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选题题目怎么选的

名词解释，在考研中占有一席地位。我是中文毕业的，但名词解释我从来不死记，因为它很多，死记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大部分名词解释，可以根据字面来解释，少数名词解释也是有典故的，记住它的由来比四季要容易的多。如果考试中又不会的，千万别空着，文字体，一般写了都会有点分。文学史，我建议你按时间来学，同一时期的放在一起，找出代表人物即可，这样串起来也不容易记混，防止记错而丢分。如果时间很紧的话，建议买些概要的书看，这样既了解的主体，又不会花太多时间。如果有条件可以找老师帮你划下重点，任何书籍都有重点章节的。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它们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根据不同国别、地域、民族及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等分类标准，可分为国别史(如中国文学史)、世界或地区史(如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通史或断代史(中国现代文学史)、民族史(如蒙古族文学史)、分体史(如中国戏曲史)等。文学理论著重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文学批评著重研究和评价具体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则著重研究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寻求它们前后相承相传﹑沿革嬗变的规律﹐揭示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等等。　　研究文学史需要以一定的文学理论观点作为指导﹐也需要吸收历代的文学批评成果﹔同时﹐文学史研究中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可以丰富文学理论﹐并为文学批评提供借鉴﹐可见﹐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们是相互交叉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三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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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刍议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的美学意义 4、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5、论《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 6、论《诗经》的婚恋诗 7、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 8、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试论 9、《诗经》大小雅怨刺诗之异同 10、孔子与《诗经》 11、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2、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 1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14、《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5、《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16、论《战国策》的纵横家形象 17、《孟子》与《庄子》寓言异同论 18、从《孟子》看孟子的人格魅力 19、《庄子》的神话意象 20、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的比较 21、《史记》人物塑造论 22、汉乐府叙事诗研究 23、汉乐府与《诗经》中弃妇形象比较 24、汉乐府中女性题材作品研究 25、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 26、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27、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28、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29、三曹诗歌比较 30、论“正始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31、嵇康与阮籍诗歌风格比较 32、南朝乐府特色及其成因 33、陆机诗论与创作的关系

现当代文学论文选题中国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

建议不要搞那些都写烂了的，什么余华的《兄弟》呀，鲁迅呀，张爱玲啊啥啥啥的。可以写写路遥啊，什么其他的。以下找了一点做例子，但是看了一下都不是很有新意，你可能还得靠自己找，选择自己熟悉的作家，最好找那种作品少一点的，不然你全部看下来要看累死了，尽管你可以选择只写他的一部作品，但是里面肯定是有对照研究的，你就不得不去把他的东西都看完……累死……还是和你的导师商量一下吧，不过你最好有自己的兴趣点，这样才好给你建议。郁达夫小说的欲望主题闻一多诗歌的唯美主义特征《骆驼祥子》中的个人主义观念论曹禺戏剧中的伦理冲突穆旦诗歌的悖论特征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可以自己选择女作家作品)九十年代的个人化叙事九十年代的文化现象研究十七年小说的叙事研究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有关《围城》的研究有关白先勇的研究论萧红《呼兰河传》的内容和艺术形象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以某位女作家为例论丁玲三，四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王小波小说，杂文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文选题怎么选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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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自考如下，各地应该者差不多。湖南省汉语言文学（本科）考试计划2005-6-12 湖南省汉语言文学(本科)考试计划【大中小】专业代号：C050105 主考学校：湖南师范大学学历层次和规格本专业为高等教育本科层次，在总体上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同类专业本科水平相一致。各门课程采用学分制。课程考试采用百分制记分，60分及格。每门课程考试及格后，发给单科合格证书。凡取得本考试计划规定的11门理论课程及1门毕业论文的合格成绩，学分总数达到67学分，政治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发给本科毕业证书。凡全部课程考试及毕业论文成绩合格的本科毕业生，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由国务院已授权的主考院校授予学士学位。报考条件凡国家承认学历的专科及专科以上毕业生均可报考本专业，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如下分类：（1）、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2）、其他专业专科及专科以上毕业生也可报考，但须加考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文学概论）、古代汉语等三门课程；考试课程代号、名称和学分 1、理论考试课程设置序号课程代号课程名称学分备注必考选考 01 0004 毛泽东思想概论 2 02 000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3 03 0015 英语（二） 14 04 0037 美学 6 05 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 6 06 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7 07 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7 08 0540 外国文学史 6 09 0541 语言学概论 6 10 11 1 8058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5 任选两门 2 8059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研究 5 3 8079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5 4 8002 比较文学研究 5 5 8042 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研究 5 6 8057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5 7 8025 论文写作研究 5 合计 67 2、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实践环节考核课程设置序号课程代号课程名称学分备注 S1 7074 毕业论文合计 3、说明：（1）、申请免试英语（二）的考生须加考三门选考课程。（2）、应考者在取得所有理论课程考试及相应课程实践的合格成绩后，方可报考毕业论文。论文题目一般由主考学校公布，应考者任选一题，要求选题紧密联系实际，实验设计合理，观点鲜明，格式规范，一般不少于8000字。毕业论文要求应考者独立完成，经审查答辩后采用五级制即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评定成绩。凡发现毕业论文抄袭或由他人代写者，取消获得本科学历的资格，毕业论文不及格者，不得授予本科学历。新旧计划课程顶替办法现课程计划与原开考计划课程衔接表新计划课程原开考计划中课程序号课程代号课程名称〔过渡课程代号〕学分备注必考选考 01 0004 毛泽东思想概论[002] 2 022政治经济学 02 000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026] 3 03 0015 英语（二）[006] 14 006英语、019俄语、020日语 04 0037 美学[165] 6 165美学概论 05 0537 中国现代文学史[163] 6 163中国现代文学史（含当代） 06 053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164] 7 164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07 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161] 7 161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8 0540 外国文学史[176] 6 176中国通史、西方美学史 09 0541 语言学概论[162] 6 162语言学概论 10 11 1 8058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171] 5 任选两门 171红楼梦研究 2 8059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研究[172] 5 172电影文学 3 8079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5 167中国古代文论选读 4 8002 比较文学研究[169] 5 169史记研究 5 8042 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研究[173] 5 173语法修辞研究 6 8057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68] 5 168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7 8025 论文写作研究[166] 5 166马列文论 S1 7074 毕业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文选题怎么选择

如果概括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史，它实际主要是由两个文学运动组成的。首先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它扭转了从《诗经》到晚清文学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方向，赋予了中国文学适应变革时代的现代化特征；另外是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它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却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五四”新文学的价值目标和思想选择，而转向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我们现在称之为50～70年代文学的“当代文学”，实际是此前左翼文学思潮在新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的一个发展。它的发展方向、文学原则和政策，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就已经初步具备了，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艺观，早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就翻译和传播到了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规范了从解放区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根本特征。值得提出的是，虽然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在“文学接受”的方式上，又有着显著差别：五四文学革命的眼光是全球化的，它所受的影响是多元的，因此它始终不以一种统一的理论为目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其发展中发挥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左翼文学一开始就是以寻求和确立统一的文学指导思想为目标的，因而“批判”和“论争”成为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标志和特征，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明显要大于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本文无意对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作比较，也不着眼于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考察性的清理。它感兴趣的，是居于左翼文学思潮核心地位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与中国现代性是什么样一种关系；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与思想认同，它又是怎样把这些因素带入当代文学中去的；当代文学核心概念中的“左翼”特征，以及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决定作用，等等。　　　　　　一　“批判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有人把50～70年代文学概括为“战歌”和“颂歌”的文学，根据在于它对“旧社会”和“旧文化”所持有的批判色彩。实际上，“批判理论”正是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学思潮中的“核心理论”。“批判理论”在其特定意义上，是指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在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等现代思想后，扩充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它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姿态。但广义的批判理论，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席勒对恐怖政治和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青年黑格尔对古典哲学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哲学的分析，尼采对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吁，弗洛依德对被文明压抑的人性的关注，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研究和对“技术”的敌意等，都属于批判理论的家族成员。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它不仅选择了思想领域，而且明确坚持将阶级斗争作为推行剧烈社会革命的主要理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的主要的结合点。　　从晚清到辛亥革命，中国在社会体制上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开始了社会转型的第一次现代化飞跃。但现代化造成的贫富悬殊，激烈而严重的阶级对立，却导致了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理想(实际就是“现代化”)的普遍幻灭。对“现代化”的失望，使左翼文学在历史关口与批判“封建传统”的五四文学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迅速汇合，从而形成了以“反现代性”为出发点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批判理论”。“反封”与“反资”并举，因此成为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一条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郭沫若曾对鲁迅进行过否定性评价，认为他是“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1]冯乃超把“五四”以后的大部分作家都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指出：“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的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艺术社会生活》)30年代，周扬在其《论＜雷雨＞和＜日出＞》中，始终紧扣反封建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主题，他看周萍，看出的是“他的血管里正流着他父亲的血统，他的性格里也有封建的性质”[2](P201-202)。40年代初，当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批判中国文学的“现状”时，显然充分吸收了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他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3](P855)50、60年代，他又将清除这些“毒草”与建（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请保留此标记。）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实践联系在一起。直到文革前夕，毛泽东还在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提醒人们注意“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性，号召对它们做坚决的斗争。他指责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这是因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所导致的，“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到此，左翼文学思潮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对当代文学的“规范”和渗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穆尔认为：“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像西方先进国家那样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的社会的总体过渡。”在这里，他把“现代性”与“西方性”作为同一个概念来看待。富永健一是从“东亚文化”的语境中来认识现代性的。他说：“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通过与本国文明完全异质的、作为外来文明的西方文明的输入，使脱离本国传统主义的精神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这一动机来自对本国传统社会的极强烈的危机意识。”虽然他不认为“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性就等于西方性，却承认“现代化”的内部是存在着“科学革命(现代科学和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西方标准”的。[4](P112-120)但是，阿维内里警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防卫性的现代化，或者像艾森斯塔特所说的‘分裂的现代化’深表怀疑。他们对普鲁士防卫性现代化的评论表明，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现代化导致了德国社会的不平衡性质，致使市场经济忐忑不安地与专制的政治制度并存在一起”，从而出现了“非欧洲社会”的那种“错层式的现代化”。[5](P23)　　如果深入到当代文学的内部，会发现，左翼文学的批判理论与现代性本身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和紧张的关系，也可以说有某种“分裂”和“错层”的现象。比如，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国家工业化)进行了非常热情的展望，然而又呼吁人们警惕“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必要时应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五六十年代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理论规范”和评论的时候，周扬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种权威性的意见。例如，他把“社会主义建设”(国家工业化进程)与思想观念上的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严格地加以区分，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精神上的“纯洁性”，与这种文学对物质层面的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歌颂”和“表现”，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1949～1976年间，提倡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指责某些作家、作品并以此为突破口频繁发动政治运动的交错进行，几乎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1949年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号召广大作家用“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去表现新的时代，一年后却接连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肖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1953年秋，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呼吁人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但仅过去半年，就破坏了刚刚培育的良好的创作环境，把以胡风为代表的另一批左翼作家人为地置于死地；“双百方针”的实施还只起步，暴风骤雨式的“反右运动”便接踵而来；60年代初，文艺界的“纠左”恢复了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热情，然而，“两个批示”的严厉指责又把文艺带入到文革的深渊当中。最耐人寻味的是都对“城市化”表现出羡慕与向往，“命运”却完全不同的两部作品——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夫妇之间》最初发表在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文艺》上。进城之后，革命者“我”与出身农村的妻子对城市的态度发生了分歧，丈夫感受到都市“强烈的诱惑”，而妻子却反应木然，变得愈加“狭隘、保守、固执”。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羡慕城市生活的战士与坚持乡村朴素生活方式的“哨兵”作为“对立面”出现在人们面前，前者还成为被作品讽刺的对象。与《霓》剧受到赞扬的情形相反，《我们夫妇之间》被指责为“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在糟蹋我们新的高贵的人民和新的生活”，反映了在进城之后，“特别容易引起旧思想感情的抬头”的不良倾向。(注：参阅陈涌《也谈“生活平淡”与追求“轰轰烈烈”》，《光明日报》1951年4月7日；李定中(冯雪锋)《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1951年6月20日，第4卷第5期，《文艺报》。)从农村包围城市”被认为体现了革命斗争的高超策略，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城市化”所展现的现代化前景却受到了猜忌和怀疑，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以鸦片战争后的近代文学为其先导。　　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同时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一个发展。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注：恩格斯曾多次表示过这类意见。可参阅《反杜林论·引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1890年10月27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此处引文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第4卷第485页。)。成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五四”文学革命也是这样。适应着新的时代需要，它吸取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文化和文学方面的许多成分，同时也利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思想资料”以及某些改革的成果，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去完成先驱者未能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此，要理解“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必要先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状况作一番考察。　　清嘉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由衰微而处于崩溃前夕。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四伏。清朝政府极端昏庸腐朽。一八四�年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瓦解，沿海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迅速形成了上海这类畸形繁荣的近代都市。新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买办资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93页。)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命运，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先集》横排本第4卷第1406页。)，因而又有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整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反映近代中国的这些变化，并且使自己适应于这些变化。近代文学在孕育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封建文学仍然大量存在，但也产生了以反抗列强侵略和要求挣脱封建束缚为主要内容的进步文学，并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止一次地作了种种改革封建旧文学的努力。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在诗文中揭示了“万马齐暗”的时代痛苦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社会局面；同时，还呼唤改革的“风雷”，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提出过“文以纪实”、“不须古典之言”、“毋庸半字虚浮”(注：见洪仁干等《戒浮文巧言谕》，《太平天国文选》第98页。)的改革主张，也产生了一些较为通俗并有革命内容的作品。随着政治上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化运动日趋高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王韬在《变法》和《变法自强》里，都对文化革新有所建议；康有为托孔子之名以求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封建正统文化；而强学会、南学会、群学会等五十几个学会、学堂、报馆(注：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变法起源记》。实际还不止此数。)在短期内的兴起和活动，更与这个运动有直接的联系。在文学上，同时出现了对封建正统文学(主要是拟古派诗和桐城派文)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谭嗣同、夏曾佑等提出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等竭力推行的“新文体”。在诗歌改革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是黄遵宪。作为优秀的“新派”诗人，黄遵宪不但在作品中记述了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的愿望，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改变旧文体使之“适用于今，通行于俗”，“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见黄遵宪1887年作《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理想；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多少做到了如《杂感》诗所说的“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开始摆脱旧诗格律的某些束缚。梁启超的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体散文，以“平易畅达”见称，其影响更为广泛。与此同时，白话小报的出现，更促使一部分人(如裘廷梁、陈荣衮)明确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之言”(注：裘廷梁、陈荣衮分别写有《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报章宜用浅说》(1899)等文。)等主张。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在诗文以外的文学样式方面，引起了尤其显著的变化。小说戏剧历来被正统的封建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戊戌变法前后却得到了重视。首先是由于政治上改良运动的需要，其次也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近代新兴都市的繁荣和报纸期刊的创办，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产生，其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小说原理》(夏曾佑)、《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狄平子)、《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王无生)、《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陶佑曾)、《余之小说观》(徐念慈)等文先后发表，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强调小说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社会教育上的作用。在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理论倡导下，小说成为新派知识分子暴露旧世态、宣传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并且直接出现了一批职业作家。“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应运而生。被鲁迅称做“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受到普遍的欢迎。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开始翻译和介绍了西方作品。据统计，晚清小说刊行的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其中林纾的译作曾在当时有过较大的影响。此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相应地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和《孽海花》、《警世钟》等作品；马君武、苏曼殊等翻译了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它们在进行反清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方面，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后被大力提倡的话剧这种新的戏剧形式，也在这个时期以“新剧”或“文明新戏”之名开始传入。一九�七至一九�八年间，春柳社等先后在日本和上海演出《黑奴吁天录》；进化团稍后又在长江下游各地演出宣传革命的幕表戏多种；这些活动既从思想战线上配合了辛亥革命，也为我国戏剧输入了新的血液。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近代进步文学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思想内容(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倾向)以至文学形式(改革诗文、提倡白话、看重小说、输入话剧)方面，都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萌生作了必要的准备。可以说，近代进步文学乃是从封建时代文学到现代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　　唯其是“一个过渡”，近代进步文学又有其本身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局限。如同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政治斗争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样，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未能尽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文学，对封建制度并不持根本否定态度；不仅政治上维护着清王朝，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敢正面触动儒家思想的根本——孔子学说。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快便趋于反动，而在不少新派作品里，封建思想也仍然占有地位。提倡白话的呼声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已经出现，但他们大多数是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须维系高雅的古文；即使有一二正确主张，也因为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并未引起广泛的讨论和造成较大的声势。翻译西方文学的工作当时也处于盲目被动、缺乏系统的状态；林纾虽然译述较多，但全用桐城古文，带着改作的成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也因为没有与封建思想分清界限，反封建仍不彻底，始终未能正面明确地提出反对封建旧文学的口号。革命派本身的脱离群众，一些代表人物在语文合一、采用白话等问题上所持的保守态度，都阻碍了他们在组织辛亥革命的同时去相应地发动一个强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革的运动，致使他们在文化上的影响甚至还不及维新派。至于对帝国主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革命派，都不能从阶级本质上认识它们，对它们颇多幻想。此外，旧民主主义文学的一个根本弱点是：虽然在暴露上层腐败生活方面能够淋漓尽致，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状况却极端缺乏了解。随着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一部分文学，也终于受到被称为“十里洋场”的近代都市中恶浊气氛的腐蚀而趋于堕落：“谴责小说”沦为“黑幕小说”，甚至成了专门诋毁私敌的“谤书”；民国初年出现的专写“才子佳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则由最初具有些微进步倾向(感叹世态炎凉、不满于婚姻不自由等)而逐渐演变为满纸陈词滥调、远离现实生活并有浓重思想毒素的“言情小说”、“狭邪小说”以至色情小说，文明新戏也褪尽了原来的战斗色彩，充满着小市民的庸俗情调和低级趣味。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虽然已为新文学的建立作了若干准备，但它本身无法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兴起，及是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学诸方面条件长期孕育的必然结果。　　二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分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资产阶级文学，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思想因素，不仅同无产阶级文学有质的不同，而且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也有很大的区别。一部分资产阶级右翼在文学上的代表，反封建时固然极为软弱，同帝国主义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斗争深入之后，很快倒戈成为反动势力的维护者。此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还有若干其他的文学成分。封建旧文学虽已遭到沉重的打击，但远未绝迹；鸳鸯蝴蝶派作品则改穿起了白话的衣装，在市民阶层中有所流传；作为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政策在文学上的产物，三十年代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还曾出现过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所谓“戡乱文学”——这些都是文学上的逆流。现代文学里各种成分的纷然杂陈和相互斗争，正推进了文学上不同力量之消长，显示了错综复杂的情势。　　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分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学，同历史上一切具有民主性进步性的文学都有极大区别。这种文学一方面在阶级基础上仍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有着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5页。)，反映到文学上，就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了体现这些特点的现代文学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学和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无产阶级文学，最初虽然只是作为因素而存在，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影响的扩大，随着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实践的增多，随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少数革命工农参预文学创作，特别是随着左翼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无论在量的方面或者质的方面，都有增长和提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品中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人民的作用愈益显著，这种文学也就得到了更多更坚实的发展。至于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始终作为无产阶级在文学战线上的可靠同盟军，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且逐渐转换自身的性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最终汇合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洪流之中。历史驳斥了那些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说成只是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继承和发展，或是西欧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等不符事实的言论。无产阶级领导并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这两种力量为中坚，保证了我国现代文学具有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性质。　　文学上的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政策来实现的，它要求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五四”以后出现的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力的新文学，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担负着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崇高使命。“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使文学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跟人民接近了一大步。“桐城谬种、玄学妖孽”、“打倒孔家店”等口号的提出，一部分作品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揭露和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都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里人民革命的战斗要求；而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创作，则更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彻底反封建并且充满民族觉醒精神的“遵命文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随着革命的日益发展和深入，文学为革命服务也更其鲜明和自觉。在各个革命阶段中，大批作家不仅以各种形式、题材、风格的作品直接间接地促进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投身实际斗争，直至为革命献出鲜血和生命；也还有许多实际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用文艺创作来从事革命宣传，对革命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党所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不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配合反军阀斗争和“五卅”反帝斗争方面，或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粉碎反动文化“围剿”、揭露国民党罪恶统治、配合土地革命方面，以及在“九一八”以后从事救亡宣传和“七七”以后鼓舞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方面，都有巨大的功绩。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直接指引下的民主革命后期的文学，更成为紧密配合革命斗争，“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革命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最宝贵的传统。　　与此同时，现代革命文学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自然又不能离开革命在各个阶段的变化和发展，不能离开革命深入对文学所提出的新要求。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革命，在五四运动前夕已为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只有通过五四运动，它才形成了巨大的声势，扩大了社会影响，并与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革命文学”的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也都与当时形势相适应，是无产阶级及其学说在整个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强大的反映。而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为革命文艺运动开辟了新阶段，这也首先是和党不再处于幼年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空前地发展壮大诸条件相联系的。现实生活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更使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从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直到语言和表现方法，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整整三十年的现代革命文学，始终与革命同命运，共呼吸，有着一致的步伐。　　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三　　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过程，其间充满了革命文学与反动文学、革命文艺思想与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革命文学正是在抗击各种各样反动文艺逆流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学，首先要同代表着敌人利益的封建文学、买办文学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钦定文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在封建势力彻底消灭以前，封建文学不可能销声匿迹，因此这种斗争后来虽然规模逐渐缩小，却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对“读经救国”、“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斗争)。对于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倒向敌人方面去、公然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胡适和《现代评论》这一系统的买办文人，革命文艺界也在各个时期反复进行了多次斗争，揭露其为帝国主义作伥的奴才面目，从而大大削弱和缩小了他们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促进了他们内部的分化。从二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战国策派”和后来所谓“戡乱文艺”之类)的斗争，也贯穿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的几个时期。尽管蒋介石集团历来都在其统治区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军权、政权、财权(从而也掌握了对出版物、出版机构的控制权)，但他们却从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艺上的领导权。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界虽然在国统区内“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却抵挡住了敌人多方面的进攻，夺取了阵地，发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业绩。　　在现代文学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后来越显著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是因为，“五四”以后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后要通向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可以成为新文学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充当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文学上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乃是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坚决贯彻到底的斗争，也是文学朝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相当激烈，而且也十分复杂。它最初表现为新文学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如“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当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转化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时，则也表现为对敌斗争(如对后期胡适的斗争)。有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维护资产阶级“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现的(如“新月派”)；有时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修正主义的形态出现(如自居普列汉诺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动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所以会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文艺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动文艺思想的锋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动文人慑于革命形势和这个讲话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这个讲话而在手法上又做得尽量隐蔽。要不要在各种条件下坚持贯彻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成了问题的中心，成了许多争论背后的真正焦点。因此斗争就带有更为复杂、更为曲折和更为深入的特点。　　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当阶段关系发生变化，革命统一战线有了变动时，新文学的统一战线不可能不随着发生变动。文艺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界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争论和分裂)，就是围绕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锐地表现着政治观点的。当然，“五四”以来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更多则在文艺思想的领域内进行。在文艺思想领域内，由反封建文学到反资产阶级思想、再到反修正主义，由白话文学的争论到文学有无阶级性、再到文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不要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争论，其发展趋向是步步前进，层层深入的。这是整个革命运动逐步深入在文学上的反映。　　文艺思想斗争不限于理论主张上的论争。反动文艺思想总要在创作中有所表现，并以“创作”来支持其反动理论。因此，揭批反动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为革命文艺界所注意，并且贯串在各个阶段的创作评论中。　　文艺上的多次重大斗争都出现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可以在文艺这个风雨表上看出征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更好的发挥文艺作为敏锐的阶段器官和斗争武器的作用。同时，还必须指出：文艺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也给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扫除了障碍。“左联”时期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上的丰收，便和思想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有关。这说明了正确的思想斗争也为革命文学本身的发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进展，无论在内容、形式以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特色，在创作上是一开始就有鲜明表现的。不仅白话的形式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学和人民群众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特点。“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品，猛烈攻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表现了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同时提出了知识青年挣脱旧家庭束缚、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部分作品还正面描写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对劳动者的命运表示关切，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表示同情和欢迎。这些都成为“五四”新文学高于历史上进步文学的重要方面。其中一些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获得了突出的成就。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异常深广的时代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出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获得无产阶级领导前的极度痛苦，并怀着对未来的信念探索了革命的前途，显示出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郭沫若的《女神》，借刘话传说、历史人物及自然形象，以宏大的气魄，奇特的想象，瑰丽的语言，歌唱出彻底叛逆、热望新生的时代声音，成为具有现实基础的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两种占主要地位的创作方法——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以及由创造社所代表的浪漫主义，通过实践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五卅”以后，以反帝为内容的作品多了起来。一部分作家开始走向实际斗争，主要精力不在创作方面，他们的作品一时似乎少了，但总的说来，历史却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发展。　　“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弱点。当时文艺领域内的主要活动力量乃是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受有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严重羁绊。社会主义理想和新兴阶级的英勇战斗精神虽已在一部分作品中有所表现，而无产阶级文学整个说来尚处于萌生幼芽的阶段。就这个时期的一般作品来说，除在艺术上表现出稚气外，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也极为复杂紊乱。许多人分不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积极浪漫主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界限，甚至西欧一些国家的颓废派、象征派、未来派等亦都无批判地被一部分文艺社团和作家所介绍，所肯定。多数作家生活狭窄，只限于表现知识青年的某些要求，带有较重的感伤情调。有些作家的作品则有严重的颓废色彩。　　从“五卅”前夕文艺领域内感伤苦闷气氛弥漫，到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其间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被作为口号提出而且形成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洗礼的结果。一部分作家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作品描写党所领导的群众革命斗争，表现有强烈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题材，努力塑造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形象，显示了作者可贵的革命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