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论文3000字怎么写

你们还要求写论文啊？！

仅供参考：摘要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全面实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坚持什么样的文化前进方向，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面对各种思想文化互相交织、互相激荡的复杂局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势在必行。关键词：文化建设、社会主义、重要性。今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将加强文化建设列入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篇幅，充分说明：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至关重要。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也充分表明，没有先进的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本文也将浅谈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含义狭义的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政治、经济并列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应时代进步潮流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规律及其成果的文化，是源于人民大众实践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是继承人类优秀精神成果的文化，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中国国民素质和人才资源开发的现状，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对中国40多年特别是近20年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科学概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1、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理想建设。理想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我们的理想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它分为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两个层次。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全人类的最高理想。我们在现阶段的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内容。道德又可分为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两个层次。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　　共产主义道德建设则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特征。　(3)纪律建设。纪律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保证，同时也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2、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所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教育发达、科学昌明、文化繁荣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发展教育事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教育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不仅经济建设没有后劲，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科学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不仅是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程度本身直接就是精神文明发展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化应该既是民族的，要继承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同时又是面向世界的，要吸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 1、理论意义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坚持唯物历史观的重要表现。文化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转化形成新的生产力；通过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素质，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通过对社会制度建构的指导作用，实现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优化，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党的建设来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条件之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求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之指导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保证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保证党在思想理论上永葆生机活力，永远站在时代社会的前列。 2、实践意义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当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综合国力的增强，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文化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力。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人民的尊严和幸福，都离不开强大文化的支撑。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文化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产物。一方面体现着人类自身的利益和要求，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另一方面又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和精神成果，因而又具有普遍性，如科技文化等；任何文化都是由处于共同地域、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的群体创造的，因而文化又具有民族性。 (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少数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正在加紧建立和扩大文化霸权。面对这种形势，许多国家纷纷在维护本国文化安全和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旗帜下，加速发展本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有效地抵御外来的文化侵略，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社会就会失去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全民族就会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整个国家就会极大地削弱综合国力，最终不但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从而葬送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所以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四、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根本的是要文化创新。繁荣和发展文化，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但是只停留在继承和传承的基础上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首先要培养文化创造者，培养“大师”。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文化界的“乔布斯”，一个乔布斯先后领导和推出了风靡全球亿万人的电子产品，深刻地改变了现代通讯、娱乐乃至生活的方式，而且鼓励了无数人致力于技术创新。而一个文化界的“乔布斯”不仅能够为我们带来丰富的文化产品，他带动的是一个文化创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会为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优秀文化成果。应该重视“大师”的示范、带动效应，应该有意识地培育能够产生“大师”的土壤。　　要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应该致力于创造划时代的文化产品。文化强国必须有强国文化。我认为，强国文化不仅是优秀的文化产品，还必须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创新理念。　我小时候认为动画片都是西方出的，有的小孩还认为“没到迪士尼，就不算去了香港”；还有现在美国“好莱坞大片”占据中国很大的电影市场，中国人认为只有美国拍出来的“大片”才叫大片；看偶像剧都是韩国的；漫画都是日本的；包括现在流行的欧美风和日韩风。从这些小点，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影响力之巨大。一个迪士尼早已不单单从事影视制作，支撑迪士尼运作的有五大事业部：影视娱乐、媒体网络、互动媒体、相关消费品、主题乐园。迪斯尼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我认为，我们缺的正是这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化和文化产业。要实现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应该鼓励打造划时代的文化作品。　　划时代的文化作品从内容上来看，应该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结合，并且具有创造性；是中国儒、道、佛思想和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的结合，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找共通点；既保留了中华民族最有价值的文化，又符合世界文化的特点。这样才能发挥中国当代文化的创造力，使中国当代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并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从形式上来看，划时代的文化产品形态应该与高新技术相结合，这是我们所处的信息化时代的特点所要求的。文化产业只有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特别是要和现在的信息技术结合，才能适应信息社会的广泛需要。如今，外国都很注重保留传统文化，并发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而中国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也摒弃了很多本属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甚至很多文化被别国窃取并发扬，文化的侵袭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十分深远的，一个国家具有统一的文化，才能更有向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全党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满怀信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奋斗！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参考文献[1]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 [2] 鞠鹏，新华网， 2011年10月25日 [3] 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 朱慧芸，《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第7期-维普资讯网

用知行实践共产党员高尚修养——— 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实现一、完全从个人角度出发，我们也有追求共产党员高尚修养的绝对理由。高尚的最基本条件是无私，无私才能公正。我们能不能去主动追求无私的思想境界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自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自私是我们自身产生矛盾的根源，我们的思想中产生的忧虑、愤怒、恐惧、担心、害怕、虚荣等，一切影响生活质量的情感都来自于我们的私心，这些情感只能给我们带来对身体的伤害、心灵的折磨、精神的摧残，对我们愿望的实现、事物的发展结果没有任何意义和作用。那么无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无私使我们一切思想行动的出发点都是它人，这些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情感就失去了滋生条件，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任何担心害怕的事、放不下的事，我们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平静、坦荡、自信、从容。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仅代表着高尚的思想境界，更是追求幸福人生的方法，实现个人幸福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所以，共产党员的高尚修养，具有广泛的社会实践性。二、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趋势。明理必然明事，人们对高尚人生的追求只是个时间先后的问题和每个人在追求高尚的实践中思想境界所达到的高度问题。随着人类个体思想境界的逐步提高，每个人的责任感必然由个人向它人、民族、国家、全人类的高度延伸，人类内部的矛盾也将按着人民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的顺序逐步消失，人类整体思想素质的不断提高，必将推动人类科学的高速发展，最终人类将进入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一定首先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并推动世界各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和谐、繁荣。三、人类发展历史证明，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必将实现，这是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基本上没有剩余食物，吃饱饭活下去是主要生存目的，人类个体很难单独生存，必须人人为公依靠整体的合力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他们的唯一选择。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思想境界高的人有能力让一部分人不用再面临生存的挑战，只要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为自己工作就没有生存之忧，同时，奴隶创造的价值在满足奴隶的生存后，剩余的价值还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所以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社会阶层。奴隶社会存在的基础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满足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共同要求。当人只要干活就有饭吃，不再面临生存挑战时，奴隶就开始对生命的意义有新的要求，不但要活着还要有自由、有属于自己的妻、子、财产。于是人类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奴隶主、奴隶阶级消失，取代的是大小地主和雇农两个阶级。封建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价值同时满足了地主和雇农双方的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中物质需求的品种越来越多，造成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地主阶级又演化出各种各样的私有业主，雇农则变成各种手工业者。为了更合理地分配和使用更多的剩余价值，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各种政策的制定，于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民主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平等的生存权利首次超越利益分配成为满足各个阶级共同生存发展的条件。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各个社会阶层的物质生活质量已经相差无几，人们对精神和社会责任的平等追求开始凸显，太多的剩余价值的使用效率决定着一个国家人民整体的生活质量，人们必须为整体的生活环境负责，共同决定除个人以外的全部资产的使用，这种要求只有在公有制的国家才能实现，于是开始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实现了广泛的平等，不平等的仅仅是暂时的现象，从国家的高度看人人平等。于是人们开始追求更幸福的生活，从自身角度讲，自私只能带来精神的伤害，无私高尚才是幸福，于是人们追求高尚；从社会的角度讲，全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才能营造出和谐美好的人文环境，人们开始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义务，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整体的文明进步，使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过渡到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中国必将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具备更快地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华民族的伟大，更在于中华民族对传统美德、传统道德观的高尚追求，是自发形成的，自觉自愿的；而其他民族基本上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这或多或少都在宗教的强制下在追求高尚，都类似基督教徒一样存在为上天堂不下地狱的私欲而被动追求高尚的动机。中国人追求高尚的思想基础优于其他民族。在光气能量和高级智慧生命面前，世界人类是平等的，只赋予高尚没有民族之分。中华民族的伟大是我们的先辈创造的，中华传统美德是我们的先辈留下的，感到伟大光荣的是我们的先辈，我们做得更好贡献更大是我们的光荣，仅凭中华民族的历史感到光荣那是虚荣。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只能加倍努力，改造自身奉献社会，为人类社会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去体会其中带给我们的真正的自豪与光荣。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人类走向高尚的过程，科学知识会加速人们改造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而未来中国进入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事实，会用美好社会的存在，极大地推动、带动世界人民共同进入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四、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理解，人——追求共产主义思想是追求绝对真理。共产主义思想来源于共产主义理论，而人类的社会实践仅仅部分证明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也就是只证明了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我们要追求共产主义思想，需要进一步用知识去理解共产主义理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要求人必需高尚。我们从宇宙整体的运动中可以发现一个普遍规律，似乎越是宏观的运动越规律，越是微观的运动其携带的能量越大，而能运用微观能量去改造宏观世界的只有人，人是宇宙之灵。用人将宏观与微观连接在一起以后，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发展观，又在新的高度发挥着指导人类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只是在人类新的科学发展水平和认知能力下，我们对天的理解已经不仅是宏观的宇宙世界，“大无外”是天，“小无内”也是天，都是人类需要去认识的未知世界，需要用科学去揭开的宇宙之谜，人的责任和作用从没有像今天一样在宇宙中表现得如此重要。整个宇宙都是由最基本的微观物质组成的，包括人类自身，人类自身的运动和社会发展也处于宇宙运动当中，人作为宇宙之灵，宇宙是人的，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人和宇宙是统一的。从人类自身讲，高尚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从整个宇宙讲，高尚的思想是人类必须具备的修养，高尚的行为是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中国文化的确博大精深，5000年的文明，而中国的5000年文化孕育了中国的不朽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还创造了5000年的璀璨文化，特别是近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军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突飞猛进

基督教中国化论文3000字怎么写的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此话不假古诗词是我国古代文人墨客思想感情与文学素养的积淀，是我国千年文明的历史画卷然而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的生活或是考学求职，或是商场沉浮，或是折冲樽俎，或是绿荫搏杀有人说，古诗词与现代生活相去甚远恰恰相反，我认为，古诗词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现代生活的节奏极快，这易使人的心情浮躁难静。古诗词则如清茶，能散净你的烦躁，让你的心在紧张生活的烦躁中降温，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身处教室而心神游离时，不妨读读徐玑的“小溪清水平如镜，一叶飞来细浪生”。它能将清凉之感注入你心而使你心归宁静，使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在你心中荡起涟漪。当你顶着炎炎夏日走在上班的路上时，不妨想想苏轼的“扁舟一叶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它清新的意境会使你惬意很多。现代生活中总严酷的竞争，这使你在孤军奋战之余多了一分寂寞感。古诗词则如朋友，能体会你所有的感情，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在异乡求学而想家时，不妨读读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你会发觉此诗句了解你的心情。当你过羁旅生涯时，不妨读读温庭筠的“槲叶落山路，积花明驿墙”。穿越时空的界限，诗人与你一道上路！当你无处倾吐与恋人分别的孤寂时，不妨读读张密的“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你会发觉这种想念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的点缀。你为情所困，诗人亦为情所困。所以，古诗词中表达的与你同样的感情，常会陪伴你度过寂寞。现代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诱惑。诱惑面前的你在对与错间徘徊，一失足便坠入深渊。古诗词则如警钟，及时地敲响，拉你回到对的一条路上，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当你在金钱与道德间徘徊时，不妨读读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它会告诉你，且不可被金钱搅乱了心性，有悖良心做它的奴隶！当你与领导意见不合，在趋炎附势与坚持真理间徘徊时，不妨读读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它会告诉你，坚持真理吧，莫要用献媚压制自己的真心！你应该有“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梅之品与“露湿秋香满池岸，由来不羡瓦松高”的菊之格。古诗词如清茶，在过现代化生活的你浮躁难耐时为你降温解渴。古诗词如朋友，在过现代化生活的你欲将心事付瑶琴时与你畅谈——爽快！古诗词如警钟，为过现代化生活的你徘徊不决时作出提醒——及时！所以，古诗词与现代生活是和谐的。如果你已忘记了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这颗明珠，何不现在就打开书卷，试着在油墨香中品读诗词呢？

其实宗教这个题目太大了，你要这样写，就要论述多个宗教团体与组织，不说你的工作量之大，但说你会什么都可能说不清楚，观点立意可以小一点，单说一种，比如佛，会有很多的资料，其实佛在历史中是最有演变发展的，因为他们一直在不同年代写出新的佛经。对人文文化影响较深，很合适。基督教由于进入中国时影响较小，发展对中国习俗影响不是太大。道教了解不多，资料应该也不少。

你们还要求写论文啊？！

基督教中国化论文4000字

有点难写哎~~是通俗文学了~深刻思想是提炼不大出来的~可以分析男主角的形象，复仇主题，与宗教的关系，也可以和中国的复仇小说进行比较，做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555555555555我找不到只找了篇与西方文化有关的《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应该也符合你的要求，呵呵内容如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督教的意义逐渐得以彰显。当然，出于不同的考虑和基于不同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其价值判断的多样性和对基督教在华影响回升的迥异态度。随着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真正对外开放，在经济理论界和重新崛起的社会学思潮中，曾兴起了一股持续较久的“韦伯（MaxWeber）热”。人们尤其关注其涉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种种说法，以及他对东西宗教伦理与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比较。不少经济学家在谈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等所起的“潜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时，既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感触，又体现为一种在现实中国社会的呼唤和渴望。这种现象是颇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的。人们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时，忽有一种惊讶和警醒，随之便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这种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而导致的对外在思想文化体系的客观研究和虚心学习，以及这种研习的坦诚和认真，亦是史无前例的。在借“他山之石”的此刻，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及其对现代化的意义。不可否认，一些人因感到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太厚、传统负担太重而对之失去信心和耐心，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即“西化”，而“西化”即“基督教化”，试图以这种绝对而极端的“拿来主义”来将一切推倒重来，由此圆其“现代化”的美梦。然而，静观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其对现代发展某些弊端的批评和否定，以及弄清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取向，则使不少中国人深感不能将“现代化”或“西化”与基督教完全等同，二者之间是有着本质不同之处。对于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和评述，故不必在此重提或详谈。但有关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中国学者则议论不多，且有各种疑虑。而这一问题亦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关切所在，它涉及到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精神启迪和其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化及其意义的彰显，在此谈谈自己的管见浅识，与大家交流和讨论。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从宗教和哲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我们侧重于基督教对此的价值层面和精神意义，而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层次的作用和影响只能附带来谈、不作为本题讨论的重点。这里关注的是在基督教精神、价值体系中比较独特、突出和值得弘扬的基本因素，它们能给现代中国人带来清新的感觉，和全然不同的启示，从而构成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些独有意义。大体而言，这些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基督教原罪观对现代中国人自我审视的反省意义中国人在其文化传统上对人的本性或本质通常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强调人的“性善”、“良知”、“有为”和“人定胜天”，不认为人本性有罪，因此对基督教的原罪观感到难以接受，尤其对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失乐园”的神话诠释不以为然，形成对基督教罪之意识、罪感、认罪态度和忏悔心境的一种文化隔膜。然而，中国人这种历史悠久的向善论、进步观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在其社会发展步骤明显加快的今天，却受到严重的挑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曾迫使中国人痛定思痛、奋发图强，以引进西方科技、开展洋务来力图迎头赶上。但看到这种科技上之差距、实力上之劣势的同时，中国人在整体上并没有改变其反观自身的传统基调和对其国民性之乐观、自豪乃至优越的肯定见解。其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乃“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回顾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革命以及当前的改革开放举措，都是从肯定、积极的意义上争取或重新恢复中国人的“自强”、“求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选择的国民心理基础，仍不离一种乐观的自我审视、以及对人格不断完善和人性正面发展的坚信不移。不过，多次政治运动唤起的激情和人们对社会改革全身心地投入，在中国今天社会转型时期却已出现与传统经历意味深长的不同转向。一些中国人已感到其激情耗尽的疲惫，更有人因机经拼搏后仍面临差距的加大而灰心失望。许多人在几度兴奋、真心参与各种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公共事业之后，却看到当今社会中，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流行、崇高境界消退、理想主义丧失，这一幅无情的图景。在社会腐败、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丑陋及丑恶现象和沉渣泛起、人们追求享乐和实利、沉溺于低俗之举、价值观念混乱和多元化这一严酷现实面前，许多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古老而传统的原罪观有了深刻的醒悟和体认。在这种对基督教原罪观的冷静认识中，人性自我可自觉达到“道德完美”的观念开始动摇，中国人开始对其传统的人性论和人生观加以反思和反省，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国强”、“维新”、渴望“富国富民”却欲速不达的原因加以探究和分析。基督教“忏悔录”意义上之“随感”的问世，思想文化界“忏悔意识”的萌生，“忏悔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出现，以及人们有关“负罪”、“忏悔”之话语的流行，都反映出原罪观这种被视为“中国人最大的绊脚石”的基督教信仰要素，已奇迹般地被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中国人所体会乃至认同。他们对其传统乐感精神的人性本善之论的反省或扬弃，代表着基督教人性论或人生观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一种渗入。其给中国人在认识人性上带来的震动和警醒，可能预示着中国人心灵历程一种新走向。也就是说，自我并不能靠自力而达到“人性完美”、“成德成圣”。从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而言，人之罪性或人的致恶倾向乃客观存在。人只有体察到这种人性“幽暗”的存在、意识到由“人世”文化所依存之本质关系的失衡，或破裂而构成的“罪恶”状况或缺乏“完美”，才可能从一种高度的自省精神来彻底否定自我，从而达到获取真正自由和人性新生的起始。诚然，中国人不可能完全接受这种负罪、忏悔层面上的基督教原罪观，但它对现代化中国人的自我审视和社会审视所具有的反省意义、其为之摆脱紊乱、无序的生存和认知窘境所提供的新视野、新参照，则是不可否认的。二、基督教拯救观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创造价值的意义如前所述，中国现代社会内部在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沦丧和人性败坏等消极现象，以及在与其外界之比较中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与失衡，已使不少中国人体验到在文化领域上受威胁、被抛弃的失落感，并由此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边缘焦虑”。由于几经反复后，人们在精神和文化领域中否定得太多，因而在其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批判、破坏之力的痛快之际，却又出现了价值和精神追求上的真空。不少人对于如何实现价值重构和精神建树已觉得茫然或力不从心。在传统价值的破坏和毁灭过程中，人们正思考着如何实现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重建的问题，和找寻着通往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之路。而基督教的拯教观正以其独有的悲壮和深沉给人们以感染和激励，为人们创造价值的努力提供动力和信心。在基督教信仰中，人们特别强调基督以自我牺牲来救赎世人的拯救精神。这种精神既有其超然意义，又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拯救观正视人世社会存在的罪恶和不义，又以基督自甘受难之态来催促人醒悟和悔改，帮助人涤除罪恶、达到超脱和升华。其感人极深的舍身、忘死之悲剧效果，和令人敬佩的高洁、超越之纯化意境，给人以强大的心灵震憾和精神鼓舞。在神学意义上，拯救观乃指耶稣基督降临人寰、以其清白之身来替罪孽深重的世人代为受过，以自我牺牲来换取人之得救的希望与可能。耶稣基督降生于世界沦落之时、受任于世人危难之际，以其谦卑、忍让和自我奉献来与人沟通、为人楷模，主动承担为人赎罪的若行和磨难。不过，这种观念往往难以被具有乐观气质、过于自信的人所接受，因而在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国社会气围中，未曾引起太多的共鸣或回应。但现代中国人对其文化优越曾拥有的自豪，一旦被其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不安全感和“边缘焦虑”所取代，就有人开始认真思索和冷静聆听基督教拯救观带来的“福音”，和在中国传统中所缺乏、或尚未得以彰显的东西，并试图藉此从其所面临的无价值、无意义之困境中解脱出来，创立或把握一种全新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即在世俗化和无序化的混乱中重觅一种纯洁、重树一种神圣、重达一种升华，以其超越尘寰的追求和体验来洁身自好、并爱人济世，从而为中国社会转型寻找其价值支点、精神重心，使人们能在动荡、多变中自立于一块恒定、永固的盘石之上。由此而言，一些人已不同程度地体验到基督教拯救观“从来不掩盖现实的恶浊，相反，它非常强调人们应该认清现实中的罪恶和无意义性；耶稣到苦难的人世中来，绝不是要给人类所受的苦难作自我催眠，而是带来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东西”，以其全新的价值和意义使空虚的世界得以充实，令消沉的人们得以振奋。当然，这种体认并非认信得救，或宗教皈依意义上的体认，而是一种不与世风日下、人欲横行之腐败倾向同流合污的灵性抗争，是以这种精神借鉴，来在社会之变化和人的观念之变化中确立一种真实、永恒的价值，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守住一方不染尘埃的心灵净土。因此，基督教拯救观在中国现代社会价值重构中可以弥补其原有“人治”精神、“逍遥”精神或“出世”精神之不足，使人对其生存意义有新的把握，在其此刻此在之处境中有新的作为。三、基督教超越观对中国社会现代改革的启迪意义对于改革，人们一般会从具体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上来理解，由此体现为典型的现实关切。然而，若无一种超然的尺度来对之衡量、规范，那幺这些改革往往会囿于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之圈，出现短视或迷惘。中国历史上已经历了无数种改革，其成功或夭折的经验教训，都作为一种传统积淀和遗产而影响到今日的改革。用一种超越观念来认识到社会政治改革的相对性和不彻底性，有助于克服改革者的自满自足，而使其改革不断深化、逐渐完善。回首过去，中国的知识精英比较强调以儒家所追求的“内在超越”来促成其“外王之道”。但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内在超越，因以自我为中心而无彼岸的尺度或追求，结果使为其社会政治之时空境遇所限，从而无法真正对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有所作为。所以说，基督教的超越观对这种意义的社会改革带来了一些不同凡俗的启迪。与儒家不同，“基督教追求的主要是外在的超越与升华，以达到与绝对本体的合一。”“内在超越”者本身往往摆脱不了对政治的依附或为权力所御用，其“忠君”和被“御用”乃是其“参政”、“有为”之前提，因此在其内在超越很难越出修身、养性之范围。而强调“外在超越”的基督教则认为，对此岸任何有限之物的信仰均为迷信和偏见，只有对彼岸无限绝对者的敬仰，才体现宗教本质和真理。这种超越观要求在“人世”政治之外形成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系，其观念本身并非纯理想意义上的清谈、空论，而是与现实革新和进步有密切相关。回顾西方现代发展的历史，基督教超越观所具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则，其彼岸世界与超然价值之说，使之认定国家和社会各种权力机构只有相对意义，它们不易摆脱其历史局限性；而这些思想内容曾为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铺平过道路，给其普遍存有的民主意识、社会监视责任感和自然保护态度提供了思想前提，并且对现代西方世界人们认请社会、国家、政治思想观念和文化现象的相对性与多元性起过关键作用。与其信仰的超越性神圣存在相对比较，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变化的和不完美的。基督教超越观在文化潜意识上促成了近现代西方社会关系的相对化、分权化和多元化局面，并为其存在和运作制订了规范、确立了秩序。只有以这种超越观为基准，才可能弄清西方政治、社会领域中自由、人权、容忍、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世界主义以及自然保护和生态平衡等观念的真实意义。正如余英时所言：在西方，基督教“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对中国而言，基督教超越观所体现的精神及原则，对其社会转型的现代革新同样有着启迪意义和操作价值。现代化首先应是观念的现代化和思想的解放，应展示出人之境界的提高和视域的扩大。所以，在汲取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已不可忽略这种看似超乎其外的基督教超越观所起到的潜在的、深层次的精神推动和思想指导作用，从而深化我们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反思。从某种意义来看，基督教所推崇的超然性和神圣性能不断调整人的文化定位及其历史定位。应该承认，这种超越观不一定能使现代社会中的多数中国人信奉基督教，却无疑会有助于他们在一个有限、相对的世界中，在其存有缺陷、不足的社会人生中减少迷信和盲从。根据这一超越性审视，人们对其成就和失败会有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评估，由此造成一种张力，使之在投身于社会变革和发展之际，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既不为挫折而气馁，也不因胜利而张狂；既不迷信社会权势而忘掉自我，也不自比神明而目空一切。此外，在目前健全法治、完善制度、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种种努力中，基督教超越观还可提醒人们认识到，人在现实社会中互惠共存所需要的契约、法规、制度等行为规范和相关的社会寻建构之创立，不能以相对主义来搞权宜之计或以虚无主义来随心所欲；也不可将之完全神化而求其一劳永逸，而应该以一种超俗、绝对的价值观念来作对比、参照，使之得以不断调整、修改和完善。人们在这种超越观中看到了对人的自我行为充满辩证意义的肯定和否定，而人的历史意义就在这不断肯定和否定之中。四、基督教终极观对中国现代化历史反思的借铿意义被贫穷和落后所困扰的中国人，对“现代化”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和期盼，认为实现“现代化”即代表着先进、进步和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这是中国未来希望所在。但当人们谈论“现代化”时，则往往以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达到的程度作为其参照。而在研究西方时，人闪不仅发现基督教是一种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密切联系的观念形式，也看到基督教对这一现代化的不满之处和种种批评。同样，人们还察觉到现代化对基督教本身的影响或挑战。由此可见，基督教与现代化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基督教终极观，从一种超越历史的审视来看待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指明现代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出现的新矛盾和冲突，提醒人们认清其不足和历史局限性。这种审视，是以洞观历史全部过程的眼光来明察历史的阶段性和局部性，认为只有在历史的终结才能揭示历史的整体意义，而这种揭示乃超出困囿于历史阶段之中的人的能力，是一种神启或世人不能悟透的奥秘。不过，人们若基于这种末世论和终极关切来观察历史的演进过程及其具体阶段，则可防止其对相对历史的满足、陶醉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具有更现实和认真的历史态度和责任感。所谓“现代化”，大体包括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信息的快捷、对个人及其社会认识的进步、科技革命带来的高速功效，以及为开拓未来世界提供的有利条件和准备等方面。回首以往历史，现代化无疑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但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带来的人之疏离、社会关系的异化、两极分化的扩大、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又毁掉了过去历史中曾有过的和谐、宁静和平安。然而，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化的消极否定、反对乃至绝望，基督教终极观倡导有破有立，为现代化提供了积极意义上的重构、创价和规范化之可能性，并将现代化视为正在发展、和不断走向完善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这一终极观乃以整体永恒来对比局部时限，从而得以调整人们的历史认识和作为。当中国人在捕捉现代化的机构、对之极为推崇并全力追求之际，基督教终极观以对历史的独有见解而为其提供了借鉴意义，从而使人们能够比较冷静地认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得以早做准备来迎接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隐患和矛盾，使中国现代化发展走得更为稳妥、更加理想。五、基督教普世观对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定位意义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交通、信息之发达，已使地球逐渐“变小”。“地球村”之称也正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常用的话语。在世界开放和现代发展的形势下，人们对文化重建和文明比较，均颇为关注，而“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这两种说法亦各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中，中国人对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如何估量或评价，也是一个热门话题。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人们热衷于“中体西用”、“中国文化拯救人类”、“21世纪是东方文明世纪”等说，强调其内涵式发展。至于不相信其复兴和重振的人们则主张为中国现代文化“重寻价值源头、重构价值本体”，提倡其外延式发展。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华人乃至关注或研究中国文化命运的人们中，都可找到其知音。其对立倾向和冲突正由潜在而走向公开，给未来发展蒙上了某种阴影。面对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化，如何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一些中国人开始在基督教的普世观中得到启发，觅见其为文化定位的重要意义。20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普世运动，强调基督真理的普世性和其价值体系，可与各种文化有机共存的普遍性，这与现代发展的“全球观念”或“世纪意识”不谋而合。目前，政治意义上的“英特纳雄耐尔”（国际化：International）等口号正悄然地被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al）口号或“世界共存”理论所取代。这乃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世界总体论或全球大视野。它淡化了以往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冲突，却并未解决文化层面的矛盾。人们对“全球化”有“西化”、“东化”、“美国化”或“中国化”等诠释，但是都没有离开以局部代替或领导整体的传统认识模式。而基督教的普世性及其强调的上帝拯救之普遍存在，则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在现代世界的多元发展中，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谈不上哪一个民族或其文化能真正领导世界潮流。因此，普世观所揭示的人世存在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以及人们寻找、体悟真理之相似、相通和协调一致，乃为各种文化的定位提供了标准和基调。普世性全球意识即指各种文化在现代世界中有其独立性和开放性，民族文化一方面不能自暴自弃、失去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唯我独尊、绝对排外。按此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定位是作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有机构成，既要继承、弘扬其自身之传统文化，又要面向世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中国文化的重建不应是自我封闭，而必须与世界各种文化沟通、交流，达到互补共融。这就是说，文化的普世性亦决定其走向要与世界发展接轨，共构人类文明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化只有达到与世界文化会通、作为其有机构成与各种文化交融、契合，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显示其特色和贡献。总之，基督教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话语，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挥与其入华传教史本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其普世之爱的事工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医疗、福利、扶贫等事业中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它给无情竞争的社会带来了爱心，给弱者抚慰和鼓励，给陷入隔膜的人们创造了一种重新理解与沟通的气氛。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影响面还很有限，却已为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适应打开了局面，为二者精神层面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必要前提，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化氛围中，基督教所引起的不一定是传教意义上的皈依和认信，而可能是中国人对之在思想文化深层次上的体认和领悟。这里，文化重建之理性思考的需求，要大于个人得救之灵性牧养的渴慕。尤其在中国文化知识阶层，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教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信徒在增加不作乐观的预测，但对这种价值、精神文化层面上基督教为中国社会革新、文化重建可能提供的各种创意，以及对中国人在其现代社会发展中理解、诠释基督教的各种新尝试，则有某种预感和惊喜。

基督教中国化论文2000字

弘扬民族精神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祖国在那里？祖国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的教室里，就在我们的校园里，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同学、老师、家人。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它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特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不断增强综合国力的根本要求，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核心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族人民互相融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为全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伟大的民族必定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什么？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解释，那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有着注重团结的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民族人民之间相互融合，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共同进步，孕育、培养和形成了一种崇高而朴实的民族团结意识。正是这种民族团结意识，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没有解体，始终没有屈服，始终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几千年来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种共同愿望，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依靠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地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勇往直前。坚持民族团结意识，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繁荣、昌盛的根本保证。中华文明蜿蜒奔腾了五千年，让我们在这里回顾、反思、警醒。我们要弘扬民族精神，要让我们的祖国经过我们的努力，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勃发！每当五星红旗升起，每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自己同庄严站在一起，同伟大站在一起，同胜利站在一起，同太阳站在一起！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的祖国，我为你骄傲！

这个真不好回答，中国对基督教的看法，似乎该由政府来回答，因为政府的管理权力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放眼望去，没几块地方是在政府权力之外的，就宗教来看，某些方面也有其特殊的民族条件和历史原因，不能完全的片面判断这种状况存在的正确与错误！这点很重要！如果是中国人对基督的看法，或许你可以看看下面的片面之谈：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观念不是很重，再加上以宗教为欺骗为手段的欺骗行为猖獗，更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的反感。还有类似某些邪教组织的非理性的破坏活动，破坏了宗教原本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更激起了民从对宗教的反感和怀疑。就发展形势来——目前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可度在不断提高，但因为部分教徒在宣传宗教理念时的片面解释，也造成很多人的不认可。总的来说，基督教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中。很多中国人一方面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一方面追寻佛的保护，一方面却不相信佛教理论中的某些理论，比如：从来不关心因果报应之说法，或是因为对私欲的追求而从来不愿意去考虑个人罪孽！也就是人们更愿意思想宗教中美好的一面，而不相信宗教中关于罪恶的惩罚的一面。另外据我理解，人们只有当生活能达到一定的安逸程度时，才会思考关于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宗教信仰之类的问题。这就是为何信仰宗教的人群中，老年人居多的缘故！反观历史，古希腊是文明古国，但社会文明发展多为贵族阶层做出的贡献，也与社会中该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目前只是以老年人及老年人的家属为主要推动的力量

你们还要求写论文啊？！

基督教中国化论文

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　　一、丰富多采的佛教　　各派佛学的百家争鸣。欧阳渐是唯识学巨擘，他以印度的瑜伽系佛学为准绳，推崇虚妄唯识宗，但对华严、般若、涅盘诸学也有深入的研究。《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是其代表性著作。太虚是出家新派的首领，基思想融贯中西学，崇尚真常唯心系，著有《道学论衡》、《楞严摄论》、《楞严研究》、《起信论研究》、《觉社丛书》、《佛乘宗要论》、《唯识新论》、《维摩诘经讲义》等佛学书籍。月霞是华严宗的代表，对传统华严系佛学如杜顺的法界观及法藏、澄观的著作都有研究，经常赴各地讲授《楞伽经》、《维摩经》、《华严经》。有《维摩经讲义》等书存世。弘一将南山律宗发扬光大，对佛戒律之学研究最精，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等佛籍。谛闲组织观宗学社、弘法研究社弘传天台宗教义，著有《圆觉经讲议》、《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金刚经新疏》等。谛闲弟子倓虚、道阶、默庵也积极地宣讲天台宗。印光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在他的大力弘传下，该宗在佛教界影响很大，归依弟子遍及海内外。著有《净土决疑论》、《印光法师文钞》等。禅宗的代表人物虚灵积极主持南华、云门等道场，宣讲禅学，力图保持该宗的影响。各派人士学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教义思想。　　当时著名的佛教刊物有《潮湿音》（注释：为民国最著名的佛教刊物，创刊于一九二0年一月，太虚、唐大圆等人曾为其编辑。该刊内容丰富，中外、新旧佛学一并介绍，尤大力倡导佛教革新。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陆停刊，共出版地下十卷。）《佛化新青年》、《佛学月刊》、《佛学丛报》、《觉群周报》、《中国佛教季刊》、《现代佛教》、《正信》、《世间解》、《觉有情》、《佛海灯》、《佛佛周刊》、《人间觉》、《圆音月刊》等几十种。　　现代佛教团体的组建。一九一二年，敬安、道阶等僧人发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一九二九年，中国佛学会成立，太虚为会长，不仅吸收佛徒参加，而且吸收不信佛但又研究佛学的人士参加。该会定期举办佛学研究、座谈会。一九三0年，太虚、圆瑛、谛闲等人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以之为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但不久新旧两派失和，该会名存实亡。总的说来，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区都建立过佛教协会等现代团体，起了一些作用，但未能发挥大的功用。　　佛教教育的现代化。民国佛教界受西方、日本新式教育的影响，开始对佛教徒进行现代学院式教育。全国各地，由出家僧和居士创立的佛学院为数不少，最著名的是欧阳渐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一九二二年成立于南京，办学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设教学、研究、述译、考验等学科，及刻经、宣传、藏书等事科。学样成立头五年，著重于教授学生法相、唯识要典；倡导居士右以住持佛法，奠定居士道场之基；编印唐代唯识学著作。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著力于整理佛典，编《藏要》三辑，共三百余卷，收佛典五十余种。一九四0年编印《精刻大藏经》，一九五二年停办。共培养学生数百人。武昌佛学院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开设有法相唯识学、传统佛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等课程，一九三二年学院设立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藏书二二四二八种。学院的学生可以自由地研习各派佛学教义和科学、哲学、外文等新知识，并将其融汇贯通，以期养成学通中西、富有革新精神的新一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学院因其独特的办学风格而很快名震全国，成为僧学子们的向往的之地，为僧教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太虚、欧阳渐等人的带动下，各地佛学院纷纷成立，较有影响的有闽南佛学院、江南佛学院、法源寺佛学院、河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华南佛学院、华严大学、极乐寺佛学院等。这其中有的为革新派创立和主持，有的是由月霞等守旧派建立的。　　佛教界还派人赴德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留学，学习古印度佛学、密宗、小乘佛学及梵语、巴利语等。其中学成回国并较有成说的有持松、显荫、王弘愿等人。　　上海还成立了佛学书局，专门印行佛书。佛学热使其他非专业书局也纷纷印行与佛有关的著作，如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　　佛学研究的兴盛。先谈佛教界旧派对佛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是指禅、天台、华严、净土、律诸宗人士及其团体地传统佛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一批专著。研究范围涉及《大乘妙法莲华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地藏经》、《梵纲经》、《心经》、《四十二章经》和《大乘起信论》等。　　太虚新派的佛学研究。大虚的弟子中，法舫研究小乘佛教，大勇研究密宗，至于印顺，在印度大小乘佛学的澄清疏解方面，当时少有人能与之并驾齐驱。他把大乘佛教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认为性空唯名系最权威、最究竟，这就与其师太虚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印顺的观点得到了世界佛教研究界认同。印顺著述颇多，有《般若经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佛法概论》等四十余部佛学、佛学史著作。　　居士的佛学研究。这又以欧阳渐、吕澄、王恩洋、韩清净等人为代表。吕澄精通日、英、梵、藏、法、德等多种外语，对印度古佛学、中国传统佛学、藏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佛教源流加重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等。王恩洋研究唯识学，著有《佛法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等书。韩清净是北京三时学会的主持人，也是唯识学大师，撰有《瑜伽师地论科积句披寻记丛编》等。另外，梁漱溟年轻时笃信佛教，曾以居士的身分对佛教进行过研究。　　梁启起对于佛学研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学的考据、辩伪方法：注意地理与佛学的关系；注重整理、研制佛典，特别是原始佛典；把目录学引入佛学研究，强调佛教经录的价值。其研究成果颇丰，著有《饮冰室佛学论集》等。　　陈垣对于佛学的研究，主要在佛教史方面。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书，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在学术界颇受推崇。　　汤用彤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等书，在佛教史研究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胡适动用西方及乾嘉的治史方法研究禅宗，对禅宗史颇有研究，对禅宗人物、典籍也很能了解，考证出《六祖坛经》是伪经。但也没有自己的对于佛教大义、佛教整体特征等的宏观认识，而之怕以会如此，按耿云志的话来讲，就是“他的著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胡适本人后来则乾脆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注释：转引自耿云志《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王月版。）。”　　民国佛教繁荣的又一个表现，是佛学与西学的交涉、交融。在这一问题上，有关各方也是百家争鸣。在佛学与科学的关系上，既有“科学为本论”，又有“佛学超科学论”、“佛学统摄科学论”；在佛学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潮的关系上，佛教界人士一方面肯定后者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并在对比了佛家和世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观后，总结指出：佛家所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要比世人所言高明得多。世人所言“根于权利，故其所豫期者，不必能实现，而先已召乱”，而佛家所言“根于心性，故其果报也，得涅盘大乐；而其华报也，善人满地，世成吉祥”。因此人类要获得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宏扬佛化，随顺佛心”（注释：邢定云<现今文明生活之彻底的观察及提倡佛化之必要>，《佛化新青年》第一卷一期，一九二三年二月。）。　　在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内部存在的教徒素质不齐、因人损教等问题相近，所面临的顺时代、改革图存、振兴自身等任务相似，因而也有所交流，甚至发生争执辩论。两教各有一些人撰文，对比评论双方的教义、思想。结总起来，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即“佛耶相同论”、“佛耶相异论”、“佛耶同异兼具论”、“佛耶取长补短论”。尽管大家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佛教界多数人士承认的，即基督教有三个长处值得佛教界学习：不离世间，建设人间宗教，以革命的精神来阐发教义；厉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关于这些，我们在后文将详细论及。　　民间佛教。当时禅宗、净土寺在民间最为流行，因为这两宗的说教和成佛方法最简宜。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和弥勒佛是一般民众最崇信的佛教人物。　　民众拜佛的主要形式有烧香、叩头、吃素、念佛、上供、施舍、许愿还愿及自发参加各种佛教节日，如阴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二月十五的佛涅盘节、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等。这些活动因人因地而稍有不同。如吃素，有的人长年吃，有的人则分期吃。一些人吃“观音素”，“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十九日……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是”（注释：极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四五页。）　　吃素、念佛、上供多是在信徒家中进行，而烧香、叩头、施舍、许愿还愿等大一些的佛事活动则多在寺庙中进行。当时寺庙把这些居士分为三六九等，对于官员、富人，多由方丈新迎，并好吃好住好招待，亲陪上香，亲受施舍。而这些人每次到寺，也刻意讲排场，摆阔气，为显示自己，也每每出手大方，施舍寺庙银钱，特别在还愿更是如此。对于一般信徒，“则是任其来往，称为是‘随喜群众’，只有寺内一般执事招待”（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七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0年版。）。　　信徒到寺庙叩头、烧香、拜佛，一般是遇到大事、难事。他们认为观音菩萨心肠最软最好，所以重点参拜观音。信徒们“群往（寺院）拈香顶礼，尤以妇女为盛。多有联集观音会，醵资为礼神用费、热闹极盛”（注释：胡朴安《中华全民风俗志》下篇卷七，第一四页。）。　　寺庙中的和尚、比丘尼从事的社会性质的佛事活动主要是为信众做水陆佛事、吉祥道场或荐亡道场，总称水陆道场。地点可在寺庙内，也可在信徒家。水陆道场费用大，用人多，一办就是七天，“迎神请鬼，普济孤魂，昼夜不断，经声佛号，钟鼓齐鸣，真是别有洞天”（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三页。）举行这种佛事活动的信徒，有的是为了追悼逝去的亲人，使共超升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为自己延年益寿，求福免难。　　最热闹的佛事活动多发生在佛教节日里。除隆重的纪念活动外，还要举办打七、念佛、念经、拜忏、祝愿等活动。因为是佛的节日，所以信徒们格外虔诚，纷纷向寺庙捐钱捐物，还要举行仪式。最隆重的仪式叫“十供养”，又名“十献”，即献香、献花、献灯、献花、献灯、献涂、献茶、献宝、献如意、献衣等。其中以“献宝”为最表诚心。所献之宝，计有金无宝、金戒指、金手镯、裴翠饰品、玉石饰品、银具、珍珠、玛瑙等，至于金钱布施就更多了。　　二、基督教的中国化潮流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对名种宗教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遂有了惊人的发展。以新教为例，一九0六年，教团有八十二个，宣教师有三、八三三人，信徒十余万人。一九一三年，宣教师就增于五、三九四人，信徒则达二四五、九五九人。到了一九三五年，全国新教教会有七二八一个，信徒达百万余人（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七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而天主教徒在一九三六年约有二百八十万人（注释：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二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版。）。天主教、新教各教团，除积极传教外，还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办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孤儿院，设医院、书局、救济所等等。　　据一九三七年的统计，是年教会男子中学有一百所，女子中学有九十五所，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所，共计二五九所，学生五万余人。教会大学有十五所，为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京大学、辅仁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藏自治区协和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东的领南大学。教会书局有一三0家，仅一九三五年就出版基督教丛书四千余种，教会期刊也为数众多，抗战前史文杂志有二一一种，英文杂志有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三八种。教会医院及诊疗所一九三七年达二七一家。虽一方面，中国的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加并不断发展，终至遍及中国各地，还远及海外，使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日益“中国化”的特点。　　民国时期基督教不断“中国化”，确实是该教的一大特点。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现状，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因素，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进程也未完成。谈到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学者都把它归经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实际上，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民众斗争和外中传教士及其领导机构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转变策略的双重结果。这一进程的速度、规模、深入程度都受两个因素既妥协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基督教最终的彻底的中国化，则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第一个因纯素完全压倒了后一个因素的结果。　　先谈天主教的中国化。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也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形势，罗马以天主教会做出了中国教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定，以求得天主教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一九一九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明令，“由于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注释：德祖贤《天主教会在中国》，第六五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中国的天主教地必须尽快起用中国人做神职人员。一九二二年，新教皇庇护十一世继位不久，就派刚恒毅为教皇特使出中国，具体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计划。　　一九二四年，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教区第一届主教大会，提出必须迅速使天主教会中国化。大会决定重化中国教区为十七个大教区，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东北、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苏皖、黔桂滇、甘肃教区。大会还强调必须加速培养、提拔中国籍的主教。　　一九二六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六名神甫举行“祝圣”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这六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议、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一九三三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任其为主教。到一九三六年，做主教中国天主教人士已尼达二十三人。　　与引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一九三三年，已达到五千余人。　　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罗马教皇十分注意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洋军阀时期，教皇的特使恒毅就与曹锟等人有密切的往来，对其表示拥护，以换取其对教会在中国利益与行动的保护。在蒋介石执掌常国政权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后，尽管蒋并非天主教徒而为新教教徒，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仍感高兴。一九二八年八月，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教区下了圣谕：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时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公社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其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注释：《教务杂志》，一九二九年一月。）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而喻的。当时，军队占住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其本能得到保证。　　下面介绍新教及其“本色教会”。　　新教教会在华教务策略的转变，始终一九二二年新教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对其含义，大会的宣言做了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呈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推扩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转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注释：《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一九二二年。）。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本色教会”的倡导者们，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诚静怡等人主张基督教由中国人“自养”、“自汉”、“自传”，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人事、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一方面发挥中国信徒的作用，使其担负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消除掉基督教是洋教的恶名。他们建议盖中国建筑式样的教堂，也过中国的传统的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籍主教神甫等。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出现了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仪式。各教会大学的校长也换成了中国人。基督教学者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人还选写出版了论述基督教与另文化关系的著作，力图沟通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使二者相融合。但由于事实上教会的利益外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列强在华利益既不能由中国人“自有”，其教会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真正自主，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始终未实现“三自”目标，基督教也未摆脱洋教之名。　　天主教和新教“中国化”策略的出台，是与中国众的爱国民主斗争的日益高涨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的。除了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等对外国在华教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爱国斗争外，基督教界中国教徒的斗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接著介绍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　　早在十九世纪七0年代，广东基督教徒陈梦南就提倡另教徒应自主传教，自理自立，并发起成立华人宣道会，为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之始。民国成立后，中国教徒建立的自立教会越来越多，一九二0年有八十多所，一九二四年有三百十多所，一九四0年有六百多所，抗战胜利后则达到一千余所。不仅遍及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辽宁、陕西、山西等省，而且远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其中较有名的有“教会聚会所”、“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真耶苏教会”等（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八二～八四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　　民国的基督教自立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其矛头直指各国强加于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废降这些不平等条约。如一九二五年，王治心发起成立中华基督教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开展废约运动，就受到了各自立教会的广泛支持。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教区各教会“不是为爱基督而来，更不是为爱华人而来”，因此坚决要求收回教权，脱离外国教会，中国教区各教会真正独立自主。他们也提了“三自”主张，但内容确是“自有”、“自理”、“自享”，这就远较“本色教会”的“三自”彻底。后者根本未涉及教会所有权问题，只求与外中国教会平等、均权。而后者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中国教会中国人所有，并付诸于实践。　　中国的基督教自立，在当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其经历一波三折，颇为坎坷。蒋介石当政后，碍于和英美的关系，对宗教自治并不热心，又恐其有革命之嫌会加以防范，这给基督教的自立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九二七年中国自立教会就曾达到六百多所，但到了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二百多所，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情绪高涨，才又趁势而起发展了起来。　　最后，我们来谈谈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问题。　　由于上面所说的几个因素的影响，民国基督教文化越来越呈现与中国本土化交融结合的特点，这首先反映在教会的名称上，纷纷加上了“中国”、“中华”等字眼。如长老会、会理会、伦敦会、合并在一起，统称“中华基督教联会”，信义会改称“中华信义会”，浸礼会改称“中华浸信会联会”，监理会、美经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合并，统称“中华卫理公会”。　　在教义上，力图与儒家说教、佛家思想相契合。与儒家的交融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在于新译本《圣经》不仅引用儒家经典中的“上帝”、“神”来称呼基督教的造物主，而且《圣经》中的伦理道德说教也可经常与儒家经相参证。举例而言，“爱人如已”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仇敌”与“报怨以德”、“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义的，神才听他”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等都很类似，皆可与相参证。民国学者林悟真在其《宗教比较学》、周亿孚在其《基督教与中国》等书中都对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做了论述。教徒聂云台则乾脆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完全用儒家思想来说明基督教。　　基督教的仪轨，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佛教、道教的影响，而有些中国特色了。如上海宝兴路教会就曾采用佛教祈拜方式，在礼拜时燃香、跪诵经文。当时，经过变革有些中国化了的仪轨有以下这些：天主教徒通行“七圣事”，即领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传、神品、婚配。而新教徒即狭义的基督教徒则主要从事两种圣事：洗礼和圣餐（圣体）。

拜上帝会　洪秀全　基督教　民间信仰有的学者认为，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实际上，这种说法夸大了拜上帝会的基督教色彩。中国明朝时期，传教士东来。他们在传教过程中发现纯正的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广起来极为困难。他们不但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民看作神的福音的传播者，相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他们被妖魔化，传教事业举步维艰。一批传教士有鉴于此，他们开始穿儒服，习儒学，以“洋儒”自居，并援引儒家经典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他们在坚持基督教教义精髓的前提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汲取有用的文化资源。这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具有了区别于本土基督教的中国特色。这时，我们可以将基督教的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化了的基督教。从这种观点出发，拜上帝会是中国化了的基督教还是仅仅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民间宗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毫无疑问，拜上帝会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就我的认识，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将其估计大了的。我倾向于认为拜上帝会是一个镀上了一层基督教薄膜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民间宗教。洪秀全作为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他的思想在拜上帝会中举足轻重。为了说明拜上帝会与基督教的关系，我们选取洪秀全为标本。考察洪秀全的早期经历，我们发现他与基督教的接触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间接的，即他在赶考过程中得到了一本《劝世良言》并在后来对此书加以研读;第二次是直接的，既他于1847年春到广州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意欲学习基督教，呆了约四个月。洪秀全在得到《劝世良言》后并没有加以认真研读，只是在略翻之后就束之高阁了。后来他的中表李某偶然于其藏书中抽出《劝世良言》，问洪秀全其书内容。洪秀全答以不大知得。可见，洪秀全在对《劝世良言》的真正内容是不太感兴趣的。相反，从洪秀全后来的思想来看: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儒生，洪秀全完全是从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现实需求来解读这本书的。洪秀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将《劝世良言》解构了。所以，就洪秀全所理解的基督教而言，它已经不是基督教了，它仅是一个借用了某些基督教概念名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信仰)的大杂烩。洪秀全与冯云山在赐谷村分手后，冯云山到了紫荆山区传道。拜上帝会就是以冯云山在紫荆山发展的成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冯云山的思想直接来源于洪秀全。因此之故，早期的拜上帝会也不可能是一个中国化了的基督教组织。 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罗孝全在1852年曾著文说:“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详述其得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者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也。彼请求受洗礼，但在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广西去矣。”川在罗孝全看来，洪秀全对《劝世良言》的理解和对基督教的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后来洪仁开对洪秀全异梦的描述更被洋兄弟直斥为“迷信”。洪秀全在罗孝全处未能得到洗礼，有人认为是暗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如罗孝全所言，洪秀全“对圣经之知识无多”，不能算是“合格”的基督徒。既然洪秀全连一个合格的基督徒都算不上，将基督教中国化的巨大任务洪秀全是无论如何完不成的。从洪秀全的早年经历来看，他倒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儒教徒。因而，创立一个中国历代民间教派似的教团组织与理论体系对于洪秀全而言是完全能够胜任的。洪秀全与他的前辈们的区别，可能仅仅是用他那肤浅的基督教知识对他所创立的拜上帝会进行了一翻涂脂抹粉似的装饰。以上，是我们对拜上帝会与基督教间关系的总的认识。有的学者从思想方面提出，洪秀全的革命理论与基督教早期教义有暗合之处。他们认为拜上帝会的教义与革命作用、洪秀全本人的作用和著作、整个太平军的英勇斗争精神等等表现出接受了早期基督教的革命教义，并且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飞成为所谓的太平基督教。实际上这只是臆测之词，不足为凭。中国历史上以宗教来发动农民革命的事例数不胜数，其思想资源也是极为丰富的，从洪秀全、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思想与实践看，它是中国农民革命历史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产物。罗孝全曾说，洪秀全在叙述其异梦时，令他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事实上，考察洪秀全所述异梦的种种情形，我们不难发现:此种意见的得出来源于当时的民间信仰。民间信仰虽然从古至今没有享有过官方认可的宗教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礼遇。但是它却从来没有失去它固有的自发、自然、自在的本色。它从它的无法遏止的流传趋势，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沃壤之中，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着异常突出的位置。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民间信仰对于他们的影响无疑是极为突出的。我们认为，拜上帝会的宗教思想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民间信仰。拜上帝会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民间宗教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