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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欧洲文化的论文题目大全高中政治

发布时间:2024-07-07 16: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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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封建社会的特点中世纪史也叫中古史,指的是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这一时期的历史。封建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解体是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主线。但是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西欧在5世纪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已经走完了约1000年封建社会的历程。 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国王、贵族和骑土等大大小小的封建主构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但是他们的权力和义务都是有限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 的附庸”,这种复杂的等级关系使得欧洲封建国家长期处在割据状态,和东方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率土之滨,莫非王巨”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大不一样。各国统治者仍不断进行战争,相互抢掠吞并,许多国家一直没有出现统一的稳固政权。封建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和政权对农民进行剥削。在欧洲,基督教会已成为封建统治工具,他们和世俗封建主共同维护封建制度。农民和农奴的劳动被封建主以劳役、实物地租、名目繁多的捐税和教会“什一税”等形式侵吞。农民的反抗持续不断,但是起义的规模一般比较小没有像中国那样发生过多次推翻了一个王朝的大规模农民战争。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封建经济主要是以一家一户农民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由于可以拥有一些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可以获得一定的劳动产品,因此,劳动积极性比奴隶高得多。中世纪时代铁制工具早已普及,再加上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使社会财富大大丰富起来,并且促进了商业的发展。14、15世纪在地中海沿海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国在16、17世纪,在江南一带城市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生产关系中滋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到它的尽头。从那时候起,欧洲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兴起已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势头。 中世纪的欧洲,文化落后,思想愚昧,是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正是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期,东西方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宗教在世界广大地区占据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许多国家成为“国教”。儒家学说则主宰了中国的思想领域。这种文化现象虽然对封建社会的巩固一度有推动作用,而当资本主义兴起后,它就成为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障碍。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欧洲出现的“文艺复兴”是人类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和近代科学的大飞跃。在东方,由于封建思想的长期桎梏,社会发展趋于缓慢,从此开始落后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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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封建制度 西欧封建制度的基本概念是: ①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 ②形成了与封主封臣制相适应的封土制度; ③中央权力衰落,各封建主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 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 1、封建土地关系的确立;在东西法兰克王国,分别以《米兰敕令》和《克尔西敕令》为标志,承认贵族领地世袭。 2、自由民农奴化。 关于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问题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罗马时期,奴隶制度曾经达到高度发展。奴隶数量之多,价格之低,在古代世界是空前的。到中世纪,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而在西欧占有统治地位。从历史分期来说,我国史学界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世界古代史的结束。而从一种剥削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来说,则有一个逐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的内部产生的。西欧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在罗马奴隶社会内部萌芽的。西欧封建制度是在罗马封建因素产生和日耳曼人氏族制度解体的基础上形成的。 大家知道,还在罗马时期,封建因素已经存在,这就是隶农制。隶农原指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或移民。后来由于奴隶制的危机不断加深,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农庄越来越无利可图,大土地所有者于是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小农,奴隶或入境的日耳曼人。这些租种土地的人统称为隶农。这种剥削方式在共和国末期已经出现,而在以后危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它作为延缓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隶农租种土地,必须按照规定履行义务,如交纳一部分收成,在耕种和收获期向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等等。完成这些义务,隶农就可以使用土地,使用大地产上原有的水源、树林、草地,还可以在交税的条件下使用磨坊和压榨机。 这里需要指出,大土地所有者在分块出租其土地的同时,往往保留一部分土地,归其自用;他们在利用其奴隶各自耕种小块份地的同时,也往往保留一部分奴隶耕种自用地。这部分奴隶与前一种奴隶有所不同,他们由主人统一使用,没有自己的经济;而租种土地的奴隶则有自己的小茅屋,虽然他们也像租地小农一样交租,提供劳役,不过他们的身分仍然是奴隶。这些租种土地的小农和奴隶是大土地所有者自用地的补充劳动人手。 这种现象,表明罗马大地产的经营方式出现一些变化。它已经不是集中管理的奴隶制大农庄,而是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自用,由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田地交错而成的一种结构。两部分土地既交错又相邻近,便于佃户履行劳役。这种经济结构我国或称之为庄园,或称之为别庄,它除经营农业生产外,还有作坊生产日常用品,经济基本可以自给。 这种经济结构是罗马大土地所有者的一种经营方式。实际上,土地经营情况多种多样,并非千篇一律。劳动者的身分也有各种差别。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外甥兼养子小普林尼,在给他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说他的一处地产上已经没有奴隶,与它相毗邻的另一处地产上也没有。而且,社会上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也还有独立的小农。这种小农靠家庭成员和少数奴隶种地,不过根据估计,隶农越来越处于重要地位。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由于小农不堪豪强压迫勒索,已经出现被迫将土地交给有势力的人,再向他领种土地的情况。这时奴隶和隶农起义,奴隶逃亡频频发生奴隶制更是岌岌可危。 日耳曼人长期处在民族社会阶段。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世纪时,日耳曼人也有一些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并不像罗马奴隶制盛行时的奴隶那样从事有组织的劳动,而是分别居住,各有家室;他们耕种土地,只须向主人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和牛等实物,此外并无负担。日耳曼人经常作战,军事首领拥有很多亲兵,结成依从关系。亲兵分成若干等级,效忠首领,平时拥护他的地位,战时保护他的身体;首领供养亲兵,并将掳获的战利品分给他们。这时日耳曼人已经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到灭亡西罗马帝国时,他们的民族正趋于解体。 日耳曼人击溃了罗马奴隶主的政权,克洛维由一个部落首领顿时成为大片土地的统治者。但是日耳曼人为数不多,在高卢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小,其社会发展阶段又低于罗马,过去并没有一套管理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制度,也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们在处理日常政务方面,特别是在教会事务方面,大量起用文化程度较高、经验较丰富的高卢——罗马人。而高卢的土地,则大量为日耳曼人分享,其中无以国王占地为多。日耳曼人原有的亲兵制,也在新的物质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过去,日耳曼部落首领酬赏亲兵的是掠获的战利品。现在国王占有广大地产就以土地赏赐亲兵、部下。虽然长时期内连年征伐,内乱频仍。出征掠夺仍不失为一个额外财源,但地土毕竟已成为重要财富。亲兵们在分得土地的同时,也得到土地上的劳动者,并沿用现有的土地经营方式。封建制度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 奴隶劳动这时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奴隶并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而消失净尽。而且由于日耳曼人连年征战,掠人为奴,加上天灾人祸,生活无着的人卖身为奴,有人因此认为在最初的时候,有的地方奴隶反而有所增加。但这只能看成暂时现象,奴隶制度毕竟已经过时,而且这时候的奴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高峰时期的奴隶处境有所不同。这时农业奴隶大多分有土地,有独立的的经济和家室。向主人交租并服劳役,只是他们的负担比较重。后来,由于破产农民迫不得已向附近的贵族、教会“献地”,由于采邑制的推行,等等,大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封建化的进程加速推进,奴隶逐渐消失,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区别不断缩小,汇合到农奴的行列中去。 为了减轻难度,减少理论概念,九年制义务教材没有也不必讲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而只是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主“主要依靠剥削农奴为生。”对于初中学生来说,知道封建主和农奴这两个名词概念就可以了。教师需要掌握的是,在封建社会里,仍然存在自由农民。虽然他们地位并不稳定,常因破产丧失土地,沦为依附农民,但是并非全部自由农民一概沦为农奴。他们有的私有土地,有的租种土地,身分自由。因此课文提到“主要”二字,是为了更符合事实。 关于封建等级制度 配合封建制度,课文附有一幅《西欧封建等级》图解,以增加形象性,补充文字之不足。图解主要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构成。封建等级制度与日耳曼人的亲兵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里作几点补充: 关于封建等级,从地位高下来说,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以下大、中、小封建主依次降等。地位越低,人数越多,因此封建等级制度被喻为封建金字塔。但是从分封关系来说,并不限于国王只封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只封中等封建主,以此类推。封君分给封臣的土地,有多有少,依从于封君的封臣,可大可小。特别是骑士,骑士制度是随着采邑制的推行而发展起来的。原来法兰克军队由自由农民组成,随着自由农民的不断破产,兵源减少,于是改用以服骑兵兵役为条件封赐土地的办法,以充实国家的战斗力量。骑士土地较少,自备盔甲、武器、战马。他们作为以战斗为业的队伍,对各级封建主来说,都很需要。因此国王有自己直属的骑士,其他封建主也一样。遇到战争,骑士有义务随封君作战。后来由于火炮的应用、雇佣兵的服役,骑士的作用减少,骑士阶层趋于贫困没落。《堂吉诃德》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关于封建金字塔下面的劳动者,原来高中课本提到被压在塔下面的是农奴,而本书图解中注的是农民和城镇平民。这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剥削关系。农奴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是基本的被剥削群众。但是大小封建主的剥削对象,并不限于农奴。独立的小农和其他身分的农业劳动者,都处在封建主的统治下,其所受的剥削与农奴相比,在程度上会有差别,但受剥削则是其基本的方面。因此,这里的农民总的指农村广大的劳动者,含义比较广泛。至于城镇平民,也同样受封建主的压榨,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城市最初是在封建主的领地上重新兴起的,封建主以种种手段加以勒索,城市越富,勒索越重,城镇居民都受其害,普通平民尤其不堪负担。因此图解将城镇居民也列在金字塔下面。 关于封建等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按照惯例,封君必须保护封臣,裁决封臣之间的纠纷。封臣的最高义务是效忠封君,并在封君被俘需赎金,或有其他需要时,献上一定的助金。这种关系发展的结果,会形成“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现象。根据西方一些学者研究,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存在于今天法国的一些地区,但还不能说极其普遍。法国由于封建主的强大,查理大帝死后,王权日渐衰落。后来历代国王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才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而在英国,情况有所不同。诺曼征服以后,威廉一世即申明国王是一切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法律规定,依附农民的份地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国王。威廉并要求大小封建主,包括封臣的封臣,一律宣誓效忠于他,并服军役。这与法兰克国家只要求直属封臣效忠的情况不同。因此威廉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关于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国王 教材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力求作较全面的介绍。由于篇幅所限,西欧封建社会早期重点讲的,只有查理大帝。查理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历史人物,他的文治武功对欧洲有很大影响。 查理大半生都从事戎马生涯。当王子时,他就受到军事训练,随父出征。即位之后,他为了扩大其统治,夺取土地和劳动人手,进行了50多次战争,征服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王国,进军罗马,把意大利中部献给教皇,并侵入西班牙,夺得厄布罗河以北土地。历时最久且最残酷的是对萨克森人的战争,自772 到804年,前后30余载,进军达18次。萨克森人当时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们顽强抵抗。查理采取残杀和强制推行基督教的手段,有时就以不皈依基督教为借口,一天杀数百人。战争结果使国家版图大为扩大,并赢得周边各族的畏服,至阿拉伯哈里发也和他有使节往来,拜占廷皇帝对查理称帝虽怀嫉视,但后来也与他建立联系。 查理在位时是西欧封建化剧烈进行的时期。战争中掠夺的土地,大量赐予亲兵和臣属,采邑制也随着战争的需要加紧推行,而许多农民因不堪负担无休止的战争,纷纷“委身”于教会或贵族。土地加速集中,封建世纪在西欧确立,并推广到欧洲中部广大地区。 内政方面,查理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行政、司法、经济管理。他将帝国划分为许多伯爵辖区,任命伯爵治理,经常派遣由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组成的巡按使团巡回视察各地执行合理化建议情况,受理并裁决重大司法案件,从而加强对帝国的控制。他还对各地的习惯法作了补充修改,要求法官具备法律知识,制定了一些陪审。查理对皇室庄园的生产管理细心过问,详加指示,对于基督教会大力护持;对于教育颇为重视,除开设宫廷学校外,他还命令教会和修道院传授文化,令人抄录古籍。他本人则从不列颠学者阿尔昆那里学习修辞辩论术和天文学,努力练习写字。西方学者把他提倡文化教育的成绩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这显然是溢美之词。而且查理的一系列措施根本上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并以基督教作为其统治工具。他对反对自己的阴谋者的严厉镇压,对萨克森的残杀,都充分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不失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建立的许多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模式。 查理晚年,北欧人对西欧的侵袭刚刚开始,查理着手巩固边防,加以防范。在这方面,阿尔弗雷德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教材古代部分没有正式讲英国的君主,因此这里仅简略介绍阿尔弗雷德,略作弥补。 英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过几位名王,但因篇幅所限,未能涉及。阿尔弗雷的时代晚于查理,他的文治武功可以与查理相媲美。但他的武功不在于侵略扩张,而在于成功地防御了北欧人,主要是丹麦人的侵略。从公元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不断遭到北欧人的侵袭,这些入侵者原来只是抢劫而去,而到865年,丹麦人大举入侵,而且志在久驻,几年内席卷了泰晤士河以北之地,进而南侵。阿尔弗雷德恰巧在此时登位,重任在肩,努力从事,经过几年艰苦奋战,终于收复泰晤士河以北部分失地,军威大震。他还下令建造大量战舰,巩固海防,为保卫国土做出了重大贡献。 内政方面,他在几种原有法律的基础上,经过选择,编成一套法典,由教会和国家共同执行。他鉴于当时连年战争,破坏严重,文化衰落,大力提倡学习。他以身作则,聘请英吉利和欧洲大陆学者前来传授学问。他亲自将教皇格雷戈里的《教士守则》和罗马时期的某些哲学、历史作品从拉丁文译成古英语。一般认为史学名著、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也是他翻译的,从而促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纂。 因此,阿尔弗雷德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国王。 西欧基督教会的势力为什么会膨胀起来 罗马帝国衰微之际,基督教会的势力却正在增长。教会大体按照罗马的行政区划,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逐级管理制度,如大主教管区、主教管区、教区等。西罗马的统治机构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失去作用,但教会的组织并未破坏,圣职人员也都保留下来。当社会上新旧交替、兵荒马乱之际,世俗政权瘫痪,教会趁机扩大影响,出面维持局面,承担社会事务,一时之内,俨然成为西欧唯一的一支自居体系的势力。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开始了日耳曼王权与教会的结合。查理大帝的基督教作为推行其统治的工具,对于教会更是护持备至。许多教会人士受到法兰克诸王的重用,甚至充当使节,参与政事。越来越多的教会领地享有“特恩权”,即教会在基中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收税之权,形同独立王国。在君主的卵翼下,教会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 经济上,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已经富裕起来。罗马法律规定,教会可以接受赐赠。法兰克许多国王更是向教会大量施赠。克洛维的孙子希尔佩里克因此慨叹教堂把财富都汲干了,王权也转到主教们的手里去了。查理大帝严格要求居民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教堂捐献土地、房屋、钱财,乃至奴仆。他本人在遗嘱中将金银、珠宝、御用衣物、金属器皿、日常用品等动产的2/3以上转给境内的21个大主教管区。另外,贫苦农民的“献地”。虔诚信徒的捐赠,教会的巧夺豪夺,大修道院得自经营土地的厚利,都使教会的产业猛增。到7世纪末,基督教会在高卢已占有1/3左右的土地。教会产业与世俗封建主产业不同的是,世俗封建主死后,其遗产由诸子分享。法兰克国家的土地曾几次在诸子之间剖分。君主有时还向臣下分封土地。因此,世俗封建主个人的地产有分散或缩减的趋势,这是后来王权衰落的原因之一,而教会没有这种情况。教会反对分散财产,力求土地保持完整。教会各级教区的主管人去职,教区产业由其后任接管。因此教会财产不断增殖。经济实力雄厚。这也是教会权势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教育上,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教会可以说是处于垄断地位。长期动乱,造成西欧文化低落,学术衰微。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尽管本人求知似渴,提倡教育,但从整个社会而言,成效有限,而且这种教育以服务于宗教为宗旨,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探讨,与拜占廷和阿拉伯帝国的钻研学问之风相比,西欧黯然失色。当时教士成为西欧唯一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阶层。那时流传下来的几部重要历史著作,如《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查理大帝传》、《伦巴德人史》等,都出自教会人士之手。教会人士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得到国家重用,并利用对教育的垄断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宣扬神学,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本身的权威地位和封建制度。 总之,从组织上和政治来看,教会处于有利地位,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教会更具优势,因此教会势力不断膨胀起来,以至不仅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而且还企图凌驾于王权之上。11世纪格雷戈里七世任教皇时,公然发布敕令,宣布教皇高于君主,教皇有权废黜君主,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一度甘拜下风。其后,教皇莫诺森三世又提出王权得自教皇,犹如月光得自日光的理论。在王权和教皇权力之间长时间的争执中,国王有时处于劣势。这种情况直到以后王权加强,才有所改变。

欧洲法律文化论文题目大全高中政治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专制到民主,也就是说,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比专制先进/进步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一种必然趋势专制社会里的社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就会采用民主制度来治理国家

从法律角度看泰坦尼克号

【内容提要】欧洲一体化是集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社会规范化、文化均质化于一身的综合性进程。欧洲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邃的理性构成了一体化广阔的人文背景和基本要素。欧洲一体化既是同一性的,又是多样性的,是“欧洲自性”和“民族自性”的结合。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以来,文化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基本原则、法律体系、机构设置及其表决机制和程序,对正在实施的欧盟东扩的范围选择、标准要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的作用将会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关键词】欧洲一体化 欧洲文化 文化影响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是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最高成就,其发展到目前的程度不仅出乎世界各国的意料,也大大超越了欧洲各国政治家们的想象。欧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和地缘政治、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欧洲一体化不仅意味着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同时也意味着欧洲文化的“均质化”。欧洲一体化始于经济领域,外溢于政治、防务和社会领域,但将终结于文化领域。欧洲各国只有在文化上紧密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欧洲,欧洲一体化才算最终实现。实际上,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启动以来,文化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和扩大,文化因素必将对整个进程产生更大的影响,甚至将直接决定一体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结局。一、欧洲文化的内涵及特点所谓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①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克罗伯(ALKroeber)和科拉克洪(Clydkluckholn)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中,借助于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他们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内隐结构和外显模式两部分。文化的内隐结构由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构成,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它是文化中最一般、也最持久的东西;文化的外显模式由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构成,它取决于内隐部分,也是内隐结构的存在和表现方式。②而政治文化则构成了一切伟大文化的核心,古希腊文化的核心不是断臂的维纳斯,而是雅典民主政体。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 它同样表现为内隐和外显两种形态。本文将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欧洲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欧洲文化经历了一个从近代到现代、从野蛮到文明的演变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的道德基础是所谓的“性恶论”和不容“异类”的观念。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人充满了自私、贪婪和做坏事的欲望,“人对人象豺狼”,社会则处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中。每个国家也都把别国看作“敌人”,在国家利益上都尽可能地“损人利己”,国际关系始终处在混乱、冲突甚至“无限”的战争中,“战争成了一种制度”。“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 在普遍仇视的状态中,“异类”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对“异教”的“十字军东征”正是这种文化的具体体现。在欧洲内部,这种文化还导致了“权力集中”和“建立帝国”。洛克文化的道德基础是“生存和容许生存”,即“我活也让别人活”。它把国际关系确定为一种竞争对手关系,从而使国际社会摆脱了战争的无限性和“国家的高死亡率”。自我克制、“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系的特征。” 而实现这一点的基本条件是约束人们和国家杀戮、作恶的法律和“法治”。因此,“性恶论”导致了欧洲法律体系的发达和欧洲人法制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制衡理论”、“均势理论”及其相关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也导致了人权观念、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的发展。秩序、法制、民主、容忍、共存等日益成为欧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洛克文化不是一种完全的法治体系”,实际不稳定的,因为“战争被认为是正常和合法的”。 而一旦约束战争的机制失灵,战争就可能再次无限化,从而回到霍布斯文化状态。康德文化的道德基础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规范性基础则是“法治”。它把国际关系定位为朋友关系,在此种关系中“非暴力和团队行为已经成为规范”,“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 温特将这种结构称之为“共同体”,认为共同体各成员建构了充分的、“群我”的集体认同。这是最高一级的文化形态。事实上,从逻辑顺序而非时间顺序上看,欧洲文化恰恰经历了从霍布斯文化到康德文化的历史演变。就目前来讲,欧洲文化比较明显地体现了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某些特点,是二者的混合体。欧洲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点,可以对其进行不同的划分。根据上述文化的两分法,可以将欧洲文化分为两部分,即内隐部分和外显部分,或称之为观念性文化和结构性文化。同时,欧洲文化不是单一的,它既是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同一性的文化,又是一个包容了不同民族文化特性的多样性的文化,“它是内涵着‘认同中有多样’(diversity in identity)和‘多样中有认同’(identity in diversity)的综合概念”,“就其整合性可见其宏观上的同(identity),由此而产生‘欧洲主义’。就其支脉的分殊性又可见其微观的异(diversity),由此而产生‘民族主义’。” 总结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论述,可以把同一性的欧洲文化(亦被称为“欧洲的自性”、欧洲的“结构认同”)归结为基督教文明、法制观念、人权观念、自由观念、平等观念、竞争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和解精神、容忍态度、协商精神、非暴力观念、秩序观念、互助观念、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浪漫主义等观念性文化,以及宪政、三权分立、普选制、代议民主制、内阁制、独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自由贸易和市场体制等结构性文化。 此外,还有欧洲各民族共有的关于建立统一欧洲的“欧洲意识”、“欧洲主义”等。而多样性的欧洲文化(亦被称为“民族的自性”、欧洲的“国家认同”)主要是指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不同的民主观念及其实施方式、法律体系的差异、经济自由度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对各自文化及其表征(语言、货币、艺术等)的钟爱以及民族历史自豪感等。例如,法兰西文化具有明显的“大陆型”特征,它的“天然联系”主要在欧洲大陆。自大革命起法国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共和民主制度,消除了一切封建残余;在法律上它属于典型的大陆法系,成文法丰富而严谨;在宗教上它属于天主教欧洲;其人民对法兰西民族悠久的语言、文学、艺术、货币、生活方式和辉煌的历史怀有一种深深的民族优越感。而不列颠文化则是“海洋型”的,它的“天然联系”首先是英殖民帝国、英联邦和美国,然后才是欧洲大陆。它对其历史上形成的君主立宪情有独钟,对19世纪“大英帝国”的辉煌充满自豪和怀恋,以至于对过去形成的一切(英语、英镑、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文学等)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在法律上,它属于英美法系,强调判例的意义;在宗教上,它属于新教欧洲。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则是一个“既极其‘保守’,又特别‘先进’、既古老又富有朝气的民族。”“它的社会制度一直是极端反民主的独裁专制制度”,直到二战后才在外来强力的推动下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是属于最优秀民族当中的一员,日耳曼民族的品质、文化、哲学、宗教、语言,等等,都是优秀无比的。”另外,德意志民族素有崇拜权威、严守纪律的传统等。 因此,欧洲文化“对‘外’是‘欧洲主义’;而对内是‘民族主义’”,欧洲联盟正“是‘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 欧洲文化的上述特点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结构特征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自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以来,欧洲一体化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不断深化和巩固的过程。从其成员构成来看,已从最初的6国发展到目前的15国,2004年5月以后还将扩大为25国,一体化的文化背景也日益丰富多彩;从一体化的领域来看,已从最初只涉及部分经济领域的煤钢共同体发展到目前包括经济、政治、外交、防务和社会各领域的全面的欧洲联盟;从发展最快的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来看,已由最初的自由贸易区经过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发展到了目前的经货联盟;它的结构体系也从最初的单一结构发展为目前复杂的三大支柱结构。而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每一步无疑都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在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之前,欧洲已先期经历了一场长达几个世纪的推动欧洲统一的文化运动。首先,欧洲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统一的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欧洲是统一于基督教信仰的,欧洲人拥有共同的“天国”和共同的上帝,拥有统一的精神世界。正是这种精神认同使欧洲各民族产生了有别于外邦的“欧洲意识”。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欧洲开始四分五裂并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之中,而这又从反面激起了欧洲人对恢复“欧洲统一”的强烈愿望。“欧洲统一”的观念首先反映在思想家的著作中,并形成了以追求和平为目的的建立新国家结构和国际结构的政治学。 欧洲民间的“促统”思想和运动也从未间断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震惊了欧洲各国,促使欧洲朝野开始认真对待欧洲联合的问题,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运动。二战结束后,在探索持久和平途径的过程中,欧洲人终于开始了以“地区一体化”为标志的统一进程,绵延数百年的欧洲联合思想终于进入了实践阶段。因此,欧洲一体化决不仅仅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它的基础性条件恰恰是欧洲各民族共有的欧洲文化。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甚至认为欧共体是“思想的结晶”。 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对一体化发展模式的影响。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欧洲文化始终处在一种“双重自性”的结构中。渴望欧洲统一的“欧洲自性”与主张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自性”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由此决定了欧洲文化和欧洲国际关系的整体面貌。在结构内部,两种“自性”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民族自性”的膨胀必然导致“欧洲自性”的萎缩,反之亦然。它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以国家主权为中心的国家利益问题。“欧洲自性”以欧洲的联合和统一为目标,各民族国家利益作为欧洲整体利益的组成部分对后者只能服从而不能超越,国家主权因而必须在较大程度上作出让渡。“民族自性”则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至高无上和不可侵犯,不承认国家之上的任何权威,它使各主权国家很难完全融为一体,导致合作的有限性,甚至导致分裂、冲突和战争。因而,当“民族自性”成为主导性欧洲文化时,欧洲就会陷入分裂和混乱,而在“欧洲自性”主导欧洲文化的情况下欧洲便会走上联合甚至一体化的道路。长期以来,“民族自性”一直是欧洲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主导因素,甚至目前主权问题依然是欧洲一体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决定了所有以损害和削弱各国主权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设计注定要失败。这也正是“联邦主义”一体化思想在实践中一再遭到拒绝的主要原因。于是,以个别领域的一体化为起点的“功能主义”和以松散联合为特征的“邦联主义”便成为欧洲各国的最佳选择。而且,一体化也只能从对主权影响最小而对和平保障最有利的领域开始,在战后初期这便是煤、钢领域。因此,欧洲一体化以煤钢共同体为突破口和起点也就不难理解了。欧洲文化的上述特点还决定了欧洲一体化只能采取渐进的、功能外溢的模式,只能从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导出其他领域的一体化。第二,对一体化法律建设和机构设置的影响。欧洲是近代民主法制思想的发源地,欧洲各国均建立了以宪政、三权分立、普选制、代议制、司法独立和法律至上为基本原则与核心内容的民主法制制度,民主法制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普遍准则。欧洲文化的这一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法律建设和机构设置。首先,它使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遵从法制的原则,确立了法律在一体化中的突出地位。欧洲一体化开始于有关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谈判,而共同体条约这一法律文件的签署和通过则标志着一体化迈出了第一步。从《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的签署到目前《欧洲宪法》的即将出台,欧洲一体化发展的每一步都首先体现为相应的法律成果,并通过法律得以巩固。欧洲一体化走过了一条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欧洲法律体系的道路。目前,欧盟已拥有一整套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容十分丰富和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长达8万页的法律文件,构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因而欧盟也被称为“法律共同体”。 其次,欧洲一体化的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代议制的特点。欧盟的主要机构有5个,即欧洲理事会、欧盟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欧洲理事会是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欧盟的大政方针;部长理事会是欧盟的主要决策机关,负责制定欧盟的法律和政策;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上述机构做出的决定和监督有关条约的执行;欧洲议会主要是一个咨询机构,具有监督、建议、审议、批准和预算等职权;欧洲法院是欧盟的最高司法机构,负责有关欧盟法律的解释、案件的审理和裁决等事宜。尽管在权力分配方面欧盟与各国明显不同,如欧洲议会未被赋予最高的立法职能等,但在欧盟各机构之间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的分立、独立和相互制衡则是极为明显的。而且,某些机构的代表由选举产生,具有代议制的特点。再次,“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存与交融使欧盟一体化机制具有极为特殊的性质特征。逻辑上,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导致欧洲一体化机制的超国家性质,而其多样性则导致一体化的政府间性质。一方面,总体上讲,目前欧洲一体化的政府间性质是很明显的。不仅其条约的创建和修改需由政府间会议讨论决定,而且其机构的活动也仅限于成员国授权的范围,其职权来源于共同条约的规定。因此,“共同机构即使权力再大,它也不可能拥有使自己不断增生的权力” 。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司法与民政事务方面尤其如此。但另一方面,在成员国让渡权力的领域,一体化活动就不再是简单的政府间性质。“在委员会提议、理事会决策、欧洲议会审查、欧洲法院作司法监督这样一个决策进程中,共同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体的活动,而非一般的政府间组织”。一般认为,“欧洲理事会明显属于政府间性质,而欧洲议会、欧洲法院、委员会等机构往往被认为属于超国家机制”,但“同一机制在不同场合也具有不同属性”。因此,欧盟“一体化机制并非具有单一的政府间性质,或超国家性质,而是多种性质并存于同一体系的不同层面。” 第三,对一体化表决机制的影响。欧盟机构的表决机制分为三种:一致同意、特定多数和简单多数。从文化角度看,其中每一种都体现了不同的意义。一致同意具有政府间属性,体现了较多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义,它给予每一个成员国以否决权。正因为如此,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一度对欧共体实施了长达6个月的“空椅子政策”,要求修改欧共体的表决机制,实行一致同意的原则。而简单多数和特定多数则具有超国家属性,体现了较多的“欧洲主义”意义。长期以来,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欧共体都实行了一致表决制,但恰恰这一点造成了其决策效率的缺乏,大大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随着欧洲联盟的成立和欧盟东扩计划的实施,原有的表决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自冷战结束以来,欧盟加快了表决机制方面的改革,逐步扩大了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主义”意识在欧盟内部的发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仅欧洲一体化的实施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广阔的文化背景,而且一体化的模式、进程、性质和特征都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三、欧盟东扩的文化视角东扩是欧盟的一项跨世纪宏伟蓝图,是欧盟在综合考察了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欧洲局势后做出的战略抉择,它将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实现欧洲的统一。与前几次扩大不同,欧盟此次扩大具有更为鲜明的文化色彩和更为明确的文化意图。首先,东扩战略是在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并进行全面改制的形势下制定和实施的,具有鲜明的文化背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带动和影响下,东欧各国纷纷摒弃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废除一党制和计划经济,并按照西欧的价值观念、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模式重构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此同时,它们纷纷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积极要求加入欧洲组织,重新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东欧国家认为,它们与西欧各国拥有共同的基督教文化和价值观念,加入欧盟既可以为其民主化进程提供新的动力,又有利于促进其民族心理的转变。与政治和经济因素相比,“社会心理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回归欧洲等于加入西方文明,回归欧洲也等于还原‘欧洲人’。”因此,加入欧盟“是这些国家在寻求它们属于西方的证言。” 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的考虑,欧盟也将东扩视为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步骤。经过十多年的酝酿和准备,2002年12月的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正式决定吸收10个中东欧国家入盟,2003年上半年签署了入盟条约。其次,欧盟为中东欧国家制定了明确的政治、文化入盟标准。与以往几次扩大不同,此次欧盟东扩除了为申请国制定了严格的经济入盟标准外,还首次明确提出了以民主、法制、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入盟标准。欧共体在最初签订“欧洲协定”时就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文化要求,将尊重民主制度、人权和市场经济作为协定的基本原则,要求联系国继续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遵守法律和维护人权。1993年制定的“哥本哈根标准”更明确地规定了联系国入盟的政治、文化条件:申请国必须是稳定的、多元化的民主国家,至少拥有独立的政党和定期选举制度、依法治国、尊重人权和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必须建立可以发挥功能的市场经济,实行竞争、价格自由化等政策;以西欧国家的法律为范本改革法律体系,逐渐与欧盟的法律制度融合。 欧盟《阿姆斯特丹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对入盟申请国的政治、文化诉求,第一次将政治、文化条件同成员国资格直接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如果申请国严重违反民主原则将被推迟接纳入盟。 此后,文化标准一直被欧盟视为接纳新成员的必要条件。再次,在确定入盟国名单和东扩边界时,欧盟表现出明显的文化选择倾向。东扩伊始,在欧盟内部就有关于“谁不属于欧洲”和“何处是欧洲边界”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文化因素被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尽管争论目前仍未结束,但首批入盟国名单表明,欧盟在确定东扩目标时有着明显的文化选择倾向。在已确定的10个首批入盟国中,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马耳他都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国家,其民主和人权状况也被认为基本达到了欧盟制定的标准。而未被接纳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等国,其国内多数居民则信仰东正教或伊斯兰教,其民主和人权状况也常常遭到欧盟的批评。 尤其是1987年就提出入盟申请的土耳其,尽管其各项经济指标普遍好于上述10国,但仍被拒之门外。究其根源,文化上的差异被普遍认为是主要原因。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前苏联共和国则在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之外,其中文化方面的考虑占有很大份量。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认为,目前的欧盟15国都是属于“被打上欧洲文化烙印”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斯洛文尼亚也都“属于共同的欧洲文化”,而塞浦路斯在文化特点方面(除去它的土耳其部分)“与欧盟成员国希腊几乎没有区别”,其他入盟候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马耳他的文化归属“存在疑问”,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国家“只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圈”,而土耳其则无庸置疑“不属于欧洲文化圈”。因此,他坚决反对欧盟考虑接纳土耳其入盟的问题,因为“如果仍有人坚持接纳土耳其加入欧盟,就必须知道,它将来以什么理由来拒绝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或者利比亚可能提出的加入申请。” 比利时前首相马尔腾斯也认为,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文化范畴,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 最后,欧盟有一整套帮助候选国改造其国内制度的文化政策。为了顺利实现东扩的目标,欧盟不仅为中东欧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入盟标准,而且还积极帮助这些国家改造国内的各项规章制度,推动其尽快达标。为此,欧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其中包括改革候选国法律体系、树立新的法制观念、完善选举制度、建立公民社会、妇女儿童权益保障、青年培训和在职培训、培育共同的欧洲观念,以及文化教育现代化等方面的内容。另外,欧盟还通过签订双边和多边协议等方式,加强了与候选国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加大了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资助力度。小结从文化视角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不了解国际体系层次的文化内容,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现实主义学者都无法解释现代国家和国家体系的行为。” 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同样如此。欧洲一体化经历了一个从局部经济领域到所有经济领域,再到政治领域和安全领域的逐步深化的过程。而一体化的每一步深化都伴随着欧洲各国在文化上的斗争和协调。一方面,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各国普遍发展与繁荣起来的共同的“欧洲文化”促进了它们的接近和融合;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又使各国在建立统一的“欧洲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进行某种程度的“碰撞”和“整合”。正是在这种“碰撞”和“整合”过程中,欧洲文化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均质化”,变成了一种难分你我的混合体。实践证明,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深化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欧洲文化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多的色彩。正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指出的,“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作为欧洲一体化的组成部分,欧共体(欧盟)的扩大同样受到文化因素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此次欧盟东扩中文化的影响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而无论是此前接纳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芬兰,还是目前对东欧十国的接纳,更不用说将来对土耳其的接受,都存在一个对被接纳者进行文化改造和融合的问题。相对来讲,经济和政治的改造要容易得多,而文化的改造和融合则是一个极其艰巨和复杂的过程;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文化改造要容易得多,而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欧盟内部的文化影响将会越来越突出,文化之争也会越来越激烈。一方面,一体化向政治、安全领域的扩散和外溢将直接触及欧盟各成员国国家主权的核心和最敏感的部位,从而刺激各国内部民族主义的神经,这势必会引起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弹(近年来欧洲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正是这种反弹的表现)。另一方面,“每吸收一些新成员,就意味着增加了‘共同体’的多样性” ,也意味着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和融合增添了某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处理好欧盟共同利益和各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将更加困难。近年来,“欧盟几个主要成员国公众对(欧盟)扩大的支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德国和爱尔兰均下降了4个百分点,英国下降了3个百分点,希腊下降了6个百分点。法国赞成和反对扩大的比例为40:47。” 这也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阻力将越来越大。然而,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共同的利益将使欧洲各国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使欧洲文化具有很大的向外辐射和传播的功能,它的一整套制度、规则、标准、价值观和文明理念被认为是符合人类利益的积极成果,且行之有效。因此,欧盟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将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首先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地中海沿岸国家等。其中许多国家已明确表达了加入欧洲一体化的意愿,并在实践中积极向欧盟标准靠拢。这为进一步扩大欧盟在国际上的影响、提高欧盟的国际地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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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封建制度 西欧封建制度的基本概念是: ①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 ②形成了与封主封臣制相适应的封土制度; ③中央权力衰落,各封建主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 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 1、封建土地关系的确立;在东西法兰克王国,分别以《米兰敕令》和《克尔西敕令》为标志,承认贵族领地世袭。 2、自由民农奴化。 关于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问题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罗马时期,奴隶制度曾经达到高度发展。奴隶数量之多,价格之低,在古代世界是空前的。到中世纪,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而在西欧占有统治地位。从历史分期来说,我国史学界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世界古代史的结束。而从一种剥削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来说,则有一个逐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新的生产关系总是在旧社会的内部产生的。西欧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在罗马奴隶社会内部萌芽的。西欧封建制度是在罗马封建因素产生和日耳曼人氏族制度解体的基础上形成的。 大家知道,还在罗马时期,封建因素已经存在,这就是隶农制。隶农原指耕种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或移民。后来由于奴隶制的危机不断加深,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农庄越来越无利可图,大土地所有者于是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小农,奴隶或入境的日耳曼人。这些租种土地的人统称为隶农。这种剥削方式在共和国末期已经出现,而在以后危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它作为延缓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隶农租种土地,必须按照规定履行义务,如交纳一部分收成,在耕种和收获期向土地所有者提供劳役,等等。完成这些义务,隶农就可以使用土地,使用大地产上原有的水源、树林、草地,还可以在交税的条件下使用磨坊和压榨机。 这里需要指出,大土地所有者在分块出租其土地的同时,往往保留一部分土地,归其自用;他们在利用其奴隶各自耕种小块份地的同时,也往往保留一部分奴隶耕种自用地。这部分奴隶与前一种奴隶有所不同,他们由主人统一使用,没有自己的经济;而租种土地的奴隶则有自己的小茅屋,虽然他们也像租地小农一样交租,提供劳役,不过他们的身分仍然是奴隶。这些租种土地的小农和奴隶是大土地所有者自用地的补充劳动人手。 这种现象,表明罗马大地产的经营方式出现一些变化。它已经不是集中管理的奴隶制大农庄,而是一部分出租,一部分自用,由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田地交错而成的一种结构。两部分土地既交错又相邻近,便于佃户履行劳役。这种经济结构我国或称之为庄园,或称之为别庄,它除经营农业生产外,还有作坊生产日常用品,经济基本可以自给。 这种经济结构是罗马大土地所有者的一种经营方式。实际上,土地经营情况多种多样,并非千篇一律。劳动者的身分也有各种差别。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外甥兼养子小普林尼,在给他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说他的一处地产上已经没有奴隶,与它相毗邻的另一处地产上也没有。而且,社会上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也还有独立的小农。这种小农靠家庭成员和少数奴隶种地,不过根据估计,隶农越来越处于重要地位。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由于小农不堪豪强压迫勒索,已经出现被迫将土地交给有势力的人,再向他领种土地的情况。这时奴隶和隶农起义,奴隶逃亡频频发生奴隶制更是岌岌可危。 日耳曼人长期处在民族社会阶段。根据塔西佗的记载,1世纪时,日耳曼人也有一些奴隶,但是这些奴隶并不像罗马奴隶制盛行时的奴隶那样从事有组织的劳动,而是分别居住,各有家室;他们耕种土地,只须向主人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和牛等实物,此外并无负担。日耳曼人经常作战,军事首领拥有很多亲兵,结成依从关系。亲兵分成若干等级,效忠首领,平时拥护他的地位,战时保护他的身体;首领供养亲兵,并将掳获的战利品分给他们。这时日耳曼人已经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到灭亡西罗马帝国时,他们的民族正趋于解体。 日耳曼人击溃了罗马奴隶主的政权,克洛维由一个部落首领顿时成为大片土地的统治者。但是日耳曼人为数不多,在高卢人口中所占比重甚小,其社会发展阶段又低于罗马,过去并没有一套管理整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和制度,也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他们在处理日常政务方面,特别是在教会事务方面,大量起用文化程度较高、经验较丰富的高卢——罗马人。而高卢的土地,则大量为日耳曼人分享,其中无以国王占地为多。日耳曼人原有的亲兵制,也在新的物质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过去,日耳曼部落首领酬赏亲兵的是掠获的战利品。现在国王占有广大地产就以土地赏赐亲兵、部下。虽然长时期内连年征伐,内乱频仍。出征掠夺仍不失为一个额外财源,但地土毕竟已成为重要财富。亲兵们在分得土地的同时,也得到土地上的劳动者,并沿用现有的土地经营方式。封建制度在这种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 奴隶劳动这时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奴隶并未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而消失净尽。而且由于日耳曼人连年征战,掠人为奴,加上天灾人祸,生活无着的人卖身为奴,有人因此认为在最初的时候,有的地方奴隶反而有所增加。但这只能看成暂时现象,奴隶制度毕竟已经过时,而且这时候的奴隶与希腊、罗马奴隶制高峰时期的奴隶处境有所不同。这时农业奴隶大多分有土地,有独立的的经济和家室。向主人交租并服劳役,只是他们的负担比较重。后来,由于破产农民迫不得已向附近的贵族、教会“献地”,由于采邑制的推行,等等,大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封建化的进程加速推进,奴隶逐渐消失,各种类型的依附农民区别不断缩小,汇合到农奴的行列中去。 为了减轻难度,减少理论概念,九年制义务教材没有也不必讲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而只是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主“主要依靠剥削农奴为生。”对于初中学生来说,知道封建主和农奴这两个名词概念就可以了。教师需要掌握的是,在封建社会里,仍然存在自由农民。虽然他们地位并不稳定,常因破产丧失土地,沦为依附农民,但是并非全部自由农民一概沦为农奴。他们有的私有土地,有的租种土地,身分自由。因此课文提到“主要”二字,是为了更符合事实。 关于封建等级制度 配合封建制度,课文附有一幅《西欧封建等级》图解,以增加形象性,补充文字之不足。图解主要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构成。封建等级制度与日耳曼人的亲兵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这里作几点补充: 关于封建等级,从地位高下来说,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以下大、中、小封建主依次降等。地位越低,人数越多,因此封建等级制度被喻为封建金字塔。但是从分封关系来说,并不限于国王只封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只封中等封建主,以此类推。封君分给封臣的土地,有多有少,依从于封君的封臣,可大可小。特别是骑士,骑士制度是随着采邑制的推行而发展起来的。原来法兰克军队由自由农民组成,随着自由农民的不断破产,兵源减少,于是改用以服骑兵兵役为条件封赐土地的办法,以充实国家的战斗力量。骑士土地较少,自备盔甲、武器、战马。他们作为以战斗为业的队伍,对各级封建主来说,都很需要。因此国王有自己直属的骑士,其他封建主也一样。遇到战争,骑士有义务随封君作战。后来由于火炮的应用、雇佣兵的服役,骑士的作用减少,骑士阶层趋于贫困没落。《堂吉诃德》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关于封建金字塔下面的劳动者,原来高中课本提到被压在塔下面的是农奴,而本书图解中注的是农民和城镇平民。这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剥削关系。农奴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是基本的被剥削群众。但是大小封建主的剥削对象,并不限于农奴。独立的小农和其他身分的农业劳动者,都处在封建主的统治下,其所受的剥削与农奴相比,在程度上会有差别,但受剥削则是其基本的方面。因此,这里的农民总的指农村广大的劳动者,含义比较广泛。至于城镇平民,也同样受封建主的压榨,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城市最初是在封建主的领地上重新兴起的,封建主以种种手段加以勒索,城市越富,勒索越重,城镇居民都受其害,普通平民尤其不堪负担。因此图解将城镇居民也列在金字塔下面。 关于封建等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按照惯例,封君必须保护封臣,裁决封臣之间的纠纷。封臣的最高义务是效忠封君,并在封君被俘需赎金,或有其他需要时,献上一定的助金。这种关系发展的结果,会形成“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现象。根据西方一些学者研究,这种情况历史上曾存在于今天法国的一些地区,但还不能说极其普遍。法国由于封建主的强大,查理大帝死后,王权日渐衰落。后来历代国王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才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而在英国,情况有所不同。诺曼征服以后,威廉一世即申明国王是一切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法律规定,依附农民的份地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国王。威廉并要求大小封建主,包括封臣的封臣,一律宣誓效忠于他,并服军役。这与法兰克国家只要求直属封臣效忠的情况不同。因此威廉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关于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国王 教材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力求作较全面的介绍。由于篇幅所限,西欧封建社会早期重点讲的,只有查理大帝。查理是当时欧洲最有名的历史人物,他的文治武功对欧洲有很大影响。 查理大半生都从事戎马生涯。当王子时,他就受到军事训练,随父出征。即位之后,他为了扩大其统治,夺取土地和劳动人手,进行了50多次战争,征服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王国,进军罗马,把意大利中部献给教皇,并侵入西班牙,夺得厄布罗河以北土地。历时最久且最残酷的是对萨克森人的战争,自772 到804年,前后30余载,进军达18次。萨克森人当时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们顽强抵抗。查理采取残杀和强制推行基督教的手段,有时就以不皈依基督教为借口,一天杀数百人。战争结果使国家版图大为扩大,并赢得周边各族的畏服,至阿拉伯哈里发也和他有使节往来,拜占廷皇帝对查理称帝虽怀嫉视,但后来也与他建立联系。 查理在位时是西欧封建化剧烈进行的时期。战争中掠夺的土地,大量赐予亲兵和臣属,采邑制也随着战争的需要加紧推行,而许多农民因不堪负担无休止的战争,纷纷“委身”于教会或贵族。土地加速集中,封建世纪在西欧确立,并推广到欧洲中部广大地区。 内政方面,查理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行政、司法、经济管理。他将帝国划分为许多伯爵辖区,任命伯爵治理,经常派遣由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组成的巡按使团巡回视察各地执行合理化建议情况,受理并裁决重大司法案件,从而加强对帝国的控制。他还对各地的习惯法作了补充修改,要求法官具备法律知识,制定了一些陪审。查理对皇室庄园的生产管理细心过问,详加指示,对于基督教会大力护持;对于教育颇为重视,除开设宫廷学校外,他还命令教会和修道院传授文化,令人抄录古籍。他本人则从不列颠学者阿尔昆那里学习修辞辩论术和天文学,努力练习写字。西方学者把他提倡文化教育的成绩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这显然是溢美之词。而且查理的一系列措施根本上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并以基督教作为其统治工具。他对反对自己的阴谋者的严厉镇压,对萨克森的残杀,都充分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不失为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建立的许多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模式。 查理晚年,北欧人对西欧的侵袭刚刚开始,查理着手巩固边防,加以防范。在这方面,阿尔弗雷德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教材古代部分没有正式讲英国的君主,因此这里仅简略介绍阿尔弗雷德,略作弥补。 英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过几位名王,但因篇幅所限,未能涉及。阿尔弗雷的时代晚于查理,他的文治武功可以与查理相媲美。但他的武功不在于侵略扩张,而在于成功地防御了北欧人,主要是丹麦人的侵略。从公元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不断遭到北欧人的侵袭,这些入侵者原来只是抢劫而去,而到865年,丹麦人大举入侵,而且志在久驻,几年内席卷了泰晤士河以北之地,进而南侵。阿尔弗雷德恰巧在此时登位,重任在肩,努力从事,经过几年艰苦奋战,终于收复泰晤士河以北部分失地,军威大震。他还下令建造大量战舰,巩固海防,为保卫国土做出了重大贡献。 内政方面,他在几种原有法律的基础上,经过选择,编成一套法典,由教会和国家共同执行。他鉴于当时连年战争,破坏严重,文化衰落,大力提倡学习。他以身作则,聘请英吉利和欧洲大陆学者前来传授学问。他亲自将教皇格雷戈里的《教士守则》和罗马时期的某些哲学、历史作品从拉丁文译成古英语。一般认为史学名著、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也是他翻译的,从而促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纂。 因此,阿尔弗雷德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国王。 西欧基督教会的势力为什么会膨胀起来 罗马帝国衰微之际,基督教会的势力却正在增长。教会大体按照罗马的行政区划,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逐级管理制度,如大主教管区、主教管区、教区等。西罗马的统治机构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失去作用,但教会的组织并未破坏,圣职人员也都保留下来。当社会上新旧交替、兵荒马乱之际,世俗政权瘫痪,教会趁机扩大影响,出面维持局面,承担社会事务,一时之内,俨然成为西欧唯一的一支自居体系的势力。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开始了日耳曼王权与教会的结合。查理大帝的基督教作为推行其统治的工具,对于教会更是护持备至。许多教会人士受到法兰克诸王的重用,甚至充当使节,参与政事。越来越多的教会领地享有“特恩权”,即教会在基中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收税之权,形同独立王国。在君主的卵翼下,教会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 经济上,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已经富裕起来。罗马法律规定,教会可以接受赐赠。法兰克许多国王更是向教会大量施赠。克洛维的孙子希尔佩里克因此慨叹教堂把财富都汲干了,王权也转到主教们的手里去了。查理大帝严格要求居民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教堂捐献土地、房屋、钱财,乃至奴仆。他本人在遗嘱中将金银、珠宝、御用衣物、金属器皿、日常用品等动产的2/3以上转给境内的21个大主教管区。另外,贫苦农民的“献地”。虔诚信徒的捐赠,教会的巧夺豪夺,大修道院得自经营土地的厚利,都使教会的产业猛增。到7世纪末,基督教会在高卢已占有1/3左右的土地。教会产业与世俗封建主产业不同的是,世俗封建主死后,其遗产由诸子分享。法兰克国家的土地曾几次在诸子之间剖分。君主有时还向臣下分封土地。因此,世俗封建主个人的地产有分散或缩减的趋势,这是后来王权衰落的原因之一,而教会没有这种情况。教会反对分散财产,力求土地保持完整。教会各级教区的主管人去职,教区产业由其后任接管。因此教会财产不断增殖。经济实力雄厚。这也是教会权势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教育上,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教会可以说是处于垄断地位。长期动乱,造成西欧文化低落,学术衰微。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尽管本人求知似渴,提倡教育,但从整个社会而言,成效有限,而且这种教育以服务于宗教为宗旨,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探讨,与拜占廷和阿拉伯帝国的钻研学问之风相比,西欧黯然失色。当时教士成为西欧唯一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阶层。那时流传下来的几部重要历史著作,如《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查理大帝传》、《伦巴德人史》等,都出自教会人士之手。教会人士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得到国家重用,并利用对教育的垄断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宣扬神学,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本身的权威地位和封建制度。 总之,从组织上和政治来看,教会处于有利地位,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教会更具优势,因此教会势力不断膨胀起来,以至不仅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而且还企图凌驾于王权之上。11世纪格雷戈里七世任教皇时,公然发布敕令,宣布教皇高于君主,教皇有权废黜君主,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一度甘拜下风。其后,教皇莫诺森三世又提出王权得自教皇,犹如月光得自日光的理论。在王权和教皇权力之间长时间的争执中,国王有时处于劣势。这种情况直到以后王权加强,才有所改变。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封建制度与神权政治的来源PASSANT520 罗马帝国衰微之际,基督教会的势力却正在增长。教会大体按照罗马的行政区划,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逐级管理制度,如大主教管区、主教管区、教区等。西罗马的统治机构随着帝国的灭亡而失去作用,但教会的组织并未破坏,圣职人员也都保留下来。当社会上新旧交替、兵荒马乱之际,世俗政权瘫痪,教会趁机扩大影响,出面维持局面,承担社会事务,一时之内,俨然成为西欧唯一的一支自居体系的势力。克洛维接受基督教,开始了日耳曼王权与教会的结合。查理大帝的基督教作为推行其统治的工具,对于教会更是护持备至。许多教会人士受到法兰克诸王的重用,甚至充当使节,参与政事。越来越多的教会领地享有“特恩权”,即教会在基中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收税之权,形同独立王国。在君主的卵翼下,教会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 PASSANT520 经济上,罗马帝国时期教会已经富裕起来。罗马法律规定,教会可以接受赐赠。法兰克许多国王更是向教会大量施赠。克洛维的孙子希尔佩里克因此慨叹教堂把财富都汲干了,王权也转到主教们的手里去了。查理大帝严格要求居民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向教堂捐献土地、房屋、钱财,乃至奴仆。他本人在遗嘱中将金银、珠宝、御用衣物、金属器皿、日常用品等动产的2/3以上转给境内的21个大主教管区。另外,贫苦农民的“献地”。虔诚信徒的捐赠,教会的巧夺豪夺,大修道院得自经营土地的厚利,都使教会的产业猛增。到7世纪末,基督教会在高卢已占有1/3左右的土地。教会产业与世俗封建主产业不同的是,世俗封建主死后,其遗产由诸子分享。法兰克国家的土地曾几次在诸子之间剖分。君主有时还向臣下分封土地。因此,世俗封建主个人的地产有分散或缩减的趋势,这是后来王权衰落的原因之一,而教会没有这种情况。教会反对分散财产,力求土地保持完整。教会各级教区的主管人去职,教区产业由其后任接管。因此教会财产不断增殖。经济实力雄厚。这也是教会权势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PASSANT520 文化教育上,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教会可以说是处于垄断地位。长期动乱,造成西欧文化低落,学术衰微。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尽管本人求知似渴,提倡教育,但从整个社会而言,成效有限,而且这种教育以服务于宗教为宗旨,谈不上真正的研究探讨,与拜占廷和阿拉伯帝国的钻研学问之风相比,西欧黯然失色。当时教士成为西欧唯一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阶层。那时流传下来的几部重要历史著作,如《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查理大帝传》、《伦巴德人史》等,都出自教会人士之手。教会人士凭借文化上的优势,得到国家重用,并利用对教育的垄断和群众的宗教信仰,宣扬神学,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本身的权威地位和封建制度。 PASSANT520 总之,从组织上和政治来看,教会处于有利地位,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教会更具优势,因此教会势力不断膨胀起来,以至不仅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而且还企图凌驾于王权之上。11世纪格雷戈里七世任教皇时,公然发布敕令,宣布教皇高于君主,教皇有权废黜君主,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一度甘拜下风。其后,教皇莫诺森三世又提出王权得自教皇,犹如月光得自日光的理论。在王权和教皇权力之间长时间的争执中,国王有时处于劣势。这种情况直到以后王权加强,才有所改变。PASSANT520 西欧封建制度的基本概念是: ①封建主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封君封臣关系; ②形成了与封主封臣制相适应的封土制度; ③中央权力衰落,各封建主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 很明显,这是与神权,中央集权相矛盾的,因此,王权与神权的斗争,王权与地方势力的斗争,长久不曾停止。PASSANT520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复兴,地方势力逐渐加强,王权也一定提高,神权则日趋衰弱,知道文艺复兴与新教诞生,神权政治的时代成为过去PASSANT520 1215大宪章的签订。则是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斗争的典型势力,为以后的互相融合,互相尊重的内阁制度和宪政打下基础。 大概这样,LZ最好润色一下语言,字数1000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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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意大利的诺曼征服---------最后的维京征服浪潮  11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由上升而趋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诸多社会矛盾凸现,各种民族或政治力量竞相登台,交互影响。前此曾泛滥于大半个欧洲沿海的维金运动虽呈退潮之势,但这些北欧海盗后裔们移居法国诺曼第后依然热情不减,活力充溢,此刻终于再度冲动,北跨海峡,入主英伦,出演了著名的“诺曼征服”的雄壮活剧。与此同时,又南徙意大利,以军事和外交手段,步步为营,兼并蚕食,展开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征服运动,辗转缔造了一个辉煌强盛的西西里王国。  就时间顺序和内容性质而言,诺曼人在南意的活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11世纪上半叶初涉南意,立稳足跟;二、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初吞并南意诸领地,进征西西里,争霸地中海;三、12世纪创建诺曼西西里王国,征服运动达至全盛期。  位于法国西北海岸的诺曼第公国,是10世纪初始建于西欧大陆的第一块稳固的北欧人拓殖地。此后一个多世纪来,诺曼第不仅又陆续吸纳了许多新来的同族移民,而且也在法国当地经济文化氛围的濡染下,迅速迈入封建化历程。  随着相对和平环境下的人口增殖过速,这块偏居一隅的领地显得愈益狭小,不断有人开始向外迁移,以另谋生计。这些流徙于外的人中,不乏破产潦倒者,为了逃避诺曼第公爵的法律约束,也有“被日渐增多的兄弟排挤的无地子弟”。[诺曼第存在诸子均分制的继承传统,受此影响,各子所能分得的土地太少,乃至于一无所有。当时从诺曼第外迁人口的数字,未有准确记载,但估计当不在少数。一般认为,11世纪是西欧从中世纪早期的破坏状态中得到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和人口都有相当的增长。亨利?皮雷纳甚至把高出生率称作“11世纪的特点之一”,“在这个时期,家庭中人丁兴旺的现象似在贵族中和在农民中一样地普遍。年轻的小伙子到处皆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乡土上人满为患,渴望到远方去碰碰运气”。显然,这就从本土社会游离出来了一股焦躁不安的力量。  起初,同MSL交战的西班牙,曾吸引过像罗杰?德托埃斯尼这样的诺曼人骑士前往,但结果并不持久。倒是随后兴起的向意大利方向的冒险,给诺曼人带来了成功与希望。这不仅是因为意大利地处地中海的交通要冲,素来是基督徒去近东朝觐的必经途程之一,而且本身也有不少宗教圣迹,颇具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意大利气候温和,物阜民丰,其丰沛的文物财富历来受到形形色色外族的觊觎,并成为列强的逐鹿之所。南部意大利当时政局动荡,诸种势力交错击撞,乱象纷呈。罗马教廷以教皇国版图为依托,四出伸手,干预各地世俗事务。拜占廷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一直在此占有若干块领地,诸如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等,派驻总督、军队监管。先后以北非阿格拉布和法蒂玛王朝为后盾的阿拉伯埃米尔们,则仍盘踞着富庶的西西里岛大部分。此外,野心勃勃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皇帝和伦巴第的大小王公贵宵,也都纷纷插足其中。他们彼此攻伐,战端频起。这种紊乱之局已实际上瓦解了意大利的任何对外防范能力,给外部势力的介人以可趁之机。  诺曼人最初是以朝觐者的身份进人南意的,其巡礼活动包括参拜阿普利亚地区加尔加诺山的大天使圣迈克尔圣迹。据说,1016年,一批40名诺曼人从圣地返回途中,曾帮助击退了一支进攻萨莱诺城的阿拉伯舰队。萨莱诺的伦巴第王公盖伊马尔四世对他们予以挽留,援为己用,并许诺付给薪饷。他还要求派一些诺曼骑士赴其宫廷服役。自此,诺曼人开始同意大利发生了联系。①  另一则报道提到,由首领德朗若率领的一支诺曼人队伍约二百人,在南意加尔加诺山被一位名叫梅莱斯的巴里城市民说动,加人其反抗拜占廷统治的运动。诺曼人于那不勒斯登陆,初战告捷,旋即在坎尼之战(1018年)中为兵力和武器装备均居优势的拜占廷军队所败。1019年,梅莱斯被迫投奔德意志,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求助,不久殁于德皇宫廷。而那些曾跟随梅莱斯的诺曼人,则因未获合法的居留地,不得不流落于南意的山岭溪谷间,或打家劫舍,或替人充当雇佣兵来维持生计。  诺曼人雇佣兵队伍,渐成南意一股不可小觑的特殊势力。他们表面上仰人鼻息,受制于人,替雇主效命征战,实际上却颇具回旋余地,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优良的军事素质和昂扬的士气,往往助其克敌制胜。而南意的各种原有势力,从卡普亚、本尼凡托到萨莱诺和那不勒斯的公侯们,出于自身利害计,往往也在其相互争斗中竞相召请和利用诺曼人雇佣兵,以至这块政治祛码价值骤升,愈发显得举足轻重了。诺曼人深谙此中之道,乐得左右逢源,纵横捭阖,钻营周旋于各方之间,竭力抬高其政治要价,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好处。南意的权力天平也就随之摇摆不定。  1021~1022年,诺曼人一度加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远征意大利的队伍,但所获不丰。他们像其祖辈当年在法国一样,很快便不满足于仅以金钱和战利品之得作为服役打仗的报酬,而希冀于获取永久性的居留地,建立一个新诺曼第。不久,那不勒斯公爵塞尔吉乌斯因政争中被逐,得诺曼人相助而复政,遂在1029年回赠一块土地,以表谢忱。诺曼人在此建起阿韦尔萨城。这座小城位于那不勒斯和卡普亚之间,起初仅作防御敌对的卡普亚公爵潘杜尔夫四世的一座堡垒,结果却成为诺曼人在南意土地上设置的第一块稳固的定居地。这块以雷努尔夫伯爵为首脑的领地,在法律上曾被视作康拉德二世的一块封土,与神圣罗马帝国维系着名义上的臣属关系。  此后,阿韦尔萨犹如磁石般吸引了一批批诺曼人,从法国络绎涌来。“贫者为摆脱生活困境的愿望所驱使,富者受到希望的激励……阿韦尔萨不受约束的生活准则给那些地方上的亡命徒,给每一个力图躲避上司不公正或公正惩罚的逃亡者提供庇护和鼓舞。”未几,这些外来移民便迅速地在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上融人了当地社会。  经营南意的诺曼人中,最负盛名而又最具影响力的当推奥特维尔家族诸兄弟:诺曼第科唐坦骑士奥特维尔的坦克雷德有12个儿子,其中3个儿子即长子威廉和德罗戈、翁弗莱,于1036年率领部众首抵南意②。他们最初效命于萨莱诺公爵瓜伊马罗四世,助其拓疆略地,势力逐渐兴起。  自9世纪下半叶西西里岛被阿拉伯人征服以来,拜占廷帝国就一直期盼有朝一日在该岛匡复失土。1038年,拜占廷驻南意的行省总督(Cata-Pan)马尼埃克斯再度组织对西西里的远征。诺曼人受马尼埃克斯召请,投效于他的靡下,战斗中一再显露其过人的勇气和能征惯战的军事素质。他们的先头部队首先在西西里登陆,一举夺占重镇墨西拿。1040年在锡腊库扎交战中,奥特维尔家族的长兄铁臂威廉将该城埃米尔刺翻于马下。拜占廷依靠诺曼人的援助,连克13城,一度重新控制了西西里大部。旋因分配战利品引起的争执,致使诺曼人愤而离去。  奥特维尔家族兄弟返回意大利大陆后,与阿韦尔萨的诺曼人结成联盟,侵扰各地,以报复拜占廷人的背信弃义行为。1042年坎尼之战,他们大败拜占廷军,瓜分所掠之地,随后推举其首领铁臂威廉为阿普利亚伯爵,仍奉萨莱诺公爵瓜伊马罗四世为宗主,以梅尔菲为统治中心。阿韦尔萨的雷努尔夫则分得西博托和加尔加诺山两地。  早期活跃于南意的诺曼人军队,数量有限。吉本说他们上阵时不超过700骑兵、500步兵,却被人夸大为6万之众。可是,其活动能量却颇惊人。他们从已经控制的阿韦尔萨和梅尔菲两据点频频出击,态意扩张。  奥特维尔家族统治的梅尔菲政权,在组织结构上,差不多像是个“自行组建的贵族共和国”。它的最高统治层系由12名经民众推选的伯爵组成,他们的年龄、出身和功业是人们选择的依据。他们各自有特定的领地,所出贡赋分别拨归其用。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心还建有城堡,充任其附庸们的领主。12名伯爵在梅尔菲都拥有单独的住房,在那里共同组成二个类似贵族会议性质的军事立法机构(senate),共理国政。这个立法机构的首席贵族、主管长官和将军,就是拥有阿普利亚伯爵头衔的铁臂威廉。  1046年威廉死后,其二弟德罗戈继任阿普利亚伯爵。同阿韦尔萨的同胞们一样,他也接受了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册封,以便给自己披上一件带有保护色的外衣。自此诺曼人在充斥贪婪和阴谋的南意政争里愈陷愈深,“他们既不爱人,也不信任人;既不受人信任,也不被人爱。对王公们的蔑视中搀杂有恐惧情绪,而对本地人的恐惧中又混合着仇视与怨恨。”拜占廷人曾试图说服诺曼人让出在南意的占领地,并以金钱诱使其充当皇室雇佣兵去与波斯作战,但徒劳无功。1051年,亲拜占廷势力刺杀了德罗戈,三弟翁弗莱继立为阿普利亚伯爵。  诺曼人一仍其旧,杀伐掳掠,横行南意各地,他们与日俱增的影响,愈益引起了各方的忧虑和戒备。罗马教皇利奥九世筹划应对之策,欲图联合德皇亨利三世和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协力将诺曼人逐出南意,未果。利奥九世只得单枪匹马自领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去迎敌。  1053年6月18日,教皇兵败奇维塔泰,沦为诺曼人囚虏,不意却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诺曼胜利者忽然全体跪倒在他们的俘虏面前,乞求教皇的赐福,并恭敬地释放了他,还“同意将阿普利亚作为教廷的领地”。随后翁弗莱礼送教皇返罗马。教皇接受诺曼人的和解之举,转而捐弃前嫌,化敌为友,以上帝代理人的名义认可了诺曼人的征服活动及其所获成果。  在双方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近乎结盟的特殊关系。这显然为利害所系,较之中古初期法兰克王室与教廷的关系,不无异曲同工之妙。诺曼人虽虔信基督教,怀有浓烈的宗教热情,但更深悉,要在诸强林立的意大利立稳脚跟,一展宏图,赢取教会的好感和允准,倚恃教皇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是极为必要的。而另一方面,教皇也同样看重世俗武力的强大作用,欲借诺曼人的刀剑去剪除宿敌,以遂称霸之愿。  拜占廷从8世纪起一直将南意广大地区置于其东正教牧首的管辖范围之内。天主教罗马教廷为扩张其势力,谋求全基督教世界最高主宰的地位,与拜占廷之间就教区管辖权问题屡生嫌隙。诺曼人介入南意,并对拜占廷辖区大刀阔斧地侵袭蚕食,恰恰扰乱了既定政治秩序,客观上替教皇排挤敌手、夺取南意教区两统治权廓清了道路,这无疑成为加速1054年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正式决裂的催化剂。  从当年以朝圣者和雇佣兵身份初涉南意,到11世纪中叶崭露头角,占地称侯,并赢得教皇青睐,不过短短三四十年,诺曼人已然大体奠立了自己在南意的政治根基。  ①另说诺曼人初到南意约始于1015年:参阅赫·赫德·德·普·韦利编:《意大闹简史):。罗念生朱海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上册,第77页。  ②亦说约1035年抵意。参阅《简明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8卷。“翁弗莱条。  二  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初,是诺曼人在整个南意及周邻地区大举扩展的重要时期。其间,诺曼人首领罗伯特?圭斯卡德及其弟罗杰一世起了十分显著的历史作用。  罗伯特?圭斯卡德是奥特维尔的坦克雷德的第六子。他不仅是勇武俊逸的一介骑士,而且是个精于欺诈蒙骗谋略的政治老手。“圭斯卡德”为其绰号,意即“狡猾者”。  然而,罗伯特。圭斯卡德的早年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1047年左右离开诺曼第到意大利,初时仅随身带有5名骑士、30名步兵。在加入南意权力财富再分配的角逐中,作为后来者,他遭到兄长的妒忌和排斥,一度落魄乡野,居无定所,以窃牛劫夺、敲诈勒索为业:直至1053年他参与指挥打败教皇的奇维塔泰之役,非凡的领导才干方得显露。1057年,兄翁弗莱死,罗伯特逐其二子,被国人选立为阿普利亚伯爵和将军。  1059年,他同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梅尔菲达成政教协议,在向异教徒开战的名义下,提出了远征西西里、使西西里重归基督教势力范围的计划。尼古拉斯二世乃正式授封罗伯特以“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头街,并预先许之以西西里。此举标志着“罗马教廷和诺曼人之间正式同盟关系的缔结,”从此诺曼人在南意的统治正式合法化,同时也意味着教廷对南意最高宗主权的确立。  1060年,诺曼人攻陷勒佐,完成了对位于意大利半岛靴尖部分的全部卡拉布里亚的占领,从而获得进攻西西里的最优越的跳板。翌年,诺曼人渡海攻占墨西拿,拉开了旷日持久的西西里征服战的帷幕。他们首先利用岛上阿拉伯埃米尔们的彼此不和,同巴勒莫埃米尔伊本?阿特-西姆纳结盟,使其中立,为夺获墨西拿这第一个进兵据点赢得了机会。从军事上说,此战是两栖登陆作战的一个范例。诺曼人原本擅于骑马陆战,为在登陆后能迅速发挥其战技所长,他们甚至在横渡海峡时使用了专门载运战马的特殊船只。  诺曼人征服西西里的直接指挥者是罗伯特?圭斯卡德之弟罗杰一世,奥特维尔家族十二兄弟中的最年幼者。他于1057年来意大利,旋即参加了攻取卡拉布里亚的战斗。1064年,诺曼人欲乘巴勒莫埃米尔新丧之机,夺取该城,未果。1068年,罗杰一世击败北非齐里王朝派来增援西西里阿拉伯人的军队,占领该岛北部和东部。1072年攻陷巴勒莫,罗杰一世始称西西里伯爵。此后,他又迭克特拉帕尼(1077年)、陶尔米纳(1079年)、锡腊库扎(1085年)、恩纳(1087年)、布特拉(1088年)、阿格里真托(1089年)等地。1091年,诺曼人攻陷诺托,最终完成了对西西里全岛的征服。  耐人寻味的是,以罗伯特?圭斯卡德和罗杰一世的指挥才能及诺曼军队的战斗精神与军事技能,征服西西里这个不大的岛屿何以竟耗费了30年之久?  首先,诺曼人兵力不足。奥特维尔家族本身并没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可供支配,而主要靠非官方的武装志愿人员,缺乏稳定性。据说,罗杰一世手下服役的骑士不过百名,也有学者认为罗杰的重甲骑兵为几百名,即使加上辅佐人员,亦相当有限。按吉本的说法,罗杰一世初次登上西西里敌岸时仅带了60名士兵。在塞拉米奥平原交战时,他只有136名骑兵。围攻特拉尼城堡时,人稍多,也不过300人。且不论所述有否溢美的成分,但其军队人少,大致是可信的,很多仗往往以寡敌众,以少胜多。所以,在短时期内,尤其在前期力量对比不利时,诺曼人难以组织起持续的大规模攻势,恐怕也是事实。  其次,罗伯特不时受到来自诺曼人内部各种派系的牵制及难题的困扰,包括贵族会议对他权威的挑战,对行动计划的阻挠。翁弗莱之子的复仇密谋,罗伯特的无情镇压和处置,都不免消耗和分散了诺曼人的精力和兵力。  此外,诺曼人还须应付大陆上的其他敌人。与拜占廷、伦巴第人残余势力作战,卷入教皇、德皇间的各种纷争,罗伯特对巴尔干的劳师远征,如此等等。  由于受众多因素的制约,原本不足的兵力更显捉襟见肘。所以,对西西里的征服,用伦西曼的话说,也就成了诺曼人的“一项进展缓慢的事业”。尽管如此,它终究结束了阿拉伯人在西西里长达200年的统治。如果说,当初诺曼人曾在西西里替拜占廷当雇佣兵效过力,为人作嫁衣裳,那末此刻倒实实在在是在给自己打天下了。  与此同时,诺曼人在南意大陆的扩张势头也在逐步推进。1068年占领东海岸的奥特朗托。1071年,进一步拔除了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巴里,将希腊人势力完全排除了出去。1076年末,又赶走伦巴第公爵吉苏尔夫二世,夺占了萨莱诺。嗣后,罗伯特?圭斯卡德终于攫取了由雷努尔夫家族统治的另一块诺曼人领地阿韦尔萨,把整个南部意大利归并于他所代表的奥特维尔家族的旗帜下。  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与幼弟罗杰一世的关系。其间固然以携手合作时居多,却也基于各自利益划分而时起争端。他们曾因卡拉布里亚的分赃不匀,一度刀兵相向,终以罗伯特被俘、昆仲达成和解而了结。其后,在领地的具体划分上则主要依据“谁征服归谁”的传统原则行事。西西里岛除少数地方外,基本上均为罗杰一世所独占,罗伯特则难以插手,而主要专注于经营大陆事务。奥特维尔家族两个支系日后的势力格局遂由此确立。  罗伯特同南意各种势力的交往,包括与亟须倚重其精神威权的罗马教廷的关系,无不以维护和扩展自身的利益为转移,极具功利性。双方既互为依存,相互利用,又不乏彼此间的冲撞和摩擦,或也关涉到历任教皇的政策、风格乃至个性之别。从总体上说,罗伯特?圭斯卡德时代诺曼人同教廷的关系,堪称是恩怨迭加、悲喜交集。  1073年登位的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曾力倡教会改革,以扩展教权为己任,以与德皇亨利四世发生激烈的政教之争而闻名于史。初始他也曾不满于诺曼人骚扰南意教会领地的行径数度以开除教籍相惩戒,但后来为集中力量对付德皇亨利四世及其扶立的敌对教皇克莱门三世,乃一反常态,于1080年6月通过《塞普拉诺条约》,同罗伯特?圭斯卡德言和。次年,罗伯特发动对拜占廷的战争,格雷戈里七世则迎合其舆论上的需要,宣布对拜占廷皇帝处以绝罚。罗伯特投桃报李,登船出征巴尔干之际尚不忘安排人员“在必要时协助格雷戈里对付亨利四世”。1084年亨利四世进兵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七世被围困在圣安杰洛城堡。罗伯特应教皇吁请,亲自统兵由巴尔干急返罗马救驾,经激战,赶走德皇军队,救出格雷戈里七世。诺曼人在罗马城内的悠意焚掠也使教皇尽失人心,难以继续留驻。格雷戈里最后只得追随诺曼人南走,客死异地。  罗伯特?圭斯卡德倚恃与教廷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诺曼人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因此而更深地陷人同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争霸的泥淖,并伺机从南意向地中海周边各地进行扩张,从而给这一区域的国际关系造成相当的扰动。1085年,罗伯特?圭斯卡德死于再度出征巴尔干的戎马途中。一度协助其执掌军队指挥权的儿子博希蒙德只得到巴里的一个封邑存身,而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的权位却被他的软弱无能的异母弟罗杰?布尔萨所继承。西欧十字军运动初兴,1096年,博希蒙德便怀着去东方夺取更大荣耀、权力和财富的热望,立即振臂响应,踏上了漫漫征途。1099年,他终以赫赫战功在近东攫得一方地盘,做了安条克公国的首脑。  正当博希蒙德忙于向海外用兵之际,其叔罗杰一世却在西西里大胆进击,巩固与扩展着自己的权势。1098年,他被教皇授以教廷使节之衔,遂得以教皇代表的身份号令西西里全部教会。迄1101年死时,罗杰一世在西西里留给后嗣的已是一份颇具规模的政治基业了。  进人12世纪以后,诺曼人在地中海世界的事业,没有在博希蒙德弟、侄掌管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更没有在他直接控制的安条克公国发扬光大,而是在西西里一系,特别在罗杰一世之子罗杰二世统治时期,随着繁荣强大的西西里王国的创建而达到了鼎盛。  1105年,罗杰二世继任西西里伯爵,年仅十岁,母后萨伏纳的阿德莱德摄政。1112年,罗杰二世年届十七,乃亲自问政。同他那些崇尚武功的前辈相比,他似乎更富于耐心,更注重以政治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1127年,罗杰二世趁堂兄、罗伯特?圭斯卡德之孙威廉死后无嗣,顺势合并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并逼迫当时的教皇霍诺留二世对这一既成事实予以首肯,封他为公爵。这样,罗杰二世首次将诺曼人在南意的三块领地西西里、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统一了起来,并在1130年正式创立西西里王国诺曼王朝(1130一1194),奠都巴勒莫。  罗杰二世选择此时称王,一则在于他确已实际掌控了足够数量的领地,羽翼渐丰;二来也恰逢当时罗马教廷有内部纷争可资利用,能减少政治上的阻力。1139年,罗杰二世进兵南意,占领那不勒斯,旋于加卢西奥一举击溃教皇军,迫使被俘的英诺森二世承认他的西西里王位。底定南意,是罗杰二世对教廷的一大胜利。罗杰二世治下的西西里王国,行政管理严密有效,经济文化繁盛昌明,外交富于活力,堪称为当时地中海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1154年罗杰二世辞世之后,他的子孙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相继践柞,两人行事风格迥异,或硬朗,或宽和,但都颇见作为。从创建王国的罗杰二世,到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祖孙三代的统治,为诺曼人在南意征服、立国后所达到的极盛时期,有“西西里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称。然而高潮后的余波遗绪,却未持续多久。西西里的优越位置和源源不绝的财富,激起列强的贪欲。一场使人眼花缭乱的王室联姻和继承外交,很快使这个诺曼人南意王国易帜变色,改朝换代了。1186年,神圣罗马皇帝红胡子腓特烈成功地使其长子、未来的德皇亨利六世与诺曼西西里王位法定继承人、罗杰二世的遗腹女康斯坦丝公主结为连理。1189年威廉二世一死,亨利六世和康斯坦丝便立即提出西西里王位要求。只因国人厌恶由一位德意志君主来掌权而力加反对,王国权杖才暂时交于威廉一世之侄、莱切伯爵坦克雷德之手。但坦克雷德的统治并不稳固,矛盾重重,1194年碎死后,亨利六世随之挥兵南下,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拿下巴勒莫,将西西里王冠戴上了自己的头顶。  名噪一时的西西里诺曼王朝至此终告落幕,王国改弦更张,换上标有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徽记的旗号,西西里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诺曼人从初涉南意时起苦心经营百余年而赢取的这份煌煌基业,不意竟在一场典型的欧洲王室封建联姻的老式政治游戏中倏尔弃失。或出于偶然,却也似乎蕴藉着某种必然性的意味。  诺曼西西里的意义,自然不仅止于是一个王室联姻政治的牺牲品、王朝兴衰长河里泛起的一圈稍纵即逝的泡沫,而在于这个诺曼人国家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时代,促进过当时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书写了地中海史册中不可抹杀的篇章,惟其如此,才显示着她独有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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