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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诗歌比较论文选题意义怎么写

发布时间:2024-07-07 01:51:59

中西方诗歌比较论文选题意义怎么写

中英文的?带英文的不就是摘要了吗?我跟你背景这个东西又叫国内外研究现状,比如国外有谁研究这个领域怎么样了,国内怎么样了,然后中西方教育比较中这些学者研究有哪些不足,这些不足不能直接指出缺点的,要含蓄的说,另外意义就是做出对比的好处,就是对比这个对中国教育有什么发展啊,借鉴啊,文科论文还是好弄的,另参考别人的论文的时候要改成自己的说法。因为查重复率的时候比较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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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方式吧,感觉西方的爱情诗歌比较直白一点,而中国的则比较含蓄,由此可以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大环境。

中西方诗歌比较论文选题意义

表达方式吧,感觉西方的爱情诗歌比较直白一点,而中国的则比较含蓄,由此可以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大环境。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一)前论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二)相似之处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饮酒(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茵纳斯弗利岛(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这至少可以证明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共通性的。两首诗所表达的飘逸、洒脱的意境在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歌都是屡见不鲜的,从李白“笑而不答心自闲”到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更多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美现代诗歌中不乏其例,如T·S·艾略特著名诗歌《荒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意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笔者个人认为,西方的诗歌这些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没有中国的那么美,那么让人富于想象。诗歌很形象地再现了那些漂亮的面庞在人流中涌现的情景,但缺乏了一个让人思绪飞扬的空间,语言上也欠缺了美感。这与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不同有关,本文将在后面论述。(三)不同之处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四)相异的分析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②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舟月对驿近寺(唐)杜甫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五)后论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  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  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  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  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  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  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  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  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  即使天神降下甘露,  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  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  并不只为把你仰攀,  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  叫它此后永不凋残。  由于你嗅过的香气,  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  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  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  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  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  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  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  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  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  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  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  又如斐多菲的: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  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  然而,姑娘你是地狱,  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  发不完了,自己进去看下:

中西方诗歌比较论文选题意义是什么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一)前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  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  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  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  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  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  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  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  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  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  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  即使天神降下甘露,  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  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  并不只为把你仰攀,  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  叫它此后永不凋残。  由于你嗅过的香气,  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  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  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  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  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  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  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  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  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  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  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  又如斐多菲的: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  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  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  然而,姑娘你是地狱,  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  发不完了,自己进去看下: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一)前论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二)相似之处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饮酒(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茵纳斯弗利岛(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这至少可以证明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共通性的。两首诗所表达的飘逸、洒脱的意境在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歌都是屡见不鲜的,从李白“笑而不答心自闲”到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更多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美现代诗歌中不乏其例,如T·S·艾略特著名诗歌《荒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意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笔者个人认为,西方的诗歌这些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没有中国的那么美,那么让人富于想象。诗歌很形象地再现了那些漂亮的面庞在人流中涌现的情景,但缺乏了一个让人思绪飞扬的空间,语言上也欠缺了美感。这与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不同有关,本文将在后面论述。(三)不同之处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四)相异的分析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②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舟月对驿近寺(唐)杜甫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五)后论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中西方诗歌比较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中英文的?带英文的不就是摘要了吗?我跟你背景这个东西又叫国内外研究现状,比如国外有谁研究这个领域怎么样了,国内怎么样了,然后中西方教育比较中这些学者研究有哪些不足,这些不足不能直接指出缺点的,要含蓄的说,另外意义就是做出对比的好处,就是对比这个对中国教育有什么发展啊,借鉴啊,文科论文还是好弄的,另参考别人的论文的时候要改成自己的说法。因为查重复率的时候比较麻烦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一)前论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由于古汉语是一种没有词尾变化的语言,它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模糊性,更加含蓄。艾米·洛威尔曾经说过:“含蓄是我们从东方学来的东西之一。”中国古典诗词的显著特点就显现在简洁具体。这要求诗人必须具有行文简洁和表达含蓄的才能。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生动的意象和诗中有画也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这种借鉴的结果就是“汉风诗”的出现。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李贺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流传的佛老思想、逃避现实、完善自身的思想也深入他们诗歌的创作中。勃莱一首名为《想到<隐居>》的诗,就是受白居易的启发而写的。他的朋友赖特走得更远,他曾经给自己的一首诗加上这样的一个标题:“读了一卷坏诗,心情抑郁,于是走向一处闲置的草场,央昆虫来作伴。”这种白描方法明显是受到中国唐诗的影响。(二)相似之处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饮酒(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茵纳斯弗利岛(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①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从写作手法上看,两者都用了近乎白描的艺术手法,没有加入主观色彩,客观真实地描写景物,直白地道出胸臆。这至少可以证明中西方文化之间是有共通性的。两首诗所表达的飘逸、洒脱的意境在古典诗词和英美现代诗歌都是屡见不鲜的,从李白“笑而不答心自闲”到杜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还有更多的例子举不胜举,而英美现代诗歌中不乏其例,如T·S·艾略特著名诗歌《荒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表现了这样的意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现代诗歌的创作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跟他们的诗歌理论受中国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一些表达方式也基本相同。埃兹拉·庞德的名震西方诗坛的两句短诗《在地铁车站》含蓄、凝练,令人回味无穷:这些面庞在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朵瓣瓣这与中国古典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杨柳青丝” 、“梨花带雨”的意境是大致相同的,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但笔者个人认为,西方的诗歌这些比喻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没有中国的那么美,那么让人富于想象。诗歌很形象地再现了那些漂亮的面庞在人流中涌现的情景,但缺乏了一个让人思绪飞扬的空间,语言上也欠缺了美感。这与中西方的思维形式不同有关,本文将在后面论述。(三)不同之处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中西诗歌虽然在渊源上能找到一定的源头或能证明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影响,但在比较之中我们还是不难地发现两者的差异。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其本质不同、思维形式不同带来的。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词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诗人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 、“老树” 、“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七种静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 ,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读者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十种静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四)相异的分析上文中曾经提及中西的思维形式不同造成文化的相异,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思维的相异,这是一个连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笔者实在无法回答,只能从表面分析思维差异的表现。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早在先秦已经形成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持“天人相分”的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故努力明确事物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持“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偏重于统一,偏重整体、直观的把握,而忽视了精密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是一种典型的“以物观物”的方式,明显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 的方式。这样一来造成了语义含糊,难以进行分析研究,只能靠感悟来理解其中的意思,没有精确的尺度去衡量其中的含义。例如《老子》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直以来“道”的含义备受争议,在翻译中更找不出合适的能表达其意思的词,只好用“dao”来表示,这是直觉思维下的典型产物。这种直觉式的思维上升为理性后,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特有的概念,如风骨、风雅、阳刚等等。也就不像西方那样先对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经过推理过程,然后才建构理论体系。它起源于感性体验,经过感悟,后又约定俗成,在前后沿用中逐步发展完善,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结合的特点。②中国在长期的认识活动中,又形成了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观察事物的传统,以及相应的辩证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学上就是既重视并揭示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也能够揭示文学自身的规律。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中国的诗歌创作特别强调一个“悟”字,“顿悟”成了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悟”往往带来神来一笔,它不一定与上文有直接逻辑的联系,但感情上具有连贯性,这种写作方式是直觉思维方式的产物,它铸造了中国诗歌特有的美丽。杜甫有一首诗很能突出这个特点。舟月对驿近寺(唐)杜甫更深不假烛,月郎白明船。金刹青枫外,朱楼白水边。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虽然全诗只有最后两句表达诗人的感情,但前面的景物为后面感情的连贯做好了铺垫,渲染了气氛,使诗人的感情的流露在诗歌有一气呵成,不会产生唐突之感。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这些作品比比皆是,是中国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反观西方诗歌则很少采用这种方式,究其原因是中西的思维模式不同引起的。(五)后论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和费伊阿本德提出了一条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原则,认为科学史上的各个链条之间不可通约,即几乎不存在约数。这个原则用于现代人类文化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世界,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具有不同的经验,提出和解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③我们从中得到了启发: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的民族文化沉淀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在比较中不应确立一个所谓的中立标准去判断其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文化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清楚认识问题和提高完善自己,而不是为了推倒一方、否定一方。

中西方诗歌比较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

在我的感觉当中,西方爱情诗歌比较理想化吧,而中国爱情诗歌还是比较重的现实色彩!可以就理想性跟现实性对比多举点例子。对诗歌不是很了解,只是偶尔写点,感觉上是这样的吧!!你只是做参考一下!!

中英文的?带英文的不就是摘要了吗?我跟你背景这个东西又叫国内外研究现状,比如国外有谁研究这个领域怎么样了,国内怎么样了,然后中西方教育比较中这些学者研究有哪些不足,这些不足不能直接指出缺点的,要含蓄的说,另外意义就是做出对比的好处,就是对比这个对中国教育有什么发展啊,借鉴啊,文科论文还是好弄的,另参考别人的论文的时候要改成自己的说法。因为查重复率的时候比较麻烦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中西的诗歌在体式、内容、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一)前论 西方一些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曾经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也没有可能)完全隔绝。 我们从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现代诗歌说起,因为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的影响从汉诗英译开始。 从埃兹拉·庞德翻译的《中国》和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逐渐为他们所接受,而且也逐渐为他们所学习。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曾经说过,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一个“新希腊”,从而发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中国的古典诗词不仅影响他们的创作,还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理论。 中国诗词善于写景抒情,以写景烘托气氛或造出意境,而英美诗歌则注重描写景物在人们心里唤起的反应,从此来表达自己的主观意识。这是由两者不同的思维模式造成的差异。中国人注重表现,西方人注重再现,这种思维模式指挥下发展而来的诗歌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自然大不相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形成了意境说、教化说,西方则形成了典型说,因此中国的诗词更注重的是一种意境的创造,追求言已尽而意未尽的效果,让人有无限的遐想空间,这种诗歌的出现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人写诗歌依然追求意境的营造,如果说得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当然当代一些新新人类作家的作品追求一种直白,则是另外一回事,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这些人并不代表中国诗歌创作的主流。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很突出的例子就是对待爱情方面,中西方的诗歌特点在此能得到完全的体现。中国诗人描写爱情“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始终不把那种爱表达出来,而西方诗人会高喊“你是我的太阳,爱情之火烧得我浑身焦灼。”这种直言不讳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产生差异的实质在于彼此的审美取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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