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篇地质论文是什么时期写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确定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的方针，地质学和地质事业赢得“建设的尖兵”的地位而备受重视，从而开始其大发展的历程。（一）地质工作管理机构的建立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委员21人，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全国地质工作，并适当集中全国地质学家解决国家建设的迫切地质问题。同年11月，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四个问题：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1951年的工作计划。会议明确提出，应人力物力集中解决煤、铁、石油和有色金属的资源问题。并建议地方地质机构应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双重领导。1951年，300多名地质工作者组成84个地质队分赴全国各地区调查，其中东北地区仍为工作重点。至1952年，全国地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包括80多个项目在内的地质工作计划，对5000多平方千米的国土做了地质调查并绘制出图件，钻探进尺总计达到3万余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等为副部长，以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使地质工作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地质部成立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随即撤销。在成立地质部的同期，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等有关部门，也先后相应地加强了各自的地质机构。中国科学院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强调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接着成立古脊椎动物研究室。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建立了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各大学地质系扩大招生；建立专科学校；几年后又建立成都地质学院。20世纪50年代初，与地质相关的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也建立了。从1952年起，先是各大行政区，后来是各省先后建立地质局，组织勘探队。至此，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基本完备。（二）地质工作的大转变1952年11月，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地质工作开始大转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1953年地质勘查计划，这是中国地质工作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此地质工作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夏国治，程裕淇，1990）。1953年，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共有四项：第一，保证五年内开始新建企业的设计所必需的矿产储量；第二，加强对某些以前没有发现或者很少发现的和目前特别缺乏的资源（例如石油）和地区上分布不平衡的资源的普查工作和勘探工作；第三，有计划地开展全国矿产的普查工作，进行部分的区域地质调查等工作，保证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所需的矿产储量准备资源条件；第四，加强水利资源和综合流域开发的地质勘查工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要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工程所需的地质资源，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所需的水力资源开发做好准备工作。为此，五年内计划探明可供设计的煤的矿产储量7亿吨，铁的矿产储量7亿吨，计划完成地质勘探钻探工作量923万米，提供地质勘探工作经费7亿元（夏国治，程裕淇，1990）。为了顺利完成“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地质工作任务，地质部将60%的技术力量保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煤炭的重点勘探任务，以16%的力量有重点地进行普查。“一五”计划开局之年，77%以上的地质人员到了野外，即使以科学研究任务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也派出了大量科技人员密切配合。“一五”计划期间，共完成了74种矿产的勘查，有64种取得了可供工业设计使用的储量。与1949年相比，铜的储量增加了14倍，钼的储量增加了50倍，石油的储量虽然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但仍比1949年增长了5倍，而且还开始了200万平方千米的石油地质普查（夏国治，程裕淇，1990）。（三）地质普查的全面展开从1954年开始，地质普查工作全面展开，为此，地质部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组织了44个普查队共2000多人，在20个省（区、市）的120多个县的范围内展开普查工作。至1955年，地质部所完成的普查工作量已由1953年的8%增长至20%。到1956年，地质部所属各地质队均已将二分之一以上的技术力量投入普查工作中。1955年，地质部根据国务院决定开始承担石油普查任务。1955年春节前后，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组成5个石油普查大队，会同燃料工业部分别在准噶尔、柴达木、六盘山、四川等地进行大面积的石油普查，并强调运用地质理论指导探寻石油的重要性。同时，地质部还在华北平原进行了石油普查，并抽调技术骨干充实各石油普查大队的力量。1956年，石油普查规模进一步扩大，地质部派出14个大队与地球物理探矿等队伍配合，普查了新疆、柴达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四川盆地、鄂尔多斯、贵州、广西等面积达40多万平方千米的地区。1957年，地质部做出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将找油的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各盆地。“一五”计划结束时，找到的可能储油构造累计达256个，有的已经钻探出原油，为大庆等油田的勘探开发奠定了基础（夏国治，程裕淇，1990）。除油气资源外，区域地质调查和其他矿产普查也大规模地展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几十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矿区被发现。（四）地质工作的曲折发展1958～1965年地质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地质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完成了1：20万综合区域地质调查面积43万平方千米，开展了1：5万区域地质调查的试点工作，出版了1：300万全国水文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在矿产勘查方面，全国共发现各种矿产的矿点10万多个，探明有相应储量的矿种93种；在工程地质方面，地质部与水电部共同完成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阶段及坝区施工阶段的工程地质勘探任务，完成了长江三峡初步设计所要求的工程地质勘察工作。另一方面，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尊重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计划，也使这一时期的地质工作遭受了挫折。1958年，地质部门的23种主要矿产储量的年计划指标不断加码，分别超过国家批准计划的1倍，有的甚至达到10倍。1959年和1960年仍然延续了这种跃进的势头。与此同时，地质工作出现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讲必要的程序忽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现象。这些都给地质工作带来了损害。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1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进入连续3年的调整时期。地质部也从1961年起，总结“大跃进”期间地质工作的经验教训，部署调整工作，并组织地质工作者对地质工作的性质、特点、规律、内部工作关系进行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地质工作逐步恢复了正常秩序，并开拓出若干新的工作领域。这期间，地质部重点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加强重点矿种和矿区的勘查工作。一是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会同石油工业部在大庆长垣组织石油勘探会战，同时开展外围地区的普查勘探工作。二是加速勘查铬矿资源。三是集中力量组织长江中下游各省协作，重点加强铜、铁矿等矿产的勘查工作。②加强三线战略后方的地质工作。地质部门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对二线、三线地区和战略后方的地质勘查工作做了相应的加强。③加强与发展农业有关的地质工作。④加强地质科学研究。新建了一批地质科研机构，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专著和论文报告，“以任务带学科”，强化了为国民经济服务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学术氛围活跃，大地构造学领域的地质力学、多旋回学说、地洼学说、断块学说、地壳镶嵌波浪运动说等学派之间展开了争鸣。⑤开辟了新的地质工作领域。如海洋地质工作、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地震地质工作以及第四纪冰川和现代冰川、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地质考察、核爆试验场工程选址等（夏国治，程裕淇，1990）。（五）地质工作的艰难前行“文化大革命”期间，地质工作像国民经济其他行业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地质工作者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地质工作艰难地前行。一方面，地质工作遭受严重挫折，主要表现：地质教育事业损失惨重，北京地质学院先迁湖南石门，再迁湖北江陵，最后落户武汉，迁徙过程中人才流失、物资毁损，地质院校停止招生达五六年之久；地质工作管理机构合并撤销，研究机构下放管理，给地质工作带来巨大损失；探矿机械、地质仪器等工厂长期处于半停滞状态；地质工作队伍中技术人员流失严重，全国地质工作技术人员由1966年末占地质职工队伍总数的1%，下降到1976年末的5%，虽然绝对数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急剧下降，造成队伍结构的严重不合理，给地质工作带来了长期难于解决的负担（夏国治，程裕淇，1990）。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之中，地质工作仍然在区域地质调查、矿产勘查以及开辟地质工作新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地质工作在困境中艰难前行。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先后完成了青海等地的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面积约100万平方千米；过半数的省市进行了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出版了中国第一幅1：5万区域地质调查正规图件。在矿产勘查方面，石油、天然气勘查取得多处突破，分别在陇东、苏北、任丘以及南黄海、北部湾、珠江口、东海等地或构造见油、见气，确证这些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或构造钻获日产千吨的高产油井，发现古潜山型油气藏；铁矿勘查也获重要进展，基本摸清了中国贫、富铁矿的类型、特点、分布规律、储量及潜在储量、冶选性能等；其他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的勘查取得许多新的发现，陆续发现和勘查了一些新的金矿、铜矿、稀土矿、铂族矿、铬矿等以及新的盐矿、重晶石矿、天然碱矿和许多非金属矿产的新品种。在水文地质普查方面，一部分水文地质普查队伍实行“工改兵”的制度，组建了基本建设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普查部队完成了350万平方千米普查面积中工作条件最艰苦的190万平方千米的任务。在开拓新的地质工作领域方面，地热地质勘查、航空地质和航空综合地球物理勘查以及将计算机应用于地质工作之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地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包括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00万亚洲地质图，中国地质矿产图集，1：300万中国海上及海域地质图等，以及稀有元素矿床类型及其成矿特征的系统总结、三峡工程、宝成铁路沿线环境工程地质科研工作成果等。在对外交往方面，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中的会员国地位，对中国学术界参加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和促进作用（夏国治，程裕淇，1990）。（六）地质工作迎来勃勃生机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也给地质工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地质工作真正转移到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地质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明确提出地质工作要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要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地质找矿效果和地质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上。地质工作管理体制的调整。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领导，1979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原国家地质总局，恢复建立地质部，为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1982年地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各省（区、市）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及建材系统下属的地质队伍也相继收回改为相关部委为主的双重领导。地质工作队伍的表彰和激励。地质部门先后三次评功授奖，表彰劳动模范、找矿有功单位和人员以及模范政治工作者等；为调动知识分子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地质部门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评定和晋升技术职称。与此同时，地质队伍的结构得到优化，截至1985年底，地质部门队伍8万人，技术人员的比例由1978年的16%上升为20%，队伍素质得到改善（夏国治，程裕淇，1990）。学术交流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地质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举行学会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会上为40名从事地质工作50年以上的老地质工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这一年，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发展到4万多人。按照中央“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地质部门将科技工作重点放在为解决经济建设和地质工作的关键性项目上，调整不同层次科研机构的分工协调以及地质队、科研机构和院校之间的横向联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区域地质调查和重点矿产的普查方面。在区域地质调查方面，至1985年底，1：20万地质调查完成了全国应测面积的88%，完成1：50万、1：20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922万平方千米。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一批重要基础地质成果：出版了《中国地层》、《亚洲地质》、《中国古地理图集》、《中国构造体系图》等一批高水平的专著和图集。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普查，发现了值得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600多处，其中预计可达大中型矿床的约300处。有97种矿产新增了探明储量，平均每年扩大规模的矿区135个。在南海珠江口、东海获得日产291立方米、174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在塔里木盆地获得日产1000立方米的高产工业油流，从而为海洋石油钻探和塔里木盆地石油普查打开了新局面（夏国治，程裕淇，1990）。

陈梦熊(国土资源部)一、前言前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16年，是旧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一个全国性地质机构。它对新中国地质科学与地质事业的发展，也具有较大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七届全体院士大会时，地学部部分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院士，在随意聊天时，都深感新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与前地质调查所有密切的承前启后的关系，因此提出倡议要编写一本有关地质调查所发展历史的文集，得到大家的赞同。由于大家的积极支持，该书在1996年就顺利完稿出版，书名为《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全书共有54万字，篇幅较大，为了便于了解全书概貌，作者对内容精心调整压缩，写成一篇比较详细的节要，供同行参考。二、发展时期划分地质调查所从1916年正式开始工作，到1950年宣告撤销，一共经历了35年的时间，其整个发展过程，约可划分为4个时期：①萌芽时期(1900～1916)，地质学知识开始从国外引入国内；②奠基时期(1916～1930)，开始在全国展开地质矿产调查；③发展时期(1930～1940)，各研究室先后建立，机构逐渐健全，工作有所扩大；④成熟时期(1940～1950)，机构趋于稳定，科技力量有所增强，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如果按所址的迁移，也可划分为：①北京(北平)时代(1916～1935)；②南京时代(1935～1937)；③北碚时代(1938～1945)；④南京复员时代(1946～1950)。新中国成立后，地质调查所的历史虽然告一结束，但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地质事业获得空前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三、主要特色与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建所的35年时间内，为前期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与它严格的管理制度、严谨的学术风气，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分述如下：机构精简、任人唯贤从建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每年通过考试，招收2～3名地质人员，所以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地质调查所的规模虽自然已有很大发展，但连同两个分所的总人数仍不过200余人。关于地质调查所的考试制度，几十年来除极个别的人是通过特别推荐入所的外，几乎没有例外，即使是北大地质系第一批的毕业生，如著名古生物学家孙云铸，也毫不例外的是通过考试进所的。孙老到了晚年，谈起当年参加考试的经过，仍然津津乐道。著名新生代地质专家、“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裴文中，1927年从北大毕业，满怀希望地投考地质调查所，不料因成绩不佳而落选。裴文中并不因此而灰心，第二年继续参加考试，终于被录取。不仅地质技术人员入所要通过考试，对一般新招收的职员，同样要通过考试。如“抗战”胜利后，图书馆需要增加几位管理员，都是通过黄汲清亲自面试以后，才被录用为正式职员的。地质调查所从建所开始，不论是机构的设置还是人员的编制，都是按照机构精简的原则，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地稳步发展。即使在十分艰难的“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裁减人员，相反还有所扩大，如在兰州建立了西北分所。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新生代研究室最为兴旺的时期，当时的研究人员，包括外国专家在内，不过六七个人，外加修理标本和制作模型等技术人员，总共不超出20人，但却作出了惊人的成绩。“抗战”胜利后，作为所内最大的一个研究室——区域地质研究室，大概也不到20人，但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完成了14幅1：100万分幅地质图与一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的编图工作。在建所的30多年时间内，所长和各研究室的领导成员，基本保持稳定，很少有重大变动，因此各研究室均有相对固定的努力目标，各项业务能按计划逐步完成。各个研究室的领导成员，也相对保持稳定。除上述区域地质室与古生物研究室以外，如杨钟健始终担任新生代与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程裕淇长期担任岩石矿物研究室主任，李善邦从建室开始就担任地震及地球物理研究室主任，曾世英一直担任测绘室主任，熊毅、马溶之、李庆逵等都长期担任土壤研究室主任，等等。他们既是国内各个专业的权威专家，在国际上也是知名学者，这是各个研究室在业务上都能分别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领导成员中，值得一提的是副所长周赞衡，他是唯一的一位副所长，同时也是唯一一位从建所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始终坚持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岗位上的人。另一位值得赞扬的是图书馆馆长钱声骏，他是1920年北大地质系的第一批毕业生，与孙云铸同时进入调查所，工作勤勤恳恳，前后担任馆长近20年，把图书馆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对图书馆的藏书与资料了如指掌，就像一本活字典。地质调查所还有其他许多值得称颂的人，特别是一批担任辅助性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多半一专多能，技艺精湛，并有一手绝活，非他人所能顶替。如测量专家颜惠敏，他用平板仪测图，速度之快与精度之高，非一般人可比拟。胡宝琳是一位技艺出众的能工巧匠，“抗战”期间，协助秦馨菱用土办法竟制造出一台灵敏度很高的地震仪。李时俊是一位出色的照相专家，余国钧是所内著名的切片、磨片专家。新生代研究室的胡承志，是一位模型制作专家，在国内称得上是权威。此外，图书馆的打字能手韩文蔚，绘制古生物模拟图的画家蔡一，以及清绘中国地质图的绘图员鲁巨川、白耆彬、李子平等，他们的高超技术都是有目共睹的。总之，地质调查所在地质事业上取得的重大成就，都与二线人物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地质调查所的无名英雄。学术空气浓厚、治学环境相对稳定不论在北碚，还是在南京，到晚上大多数办公室总是灯光通明。他们夜以继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这并不是强迫加班，而是自动地到办公室钻研业务，或撰写论文，已经形成风气。尽管如此，每天上午上班，进门首先要签到，还要写上到所时间；这是建所以来的老规矩，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严格遵守。每周第一天的上午，照例全体人员要聚集在会议厅开周会，实际是学术报告会，由所长主持，主要请出差回来或项目工作告一段落的人，介绍野外调查的收获与体会或阶段性或最终成果的主要内容；因此也相当于工作汇报会，讲完以后展开讨论，互相交流。对所内年轻地质人员来说，这些活动都是最好的学习机会，而且无形中受到了学术空气的熏陶。同时各不同专业，可以通过这些活动互相交流，扩大知识领域。新入所的地质人员称为实习员，对外称调查员，一般要经过两年的实习，才能升到技佐(相当技术员)；再经3～5年的实际锻炼，才能升到技士(相当工程师)，一般只有升到技士以后，才有可能单独承担任务。所以入所后一般头五六年的时间，大多基本上都是跟班学习，练基本功，当好助手，可以称为学徒阶段。地质调查所十分重视野外工作，所以必须首先在野外工作中经受锻炼。总之要培养成一位多面手，只有真正的徒满出师，才能算得上一位够资格的地质工作者。人才辈出、重在培养地质调查所多年来人才辈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条，是重视人才培养。在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前，3位创始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高瞻远瞩，首先举办名为地质研究所的培训班，并亲自担任教职，经过3年的严格训练，把这批学生培养成为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这第一代的地质学家，又培养出第二代的地质学家；如此代代相传，一代比一代强，所谓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确实是一条真理。培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前所述，入所后首先要度过约5年严格的学徒生涯，主要目标是通过跟班学习，掌握野外工作的基本功。地质调查所的一项主要优势，就是每个研究室都有一位或多位的权威专家，他们总是毫无保留地主动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人。不仅是在工作中言传身教，而且还带领年轻地质人员到野外实习。例如，在北碚时代，黄汲清就曾带领一批入所不久的年轻人，到天府煤矿学习如何绘划剖面；在威远地区，带领一批年轻人，练习如何测绘地质图。在室内，老一代指导新一代如何写论文，并且亲自一句一句地进行修改，就像老师修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认真。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位创始人都曾留学国外，他们十分重视选派留学生到国外深造，作为培训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中，就有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周赞衡、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等，通过不同途径，在历届所长的积极支持下，出国留学，并在国外取得优异成绩。他们学成回国后，都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重视地质出版事业，建立一套比较系统的按专业划分的出版系列主要包括汇报、专报、古生物志、专刊或特刊及地质图等五大类，其中专报还分地质、土壤、地震等类别，古生物志又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等等。此外还包括地质学会主编的《地质论评》与《地质学会志》。以上各类出版物对外开放，即所外人士的研究成果，也可列入系列出版。由于重视地质出版事业，使大量调研成果能及时传播于世，这也是地质调查所能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并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重要原因之一。学习外国经验，注重国际合作丁文江、翁文灏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经验，聘请了不少外国著名专家来华担任顾问。例如，聘请美国葛利普担任古生物室主任，瑞典安特生从事新生代与西北史前文化考古研究。丁格兰从事矿床学研究，著有《中国铁矿志》、《中国汞矿纪要》等重要专著。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法国学者德日进、瑞典古脊椎动物专家布林等，参与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与研究工作。此外，还有美国土壤专家梭颇、瑞典古植物专家赫勒等来华协助工作。他们对提高我国地质科学的理论水平，促进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图书馆与地质陈列馆，被称为地质调查所的两大宝库新中国成立前夕图书馆存书77732册，是我国地学方面存书最齐全的图书馆，特别是存有大量珍贵图件。该所图书馆与陈列馆成为地学工作者最向往的地方，能提供各类其他机构难以找到的资料。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地质事业进入到一个大发展时期，虽然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不少痛苦的教训。目前我国地质机构正在进行重大改革，如何以史为鉴，继往开来，面向新世纪的挑战，重新回顾20世纪地质科学的发展历史，对今后地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仍有重要意义。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地质调查所从1916年正式成立，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地质矿产调查，至l950年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改组和分流，前后仅35年时间。在此短短35年的时间内，该所在地质矿产调查和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如区域地质、地层古生物、岩石矿物学、矿床学、大地构造以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对新理论、新学科与新技术的创立与开拓，成就尤为突出，为新中国地球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例如，区域地质方面，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和15幅1：100万分幅地质图。地层古生物学方面，完成了大量古生物研究成果，比较完整地建立了中国的地层系统。在大地构造方面，划分了中国的造山期，提出了多旋回构造理论、应用地质力学理论，构成了中国的大地构造体系。岩石矿物学方面结合造山运动，深入研究了各造山期的岩浆活动(包括火山活动)与岩性特征。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如北方煤田地质的调查研究，长江中、下游铁矿床与成矿带的研究，江西钨矿、湖南铅锌矿的调查研究，以及西北陕、甘、新等省与四川盆地油气田地质的调查研究等，都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除上述地质科学传统项目的理论研究以外，努力开拓创立地学范畴的新领域，是地质调查所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主要包括：1)创立我国最早的地震研究室(1930)，并在北京西山鹫峰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台，称为鹫峰地震台，又称鹫峰地震研究室。“抗战”期间改称“地球物理研究室”，把研究内容扩大到除地震外的物理探矿与地磁测量等方面，奠定了我国地震学与地球物理学的基础。2)创立我国第一个土壤研究室(1930)，开展全国性的土壤调查，结合野外工作，完成大量研究成果，为新中国土壤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3)创立我国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1929)，后改称“新生代及古脊椎动物研究室”，除研究新生代地层外，还重点研究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古植物及史前文化考古等内容。“北京人”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4)创立我国第一个燃料研究室(1930)，命名为“沁园燃料研究室”，主要从事石油及煤岩的研究，建立了煤岩学的基本理论。该室还附设一个设备比较完善的化验室，担任岩石、矿物的分析研究工作，是我国第一个岩矿化学分析室。5)创立我国最早的制图研究室(1930)，1934年编制出版我国第一本按等高线分层设色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即著名的申报分省地图集，开创了具有三维特征的地图制图法。6)创立我国第一个工程地质研究室。五、结束语地质调查所从l916年正式成立和开始工作，到l950年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所接管，前后仅有35年的历史。但老一辈的地质学家，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热爱中国地质事业、热爱科学，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成绩显著，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虽饱经战乱，工作条件十分艰难，但始终坚守岗位，艰苦创业，为发展中国的地学、地质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地学、地质事业，奠定了较好基础。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中国地层系统的划分、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轮廓、中国各类矿床的基本类型与成矿规律，以及中国造山运动与岩浆活动的相互关系等，通过地质调查工作，也都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为新中国大规模开展地质科学研究与地质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地质调查所的陈列馆与图书馆完整地移交给地质部，为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力量。地质调查所传统的刻苦钻研、治学严谨与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对新一代的地质学家，也有较深远的影响。地质调查所对新中国地质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输送了一批比较成熟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一部分在国际上具有较高声誉的知名学者，他们在新中国地学和地质科学的有关领域以及各个不同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地质调查所(包括兰州、北京两个分所)经过约一年的军管和内部调整，即由1950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并进行全面的改组和分流。其中，土壤研究室和新生代研究室分别演变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性研究室(地震、地球物理室)构成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个组成部分，地质陈列馆与地质图书馆基本上成建制全部转移为地质部的地质博物馆和中国地质图书馆。原有其他科技人员，绝大部分成为1952年成立的地质部系统各有关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地质骨干力量。据统计，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地质科技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共有47位，他们都分别在各有关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吴凤鸣 (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顾问)一、我国古代学者的地质调查中国区域地质调查，最早应首推明代地学家徐宏祖 ( 1587 ～ 1641) 以惊人的毅力，主要靠步行，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属湘、桂、黔、滇一带进行了地质调查，特别是对岩溶( 喀斯特) 地貌、温泉等做了系统调查研究，撰成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被世界学坛誉为喀斯特学、岩洞学重要文献; 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并为我国岩洞学奠定了基础。二、外国地质学家来华的考察及其报告的借鉴运用近代地学方法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发端于外国人，1840 年鸦片战争后，各列强纷纷派地学人员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华进行地质考察，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1) 英国金斯米尔 ( 1837 ～1910) ，1861 年来华，曾到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懂矿物学和汉学，1868 年在南京、镇江考察; 1887 年应山东巡抚的聘请，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因而对我国黄土做过调查与研究，力主水成说，反对风成说。回国后，于 1888 年 12 月 23 日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 “中国之地质”专题报告，有一定影响。( 2) 法国植物学家戴维 ( 1826 ～ 1900) ，于 1862 年来华，主要旅行于内地，到过西藏东部以及蒙古地区，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全部赠送给巴黎博物馆，发表过《中国的旅行》及《蒙古的旅行》。( 3) 英国达维德 ( David，J P Armand，1826 ～ 1900) ，1926 年来华，主要活动地区是西藏东部和蒙古地区，采集大量动植物化石标本，其中有一些是新种新属，有一定研究价值，全部赠与博物馆收藏，著有《中国之行》( 1866 ～1897) 和《蒙古之行》;( 4) 美国的地质学家庞培利 ( 1837 ～ 1923) ，1863 年来华，1865 年返美，1866 年发表在华的地质考察报告《1863 ～1865 年在中国内蒙古与日本之地质研究》; 在考察中，他发现我国东部沿海山脉走向呈 NNE—SSW，从山体结构上看，这是一种极独特的现象，他从 “黄陵背斜”概念得到启发，把这个构造线命名为震旦线，也称为 “震旦上升系”，创用了中国地质构造学上一个专用术语，影响深远 ( 详见吴凤鸣《1840 ～1911 年外国地质学家在中国的调查与研究》; 《1911 ～1949 年来华的外国地质学家》，《中国科技史料》，第 13 卷，第 2 期，1992; 及第 11 卷，第 3 期，1990 年) 。( 5) 德国的李希霍芬 ( 1833 ～ 1905) ，他 1868 年再次来华，精心设计了 7 条考察路线遍及我国 18 个省 ( 区) ，从 1872 年回国，到 1882 年，共出版 5 卷集《中国》，是一部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宏著，另有两卷图册。他把 “震旦”一词引入中国地层系统，建立了 “震旦系”，“五台系”对中国古老地层研究，影响深远 ( 参见吴凤鸣: 《一个德国人笔下的中国地质》，《地质勘查导报》，2005 年 10 月 11 日) 。( 6) 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 ( 1857 ～ 1949) ，1903 ～ 1904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于1907 ～ 1913 年发表《在中国的研究》两卷三册，对中国构造地质学以及地层划分，影响深远。( 7) 奥匈帝国时代的地质学家洛川，1877 ～ 1880 年在华进行地质考察，1893 ～ 1899年发表《施欣尼亚洲东部科学考察报告》，共三卷 ( 参见吴凤鸣: 《中国早期地质学史研究的特点》，《第 7 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集》，2006 年) 。( 8) 俄国地理学家、苏联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 ( 1863 ～ 1956) ，从 1892 年开始曾 4次来华，对我国东北西北地区地质研究颇有影响，发表有《从恰克图到伊宁》、《祁连山山脉概要》、《中亚，中国北部及中国祁连山》等 ( 参见吴凤鸣: 《苏联著名地质学家奥布鲁契夫院士》，《科学通报》，1956 年，第 7 期) 。( 9) 瑞典地理、地质学家斯文·赫定 ( 1865 ～ 1952) ，从 1885 ～ 1930 年曾 5 次来华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其中主持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遍及我国西北西藏、新疆地区，发表有《穿过亚洲》( 1893 ～1897) 、《西藏》( 1898) 、《横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发现和探险》( 1909) 两卷集，《探险家的自传》( 1925) ，《越过戈壁沙漠》( 1931) ，《丝绸之路》( 1938) ; 1901 年偶然机会，发现了沉睡已久的楼兰古城遗址，挖掘出汉魏晋木简残片、钱币、东方丝绸残片、西方毛织物残片、中亚希腊化的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等 ( 参见吴凤鸣: 《创业·开拓·贡献》，《中国矿业报》，2007 年 2 月 1 日) 。( 10) 德国地理学家斯坦因 ( 1862 ～ 1943) ，于 1900、1906 年来西北进行考察，1912年发表《中亚及中国西部探险记》，《沙埋和田废墟记》。( 11) 日本人有小川琢治、横山又次郎、小藤文次郎，其中有1) 石井八万次郎，三次来华在沿长江、汉水进行地质考察第一次于 1912 年，在大冶、宜昌、三峡地区;第二次于 1913 ～1914 年在汉口、岳州、长沙以及资江流域;第三次于 1915 年在应城、鄂皖边界地区;1910 年发表考察报告《楚蜀之山形地质说》。2) 野田势次郎于 1912 年来华，是以东京地学协会名义，主要在华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报告于 1917 年发表，题目是《支那地学调查报告》共两卷，主要内容包括: 三峡地区和湖北东南部 ( 大冶、阳新地区) 两大地层系统; 对调查区域火成岩划分为花岗岩、花岗斑岩两大类; 把湖北划分为 5 个构造区，即鄂北区、宜昌区、鄂西区、鄂中区和鄂东区，分别阐述各区的地质构造特征。1920 年编制成《南支那地质图》。( 12) 另外，相继还有 10 个 “科学考察团”组团集体来华进行地质矿产考察。1) 1866 ～ 1868 年法国儒伯尔特越南考察团，进入中国;2) 1877 ～ 1880 年匈牙利施欣尼科学考察团;3) 1892 年俄国波塔林率领的 “蒙古和中国考察团”;4) 1893 年罗勃罗夫斯基 “中亚考察队”;5) 1895 年法国组织 “中国经济考察团”;6) 1899 年俄国普热瓦尔斯基中亚科学考察团;7) 1899 ～ 1901 年蒙古－西藏考察团;8) 1900 年中亚和中国西部考察队 ( 斯坦因) ;9) 1921 ～ 1935 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 ( Conteral Asiatie Epedetion ofAmerrican Musem Nature History) ，由于条约不平等，遭到中国学界的反对，仅在蒙古地区进行考察;10) 1923 ～ 1935 年中瑞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瑞方团长为斯文·赫定 ( A Sven Hedin，1865 ～1952) ，中方团长是袁复礼院士，考察成果，在瑞典出版 “Report Sino-Rwedish Expedition”，在 80 年代就出版 50 余卷，关于考察团成就已有专题研究。( 13) 几所重点大学聘请来华的地质学家:1) 北京大学于 1917 ～ 1918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亚当斯 ( G Adams) 讲授地质学、矿物学、矿床学等，1917 年捐赠簿装书 160 卷，纸装书 200 卷，1920 年又增历史文学方面书 1045 卷; 1920 年聘请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 ( A W Grabao，1870 ～1946) 担任系主任，讲授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古生物学人才;2) 北洋大学聘请美籍德瑞克 ( N E Druke) 除教学外，还在《地学杂志》上发表《论地质学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3) 1935 年中央大学聘请匈牙利地质学家贝克 ( H Backes) ，担任大的构造学和沉积学教授，并去四川进行地质考察;4) 山西大学聘请瑞典纽鲁姆 ( E T Nystrom ) ，东南大学聘请瑞士学者巴勒加( A Parejas) ，广州大学聘请耶克尔 ( O Jacke) 等。有关外国人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笔者已在 1990 年《中国科技史料》有专文发表，这里就不再重述。三、我国学者开创中国地质调查工作我国地质事业虽说起步较晚，但是，开创地质事业的我国地质学家，却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名牌大学著名地质学家培训的，他们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地质实践经验，“名师出高徒”，因而他们为早期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 清代末，最早留学美国的邝荣光 ( 1863 ～ 1965) 1872 年赴美，在拉法叶学院学习地质矿业，1881 年召回，回国后，在开平煤矿、林城煤矿总工程师，招远、宁海金矿等会办，山西同宝煤矿公司总经理，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最早在河北省境内，进行过地质调查，取得可喜的成果。于 1910 年在中国地学会主编的《地学杂志》上发表《直隶地质图》( 1∶ 250 万) ，《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 参见吴凤鸣: 《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早期史料》，《地层》杂志，1985 年，第 1 期) 。( 2) 吴仰曾 ( 1862 ～ 1939) 伦敦皇家矿冶学院毕业，他本也是于 1881 年被召回的120 位幼童之一，1886 年被李鸿章重新派往英国，1895 年毕业回国，是这批留学生中唯一完成学业的幸运者，回国后，曾在开平煤矿、热河银矿，1895 年派往南京附近煤矿、铜矿进行地质工作，1897 年又被派往浙江进行地质矿产勘查，在奉命于湖北勘查大冶银矿时，力求采用先进新技术，提出: 依线道形势开深 30 丈以下，必有银矿可采，取得良好成效，提倡用西法冶炼，即用始化炼银法，提高了效力。他在以上矿区历任总工程师、矿物局局长等要职，显示出他已具有现代地质冶炼理论知识，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其他还有邝炳光 ( 1863 ～ ?) ，等等。( 3) 鲁迅、顾琅 1898 ～1809 年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地质时，曾在附近煤矿进行实习过，搜集一些五颜六色的岩石和矿物，保存在鲁迅博物馆 ( 参见吴凤鸣: 《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地质学史论丛 ( 一) 》，1986 年及《关于顾琅及其地质矿产著作评述》，《中国科技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4)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章鸿钊 ( 1877 ～1951) 于 1909 年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科学习，授业于知名的小藤文次郎和横山又次郎。1910 年为撰写毕业论文，利用假期搜集资料，在杭州富阳、临安、于潜、天目山一带进行地质考察与研究，撰成毕业论文《浙江杭属一带地质》，原文为英文手抄本，现存东京理科大学，全文 145页，附有地形图、岩石显微照片、古生物图版，其中地层剖面图和构造剖面，线条精细准确，主题明显，十分自然美观。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存有复制本，并高度评价说: “可作为我国早期区域地质调查与研究的范本”( 参见吴凤鸣: 《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第 15 卷，第 1 期; 《章鸿钊传》，《中国现代科学家传》，第 3 卷，1994 年) 。( 5) 我国地质事业创建人之一、“多维”学者丁文江 ( 1887 ～ 1936) ，1906 年考入英国剑桥大学，1908 年转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 ( 主科) ，1911 年毕业返国，在海防登陆，乘滇越路火车入云南到昆明，取道滇黔湘驿道，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境，经过亦资孔、毛儿河、郎岱、安顺，到达贵阳。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黄平、施秉、抵镇远。沿途用指南针测草图，用气压表测高程，进行了他第一次边远地区的地质考察，获得岩石标本、图片以及化石标本等。1913 年他主持中国第一个培训地质人才的学校———地质研究所时，特别重视野外实习，倡议每周必去野外实习一次，作为必修课，由当时教员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等带领对北京西山及其周围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在教员指导下，集体测得 1∶ 10 万份地质图，并撰成著名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成为早期北京第一部区域地质志。同年，他与德国人梭尔格 ( F Solger ) 、王锡宾赴太行山地区及沿正太路进行地质考察，沿途填绘地质图，进行了系统的地质工作，后来编写成《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报告》。1914 年，经农商部批准再去云南东部作地质考察，以一年的时间，遍及滇东、滇北各地，重点调查了个旧的锡矿和东川的铜矿。测得《个旧县地质图》、《个旧附近地质总图》、《个旧锡矿区地质概要图》; 发表《云南东川铜矿》专文，撰成《改良东川矿政意见书》; 两渡金沙江，调查研究了四川会宁、会理一带的地质矿产。众所周知，滇川黔三省交界地区，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十分艰苦，每天 “以管窥天，以锥指地”，采集了大量化石和标本，绘制各类地图。同时，对西南地区地层也做了深入研究，认为云南曲靖的妙高山层，是我国当时能称得上志留系的唯一地层，此行成果纠正了法国戴普拉德错误论断，为建立滇东地层系统奠定了基础。1922 年向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滇东的构造地质学》论文，文中列举出龙爪山脉、扬子弧之红色高原、鲁南山脉、扬子江之变质杂岩、东川侵蚀平原、牛栏江之褶皱山脉、宣威高原、东经 104°以东之交界山脉、罗平高原等 9 个构造单位，均论其构造特点。1928 年，受铁道部之委托和广西政府的邀请踏勘川广铁路线，探查广西矿产，其范围甚广，包括中部和北部，重点考察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特注重地质构造和地层系统的调查与研究。他主编的《徐霞客游记》出版及其实际考察，被誉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1929 年，有地质调查所组织力量，再度进行西南地区的地质考察，由丁文江任总指挥，力量强劲，其中有黄汲清、赵亚曾、李春昱、曾世英、谭锡畴、王曰伦等。考察人员从北京出发到重庆，经桐梓至遵义西行，再往东至贵阳，经都匀、独山，入广西南丹，经平丹返贵阳。这次地质考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他三次边陲考察的最后一次，更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地质考察。就在这次考察途中，年轻地质学家赵亚曾 ( 1898 ～1929) 于 1929 年 11 月 15 日在昭通县佛德盛客栈，不幸遇匪殉难，他深感悲痛，见《挽赵予仁》七律四首:“三十书成已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如何燕市千斤骨，化作天南万里尘”。这次考察的目的、内容和成果，在 1929 年 8 月 3 日给胡适信中有所阐述，信中说:“我这次到西南去，抱了几个志愿。第一是把广西和云南的工作连接上———我去年在广西，颇有重要发现，……这种发现，把从前在云南的观察也证明了一大部分。把各种问题完全解决，非到两省交界的贵州去不可，钦渝铁道是打通川粤交通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解决西南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我认为唯一的路是在贵州。……铁路只上一半的高山，大定、黔西有有价值的煤田，……乘此把钦渝路线根本解决了，把西南的交通和经济做一个具体方案……”( 参见吴凤鸣: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地学先驱》，《中国矿业报》，2000 年6 月3 日) 。( 关于丁文江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作为科学派主将的事迹，笔者另有专文发表) 。1913 ～ 1916 年地质研究所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野外的地质考察，由老师带领下，3年中 21 ～22 位学员，分别走遍了大江南北，进行了地质考察，获得大量地质资料，1916年，在大量考察报告和毕业论文的基础上，由章鸿钊、翁文灏两位老师主编成《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于1916 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地质学家进行地质调查的成果，第一本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凸显出我国地质事业开创时期的水平。全书共 6 章:第一章运用图表反映考察与研究的范围;第二章地层系统: 从太古界 ( 宇) 、元古界 ( 宇) ，寒武纪，到第三纪 ( 古、新近纪) 、第四纪;第三章火成岩，论述各类火成岩及其时代;第四章构造，主要以煤田构造为主;第五章矿产，以煤和铁矿为主，在结论中特别论及金属成矿理论，凸显出主编者的高水平;第六章结论，南北地层概述，各时代地史变迁，中国矿产与地质的关系。文前附有两位主编的序言，阐述了学员们 3 年间勤奋学习和艰苦的野外实习的历程;《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是由 90 余份各地地质调查报告选编而成，是全体师生 3 年间野外地质调查的结晶。参与地质实习的学员有: 王竹泉、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李学清、周赞衡、朱庭祜、李捷、徐韦曼、徐渊摩、刘季辰、卢祖荫、赵志新、仝步瀛、唐在勤、马秉驿、刘世才、赵汝钧。其中有 11 ～13 人分配到地质调查所，从而充实了调查所的力量，调查所才得以有计划地开展了全国性的地质调查工作，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33 ～36 年间，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丰硕成果 ( 详见吴凤鸣: 《我国地质学家第一部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地质勘查导报》，2007 年 4 月 5 日) 。1996 年为庆祝她成立 80 周年，出版了《地质调查所 ( 1916 ～ 1950) 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贡献》，这是一部权威性的论著，从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创业精神。

中国第一篇地质论文是什么时期

五十年代初期，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加之苏联大地构造派理论的传入与影响，虽然有其“一边倒”的负面影响，但确实活跃了中国大地构造学界的学术气氛，有的中国大地构造学家，把1949—1966年划分为中国大地构学发展的五个阶段之一，为大发展和百家争鸣的时期，这一时期，确实是中国大地构造学派形成的前夜，蕴育了中国大地构造学派。在中央提出科学文化艺术界贯彻“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感召下，中国大地构造学确实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显现在地质科学的学术刊物上最为明显，新中国诞生之前主要两个学术刊物上发表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论文零星可数，而解放后，则急剧增多，以《地质论评》在1957年第17卷上就发表有关构造地质学与大地构造学论文23篇，随着《中国科学翻了身的中国地质学》在这一领域有明显的反响，其中有：黄汲清的《中国西北部新构造运动几种类型》；陈国达的《论中国东南沿海区大地构造性质》；向鼎璞的《新疆大地构造轮廓》；王曰伦的《燕山运动之意义》；马杏垣的《山西五台山区构造特征及深岩历史》；李春昱的《对于“渭河”地堑的质疑》；王鸿祯的《中国东部元古代褶皱带》；冯景兰的《我国新构造运动在地貌及其有关方面的证据》；金伯良的《甘肃走廓新构造运动的特征与意义》；王建章的《河西走廓一带地质力学的探讨》；王钟堂的《山西大同煤田地层及构造》；袁捷的《贺兰山北段地质构造》；谌义睿的《新疆大地构造与矿床关系》等。这些论文基本代表了当时不同论点的大地构造和构造地质学的观点，起到了相互交流，博采众长，有力地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为后来的学派的林立，奠定了基础。从1949—1959年间，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后改名为《地质学报》上发表的有关大地构造论文共30余篇，不包括前述苏联著名大地构造学家的专文8篇，诸如沙茨基、杨申、霍姆多夫斯基，其中别洛乌索夫就有5篇专文发表，我国学者的论文题目如下：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的分布》（30卷1，1950年）潘钟祥的《东亚造山运动及花岗岩侵入之规程》（30卷1，1950年）刘之远的《湖北西南部地质构造》（31卷1，1951年）李四光的《关于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33卷4，1953年）黄汲清的《鄂尔多斯地台西沿的大地构造轮廓和寻找石油的方向》（35卷3，1955年）喻德的《中国大地构造与矿产分布》（34卷3，1954年）翁文波的《介绍苏联从大地构造研究石油资源的理论》（34卷3，1954年）张伯声的《“中国东部地质构造基本特征”读后》（34卷3，1954年）李四光的《施卷构造及其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34卷4，1954年）张文堂的《几个“诱导”多字型构造》（35卷2，1955年）王鸿祯的《从中国东部前寒武纪岩层发育论中国东部大地构造分区》（35卷4，1955年）孙殿卿等的《河北蓟县迁西间山字型构造的商讨》（36卷1，1956年）周圣生的《湖北东南地质及其构造特征》（36卷1，1956年）袁复礼的《新疆天山北部前拗陷带及准噶尔盆地陆台地质研讨报告》（36卷2，1956年）李四光、黄孝葵的《莲花状构造》（37卷4，1957年）陈国达的《地壳动定转化递进说》（39卷3，1959年）黄汲清的《中国东部大地构造分区及其特点的新认识》（39卷2，1959年）

陈宝国 (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近代地质科学的故乡，不在东方，也不在中国。然而，20 世纪初叶，在中国科学史上是值得记忆的时期。因为，在世界风云动荡、社会思潮涌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快速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地质科学应运而生了。而且，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地质事业进入到她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也走入了国际地质科学发展的行列之中。短短的 20 年，中国的地质科学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有诸多因素促成了这个过程的实现。诸如，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 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抵御外辱、振兴中华的奋斗中，自强自立的支撑作用; 优秀知识分子振国强邦科学救国的崇高信念; 中国地质机构的设置和地质教育的开展，等等。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丁文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之一。学以致用循师承自然将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是指在 20 世纪初叶，在中国，国人以科学方法进行地质调查的学者还不多见。在丁文江之前，另一位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章鸿钊曾以《中国杭州府及邻区地质》为题，开展了区域地质调查，成为中国学者自行调查中国区域地质并写成论文的第一人。在章、丁二人之前，用黄汲清先生的话来说: “还有几位中国地质学人走在章、丁、翁之前，他们是邝荣光、张相文、王宠佑、顾琅。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他们都多少写了一点有关地质学的文章或做了一点地质工作，但为期甚短，影响不大。”丁文江1911 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回国。当船行至越南海防时，丁文江便弃船上岸，开始了他在中国大地的第一次地质考察旅行，途经云南、贵州、湖南诸省，沿途考察地质地理及风土人情。他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凡是有志于地质科学的人必须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要亲临其境，拜自然为师。同时，丁文江把这次考察作为自己今后从事地质科学事业的一次亲身体验，以此考验自我献身科学的意志和毅力。从这次考察开始，丁文江在后来的地质生涯中，走遍山川大地，一次次地证明了他做事做人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和言必行、行必果的科学态度。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除去他的地质调查成果之外，丁文江从精神层面上向有志于献身科学事业的人们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地质学家所具有的严谨的科学认知态度和坚毅的科学奋斗精神。1913 年丁文江与梭尔格、王锡宾进行了一次长达月余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考察。其后考察结果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地质工作者第一次出版的区域地质报告和图件。1914 年丁文江只身远赴云南、贵州、四川进行地质考察，时间长达 10 个月之久，成果颇多。要提及的一点是丁文江对徐霞客的研究和对《徐霞客游记》的编订过程，完全是以科学家的科学态度进行的。他不仅仔细阅读了《徐霞客游记》，同时身体力行重走了徐霞客考察之路，以自己的实践来修订前人成果之对错，令人钦佩。为此他被后人称之为 20 世纪的徐霞客，丁文江当之无愧。丁文江以其科学的态度在地质考察中遵循 “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行为准则，更提倡了他一向主张的 “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的实践探索精神。这种尊重实践，求师于自然的行为准则，成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所具备的优良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用而思之求有的放矢作为一位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丁文江脚踏实地地实践，在林莽沟壑中穿行，在江河壕涧间跋涉，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而科学实践的目的性又表现了他行成于思，求知问事，务求有的放矢的思维方式和实用态度。20 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的中国向何处去? 何以救中国? 成为当时知识阶层思考的问题。丁文江亦然。丁文江留学达 9 年之久，深受西方科学与进步思想影响。他深知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的适者生存规律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因此，在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丁文江选择并践行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而这种选择形成于他不断的思考，形成于他对东西方科学、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比较，更形成于他办事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正如丁文江留学归国并未直奔家门而选择步行穿越云、贵一样，在丁文江的人生蓝图中，他已把自己融进科学救国、献身科学的事业中去了。丁文江的思想是明确的，做事是坚定的。他在地质考察过程中，脱去了西装，装上了假辫子，穿上了长袍马褂，留了小胡子，戴一顶瓜皮小帽，全然与平民无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装束普通的人，在他开始地质旅行之前，已经规划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宏图，并从自己开始坚韧不拔地迈出了坚实的脚步。对于这次考察，吴相湘在《丁文江走遍全国探宝藏》一文中讲: “丁文江此次内地旅行可说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首次表现，充分发挥其毅力勇气和观察力。……自平彝起步，丁即用指南针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竟发现武昌舆地学会地图、商务印书馆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法日文的一比一百万分之一地图，均根据清康熙朝天主教士所测地图做的蓝本。”丁文江通过考察发现了现行地图实为 200 多年前的资料。为此，丁文江感叹，与西方相比，中国在地理学上止步不前，实际已落后了先进国家 200 多年。正是有此感触，激发了他作为一位科学家不甘落后的激情，1934 年他与翁文灏、曾世英等人合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完备的现代地图册——— 《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地图作为纪念《申报》创刊60 周年而出版，震动了地学界，被称为 “国内地图改革第一声”。此图与当时世界上制图方法先进的地图相比毫无愧色，在国外被称为 “丁文江氏地图”( V K Tings's Atlas) 。1913 年的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调查，丁文江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关于 “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世界几千年。”的妄说。在《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中，丁文江指出: “以发现于地面者言，则不甚适宜于西法开采，盖矿质之分布约一定规则，且文江、梭尔格所见最厚之矿无过二尺者。”在考察中，丁文江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但铁却不似李希霍芬所言那样。为此，他写了一篇《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文章，对李希霍芬的错误认识和误导给予纠正。我们讲丁文江是中国地质调查的先行者，仅是就他所从事的地质科学事业而谈，当我们论及丁文江的科学思想和有的放矢的务实精神时，则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含义。因为在丁文江那个时代倡导科学，倡导以科学态度从事科学的研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丁文江的言行，则对这种社会的需要做了最好的佐证。正如一位学者谈到的: “要科学在中国生根，有赖于专业科学家的推展，而丁文江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正因他是个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个科学的播种者。”或许这正是丁文江审时问思，有的放矢的科学思维带给后人的一种启示吧!思之兼收悟科学真谛丁文江 15 岁出国留学，9 年之后归国。他的少年、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度过的，以至于生活习惯也被西化。然而，丁文江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相影响下，产生出的是一种崇尚科学、为民族、为科学而献身的世界观和科学观。这一点又不能不论及丁文江以科学为至上、以民族为至尊的思想境界和宽阔的胸怀。黄汲清先生这样评论丁文江: “丁文江知识渊博，学通中西。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交西方朋友，结识中国学人，因而他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他不但是令人崇敬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全力提倡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主义，但他对人文科学也表示极大的兴趣。丁文江先生已经过世 70 余年了。自他去世后，对丁文江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对中国地质科学，他对中国科学发展的贡献和启迪，长期以来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丁文江在世只有短短的 49 年时间，倘若他的生命假以时日，丁文江的作用将会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这是一种美好的推想，成不了现实，但在这遗憾的惋惜中，丁文江已经成为中国地质界、中国科学界所公认的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正如李济先生评论丁文江时所说的: 从好些方面看，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它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丁文江之所以能够成就他的事业和理想，除去学以致用、有的放矢之外，还要提及他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的思想境界，以至他能够深悟科学的真谛。有此三点，丁文江便是一位心中装着祖国、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以弘扬科学为宗旨献身科学的人。他可以脚踏实地去专心做某一事情，他又能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地做好几件事情。尽管他过早地离去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丁文江精神，这种精神曾使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受益，曾令中国科学界鼓舞，对后人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关于丁文江先生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贡献，黄汲清先生曾排列了他在中国地质学上的几个第一:丁文江———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第一位地质教学机构负责人，即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第一位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并附有区域地质图的学者;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第一位发表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第一位详细研究煤田地质，并建议进行有计划的钻探，从而获得经济效益的学者;第一位发表工程地质论文的学者;第一位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古生物的学者;第一位以地质学者身份主持铁路勘察的学者;第一位发表《矿业纪要》的学者 ( 与翁文灏合著) 。

中国第一篇地质论文是什么时期的

自1977年地质统计学引入我国至今大体上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7年至1989年11月)。该阶段为起步阶段。宣传普及，学习研讨，发表论文，有关工业部门和个别矿山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进行开发研究，构成了该阶段的主要活动内容。在美国学者HMParker博士将地质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和内容系统地介绍给我国的数学地质及勘探、矿山设计人员之后，我国有关的学术专业团体的学术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1980年4月，中国金属学会冶金地质学会在广西桂林召开的第一届遥感地质数学地质学术会议上，有10个单位的代表宣读了他们的地质统计学研究论文。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冶金地质系统的“地质统计学协作小组”。随后几年，在中国地质学会数学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金属学会冶金地质学会数学地质、遥感地质及计算机专业委员会，中国核工业部所属学会和中国煤炭学会地质学会，以及矿山地质及采矿工程学会等举办的历届学术会议上，地质统计学的论文不断增多，其地位也日益显著起来。与此同时，地质统计学的普及工作相继开展起来。地矿、冶金、石油、核工业和煤炭等行业，为普及这门学科，先后以不同的形式举办了学术讲座。地质矿产部于1980年还设立了地质统计学在储量计算中的应用科研项目，由地矿部储委、北京计算中心、云南地矿局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参加，经过4年的研究，完成了专题科研报告，冶金工业部地质局也设立了地质统计学科研专题，进行地质统计学理论方法研究、程序设计及实际应用，并出现了有关地质统计学专著:《地质统计学及其在储量计算中的应用》(侯景儒、黄竞先，1982年，地质出版社)，《矿业地质统计学》(侯景儒、黄竞先，1982年，冶金工业出版社)。江西德兴铜矿采用普通克里格法计算了铜矿石储量，并进行了采矿设计，在生产上作了尝试。在此期间，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从1978年起，我国先后派出许多专家学者到国外学习深造地质统计学。如地质矿产部中国地质矿产信息研究院李裕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地质大学王仁泽教授、北京科技大学侯景儒教授、有色金属总公司南昌设计研究院吴庭芳高级工程师等都是这一时期先后派往美国、法国、德国学习的，如今都已成为本单位的这门学科的带头人和骨干。与此同时，国外的地质统计学专家也应邀来华讲学交流。这期间的学术交流有:1984年地质统计学家Rendu在安徽铜陵讲课;1985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Kim教授在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作学术报告;1989年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应用地球科学系主任AGJournel教授在北京科技大学举办讲座等。这期间国内出版的关于地质统计学的重要专著和论文有:《地质统计学》(地质部情报研究所编辑，1980)，《地质统计学及其在矿产储量计算中的应用》(侯景儒、黄竞先，1982)，《矿业地质统计学》(侯景儒、黄竞先译，1982)，《线性地质统计学》(王仁铎、胡光道，1988)，《数学地质的方法与应用》(於崇文，1980)，《地质统计学及其在储量计算中的应用》(谢锡林、高德秀、谢温宏、胡光道，1988)。随着国内外学术活动的开展和有关部门及大专院校教学研究工作的进展，涌现出一批地质统计学的专家，他们活跃在各条战线上，为地质统计学在国内的深入发展和应用、为开拓我国的地质统计学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侯景儒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张树泉教授(北京科技大学)、於崇文教授、蒋跃凇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李裕伟高级工程师、尹镇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原地质矿产部)、余金生高级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谢锡林高级工程师(原地质矿产部)、王仁铎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胡光道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陈仁宽高级工程师(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唐昌骏教授(成都理工大学)、陈俾茂教授(成都理工大学)、黄竞先高级工程师(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薛禹选高级工程师(核工业总公司地质局)、王家华教授(西安石油学院)、李新兴教授(西安石油学院)、李行高高级工程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李维明高级工程师(武警黄金指挥部地质研究所)、吴庭芳高级工程师(江西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覃必成(陕西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86队)及以后的黄勇教授(江西会迈克科技发展公司)、向永生博士(武警黄金指挥部)、孙玉建博士(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综上所述，该阶段有3个明显的特点:1)大专院校和有关工业部门的研究设计单位是活动的主体，宣传、学术交流和研究应用活动主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地质、物探、数学和数学地质等专业的一些专家、教授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地质统计学专业的主力军，侯景儒、黄竞先多次为冶金工业部等生产部门有关单位举办地质统计学学习班。2)在地质统计学理论方法研究方面，以普通克里格法为主，泛克里格法、对数正态克里格法、因子克里格法也有研究。线性地质统计学是该阶段的主旋律。非线性地质统计学、非参数地质统计学和多元地质统计学等理论领域，涉及的还很少。3)在应用方面，主要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各有关单位和有关专业人员结合本职工作，做零星的研究应用。基本属于探索性的开发应用，随意性较大，目的性不强，缺少系统的安排。在地质工作领域里，多应用于物探、化探、遥感数据处理及找矿预测等方面。其他领域涉及的较少。1989年11月召开全国第一届地质统计学学术讨论会，这标志着地质统计学发展第二个阶段的到来。第二阶段(1989年11月至1995年10月)。该阶段开始从开发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转向生产实践，与地质勘探和矿山生产相结合。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推进地质统计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若干有影响的重要事件。1)1990年10月，西安石油学院与油田结合，研制成功克里格绘图系统，对牛庄油田数据进行了处理，绘出一批地质图件。2)1990年12月，武警黄金指挥部(以下称“指挥部”)黄金地质研究所完成了国家“七五”项目——地质勘查指挥系统软件应用及开发研究。于1991年1月由原国家计委主审通过了项目鉴定。该软件(GEOLOG)是加拿大国际地质技术公司(IGC)研制开发的，指挥部于1986年购置该软件英文软件后，由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进行了全面的汉化开发。经鉴定后的中文版CGLS，CGES软件和原GEOLOG英文软件都已由中国软件登记中心审定核发了软件著作权证书。该系统软件中的储量计算系统，提供了地质统计学普通克里格法和泛克里格法以及距离反比法。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采用克里格储量计算方法对河北省平泉县洼子店岩金矿、山东省招远市夏甸岩金矿、山东省栖霞县后岩金矿、山东省烟台市辛安河下游砂金矿和外夹河砂金矿等3个岩金矿和两个砂金矿进行了储量计算，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还举办了3期克里格法和CGES软件培训班，培养软件使用人员60余人。3)1991年8月，由地质矿产部固体矿产勘查评价自动化系统项目(该项目为我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项目)领导小组，为普及地质统计学在固体矿产勘查评价工作中的应用，在北京举办了“地质统计学环境评价软件(GE-OEAS，美国斯坦福大学研制)学习班”。由美国地质统计学家BLGibbs女士讲授地质统计学原理和GEO—EAS软件的使用。同期，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前身)又在北京举办了地质统计学短训班，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DEMyers教授讲授地质统计学原理和GEO—EAS软件。参加上述两次培训班的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矿厅(局)和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储委的技术业务骨干。GEO—EAS软件由数据文件管理，数据变量的转换，单变量的统计量计算，变差函数分析，交叉验证，克里格法计算，绘制等值线图、样品分布图、线性回归及散点图等几个相互独立的程序组成。用来进行(二维的普通克里格法)环境评价。4)1991年10月，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在武汉举办“提高矿产地质勘探报告质量研讨班”。在研讨班上，由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尹镇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普及讲授了地质统计学及储量计算。学员来自地质、储委、冶金、化工、武警黄金指挥部、煤炭、核工业、建材等工业系统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层地质单位。绝大多数地质技术人员来自野外第一线。5)1992年1月，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矿产储量管理局、矿产储量管理办公室、矿产储量委员会办公室、全国储委油气专委办公室等单位下发了“关于积极支持在矿产和地下水储量报告中应用计算机技术的通知”〔国储(1992)7号文〕。“通知”中明确肯定了在矿产和地下水储量报告中可以采用新的储量计算理论、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实际上，这是对采用地质统计学方法计算矿产储量提交地质勘探报告的肯定，在当时起到了积极推进地质统计学储量计算方法的作用。6)1993年1月13日，由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牵头成立了有31个工业管理部门、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参加的“地质统计学应用协调组”，并通过了地质统计学应用协调组组织简则和1993年度工作计划。7)1993年4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在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的支持下，由陕西省矿产储量管理局组织审查，并通过了由国家武警黄金指挥部黄金第十四支队提交的陕西省洛南县驾鹿金矿地质勘探储量报告。该报告是全国第一份采用地质统计学储量计算方法及软件系统提交的储量报告，是第一份将地质统计学储量计算方法直接用于地质勘探生产的开创性成果。8)1993年8月，中法合作项目:“地质统计学在中国矿产资源储量评价中的应用”，经地质矿产部批准立项研究。项目组织单位是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原国家矿产储量管理局)办公室，项目专家组组长由尹镇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担任，项目参加单位有德兴铜矿、武警黄金指挥部及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9)1995年4月，由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审查，并通过了全国第二份采用地质统计学储量计算方法提交的山西省灵邱县刁泉银铜矿床勘探地质报告(提交单位是冶金工业部第三地质勘查局三一二队)，同时推出了北京科技大学地质系提供的“三维普通克里格法程序系统”。该“程序系统”包括数据库、储量计算及成图三部分内容。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发展我国地质统计学方面也作出了贡献。由侯景儒教授负责的科研项目“多元及非参数地质统计学理论分析及在金属矿床的应用”(1990~1992)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该项目在地质统计学理论及应用方面达到了国内领先地位，并通过冶金工业部鉴定。1993年，由侯景儒教授负责的另一课题“空间域及时一空域中多元地质信息的地质统计学理论分析及其应用”(1993~1995)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两项科研成果均汇集于他们的专著——《矿床统计预测与地质统计学的理论与应用》(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之中。根据地质统计学发展的现状及地质统计学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大，侯景儒教授建议将“地质统计学”扩展为“空间信息统计学”(Statistics of Spatial Information)，而且在北京科技大学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空间信息统计学”课程。此外，侯景儒教授将若干地质统计学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冶金工业部重点科研项目“扬子地台周边及其邻域优质锰矿成矿规律及资源评价”之中，该项目于1997年获冶金工业部科技进步特等奖。11)1995年10月，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办公室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矿产储量委员会办公室(矿产储量管理局)、全国储委油气专委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矿局(厅)、冶金工业部地质局、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地质局、化学工业部地质局、武警黄金指挥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地勘总局地质局、国家建材局地质勘查中心等部门单位，公布了关于“运用地质统计学方法提交地质勘探报告的编写提纲和审查提纲”的试行意见。这个“试行意见”是审查地质勘探储量报告的主管部门关于应用地质统计学方法技术的一个技术性法规文件。它标志着地质统计学这一先进的理论、技术在我国业已成熟，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在实用的技术方法中有了自己的地位，在应用领域有了自己的位置。这预示着地质统计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第三阶段(1995年10月至今)。该阶段以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关于应用“地质统计学方法提交地质勘探报告的编写提纲和审查提纲”的试行意见作为开始，确立了地质统计学的技术法规地位，进入以矿产资源政府管理部门为指导的矿业市场生存竞争的深入发展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1)地质统计学的技术法规的产生，确立了地质统计学技术方法在我国矿业领域中的技术地位。2)为适应生产实践的需要，地质统计学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涉及的方法原理更加广泛，整体理论水平与国际水平接近。除了研究最为深入的普通克里格法外，非平稳线性地质统计学、非参数地质统计学、多元地质统计学，以及近几年作为地质统计学科前沿的时空域多元信息地质统计学等，都有了较深入的研究。3)在应用方面有了实质性的突破。采用地质统计学方法提交地质勘探成果和开发矿山，已经为生产部门所接受，开始成为地质勘探、油田和矿山开发的实际应用方法，与生产实践结合得越来越紧密。4)为适应生产的需要，相继开发研制并推出了适于国内生产需要的软件系统。地质统计学的理论研究与相应的软件开发同时并举，把地质统计学的应用推向深入。如德兴铜矿的克里格技术矿山开发系统，西安石油学院的克里格绘图系统KMS，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的地质勘探系统软件，北京科技大学地质系的三维普通克里格法程序系统(3DOK)、三维协同克里格法程序系统(3DCOK)及指示克里格法程序系统(92DIK)，地质矿产部的KPX0软件系统。以及2004年后，国内矿业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实力雄厚的私企为矿山企业发展的需要，开始研制自己的地质统计学软件，如金诚信矿业工程公司的DIMINE软件和紫金矿业公司的软件。地质统计学软件系统的研发和应用，促进了地质统计学在实践中的应用。5)地质统计学的技术方法已为广大的地质勘探和矿山企业所了解和接受，在矿业市场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了解。6)国外地质统计学软件系统进入中国矿业市场，并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储量司的认可。在我国矿业市场上有了自己的地位，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外知名的地质统计学软件公司(如Surpac，Dat-amine，Gemcom，Micromine等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相互竞争，根据不完全统计，其软件产品在中国矿业市场的销售量已达500~1000套，占据了中国矿业市场的绝对份额。7)随着国外地质统计学软件公司进入我国，和对地质统计学软件应用的不断增多，在矿业领域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如在矿库建模、勘探网度确定、矿山开发设计、矿石品位优化控制、储量计算、矿产资源储量价值评估、矿产资源预测等方面。

李四光（1889—1971年），1904年留学日本，1907年毕业于弘文学院，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10年毕业回国。1913年入英国伯明翰大学专攻地质学，受教于鲍尔顿（WSBoultou）教授，1917年获学士学位，1918年以《中国之地质》论文获得硕士学位，1931年获得伯明翰大学授予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0年考察欧洲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建立，当选为副理事长。1926年从事构造地质学研究，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独立的地质力学学派，1927年奉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28年首任所长，成为中国地质学创建人之一，1948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地质部部长、全国科协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主要著述：《中国地质概要》（英《地质杂志》1921年）《中国地质纲要》（中国科学社，1922年）《东亚一些典型构造及对大陆运动问题的意义》（1929年）《再论构造型式与地壳运动》（1931年）、《中国东南部古生代后期之造山运动》（1931年）《东亚构造格架》（1933年）、《中国之构造格架》（1935年）《中国地质学》（1939年）、《广西地台构造之轮廓》（1941年）、《地质力学基础与方法》（1945，1947年）《东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1944年）《剪力节理与张力节理之初步观察》（1944年）《关于“震旦运动”及华夏式、新华夏构造线三个名词》（1947年）《新华夏海之起源》（1943年）、《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1952年）、《莲花状构造》（1957年）《中国的造山历史和构造轮廓》（1949年）、《关于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1953年）、《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复合体系问题》（1954年）、《东亚复杂构造带和南北构造带》（1959年）、《关于改进构造地质工作的几点意见》（1965年）、《关于当前石油地质工作的几点意见》（1965年）、《地质力学发展的过程和当前任务》（1965年）、《关于地震工作的几点意见》（1970年）、《天文、地质、古生物》（1972年）、《地质力学概论》（1973年）、《地质力学方法》（1973年）。根据笔者点滴追忆：李四光先生逝世后，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组织成立了李四光同志遗留资料整理小组，责成科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正是该社地学编辑室主管，动员全室编辑人员全力投入编辑工作，经过两年的奋战，终于在1972年起相继出版，其中五本遗著要求责任编辑和主管主任通读两遍，这五本专著代表李先生及其地质力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1）《地质力学概论》（1973年，科学出版社）全书共四章：（1）对传统构造概念的评论及对地质力学理论概念的阐述，（2）构造形迹新概念，包括东亚复杂构造带、南北构造带扭动构造型式（多字型构造、山字型构造、旋卷构造、棋盘格式构造、入字型构造）（3）地壳运动起源及其力学问题，（4）地质力学存在的问题等。（2）《地质力学方法》（1976年，科学出版社）由李先生有代表性14篇论文汇编而成，其中包括了“地质力学之基础”，“中国的造山历史和构造轮廓”，“关于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地质力学发展的过程和当前的任务”等，可以说都是大家常常引用的重要论文。（3）《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1972年，科学出版社）在出版说明中，虽然说这是李先生生前编撰的初稿，我读后确实代表了李先生的宇宙观、地球观和人类起源观，是一部深入浅出的理论性读物，特别是最后“地壳构造与地壳运动”一章更是代表李先生的地质力学理论概述。（4）《地震地质》（1973年，科学出版社）主要论及活动性构造体系与地震带的分布，地震地质工作，包括岩石力学与构造应力场等；文集还包括邢台地震地质考察报告以及对地震预报工作的讲话等，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引发的争论，李老遗留下来的、关于地震预报的论点：①“地震是可知的”，②“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论断，受到广泛的传颂和借鉴，起到了重要论证和启迪作用。另有《李四光同志关于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些意见》（内部资料）和（机密资料）刊行，都有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战略思想。详见《李四光全集》。【笔者点滴追忆】1958年李先生决定编撰《旋卷和一般扭动构造及地质构造体系复合问题》第二辑，以及第一辑复刊关于“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单行本时，在科学出版社内都是我担任该刊的责任编辑，其中一篇俄文稿，李老还责成我做过校订。通过编辑加工，通读，文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一知半解，或是完全不解，李老亲自耐心地做过两次讲解，那种谆谆善诱，爱护青年编辑的神态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其中一次李老还把《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一书的俄文本亲手赠给我，至今仍保存在我的书柜中。最后引录：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得意门生曾写过一首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峦陷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中国第一篇地质论文是什么时期开始的

杜汝霖牛树银孙爱群(石家庄经济学院)河北省(包括北京)位于晚清和民国时期首都北京附近及周围地区，当时称直隶省。受北京辐射影响比较大，这一区位的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历程中的摇篮地区，也是我国开展区域地质调查最早的地区。已有140多年调查历史，就中国地质学者的调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201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90周年和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发展100年之际。我们会深切缅怀近百余年左右在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创建早期的前辈先驱学者，特别是他们在河北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为当地开发矿业和以后地质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几年有幸参加《河北省地质科学史稿》的编撰过程，深为前辈学者坚定执著创建的光辉业绩所叹服，更为他们矢志报国、勤奋求实、勇于创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学者风范和学习的榜样。由此更真切感悟到编撰地质学史所担负的“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这是一笔留给后代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我们愿为河北地质学史的编撰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多给指导帮助批评指正。现仅就近百余年到80年前在河北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贡献简述如下：1)作为最早对河北进行地质调查和取得成果第一人应该首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知矿师邝荣光(1862～卒年不详)。1910年，邝荣光在《地学杂志》第一期(创刊号)出版了着色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1911年出版了《直隶矿产图》，图长36cm，宽24cm。《直隶地质图》将地层划分为太古代、甘布连纪、炭精纪、朱利士纪和黄土(甘布连纪即寒武纪，炭精纪即石炭纪，朱利士纪即侏罗纪)。此外，还划分出太古代火石、甘布连纪火石和近代火石(火石即火成岩)。图中甘布连纪广泛分布于太行山、北京西山和冀东，实际上包括了现在的中—上元古界至奥陶系。《直隶矿产图》上标明了煤、铁、铜、铅、银、金矿产地，“煤”还大致绘出了煤田的范围和地层走向。这两张图虽说简单、粗略，但其内容大多是作者实地踏勘结果，而不是照抄李希霍芬和维里士等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自己编绘的第一张地质图和区域矿产图。[1]邝荣光还是第一位编绘古生物图版的学者，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中，发表了一幅《直隶石层古迹图》，标“矿师邝荣光考察并绘”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古生物图版(1)[1]。图1 直隶石层古迹图2)丁文江(1887～1936)，他是中国第一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1913年，丁文江带队，与王锡宾、梭尔格一起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他们填绘了太行山中东部地质图，调查研究了石炭系煤田和“山西式”铁矿，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的《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发表于1914年的《农商公报》。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个公开发表的学术报告，值得特别重视。该报告附有三张分幅地质图，包括1：10万井陉煤田地质图等，内容比较详细，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填绘地质图[2]。3)章鸿钊(1877～1951)、虞锡晋，开创了北京西山地质调查工作。1914年章鸿钊、虞锡晋两君率领地质研究所21名学员赴北京西山一带进行地质调查，南至磨石口、西至门头沟、北由玉泉山而抵温泉村，主要项目是地质调查，测绘地层剖面，寻找化石[1]。4)马秉铎、刘世才、仝步瀛、陈树屏在直隶获鹿、山东峄县进行地质调查，赵志新在直隶赞皇县东北对五台系作了专题调查与研究，并采集了有关化石[1]。5)1919年，丁文江、张景澄对冀晋边境一带的煤田进行了调查，著《直隶、山西间蔚县、广灵、阳原煤矿地质报告》，并附有1：10万煤田地质图，对煤系地层进行了粗略划分，载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2]。6)叶良辅(1894～1949)、刘季辰是最早对柳江盆地煤田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1919年他们对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矿进行地质调查，著有《直隶临榆县柳江煤田报告》，刊于《地质汇报》创刊号中[3]。7)李捷(1894～1977)是最早到保定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中国学者，1919年4月他由蔚县至涞源、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满城等地，调查了当时已知的各种矿产，历时2月余在《地质汇报》第4号上发表了《直隶易唐蔚等县地质矿产》[4]。8)王烈(1887～1957)于1920年以前，具体年代不详。他是中国地质学会26名创立会员之一，曾对河北省怀A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著有《河北省怀A县八宝山煤田地质报告》，是我国地质工作创建早期的重要地质报告[5]。9)1920年，朱庭祜(1895～1984)、李捷到井陉煤田调查，著《调查直隶井陉地质矿产报告》，并附有1：6万直隶井陉煤田地质图。此外，1921～1930年间，王景尊、王曰伦、喻德渊也先后到井陉、获鹿一带调查。他们对井陉一带的地质、矿产(特别是煤矿)特征都有较详细的记述[3]。10)卢祖荫(1889～1976)、周赞衡是最早进行铁矿调查的学者。1917年卢祖荫、周赞衡到兴隆高板河一带调查，著有《高板河铁矿报告》[6]。11)叶良辅等13人是中国同时也是河北第一位撰写区域地质志的学者1920年出版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国和河北第一部对北京西山进行大区域综合性系统调查写出的区域地质专著，对地层、构造、岩浆岩和矿产都有较全面的论述，从而奠定了中国北方地层学的基础，使北京西山成为中国北方地质工作的摇篮，并使北京西山和河北隣区的地层系统和构造格局，由此初步确定[9][12]。12)李四光是第一位论述华北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学者。1922年他在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年会上宣读了题目为“中国更新世冰期的证据”的论文，文中指出在太行山东麓的沙河县白错盆地首先发现了一些带条痕的巨大漂砾，认为是冰川活动遗留的证据，文中还谈到了山西大同盆地也有条痕砾石，两处的冰川遗迹，开创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历史[8]。13)丁文江是最早在河北进行锰矿调查的学者。1922年丁文江考察北京昌平西湖村锰矿，认为该锰矿为原生锰矿，所著《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4 号。冯景兰(1927)调查了昌平县分水岭金矿[9]。14)1923年田奇 (1899～1975)调查研究了北京南口震旦纪地层层序及上下接触关系，发表了《南口震旦系之地层层序及古生物》[11]，从而确立了北京南口震旦系(上前寒武系)经典剖面，同期刊物赵亚曾还发表了《南口之地质构造》[11]。15)1924年以谭锡畴(1892～1952)为主编人，在中央地质调查所翁文灏等统一规划领导下，完成了我国第一幅1：100万的地质图——《北京—济南幅》，这是我国首次按国际分幅编制的小比例尺地质图[10]。16)王竹泉、赵亚曾(1898～1929)、田奇，1924年，在河北临城一带进行煤田地质调查，发表了《直隶临城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17)赵亚曾、田奇 1924年还对河北磁县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进行调查，著有《直隶磁州及河南六河沟煤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6号[3]。18)翁文灏(1889～1971)是最早提出燕山运动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晚期翁文灏深入研究了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1927年，翁文灏以燕山为标志地区首先提出“燕山运动”一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与白垩纪初期间产生的不整合、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他所创立的燕山运动论点，是对中国构造运动的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的影响[7]。19)孙云铸(1895～1979)、葛利普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研究的学者。1920年孙云铸、葛利普将开平盆地赵各庄奥陶系划分为下奥陶统冶里灰岩和珊瑚灰岩。1922年孙云铸、杨钟健创名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13]。1923～1924年，孙云铸详细研究了开平盆地的寒武系，自下而上划分为馒头层、张夏层、崮山层、长山层和凤山层；除馒头层、张夏层外，统称上寒武统[22]。1935年，孙云铸根据开平、临城和北京西山等地的资料，将长山层和凤山层详分为5个化石带，并发表了《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14]。孙云铸等的杰出工作，为华北地区寒武-奥陶系的划分对比奠定了基础。20)舒文博是最早对火成岩侵入体进行调查的学者。1924年舒文博在《河南武安(今河北省武安县)红山火成岩侵入体的研究》中，利用氧化钙等氧化物等量线图说明岩石化学组分的同化作用，其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所引用[20]。21)李学清(1892～1977)是最早研究河北矿物的学者，1926年他对河北平山县刚玉，从矿物学角度进行专题研究，著有《直隶西部平山县的刚玉》[21]。22)王竹泉(1891～1975)是最早对河北武安涉县等地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学者。1927年王竹泉对河北武安涉县及河南林县安阳一带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对武安涉县地层、构造及煤铁矿产论述较详，著有《河南武安涉县林县安阳一带地质矿产》刊于《地质汇报》第九号[3]。23)1927年，黄汲清(1904～1995)在北京车庄一带寒武系和奥陶系进行较详细的划分和对比，奠定了西山下古生代地层的基础，著有《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层》[9]。24)王竹泉等是最早研究河北井陉雪花山玄武岩的学者。从1927年开始，王竹泉对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进行了详细研究，1930年发表了《河北省井陉县雪花山玄武岩及砂土层之研究》《地质汇报》第15号[3]。详细地记述了这里的地层、岩石、构造和地貌特点，并在“砂土层”中采到一些腹足类化石，他根据岩性对比和地文期的观点，认为雪花山“砂土层”与山西省的“三趾马红土”相当，因而把雪花山玄武岩及其下伏的“砂土层”归为晚上新世末期。25)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开平盆地煤田及外围调查的学者。1928年，赵亚曾等3人到开平煤田及其外围调查，测有唐山西山至清凉山一带的1：5万地质图和双凤山附近的1：1万地质图，对区域构造轮廓反映较清楚[6]。26)李春昱(1904～1988)、杨曾威、黄汲清、朱森等1928年研究了北京杨家屯煤系的沉积特征，将杨家屯煤系分为上、中、下三层，分别与石盒子系、山西系、太原系和本溪系对比[9]。27)王曰伦(1903～1981)等是最早对承德大庙铁矿进行调查的学者。1929年，王曰伦、孙健初在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曾到承德一带调查，首次对大庙、黑山斜长岩和铁矿进行了研究[6][18]。28)谭锡畴、王恒升等是最早对张(张家口)宣(宣化)及外围地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的中国学者。1928～1929年，谭锡畴、王恒升、王曰伦和孙健初到张家口地区调查。谭锡畴在《直隶宣化、涿鹿、怀来三县地质矿产》一文中，阐述了以涿鹿为中心的区域地质特征。王恒升的《直隶宣化一带古火山之研究》和王曰伦、孙健初的《宣化一带地质构造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谭文基本相同，可以说是对谭文在岩石学和构造学上的补充[6]。另王恒升在1928年还在《地质汇报》发表了《北京西山妙峰山髫髻山一带之火成岩》[3]。29)李四光(1889～1971)、赵亚曾等是最早对太行山东麓石炭二叠系进行正确划分的中国学者。自从1922年瑞典人那琳根据化石鉴定，在山西太原建立了包括太原系、山西系、石盒子系在内的上古生界剖面，但时代问题并未解决。李四光(1923、1927)经过对华北科化石研究和赵亚曾(1925、1926)的长身贝研究结果，从而对太行山东麓石炭系进行正确划分[15]，而对二叠系的划分则沿用山西太原的标准剖面划分方案，分为山西系和石盒子系。30)裴文中(1904～1982)是首次发现中国猿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学者。1927年裴文中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第二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从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同年12月2日在周口店第1地点首次发现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惊中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证据，1931年又确认旧石器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从而为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上的重要证据[16、17]。31)李善邦(1902～1980)在北京西郊最早自建第一个标准地震台，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工作。李善邦是中国近代地震学的开创者，1928年参加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工作，筹建北平西郊鹫峰山地震台，于1929年建成，并任鹫峰地震研究室主任，1930年9月20日记录到第一个地震，从此地震台即转入正式运转。由于地震台仪器已属世界一流，加之管理完善，地点合适，记录数据准确，很受世界地震学界的重视和推崇[19]。32)1930年侯德封(1900～1980)对太行山东麓邯邢一带煤田地质构造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太行山东麓煤田地质构造研究》一文，刊于《地质汇报》第15号[3]。参考文献[1]吴凤鸣关于中国古生物地层研究的早期史料吴凤鸣文集(第一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11～19[2]王仰之丁文江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20～23[3]程裕淇，陈梦熊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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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综合性的正规期刊都可以发表的，国家规定新闻出版署可查的正规期刊就行，现在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要求，咨询你们科研处或人事处即可。看你要评的职称是什么级别的，一般级别不同的要求发表的刊物的级别也就不同，比如教师职称的评定论文发表：中级职称的论文只要求公开发表，只要是有刊号的正规出版物就行；高级职称（副教授、教授）的论文不但要求公开发布，而且要求国家核心刊物并且还有论文篇数的规定等等。

顶，读完博士后，回头看，除了那些高档一些的EI/SCI可能有些难度，其他全都那样的，有些装得有些品味吧，其实垃圾，不过不赞成的是，创新难度大，不能要求全部社会的人都去搞创新，不现实，生活本就这样，平淡而已，真正的，上至所谓的伟人，下至黎民百姓，都要生活，不能太苛求，哈哈。

你说的这类发表的比较慢，因为不容易发表，所以才叫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