给了方某、刘某，租期未满，不能腾房。”为此发生纠纷，李可便向某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父母的遗房。 某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审理中发现除李明、李可二位继承人外，还有老人的长女李梅、次女李娜二位继承人。经法院通知，李梅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不参加诉讼；李娜则既不明确表示弃权，又不愿参加诉讼。 在法院对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案外人于某找到法院，说李明夫妻现住的6间房是1948年其与死者李春共同经商时共同出资购买的，自己有一半的产权，并向法院提交了购房时二人共同签名的房契。 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本案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角度对本案当事人进行分析）。
法律案例分析论文2000字怎么写的
首先对案例的人物进行逐一介绍，然后开始分析各人物之间的法律关系，再陈述他们的行为与何种法律有关联，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定性，然后明确所使用的法律条文，最后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判决”，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校园法律案例分析(三） 老师擅拆学生信件致学生坠楼 案例： 原告：杨新宇，男， 18岁，天津市第48中学学生，住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大街10号。 被告：天津市第 48中学 法定代表人：杨复兴，校长。 第三人：王斌，男， 53岁，天津市第48中学教员、班主任。 第三人：陈利民，男， 23岁，天津市第48中学教员、校团队书记。 第三人：杨国祥，男， 44岁，系杨新宇之父。 原告杨新宇向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 1988年10月26日下午，我因故未上第二节课，班主任王斌乘我不在教室，随意翻弄我的书包，从钱夹里翻出校外女生给我的信件，并将信件和书包拿到办公室。我得知后，前去索要，王斌令我将信件说清楚，否则不给我书包。为防信件内容扩散，我拿起信和书包欲走，王斌不让走。学校团队书记陈利民赶来，揪住我抢夺信件。我急忙将信塞入口中。陈利民即拳击我面部，并抠我嘴，因未能抢到信，便将我挟持到三楼阅览室内，反锁屋门。为摆脱教师对我的殴打，我跃上窗台，想从窗户逃脱。此时，听到一教师惊叫，我慌忙从三楼窗户坠落楼外，造成多处骨折、肺出血等严重后果。除被告已垫付部分医疗费用外，仍有父母因陪伴误工减少收入及营养费等计1300余元的损失。要求被告负担我治伤支出的一切费用，补偿我丧失部分劳动能力带来的经济损失，并负责解决我今后的生活出路问题。 被告天津市第 48中学辩称：原告无故旷课，班主任王斌为防其放在课桌内的东西丢失，将原告的书包、钱包拿到办公室。因恐钱包内有钱，便打开钱包，发现未封口的信封，抽出信纸，见是原告早恋情书，即放在桌上。此时原告闯进办公室，王斌与其谈话，了解旷课原因，并进行说服教育。原告拒不服教，猛然将放在桌上的情书夺走，放入口中，拿起书包便走。王斌阻止，被原告推倒。此间，陈利民在四楼听到声响，快步赶到三楼察看，将原告面对面抱住，因见原告嘴特别鼓，脸色苍白，恐其噎着，便用手抠其嘴里的东西。原告用头顶撞并撕扯陈利民的衣服，力图挣脱，双方拉扯到阅览室，陈利民让原告把嘴里的东西吐到屋内炉里烧掉，原告便先进屋。当杨颖强老师进去时，发现原告已站在楼窗上，便上前拽其腿，让其下来。原告将杨老师蹬倒在地。杨惊呼时，教务处张主任闻声赶来，扑到窗前，只见原告两手攀抓外窗台，从左侧向右侧移动，由于脚下无可蹬踏而失落地面。原告伤现已痊愈，我校为其垫付了 83元费用。原告坠楼系自身所为，与校方教育无因果关系，其后果应由其自负。要求原告返还学校已垫付的全部费用。 第三人王斌、陈利民认为被告所述属实，并提出自己系履行职务，并无不当。 第三人杨国祥提出：王斌擅自拆看原告信件，已构成对原告人格的侵犯；陈利民采用暴力手段抢夺信件，殴打原告，对原告坠楼有直接责任。原告治伤所花费用应由被告承担。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杨新宇原系被告学校初三（ 2）班学生，王斌系该班班主任，陈利民系被告学校团队书记。事故发生时，杨新宇16岁。1988年10月26日下午第2、3节课，原告旷课。王斌去教室时，发现原告不在，因见原告书包及钱夹在课桌内，在察看钱夹时发现原告早恋情书，便将书包、钱夹、信件拿到办公室。原告在第3节课期间回来上课，知其书包被班主任拿走，便前去索要。王斌让原告说清早恋情书问题，原告拒谈，并抢夺了部分信件及书包要走，被王斌抓住不放。而后陈利民赶到，将原告抱住。原告即将信塞入口中。陈利民抠原告的嘴，未能抠出信。原告力图挣脱，双方撕拽进入三楼阅览室内。此时，校方在场人员提出，让原告将信吐到阅览室里屋炉内烧掉。原告便含信进入里屋。当图书管理员杨颖强进入里屋，发现原告已站在窗台上，便上前阻拦，被原告蹬倒。原告从三楼窗户逃脱摔伤，致右肋骨干骨折、第六胸椎压缩骨折、骨盆骨折、肺挫伤。经住院治疗伤已痊愈。原告住院期间，被告垫付了医药费、住院费83元、护理费768元、营养费100元，共计83元。此外，原告母亲因陪伴误工减少收入16元。 河北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在，学校上学期间，应当遵守校规校纪，服从学校管理，不应擅自旷课，过早恋爱。由于原告违反了校规，王斌作为班主任在查课时发现原告旷课及情书，拟对原告进行教育是正确的，并非属于私拆信件行为。但在原告抢走信件时，王斌不够冷静，方法过于简单。陈利民身为教师，遇事应采取说服教育方法，但当原告将信件塞入口中后，却同原告撕扯，并采取强制抠嘴措施，以令其吐出信件，显属不当，况且原告此时尚未成年，从精神及心理上易产生逆反心态，致使原告急于脱离现场，故应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原告此时虽未成年，但处于限制行为能力阶段，应预见到从窗户逃脱有危险，却不顾阻拦，坚持从窗逃脱，应负主要责任。王斌、陈利民管教原告属于职务行为，其应承担的责任由被告承担。被告对原告治疗期间垫付之款，应负担其中一部分，其余由原告负担。因原告目前尚无经济收入，原告负担的部分，应由其父第三人杨国祥退还给被告。根据《中华入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3条、第119条、第131条之规定，于1990年5月17日判决如下：（1）原告因伤所花用医药费用、住院费、营养费及陪伴费等共计3867 99元，原告自行承担79元，被告承担20元；（2）被告垫付的83元由第三人杨国祥退还被告63元；（3）双方其他请求予以驳回。 判决后，杨新宇及杨国祥不服，上诉于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其坠地伤残是王斌私自翻检信件及陈利民连续施暴所致，要求校方承担全部医药费、营养费、伤残补助费及护理费。天津市第48中学不同意杨新宇的上诉请求。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审理中，对杨新宇的劳动能力进行了法医鉴定，其结论为："被鉴定人杨新宇右肋骨骨折畸形愈合，对右臂持重物功能有一定影响"。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私人的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拆。王斌擅自拆杨新宇信件一节，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陈利民抠杨新宇嘴内的信件，显然欠妥，致使杨新宇从窗走脱，给杨新宇造成一定的损害，侵害了杨新字的合法权益。对此，陈利民应负主要责任。杨新宇在校期间，不遵守学校制度，导致本赔偿事实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其上诉请求全部赔偿，本院碍难支持。杨新宇因年岁尚轻，其右臂功能因伤受到一定影响，校方应酌情给予一定的伤残补偿。王斌、陈利民的行为属职务行为，赔偿责任应由天津市第 48中学负担。杨新宇目前无经济收入，其应承担的部分，由其父杨国祥负担。综上所述，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第121条及第131条之规定，于1992年7月7日判决如下：（ 1）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第三条；（2）变更一审法院判决第一条为：杨新宇因伤花用医药费、住院费、营养费及陪伴费等共计99元，天津页第48中学负担59元，杨新字负担40元；（3）加判：天津市第48中学一次性付给杨新宇伤残补助费3000元，减除已给付83元，余款在判决生效后1个月内付清。
案例一：民法案例 乙是未成年人，父母双亡，乙所在的村民委员会指定乙之兄长甲做乙的监护人，并通知了甲，甲未表示同意，也未否定。甲被通知做监护人十几天后乙与邻家孩子打架，造成四百元损失，邻家孩子之父母提起诉讼，要求乙赔偿损失，法院通知甲应诉，甲拒绝出庭，同时提起诉讼不服村委会的指定，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撤销原村委员会的指定，并同时指定乙的姐姐丁作乙的监护人，为此，对于谁应代为承担赔偿责任问题，出现了不同意见。 丁对此事件不承担责任，甲在被指定为乙的监护人之时，虽不同意指定，但是也为作出起诉，甲应该对此事负责。乙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不应承担责任。 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案例争议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案例二：刑法案例 被告人李某租住桐庐县桐君街道公园山路53号一楼，被害人董某租住被告人李某租住房间的对面房间。2004年8月31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李某见被害人董某的房门上插着钥匙，即起歹念，并持刀开门进入被害人董某的租房。被告人李某用刀抵住董某，并要其交出现金。被害人董某从桌子抽屉内的包内拿出现金100元交给被告人李某。被告人李某嫌钱少并将该100元现金扔回抽屉内，同时提出要与被害人董某发生性关系，被害人董某不从并极力反抗。期间，被告人李某将被害人董某的双上肢咬伤（表皮轻微伤）。之后，被害人董某假意答应下午去其租房内与被告人李某发生性关系，被告人李某才停止暴力行为。被告人李某回自己租房拿500元现金给被害人董某看伤，并要求其不许报警后又回自己租房。被害人董某见被告人李某回房，即打“110”报警，被告人李某被抓获归案。 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案例争议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 案例三：民事诉讼法案例 李春与杜某系夫妻，二人同住甲市城关区无线电厂家属楼，但在老家乙市郊区有房6间，由其长子李明居住。1996年李春夫妇遇车祸双亡。老人的长女李梅已出嫁，住甲市。老人的次子李可（17岁）于1998年考上乙市的某大学，因该大学离李明住处近，李可便要求李明之妻张丽将父母的遗房腾出一间由自己住。张丽说：“李明因犯罪已被判刑五年，不在家，自己不能做主；并且有4间房已出租给了方某、刘某，租期未满，不能腾房。”为此发生纠纷，李可便向某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父母的遗房。 某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审理中发现除李明、李可二位继承人外，还有老人的长女李梅、次女李娜二位继承人。经法院通知，李梅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不参加诉讼；李娜则既不明确表示弃权，又不愿参加诉讼。 在法院对案件第一次开庭审理后，案外人于某找到法院，说李明夫妻现住的6间房是1948年其与死者李春共同经商时共同出资购买的，自己有一半的产权，并向法院提交了购房时二人共同签名的房契。 请针对上述案例，制作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包括简述案例，指出本案焦点及其法律适用，并从案例所涉及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角度对本案当事人进行分析）。
案例分析类型的论文是一种常见的论文研究方法，我们经常能从一些法律专业、教育专业甚至mba方向的论文里看到这种写法。常见的模式为：介绍案例通过案例找到要研究的问题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按照这个模式，论文的基本框架就出来了。本文从写作内容和格式着手，对案例分析类型的论文写作进行介绍。 1、案例分析论文来源 案例素材必须是学生亲身经历（如通过本人所从事的工作或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课题等）获得；案例素材所涉及的单位，建议原则上为某一企业，对特别有现实意义的案例，也可以是针对某一行业、某一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或政府的某一经济主管部门；案例素材应真实可靠，应取得所在单位负责人的支持与同意。应不违反有关的法律或损害所在单位的利益。必要时可对该单位的名称、有关人物的真实身份及姓名、相关数据等进行掩饰性处理。 2、案例分析报告内容组成 （1）情景描述--分析给出的案例中的情景（企业介绍，案情介绍） （2）原因分析--分析出现该问题的原因（企业现状问题，案情形成原因） （3）提出备选方案--分析问题的解决方法并提出可行的备选方案 （4）评估并加以选择--进行备选方案的评估及选择 3、案例正文案例正文是案例主体部分的核心，应介绍案例的人物、组织以及事件的经过。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或事情发展的逻辑顺序组织案例的主要内容。尽量加入一些数字和图表，以加深读者对案例的理解。（1）案例正文的叙述，要做到全面、周密、客观，避免加大作者的主观分析评价。同时，还要注重情节的真实感和生动性（2）案例正文中涉及的组织、人物和统计数据等，可以作适当的技术性处理。例如，隐去组织和人物的真实名称而采用化名，对真实的统计数据作同比放大（或缩小）处理。（3）案例正文中的内容也可根据编写需要进行适当标注。 4、进行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是在案例介绍完以后，对案例进行系统且深入的分析。分析报告是只针对案例正文的，这就要求我们案例中出现的重要内容，需要在分析报告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分析报告中出现的素材，也必须是案例正文里包含的。在探讨案例中问题的过程中，不能脱离案例本身，不能过度地引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