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酒文化的论文1000字内容

为何不试一试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首屈一指的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解酒防醉产品? 喝酒时饮用下面的神奇解酒饮料，可以强效防醉，快速醒酒，是最有效，最方便，最廉价的解决之道！ ***************************************** 想大大提高酒量吗？这种神奇饮料至少可以让你提高酒量一倍以上，让你在应酬社交场合显得豪爽，仗义！有了这个神奇饮料，酒友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喝多喝醉，头晕，胃痛头疼，口渴，烧心等酒后所有难受症状啦！ ************************************** 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具有特效的解酒防醉保健功能饮料项目概述：本特效醒酒保健饮料是在“酒攻关”盛行，劝酒成风，急性酒精中毒与日俱增，慢性酒精中毒对人们身体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公众迫切呼唤：盼望一种见效快，使用方便，价格适中，无任何副作用的解酒保健品尽快问世。而市场上又没有真正醒酒防醉效果显著，同时能显著预防或减轻急性酒精中毒对人体经造成的损害，以及辅助治疗慢性酒精中毒造成的各种疾病的醒酒保健品能够满足公众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除急性酒精中毒的各种不良症状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防治慢性酒精中毒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迫切需要，我们详细研究了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机制及其对人体各器官的作用机制，我们决心在此基础上，研究开发出全世界广大消费者迫切企盼的，在防治急、慢性酒精中毒与醒酒防醉方面，真正安全、高效、速效的的保健产品。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前驻世界卫生组织（WHO）首席代表，被世界医药界誉为“中国当代李时珍”的著名天然药物专家肖培根教授的指导下，我们课题攻关组，从 1995年至2002年，在八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查阅参考了1955年―2002年发表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俄国等国家主要医学刊物上的文章，论著，试验报告，共达8万篇以上；我们检索查阅参考了我国1950－1999年全国几乎所有药学院、医学院、医学科研机构，药学科研机构发表的相关文章、试验报告等，共计6万篇以上；同时参阅了我国医学典籍名著《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千金方》，《证类本草》，《寿世保元》，《食疗本草》，《兰室秘藏》，《万病回春》，《本草纲目》，《现代中药大词典》，《中药辞海》中有关防治“酒中毒”，“酒客病”，“醒酒防醉”的方剂1200多种；并参阅了国内外数百种专利技术，经过多达500多次反复研究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对急慢性酒精中毒的预防和治疗以及对解酒防醉具有高效、速效、长效、安全等特点的神奇独特的醒酒保健产品。一本醒酒保健饮料具有的特点： 1．防醉醒酒高效、速效（1）本醒酒保健饮料具有强效的防醉结果，饮酒前饮用本保健品至少可以提高酒量两倍以上；（2）饮用本醒酒保健饮料可以迅速消除过量饮酒所致的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烦渴等醉酒的不良症状。因此，酒后饮用本保健品具有速效的解酒作用；（3）本醒酒保健饮料可有效地拮抗酒精及其中间代谢产物乙醛对大脑皮层、脑干、脊髓、丘脑以及血管运动中枢和延脑呼吸中枢的抑制作用，从而有效地降低了酒精的中枢麻醉作用。本醒酒饮料具有强效兴奋呼吸，速效麻醉催醒作用，可以使醉酒者迅速从麻醉状态中解脱出来，使醉酒者在30－60分钟完全清醒如常。 2．显著的胃粘膜保护作用试验结果表明，饮酒前提前饮用本保健品可以完全预防急性酒精中毒所致的胃粘膜充血，水肿、斑片状出血，糜烂等急性胃粘膜损伤和急性胃炎。提前饮用本保健品可以完全防止醉酒时恶心、呕吐、烧心、胃痛、烦渴等不良症状的发生。醉酒后饮用本保健饮料，对治疗过量饮酒所致的胃粘膜损伤以及恶心、呕吐、烧心、胃痛等不良症状具有特效、速效、饮用本保健饮料30-40分钟可使恶心、呕吐、烧心、胃痛、烦渴等不良症状完全消失。每次酒前或酒后都饮用240ml（一瓶）本保健饮料可以完全预防酒精性慢性胃炎、酒精性胃溃疡的发生。 3．显著的肝脏保护作用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从俄罗斯到整个欧洲，从北美洲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80－95％的肝病都是由酒精中毒引起的。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酒精性肝病是25－64岁年龄组男性人口第四位死亡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酒精中毒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第一公害，其毒性可累及全身主要脏器，对肝脏的影响最大，在西方国家80％的肝病是酒中毒引起的，对病毒性肝炎、肝癌等的发生、发展，预后都有着重要影响”。在我国12亿人中有3亿酒民，流行病学调查证实，酒精性肝病发病率约为20％，据估计，我国酒精性肝病患者至少在2500万人以上。实验结果表明：本保健饮料通过多种机制显著抑制酒精性肝损伤，保护肝脏组织。本保健饮料对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酒精性肝纤维化，酒精性肝硬化的发生发展具有强效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4．显著的中枢神经保护作用临床资料表明：酒精中毒性神经病是饮酒人群中，是仅次于肝硬化的最普遍的酒精中毒症。根据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中国卫生管理机构统计：酒精性神经损害的发病率，在以上各国15岁以上的人群中，每100人中约占3―4人。从长期大量饮酒（每天多于150ml）的饮酒人群来看，酒精性神经损害的发病率是34％－40％。日本人数为230万人；中国人数1300万人；美国为780万人；俄国为1100万人；德国为570万人；据估计：全世界酒精性神经损害的患者估计多计1亿以上。（1）本醒酒饮料可以加速乙醇和乙醛在人体中的分解代谢，大幅度降低肝脏和血液中乙醇和乙醛的浓度，因此，可以显著减轻乙醇和乙醛对中枢神经的直接和间接毒害作用。（2）本醒酒饮料可有效地保护脑神经组织Na＋－K＋－ATP酶免受酒精性神经组织损伤的抑制，从而有效地防治酒精对脑组织海马CA－1区神经元的损害。（3）本醒酒饮料功能因子之一是强效自由基清除剂和抗氧剂，因此本醒酒可有效地减轻自由基，丙二醛对神经组织的损害。 5:安全无毒副作用本醒酒保健饮料的所有功能成分均为食品成分或亦食亦药的药食两用绿色植物，完全符合《食品卫生法》，《保健食品技术规程》的规范和要求，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本醒酒保健饮料不但可以用于饮酒者的醒酒保健，而且可以作为普通保健饮料饮用，具有味道爽口，提神解渴的特点，同时还具有保肝护胃，使人精力充沛的保健功效。项目市场前景预测人们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后，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缓解和消除酒醉后的各种不良症状给人们带来痛苦，有效地预防和治疗急慢性酒精中毒对身体造成的种种危害。为此，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希望能寻找到一种能防醉解酒，保肝护胃，具有立杆见影效果的保健灵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期待着。《北京青年报》1995年2月8日所进行的一份社会调查表明：公众迫切呼唤：盼望一种见效快，使用方便，价格适中，无任何副用的解酒保健品尽快问世。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10月号一篇文章报道：美国酗酒的人数越来越多，从1990年的1400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1800万人。为此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治疗与酒精中毒相关的疾病花费每年高达1840亿美元，希望帮助酗酒者预防和治疗“酒依赖”和酒精中毒，但效果很不理想。为此美国广大酒民把希望寄托在中草药上。《时代周刊》写到：美国众多饮酒者苦苦企盼中国企业能尽早开发生产出对防治“酒依赖”和酒精中毒效果显著的保健品！本特效醒酒保健饮料的问世，实现了千百年来人们希望能寻找到一种能防醉解酒，保肝护胃，具有立杆见影效果的保健灵药的梦想，为广大酒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福音。本产品不但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而且从俄罗斯到整个欧洲，从北美洲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具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容量和发展前景。

酒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饮品，千百年来为我国人民所钟爱，享有“玉液”“琼浆”之美誉。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酿酒饮酒历史悠久的四川，在成为酒的主产区的同时也成为酒的主要消费区。在不断增加的饮酒人群中，部分基层干部的饮酒观念值得关注，酗酒诱发腐败与贪杯误事的事例屡见不鲜。这一现象，究其原因，除制度约束缺失外，我们认为，主要在于日常生活中缺少一种积极健康的、更少功利性的、融入了我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审美情趣的“酒德观”。　　我国是世界三大酒系之一——白酒的发源地，中国的曲药酿造技术和酒文化，曾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有着杰出的贡献，被称为“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巴山钟灵，蜀水毓秀，勤劳智慧的巴蜀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酿酒业。如果说中国酒文化是一曲旋律优美的交响乐，巴蜀酒文化则是其中一篇最动人的乐章。这从历代巴蜀名酒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届酒类评比中可见一斑。距今四千余年成都宝墩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以及其后三星堆与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精美青铜酒器，无不表明古蜀先民很早就掌握了谷物酿酒技术。西汉之时，四川酒便以文君当垆的典故引人入胜，汉代的画像砖更是形象生动的再现了当时四川酿酒业的发展盛况。唐代“剑南之烧春”被作为宫廷御酒，至此，四川酒跻身于华夏名酒之列。建国以后，四川酿酒业获得空前发展，成为全省食品工业的支柱产业，多年来对全省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酒类发展中也占有重要一席。四川名酒之多为全国之冠，享有“六朵金花”的美誉。时至今日，四川白酒业仍居行业领先地位。　　四川酿酒自古兴盛，酿酒的原料、水性、土质和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酒乡的四川人，在长期生产酒、消费酒，全方位地与酒打交道的过程中，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之中，无论是建房起屋，还是婚娶丧葬、祝寿请客乃至饯别，酒都是少不了的。尤其是每逢祭祀、节庆、游赏，酒的需求更甚。除夕之夜，合家欢聚，有“团年酒”；正月里亲朋好友聚会，有“请春酒”；端午节为图吉利，要喝“雄黄酒”；九九重阳节，成都人要到望江楼或城内之鼓楼蒸酒；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要用酒祭灶。此外，还有“寿酒”、“婚酒”、“送亲酒”、“满月酒”等等，数不胜数。可以说，四川人举宴必酒，逢会必酒，会友须酒，待客须酒，就连平时宴请客人，不叫“请吃饭”，而是“请吃酒”。　　此外，巴蜀地区世代居住着彝、藏、羌、土家、苗、回、纳西、僳、布依、满、傣、蒙古等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有着各自独特的饮酒习俗，其丰富多彩的饮酒风俗给巴蜀酒文化增添了浓郁的民族风味。彝族谚语说：“汉人贵茶，彝人贵酒。”“为人不喝酒，白来世上走。”酒被彝民当作敬献英雄的琼浆，知心相遇的桥梁。藏族同胞普遍好酒，尤为喜爱青稞酒，青稞酒是藏族人民喜庆佳节，欢呼胜利，嫁娶迎接，至友团聚，别离饯行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饮品。羌寨是充满酒香的世界，男女老幼几乎无人不喝咂酒。土家人平时用咂酒驱除疲劳，客人来时就用其招待，直到酩酊大醉为止。苗族同胞除饮咂酒外，还酿糯米酒、黄谷酒、玉米酒等，祭祖庆丰收，佳节喜事都喝酒。迎客有“迎客酒”，招待宾客有“交杯酒”，送客有“送客酒”。情真意切，叫人不得不喝。纳西族是豪饮的民族，而且能自酿水酒和白酒。僳僳族男女老幼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水酒，其待客的最高礼节是饮“双人酒”。饮酒时，由主人斟好大婉酒，主客各一手捧住酒碗同时饮下，表示宾客之间亲密友好，情谊深长。　　悠久的酿饮历史，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使四川人不但与酒结友，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嗜酒成癖。卫生部在全国开展的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中，对四川省21个市、州中30个乡镇和30个街道的15岁以上城乡居民共10277人的饮酒状况进行了调查。其中经常饮酒的为5％，男性经常饮酒的为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今年年初，中国保健协会发布了《2007年度关于四川省民众健康饮酒状况的调查报告》，四川饮酒人群平均单次饮酒量为76两(以38度酒为标准)，折算为纯酒精95克，超出了国际及我国现行的安全饮用标准。中国保健协会相关人士表示，根据调查，四川大多数饮酒者的健康饮酒状况不合格，如果以100分为满分，02％的饮酒者健康饮酒状况得分在59分以下，属于亟待加强科学饮酒观念的人群；60～74分之间的有70％，属于科学饮酒观念有待提高的人群；75～89分之间的人群只有14％，属于需要养成良好饮酒习惯的人群；90～100分的人群仅有14％，属于具有正确饮酒观念的人群。　　佳酿之乡的四川人在日常生活中与酒结下了深厚情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际交往的增多，酒作为交际的媒介和手段，在庆功祝捷、结婚祝寿、签字立约、团圆接风等比较隆重的场合往往能更好地调节情绪、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增进友谊。而酒作为人际交往的媒介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相当作用。然而，在不少地方的一些部门，变质的官场酒局应酬已经明显超出了“合理”范畴，空耗了领导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干部忙于应酬，必然会产生误导，使下属视应酬为“工作”而仿效之，渐渐疏于职守，正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极易扭曲工作作风滋生腐败，从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一些部门，官僚作风严重，不但普通群众上门办事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即使是下级党委、政府到上面去办事，也不容易。然而，很多事情在餐桌上比在会议室里更易于解决。于是，为了今后到上面办事容易点儿，下级干部则充分利用请客吃饭这一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有效手段，只要上级机关的领导下来，就赔着笑脸来接待应酬。结果，筷子一举，酒杯一端，谈笑之间很多成问题的问题及不成问题的问题，均能迎刃而解。　　人们在酒局社交中相互联系、互通信息、互相依存，形成酒桌上的熟人同盟，所以才有了一切情谊尽在酒中、酒逢知己千杯少、谈事儿要酒局，没事儿更要酒局等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表达。　　不可否认，在社会生活中，酒局在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许多由专业领域和正式组织领域中产生的原则和制度有一部分被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所战胜，这种强化力量使得酒局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酒局可以不断延伸关系的网络，可以获得新关系，巩固老关系。从“不会喝酒，前途没有；一喝九两，重点培养；只喝饮料，领导不要；能喝不输，领导秘书；一喝就倒，官位难保；常喝嫌少，人才难找；……”、“酒杯一端，政策放宽”、“能喝半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等调侃、夸张的顺口溜中，多多少少反映了部分基层单位官场酒文化中的不正之风。　　但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说，应酬太多，自己不情愿，家人埋怨，群众抱怨，严重损耗了工作精力和身体健康，影响了干部形象。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酒桌上不分彼此，公事就很难做到公办。“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一些基层干部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情变自然地大于法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豆腐渣工程”、“虚假数字”通过了；不该拨付的款项划出去了；一些“歪”干部提拔上来了……甚至邪念、色欲、胆量也随着酒气的升腾而冲向脑门，于是乎在头重脚轻、歪歪斜斜、晕晕乎乎之时干出了违法乱纪的傻事、坏事。　　针对这一状况，有人提出“禁酒”，一些单位明令禁止工作日午餐饮酒。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干部还找出种种借口为自己开脱：部属请，不喝容易脱离群众；下乡下点，不喝怕被人家猜忌。更何况，“酒桌能搞调查研究，喝酒可以摸到实情”。理由既如此堂皇，焉有不大喝特喝之理?!少数基层干部更是把陪领导喝酒作为联络感情的重要手段，不惜“喝坏党风喝坏胃，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群众背靠背”。某些基层单位酒风仍然长盛不衰。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越来越多的应酬、不必要的接待，好似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过多的应酬接待已严重影响了基层干部作风，尤其是过度饮酒，使一些基层干部苦不堪言。但为何部分基层干部嗜酒之风却日甚一日呢?　　我们调查以为，除制度约束缺失外，主要是人们对酒缺乏一种正确的认识。　　数千年来，有人视酒为福浆，不可一日无酒；有人视酒为祸水，宁可终生远离。酒，并非人人都喜好。爱酒的人，对它赞美备至，把它比作“玉液”、“甘露”，称之为“太平君子”、“天禄大夫”，不可须臾离之。“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李白诗)，直到“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杜甫诗)。他们终身与酒为伍，直到死而后已。恶酒的人，则把酒说得无一可取，非但不喝，有的一见就反感，甚至“头疼”。有的人认为，酒是致疾败行、乱性伤身的凶物，乃至说“亡国之君、败家之子”的出现，莫不与酒有关，可谓“深恶痛绝”。对于同一种食品，爱恶悬殊，对立鲜明，应该承认也是罕见的。酒如同一把双刃剑，严格地说，酒本身并无功过之分，骂酒誉酒，酒功酒过，全在于饮者自身如何把握。“过犹不及”，正反皆然，诚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尽然”。　　显然，建立一种积极健康的、更少功利性的、融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审美情趣的“酒德观”，定能扬其酒的积极一面，抑其消极一面。　　中华民族的饮酒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先哲很早就强调饮酒不能过量并倡导饮酒有节。“唯酒无量，不及乱”，“不为酒困”，照各人的酒量、财力和劳作时间，适量饮酒，以不及于困乱为度，这是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丘对“酒德”言简意赅又能身体力行的理性论断。“酒德”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酒德的含义是说饮酒要有德行，不能像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遵循酒德，方为君子。　　饮酒讲究德量。所谓德量，是指饮酒要有节制，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古人对饮酒之量很有研究，认为“以半为好”，有诗为证：“好花乘看半开时，好酒宜在半醉中”。提倡“饮随人量”，“酒遇故人随人量，花当好处及时看”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可以避免“酒逢知己千杯少”所造成的酩酊大醉。古人强调饮酒注重德量，说明很早以前人们便明了饮酒量与健康的辩证关系。《本草备要》写道：“少饮则和血运气，壮神”。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少则益，多则弊。少饮增加唾液、胃液的分泌，促进胃、肠的消化与吸收，增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振奋情神，消除疲劳。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指出：每天饮酒不超过二盎司纯酒精(约合白酒2两)，有助于减少冠心病。　　提倡“适量饮酒，增进健康”的理念，是倡导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以和谐、健康的酒文化促进社会的安定，使饮酒进入一个积极主动、可以控制的新时代。　　任何一种食品都一样，食用适量，于人有益；食用过量，有损健康。酒也不例外，它的益害尤其显著。因此，传播现代酒道，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个重要的当务之急的社会课题。　　“适量饮酒，增进健康”就是提倡一种科学健康的饮酒主张，适量饮酒就是提倡理性地饮酒，适度地饮酒，科学地饮酒。理性地饮酒即饮好酒(指纯粮固态发酵的名优酒)、低度酒，不嗜酒成习，每周至少两天以上不饮酒；适度地饮酒就是饮酒要适量，不强饮，不酗酒，每日饮酒量相当于每公斤体重饮1g酒计算，一般约100mL白酒；科学地饮酒为饮酒时心境要好，不空腹饮，不混饮，饮必小咽，饮后少茶。　　酒的属性似乎注定了酒天生就是是非之物，酒中有乐，但乐极生悲。酒是人际交往中的催化剂，人们适量饮酒，可以起到调剂生活，振奋精神，增添喜庆情趣，和谐人际关系，没有酒的人生该是多么枯燥乏味!然而，醉酒伤身和酗酒败事的负面又是我们不能不引为鉴戒的。“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徘徊的境界。不醉、不困、不暇、饮酒有节，应是酒德的真谛，亦是中国酒文化的精华。　　愿我们的基层社会与基层干部都成为与酒有缘的和谐社会的“德性饮者”，而非饕餮酒徒。[来源:论文天下

关于酒文化的论文1000字内容

一、综述酒的文化内涵。酒，这个词引辞海是这样解释的：“会意。从水，从酉(yǒu)。‘酉’本义就是酒。‘酉’亦兼表字音。本义:用高粱、大麦、米、葡萄或其他水果发酵制成的饮料。”[1]这是对于酒的最表层的释义。“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2] 酒是恶因，酒可致亡国败家，可致淫乱杀伤，这是《说文》对于酒的的解释，当然这是从负面角度谈酒是古代的一项荒唐的发明。还有许多典籍论述了酒的意义和功效。如酒曰清酌——《礼记·曲礼》；酒食者，所以令欢也。——《礼记·乐记》；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礼记·射义》；酒，百乐之长；又，酒者，天下之美禄。——《汉书·食货志》；不为酒困。——《论语·子罕》……总之古代对于酒的的话题可谓“不尽长江滚滚来”。酒在当代给人的印象很可能是负面的，如酗酒、酒鬼……这些不文明的粗狂的词汇确实令人陷入一种尴尬的维谷。但是，当我们真正回顾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不难发现，酒在华夏沃土上酝酿珍藏，早已形成了一种古老的文明——酒文化。任何对于就的误读和偏见都是不可取的。二、关于酒文化的起源。在古代，人们对于很多现象不能理解，都会归咎于神仙所为。“酒”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酒是液体，多黄白色，或辣或清香，给人带来火感受，遇火即明，未开化的古人不知其所以然，便认为酒神所为。古代流传“上天造酒说”，“猿猴造酒说”，“杜康造酒说”。人类造酒的起源最早追溯于距今约4——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当时造酒实属偶然，经粮食、水果自然发酵所得，工具简陋，酿造的多数低度米酒和水酒。（如左：西汉酿酒图）秦汉以后，中国酿酒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这种用谷物酿酒的传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饮酒文化，逢重大节日和喜庆之事人们必定饮酒。岁末除夕，“除日驱傩，除夜守岁，饮屠苏酒”[3]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节有饮桂花陈酒的习俗。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出生酒、生日酒、婚丧酒、升学酒、晋升酒。总之，酒文化成为一种传统袭承下来。三、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的情结。中国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典诗中关于情爱、离愁类的作品居多，故诗歌中经常流淌“酒”“泪”液体，泪的味道既咸又苦，大多为女子所流；酒的味道又辛且辣，大多为男子所饮。两者结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对于酒文化与文学的渊源可从如下几方面一一做理会。1．酒可以避政，明哲保身。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谓文之豪杰，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或谈禅或饮酒，酒后大醉，一醉不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七贤之首阮籍，性嗜酒，为了逃避司马氏的贿赂曾大醉60天从而躲避了曹氏集团的灾祸。2．酒是文人创作的畅饮伴侣。文人相聚饮酒是盛事，月下独酌更是雅兴之至。酒可以刺激神经、活血兴奋，激发文人创作的灵感。文人作诗多有美酒相伴。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可谓诗之上作。一箪食，一瓢饮，自然是饮酒，就到了诗人的仙境。“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4]。酒可以张扬个性，抒发自由之感。诗仙李白不仅诗作得浪漫飘渺，其酒量可谓“量能扛鼎”，素有酒仙美称。李白的诗歌多半是在酒后大醉创作的。如描写杨贵妃的佳句，正因李白的酒兴衬托诗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试问能有此大气磅礴的阵容者能有几人？酒之最美不在酒味而在意境。 “兴观群怨，物我两忘”[5]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文人的诗歌亦多以酒为题材。周代的《诗经·鹿鸣》“嗷嗷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6]周代的宴请诗生动的记录了宴饮的热闹场面。《鹿鸣》等十二首风雅诗曲被文人士大夫称作“乡饮酒礼”。[6]唐代盛世为文人饮酒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李杜诗篇百分之十五左右都是以酒行诗作赋的。酒一可以激发人的斗志。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多一分飒爽英姿和人生豪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可以慰藉人的情感，李清照宋代的巾帼女诗人，一洒热血，一咏菊酒，“三杯两盏淡酒，怎地他晚来风急？”的萧索落寞。东坡居士喜酒，酒后做文若干，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好一个“诗酒趁年华”的豪放派巨匠。他的词，他的散文都有浓香的酒味。放荡不羁的柳永更与酒结缘，留迹于青楼曼舞的他与歌舞酒影相随，有雅致即兴诵诗“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写出了诗中含酒，酒中酿情的风韵。4．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关酒的文章更是屡见不鲜。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许多篇都写到了酒，屈原的辞赋中也同样歌咏到酒，历代文人莫不与酒结缘。不少文人爱酒、好酒、甚至嗜酒如命。他们因酒而兴致勃发，借美酒酿出绚丽的诗篇。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浩瀚，喷涌勃发，好似一股酒泉涌向滕王阁的高栏之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不是酒兴勃发，怀才感伤的忧国忧民之作，被后人耳熟能详。“酒的欢乐”，“酒的悲哀”，酒和文人的文学创作共同辉煌灿烂。四、对于酒文化的传承。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正如没有一成不变的酒文化。酒文化预示着一定的人生意蕴。酒虽然不能消除痛苦，但可以缓解压力，带来暂时的愉悦。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以批判吸收的视角继承酒文化的辉煌传统，虽不能如古代文人豪气冲天，斟酒耽佳句，我们可以解酒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聊以自娱，得以自乐。酒文化依然可以应用于现代文的阅读课写作之中，时代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改不了几千年中华文明沉淀的酒文化，淹没不了文人对于酒的钟爱与偏嗜。形式可以变，传统不能丢，批判扬弃，丰富创新才能有新文化，创造新文明。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关于中国酒文化的论文2000字内容

中国的酒有五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中国的酒有少量的果酒，主要是以粮食原料酿制而成的，以生长霉菌为主要微生物的酒曲为糖化发酵剂，复式发酵，半固态发酵为特征，这成为东方酿酒业的典型代表。近代以来，啤酒在中国的发展很快，目前年产量已居世界第二位。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反过来，酒业的兴衰也反映了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是了解历史上天灾人祸的线索之一。在一些局部地区，酒业的繁荣对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酒与社会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对酒的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专税就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酒税收入在历史上还与军费，战争有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有的朝代，酒税（或酒的专卖收入）还与徭役及其它税赋形式有关。酒的厚利往往又成为国家、商贾富豪及民众争夺的肥肉。酒的赐晡令的发布，往往又与朝代变化，帝王更替，及一些重大的皇室活动有关。中国古人将酒的作用归纳为三类：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几千年来，酒的作用关不限于此三条，起码还包括：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酒也使人沉湎，坠落，伤身败体。历史上还有不少国君因沉湎于酒，引来亡国之祸。　　总之，酒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研究社会的文明史，不可不研究酒文化史。中国酒文化中的丰富内涵，会给人们带来乐趣和启示。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中国是酒的故乡，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酒又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康永盛世文化传播中国是酒的王国。酒，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中国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族无分汉满蒙回藏，饮酒之风，历经数干年而不衰。中国更是酒文化的极盛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在许多场合，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酒与诗，从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如此，中国众多的名酒不单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美的启示与力的鼓舞；每一种名酒的发展，都包容劳动者一代接一代的探索奋斗，英勇献身，因此名酒精神与民族自豪息息相通，与大无畏气概紧密相接。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酒魂！与欧洲标榜的“酒神”，甚称伯仲。似乎可以认为，有了名酒，中国餐饮才得以升华为夸耀世界的饮食文化。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像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酒的起源上天造酒说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祖先就有酒是天上“酒星”所造的说法。《晋书》中有关于酒旗星座的记载：“轩辕右角南三星日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饮食。”轩辕，中国古称星名，共十七颗星，其中十二颗属狮子星座。酒旗三星，呈“一”形排列，南边紧傍二十八宿的柳宿入颗星。明朗的夜晚，对照星图仔细在天空中搜寻，狮子座中的轩辕十四和长蛇座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一，很明亮，很容易找到，酒旗三星，则因亮度太小或太遥远，而用肉眼很难辨认。酒旗星的发现，最早见于《周礼》一书中，据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二十八宿的廉洁，始于殷代而确立于周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发现之一。在当时天文科学仪器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能在浩焱的星汉中观察到这几颗并不怎样明亮的“酒旗星”，给予命名并留下关于酒旗星的种种记载与传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大体上，古酒约分两种:一为果实谷类酿成之色酒，二为蒸馏酒。有色酒起源于古代，据《神农本草》所载，酒起源于远古与神农时代。《世本八种》(增订本)陈其荣谓:“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一作杜康)作秣酒。”仪狄、少康皆夏朝人。即夏代始有酒。余以为此种酒，恐是果实花木为之，非谷类之酒。谷类之酒应起于农业兴盛之后。陆祚蕃著《粤西偶记》关于果实花木之酒，有如下记载:(广西)平乐等府深山中，猿猴极多，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猿酒。若此记载真有其事，则先民于草木繁茂花果山地之生活中，采花作酒，自是可能。谷类酿成之酒，应始于殷。殷代农业生产盛，已为多数学者公认。农产物既盛，用之作酒，势所必然。而殷人以酗酒亡国，史书所载，斑斑可考。（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猿猴造酒说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一书，对人类如何捕捉聪明伶俐的猿猴，有一段极精彩的记载。猿猴是十分机敏的动物，它们居于深山野林中，出没无常，很难捉到，经过细致的观察，人们发现猿猴“嗜酒”。于是，人们便在猿猴出没的地方，摆上香甜浓郁的美酒。猿猴闻香而至，先是在酒缸前流连不前，接着便小心翼翼地蘸酒吮尝。时间一久，终因经受不住美酒的诱惑，而畅饮起来，直到酩酊大醉而被人捉住。这种捕捉猿猴的方法并非中国独有，东南亚一带的群众和非洲的土著民族捕捉猿猴或大猩猩，也都采用类似的方法。猿猴不仅嗜酒，而且还会“造酒”，这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中都有记载。清代文人李调元在他的著述中有“琼州多猿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酒以稻米与百花所造，一百六轧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极难得。”的记载；清代的一本笔记小说中也道：“粤西平乐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百。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无独有偶，早在明朝时期，这类猿猴“造”酒的传说就有过记载。明代文人李日华在他的著述中，也有过类似的记载：“黄山多猿猱，春夏采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昔年，《安徽日报》曾刊登老画家程啸天先生在黄山险峰深谷觅得“猴儿酒”的事情。这些不同时代人的记载，都证明在猿猴的聚居处，常常有类似“酒”的东西发现。由此也可推论酒的起源，当由果发酵开始，因为它比粮谷发酵容易得多。酒是一种由发酵所得的食品，是由一咱叫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产生的。酵母菌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在广袤的大自然原野中，尤其在一些含糖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山林中野生的水果，是猿猴的重要食物。猿猴在水果成熟的季节，收贮大量水果于“石洼中”，堆积的水果受到自然界中酵母菌的作用而发酵，在石洼中将一种被后人称为“酒”的液体析出，因此，猿猴在不自觉中“造”出酒来，是合乎逻辑与情理的。仪狄造酒说史籍中有多处提到仪狄“作酒而美”、“始作酒醪”的记载。一种说法叫“仪狄作酒拨，杜康作秣酒”。由字面看，是讲他们在作不同的酒。“拨”，是一种糯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酪糟儿”。性温软，其味甜，多座于江浙一带。现在的不少家庭中，仍自制醒糟儿。醋糟儿洁白细腻，稠状的糟糊可当主食，上面的清亮汁液颇近于酒。“林”，高粱的别称。杜康作林酒，指的是杜康造酒所使用的原料是高粱。由此看来，仪狄是黄酒的创始人，而杜康可能是高粱酒创始人。另一种说法是“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意思是说，自上古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造酒的方法流行于民间，是仪狄将这些造酒的方法归纳总结起来，始之流传于后世的。仪狄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比起杜康来，古籍中关於仪狄的记载比较一致。例如《世本》、《吕氏春秋》、《战国策》中部认为他是夏禹时代的人。那么，仪狄是不是酿酒的“始祖”呢？此说自古看法就不一致，甚至有与《世本》相矛盾的说法。例如孔子八世孙孔驸，说帝尧、帝舜部是饮酒量很大的君王。黄帝、尧、舜，部早于夏禹，早于夏禹的尧舜部善饮酒，他们饮的是谁人制造的酒呢？可见，说夏禹的臣属仪狄“始作酒醪”并不确切。事实上用粮食酿酒是件程序、工艺都很难的事，单凭一个人力量是难以完成评酒知识对于饮料酒的品评鉴定，我国人民习惯称之为评酒。评酒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说它是一门技术，是因为我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都要采用理化鉴定和感官鉴定两种方法来对各种饮料酒进行品评;说它是一门艺术，是因为不同酒的色、香、味、体所形成的风格给人以不同的感觉和享受，使人“知味而饮"。加上酒是要求生命自由地、狂放地、艺术地表现在具体人身上，则对不同层次的艺术修养所带来的艺术感觉更是千姿百态，奥妙无穷。当然，只有能够领略这种奥妙的人，才能谈得上评酒。倘若嗅到酒气就退避三舍，只能说老天没赐予他这份福分。《汉书·食货志》称酒为“天之美禄”，禄者，福也，不能享受这份福的人，自然也就没福了。但是，纵然是有福之人，不择其香，不辨其昧，不思其品，不探其趣，来者不拒，只顾牛饮，地瓜干子酒也喝，药用酒精兑白水也解馋，喝不出艺术的感觉，喝不出品位，似乎又是一种悲哀了。苏轼《书东阜子传后》中自述:“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这是他对自己酒量的一种评估，又说“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是说他对酒的喜欢程序，既没酒量，又如此热衷，当然是对酒趣一一其中包括品评这种体现酒文化的痴情了。宋代诗人范成大也曾说: “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口敢下“知、酒”的断言，评酒自在其中了。评酒的历史在我国源远流长，不少古代文人学士写下了许多品评鉴赏美酒佳酿的著作和诗篇。明·袁宏道的《筋政》中说:“凡酒以色清味冽为圣。色如金而醇苦为贤。色黑味酸国离者为愚。以糯酿醉人者为君子。以腊酿醉人者为中人。以巷醒烧酒醉人者为小人。” 清·梁绍圭《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对酒品的香、昧、色等方面均有精辟的品评论述。说明评洒在我国古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这一古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先后举行了四届全国评酒会议，对提高我国饮料酒的产品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前面提到的评酒的理化鉴定法，是借助于各种科学仪器进行化学分析，准确地分析出不同酒类的组成成份，运用数字结果及互相比较，说明不同成份的数量对酒的品质关系，鉴定出对人体有害的成份的数量是否超出卫生标准。感官鉴定就是通过人的感观来对酒品进行鉴定。饮料酒是一种具有色、香、昧的味觉品，仅靠仪器的测定数值是不能全面地评价酒的品质优劣的。比如有的酒品在理化分析的数据方面，组成成份十分接近，而在风味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是因为一种酒品的独特风格的形成，不仅决定于各种成份数量的多少，还决定于它们之间的协调、平衡、衬托、缓冲、掩盖等关系，而感官品评则正是综合的复杂反映。饮酒养生古人对饮酒与养生保健的关系早就有所认识。《诗经·豳风》中便载有“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称彼兕觥，万事无疆”的诗句。上句的意思是说用酒帮助长嘉，下旬的意思是说举胱敬酒祝长寿，都把酒和长寿联系到了一起。由于条件所限，古人虽然无法准确地测定出酒中所合的各种成分，但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所得出的经验却是非常具有秤学性的。根据现代科学测定，酒液中酒精含量较高，有害成分也就越高。如蒸馏酒和发酵酒比较，有害成分主要存在于蒸馏酒中，而发酵酒中部相对较少。高度的蒸馏酒中除合有较高的乙醇外，还合有杂醇油（包括升戊醇、戊醇、异丁醇、丙醇等)、醛类（包括甲醛、乙醛、糖醛等）、甲醇、氢氧酸、铅、黄曲霉毒素等多种有害成分。人长期或过量饮用丁这种有害成分含量高的低质酒，就会中毒。轻者会出现头晕、头痛、胃病、咳嗽、胸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的则会出现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而低度的发酵酒、配制酒、如黄酒、果露酒、药酒、奶等，有害成分极少，却富合糖、有机酸、氨基酸、甘酒、糊精、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开始的时候，古人认为质量皎高，有利于延年益寿的酒主要有黄酒、葡萄酒、桂花酒、菊花酒、椒酒等，后来才发展到白酒及以白酒为原料的各种药酒。发酵而成的黄酒是中国最古老的酒之一。合有丰富的氯基酸、多种糖类、有机酸、维生素等，发热量较高。自古至今一直被视为养生健身的“仙酒”、“珍浆”，深受人们喜爱。这也是绍兴等黄酒从春秋战国至今一直盛行不衰，甚至成为宫廷和国宴用酒的重要原因。葡萄酒合有校多的糖分和矿物质以及多种氦基酸、柠檬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也是古人喜爱的一种养生酒。三国时的魏文帝曹丕曾经盛赞它“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十分喜爱饮用，而且还亲见督造。大臣魏征擅长酿制葡萄酒，他曾亲自写诗称赞他酿制的葡萄酒“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新修本草》已将葡萄列为补酒，认为它有“暖腰肾、驻颜色、耐寒”的功效。元人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称它有“益气调中，耐饥强志”的作用。李时珍也说葡萄酒有“驻颜色、耐寒”的作用。高濂在《运生八笺》中也将它列为“养生酒”。桂花酒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为古人所饮用。屈原在《九歇）中说：“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这种祭把仪式上所用的桂酒，就是用桂花酿制的桂花酒，古代也叫桂醣、桂花醋、桂浆等古人认为桂为百药之长，所以用桂花酿制的酒能“饮之嘉干岁”。《四民月今》裁，汉代桂花酒是人们敬神祭祖的佳品，祭里完毕，晚辈向长辈敬此酒，长辈们饮此酒后便会长寿。除此而外，桂花酒还是人们宴宾待客的上品。《汉书．礼乐志》说：“尊桂酒，宾八乡。”不少封建帝王还将桂花酒作为礼品赏赐给大臣。历代文人士大夫对桂花酒也赞不绝口，白居易曾用“线惠不香饶桂酒，红樱无色浪花细”的诗句来赞美桂花酒。宋代苏轼更作有《桂酒颂》，可见古人对桂花酒的珍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己了解丁菊花的药用和食用价值。魏文帝曹丕认为菊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苏轼也认为菊花的花、叶、根、责“皆长生药也”。汉代，人们已用药花酿酒。刘款《西京杂记》裁：“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古人认为菊花是经霜不凋之花，所以菊花酒可以抗衰老。《本草纲目》等医书说菊花有去风、明目、平肝、清热等功效，对老年人的听见、视觉尤其有益，所以古代菊花酒倍受青睐，是重阳节的必备之物。现代科学已证实丁古人的这些认识和说法是正确的。饮酒过量，不仅会使人的知觉、思维、情感、智能、行为等方面失去控制，飘飘然忘乎所以。还会摧残人的肌体，导致营养障碍、精神失常、胃肠不适、肝脏损伤，甚至引起心脏、癌症等多种病变和中毒身亡的严重后果。长期过量饮酒者的患病率极高，死亡率也大。如果一个人长期过量饮酒：他的寿命便会缩短十至十二年。饮法得当也许有人认为，饮酒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则不然。饮酒实际上是一种境界颇高的艺术享受，有许多学问。特别是在古代，人们不仅注重酒的质量和强调节制饮酒，而且还十分讲究饮酒的环境和方法，如什么时候能饮、什么时候不宜饮、在什么地方饮酒、饮什么酒、如何饮酒等，都有许多规矩和讲究。比如关于饮酒的理想环境，昊彬就曾做过如下概括：饮人：高雅、衰侠、直率、忘机、知己、故交、玉人、可儿。饮地：花下、竹林、高间、画舫、幽馆、曲石间、平嘻、荷亭。另，春饮宜庭，夏饮宜效，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饮候：春效、花时、情秋、瓣绿、寸雾、积雪、新月、晚凉。饮趣：清淡、妙今、联吟、焚香、传花、度曲、返棹、围炉。饮禁：华诞、座宵、苦劝、争执、避酒、恶谵、唷秽、佯醉。饮阑：散步、歌枕、踞石、分匏、垂钓、岸岸、煮泉、投壶（《檀几丛书全集》卷下昊彬《酒政三则》）。具体而言，古人饮酒的经验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一）饮时心境要好古人认为，酒不能乱饮，只有在身体和情绪正常的情况下才能饮用。身体不适、过分忧愁或盛怒之时部不能饮酒。否则会损害身体健康。情人徐坷在《情裨类钞》中谈到饮食卫生时说：『于饮食而讲卫生，宣研究食时之方法，凡遇愤怒或夏郁时，皆不宜食，食之不能消化，易于成病，此人人所当切戒者也。』饮酒更应如此，按中医的理论说，人在发怒时，肝气上逆，面红耳赤，头痛头晕，如再饮酒，加上乙醇的作用，势如火上浇油，更宜失控，以致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二）温酒而喝古人饮酒多温热了喝。商周时期的温酒器皿等，便是有力的证明。酒为什么要温了喝呢？元人贾铭说：“凡饮酒宜温，不宜热”但喝冷酒也不好，认为“饮冷酒成手战（即颤抖）。”明人陆容在《菽固杂记》中记裁了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尝闻一医者云：‘酒不宜冷饮’颇忽之，谓其未知丹溪之论而云然耳。数年后，秋间病痢，致此医治之，云：‘公莫非多饮凉酒乎？’子宣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饮醇酒。医云：‘丹溪知热酒之为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也！’予因其吉而恩之，热酒固能伤肺，然行气和血之功居多；冷酒于肺无伤，而胃性恶寒，多饮之，必致郎滞其气。而为亭饮，盖不冷不热，适其中和，斯无患害。”此二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酒中除乙醇外，还合有甲醇、杂醇油、糠醛、丁醛、戊醛、乙醛、铅等有害物质。甲醇对视力有害，十毫升甲醇就会导致眼睛失明，摄人量再多会危及生命。但甲醇的沸点是六十四点七摄氏度，比乙醇的沸点七十八点三摄氏度低，用沸水或酒精火加热，它就会变成气体蒸发掉。乙醛是酒的辛辣气味的主要构成因素，过量吸人会出现头晕等醉酒现象，而它的沸点只有二十一摄氏度，用稍热一点的水即可使之挥发。同时，在酒加热的过程中，酒精也会随之挥发一些，这样，酒中的有害成分也就闰少丁许多，对人体的损害也就少些。当然，酒的温度也不能加得太高，酒过热了饮用，一是伤身体，二是乙醇挥发的太多，再好的酒也没味了。（三）“饮必小咽”我们现代的许多人饮酒常讲究干杯，似乎一杯杯的干才觉得痛怏，才显得豪爽。其实这样饮酒是不科学的。正确的饮法应该是轻酌慢饮。《吕氏春秋》说：“凡养生，……饮必小咽，端直无戾。”明龙遵钗在《饮食绅言）中说：“喝酒不宜太多大急，否则会损伤肠胃和肺。肺是心、肝、脾、肾、肺五脏中最重要的部分，好比帝王车子的车盖，特别不能损伤。”情人朱彝尊在《食宪鸿秘》中也说：“饮酒不宜气粗及速，粗速伤肺。肺为五脏华盖，允不可伤。且粗速无品。”徐坷也认为：“急盥非所宜”，吃饭、饮酒都应慢慢地来，这样才能品出味道，也有助于消化，不致于给脾胃造成过量的负担。《调鼎集》中更明确地说：酒“忌速饮流饮”。（四）勿混饮元人贸铭在《饮食须知》中说：“饮食藉以养生，而不知物性有相反相己o，丛然杂讲，轻则五内不和，重则立兴祸患，是养生者亦未尝不害生也。一酒也是如此，各种不同的酒中除都合有乙醇外，还合有其他一些互不相同的成分，其中有些成分不宜混杂。多种酒混杂饮用会产生一些新的有害成分，会使人感觉胃不舒服、头痛等。《清升录》曾行诚人们：”酒不可杂饮。饮之，虽善酒者亦醉，乃饮家所深。“井举一例说：”宛叶书生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诸家群遗之酒为具。席半，客恐，私相告戒，适疑而问之，一人曰：‘某忸君家百氏浆。’”另外，药酒也不宜用作饮宴用酒。药酒中一般合有多种中草药成分，如作饮宴用酒，某些药物成分可能和食物中的一些成分发生矛盾，令人不适。（五）空腹勿饮中国有句古语叫“空腹盛怒，切勿饮酒”认为饮酒必佐佳肴。唐孙思邈《干金食治》中也提醒人们忌空腹饮酒。因为酒进入人体后，乙醇是靠肝脏分解的。肝脏在分解过程中又需要各种维生素来维持辅助，如果此时胃肠中空无食物，乙醇最易被迅速吸收，造成肌理失调、肝脏受损。因此，饮酒时应佐以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菜肴、水果，这也是饮酒养生的一个窍门。当然，饮食后也不宜饮酒。（六）勿强饮饮酒时不能强逼硬劝别人，自己也不能赌气争胜，不能喝硬要往肚里灌。张潮在黄九个《酒社刍吉》小引中说：“饮酒之人，有三种，其善饮者不待劝，其绝饮者不能劝。惟有一种能饮而故不饮者宜用劝，然能饮而故不饮，彼先已自欺矣，吾亦何为劝之哉。故恩谓不问作主作客，惟当率喜称量而饮，人我皆不须劝。”情人阮葵生在所撰《荼余客话》中引陈畿亭的话说：“饮宴苦劝人醉，荀非即是客人，不然，变意谷也。君子饮酒，率真量情。文人懦雅，概有斯致。夫惟府井仆役，以通为恭敬，以谵为慷慨，以大醉为欢乐。”言语中虽然合有轻侮劳动群泉之意，但他说的不要劝人醉☆印是极为可取的。（七）酒后少饮茶自古以来，不少饮酒之人常常喜欢酒后喝茶，以为喝茶可以解酒。其实则不然。酒后喝茶对身体极为有害。李时珍说：“酒后饮茶，伤肾脏，腰脚重坠，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消渴孪痛之疾。”未彝尊也说：“酒后渴，不可饮水及多啜茶。茶性寒，随酒引入肾脏，为停毒之水。今腰脚重坠、膀胱冷痛，为水肿、消渴、孪”现代科学已证实了他们所说的酒后饮茶对肾脏的损害。据古人的养生之道，酒后宜以水果解酒，或以甘蔗与白萝熬汤解酒。◎饮酒诗的分类一、宴会酒二、饯行酒三、传统节日酒四、独酌、闲饮、咏怀酒五、边塞、军中酒六、祭祀神灵、村社酒七、展现社会不合理的酒诗

关于中国酒文化的论文3000字内容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是酒的故乡，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约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又同时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酒乃天地之间尤物。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从此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许多有趣的风景，短短人生便增添许多悠长的滋味。历史是条长河，河中有了酒，河水便奔流得更浪漫，更生动，翻腾起的浪花千古后仍使人感到精彩。上至宫廷，下至市井，高贵者，卑贱者，都喝酒。金元殿里的天子赐宴，三家村时的老翁对酌，虽然档次不同，气派迥异，但把佳酿或旧醅喝下肚子，并品味那个美妙地过程，则是一样的。酒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能叫人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它能叫人忘掉束缚，放荡不羁；它能叫人超脱旷达，遗世独立。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酒的精神是一种道家的哲学观。正如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他宁愿做自由的身处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心驰神往无拘无束和羽化登仙，忘却生死名利宠辱和尘世，此之谓酒的精神。酒的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现实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是人在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的极大快感。酒的精神为中华灿烂的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诗词的创作中，酒的精神无处不在。诗人们的艺术创造力在酩酊大醉之后迸发而创作出流传千古的名作的情形比比皆是。这种创造力的迸发便是一种酒的精神的升华。因为醉后便获得了一种解脱的自由状态，即一种创作的自由状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得酒诗自成”、“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了。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在历史的长河不断向前流淌的过程中，酒的文明可谓巨浪滔天。在现代社会的酒文化中，国酒级别的酒可谓神秘而尊贵，下面我们揭开国酒文化的面纱。由于所使用的发酵容器设备不同，有的是陶缸、水泥池、砖池、箱，有的是泥池老窖等；所采取的酿造工艺不同，有的是清蒸清糙、续精混蒸、回沙发酵，有的是固态和液态发酵等；所处酿造环境的气候条件不同，有的干湿度高，有的干湿度低，有的气温高，有的气温低等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食协白酒专业协会在1994年12月28日联合发布的通告中，已将我国的白酒分为以下5种香型：酱香型、清香型、浓香型、米香型、白酒。在酱香型的酒文化中有我们众所周知的国酒---茅台。历史上有四大美人，同样历史也留下了八大名酒：茅台酒、汾酒、泸州老窖特曲、五粮液、洋河大曲、剑南春、古井贡酒、董酒。酒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绘画艺术、宗教文化、民风民俗、科学技术、社会心理、军事研究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酒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蕴涵而在世界酒文化之林中独领风骚，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酒文化的精神文化价值:中国酒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更是一种艺术文化。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酒文化以酒为载体，以酒行为为中心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酒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同时还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酒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蕴涵而在世界酒文化之林中。中国的酒文化必能和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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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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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