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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罪过刑法学界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类罪。这是因为：第一，从刑法理论上看，知识产权犯罪可归入法定犯。法定犯作为一定的社会现象，其本身并不一定蕴含着法律所禁止的性质或为社会所责难的性质，国家之所以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行为，完全是出于某种行政的社会政策的需要。法定犯由于其伦理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较弱，不宜对其主观犯意过于苛责，行为人只有在出于故意的情况下，才宜作为犯罪对待。过失行为则通常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这是刑法人道和刑法谦抑的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第二，从刑事立法来看，考虑到刑事立法以惩罚故意为原则、过失为例外和犯罪故意一般不作规定，过失则明确规定的立法原则，本类犯罪应属故意犯罪无疑。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故意的要素和内容还有不同的认识，尤其表现在对于违法性认识和犯罪目的的看法上。第一，关于违法性认识。对于违法性认识是否为故意的要素，各国刑法有不同的规定，刑法学界争议较大，实际部门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在此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第二，关于犯罪目的。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目的内容，尤其是是否“以营利为目的”，目前，在刑法学界争议甚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知识产权犯罪在主观上，行为人须是出于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是这类犯罪的共同主观特征，同时也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14](P．460～461)。第二种认为：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基于故意；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除了是基于故意之外，还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商业秘密权的犯罪也不需以营利为目的。第三种认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以“营利为目的”，这个范围限制过窄、过死，建议除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外，考虑到行为人在抄袭、剽窃、假冒他人作品时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是否可增加“以盗窃他人名誉为目的”或“以诋毁他人名誉为目的”等表述，适度扩大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四、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在我国刑法中，有些犯罪行为事实只要符合某法定犯罪构成关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的规定，则构成犯罪，这被称为行为犯。但有一些犯罪行为，却要求具备诸如“情节严重”、“后果严重”等条件才成立犯罪，这被称为情节犯或结果犯。为便于研究，我们将前述四个要件称为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它们对于任何犯罪的成立都不可缺少；将“情节严重”、“后果严重”称为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它们对于情节犯、结果犯等的成立不可缺少。由于我国采取犯罪构成的“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这不同于外国刑法犯罪构成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作为立法定量的表现，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直接作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判断标志，其规定是否适当，意义重大。我国刑法典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描述性要件的规定有以下5种情况：以“造成重大损失”作为要件，如侵犯商业秘密罪。以“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作为要件，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作为要件，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要件，如侵犯著作权罪。以“情节严重”作为要件，如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可以预见，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必将面临日益严重和复杂的知识产权犯罪问题。如何完善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摆在刑法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期待着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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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相关论文1000字内容

短短的几十年，世界变化如此之大。也许对于我们这些“90后”没有多大的体会，但对于那些年老些的长辈来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大了。从那时候的电报，到现在的引视电话；从那时候的黑白放映机，到现在的等离子电视；从那时候要到几里外上课，到现在的远程教育等等。这些都是创新的结果，是创新，将世界变得多彩，将世界联系在一起。　　创新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采用，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视野。世界上所有的人相互之间，在不经意间已经全部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身心还是社会或文化上。我们能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得到来自不同国家地域的不同信息，无论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掌握在手中，只要在键盘上敲打几个字，点几下鼠标，信息、资料、全都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网络，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渐渐消失，我们已不再受实际所处的位置所限制。　　电话，手机，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已是生活必需品，家中必备电话，身上必带手机。不论两个人相隔有多远，也能够在几声“嘟嘟”后，听见对方的声音，或者看到对方的面孔。相隔千山万水，想念时，就能联系，这对于从前的人来说，绝对是奢望，也根本想不到。　　打开电视，不同的频道放着各类电视。娱乐、新闻、科技，只要你能够向得到，电视中就一定能找到符合你的频道。国家大事会在第一时间以新闻联播的方式播出；明星的八卦新闻也会在娱乐频道播出，还有一些纪录片，科技新发现也会有不同的电视频道中播出。　　因为创新，世界无时无刻不再变化。　　因为创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益接近。　　因为创新，让世界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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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内容摘要: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关键词: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正当性/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新型类型之一。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产生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在知识产权立法中，遵循着一项重要的方法性原则，即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没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那样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是充分地实行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这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具有其正当性。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内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中的“法”以及“知识产权立法”属于广义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也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等）综观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始终贯穿着知识产权法定的原则。该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点之一，并通过知识产权规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体现。（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1]。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部分；详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详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页。）尽管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界定，这已是知识产权立法的共性所在。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规定，以此表现一个国家对本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态度以及所确定的不同保护范围，或者用以表现参与缔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持的共同态度或者确认的共同标准。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即一国国内或者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内涵和类型都由知识产权立法予以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知识产权的内涵，也不得自行创设知识产权的类型。（二）知识产权关系的构成法定知识产权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采用国际公约、条约的形式，还是采用国内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单行法形式（如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构成知识产权关系的三要素都会予以明确规定。具体来说:其一，知识产权的主体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一般都对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和条件予以明确规定，不是一切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原始主体而言），只有实施智力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体，才能成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产品类型及其总量极其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为此，就需要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予以选择，划定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其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法定。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但具体说来，知识产权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内容。（三）知识产权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转让等法定首先，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在于推动知识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增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为此，其对促进和推动各种知识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立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主体以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虑，而对知识产权给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包括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强制许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和管理，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的转让条件、程序都予以规定。（四）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法定其一，知识产权的受保护条件和程序法定。并不是一切知识或者知识产品都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知识产权立法对其所保护的知识或者知识产品的类型和范围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知识产品只有符合法定保护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时，才能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其二，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地域范围法定。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一般规定，在一国赋予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受该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而对超出该国领域范围的知识产品不予保护，并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法定。知识产权立法对各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都规定了特定的保护期限。对于在法定保护期限内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而对于超过法定保护期限的知识产权不给予保护。其四，知识产权的救济制度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为了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充分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类型法定、侵犯知识产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类型法定、不同类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额法定，等等。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和规范之中。可以说，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没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像知识产权这样能够将权利法定原则体现得如此彻底，运用得如此充分。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色之一，并成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则。由此也使其确立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必要。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则，又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所谓方法性原则，即为了科学、完整地表述知识产权立法内容而采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则。方法性原则不仅涉及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的立法技术，是准确表述知识产权制度内容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基于实现对知识产品保护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据和正当性。（一）知识产品“天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其一，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其存在不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由此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2]，即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实际控制。一项知识产品“可以为若干主体同时占有，被他们共同使用。知识产品一旦传播，即可能为第三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占有’”[3]。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条件之一是该权利客体应具有排他性。权利客体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确保权利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该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并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识产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况下，要实现对知识产品的法律保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强制性而使知识产品具有排他性。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赋予当事人对一部分知识财富有权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其二，知识产品具有源自其无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导致难以确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进而使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无法实现其利益，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它的保护范围无法依其本身来确定，而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的规定。在限定的保护范围内，权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品可以行使各种专有权利”[5]。因此，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明确界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为界定的一个无形的利益边界”[6]，“是由法律强行为权利人划出一道无形的边界”[7]，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人实现其利益提供条件，并依此确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防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二）知识产品的社会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品具有源自于知识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识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产的知识成果，容易扩散或者溢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所公有的知识的性质。知识的外部正效果能够给知识的非产权所有者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8]，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而知识产品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通过私人手段很难控制，即具有难以控制的特性”[9]。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克服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弊端，赋予知识产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或者相关的特定主体享有对于知识产品的垄断性权利或者享有基于知识产品而垄断市场资源的权利，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赋予知识产品以财产属性或商品属性所必需的一种标的要成为一种财产，一种利益或者权利要成为一种财产权，应具备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个条件。[10]而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三个条件都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予以赋予。其一，知识产品的有用性须由法律加以确认。一般说来，知识产品对其创造人、对他人具有价值性和可使用性，但为了更加体现出他人对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对知识产品的有用性加以强调；其二，知识产品的稀缺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品本来具有源自于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具有物质损耗性，不会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载体”[11]，知识产品“永远不会因为不断使用而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完善，越积累越多，是永恒资源”[12]。“知识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后，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识产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这种非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本人无法实现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护。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具有“依赖于人工的、自我创造的稀缺”[14]性，以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其三，知识产品的可界定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于使知识产品具有可界定性，成为人们可以拥有、愿意拥有的财产。”[15]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必备条件，进而使知识产权具备了成为财产权的必备条件。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功能确立知识产权法定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一）有利于实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战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鼓励人们进行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创新，增长社会财富，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应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已于2005年6月正式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基于此，应通过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将一切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和战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而获得普遍遵守的效力，并以此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现。（二）更加强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知识产品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自己难于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只能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即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国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取决于国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识产权制度中蕴含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倾斜。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有效的扶持、鼓励措施有利于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国家的强制力能够为之提供坚强的后盾。因此，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更加充分发挥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大效益。（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知识是资源、是资本、是财富。”[16]知识产品同时又是知识商品，“知识产权是指知识商品的产权”[17]。“知识经济的精髓在于把知识变成财富。”[18]知识产权作为商品，只有转化为产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因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的经济效益都反应在知识产业上”[19]。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赋予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知识产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产和经营的垄断权，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提供周全的保护，从而增强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识产品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商品转化率，进而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知识产品所享有的垄断权。但是，若对知识产权实行绝对化的保护，就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就应寻求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恰当划清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合理界限，划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范围界限和时间界限。即在法定范围和期限内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的、排他性权利，为权利人实现其个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护，而在法定范围和期限之外，知识产权人不再享有专有性权利，可由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共享权利，并借此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五）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解决或缓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知识产权的垄断使用与公共利用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的社会性与专有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解决和协调，有赖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为不同法律主体配置均衡性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设计出能够消除或者缓解各种矛盾的知识产权制度。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知识经济是一场巨变的社会革命。它不仅要求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因为“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创新越是高，知识价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因为“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的主要支柱，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识经济的社会”[21]。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只有不断地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实现其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才能使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分析和论证，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贯彻和实现的。该原则并不片面强调只采用某一单一立法模式确立知识产权制度。为了更好地贯彻该原则，我国应根据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和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需要，选择适宜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内容；既有私法性内容，又有公法性内容；既有国内法内容，又有国际法内容。为了准确表达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设计出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立法应采取适宜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设立了专节对知识产权做了列举式、概括式规定，并根据不同知识产权的类型分别制定了若干知识产权单行法，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度内容予以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若干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进一步扩展和充实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如何处理和链接民法通则、单行法、国际公约和条约等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间关系，颇值研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应规定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设计其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民法典与单行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关系如何协调，也需对其科学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二）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知识产权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知识产权是法律对知识产品确认和确权的结果。对新型知识产品的确认，就意味着知识产权新权利类型的增加和更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深刻变革，知识产品的新类型必将不断产生和涌现。为了更好调动知识产品创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品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及时调整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确认和增加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如商品化权、基因与转基因专利权、创意权等。[22]即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要遵循法定的内容，又不宜将该原则僵化，更不能过分强调“知识产权法定”而封闭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和权利体系。（三）知识产权制度应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知识经济化的特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应符合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而且更应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首先，应在知识产权立法中强化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应全面规定和充实知识财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知识财产权的内容较薄弱，为此，应予以强化。再次，应确立以知识产权的利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强化和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识产权的静态保护转向注重知识产权的动态利用保护的转变。知识产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财产法的发展历史启示我们，财产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注重财产的静态所有到注重财产动态利用的转变。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应更加注重和提高知识产品的利用效率。与传统的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属于新的民事权利类型，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特征。“相对于以保护物质（能量）的归属和流转为主干的传统民事权利原则理念、规范体系而言，知识产权有着太多的特殊性。”[23]传统民法设计的保护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制度和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创造和构筑符合知识产权特征和保护规律的特殊规则。首先，应更加全面地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定内容，及时克服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应恰当地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长短不同的保护期限。也就是说，应结合具体情况，使所确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既不能过短，也不易过长，而是长短适中。再次，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制度，如应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后，应探求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知识产权立法应及时吸收通过总结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而归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将凝聚着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内容及时、全面地规定于立法中而加以推广。（四）知识产权制度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不仅应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而且应吸收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成功经验，寻求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共同规律和共同规则，尽可能消除由于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别性而给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造成的障碍，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进而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和一体化。注释:[1]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13[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5]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6]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7]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8]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9]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0]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p47-[11]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p210[1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5]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6]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7]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8]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1]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2]易继明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运用[J]法学研究，2005，（3）[23]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P90-9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知识产权论文1000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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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 21 世纪，中美两国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示。中国从1979年开始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同时进行法制建设，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用 20 多年时间走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 100 多年所走过的立法路程，而且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美国依赖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甚至法律制度对世界施加影响，企图使当今时代成为美国时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对美国法律的接受就等于承认现在是美国时代。 ” 〔1〕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方面，美国依托其科技发达的优势，要求扩大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甚至影响了一些国际公约的部分内容，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提出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责难，并通过贸易报复的威胁来使其知识产权产生域外效力，甚至提出了所谓的 “国际化标准” 问题。美国常常以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以知识产权问题威胁或遏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以所谓的观念自由来企图 “西化” 中国。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方面，中美在贸易上经常发生争端。由于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结构、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实力等方面的不同，知识产权的制度也必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由于两国经常因知识产权问题引发纠纷，人们希望对于中美两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比较，以深层次了解两国之间纷争原因，通过比较而得出相应的启示。1，中美两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平等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经历了 20 多年的敌对阶段，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后，才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从 1989 年“六四” 以后，则出现了多次严重的问题。中美关系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中国的对美政策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对美关系上致力于发展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正是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有西方学者认为，在一个已成为多极的世界中，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将对美国目前为全球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提出挑战， “中国是亚洲惟一行动自由的国家，亦是该地区惟一能够真正与白宫主子和五角大楼的老板们平起平坐的国家。近年来，人们看到欧洲各国的商务代表及政治领导人不停地穿梭于北京。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争取合同;嘴上只挂着一个口号:不要得罪中国人。中国为什么不利用这种意外收获呢 ? 现在该轮到他们将 ‘不平等合同’ 强加给其伙伴了。 ” 〔2〕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各项原则，在“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 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积极发展对美关系。在中国普通百姓的眼里，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同时美国又是一个霸气十足的国家。(二)美国的对华政策11美国政治阵营思潮影响下对华的敌对政策美国长期以来的反共宣传，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形成了某些美国人的中国观中，视中国为 “坏国”，甚至认为 “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国名是中国” 。〔3〕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和传统观念，促使美国应验这样一个预言:将中国当成一个不可避免地抱有敌意和危险的国家来加以对待。因此，美国希望通过和平演变，使中国成为其政治上的同盟。美国的《纽约时报》在1997年 1 月 30 日发表一篇题为 “柏林墙与中国” 的社论中说道: “克林顿总统本周预言，自由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就像当年自由使柏林墙倒塌一样。 ”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手段，使得中国成为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员。甚至有自由主义者声称: “把中国与俄罗斯吸收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怀抱，是促进大国关系稳定、世界繁荣与和平的最佳途径。 ” 〔4〕出于政治阵营需要，美国对华的政策长期以来是 “谋求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广泛的、和平的演变” 。〔5〕政治上的敌对态度，必然造成美国对中国各方面的敌视，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必然地产生不切合实际的指责情绪。21美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对华遏制和利用政策1990 年以来，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以所谓的人权、贸易逆差、敏感武器扩张、知识产权保护不得力、中国产品倾销、市场准入等问题为借口，多次提出议案试图取消或者有条件地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当西方其他国家政府都在积极主动地帮助本国工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才意识到，用取消最惠国待遇来制裁中国最终会导致自己在中国市场中丧失希望所得到的利益。布什总统明确提出: “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 ” 〔6〕美国认为，通过寻求中国加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不但可以使中国享受到 “公共财货” ( Publicgoods)所带来的好处，从而缓解其对既存秩序的 “不满”，而且可以借助多国的力量来束缚住中国这条正在腾飞的巨龙，使其 “融入国际社会” 。因此， “遏止” 与 “利用”，有条件地同意中国加入世界组织和当今国际体系，并准予中国在其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是美国长期以来在经济上对华的政策导向。31美国的霸权外交政策美国以武力和 “良知” 为基础的霸权主义和德行并非自今日始，从这个民族诞生的那天起就与整个美国民族不可分离。美国相信的是 “上帝、金钱和枪杆子”，军事上的强大导致了政治上的霸权，也必然导致在经济领域的蛮横无理。18 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艰苦卓绝的反英独立斗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以及先于欧洲创建的共和国体制，使美国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就是 “上帝的选民”，形成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美国的价值观纵深渗透， “经济、安全、人权” 成为其未来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当今世界似乎没有一处不关乎到美国的利益” 。〔7〕美国所强调的 “市场民主” 和 “世界新秩序”，都是必须以符合美国利益为前提的，可以说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迫切渴望做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全球综合的主宰。在多极发展的世界中，面对着美国的霸权，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它们越来越想把老卡顿的著名斥责 “见鬼去吧，美利坚 !” 变成自己的斥责。〔8〕“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成威胁自己的对手” 。〔9〕但是在美国人眼里，总认为中国需要美国的程度大于美国需要中国的程度。克林顿 1998 年 6 月访华期间在北大发表演讲时说，中国在 21 世纪成为一个强国具有什么意义 ?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在经济上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在文化方面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将能够在解决世界问题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 或者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能够以某种形式或方式主宰你们的邻国，而不管邻国是不是愿意 ? 这是每一个伟大的国家都必须作出的决定。〔 10〕美国害怕中国的强大，但矛盾的是美国又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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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英语：Intellectual property），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期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主要分类有：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版权）等。　　广泛使用该术语“知识产权”是一个在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后出现的，最近几年才变得常见。简称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