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文题目怎么写

不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目

中国，泱泱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是理所当然的。在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中华上下五千年》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中华上下五千年》讲的是五千年来中国——这个大国的改革和变迁，生动有趣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再到中华民国，世事沧桑，历尽了数不胜数的悲凉与欢喜。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了，我们祖先所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的祖先，经过原始社会后，首先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黄河一带的中原大地，建立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从此，各族人民共同建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我最佩服的要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最典型的两个代表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城和秦兵马俑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汇集了人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当读到越王勾践为过牺牲时我为他的满腔热血所振奋：当读到大禹治水时，我被大禹顽强的毅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读到夏朝国君暴虐荒淫时，我的心中不禁生起团团怒火，为当时的平民百姓抱不平；当我读到清王朝腐败而签订一条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不时觉得心寒。上下五千年，好汉千千万。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民族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如思想家孔子、民族英雄林则徐、文学家陶渊明、科学家张衡等，他们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华民族添光增彩。曾几何时，巴比伦、古罗马等国家和中国一样，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却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惟独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还闪耀着光辉，中华浩浩五千年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是中国北京的故宫，世界上最高的宫殿是布达拉宫，世界上最早最全的医药书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早的兵书是春秋孙武的《孙子兵法》，最早的传记文学是西汉的《史记》……这些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历史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光辉成果与高深的智慧。“读史使人明智”——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30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的确，读史能让我头脑变得睿智，让心胸变得开阔，让目光变得敏锐，让志向变得高远，真正成为天地间一个大写的“人”。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知有过多少奇迹，我真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为我们的祖国而感到骄傲！书中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位位鲜活的历史人物，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要加倍地勤奋。我们在学习现代科技时，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我国的历史文化，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尊重多样化，汲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代代相传，这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的答案对您有帮助，请点击下面的“采纳答案”按钮，送咱一朵小红花鼓励下吧！祝您生活愉快！谢谢！

米的时候回来吧友圈发红包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文题目

1)中国儒家、道家为基干的古代思想文化2)书画文化3)茶文化4)婚嫁文化5)酒文化6)饮食文化7)姓氏文化8)园林建筑文化

中国，一个以五千年文明为积淀，以百余年磨难为基点，以五十余年发展为基石，多少荣辱悲欢，多少兴衰成败，成就了中国这只浴火重生的凤凰！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可真是数不计数。如:中国陶瓷、文房四宝、四大发明、皮影、乐器等等。今天，我就着重说一说元杂剧和文房四宝。元杂剧第一人是关汉卿，这位中国第一位戏剧作家一生写了60多种杂剧，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他的部分剧作700年来一直上演不衰。关汉卿的剧作有描写社会矛盾、歌颂人们斗争的《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文房四宝就是人们说的笔墨、纸、砚。笔因王羲之的缘故，李渡毛笔名声大振。墨：具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纸：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了铅山造纸状况，对连四纸作了说明，并给予很高评价。砚：星子的金星砚和婺源的龙尾砚都具有1000多年历史。是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是历史悠久呀！篇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要大力弘扬华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这样，世界才会健康地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才能更加地充满生机和活力。小时候，每当大年三十晚，村里便鼓声四起，霎时间村当街便挤满了人，有敲锣打鼓的，有扭秧歌的，有踩高跷的，有玩龙的，村里好不热闹。小孩子穿着棉袄在街上你追我赶的，不时地放着炮，老人们聚成一堆儿聊天，年轻小伙儿，俊俏姑娘则在给人们表演节目。而清明节，人们总会把嫩绿的柳枝插在门上；端午时，奶奶总会给我们系五线绳，煮鸡蛋、煮大蒜，包粽子……到了中秋节呢，我们一家老小坐在院子里，举头望明月，低头吃月饼，真是人间一大乐事。可现在呢，“洋节”来袭，西方的情人节代替了我们的七夕节。洋节风靡而传统节日却逐渐被人们淡忘，身为一名中国人，你难道不应为此做些什么吗？现在，每当过年时人们总是出去大吃一顿，守在电视机旁看春晚，有许多人在叹气，说：“怎么一点年儿都没有？”孰不知扭秧歌，敲大鼓等这些文化习俗正在挥手向我们告别。清明节人们哪还会在自家门前插一枝嫩柳呢？仅仅去坟里扫扫墓，仅此而已。端午节，还有谁会安分地在家包粽子？中秋夜圆之夜，又有谁会和家人们惬意地坐在院子里手拿月饼，抬头赏月呢？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慢慢被人们所淡忘。传统佳节在现在社会里日益冷清，怎能不令人担忧？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呢？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老祖先留给我们的无形财富，传统佳节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这些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劳动成果和智慧的结晶。作为一名中学生，我能倡议大家为弘扬传统文化而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属于这个民族，它更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尽全力把我们的传统佳节推广到世界上，让世界变得更加炫彩多姿。保卫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你还等什么？快行动吧！篇三：发挥科技优势弘扬传统文化当书信被电子邮件取代，当脚力被各种交通工具代劳，当传统文化在濒临灭绝的边缘苦苦挣扎：处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又该何去何从？科技为上，传统靠边？还是传统为要，科技为辅？在如今纷繁芜杂的大环境下，科技与传统文化不可偏废。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的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让人享受舒适生活：积极发挥科技优势，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便对西方现代科技有一种盲目的恐惧或崇拜，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打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也在国人心中种下了恐惧而又歆羡的种子。科技强国也被无数国家奉为圭臬。科技霸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现代科技的优势展露无遗。但我们就该为此放弃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讲究仁义礼智信，中国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伟大的中国文化是我们传承千年，历久不衰的法宝，也是我们走向复兴，开创未来的根本保障。虽然，传统文化不乏糟粕，虚荣、麻木等劣根性便是糟粕的体现。但，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我们经久不衰，绵延不绝。文化的包容维持着中华民族的和谐与稳定，也为民族大家庭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生机。五千年的积淀造就的是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社会转型期的今天，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激烈碰撞，逐步融合，而在这碰撞与融合中，各自焕发出新的的生机。科技赋予传统文化科学特性和创造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而科技发展中形成的科技精神，包括科学思维，科学态度，科学价值观念等，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传统文化。在科技条件下，传统优秀文化经过现代科技的陶冶和兼容，具有了新的创造活力，它既蕴含了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又指导着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民族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发挥科技优势，改造传统文化，是保持传统文化生机的不二法门。同时，传统文化的道德原则、和谐理念也指引着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走向。先进科技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代建筑的发展并随着邻里人情的冷漠，交通工具的进步伴随着健康的，电子文档的的发明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书写能力的退化。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也只能依靠传统文化。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而七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在巴黎宣布，解决21世纪人类的生存问题，必须去2000多年前的孔子学说中汲取智慧。弘扬传统文化，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也指引着科技的发展。

米的时候回来吧友圈发红包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文目录怎么写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那你直接去找下（社会科学前沿）上的文献吧

米的时候回来吧友圈发红包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论文题目怎么写

引用知道高高手无敌的回答：中国，泱泱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是理所当然的。在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中华上下五千年》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中华上下五千年》讲的是五千年来中国——这个大国的改革和变迁，生动有趣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再到中华民国，世事沧桑，历尽了数不胜数的悲凉与欢喜。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了，我们祖先所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的祖先，经过原始社会后，首先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黄河一带的中原大地，建立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从此，各族人民共同建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我最佩服的要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最典型的两个代表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城和秦兵马俑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汇集了人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当读到越王勾践为过牺牲时我为他的满腔热血所振奋：当读到大禹治水时，我被大禹顽强的毅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读到夏朝国君暴虐荒淫时，我的心中不禁生起团团怒火，为当时的平民百姓抱不平；当我读到清王朝腐败而签订一条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不时觉得心寒。上下五千年，好汉千千万。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民族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如思想家孔子、民族英雄林则徐、文学家陶渊明、科学家张衡等，他们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华民族添光增彩。曾几何时，巴比伦、古罗马等国家和中国一样，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却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惟独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还闪耀着光辉，中华浩浩五千年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是中国北京的故宫，世界上最高的宫殿是布达拉宫，世界上最早最全的医药书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早的兵书是春秋孙武的《孙子兵法》，最早的传记文学是西汉的《史记》……这些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历史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光辉成果与高深的智慧。“读史使人明智”——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30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的确，读史能让我头脑变得睿智，让心胸变得开阔，让目光变得敏锐，让志向变得高远，真正成为天地间一个大写的“人”。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知有过多少奇迹，我真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为我们的祖国而感到骄傲！书中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一位位鲜活的历史人物，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要加倍地勤奋。我们在学习现代科技时，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我国的历史文化，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尊重多样化，汲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把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代代相传，这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的答案对您有帮助，请点击下面的“采纳答案”按钮，送咱一朵小红花鼓励下吧！祝您生活愉快！谢谢！

1)中国儒家、道家为基干的古代思想文化2)书画文化3)茶文化4)婚嫁文化5)酒文化6)饮食文化7)姓氏文化8)园林建筑文化

在新时代高科技的时代，传统文化如何继续传承，可以举例：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各行业的运用，如孙子兵法等；一些传统文化的逐渐消失，如道德的逐步消失。接着就用韩国剽窃中国文化的例子说下如何保护传统文化，因为保护传统文化就要传承文化。

中国传统价值观论文题目怎么写的

写一遍关于中国精神论文题目。这些论文都是大学生写的。让那些大学毕业的人必须要写。

中国精神的论文来帮你解决，专业，包满意。

《说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现代意义》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文化的研究引起了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越来越大的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曾经是辉煌的，但在近代却黯然失色了。要使中国文化再度兴盛，就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从文化的核心即价值系统入手，通过分析价值系统对传统政治、经济、法律、社会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以挖掘出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发现传统文化中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并予以摈弃。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传统价值观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念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意识、顺从诚敬意识等。此种价值观具有很大的惰性。它所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途径，使之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相契合。也就是说，美的东西总是与善的东西连接为一体;只有善良的，才是美好的。可以说，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伦理道德原则为绝对的价值尺度，即主体对客体(包括人事、社会生活、自然万物等进入人的认识领域的一切对象) 的评价都是以道德原则为准绳。符合伦理道德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被认为是无价值的。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 1 ]黑格尔也指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 2 ]这些论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为何属于调剂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能够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孔孟儒学的伦理道德最初只是用来维系家庭和睦的一种手段，而在儒家后学的阐述中，这种最初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伦理道德与宇宙自然、政治制度相互叠合，构成自然———社会———人伦道德三位一体的稳固系统;人伦道德取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成为自然社会的法则。《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种三位一体的框架使宇宙万物成为人类精神生命以及社会历史的有机构成部分，它与人类生命融为一体。人伦道德中便体现着宇宙生命的精神，而宇宙也打上了人伦道德的烙印，二者靠活的生命之流———“气”相为贯通，即庄子所谓“通天下一气耳”。从某种程度上，对宇宙现象的描述在于昭示社会历史、人伦道德的完善无缺。伦理道德观念除了保存伦理道德特性，对自身内容还进行了“外化”、“超越”，从而具有法律约束的功能。“礼”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在中国，人们常习惯于“礼”、“法”并称，主张“隆礼尊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从来就有着浓重的伦理色彩。违背礼义道德也就是触犯了法律。《新唐书·刑法志》载:“令者，尊卑贵贱之等级，国家之制度也。”这就使得伦理道德从内在取向变成了外在的规范，成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导精神力量。当然，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伦理道德原则形成的原因之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型民族。农业耕作的特殊性，使人民长期定居于某一区域; 在同一空间区域内，要达到长期共存的目的，维持一定区域内家族之间，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就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而建构起来的。在家庭内部，首先要确立父亲的绝对地位。以父亲为中心，确定上下贵践、尊卑长幼秩序，任何一级不得逾越。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化。君主作为一国之主，是权力的化身和象征。统治者为了达到永享国嗣的目的，竭力向国民灌输封建道德意识，道德原则被进一步国家化。中国的政治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变生物。特定的社会结构塑造了相应的政治结构，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隶属依附关系。一个人的臧否废黜、贬谪擢升，不是看他的实际才能，而是看他的德行;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联，道德的衰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点考察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人伦关系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思想的起点;从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看，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重人道精神、重群体精神;从人与自我的关系看，中国传统价值观重修养之道。 “人伦”概念最早提出者是孟子。他指出，人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3 ] 。“人伦”是人和人之间的五种关系。每一种关系，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有一个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孟子明确地把“明人伦”作为“新民”以致“王天下”的大法。他说:“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4 ]就是说，统治者向百姓教以人伦，是统治者最重要的一个统治方法。先秦时期，人伦是五种人际关系的概括，没有尊卑、贵贱及绝对服从的含义。《中庸》把人伦看作五达道，认为:“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到了荀子，其“人伦”思想特别强调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认为“人伦” 所确定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社会稳定和统一的条件。“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故曰斩而差，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5 ]董仲舒把“人伦”看作与天地一样永恒的规范，更加突出了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尤其强调君臣与父子两大伦。他认为:“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6] 《论语·颜渊》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政治统治中必须特别注意的人际关系，尊奉君臣关系即是“忠”的道德观念，父子关系即是“孝”的道德观念;认为君王对待臣要有一定的礼节，臣对待君王则必须忠诚。父亲对待儿子要慈善而严格，儿子对待父亲必须有孝敬之心。这种君君、臣臣的尊卑等级关系，经过后世儒家和统治者的不断强化，使尊卑等级观念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价值伦理原则的核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仁爱思想。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系统中， “仁”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这种原则就是要舍己利人，舍己爱人，并且强调这种爱应该是从无私的动机出发的。在孔子的言论中“，仁”包含三种意思:一是对父母兄弟等家族内部成员的爱。孝悌、亲亲等都是“仁”的一种特殊表现。二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的爱，忠恕、尊尊、守礼等都是这种爱的表现。三是对下属的被统治阶级的爱，体现为宽、惠、富之、教之等仁政。“仁”的这三个方面的规定，以亲亲、孝悌等对家族内部的爱最为根本，故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7 ] 。孔子以后的墨子并不像孔丘那样，把“爱人”的思想建筑在纯粹利他的动机上，而是从功利主义思想出发，提出了“兼相爱”和“交相利”，提出了“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的思想，使自己的理论更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墨子认为，人不但要爱人，而且要能够“爱人若爱其身”，即在爱别人的时候，要能够做到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自西汉以后，儒家的人道思想(其中也包含对墨家人道思想的吸收) 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重群体精神是中国传统价值伦理的主干部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谓群体，也就是社会和国家，即所谓“公”、“公利”。因此这种群体精神，又往往是和义利之辩或公私之辩相联系的。中国传统价值哲学中，儒家义利价值观由孔子肇始，经由孟、荀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董仲舒定于一尊，到程朱集大成，贯穿中国两千年，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这里所言之“义”是指封建社会宗法等级秩序及其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是某种性质的公利，是指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至高无上的道义，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属性。这基本上属于道德价值。“利”则是指私利，是臣父之利，个人之利，是指人的物质需要，使人获得幸福的物质利益，属于物质价值。孔子极力推崇“义”而对“利”看得很淡，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8 ] ，把义与利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并发展到极端，提出:“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9 ]荀子综合了先秦诸子之学说，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但他主张“先义后利”才能“义利两得”。董仲舒提出:“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10 ]的重义轻利的主张;其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以“义”作为“三纲五常”的总称，并以此作为其道德规范轻人欲私利，强人节欲。董仲舒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 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价值导向。强调内在价值，注重自身修养一直是中国人的特点。这里的修养主要指的是个体的道德修养，就是以个体道德为起点，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强调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个体修养; 突出个体为善的主动性，“我欲仁，斯仁至矣”，强调在个人道德主动性的发扬中来完善人格，来享受至高无上的精神幸福，从而达到至人、圣人、真人、完人的目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价值源于一己之心，由己而通之于人和天地万物，因而极为重视个人的自我修养。“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于天地参矣。”[11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封建道德规范之所以能发生过那么重要的作用，与加强自身的修养、陶冶情操是分不开的。三、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质是一个处处显示着两重特性、两重作用的矛盾统一体。这一矛盾统一体又深深根植于封建社会的矛盾之中。那么究竟其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具体价值判断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第一，中国传统的人伦价值观造成了根深蒂固的道德不平等观念。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伦”成为表示贵贱的概念。董仲舒说:“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以之正也。”[12 ]人伦关系被划分为宗法的伦理关系、政治的伦理关系和朋友之交、路人之交的个体之间自由交往的伦理关系三种。其中前两种关系最为重要。在宗法伦理诸关系中，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在政治伦理诸关系中，君尊臣卑、爵大者尊位低者卑、官尊民卑等等。在宗法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与人的道德不平等。传统的人伦关系，不是整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而是一部分人必须遵守，一部分不必遵守;遵守者尽义务，不遵守者享权利:尊者享权利，卑者尽义务。这种道德不平等观念是和封建等级制度的长期存在密切联系的。第二，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道精神虽然主要是维持宗法等级制度下的不平等，但也推进了社会交往关系的文明化，即:以礼待人，厚德载物。以礼待人的核心是“敬”。“敬”意味着对交往对象的尊重。《礼记·曲礼》载:“夫礼者，自尊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敬人尊人，先人后己，是“礼” 的内在要求。厚德载物是指实行仁爱，就是要忠以尽己，恕以待人，即:为人谋尽心尽力，己所不欲而不加于别人。实行“仁”与“礼”，意味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厚爱于众而不求自利。这种道德观念伴随儒家的“仁”、“礼”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第三，中国传统的重群体精神即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具有片面的价值导向。在传统道德谋义不谋利的价值导向下，人们在言行上由鄙视私利发展到鄙视一切正常的生利、理财。于是高谈仁义者愈受到尊敬，愈是实干者愈受贬抑。这种风气，在宋、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世俗中形成了一个“指办干政事为粗豪、为俗吏，指经济生民为功利、为杂霸”[ 13 ]的传统。颜元痛切地指出，重义轻利，读书穷理、明道不计功的道德，“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 14 ] 。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至旧中国的读书人都不去生财利。但是，对中国传统的重群体精神的认识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我们在这里讲的群体是指义和公，即仁义、正义和国家。重群体也可以形成重公爱国的识大体的道德意识。重公、尚义、爱国的道德，在历史上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它的影响下，历史上出现了“为民请命”“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家。第四，传统价值观的道德修养虽然能够提高人的道德品行，但这种思维模式和心理状态约束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追求主体与客体的混然合一，还形成了人们追求统一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哲人眼里，宇宙万物的本性都是伦理性，都能以人的道德原则来说明。北宋张载认为宇宙万物丝毫没有与人离异感:“乾称父，坤成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故天体之赛吾其体，天地之师吾其性，民吾同跑，物吾与也。”[ 15 ]这种宇宙与人和社会不分内外的观念，实则否定了客体是主体的对象，导致放弃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于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探讨反归为对自身内在本质的研究，认识自然、社会的规律变成人们对道德伦理原则的自我体悟，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变成个人的道德践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