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1000字论文发表在哪里啊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和80年代的三大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对外工作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在国际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战争的威胁在日趋减小，和平的力量在不断扩大。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本身又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更好地适应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在对过去30多年外交实践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实行“一边倒”的联苏抗美外交政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受到多方面的局限。80年代以后，与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调整相适应，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即中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压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正是由于实行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中国不再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不再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不再以对某一国家的态度划线决定亲疏。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8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的时间，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符合国际社会现实的判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它们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对维护世界和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日本等国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也是要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人民也是要和平的．不支持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对战争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方面核武器极大地提高了战争的毁灭能力和成为进行政治讹诈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能力，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带给人类的只有毁灭性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核武器本身也变成了抑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和平可以维护较长时期这一科学结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没有这一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进行。　　3、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因此，要发展经济就要实行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地进行经济合作，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既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既向发达国家开放，也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先后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第二步，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三步，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经过这三大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　　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在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80年代，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件大事之一。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也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1984年5月，在中国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获得了会议的通过。这表明，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重大国策。　　“一国两制”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在此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运用到解决国内问题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共处。“一国两制”突破了单一制和复合制的传统国家结构，是在单一的国家结构中，允许一些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问题的主要意义有三点：①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这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③“一国两制”方针对解决国际上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范例。　　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的调整，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使中国外交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地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外交从此进入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　　三、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并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80年代以前，意识形态曾在国际政治演变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敌人。这种敌我界线分明的立场，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之中，使中国外交的交往范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客观现实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单凭意识形态已无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意识形态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成为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中国外交的突出特色是建立超越意识形态的国家关系，外交为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服务。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在对外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远近，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超越意识形态有利于中国同各国发展正常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展，中国外交不再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化外交”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关系。80年代以来，中国几乎进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形成了多边外交极为活跃的时期。在多边外交活动中，中国坚持发联合国的作用，坚持大小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时，既承担义务，也享受权利。　　中国外交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中国不再脱离国际社会，而是融人到国际社会之中，为实现一个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而努力。　　（二）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中国更加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称其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对外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尽力避免战事发生。80年代以来，中国只是在中越边界上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和在1988年年初同越南发生过小规模的炮击和海战，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双边战争。80年代以来，中国在更加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中国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把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使那些曾将中国当成‘好战”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和平友好的国家。　　（三）重视经济外交　　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朗，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明确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外交始终强调发展问题，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这突出表现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上。　　（四）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重视强调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外交定位偏高。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四面出击，超出了自身国力的范围。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第二，对中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中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赂。90年代，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既表明了它的一贯性，也表明了中国外交日益成熟和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特点将会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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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外交不仅在外交指导思想上不断完善与发展，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对外关系实践中不断发展，表现出新的特点。一、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最大的特点和谐世界的思想是中国向世界表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言。中国不仅希望和平，而且追求在和平的基础上缓和国家间关系。我们不仅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考虑自身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争取与它们共同发展和繁荣。中国政府在建立多极世界、维护世界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不仅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庄严的承诺，而且也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它明确了中国自身发展与外部关系是一个和谐相处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开创出一条既适合本国国情又适合时代特点的战略道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中国和平发展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一条勇于参与和平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道路。中国选择这条道路，就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就是要超越传统模式，坚持主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和改革创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是中国既往外交思想的深化。“建设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共处”。“和谐共处”相对于“和平共处”，是“更上一层楼”了。它不仅要求维护和平，实现“和平共处”，而且要超越和平，促进和睦、合作和共同繁荣，实现“和谐共处”。中国是一个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并且必将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中国的和平发展将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的重要因素。二、“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外交工作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外交政策以捍卫国家经济利益为内涵，以维护国家的尊严、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底线，采取了灵活而不僵化，抗争而不对抗的外交思路。在外交实践中大力贯彻“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理念。 “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这几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中国的外交工作，在民间一度被误解为只处理国家大事的活动，与老百姓似乎无关。但现在我们看到，从2003年9月开始，中国外交部不仅有了对外“开放日”，老百姓可以走进神秘的大厦去参观。而且外交部公开了一批已失去保密价值的外交档案，公民可以自由查阅；外交部长在网上与网民交流，回答网民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新时期外交工作朝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方向迈进的特色。这表明，中国外交着力点已从纯粹的处理政府间事务的传统，转为加大对老百姓利益的维护。外交为民就是外交为人民服务，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第二，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外交为人民服务就是致力于为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维护中国公民、机构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值得称赞的是，从近年来的一系列实践上看，外交为民在各个领域有所展现，我国外交正朝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方向大踏步前进。驻外使领馆领事保护的工作量比过去明显增加，加强了对海外中国公民的保护。每当中国公民在异国他乡有难抑或需要帮助时，我们的“外交机器”就会即刻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有力地维护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外交“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已经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外国媒体所说，中国外交出现了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的新变化。这是“执政为民”的理念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也是中国外交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的充分体现。三、“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又一个特点在朝核问题上，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不懈，积极斡旋，先后促成三方和六方会谈，避免了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为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东南亚国家是我国的近邻，为了加强同这个地区的关系，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除了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外，还加强了地区合作，妥善处理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同东盟之间建立起“10+3”合作机制。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标志着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大幅提升。同时还同东南亚有关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协议，加强了互信。中国是亚洲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中国强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并重，倡导以相互尊重、自主自愿和灵活性等原则为特点的“亚太经合组织方式”，在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区域合作中，中国坚持协商一致、平等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照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以实际行动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我国推动“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开创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中国一贯把对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充分表明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力争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加快了与联合国的互动步伐。中国外交官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变得更加得心应手，而且表现得更加自信。重视发挥联合国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的独特作用，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中国首倡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积极参与联合国在维和、军控、反恐、发展、人权司法、环境等问题上的合作以及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活动。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周边秩序的务实塑造者。中国外交更加主动、更加灵活、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求，积极“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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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建设“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国务院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构筑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平衡改革开放总体呈现的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拓展了对外开放的辐射面和对外交往的领域。　　有利于推动区域合作，走向共同繁荣。“一带一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搞封闭机制，使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利用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优势，实现经济、贸易互补。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游客数量约5亿人次，周边国家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将率先受益，实现相关国家的共同繁荣。　　有利于增强中国实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中国经济网数据，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过去10年，中国与沿途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梦”的理念是相辅相成的，与“新型大国关系”一起填补了“中国梦”在外交领域的空白，是“中国梦”战略的合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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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政府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践：1、建国的第一年，与苏联、东欧等17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用：为恢复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积极参与国际活动：（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4、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二、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实践：1、中美关系的改善：（1）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2）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3）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意义：中美两国对抗结束，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3、与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4、1971年10月25日，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中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影响：我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三、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背景：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实践：1、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2、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它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海APEC会议）会议主题：“新世纪、新挑战：参与、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了《上海共识》。影响：上海APEC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4、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这个组织的决定。影响：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贸易组织的成员。我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参考资料：新课标高中

以“和”为主线，我国的外交政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强大国力是外交的坚强后盾。国际形势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世界少不了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包含着如下基本点：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维护我国的独立的主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根据现在的国际形式我国的外交政策：1、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2、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3、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5、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6、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用几句话概括，就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基础，发展中国家是重点，多边是补充”。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经受了国际风云的严峻考验。展望未来，世界正处在大转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的调整。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纪之交，我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和应变意识。要从国际形势演变的总体趋势上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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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实力外交欲改变美国对中国可能产生大影响　　CCTV 2009年01月20日 14:59 进入复兴论坛来源：环球时报　　专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　　“巧实力”如今成了美国的热门词汇，因为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3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13次提到这个词。一时间，美国各界为之轰动。有人称，希拉里此举不过是为了博一个“满堂彩”。但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外交最大的问题是“非软即硬”，而美国最主要的几个对手恰恰软硬不吃，“巧实力”的提出具有战略风向标的意义。从历史上看，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基本以简单的遏制战略为主。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就没有形成新的外交大战略。“巧实力”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大战略的延续和发展，它强调恐怖主义并非美国唯一重大威胁。那么，美国是否会重新将战略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中国应该如何面对“更聪明”的美国？这些都是令人关注的话题。希拉里在听证会的发言中数次提到中国，从立意到行文与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CSIS）2007年出台的“巧实力报告”极其相似。由此可见，只有了解“巧实力”战略的前世今生，才能预见到美国全新战略的发展发向，才能捕捉到中美关系的变化趋势。　　“巧实力”———学者、智库、议员、将军“热捧”的新战略　　“巧实力”一词最早由安全与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苏珊尼·诺瑟提出。苏珊尼曾于1999年至2001年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霍尔布鲁克的助理。2004年，苏珊尼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巧实力”的论文。文章称，“9·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国际主义的旗号，实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宣称要扩展人权和民主。但是布什政府采取的军事危险政策同他们声称的理念根本不符。“必须实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不仅能更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而且能走得更远，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在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中促进美国利益。”　　苏珊尼认为“巧实力”战略是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延伸。由于这一战略的提出切中时弊，为陷于伊拉克苦战的美国提出了全新解决方案，因此迅速得到了美国政界和专家的赞许。2006年1月，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题为“重新思考软实力”的文章，文章称“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错误的。将它们有效结合起来可以称作巧实力。”同年，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专门成立常设机构“巧实力委员会”，致力于宣传这一理论。参加委员会的有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众议员，有CSIS各战略研究部门学者，有其他智库的专家，还有企业家、非政府组织等等。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担任委员会共同主席。2007年11月，CSIS发表了题为“一个更灵巧、更安全的美国”的最终报告，全面阐释“巧实力”战略。该战略认为，虽然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和全球安全，但并非全球范围内唯一重大的威胁，美国应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对安全观念做出界定。除了恐怖主义，还有很多重大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应对。　　“巧实力委员会”长达两年的调研和宣传起到了效果，得到越来越多专家的支持。兰德公司、“9·11”委员会、美国全球接触中心等智库发表的报告中都相继把“巧实力”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2008年3月，保守主义思想的堡垒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泰德·卡彭特发表著作《巧实力：美国的务实外交政策》，表明保守势力开始向“巧实力”战略低头。“巧实力”战略还得到了美国两党的超党派支持，并在美国军政界产生重要影响。2008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将军津尼和退役海军上将史密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其证词题目就是“巧实力：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世界”。两名将军说，他们代表了50多位退役将军，他们前来作证是出于对美国未来和有效领导能力的担心。他们呼吁，下届美国总统应当抓住时机，果断行动，复兴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他们还指出，美国战后不乏“巧实力”政策的痕迹，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政策等都是典范。　　“巧实力”战略倡导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福利”　　美国著名记者艾瑟利奇近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软实力如何变得灵巧”。文章称，“巧实力”是在约瑟夫·奈创造的“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前，绝大多数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虽然认同“软实力”概念，但非常“痛恨”那个“软”字，因其听起来软弱不堪，不像个战略名词。美国保守派学者迪索萨称，真正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感到其文化和信仰根源受到威胁的，正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是以无神论、堕胎、同性恋、个人自由、物质享受为特征的美国生活方式。在极端分子看来，美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战争，从而激发了其对美国的恐惧和仇恨，加上卡特和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导致恐怖国家和“基地”等恐怖组织不断壮大。因此有人说，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行“软实力”，为“文明冲突”埋下了祸根。　　然而，使美国陷入困境的是其外交战略从“过软”直接跳到了“过硬”。2006年5月，约瑟夫·奈发表“拉姆斯菲尔德与巧实力”一文，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过度重视使用军事力量的硬实力，忽略了软实力；但是，欧洲国家过于重视软实力、忽视硬实力的趋势同样不够正确。朝鲜和塔利班掌权下的阿富汗，根本不吃美国软实力这一套。因此，美国唯有同时构筑软实力与硬实力，才能创造出“巧实力”战略。　　“巧实力”战略在软硬之间寻找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平衡。其主张，美国新政府应果断改变以反恐战争为绝对核心的全球战略，为美国未来的全球战略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和主线。而这个支点和主线就是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福利”。也就是说，美国要带头“为各国政府和民众提供那些他们想要获得、但没有美国的帮助根本无法得到的东西”。“巧实力”战略提出美国要重点发展五大领域：第一是重振传统盟友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活力，推进各国在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协调，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第二是提升外交中的援助发展水平，将美国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愿望统一起来。第三是强化公共外交，通过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年轻人的交往获取民心。第四是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并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第五是技术和革新，美国应在全球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并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奥巴马、希拉里深受“巧实力”战略影响　　从各种线索来看，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深受“巧实力”战略影响。美国《国家》杂志称，从奥巴马在初选、大选和选后的演讲来看，可以发现他的外交政策正在演变、发展。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巧妙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从外交、军事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来维护美国利益。有报道称，奥巴马可能任命约瑟夫·奈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克雷格·科恩（Craig Cohen）是CSIS研究及项目部副总裁，也是“巧实力委员会”主任。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希拉里为了显示与布什政府战略上的不同，提出了“巧实力”战略。因为希拉里将作为国务卿领导国务院，国务院以往在人们的眼中没有多少硬实力，所以她提出这种软硬兼施的战略，让人产生国务院能文能武的印象。此外，从政治上来看，“软实力”给人以弱者的感觉，而“巧实力”让人觉得新颖、聪慧。　　科恩说，“巧实力”的系统理论出自CSIS，智库总裁何慕理对这一理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何慕理认为，美国的形象和实体在世界上受到损伤和弱化，今天的美国过于依赖军事力量，表明美国不自信、缺乏自尊，尤其体现在伊拉克战争上。在当今世界，军事力量能发挥巨大作用，但不像二战等战争年代那样占统治地位，所以美国需要“巧实力”。对于奥巴马内阁的执政风格，科恩说，切合实际的、以解决问题为重的体系和作风将占上风。现在评价奥巴马内阁还为时尚早，有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巧实力”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向以往的炮舰政策说再见，只是说美国不再将军事作为第一工具和策略。　　英国《卫报》在希拉里出席听证会前曾撰文，题目是“希拉里引领美国软实力外交，保守派黯然让步”。文章称，美国外交在冷战结束后一度陷入定位缺失，催生了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解构主义等各种思潮。“9·11”事件促使新保守主义上台，而布什8年的外交失败则可以看作新保守主义的衰亡。如果接受苏珊尼·诺瑟关于“巧实力”与自由国际主义同属一脉的论断，那么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看作是新时期下自由主义的回归。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两年前“巧实力”研究项目立项时，目标就是为下届总统服务的。项目发起人阿米蒂奇、约瑟夫·奈都是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前高官和著名战略家，在美国外交界地位很高。因此，此报告出来后，就得到很大的关注，影响非常大。虽有一些反对声音，但该报告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影响很深。一是因为项目研究单位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是一个超党派、中立的著名智库。二是研究成果采取了许多折中的做法。比如，阿米蒂奇一直主张加强美日同盟，但“巧实力”项目结果则主张中美日三国合作、对话。可见，“巧实力”跳出了一些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主张美国采取一些比较平衡的外交政策。第三，“巧实力”之所以对希拉里主政的美国国务院影响很大，还与其助理国务卿、原CSIS副总裁坎贝尔有关。当初，坎贝尔为希拉里助选，放弃了CSIS的高位，专心构造希拉里成功当选总统后的美国大战略。这个大战略与“巧实力”有许多共同之处。现在希拉里当了国务卿，任命坎贝尔为重要助手，外交政策自然少不了坎贝尔和“巧实力”的影子。　　中国应对“巧实力”保持警惕　　袁鹏认为，“巧实力”的提出是美国精英考虑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综合结果。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基本以简单的遏制战略为主，以意识形态划分两大阵营，以遏制苏联为目标。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就没有形成新的大战略。老布什任总统时，虽然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理念，但没有等他完整地实施，就败选下台了。克林顿执政后，以拼经济为目标，缺乏明确的外交战略，被众人批评为“没有战略的总统”。小布什曾经雄心勃勃，开启了一定的外交大战略，但是，太过于看重硬实力，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不太符合美国的实力地位，也不适应世界真正的情况。因此，奥巴马政府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希望结合软硬实力的各方优势，缔造全新的美国外交战略。从国际现实看，“巧实力”的提出，也是美国结合了欧洲、中国过去8年成功外交战略的经验，希望以此应对全球新形势。　　关于“巧实力”的影响，袁鹏说，“巧实力”并不是要改变美国的实力，而是改变美国的战略方式。实力是美国战略之根。“巧实力”主要是要改变美国片面强调军事力量、单边主义的政策，但并不是放弃美国的军事优势，而是更会侧重于美国其他方面的优势，比如软实力。第二，运用“巧实力”的美国虽然不会追求绝对霸权，但还是希望当“世界领导”，即所谓的“平等中的第一”。在亚洲政策上，“巧实力”政策主张中美日三边互动，共撑亚太格局，呼吁美国尽快从伊拉克撤军，注重美国的国际形象，这些都与民主党一贯的政策主张吻合。　　袁鹏认为，“巧实力”思维大的方面是好的，但对于中国来说，也需要有警惕之处。一方面，“巧实力”思维将美日同盟和美中关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服务于美国的不同战略目标。美日同盟服务于美国价值观、东亚安全体系和应对中国崛起；而美中关系则致力于亚洲新秩序。从当前形势看，中美日三边对话会越来越多。这当然有助于中国在东亚和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也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巧实力”是美国全新战略的开始。美国精英常说，21世纪美国面临全新的挑战，即同时面对非传统安全（如恐怖主义）和传统安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崛起）的挑战。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两者的同时挑战。相比之下，中国崛起的挑战更大。一些美国人则一直批评小布什政府忽视了中国崛起的挑战。由此看来，一旦美国人变得“巧”、变“聪明”了，从短期看对世界和东亚是有利的，但是，长期看，中国不得不学会应对一个“聪明”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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