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文题目有哪些好写的

题记：世界上最远的不是天涯海角，而常常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大学生面对未来常常要——平衡现实和理想的天平。兴致勃勃，满怀理想，刚跨入大学校园的莘莘学子，个个意气风发。时光飞逝如箭，四年的校园生活一晃而过，有人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迈进，也有人的梦想被越来越多的现实所吞噬。　　什么是理想？理想就是你想做什么或者说你希望得到什么。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理想，不同行业的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环境，理想也会不尽相同。一个母亲在儿女小的时候，理想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儿女成人后，她的理想就会变为希望儿女早日成才。一个创业者在刚刚步入社会时，他的理想就是自己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等到自己有了一定资本时，他的理想却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家，拥有自己的公司。　　什么是现实？现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你都得去面对。孙悟空再闹腾、本领再大，他还是不敢忽视唐憎口中的紧箍咒，犯罪分子再狡猾、手段再狠，他还是得害怕面对警察手里锃亮的手铐。现实就是现实，让你无处藏身、无法逃脱。　　理想与现实，有时候距离很近，有时候却又相隔千里。打个比方吧，如果你是一个定居在都市的人，而你仅仅只是想吃一顿有鱼有肉的丰盛晚餐，那么你只要打个电话或是走出家里，你的愿望就会变为现实，但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民，那可能就会成为你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反过来说，都市里的人如果想呼吸一下没有污染的新鲜空气，别人也许就会说你是在做梦，而生活在大山里的人却不用走出家门就能从墙壁四周的空隙里感受到。　　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距离，这是常识，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怀疑它的正确性，并且会认真到承认它。但是，承认这句话，不是要向现实妥协，而是为了更好的坚持理想。一个人，在现实中，即使不可以独领风骚，或者岿然不动，但绝对不能随波逐流，做一个行尸走肉。　　如何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是一个既简单却又复杂的问题。　　理想与现实，在某些人看来是一对矛盾，因为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很大差异，有时甚至相互违背。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却是获得成功的必然因果关系。一代职业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在看过电视上介绍伟大的高尔夫运动员尼克劳斯节目后，他的心一下就被打动了，从此 “像尼克劳斯一样做个伟大的职业高尔夫球员”便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发奋努力，仅用了三个月，就成了奥兰多市少年高尔夫球赛的冠军。但当他把自己的理想变为“为母亲买一栋漂亮的别墅”时，却遭到了启蒙老师费尔曼的大声训斥，“你的理想就只值每周500美元能买得起的一栋别墅吗”，18岁的他顿时醒悟了，从此他更加刻苦训练，终于成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并以一亿美元的年收入成为世界上年收入最高的体育明星，他为自己的母亲一共买了6栋位于不同地方的别墅。　　现理想，做你不是最爱的工作，而在你不爱的工作上拚命，赚够了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再去做你最爱的工作……　　其实理想与实际是经常可以兼得的。但是你必须有计划，必须付出，必须执著。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以不能说什么工作好什么工作不好。许多做出成就的人其实都是从小事做起，兢兢业业，然后才取得成功的。一个工作只要你喜欢，而且这个工作又特别适合你，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长处，那么，这就是个好工作。我不太赞成找不到工作就不就业的做法。在就业的同时能实现择业当然好，但是，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形势下，很难在就业的同时实现择业。在这种情况下，先就业后择业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自己积累了好多社会经验，积累了许多职业技能，而现在企业越来越看重经验。所以先积累经验，这也有助于你以后找到更为理想的工作。打工，实践，积蓄，有一定条件后自己发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得越来越小，持之以恒，终有一天，熊掌与鱼兼得。　　确定你的目标，找到你的兴趣，发挥你的潜力，让理想贴近现实，你的人生必会绽放出璀璨光芒的。当我们追求理想时，当然不能忽略了实际问题。最完美的是能将理想和实际相结合，比如找一份你最爱的工作而理想与现实有分歧时就可以这样分三步走：1面对现实，只要能得温饱，有了一定的收入，你能从中得到物质的享受 2 从实际出发，做你不是最喜爱的工作。把不爱做的工作做得“足够好”，然后再说去追逐什么理想。3逐步实　　人有的时候就是很脆弱，很难说服自己，即所谓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古训有“观棋不语真君子”，真的是这样吗？难说。如肖伯纳所说的“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就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如此轻松的话掩饰不了内心的沉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大概就是这样，要么得到，要么失去，但在得到与失去之间，二者却是可悲的。得到有得到之后为失去的痛苦，失去有失去之后为出师未捷的抱怨。人立足于世，是永远不会知足，总在埋怨中度过一生，这就注定了他要受尽一切的折磨。许多人皆渡尽劫，方知人生的真谛，人为什么只能在弥留，或者是痛苦之后才明晓一切呢？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精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教训得是。对于怎样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这里我还是没有提及，难道是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肯定不是。处理二者的关系，只有等到我们得不偿失之后才可明了，这是对食古不化的人。“响鼓不用重锤”，是明白人的话，就很容易爬出来的。王安石在《游褒蝉山记》中写到：“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于力，而不随以止，方可到也。”要达到理想和现实的有机结合，是非常人所能办到的。　　“追忆”这个词就好像“怀旧”这个词所表示的那样，往事给人带来的往往是一种隔帘望月式的憧憬和向往，时间往往把许多人们不愿意回忆的东西过滤出去，留下来的总是想象中值得留恋的事情，于是，追忆中的古代往事很美妙，特别是当追忆者对现实不那么满意的时候，对古代的追忆就成了他们针砭现实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中显示出来的总是温馨的历史背影。大多数以批评为己任的知识阶层中人由于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满和埋怨，常常把遥远的古代当成了寄托理想的时代，在想象中寄寓了太多的理想色彩，把眼前实有的心情转化为遥远的渴慕，再把幻想中的遥远故事作为眼前世界的镜子。于是，在他们笔下，上古往往是幸福而恬静的，就像后世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葛兆光《中国古代思想史》。知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的艰难，了解“往古之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聚以避暑”的困苦，感胄“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窑，夏则居巢穴，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没有麻丝，衣其羽皮”的落魄。发觉其实古代并不是理想的天堂。人们对古代理想的向往，与古代真实的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很远的距离。　　理想和现实，我们在其间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方向和机会，更要尊重事实，切合自己的实际。我们说一个人之爱农村是无可厚非。但是一个用理想主义来爱的人，应该说他的爱是很脆弱的。一旦他长久地置身于农村，当他洞悉了其间的“漏洞”，就是和他美化的事物是完全不一样，精神甚至肉体的崩溃是惨淡的。就好像从很高的地方摔了下来，再也爬不起来。甚至更厉害。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被珍视的事物就是他的亲人乃至是生命。我们常说亲人之间的伤害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个道理。再者一个人的生命出现了漏洞，当他发现这是无法弥补，他还有活下去的勇气？人最怕的不是外界的干扰和打击，最大的痛莫过于自己寄情的世界突然轰塔，没有一点的精神准备。那个时候是整个精神世界的坍塌，没有方向，永远迷失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自暴自弃，破罐子再破摔。　　回到我们大学生的话题上来，我们大学生大多有远大的理想，对未来充满幻想和希望，对一些具体事情，如求学、谋职、恋爱、婚姻等方面，常会对自己"设计"一番，然而这种" 设计"最终能否实现却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比如，报考大学选择专业虽说是"自觉自愿"，可是也有身体状况等条件限制。条件不允许，你就得忍痛放弃了。因此，大学生必须正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说来要做到以下几点： 1．提高认识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大学生应很好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承认它，接受它。要知道光明的前途中总是布满了坎坷的，人的一生，挫折和冲突是无法回避的。遇到此情此境，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应想到"车到山前必有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坚信胜利总要来到，风雨后的阳光会更灿烂！2．要从书籍中汲取营养，树立远大的志向。优秀的小说，人物传记，鼓励大学生奋发向上。大学生应以古今中外身处逆境而奋斗不息取得重大成就的人物为榜样，借以鞭策、勉励自己；把激发进取的名言警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些均有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成为有用之才，丰富文化生活，陶冶情操，以免陷入消极颓废的精神境地。 3．要做"乐天派"不做"唉声派"。乐观是大学生保持情绪健康的金钥匙。乐观，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运用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处理问题；乐观，就必须时刻准备迎击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能在搏击困难中感受到幸福和快乐。4．大学生要自觉地磨练自己，培养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针对自己容易受刺激而发生冲动的特点，学会控制激情，养成按照理性而行动的习惯。个人的欲求是否获得满足，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大学生还要养成对欲求不能满足的耐性。这样，即便在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你也能保持健康的心理。　　理想不仅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说，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那么实践就是联系两者的桥梁，理想不等于现实，理想的实现要通过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曲折之路，有赖于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奋斗实践，才是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　　理想之花灿烂，理想之果甘美，要使理想开花结果，就必须用辛勤的汗水来浇灌。　　理想与现实，自在心中，正确面对! 现实在脚下，理想在路的尽头，在天平上漫步向前，不回头就能实现你的理想!

《孟荀人性论的社会根源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路径探略——以墨子思想研究为例》，《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墨子节俭思想的社会根源浅析》，《运城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清初学风与王夫之的孟学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4期《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的社会根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新”、“老”之争与诸子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胡适的诸子学研究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弃虚蹈实”：试论颜元的孟学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压岁钱春节拜年时，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民间认为分压岁钱给孩子，当恶鬼妖魔或“年”去伤害孩子时，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清人吴曼云《压岁钱》的诗中云：“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再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由此看来，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心，而孩子的压岁钱主要用来买鞭炮、玩具和糖果等节日所需的东西。贴春联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贴窗花和倒贴“福”字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年画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经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守岁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爆竹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拜年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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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文题目有哪些好写的初中

〔摘要〕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犹如偶像的文人形象，这一形象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魏晋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陶渊明自身的性格特征和作品风格，以及后世接受者在其对陶渊明接受过程中所显现的选择性特点，对陶氏偶像形成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三个方面阐述陶渊明偶像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陶渊明；偶像；选择性接受 �� Abstract:Tao Yuanming is regarded as an ido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mage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thought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Tao’s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his works， as well as features of the selective acceptance of later This papergives a primary discussion from three main � Key words: Tao Yuanming; idol; selective acceptance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其特征大多表现为孤傲、高洁、刚直。许多意象与之相连，比如菊花、饮酒、“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让后世文人对其心驰神往。笔者认为生活在一个思想多样且活跃的时代，对陶渊明形成复杂而易变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这种性格使其文风也比较多样，进而为后人对其选择性接受提供了基础。这些原因使得陶渊明形象日益变成概念化的偶像，因此需要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以便更为全面地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 ��一、纷杂而互动的思潮 ��自东汉末年以降，知识分子对依靠人多势众取得话语权力的做法逐渐失去了兴趣，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再去认同某一个团体，而是更集中在自身。“个人的理想主义在古代中国常常被归属于老、庄一流的思想，事实也确实如此，公元一世纪初，一个叫樊准的文人在一份上书中曾经猛烈地批评当时的文化和学术，似乎对于儒学以及经学颇为失望，他在追忆西汉历史时突然发现，‘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净之化流景武之间’……他把理想人格与道德追求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从群体的现世的楷模转向了个体的超越精神”〔1〕，在儒士阶层内部出现了新的思想倾向，一旦外部时机成熟即可掀起新的思潮。曹氏建魏之后，曹操对汉代文人保持一定距离。“孟德求贤三令，大致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贪诈之污名，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五经完全破产也……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2〕曹魏极大地削弱了儒家的地位，为儒家思想之外的思想存在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于是在内外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儒家正统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这并不意味着其对世人的影响式微。比如即使在司马氏篡位之后，传统礼教观念再次被重创的时候，士人也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思想，“玄学固为汉代繁琐经学之反动，且多祖述老庄以成玄学家之形上学，但是由于三国晋初玄学家所受教育所在于家庭，而且家庭之礼教未堕，因而这一时期的名士都精研儒经，且仍推孔子为圣人。”〔3〕此外，也有人希望调和“自然”和“名教”，向秀和郭象在注解《庄子》的时候认为孔子贵名教，老庄崇尚自然。名教所以治天下，自然是用来养性命的，认为两者可以相结合并且是一种理想的人格。 ��以上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拥有极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游走在不同派别的思想之间，也有调和各种流派的愿望。在此风气下，对陶渊明形成多样而易变的个性产生极大影响。 ��二、多样而易变的个性 ��陶渊明从小的时候就研读经学，“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因此是希望积极进取，建立功名的。他对自己的身世极为看重，陶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陶侃，曾经被封为长沙公，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在魏晋礼法逐渐孱弱的背景下也一度觊觎王祚。陶渊明对这样一位先辈是十分敬仰的，作《赠长沙公诗》。“於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渊明也希望建立和陶侃一样的功业。外祖孟嘉也是陶渊明倾慕的一位长辈，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来纪念。于是多次出仕，参加了当时几路枭雄的幕府。但是他不久就因为身心受到役使而觉得不悦，而且当时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怀有狼子野心，因而陶渊明不愿苟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就说明了一个长时间隐居山林的人走入新的环境之后产生的矛盾心情，祖先的功业，少时的学养，还有自幼家贫，母老子幼的生活现实需要通过出仕以养家糊口，这些现实的因素都和隐居逐步养成的闲适自然，崇尚自由的性格产生了冲突。陶渊明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左右摇摆。陶渊明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依照当时司马氏希望通过招隐来笼络各方名士，巩固朝政的用心来看，历任江州官员都希望陶渊明出仕，但是他与官员结交也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的，比如经常被提及的陶渊明对王弘之和檀道济截然不同的对待。因此对陶渊明的辞官动机，不排除受到了道家玄风的影响，追求自然而希望归隐，但是他自身的性格应该更值得重视。本来就在矛盾中左右摇摆的他，随时都会因为自己的耿直而离开当时的官场，所以辞官只是性格使然。离开官场之后，内心的建功立业的追求又会驱使他对自己尚未取得的功绩有几许感慨，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想法而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佛罗伊德认为意识是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心理因素世界中的首脑，它统治着整个精神世界，使动作协调。前意识就是储存的记忆库，人通过召唤回忆以前的事物就是前意识范畴。在意识和前意识之外，即精神分析理论中最重要的潜意识是人类精神中占据最大量，最原始的部分。潜意识被压在最深处，最底层但又是最活跃，总是设法浮现到意识表层上来”〔4〕。陶渊明早年受儒家进取精神的熏陶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现实中受到了种种压制，进而进入了他的意识底层，然而潜意识是架构本能的基础，只要他的潜意识中的这些内容不能完全去除，对之前的追忆就会一直存在，只是受到存在于意识层面的归隐思想的辖制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或者没有表现而已。朱熹曾说陶渊明“说尽千言万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不大能忘，他只能将这念头抵拒将去”（《朱子语类》卷三四，《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P74-75），这就是说陶渊明固然有追求飘逸自由的隐居生活，不愿意和当权者同流合污，他在某些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只不过在更为强大的意识控制之下，这些潜意识有所表现之后再一次被压制了，这是陶渊明个性多样而易变的表现，可是恰恰这一点没有被后来人完全接受，他们的接受具有明显的选择性特点。 ��三、选择性的接受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一个偶像，主要还是在于后世文人的选择性接受。这个过程有以下几个较为典型的特点： ��第一，对陶渊明的接受过程中首先是对其人格品质的推崇，而后才是对其文艺风格的赞许，但这种赞许往往出于呼应或者是依附其人格品质。 ��从效陶诗、和陶诗一类作品的主要作者来看他们都是在陶渊明是一位高洁隐士形象之后开始对其诗文产生兴趣的。这说明在接受的开端，引人注目的是隐士形象。特别是陶渊明的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是最早对他进行评价的作品，而且还被收入了《文选》。依照当时颜延之作为文坛喉舌的影响已经可以说是对陶氏声名传播有了极大的帮助，更加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悼文大部分篇章都是在讲述陶渊明的品质，而较少地提及他的文章。偶像价值形成过程中，第一笔就是如此的有所定向。作品的传播稍微滞后的原因是当时的文坛主要的创作风格受到谈玄的浸染，因此在内容上大多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让陶渊明并没有在被认为是名家，因而不容易获得广泛认同。钟嵘的《诗品》只是将陶诗列为中品而已，因为在这之前，陶渊明没有被人们以文人形象接受，到了《诗品》的出现，才出现了文人形象的陶渊明，将之评为“质直” ，“田家语”。直到萧统的《文选》将其收录之后才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但萧统著《文选》中对陶渊明的《闲情赋》评价不是很高。认为这篇文章是“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论，除了其自身正统观念比较深厚，主张文章体现“温柔敦厚”之外，主要是对颜延之最早塑造的陶氏隐士形象的认同，否则他也不会讲《陶征士诔》收入《文选》当中。尽管萧统对这篇《闲情赋》有所非议，但是他的选择也反过来说明了陶渊明首先是作为隐者被人所接受的。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萧统在文艺批评上还坚持言行一致的观念。“在萧统的人生观中存在着言行一致的观念，己任的心灵和外在的一切行为（包括创作）应该在真善美上统一起来。他主张‘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梁书•到洽传》评到洽语），推崇‘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的文章。而且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持性严谨，不畜声乐’（《南史》本传），而非其弟萧纲所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需谨重，文章且需放荡’。”〔5〕91言行一致的要求就使萧统在选择标准上将目光自觉地集中在陶渊明那些符合归隐心理，表现田园生活的恬适自然的作品。这无疑就使得陶渊明的“大贤”的高洁形象固化。借助《文选》这样一本可以说是后来读书人必读的书，无疑是把这种固化的形象传播得更深更广。但是陶渊明许多作品中还流露了对生命的忧虑，对追求功名壮志未酬的慨叹。在《杂诗八首》中这种思绪有比较集中的流露：“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些都是他归隐以后的作品，说明在为人刚直，不愿心为物役的形象之外，陶渊明还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另外还可以从《闲情赋》、《祭程氏妹文》等作品看到他深情的一面，这些和隐士形象共同构成了陶渊明有血有肉有情的人生。��一个被部分接受的陶渊明形象光环掩盖了所有作品所表现的完整形象。当然这不是在造神，但是一代一代的流传，会让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的是一个过着简单甚至是窘迫的生活，依然安贫乐道的隐士陶渊明。人品先于作品的传播让很多人忽视了陶渊明作为一个平凡人的真情，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矛盾心理。偶像无形之中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第二，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是对他的拔高。前文就陶渊明的性格已作叙述，他性格刚直，又受到魏晋玄风的影响，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性。虽然也曾经是桓玄和刘裕的幕僚，但当他们造反的时候，陶渊明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喜好作出选择，不存在什么“耻事二姓”的事情。梁启超说过：“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20年后会篡位呢？本集《感士不遇赋》的序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近之心。’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竟，廉耻扫地，是渊明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可以看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5〕91出现认为陶渊明不事二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萧统以及后来的接受者将自己的价值评判转移到了陶渊明身上，忽视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陶氏的性格。另外，萧统的地位需要被提及，作为皇储，他不能做出统治阶层以外的意识评价，所以他对陶渊明的接受明显表现出了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强调君臣之纲。但是这种做法，让陶渊明隐士形象之外又多了一环光晕。东晋是中国封建专制最为独特的一个时期，《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提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是琅玡王氏诸兄弟和晋琅玡王司马睿共同拥有天下的现象。中央皇权由于是南渡至江左，北方又是多年战乱，民不聊生。所以在统治根基上需要借助世族的力量，而南方的世族和南迁而来的大家也都希望依靠国家机器来保障自身的利益，所以两者相互依靠，各取所需。“西晋琅玡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门阀世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塑，用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6〕这也就造成了一个潜在的隐患就是世家大族各自经营不同，特别是几个实力雄厚的大族的任何兴衰变化都会造成政局动荡。这种情况下，先后出现了如王敦、苏峻几次反叛，使得司马氏不得不依靠其他的世族来平叛，皇室的权威日益衰落。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与之共生的玄风蔚然，使得人们对待君臣之纲，礼之大伦的观点没有其他王朝那么重视。这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但正是这种偶然使得陶渊明这样的文人在刚直个性的作用下对刘裕取代司马氏的行为，仅从自身的喜好来接受。至于“耻事二姓”是对其一种拔高，这种选择仅仅出于接受者自身的需要。 ��第三，仕与隐的母题统摄着整个接受过程，两种思想的关系发生矛盾时陶渊明就成为了暂时的“避风港”，那些徘徊在仕与隐之间的人只是希望通过效陶、拟陶、和陶等方式分享隐者的自由，或以明志，或以解忧。在神韵上是无法达到陶诗的境界。可是客观上也深化了陶渊明的偶像地位。比如韦应物在罢官以后就会写一些田园诗歌，韦应物的《种瓜》诗看来纯在学陶，写躬耕生活体验。同样是地荒苗稀，同样自嘲苦笑。对陶渊明而言，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找到了应有的心境和情趣，不成功的劳动也乐在其中；对韦应物而言，要表现的是一种随运顺化的态度，根本不以瓜的得失为意，也不以自己的失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诗人所追求的是闲远飘逸的情致。这种不同的心境和归趣就是两个人的异质之处。韦应物不一定是淡泊之人，“韦诗五百十余篇，多安分语，无一诗干进？”（乔亿《剑溪说诗又编》）像韦应物这样的名家还有很多。陶渊明在接受过程中不断被人加以模仿，抬升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而且仕与隐是一个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的话题，陶渊明的名先被大力传播，而后才是他的文，所以陶渊明逐渐成为士人心中的一种向往的时候，是一个隐士形象的先入为主造成了对其文本缺乏全面把握，或者一定程度上的有选择性的解读，恰恰又进一步抬高了他作为隐士的一面，照此循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众人都敬仰的文人偶像。 ��第四，在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趋向和文艺理论不尽相同，所以接受的角度也相异。造成对陶渊明形象的某些曲解，甚至是过度提升。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宋代。唐人对陶渊明的人品十分推崇，但是没有推到典范的地位，且从王维、李白、杜甫到白居易皆对陶渊明颇有微词，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人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尚未充分融会吸收佛、道两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心性学说）的唐代儒士，对儒家之道的理解上停留在比较机械的教条层面，抓住陶潜言行上与儒家道德规范相冲突的地方来否定陶。但是到了宋代，陶渊明闻道之说始于苏轼而定论于南宋末期理学家，所闻之道也由庄禅之道完全滑入了儒家之道，陶渊明既为闻道之士，“闻道”又是宋代人毕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人生境界，宋人把陶渊明的人品推上理想地位、典范地位便可以理解了。宋代可以说是陶渊明接受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当时的文人重视知识的积累，因此在儒家的大旗下对各种思想都有研究，因此对陶渊明的主要特点是有清楚地把握的。但是理性的，趋淡内敛的审美使他们对渊明的理解趋于理趣化，划归到儒家的范围内，这种做法不同于以往的截取部分形象的做法，而是完全使他变为儒家范围内的一个人物，忽视了道家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文艺理论上儒家追求的是知人论世，笃信一个人要言行一致。所以一些自况的文章都被划入了自传性质的范围。这种观点固然有其理论支撑，但是面对陶渊明这样一个性格复杂，客观生活不断变化的而又游走在各种思想之间人来说可以说是不适合的。 ��总而言之，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让他的思想世界呈现了多样而富于变化的特点，自身的性格也是多面性的，这就为选择性接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让陶渊明的形象逐步被提升，甚至拔高。因此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去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而不是盲从。 ��〔参考文献〕〔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46- �〔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苏隆佛罗伊德十讲〔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5〕李剑峰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 �〔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1-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自其产生以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它很少涉及到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他们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成瓮吃酒，大块吃肉），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梁山聚义），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思想。一是它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人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人们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时，造反也是他们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水浒传》通过林冲、解珍解宝等人的故事指出官逼民反，造反有理；《水浒传》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安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人们认为“招安”是背叛。摆脱一些教条，对招安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招安既是当时（北宋南宋之交）不可避免的结局，其意义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关键词】水浒传，游民，造反有理，招安。一《水浒传》主题辩尽管《水浒传》产生的时代和作者的生平状况，在学术界都有不同的见解，但它是中国出现最早的长篇通俗小说之一，这是没有争议的。从它一产生便拥有了大量的读者，上自皇帝，下至贩夫走卒都不乏“《水浒》迷”。尽管许多人抨击它，禁止它、焚毁它，但还是明清两代最畅销的通俗读物之一。明代批评家把它列为“四大奇书”中的一种。著名的评点家金圣叹说：“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它的“奇”不仅在于用当时的“引车卖浆者”的语言撰写了一百余万字小说，使读者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是主流社会的人们非常少见的，与以前的文学作品相比，《水浒传》更是空谷足音。它的出现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1，争议《水浒传》是写什么的？它的主题是什么？这在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说法，对于文学名著的研究与评价往往是与社会思潮同步的，社会思潮常常通过文学批评来表达自己。《水浒传》写成于明代中叶，当它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刊刻出来的时候，正处于思想解放、个性觉醒时期，此时许多学者对《水浒传》是肯定的，说它所表现的梁山好汉“诵义负气，[1]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⑴。这是把梁山的英雄看作是实现正义公正的社会良心。托名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也明确指出《水浒传》是“发愤之作”，其内容表现的是“水浒忠义”，把罗贯中、施耐庵看成是宋遗民，他们借写伏身草莽的英雄豪杰用以表达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到了清代，封建专制加强、统治者实行全面的社会控制。此时主流舆论对《水浒传》多持否定态度，说它“诲淫诲盗”，为不逞之徒立传，把《水浒传》视为最败坏人心的作品。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禁止刊刻和出售《水浒传》。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有许多研究者借《水浒》以比附当时社会斗争，二十世纪初，定一的《小说丛话》说《水浒传》“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并指出作者“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王钟麟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指出《水浒传》是讲平等、均财产的“社会主义小说”。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书信中称赞施耐庵有社会党人的思想，《水浒传》一书的主脑在于表现“官逼民反”。有的甚至用以借喻“实行宪政”或当代革命。鲁迅对此加以嘲讽“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⑵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阐释《水浒传》中则定“农民起义说”为一尊，五六十年代，对于这点的背离往往会招致批判；文革中要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水浒》这部书”，又成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工具，这时谁要再赞美《水浒传》又会给他带来无妄之灾。由此可见，对于《水浒传》主题与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与当时的思想运动和政治倾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世更是把评论“水浒”当作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开古今未有之先例。近二十年来，思想解放，对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很少干预，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文史界的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对《水浒》的阐释有所突破。从而打破“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以及“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等。应该说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一面，但我以为都没有抓住《水浒传》的本质。这些论点大多还是没有从作品的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自然，这些议论也就缺少说服的力量。 2，《水浒传》主题我认为《水浒传》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其内容是讲述游民的奋斗成功与失败的，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由于《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是沉沦社会下层的文士，其中就不免有些文人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水浒传》的主题： ①，水泊梁山好汉的个人成分的构成是以游民和边缘人物为主。 ②，梁山主人公的经济与政治诉求是带有游民性质的。 ③，从《水浒传》的形成过程以及书中所体现的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所谓主题也就是该作品写的是什么和表达什么思想意识？弄清了这两个问题，主题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 ④，从《水浒传》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故事，也可以看出它是描写游民的成功与失败的。 3，《水浒传》述说的是什么人的故事？《水浒传》是写什么的？说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的，也就是说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的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演绎出的故事是该作品主题的载体，因此，只要我们对《水浒》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是写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的。那些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之下，跟着头领们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完全在作者视野之外，但也是被作者忽略不计的。《水浒传》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名单。这些人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其他等类。人数最多的是游民，近五十人；其次是武将，约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宝），而且这五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甲，游民的故事什么是游民呢？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处的的人们都可称之为游民。游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料。毛泽东在他早年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⑶谈到“游民无产阶级”时，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种：兵、匪、盗、丐、娼妓。“他们的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水浒》中的游民以“盗”为多，而且还往往是占山为王的大盗。《水浒》的一百零八人，最后都上了梁山，都可以说是“盗”，当然不能这样算。这里只以梁山好汉上山以前赖以谋生的手段进行分析。梁山除了自己底班人马和初次聚义就选择了梁山的人物以外，许多头领还是其它小山头的山大王。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对影山的吕方、郭盛；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这是有组织的游民。还有个体的抢劫者，如活跃在道路上、江河之中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夫妻黑店的张青、孙二娘等。其他如盗马贼段景住，小偷小摸的时迁。这些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以杀人抢劫为业的人们，在任何社会里都是非法之徒，为绝大多数人所否定。游民并不是完全从事非法活动的，也有许多并无祸害民众行为的。但由于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脱离了农村、又没有正当职业的，生活没有保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会活动。这样的游民在一百零八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四处“躲灾避难”的武松；“自幼漂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流浪蓟州、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卖艺闯荡江湖的病大虫薛永；“权在江边卖酒度日”的王定六；“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的焦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个人”，奔逃在江湖上的石勇，这些都是无家无业的流浪汉。他们的共同点除了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就是：爱好拳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犯法纪；讲义气，专好结识好汉等等。这是他们在江湖上生存和发展的本钱。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够与主流社会对抗，杀人放火，攻击官府，用暴力向社会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江湖上游荡期间，有的直接投奔绿林，不以当“盗贼”为讳；有的寻找一切机会以改善自己境遇，哪怕为此触犯国法。乙，游民知识分子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文化要求的日益迫切，科举考试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更增强了这种迫切性，而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发明，使得书籍易得，又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宋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使得读书人大量增多。然而官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有些掌握了一定文化。做官不行，又弄得无家无业，就成了我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这些人可能成为江湖艺人，可能成为各种各样江湖骗子，可能成为豪门贵府的帮闲，也可能参与造反活动。梁山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师吴用，副军师、宗教代表公孙胜都是这类人士。无论什么朝代。游民骚乱、农民抗争没有这类人士的参加，民众的造反活动闹不大，有了这些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提出斗争策略、会神道设教，从而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伍。因此，要使造反队伍壮大，必须有此类人物参与决策。例如为北宋真宗时益州起事的王均出谋划策的“宰相”张锴，就是“粗习阴阳，以荧惑同恶”的道士之流⑷。南宋初杨幺起义最初领袖锺相也是巫师、道士一流。史书上说他“以左道惑众”⑸。梁山上的吴用、公孙胜是宋江等武装抗争活动的重要决策人。由此可见，水泊梁山的政治军师活动是受到游民支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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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青春年少的那个我们吗？随着清脆的金属撞击的声音，存钱罐里面又多了几枚硬币，小小的存钱罐，装着我们大大的梦想。慢的我们长大了，可以赚钱了，那个小小的储存罐也被我们放进了角落，我们已经不记得如何去储蓄，去积攒那微小的梦想了，殊不知，人生其实也是一场储蓄，时时刻刻我们都在储蓄着自己的人生。人生前路多坎坷，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而这些经历不就正象征着那一枚枚小小的钱币，无时无刻不在充实着我们自己吗？是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正是由于这一点点的经历，我们将它仔仔细细的累积，最后才能锻造出一个具有庞大人生经验金库的自己。渐渐的，零钱罐满了，我们就有了完成自己梦想的资本，我们就有了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我们就有了，不为钱方肩铣继续前行的底气。朋友啊，我们要时时刻刻记得投资自己，时时刻刻记得武装自己，遇到困难时不卑不亢，沉着应对，为自己增加对抗的经验。平时多接触新的事物，多学习新的知识，增加自己的见识，提高自己的水平。千锤百炼方为钢，亦或如孙权对吕蒙所说，但当涉猎，见往事耳。。。。。。。。。。。。。。。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满意的话请采纳，谢谢，后面可以加上你自己的意见，补全字数

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所积淀下来的文化~感觉有很多很多点可以写~你可以看看（心理学进展）、（社会科学前沿）等等这样的期刊论文吧~找下这类的论文好好学习参考下

中国古代思想史小论文题目有哪些

这个应该找教辅书来看或者问老师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1、论先秦儒家“乐”的思想之政治意义2、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3、论先秦两汉时代游戏的文学表现4、论先秦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5、论先秦道家科技伦理思想6、论先秦到汉代孔子历史地位的变迁7、论先秦孝道观的演变8、论先秦两汉诗歌的表演性9、论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10、论先秦儒家学习伦理思想11、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12、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3、论先秦楚乐的审美取向14、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15、论《诗经》中的玉文化16、论《诗经原始》之解《诗》主张17、简论《诗经》中的女性思想18、论《诗经·卫风·氓》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接受19、论《诗经》中的天命信仰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诗经》的审美学特色论《诗经》中的征役诗论《诗经》中的婚恋诗论《诗经》中的史诗论《诗经》中的农事诗6、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7、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8、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9、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0、先秦史书寓言研究11、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12、《吕氏春秋》与杂家13、《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4、论《左传》的战争描写15、论《左传》的妇女形象16、《战国策》的艺术成就17、《战国策》名篇研究18、老子的思想19、《老子》的艺术特色20、《庄子》的艺术特色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1、历史的界河——论先秦“礼崩乐坏”之“乐坏”2、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箴、铭3、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4、论先秦“道”“势”关系与士人的精神超越5、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6、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代社会公德教育7、再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8、论先秦儒家生命价值观9、论先秦法律文献中的和谐思想10、从“中和”准则到“平和”心境11、论先秦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12、论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13、论先秦礼治思想的演变过程14、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15、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16、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17、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18、论先秦诸子的“以史为鉴”19、论先秦乐论与诗论的同构与分化20、论先秦儒家散文文学表现的历时性发展（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中国近代史就是很好的题材，就那几次战争比较典型（1840年鸦片战争，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甲午中日战争，190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一步步成为完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由此抒发爱国主义情怀

就拿历史学研究这本期刊的领域来说：历史学、史学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世界通史、亚洲史、非洲史、欧洲史、澳洲、大洋洲史、专门史、历史学其他学科这些领域的题材都可以写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文题目有哪些类型的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通史参考书】《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阅读杂志】《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文献索引】《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先秦篇参考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秦汉篇参考书】《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秦汉史》，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秦汉史》，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齐鲁书社1986年版《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秦汉史论集》，高敏，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魏晋南北朝论丛》，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三联书店1959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读史集》，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隋唐篇参考书】《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资治通鉴》（隋唐部分）。《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辽宗夏金篇参考书】《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及相关列传。《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宋史》，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金史简编》，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元朝篇参考书】《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元朝史》，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元史》，周良霄、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明清篇参考书】《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清史稿》:《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6年版。《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专题参考书】《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秦汉法律与社会》，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思想史》，金春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师资岗位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目前一大批占有广阔学术前沿的中年教师已成为主力，一代史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教师中有过6位现任和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4位北大文科资深教授，现有4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垚、阎步克、钱乘旦、李剑鸣），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5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位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大多数学科方向都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翦伯赞老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