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8000字相邻关系怎么写的
相邻权是基于相邻关系而产生的，即相邻关系是相邻权的请求权基础。相邻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时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定义就可以看出，相邻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它不仅包括权利还包括义务的。就像我们说的合同关系与债权一样。
法学论文8000字相邻关系的概念是什么
法律分析：概念：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因相邻各方应当给予便利和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动产相邻关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相邻关系发生在两个以上的不动产相邻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人之间。相邻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使法人；可以是财产所有人，如集体组织、房屋所有人，也可以是非所有人，如承包经营人、承租人。第二，相邻关系的客体一般不是不动产和动产本身，而是由行使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所引起的和邻人有关的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如噪声影响邻人休息，对于不动产和动产本身的归属并不发生争议。有的相邻关系的客体是物，例如，相邻竹木归属关系。第三，相邻关系的发生常与不动产的自然条件有关，即两个以上所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财产应当是相邻的。如上例承包经营人乙不通过承包经营人甲承包的土地不能到达自己承包的土地。如果甲、乙之间的土地一个在河北，一个在西藏，自然就不可能发生这种通行关系。所谓“相邻”，不以不动产的直接相邻为限。例如甲、乙两村处于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两村虽然不直接相邻，但亦可能因用水、流水、截水与排水关系，而又相邻关系适用的余地。相邻关系的规则一般应由法律明文规定。但是，由于不动产利用关系的复杂性，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相邻关系都作出明确的规定。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九条 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
相邻关系是以相邻不动产为媒介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相邻权是法定相邻关系的内容要素之一，它与相邻关系因各具独特的内涵而界限清晰。相邻关系与地役权也不是同一位阶的概念，学界所述二者的区别，实际上是德国分别立法模式下法定相邻权与意定地役权之区别。对于相邻关系的本质认识，法定地役权说、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各持一端，均有不足之处，而采取所有权权能变更说较为妥当。
法律分析：相邻关系是指土地、土地上的自然物或建筑物的相邻所有人在使用或经营这些相邻的不动产时相互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用水、排水相邻关系；通行相邻关系；土地相邻关系；通风、采光和日照相邻关系。【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九十条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对自然流水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向。
法学论文8000字相邻关系的概念及作用
邻环境关系是一种邻地损害防免权，其是基于环境恶化的状况，对传统相邻关系的发展。相对于一般相邻关系，相邻环境关系有如下特点：（一） 相邻范围扩大传统的相邻关系是以不动产的相互毗邻为前提而存在的，相邻环境关系则不一定是严格的土地的连接，而主要是基于环境的生物性、地理上的整体性、生态的连锁性和环境影响的广泛性而发生的更大范围的“相邻”。这种“相邻”意味着只要他人不动产的使用对自己不动产的使用产生影响，或者说对本人不动产的使用影响到他人不动产使用的整个辐射面积和空间。（二）客体的生态性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因为对人们有用、能定分止争才有成为法律客体的必要，因而判断法律客体的条件即是否对主体有益。所以法律上的客体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而物、知识产权等不过是这种利益的载体。就相邻环境关系而言，其客体当然也不能例外，即相邻主体为充分利用其不动产所享有的利益。只不过这种利益具有生态属性，是因为各种环境要素对于主体的一种特定利益，也是因为环境保护相邻权客体的这种属性，才产生了“相邻”范围扩大的特性。（三）利益的多元性传统相邻关系是一种利益衡平关系，但它所调节的主要是相邻不动产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建立该制度的目标在于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但是，经济因素只是界定相邻关系的一项内容而非全部内容。在环境保护相邻关系中，主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如在房屋相邻关系中，如果从经济角度出发，可以考虑怎样利用房屋才更具有经济效益，也可以考虑怎样使用房屋才能让居住者舒适、安宁。对于舒适、安宁的考虑不仅是一种比人的物质生活需求更深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而且还包括有深刻的道德价值。因此，可以说环境保护相邻关系是财产性因素与人格性因素的复合，是法律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双重体现。（四）权利的复合性相邻环境关系与一般相邻关系一样，是相邻不动产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之间的经济权利与消极权利的复合。同时，它还具有基于环境保护的要求而出现的特殊权利的复合。其复合性可以归纳为：第一，物权调整规范与行为禁止规范的复合；第二，私法权利形态与公法权利形态的复合；第三，财产性权利与人格性权利的复合；第四，法定性与约定性权利的复合。 《民法通则》和《物权法》中的相邻环境关系（一）《民法通则》中的相邻环境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对于相邻关系的规定，主要见于《民法通则》第83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96-103条中规定了五种相邻关系：相邻截水、排水、用水、流水关系；相邻通行关系；相邻防污防险关系；相邻地界竹木归属关系；相邻通风、采光关系。其中的相邻截水、排水、用水、流水关系、相邻防污防险关系以及相邻通风、采光关系可以被细化为相邻环境关系。《民法通则》只是笼统的规定了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精神，在相邻方受到损害，也仅仅规定了三种承担的责任的方式，而没有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相邻关系也只规定了四种，且没有反映保护环境要求，对于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环境污染、相邻不动产之间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等纠纷，再加上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也比较低，仅依据这部法律和司法解释是根本解决不了相邻环境纠纷。（二）《物权法》中的相邻环境关系《物权法》对相邻环境关系有明文规定，这反映了现代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在《物权法》的“所有权篇”中，设立了相邻关系制度。其主要功能，是平衡协调不动产相邻各方的利益关系，防止出现一方不正当行使不动产权利，损害相邻权利人利益的现象，以实现相邻各方共同生存、共同发展。例如，建造一座大楼，应当注意到周围居民的采光、通风等权利；工程施工时，应当尽量减少排放噪声。 相邻关系表现在许多方面，相邻环境关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包括因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产生的相邻环境关系。《物权法》第89条，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物权法》第90条，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这两条规定不仅吸收了传统民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而且反映了现代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落实这些规定，有利于发展生产、方便生活，也为解决相邻权利人之间的环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物权法》对《民法通则》在相邻环境关系上的继承和发展（一）《物权法》对《民法通则》的继承《物权法》第84条继承了《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的要求，以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为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上列原则要求，处理不动产相邻关系中，应当注意充分发挥不动产的经济价值，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相邻各方关系和谐，同时还应当注意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物权法以私人自治为基本原则，以诚实信用为补充。不动产相邻关系主要内容是容忍，即不动产权利人因相邻关系而在行使其权利时受到某些限制，此即本条所谓的“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相邻关系以不动产权利人的容忍义务为主要内容，从另一方的角度而言是一种权利，因此也称为“相邻权”。在相邻关系的种类上，《物权法》继承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的种类，具体包括：因土地、山岭、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或所有而产生的相邻关系；因宅基地的使用而产生的相邻关系；因用水、排水产生的相邻关系；因修建施工、防险发生的相邻关系。（二）《物权法》对《民法通则》的发展1、相邻关系法律渊源《物权法》第85条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本条规定了两类相邻关系的法律渊源：制定法和习惯。制定法包含法律和法规。涉及相邻关系的法律，例如，《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污水排放问题。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例如，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在承包地内种植林木等给相邻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予以补偿。又如，《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业主使用物业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在供水、排水、通风、采光、通行、维修、装饰装修、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按照有利于物业安全使用、外观整洁以及公平合理、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或者经过行政机关许可而实施的行为，如果损害相邻不动产权利人，该权利人同样可以基于相邻关系主张采取相关措施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和赔偿损失等。习惯是指不动产所在地的习惯。不动产所在地的习惯作为法律渊源，其前提是制定法对于相关法律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例如，对于屋檐滴水，究竟如何处理妥当，各地习惯不同。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既可参照各地习惯处理。对于习惯，应当注意其区域限制，同时还应当注意其时间限制，注意习惯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对于习惯内容，由主张该习惯之人负举证责任。2、通风、采光和日照相邻关系《物权法》第89条规定，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该条的通风，是指天然通风，不包括空气交换机等设施进行的通风。采光是指自然采光，不包括人工采光。日照，是指太阳照射。随着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住宅建设用地供应趋紧，加之一些城市在对新建住宅楼规划审批环节中存在漏洞，有些开发商违规施工，超规划建设，导致新建住宅楼层数过高，密度过大；有些人甚至为求便利，私搭乱建，影响相邻建筑的通风、采光，使基于“阳光权”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物权法》对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作出明确规定，为公民维护“阳光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既为重新界定和审视和谐的邻里关系提出了新的理念和标准，也将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诸多扰邻问题从道德层面上升到了法制层面。3、排污相邻关系《物权法》第90条规定，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该条是关于有害物质的规定，所谓有害物质就是固体废气物、污染物以及不可量物。固体废气物、污染物以及不可量物的排放，关系公共环境，其排放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大到全球的环境污染危机，小到相邻关系之间的排污纠纷，而且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因此，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有利于制止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4、《物权法》为环境资源立法留有空间总体上看，《物权法》作为一部财产法，对明晰产权关系、发挥物的效用、激发广大人民创造财富的热情将发挥巨大作用。对强化物权后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立法机关予以高度重视，在《物权法》中做了诸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规定。 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物权法》毕竟是一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以产权为中心的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它不可能承载更多的使命和责任，也代替不了环境资源立法。尽管《物权法》中做了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为了推进环境和资源保护事业，今后必须进一步强化环境法治，而《物权法》第8条“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为今后环境资源法的制度创新留下了空间。 总之，在《物权法》中相邻环境关系的提出及其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既是相邻关系制度适应时代要求的产物，又是实现公民环境权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还是规范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的重要法律保障。 《物权法》第84条和第85条分别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
法律分析：概念：相邻关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不动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因相邻各方应当给予便利和接受限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动产相邻关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相邻关系发生在两个以上的不动产相邻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人之间。相邻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使法人；可以是财产所有人，如集体组织、房屋所有人，也可以是非所有人，如承包经营人、承租人。第二，相邻关系的客体一般不是不动产和动产本身，而是由行使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所引起的和邻人有关的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如噪声影响邻人休息，对于不动产和动产本身的归属并不发生争议。有的相邻关系的客体是物，例如，相邻竹木归属关系。第三，相邻关系的发生常与不动产的自然条件有关，即两个以上所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财产应当是相邻的。如上例承包经营人乙不通过承包经营人甲承包的土地不能到达自己承包的土地。如果甲、乙之间的土地一个在河北，一个在西藏，自然就不可能发生这种通行关系。所谓“相邻”，不以不动产的直接相邻为限。例如甲、乙两村处于同一条河流的上下游，两村虽然不直接相邻，但亦可能因用水、流水、截水与排水关系，而又相邻关系适用的余地。相邻关系的规则一般应由法律明文规定。但是，由于不动产利用关系的复杂性，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相邻关系都作出明确的规定。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九条 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
法律分析：相邻关系是指土地、土地上的自然物或建筑物的相邻所有人在使用或经营这些相邻的不动产时，相互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特征如下：1、相邻关系的主体必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的人；2、相邻关系是因为主体所有或使用的法劝产相邻而发生的；3、在内容上，相邻关系因种类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八条 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法学论文8000字相邻关系的概念及意义
论《物权法》中相邻关系规范的性质 关键词: 相邻关系规范/意思自治/强行性规范/任意性规范 内容提要: 我国《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范，大量使用“不得”和“应当”的强行性用语，但我们在阅读《物权法》文本时，不应完全限于字面用语的原初含义，而应具体分析其在物权法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和性质。其中“不得”的规范具有保障基本人权、便于与公法衔接的功能，应为强行性规范；而“应当”类的规范应有当事人意思自治、自由协商的余地，以促进物尽其用，但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相邻关系规定的内容虽多为‘不得’或‘应’，其性质真正属于行为禁止规范者毕竟还是少数。” ——苏永钦[1] 一、对我国物权法中相邻关系规范的文义解读 法律通过各项具体的规则来实现其对社会的治理，民法更是通过各项法律规范来调整人们的现时行为，并为未来的行为提供指引和预期。对于法律规范，从不同的标准可以做出不同的分类，而从法律规范内容上对人们行为的强制限制程度来区分，可以将法律规范区分为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行性规范是“无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都强制性地调整当事人的法律关系。”[2]而任意性规范则是可以“得通过交易当事人的约定排除其适用的法律规范。”[3]从整体而言，民法是私法的典型代表，因此民法中应当有较多的任意性规范，允许当事人的私法自治，例如合同法等内容。但是民法调整的范围中有许多涉及到不特定他人的利益，因此民法并不总是由任意性规范构成的，例如物权法中就有较多的强行性规范，因为“物权是一种对物直接加以支配的权利，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直接关系到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因此不能允许当事人通过合同自由创设物权。”[4]事实上，物权法所具有的较多的强行性规范，也构成了物权法与合同法的一大区别。物权法的这种强行性也同样反映在其有关相邻关系的规范之中。 《物权法》所有权编的第7章是关于相邻关系的专章规定，共有9个条文。在这9个条文中，“不得”一词出现了3次；“应当”一词出现了8次，其中有7次是关于相邻关系中权利行使规则的规定； “可以”一词只出现了1次。按照我国法理学通常讲授的法律规范的分类，强行性规范乃是当事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其标志便是法律规范中出现“禁止”、“不得”、“应当”、“必须”等词；而“可以”等词才是任意性规范的典型用语，当事人才可以自由约定适用与否以及如何适用。在《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9个条文中，使用“可以”一词的，仅是关于在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当地习惯的规定，而该章中涉及到相邻关系行使的具体规则，全都使用的是“不得”与“应当”两词。从《物权法》的条文表述来看，相邻关系规则乃是典型的强行性规范，当事人并无自由协商的余地。 二、对“不得”和“应当”规范的具体分析 《物权法》之所以将相邻关系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加以规定，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相互邻接的不动产“由于化学或物理之作用，或多或少必会影响邻接之土地或不动产之用益。受影响之不动产所有人若动辄以其所有权受妨害，而行使其所有权保全请求权，必将使邻接之土地陷于无从用益之窘境，易地而处又何当不然。”[5]在如此容易引发纷争的权利边界，法律的适当介入，为当事人强行制定一个权利的界碑，减少日常琐事的大量纷争和诉讼，其立法目的是为了在总体上促进社会的和睦，节约社会资源，避免人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不必要的诉讼之中，徒增诉累。“问题在于，相邻关系规定中有哪些是行为禁止规范，哪些仅是物权调整规范，完全不具有禁止或强制为一定行为之意？”[6]物权法中相邻关系规范的强行性文义用语，是否完全排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自由协商？物权法为民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完全不具民法之意思自治的特色，所以我们在阅读《物权法》文本时，不应完全限于字面用语的原初含义，而是应当具体分析这些用语在物权法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和性质。 对“不得”规范的具体分析 《物权法》中使用“不得”一词来进行规范的相邻关系行为，全都集中在第89条至91条这3条之中，其所强性禁止的行为同样也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建造建筑物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的；第二类是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的；第三类是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的。从内容上看，这三类“不得”进行的行为，或者是侵害相邻权利人的通风采光日照权的，或者是危害相邻权利人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或者是危及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通过对这三条规范的内容分析，我认为《物权法》在此采取“不得”的强行性禁止态度，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第一，为了保障基本人权。在现代社会，保障人权不仅意味着应当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而且还应当保障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体面、健康的生存的权利。如果一方建造的建筑物违反了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了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则无疑于剥夺了相邻不动产权利人进行正常通风、采光和享受日照的权利，而阳光和新鲜流动的空气是人们健康的生活所须臾不可或缺之物。“通风、采光、日照不仅是维持人们基本生产生活的要求，也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个人的尊严的问题。”[7]如果相邻的建筑物间距过窄且过高，完全将另一方的房屋笼罩在阴影下，则另一方权利人不得不常年生活在阴暗潮湿和沉闷的环境中，纵然一方给予另一方一定的经济补偿以换取同意，法律也采取强行性的规定来禁止和拒绝一方当事人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来完全购买对方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同其道理，如果一方在自己的不动产之上从事污染物、噪声、电磁波辐射等危害活动的，或者大肆改造房屋导致房屋有可能倾倒而将他方当事人的人身财产置于现实的危险之中的，法律不会坐视一方对另一方基本人权的金钱收买，而是做出禁止性规定。 第二，便于与公法衔接。物，尤其是不动产，不仅是个人权利的标的，而且与他人、与社会公众都具有密切的利益联系。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所有权观念已经陈旧，现代社会的所有权都是受到社会公益方面的诸多限制。譬如权利人的不动产，既要受到政府的城乡规划，不能随意选址建造，同时还要遵循政府部门对房屋质量、消防、环保等方面的诸多要求。因此，在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社会，纵然是私法领域的民法，也难免留下国家干预市民生活的痕迹，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因此，民法必须注意与相关联的公法性、管理性规范的衔接，即民法须能“容让公法”，[8]方能使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共同维持社会的良性运作。而《物权法》的这3条规范，就便于与相关公法的衔接。这些规范是公法介入私法的表现，其背后都有相应的公法规范存在的影子。 具体而言，这3条规范涉及的是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各种污染物等有害物质的规定，以及相关施工及建筑物安全的标准，与这些规范紧密衔接的公法规范有《城乡规划法》、《环境保护法》、《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等。《物权法》中这3条规范的存在，为这些公法规范介入私法、参与管理权利人对不动产权利的行使行为，留下了接口和余地。并且这些单行法律法规的修改，远较作为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物权法》为易，所以可以根据市貌的变迁、时代的变化而及时进行修订，却不必因此而频频修改具有私法根本法性质的《民法典》，从而保持民法典的稳定性。 对“应当”规范的具体分析 《物权法》对于“应当”的规定，其内容主要是关于邻里之间的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而需要利用他方不动产的行为。这些内容是为了生活的便利，必要但非必需，不似日照、采光、通风等权利一样涉及基本人权。从字面意义上看，“应当”一词具有法律上强行性要求之义，然而，相邻关系固然是为保障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各自权利行使中的必要延伸，以保证所有权的完整行使，但行使权利毕竟是民事主体的个人行为，是属于私法上意思自治的范畴，法律为何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协商？试举一例：《物权法》第86条第2款规定：“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对自然流水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向。”那么假如甲乙为同一条小河流沿岸的两户居民，甲在乙的上游，对于该条河流的利用，依照物权法则应尊重河流的自然流向而为，但如果甲希望在乙的上游筑一个小水坝养鱼养虾，同时甲对于乙承受的水流量减少的不利后果，愿意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补偿，乙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这种行为实施后不会影响他人的生活。那么甲和乙的行为就并没有尊重自然流水排放的自然流向，而是以人为约定的形式进行了改变，此时甲乙违反了《物权法》中以“应当”形式做出的强行性规定，其行为的效力如何？ 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区别，其中一个便是法定与约定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会有此种差异？我认为，其原因在于相邻权（相邻关系）既然是所有权的必要延伸，那么行使所有权时常不得不涉及到相邻关系，对于一种日常所需而当事人自行磋商成本较大的权利，由法律出面进行最低限度的界定，利用法律的权威性在当事人之间推行法定规则，可以省去当事人之间大量的、高成本的磋商成本，这也是法律的社会作用之一，即法律替社会节约成本。“土地相邻，其权利行使彼此互有影响，若各所有人皆得主张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之干涉，势必造成冲突，因此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加以规范，以保障土地充分利用，维护社会生活。”[9]但是法律是一种规则之治，具有普遍性，关注的是社会的普遍正义，而对于个别正义则难免不适。相邻关系的目的既然在于保障双方当事人都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正常使用其不动产，那么相邻关系的法律调整应以当事人双方的同意为界限，只要双方当事人对相邻不动产的利用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此种一致意见并不违反民法的基本原则，则法律的目的已经实现，可以允许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应理解为“‘不得’，原则上指的是不具有此一权能，而非其行为为法律秩序所不容；‘应’原则上仅指与相邻土地间义务或不利益的分配，而非法律秩序课予一定行为义务。”[10] 所以，即使双方当事人的约定改变了《物权法》相邻关系中以“应当”形式做出的规定，只要这种约定不违反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民法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约定在当事人之间就是有效的，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这种约定。在上例中，甲乙两户居民自愿约定改变小河流的自然流向而加以利用，这种约定应是有效的，甲完全可以按照约定来利用该水流并向乙支付价款。 事实上，《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一章中已经明确指出，法律调整相邻关系的目的和原则在于“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而且《物权法》的一些具体规则也暗含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意思。仍以第86条第2款为例，该款前段为：“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既然是合理分配，那么合理的标准很难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客观标准，合理与否，主要是看当事人双方的心理感受。如果上例中甲方改变水流的自然流向加以利用，同时向乙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乙对此表示同意，那么此时对于自然流水的利用，在相邻的甲乙之间应当是合理的分配，甲多利用一些水流，而乙获得额外的金钱补偿。 三、相邻关系规范中应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 “应当”类的规范应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 “民法上之相邻关系，其制度之目的，原在调节相邻不动产所有人之互相间对土地之利用，以维持邻居之和平相处。”[11]在公法渗透私法的今天，相邻关系规范中不仅包括了法律为相邻权利人之间的和平相处而作出的各种规定，还包括了一些衔接公法性规范从不动产社会管理的角度做出的规定，因此，对于相邻关系规范应当分其内容区别对待。 对于“不得”类的三个条款，因为涉及不动产权利人的基本人权，不容抛弃，也不容改变，所以乃是真正的强行性规范，当事人双方不得自行约定进行改变。如果双方自行约定改变了这些规定，比如双方约定一方当事人可以在自己房屋内从事制造大量噪声的活动，另一方对此危害行为表示同意并接受金钱补偿。则此约定违反了《物权法》以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强制性规定，制造噪音的一方当事人行为会被环保机关查处、罚款并责令停止，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此种约定也属无效，一方不得依据此种协议而继续制造噪音，而另一方受领的金钱补偿属于不当得利，依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对于《物权法》中规定为“应当”的相邻关系规范，主要是因用水、排水、通行、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而需要利用土地的事项，这些事项属于不动产权利人利用自己不动产所必须具有的权利，否则其不动产物权是不完整的。但是，对于这些利用不动产以及要求相邻不动产权利人进行配合的方式在不违反民法的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等基本价值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当事人双方进行自由协商。双方当事人可以就相邻关系中各自权利的行使方式、补偿标准、期限等进行充分的自由协商，当然，不动产权利人对于这些对应于“应当”类的权利，如果不需要行使，也可以抛弃之。[12]这些都有双方当事人进行自由协商的余地。 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促进物尽其用 允许当事人对相邻关系中的大部分行为规则进行意思自治，不仅弘扬和贯彻了作为民法核心理念的意思自治思想，而且在不动产资源日趋紧张稀缺、注重经济效率与合理的今日，更有促进物尽其用的功能。此即“民法上有关不动产相邻之制度之存在理由，……其主要目的已不再专为调和个人所有权之利害关系，而在促进物尽其用之社会利益也。”[13] 市场化是宏观层面上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途径，而在微观层面上，允许当事人之间对于相邻关系规则的行使方式进行自由协商，而不是由法律一律进行强行安排，则可以将权利更多的配置给最有需求的当事人，同时由其对对方当事人进行有效的补偿，这样就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权利产权的优化配置。这也是在具体民事主体之间进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方式之一。“大部分‘民法’相邻关系规定的作用仅在于避免特殊土地状况拉高交易成本，而非禁止交易。”[14]因为当事人本人更清楚各自的需求、收益和成本，而法律的划一规定并不如当事人的协商有效，因此允许当事人进行协商，最能实现物尽其用。《物权法》对相邻关系规范的大部分规定，只是为当事人设置了一个产权界定的基本模型，双方当事人在遵守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自由博弈、平等协商，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物权法》中关于“应当”的规定，“只是使获得特定利益的民事主体取得了与其他民事主体讨价还价的资本，从而使其在放弃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时，能够获得相应的对价。此类规范，都非所谓强行性规范。”[15]所以当事人依照各自需求，在诸如通行道路的位置、通行方式或者管线铺设的路线等事项上进行意思自治，对彼此不动产之间权利的行使达成一致意见，其行为是有效的，并且实现了《物权法》促进物尽其用的功能。 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当事人之间对相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具体行使及履行方式进行自由协商、签订合同自然应当认定有效，但是这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并不能对抗第三人。“相邻关系规定主要是在调整相邻关系人间之私权利冲突，……当事人间仍不妨作不同之约定或予以抛弃，但此项约定仅具债之效力，约定当事人间固应受其拘束，非当事人之第三人例如得主张相邻关系通行权土地之受让人自不受拘束。”[16] 其原因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乃仅具有债的效力，而债的效力具有相对性，仅能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不能对他人产生约束效力。同时，双方之间的约定不具有公开性，他人也难以得知，纵然得知，第三人并没有参与缔约，不是合同当事人，自然不受合同效力的拘束。因此，第三人无需善意，无论其是否得知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约定及其内容，其都不受该约定的拘束。例如，有相邻两户之间关于通行问题达成协议，允许时常晚归的一方于每日夜间仍得开车穿行另一方的庭院，而每月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则纵然有第三人知道该协议的存在及其具体内容，在其成为一方不动产的买受人时，非有特别约定，仍然不受该约定的约束。 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主要适用于第三人成为其中一方不动产权利的买受人的情形。当一方出售其不动产时，即使其与邻接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合同尚未到期，买受人也不受该合同的约束。买受人仍得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及具体情形，向相邻方主张不同的相邻关系行使方式。例外的情形是，买受人在购买不动产时，作为购买合同条款的一部分内容，同意对相邻关系的合同也一并继受，或者单独约定继续承受此种约定，则买受人自愿成为合同的当事人，那么合同自然对其发生效力，先前约定的相邻关系形式方式仍得延续下去。 四、结论 《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毕竟属于调整当事人私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规范，除少量关系公法性质的管理规定以外，大多数规范应当属于任意性规范，或者仅发生指引作用的倡导性规范。相邻关系规范“虽涉及公益，多属间接，应容留当事人私法自治空间。”[17]我国《物权法》的立法过程中，两部主要的专家学者草案建议稿在关于相邻关系规范的内容中，事实上采用了较多的任意性规范，在为当事人设立基本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常允许当事人双方对具体权利的行使事项进行协商，其相邻关系一章中多次出现的用语是“有权请求”、“可以请求”，[18]或者是“从其习惯”，[19]其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色彩甚浓。但是立法机关颁布的《物权法》中关于相邻关系一章的规定，却通篇充斥着“不得”、“应当”的强行性规范用词，几乎完全剥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空间。我们要想让《物权法》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较好的实施和被遵守，就应当不局限于《物权法》的字面文义和用词，因为立法机关用词的不科学和不严谨将会导致法律在现实中实施的困难和被规避。我们应当从《物权法》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出发，从法律行为的效力出发，去分析相邻关系规范的性质，区别该章中所用“不得”和“应当”二词所真正对应的规范效力，在解释相邻双方对相邻关系的约定的效力时，应认真区分此类约定是否违反前述3条衔接公法管理的规范，若无，则应允许当事人双方在“应当”的法定模式下仍得享有自行协商、意思自治的空间和自由。 注释: [参考文献] [1][6][10][14]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1， 219， 219， 228． [2] 谢鸿飞．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7，（6）． [3] 王轶．物权法的任意性规范及其适用[J]．法律适用，2007，（5）． [4][7][12]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修订版）（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63， 657， 667． [5][16]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修订2版）[M]，台湾：2003自版．289， 291． [8] 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6． [9][17]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一册：通则·所有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10， 212． [11][13]陈荣宗．相邻地必要通行权[A]．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上）[C]，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5．222． [15] 王轶．物权法的规范设计 [J]．法商研究，2002，（5）． [18] 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条文、立法理由、参考立法例（物权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19-234． [19] 参见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15-363．
相邻权指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利。具体来说，在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之间，任何一方为了合理行使其所有权或使用权，享有要求其他相邻方提供便利或是接受一定限制的权利。相邻权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限制和延伸。 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自己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应当以不损害其他相邻人的合法权益为原则。如果因权利的行使，给相邻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危害的，相邻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和赔偿损失。在处理相邻关系时，相邻各方应该本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决。 相邻关系中较常行使的权利包括： 土地或建筑物范围内历史形成的必经通道，相邻各方享有通行的权利，土地或建筑物的所有人、使用人不得阻止或堵塞；相邻一方因建筑施工、铺路架线必须临时占用他方土地的，他方应予以方便，但施工方应合理使用，完工后恢复原状，造成损失要给予补偿。 对自然流水，相邻各方都有权使用，不得擅自堵塞或排放；相邻一方必须通过另一方土地排水的，另一方应当允许，但使用者应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并给予对方损失补偿。 在建房挖沟时，应当与邻人房屋等不动产保持一定距离，不得影响邻人房基，不得将屋檐水或流水泻入邻人的土地或房屋，也不得影响他人通风、采光或生活；相邻一方所有的竹木根枝越界影响他人房屋的通风、采光、建筑物牢固及正常使用的，他方有权责令其截除根枝或伐去竹木，已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 马乾龙 ]——(2010-2-21) / 已阅268次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马乾龙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页。]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d），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3）。“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B）。（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1）。“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 ， 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 ]即7岁以下儿童、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唐律疏议》规定： 8岁以上，未满11岁，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盗窃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初具雏形到日臻丰富，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做出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到的“对违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部成立，[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编：《中国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987年7月，该区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审判业务一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截止2004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个。[ 参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统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华 ，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谢望原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01/21/content_htm]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
关于法学的论文8000字怎么写
论题论点结论这些肯定要在写之前就有一个思路的~建议你看下（法学），期刊里面都是别人已经发表的论文~好好参考下~找下自己的写作思路吧
一般论文的组成都是一样的~写这个论文~你可以看下（法学）这样的期刊~找下你的写作思路吧~
我们是才有的 原创的
以下是学术堂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写作的一些建议，希望有所帮助 刘南平博士说: 简单地讲，它(命题)应该是贯穿整个博士论文的中心论点，是你试图在论文中探讨或论证的一个基本问题或基本观点 在初步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可以拟一个提纲，提纲可以澄清思路，也可以使作者一目了然地看出自己的思路是否前后一致;还可以列一个参考文献目录，使自己明白要看和要找的资料;与人讨论自己的论文构思，也是一个好办法 问题是否成熟不完全在于这个主题下已经有多少篇论文了，而在于问题是否被人看到了、解决了 如果你仅仅检索、参考和引用论文，你只能在一个狭隘的圈子里说话，而且往往还无甚新意 如果你要梳理一个制度的来龙去脉、一个概念的生发演变，那些故纸堆里的东西可能正好是你要找的，那些变化的细节也许正是值得你关注的 可以这么说，一手资料是金，二手资料是铜，三手资料是垃圾 一个初入门者，可能会借助作者身份、期刊或者出版社、发表 或者出版 的时间 版次 、被引用乃至下载次数等外在因素去判断，这些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一个权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可以假定比一个三流刊物上同主题的文章要靠谱; 一篇被频繁引用或者大量下载的文章，总比一篇没人引用的同主题文章要好一些; 一本几次再版或者多次印刷的教科书，大体上是品质的保证; 你所了解的一位名声在外而素来严谨的学者写的东西，永远值得重视; 在我看来，文献质量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思想的原创性或者出处的原生性; 二是论证的严谨性或者报道的准确性; 三是影响力; 思想的原创性，指一个学术概念或者观点最早是谁、在哪里提出的，或者一个事件最早是谁报道的，通常只有阅读了大量文献，理清思想的脉络以后，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以美国为例，主流的 Law Review 差不多每个法学院都有，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哈佛法律评论」「耶鲁法律杂志」「哥伦比亚法律评论」 互联网上的信息，必须查到它原始的出处;没有找到原始出处，都属于道听途说 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了各种官方统计数据或者数据链接，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也 查找文献有两种方法: 一是确定范围、全面排查，即确定检索范围、检索方式和检索词，进行地毯式的检索; 二是顺藤摸瓜、延伸阅读，即根据已有文献提供的线索做进一步检索; 这两种方法应当交替并用，只用一种还不行 四种比较常用的方法，即现场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献分析 描述状况的具体方法有好多种，比较常用的有举例说明、统计数据和类比说明三种方法 要注意的是，用于类比的事物与类比对象不一定有实质上的同源性，其类比也不见得精确合理 属性分析在教科书中是相当常见的，每讲到一个重要概念，教科书都会给出一个定义，指出它的属性 如果大家都是从自己定义的概念或者自己奉行的教条出发，以不具有共识的观点作为论证的前提，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学术讨论;要真正解决前面所说的行政合同一类的问题，恐怕需要回到原点，把它放在现实情景中重新探讨它的属性 理想类型则是在对纷繁芜杂的现象进行整理、提炼所得的典型;它不完全对应于经验事实，不是对现实的精确描绘，但又基于经验事实，抓住了现实的一些基本特征 法律条文作为论据也不是所向披靡的，它作为论据的有效性取决于几个因素: 一是法条含义的明确性; 二是法条自身的有效性; 三是法律条文与论证主题的相关性; 体系解释，指根据相关条款在法律文本章、节、款、项中的位置来解释该条款的含义;这是文意解释的延伸，但仍然是在法律文本 运用学说作为论证根据，要注意分析其内在理路，避免简单地"耍大牌"或者"数人头":你搬出梁慧星，我抬出王泽鉴;支持你观点的只有两位学者，支持我观点的有五位学者······这都不是理性讨论的态度 标题的功能有两种:一是表明论题，二是表明命题梁慧星教授曾提出，标题"必须是动宾结构的短语，不能是句子;只确定研究对象，不表达作者观点" "考"，多用于事实问题的考证;"批判"，则火药味较浓，宜慎用;"论纲"，多指问题很大，现在只能说个纲要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应当是:与你的研究主题相关的重要的学术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