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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郭沫若的论文的作文题目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4-07-12 12:04:21

关于写郭沫若的论文的作文题目是什么

你是问哪个省的高考题?或者说你是在问哪一套高考试卷。 任何人都不能确定一定是考传记类。

郭沫若先生: 你好,《郭沫若散文》给了我很多的感触,让我们对诗,对诗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弯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是诗的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大波大浪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李杜的歌行,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的国风,王维的绝诗。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与芭蕉翁的歌句,泰戈尔的《新月》。这种诗的波澜,有他自然的周期,振幅,不容你写诗的人一毫的造作,一刹那的犹豫,硬如歌德所说的连摆正纸位的时间也都不许你有。说到此处,我想诗这样东西倒可以用个方式来表示他了: 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照这样看来,诗的内涵便生出人的问题与艺底问题来。Ihalt便是人的问题,Frm便是艺的问题。归根结底我还是佩服你教我两句话。你教我:“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以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我们心中不可无诗意诗境,却不必定要做诗。” 我想说,郭真天才也!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关于写郭沫若的论文的作文标题是什么

1914年,22岁的他到日本留学,初赴异邦,有感于祖国多难、人地生疏,再加上家庭包办婚姻带来的人生创伤,他一度埋头书堆,拼命读书,结果患上了“极度的神经衰弱症 ”,他忽而想自杀,忽而想出家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就是在那时,一位女护士的身影适时出现了,拯救了他那濒临枯涸的心灵。他写信向她表白自己的心迹 :“我在医院大门口第一眼看见您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您的脸放出佛光,您的眼睛会说话,您的口像樱桃一样。您到现在一定救助过无数的病人,我爱上了您。我忘不了同您的那次谈话……”。读着他的信,21岁的她的心里有一种未曾体验过的异样的感觉,白嫩的脸颊渐渐地潮红了。之后,他们身隔两地,一个在东京,一个在冈山,万水千山,割不断一个情字,最多的时候一周竟通了五次信。她给他寄去了自己做的“羽知”(和服袍子):“你能领受我的心的时候,我真不知道是怎样地幸福哟!”爱就像一坛发酵中的美酒,薰薰然,让人迷恋和陶醉。1916年年底,这个妙龄日本女子,终于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她要和这个在中国有妻子有家庭的华人男子同居。可以想象的是,她这一决定遭到家人激烈的反对,她遭受了家族最为严厉的处罚:破门处分。她被永远地逐出了家门,走出家门那一刻,她依然高抬着头,为所爱的那个男人绽放笑容。有你的爱,纵然被这个世界抛弃,那又如何?他用自己的姓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郭安娜。她接受了这个名字,并激动地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自此,她一直沿用这个名字,终生未改。从1917年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她和他相濡以沫,从日本到中国,从中国再到日本,他们一起颠沛流离,度过了艰难的20年,并育有5个子女。在日本,她遭到了日本政府和军方的不公正待遇。她忍辱负重,独自挑起生活重担,种稻种菜、打短工、做小生意、替人洗衣服、在襁糊工场做工……把儿女培育成人、成才。1948年,在经历了长达11年的分离后,她历经艰难万苦,来到中国寻找自己的爱人,但此时竟已是物是人非:他已经再次结婚,和另一位女人。她不言语,流着泪,选择了默默离开。人都说爱是自私的,但她选择了宽恕,不会抱怨,不去仇恨:“爱过就好了。”1994年,101岁的她在上海病逝,安详淡定,满脸皱纹的脸上依旧开出一朵芬芳的樱花。爱到陌路心有君,她的枕边,是一扎整整齐齐的信,80年前的信。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他的名字叫郭沫若,她的名字叫佐藤富子。记得采纳我的答案哦,祝你学习进步

郭沫若世尊“郭老”,其书法亦有“郭体”的时誉,此概因他在文学、历史、古文字、戏剧、翻译、社会活动、书法等领域建树卓越。新中国建立以后,“郭体”一度仅次于“毛体”的出镜率。一些报纸、刊物、大学、出版社、文博机构等,都相继采用并长期沿用“郭体”作为重要的形象识别,这些字有的出自于他的亲笔,有的则是他书作里的集字。这不是简单的个体事件,这些事件的趋同说明着“郭体”在社会上已被广泛且深入认同。  郭沫若出生时脚先下地,这是他一生成为反逆者的第一步。在学堂生涯中,他对封建教育专制的反逆使他三度遭遇“斥退”。再后,为反逆封建的包办婚姻,郭沫若婚后五天便走出夔门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这种反逆终使他接触了外面的世界,为他的宏远的人生图卷奠好了第一基。  郭沫若并没有在医学上拓展人生的疆域,学医途中,由于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学好,加之无法割舍的文学情结,郭沫若便弃医从文了。无论是留学日本,还是投身抗战,甚而作为新中国的“文化尖兵”,他的文化观照由早期的浪漫主义倾向日渐转向了对现实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关注,但书法一直是他的文化活动中的重心和核心所在。他的人生历劫和宏远的文化视野,使他的书法在气格上有大河奔涌之势。字里行间的恣肆、狂放、浪漫、自由与他的诗性才情有关,他的书法逆入平出,回锋从容,转向自如。平中寓奇,奇正相生。疏密有致,俯仰有姿。他的书法的个体风貌是异常显明的,这种鲜明确立,已经说明他的书法语言是个人的言说,写出了自我,世称“郭体”并非因人而名,故非虚誉。  郭沫若说:“有笔在手,有话在口。以手写口,龙蛇乱走。心无汉唐,目无钟王,老当益壮,兴到如狂。”他的字豪放明快、不拘绳墨的浪漫风格,自是他此语的注解。他在取法上必然显见出这种反逆传统的个人倾向。他虽然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化,甚至与书法关联最紧的文字学亦达致相当高的造诣,但在他的书法里多显露诗人性情,而缺乏温润清和的理性一面,细节处也无法用精到来深究。他研究过孙过庭的《书谱》、包世臣的《广艺舟双楫》等等书学理论,且自己亦有许多关乎书法的理性剖白,但在他的创作中并未有适度自律。在他的书法中,用笔起落翻飞,洒脱飘逸,但却时时有飘浮之感,处处有荒率之笔,线条质量良莠不一。郭沫若的字是才子的性情书写,作为法书自是有许多缺憾。今人曾有学“郭体”者,皆会落入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境地。学书不溯源古法,与古为徒,终是下策。  郭沫若诞生于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的一个叫做沙湾镇的地方,而在他逝后,遵照他的遗愿,骨灰撒落在大寨。魂归河山,对于诗才郭沫若来说,是最富诗性的篇章。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评价郭沫若的论文题目是写什么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的那一副著名对联写鬼写妖技高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副对联写出了蒲松龄著作<<聊斋志异>>的深意通过鬼怪之手把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刻画得淋漓尽致

文人中最讨厌的是他 玩了一个女人又一个 谁对他有帮助 他就朝谁走 哪有那个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有骨气 文章吗 有些底子 不过太平实了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评价郭沫若的论文题目是写什么的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58年9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主编组品有《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1952年4月9日郭沫若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丫丫 阿谀奉承

关于郭沫若女神的论文

内容通览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它的问世有如响彻长空的惊雷,震动了当时的文艺界。连《序诗》在内,《女神》共收诗54首和诗剧3篇。当时,正值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年代,《女神》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渴望和歌颂祖国的新生,是《女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凤凰涅盘》是《女神》中的代表作,它借凤凰采集香木自焚而后在烈火中再生的神话传说来象征旧中国、旧我及旧的一切的毁灭,和新中国、新我及新的一切的再生,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歌颂自我和一切叛逆者,是《女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诗人渴望和赞美祖国的新生,也渴望和歌颂自我的新生与解放。正因为诗人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在他的诗篇里经常跳动着的“自我”就爆发出一股气吞山河、震撼宇宙的力量。比如《天狗》就极度夸张地展示了“我”这样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的种种表现。  歌颂不断地毁坏和不断地创造,是《女神》的又一重要内容。诗人既然是热烈渴望祖国新生,追求个性解放,就必然痛恨并希望摧毁一切阻碍新生与解放的黑暗腐朽势力。因此,他既歌颂“毁坏”,又歌颂“创造”和创造的“力”。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诗人吹响了雄壮的号角:“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律吕)哟!”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诗人对“太阳”“山岳”和“海洋”“狮子”“飞雁”和“泰古的森林”,“水”“火”“火山”和“伟大的江河”,“豪放的诗”“雄浑的音乐”和“崇宏的艺术”,“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和“金字塔”等充满创造活力的东西表示崇拜。  歌颂大自然,也是《女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歌颂自然的诗中,歌颂太阳的诗篇最多,也最能体现诗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在《太阳礼赞》中,诗人用自己全部的热情去迎接那“光芒万丈”的新生的太阳。在《日出》中,诗人愿意做太阳的“运转手”,把一切的“暗云”驱除干净。在歌颂自然的诗中,还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诗人眼里,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笑”(《光海》)。这些写在“五四”高潮期的自然诗,立意新颖,风格雄丽,富有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这也是诗人热爱祖国,追求光明、自由和新生的思想的反映。  综合评价  《女神》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气息。在《女神》中,诗人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现实,而是依照自己的主观想象、理想和热情去状写生活;对理想和未来的狂热追求与赞颂多于对黑暗腐败现实的冷静细致的刻画。但是,《女神》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它那种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完全表达了“五四”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如果说鲁迅以他战斗的《呐喊》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那么,郭沫若则以他反叛、创造的《女神》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天地。  在表现手法上,《女神》运用了大胆的想象、巧妙的构思、奇异的联想、极度的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来表现诗人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美好的理想。在语言上,既运用白话口语,又采用古今中外的语汇,状物写人,锐意求新,且带着浓厚的主观感情se彩,因而诗的语言不仅异常丰富,而且十分形象生动、绚丽多彩和富有表现力。为了表现奔放炽热的感情,诗人还运用叠句、排比句等句型,形成急促的节奏,从而形成诗歌高昂的格调。  在诗的形式上,诗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大胆的创造。为了打破一切旧的诗形,反映崭新的思想内容,诗人成功地创造了不拘一格的自由诗体。诗人还创造了把诗与散文、抒情与叙事结合起来的诗剧,开拓了诗歌创作的新领域。  总之,《女神》的积极浪漫主义,既受了西方积极浪漫主义和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影响,又表现出郭沫若的独特艺术个性,即把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浪漫主义激情,同奇特的想象、比喻、夸张等表现手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雄劲豪放而奇拔的艺术风格。  精彩片段  ◆“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你到底为什么存在?”——《凤凰涅盘》  ◆“弟兄们!快快!/快也来戏弄波涛!/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中华底改造/正赖吾曹!”——《浴海》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天狗》  ◆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天狗》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天狗》  ◆从今后我知道你的深恩,/我饮一杯水,纵是天降的甘霖,/我知道那是你的乳,我的生命羹。——《地球,我的母亲!》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炉中煤》

郭沫若(1892--1978)的代表作《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他的许多代表诗篇皆出于此,如《凤凰涅*1》、《天狗》、《炉中煤》、《匪徒颂》等。 《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主人公以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者形象出现,要求打破一切封建枷锁,歌唱一切破坏者。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 《女神》在艺术上取得了新诗最辉煌的成就,它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女神》的格式追求“绝对自由,绝对自主”,而不受任何一种格式的束缚。它的形式自由多变,依感情的变化自然地形成“情绪的节奏”。 《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 《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郭沫若的诗可以说是新诗中豪放的先驱,但同时,他也有许多清丽婉约之作下面是郭沫若的简介希望对你有用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又名郭鼎堂。四川乐山人。作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先学医,后从文。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6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孔雀胆》等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生闰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淮会长等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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