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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近代史论文3500字数是多少字

发布时间:2024-07-07 05:01:32

世界近代史论文3500字数是多少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 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 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是小作文吧,能写好的

论文的字数一般都是数万字。1500字可能只是一个学习体会之类的东西。你只要注意不要写的太空了。最好从某一方面入手。比如清末的社会经济结构,太平天国爆发的客观和主观原因,或者你可以写洋务运动始末。大一的论文要求不是很严。主要有自己的想法就行了

世界近代史论文3500字数是多少字

本科毕业论文字数5000-15000字之间,硕士毕业论文字数20000-50000字之间,博士毕业论文字数50000-150000字之间含博士后。毕业论文写作技巧第一条,先要围绕着论题去占有和选择材料。也就是说,当你的论题已经确定以后,第一,围绕着立论去占有材料,多多益善的去看。有的论题是来自老师已经拟订好的题目。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自己确立论题的,先积累材料,再有论点。一旦立论确立了以后,再回过头来去占有材料。在占有材料方面跟我《基础写作》里讲的有相通的地方。第一要占有材料,占有研究对象的真实的材料。比如你要研究某个作家,某个阶段的几部作品,就将这几部作品拿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读,进一步来确定自己的论点。如果你的论文是报告类的,不是纯理论性的,用实验报告、调查报告、总结的形式来写论文的,那么你的调查材料、实验材料也要占有。第二,要对研究对象的外延材料占有。比如你要研究的是作家作品的话,那么你就要对作家写作的背景材料,包括政治经济背景、文艺思潮背景等。还有作家谈自己创作的材料,还有他人已经研究过的材料等。有了这些材料,你就可以做到知人论世,可以使自己在研究当中尽量公允,不带偏见。所以,充分占有材料,也就使你的论据更充分。这样你将来的论证就会更加深广。第三,在有材料的基础上要选择材料。决不能只要有材料就统统拉进来。这是你们写论文常出现的问题。比如让你写一万字,你可能写到五六万字。象刚才那个学生一样,写出六万字,太丰富了。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可以让老师来帮助你,告诉你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多占有材料总比没有材料写不出来要好,因为删总是好删的。在材料多的情况下,你就选更好的材料。

(浙江省兰溪市教委教研室 屠洪兴) 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涉及的内容范围广、事件多、头绪杂。学生学习世界史比学中国史更难,加上近年来 在高考命题中世界史部分的要求又在不断提高,“大跨度、高概括”的试题连连出现,学生对世界史的学习更 是望而生畏。而过去那种“一轮章节知识,二轮归类知识,三轮查漏补缺”的复习模式,已无力解决学生的“ 难与怕”的矛盾。 如何来解决学习世界史中的“难与怕”的矛盾,使学生学得既新有趣、又能适应目前高考的要求?这是广 大历史教师都在共同苦苦探求的问题。笔者当然也不例外。在苦苦探求的道路上,得益于专家们的启示,我逐 渐形成了整体知识结构复习的方法。这是一种先整体、再分章,而分章又始终不离整体的一种教学方法。几年 的教学实践我感到用整体知识结构复习法来作世界史第一轮的复习,既省时,又有效,它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学生都说:“这种复习方法,整体性强,脉络清楚,既有利于提高能力,又有利于牢固记忆知识,符合高考的 要求。 根据刘宗绪先生的“生产力发展”标准,我把世界近代史十七章内容纳入一个整体知识结构中,并以两次 工业革命作为分期标志,分成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的阶段。具体图示如下: 世界近代史整体知识结构图示 (附图 {图}) (附图 {图}) (附图 {图}) 把某一阶段的历史组成整体知识结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 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是我们用整体法理解历史的依据、也是我们用整体法复习历史应 遵循的原则。怎样才能使学生真正领会整体知识结构?怎样才能使学生真正体会整体知识结构?怎样才能使学 生真正体会到历史的涓涓细流汇集成历史的巨流?怎样才能使学生真正认识到历史是“奔腾不息的长河”这一 含义?这些是我们在运用整体知识结构复习法时必须达到的目的。为此,我们在使用整体知识结构复习方法时 ,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整体观。这是该复习方法的最基本的特征。整体法十分强调对历史的整体理解。在复习某一 阶段或某一部分的内容时,应首先向学生指出主要内容有哪些,使他们对该部分历史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例如 在复习世界近代史时,应首先指出主要是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史,并由此派生出无产阶级斗争史和民族运 动史。又如在复习近代第一阶段的历史时,则应指出本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三次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另外还有 殖民争霸斗争和殖民地人民的独立革命。 坚持整体观,还要强调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发生的大背景。只有把一个时期中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纳入 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之中,才会形成整体印象。因此,在复习近代第一阶段的内容时,有必要把新航路开辟后殖 民掠夺开始这一背景突出出来,这才能把早期的革命、争霸、独立斗争三方面内容统一起来。正是殖民掠夺, 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才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呼唤出一次次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急 风暴雨;也正是殖民扩张,才出现西欧殖民者在世界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也由于殖民掠 夺导致广大殖民地的贫穷和落后,才燃烧起反殖斗争的愤怒烈火。 在复习近代第二阶段的历史时,也必须牢牢抓住“工业革命”这一历史大背景进行分析。是工业革命使资 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才出现为铲除各种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障碍为目的的革命和改革。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股革命与改革潮流就这样出现了。正是工业革命,导致 社会关系的变化,形成了无产阶级,才会有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也由于资本主义力量的增强 ,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对广大的亚非地区的进一步掠夺,并把这些地区卷进了殖民体系之中,从而引发了19 世纪中期的“亚洲革命风暴”。回顾近几年的高考试题:1993年的“三股潮流”题,1994年的“恩格 斯论断”题,1996年的“法国两次革命的比较”题,无不以“工业革命”作为问题的切入点来进行命题的 。 近代第三阶段中的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又无不根植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当然,在分析欧洲舞台 上错综复杂的斗争时,也不能忘记普法战争对法、德两国的影响)。 第二,要注重联系性。仅仅注意历史的大背景,这还不够,还必须揭示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 才能将分散的历史连缀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唯物辩证法认为,整个物质世界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孤立的事物 是没有的。在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中,因果联系又是一种最普遍最本质的联系。它既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就当然应该成为我们用整体法复习世界史的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 英、法、美三国是怎样由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演变为热火朝天的产业革命的?经过分析我们看到,政治革 命是产业革命的政治前提,那么又是为什么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呢?这是因为它在18世纪中期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殖民国家,拥有广阔的世界市场,这就直接刺激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另外,它还有劳动力、资金、资源、科技等独具的优越条件,而法、美则是望尘莫及的。因此,法、美只能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不断扩大的 情况下被带动起来。一场伟大的产业革命的成功,又推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 产阶级革命,就是这种反映(这在前面已分析了)。这些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功,又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 界确立。资产阶级在全球的胜利,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又为新的一次科技革命提供了政治保证。资本 主义国家对亚非地区的殖民掠夺的进一步加剧,导致了许多亚非国家卷入殖民体系,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 形成;而分裂国家的走上统一,又提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上的保证、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又催生了第二 次工业革命。从“一战”到“二战”,为什么只有二十年的休战?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英、法、美对德问题上有着这样的变化过程:巴黎和会上的“严厉制裁”到赔款与签约问题上的“扶植”, 再到三十年代的“纵容”,而德国则起了与之相应的变化:“受制裁”——“得扶植”——“遭危机”——“ 形成战争策源地”。这些变化,又完全根植于“争夺”、“反苏”“自保”。正是由于大国的中立自保和对法 西斯侵略的纵容姑息,加上反法斯力量未及时联合、又导致了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局部侵略战争演变为全面大战 。 整体复习法中,不仅要揭示教材中的显性联系,还要揭示教材中未提及的隐性联系。比如拿破仑入侵西班 牙、葡萄牙和拿破仑被“反法同盟”战败两件事给拉丁美洲独立革命带来的影响。 第三,要坚持比较法。比较是认识事物的最好方法。只有运用比较,才能抓住事物的特点,认识事物的本 质特征,认识事物间的共性与个性。整体法将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放在一个整体之中,这给我们运用比较法带 来了便利。 复习中,我们可以有以下一些比较的内容:早期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资 产阶级革命的改革比较;早期革命与19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比较;两次工业革命的比较;工业革命前后殖 民掠夺不同特点的比较以及工业革命前后工人运动特点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使学生认识资产阶级革命的共 同规律和革命模式的多样性,认识两次工业革命的不同特点以及在历史上造成的不同影响。 整体历史知识结构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按知识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加以归纳和整 理,不仅能培养学生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且还起到简化头绪、理清思路的作用,有利 于加强记忆。因为记忆时把需要记忆的知识加以整理,把它纳入普遍联系之中,比起孤立地背诵,效果要好得 多。倘我们能按整体法扎扎实实搞好第一轮复习,又能配以按国按类的第二轮复习,那么一张缜密而又完整的 知识之网就编织成了。用这样的“网”捕“鱼”,恐怕就不会顾此失彼,出现漏“网”之“鱼”了。 整体知识结构复习法,对我来说仅仅还是尝试,还有许多不够成熟甚至不够科学的地方,一切都有待于改 进和完善。但我相信,它具有生命力,一定会发展起来,被广大师生接受

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史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获取更多财富,借由林则徐虎门销烟,发动鸦片战争。这场标志着中国百年屈辱史的开端的战争,导致林则徐被罢免;签订了中国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中国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赔款2100万银元,加重政府财政负担,使本就生活艰苦的老百姓更是生不如死;开放五处通商口岸,打开中国沿海门户,使得西方国家的商品大量倾销,破坏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协定关税。鸦片战争是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是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的血色开端。列强的欲望是填不满的。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隔不远,又一场血腥风暴像中国袭来。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浩浩荡荡的进入了北京城,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大量珍宝被抢走,而且签订的《天津条约》同意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沿海十几处通商口岸。随之英法联军有逼迫清政府签下了《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一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加深了。列强放肆的笑容背后,是中国百姓食不饱腹的生活。随后的甲午中日战争更是一场血与泪的悲歌。1894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大战中,管带邓世昌用船去撞击日本军舰,后与船同眠与海底;威海卫之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定《马关条约》——割辽东半岛、台湾极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 ,重庆, 苏州 ,杭州为通商口岸;许日本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 ,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此时,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列强势力深入内地,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中国的灾难时到达最为悲壮的顶峰。中国,流着血哀嚎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危在旦夕。中国人民是有血性的。义和团的众将士,赤手空拳的冲向列强的枪林弹雨,虽然愚昧,但是你不得不为他们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真是这样震撼人心的反帝运动,招致了有一场风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侵略者进入紫禁城,坐在了皇帝的宝座上,与此同时,慈禧带着光绪逃到了山西。清政府与侵略者签定了《辛丑条约》——赔白银5 亿两,本息共计8亿两;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作抵押,中国税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控制;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 使馆界 ”,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国驻兵保护;拆毁北京至大沽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惩办义和团运动中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这张战争标志着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标志着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

世界近代史论文3500字数量是多少

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中国近现代史是区别于世界近现代史,专以中国为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叙述主体的一门学科。不同于世界近现代史的历史分期,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有多种看法,但被普遍接受的是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的这一观点。其中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称中国现代史。细细算来,从近代史的开端到结束,历经109个春夏秋冬,而它的开端距今已经有168个年华岁月,近代史似乎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是翻开书籍和记载,这尘封已久而又无比沉重的历史,仍然会深深地撼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灵。“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当磨洗认前朝。”这一首咏史诗,或许很多人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会用一杜牧的这首《赤壁》来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也不免俗的套用一下,让它带领我们看看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时光。近代史的开端1840正是大清帝国中后期,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居功自傲,是帝国的统治者处于“天朝大国”美妙梦境中,将其它国家的人称为“番”或者是“夷”这种带有歧视性的字词。不接受他们的技术,不允许他们的通商,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当朝统治者心中虚幻的泡沫而已。岂不知,当我们都沉睡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时候,与我们处于地球向对面的英国,进行了他们的工业革命,为他们“日不落”的黑暗意图做足了充足的准备;而处于清帝国的背面的罗宋国的沙皇的改革和与我们隔海相望的大和的明治维新都取得了十分古大的成果。随着野心和掠夺的需要,以不列颠为主的国家将他们罪恶的贸易伸向了古老的中国。虽然政府几次三番的颁布过禁烟令,可是在缺少科学和文化的中华土地上,鸦片贸易在清朝横行霸道,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和文明,懒惰,好逸恶劳等等恶习出现在了一勤劳著称的中华领土上。有外国人称中国是沉睡的东方之狮,那些愚昧的中国人还开心的认为这个评价很好,因为他们觉得,因为是沉睡的,那么终有一天他将觉醒,然而,他们却殊不知,这个概念的出现来源于罗宋的杂技表演,驯兽师为了让凶暴的狮子不具有威胁性,将喂了鸦片的肉喂给狮子食用,这样平日威风凛凛的狮子也只有沦为阶下囚。英国鸦片贸易这样的意图令人心惊。当虎门销烟的硝烟还在空中盘旋,1884年,英国用炮火轰开了封闭的国门,洋人的热兵器在对抗清朝传统的冷兵器是就如同戳破一个纸娃娃一样的简单,最终的结果是以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如大家所熟识的一样,中国有一个封建国家成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此这个历史上的天朝大国的天空变得黑暗,开始在风雨中飘摇零落。特别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一历史事件,至今人染令我扼腕痛惜。之后一个接一个的战争,和赔款割地使清廷日渐衰弱,虽然一些拥有一定见地和知识的官僚和资产阶级开展了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为整个腐朽的中华大地带来了一丝清冽的微风,但是由于清政府已经沉疴已久,无论是在那个方面,这一阵清风丝毫挽救不了中国的病痛。这时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点点新光,那时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带领革命党人成立了同盟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革命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辛亥革命最终没能让中国脱离困境。在1921年,这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划时代的一年里,五四运动的热情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的诞生。这燎原之火点燃了华夏大地的热情和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风雨飘摇了许久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在经过了艰苦卓越的抗战以及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带领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在经历了这段屈辱的近代历史后可以抬头挺胸的向前迈进了。对于近代史,我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是对于近代史的前半部分特别的有感触,每每读到这段时间的历史都会令我扼腕痛惜,沉浸于纷繁复杂的心情中去。

巍巍中华, 雄踞亚陆, 山河壮丽, 人杰地灵。她不仅以悠久的历史文明著称于世, 而且又是一个富有深厚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直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绵延不断, 与时常新。从鸦片战争起, 中国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 中国社会在被动依附的状态下开始了近代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焕发  着新的历史特点, 激励和启迪中国人民去谱写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中华振兴的历史新篇章。  第一, 反对侵略, 维护独立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独立、自由的民族, 从不甘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奴役。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当有“ 世界的工场”之称的英国凭借近代的武力发动侵略后, 中国人民无所畏俱、不甘屈服、英勇抗敌、反对投降, 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在伟大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中, 具有爱国重民思想的林则徐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英雄。他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 原知此役乃蹈汤火, 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 , 决心“ 为中原除此巨  患’, 向全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夭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勒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 因义生愤愤生勇” , “ 家室田庐须保卫” 。面对英军的野蛮入侵, 三元里人民义声如雷, 手  持犁锄和简陋武器, 齐心合力把“ 强徒摧’, 。“ 奉命剿贼, 有进无退” , 不惜“ 为国捐躯’, 。这  就是关夭培、陈化成等爱国官兵们的精忠报国思想。“ 守士之义, 不可以不死。” 富有报国情  操的姚怀祥等爱国文官亦能同赴国荡。乍浦、镇江驻防旗兵的血战, 隆福兵败自刻, 海龄合家殉  难, 则充分表现了少数民族官兵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子随父死不顾身, 母闻子死数点  首’ 。葛云飞的老母称赞儿子死得忠勇, 陈连升、朱桂都是父子同殉国难。大学士王鼎甚至以尸谏反对投降。这种反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何等的可歌可泣和感人肺腑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斗争精神, 是一个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可贵的品格。鸦片战争后, 中国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这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通过历次民族保卫战争、边疆自卫反击战争、反洋教斗争、反帝爱国运动以及其他各种反侵略斗争形式, 为反对外国侵峰, 捍卫民族独立, 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所以资本帝国主义永远不能实现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  第二,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 中国人民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自明清以降, 由于封建经济的停滞, 中国日渐落后于世界历史的行程。从中外关系来说, 鸦片战争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比自己先进的外来势力的侵略并被其打败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历史厄运, 但也因此促使她逐渐从闭塞、自满、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觉醒。在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 中国有识之士称中国  社会状况和中外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为“ 古今之变局” , 从中总结出落后挨打的教训, 多维地认识西方世界, 多维地反省中国自身, 在忧愤、求索和抗争中探寻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的道路。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以求实的态度正对现实, 不断自我克服陈旧观念, 注意“ 洞悉夷情” , 组织翻译西洋书报, 编撰《四洲志》, 首先开眼看世界。魏源心怀战败的“ 积感” , 发愤作《圣武记》和《海国图志》, 要求“ 过时而悔” , 主张通过“ 以夷款夷” 开门通商,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林、魏的“ 师夷制夷”主张是一种包容“ 知夷”和“ 师夷”两方面内涵的完整的反侵略思想。但当时除林、魏主张“ 师夷”外, 大多数爱国者,包括疾呼“ 欲中国稍习夷事”的姚莹在内, 仍只是停留在要求“ 知夷”的层次上, 而对“ 师夷”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表明, 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在其起始时就具有艰难曲折的性质。只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受的打击更加严重, 教训更加深刻, “ 师夷长技”的主张才被付诸实践。追到甲午中日战争失败, 中国人又从对洋务运动理性偏误的检讨中提高了认识, 近代中国学习外国的潮流被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表明, 中国由于落后一再挨打, 这又激发人们要求向外国学习。近代中国民族觉醒始终包含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先进两方面的内涵。鸦片战争时期, 魏源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最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魏源征引古语说过“ 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不能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 除了由于帝国主义的贪婪和凶残外, 从中国自身的因素考虑, 这与“ 不善师外夷”有关。再之, 近代世界自资本主义产生后, 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 从而使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向。从此, 任何一国的存在和发展都  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市场。不管你愿意与不愿意, 自觉与不自觉, 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市场, 参与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坚决反对“ 封关禁海”。张际亮也说“ 今日之势, 既不能闭关绝市以清其流, 则唯有因势补救而已” ⑩ 。魏源则从对英国“ 专行贾,且佐商贾以行兵’。的认识出发, 提出通过“款夷”通商以实现“ 自修自强” 。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气“ 国人亦因有是书略知求知识于世界’, , 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世界市场意识逐渐明朗和开阔起来。王韬盛赞魏源的“ ‘师长夕一说, 实倡先声” 。并认定“ 中外通商之举, 将与地球相终始’, 。, 不可逆转。为此,郑观应阐发“ 商战”思想。及至孙中山则更高倡“ 行开放主义, “ 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可见, 从鸦片战争起, 面向世界, 善师人长, 积极参与世界市场和国际竞争, 是近代爱国主义潮流的又一重要内涵。  第三, 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内省意识传统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者充满反求诸己的愤发图强精神。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 批判现实, 呼吁改革。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强调“ 夭地, 人自造, 众人自造, 非圣人所造” ⑩ , 慨慷悲辛, 呼唤风雷, 憧憬“ 更法” 。鸦片战争后, 魏源及时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 提出了“ 自修自强”和“ 富国强兵”的口号。他从“ 御夷” 、“ 善后”的角度, 强调“ 治内详于治外” 、“ 以治内为治外” 。他从外御强敌必先革除弊政这种重视“ 内治”的思想出发, 要求克服“ 人心之寐”即愚昧昏庸和“ 人才之虚” 即虚骄浮夸的中国政治的这“ 两大积患” ⑩ , 使中国政治清明, 社会充满生机, 从而借以转弱为强, 使外国侵略势力折服。他非常重视和强调当政者在开启“ 人心” 、转移“ 风气” 、“ 自修自强”方面的作用。他用彼得大帝向“ 西洋”“ 学习工艺”使俄国称雄欧洲的故事, 劝谏清廷“ 厉精淬志” , “ 足国而足兵”。, 使中国臻致富强。这种注重“ 内治” , 致力富强, 把反对侵略和学习西方、外御强敌和内革弊政结合起来的爱国主张, 代表了近代爱国主义新潮流。  鸦片战争时期, 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还有一个突出的可贵之处, 这就是他们富有重民思想。他们相信民众有爱国心, 爱国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们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时, 主张除官办外, 应允许商办和从事民用产品的制造。并说“ 风气日开, 智慧日出, 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他相信中国人民能像西方各国人民那样使国家臻致富强。民族自信是一个民族能够振兴的希望所在。一个民族如果失掉必要的自信, 那就很难振作, 就会丧失前途。鸦片战争时期,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 充满发愤图强精神, 重视“ 内治” , 呼吁改革, 高度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 这种爱国与重民相结合的情思, 弥为珍贵。他们无愧是近代爱国主义的“ 前驱先路”总之, 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帷幕后,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开始以反对侵略、维护独立、面向世界、善师人长、注重“ 内治” 、致力富强等为主要内涵, 这就把优患与发愤、求索与开拓、爱国与重民、御外和治内、民族精神与世界观念结合起来, 从而开拓了近代中国爱国主  义潮流的新方向。当年, 国势砧危, 人民苦难, 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爱国者不断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使近代中国民族振兴之路逐渐明亮。今天, 中华国运已经回转, 香港已经回归, 只要我们不断继承和发扬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 沿着立足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的道路奋勇前进, 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前景和现代化事业必将更加灿烂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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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看水浒反思农民起义今晚看电视,画面定格在水浒上。故事已经到了水浒的后半段---宋江招安。不经意间触发了我的思考,宋江为什么要招安?他为什么不造反到底,自己做皇帝?据说,毛主席在他晚年行将就木之时最爱看的一部书就是水浒传,而且水浒传能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毛主席给敲得板。其实,水浒传的可读性并不大,相对于其他三大名著来说。毛主席之所以要敲定它为四大名著之一,我想应该是水浒传的背后所表达的对农民起义深邃的反思,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的汉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朝,所以,他笔下的宋江招安应该渗透着对朱元璋等农民起义的许多反思。北宋历史上真正的宋江起义,其实不是招安,而是被一向在军事上注重“内重外轻”的宋朝给镇压了下去,北宋军队把宋江打的无路可退,最后不得不投降了朝廷。作者施耐庵之所以要虚构宋江招安,其实,是因为他对农民起义的去路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对农民起义的方向产生的一种逆向构思。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要么被朝廷镇压,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些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它被地主们利用,我国农民忍受压迫的底线本来是极低的,只是因为某个朝代的政治逐渐腐败,贪污腐化盛行,剥削不断加重,造成民不聊生;然后,老天爷再给他来个雪上加霜,这样,才能最终激起农民们的揭竿而起。然而,天灾往往不是全国性的。比如,安徽发生天灾,再加上统治者的人祸,就会激起安徽的农民起义,而同一时期江苏的收成还过得去,虽然算不上国泰民安,但也没有饿殍遍野,还不致激起反抗。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安徽起义的农民们在打到江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强盗”。他们到了江苏会无恶不作,见官要杀,见民要杀,见到贫下佃民们还是要杀!这个在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一支,张献忠的胡作非为中不难看出。当然,稍微有建制,爱民一点的农民队伍就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朱元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未产生之前,农民起义的结局都是很糟糕的,即使在起义之初那支队伍有多么的能够“替天行道”,最后,也会演变成为它的头目争夺天下的工具。2010年11月30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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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水浒反思农民起义今晚看电视,画面定格在水浒上。故事已经到了水浒的后半段---宋江招安。不经意间触发了我的思考,宋江为什么要招安?他为什么不造反到底,自己做皇帝?据说,毛主席在他晚年行将就木之时最爱看的一部书就是水浒传,而且水浒传能被评为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毛主席给敲得板。其实,水浒传的可读性并不大,相对于其他三大名著来说。毛主席之所以要敲定它为四大名著之一,我想应该是水浒传的背后所表达的对农民起义深邃的反思,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最成功的有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的汉朝,一次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而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朝,所以,他笔下的宋江招安应该渗透着对朱元璋等农民起义的许多反思。北宋历史上真正的宋江起义,其实不是招安,而是被一向在军事上注重“内重外轻”的宋朝给镇压了下去,北宋军队把宋江打的无路可退,最后不得不投降了朝廷。作者施耐庵之所以要虚构宋江招安,其实,是因为他对农民起义的去路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对农民起义的方向产生的一种逆向构思。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要么被朝廷镇压,要么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些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它被地主们利用,我国农民忍受压迫的底线本来是极低的,只是因为某个朝代的政治逐渐腐败,贪污腐化盛行,剥削不断加重,造成民不聊生;然后,老天爷再给他来个雪上加霜,这样,才能最终激起农民们的揭竿而起。然而,天灾往往不是全国性的。比如,安徽发生天灾,再加上统治者的人祸,就会激起安徽的农民起义,而同一时期江苏的收成还过得去,虽然算不上国泰民安,但也没有饿殍遍野,还不致激起反抗。这样,往往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结果,安徽起义的农民们在打到江苏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强盗”。他们到了江苏会无恶不作,见官要杀,见民要杀,见到贫下佃民们还是要杀!这个在明末农民起义中的一支,张献忠的胡作非为中不难看出。当然,稍微有建制,爱民一点的农民队伍就有可能最后取得胜利,朱元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未产生之前,农民起义的结局都是很糟糕的,即使在起义之初那支队伍有多么的能够“替天行道”,最后,也会演变成为它的头目争夺天下的工具。2010年11月30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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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科《考试说明》中一项重要的能力要求,就是“再认、再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尤其是在高考复习中,必须重视历史阶段特征的教学。什么是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呢?概括起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和每个时期的不同阶段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国际关系、思想文化等领域呈现的带有普遍性的基本特点。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阶段特征,这是历史学科的基本要求和方法之一。不懂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和阶段特征,不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分析历史的阶段性与阶段特征,就不会懂得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因此掌握这些阶段特征,对于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就世界近代史的基本特征,作一概括说明。世界近代史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至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史学界还存在着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定论。1995年新编订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仍以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而1996年秋季启用的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则从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讲起,将这段历史作为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折,作为世界近代史正式到来前的序幕。从14、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欧洲正处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阶段。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一些地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工场手工业已经兴起,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正在解体。国际关系方面,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开辟新航路,侵占掠夺殖民地,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天主教会和封建传统观念的桎梏,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阶级关系上,一方面是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更加高涨,一方面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取得政权,16世纪后期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独立后的荷兰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世界近代史的第一阶段是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9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革命,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先进国家确立的时期。这一阶段,英国、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通过民族独立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这一阶段欧洲和亚非的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封建社会或更早的社会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国家如俄、普、奥等国的君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反法同盟和拿破仑的战争即是突出事例。亚洲的封建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日趋腐朽没落,成为西方各国的侵略对象。在生产领域,虽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资本主义各国占主流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工场手工业,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没有明显分开,由金融资产阶级控制着工业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各国的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社会巨烈的变革时代,欧洲思想领域出现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动员,为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一套政治构想。在国际关系方面,英、法、荷等国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大肆殖民扩张,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殖民地和争夺殖民霸权的斗争,最后英国取得了霸权地位。英、法、美、拉丁美洲各国进行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还未走向成熟,所以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金融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新贵族,在美洲则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种植园奴隶主,或封建的大地产者。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和反扑,各国都采用了暴力斗争的手段,革命经历了反复和曲折的过程,资产阶级充分发动和依靠工农群众,人民群众起了革命的主力军作用。这些就构成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19世纪早期至70年代初,是世界近代史的第二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最终确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发生在这一阶段的1848年欧洲革命,冲垮了反动的欧洲封建统治秩序——维也纳体系;俄国、日本通过改革,德国、意大利完成国家的统一,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消灭了黑人奴隶制;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轨道,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这些地区,引起这些国家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19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相继完成,德、俄、日、意等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使各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857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表明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形成。工业革命使各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造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由于无产阶级政治上无权,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人运动的特点表现为暴力斗争为辅,政治斗争为主,并加强了国际团结,由自发性斗争转变为有组织的斗争。第一国际的成立和巴黎公社革命把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思潮,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发为科学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形成。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社会思潮。在国际关系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和侵略,使亚洲、非洲、大洋洲的多数国家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亚洲出现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的强大革命风暴。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成为19世纪中期世界的三大进步潮流。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自由资本主义推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近代史也进入到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广泛用于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生产的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产生了垄断组织。垄断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了经济发展。以科技为先导,以垄断形式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成型的表现。总之,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后,进入了成熟、稳定和繁荣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那种认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和全面衰落的观点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也不符合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的现状。各国在政治上进一步调整了社会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政治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如英国的自由主义革命,法国共和制的确立,英美等国的两党政治,就连奉行专制制度的日、俄、德等国,也先后颁布宪法,建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改善,各国先后完善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政治,这些因素导致了工人运动自巴黎公社失败后具有新特点,即以有组织的合法斗争、议会斗争、经济斗争为主,以罢工为主要斗争形式,各国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纷纷建立。这一时期各国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被列宁称为“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由于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导致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泛滥,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对修正主义者展开斗争。这一阶段,亚洲各国除日本外,全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非洲大陆几乎被列强瓜分完毕,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也受到英国、美国的经济侵略,实际上成为依附英美的半殖民地,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的加拿大早已成为英国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体系最终形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由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为主。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再次掀起了新高潮,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与革命,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被列宁称为“亚洲的觉醒”。资本主义各国在向帝国主义过渡中,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后起的美德迅速超过老牌的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各个大国之间矛盾激化,错综复杂,形成同盟国、协约国两大军事侵略集团,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最终爆发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列宁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世界历史发展到新的时期,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结束和世界现代史的开始。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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