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事诉讼法的认识论文摘要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释义】本条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及其调解的效力。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民间组织，其调解没有强制执行力。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可以进行诉讼。【关联法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2条《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3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8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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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什么?二审民事诉讼的目的有无其自己的特点?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问题似乎与民事审判实践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民事法官平时忙于审理各种各样的民事案件，忙于解决形形色色的民事纠纷，无暇深入研究这个理论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比较薄弱。但是我们无法回避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从宏观上说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并不十分明确;从微观上说审理案件时适用的具体民事法律条文不完善、法律规定滞后、民事裁判文书制作水平有待提高等。我们急需解决这些问题，对民事诉讼目的论的研究应该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指导方向。 在国外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对民事诉讼目的论的研究比较深入，形成了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几种代表学说:私法权利保护 说、私法秩序维持说、纠纷解决说、程序保障说等。近年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学者们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解决民事权益纠纷"是民事诉讼的目的，有的学者认为"解决纠纷"是民事诉讼的目的，还有的学者倾向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程序保障说"。(1)笔者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即目的论研究的实践意义主要在于它可以为民事诉讼制度设计提供一种基本理念，(2)不过笔者认为对我国民事诉讼目的的研究还应该考虑我国国情，这里主要是指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实际情况、民众对法律的理解状况和民众普遍的 "青天情结研究不容易实现其实践意义。长期以来'我国民众习惯于把法院看成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习惯于行政管理模式下的社会运行方式，习惯于指望"包青天"个人实现社会公平，即使是在全社会都主张依法治国的今天，我国民众的这种习惯思维并未真正改变。这一点在民事诉讼中的典型表现就是"案件一进门，两头都托人"的现象，有理的担心不托人可能让对方得逞，没理的想通过托人寻求更多的不当利益，于是双方不是更多地从法律角度审视衡量自己的利益是否合法，而是各显神通托人拉关系，法官则在审理案件的同时肩负向领导汇报、向朋友解释的重任，通过这样的工作让公众明白法院裁判的理由、了解法律的相关规定。正因为如此，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的过程不可能简单化，民事诉讼的目的也不可能单纯地就是解决民事纠纷或是保护私权。法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所进行的解释工作(即所谓法官的释明责任)，实际上是承担了一部分宣传法制的社会责任。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国通过民事诉讼不仅要体现公正而且要通过法院的审判活动达到宣传法制的目的。所以，我国民事诉讼的目的承载了较多的内容:实现以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的同时，以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引导公众真正尊重法律、依法实施民事行为o而以公正引导公众，通过裁判告知当事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让公众知晓如何做才是合法的、才能使自己的合法利益最大化是二审民事诉讼尤为突出的目的。笔者 之所以强调二审民事诉讼的目的，是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两审终审的诉讼制度，第二审程序是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 上诉请求，对一审法院作出的未生效的第一审裁判，依法另行审理并作出生效裁判的一种诉讼程序制度。(3)相比一审民事诉讼，当事人在二审民事诉讼过程中对诉讼表现得更执着?双方的对立情绪更激烈，调解结案率明显下降，二审法院审理案件的难度明 显增大，经过第二审程序作出的法院裁判的社会影响也更大。诚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但判例不能作为裁判根据的情况并没有影响公众将法院裁判作为自己行为的判断根据，甚至是对社会公正与否的判断根据口这一点从近年来社会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关注和个案的裁判结果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就可以看出来。 基于以公正引导公众的民事诉讼的目的，我们设计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保障程序公正但避免当事人竞技诉讼技巧，实现实体公正且避免诉讼迟延。近年来，程序正义的观念被人们广泛接受，"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最高法院于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证据规定》)以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表明保障程序公正得 到充分重视。但目前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了过于强调程序公正而忽视实体公正的倾向，一些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利用《证据规定》中技术性的条款在法庭上竞技诉讼技巧，拖延诉讼，造成审判资源的极大浪费。因这个问题还涉及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本文 不展开论述。这里笔者主要针对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时存在的问题，就二审民事诉讼既要实现实体公正又要避免 诉讼迟延进行探讨。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中关于第二审程序的规定，二审法院审理二审案件后的结案方式主要是:维持原判(原裁定)、改判、发回重审、指令审理、调解和撤诉等在审判实践中二审程序以调解和撤诉方式结案的存在问题不大，以维持原判(原裁定)、改判、发回重审方式结案的在适用程序法律方面存在问题比较突出，尤其在制作法律文书时法官陷入两难o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一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情形是: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 正确。对此应该理解为，只有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阐述判决理由、适用法律方面都没有问题时，二审才能维持一审判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并不如此。有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二审 查清事实后作出的判决结果与一审的判决结果又是一致的，这样二审判决本身就是矛盾的。如雷六诉王毛运输合同纠纷案，托运人雷六起诉承运人王毛要求王毛赔偿货物损失三万元，一审法院认定货物损失不存在，判决驳回原告雷六的诉讼请求。雷六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经审理查明承运人王毛在运输过程中的确造成货物损失，但双方当事人未及时清点货物，当时的货物损失情况并不明确，雷六未保留有关货物损失的证据，二审法院认为雷六要求王毛赔偿货物损失三万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应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雷六的诉讼请求。从判决结果看，二审判决应维持一审驳回原告雷六的诉讼请求的判决结果，但从判决书认定事实、阐述判决理由、适用法律的内容看，无论如何是得不出维持原判的结论的。有的一、二审认定事实是一致的，二审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但是一审判决阐述的判决理由又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二审判决本身也是矛盾的。如王某诉张某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发包人王某起诉承包人张某要求张某支付2OOF-2004年的土地承包费四万元、未按时支付土地承包费的违约金一万元，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是有效合同， 判决承包人张某应按合同约定向发包人王某支付2003-2004年的土地承包费四万元，驳回原告王某要求张某支付违约金一万元的 诉讼请求，理由是王某在订立土地承包合同时并未与张某约定违约金，对此王某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提出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改判减少承包费，理由是发包人王某未将合同约定的土地全部交付，二审经审理查明张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其按合同约定支付承包费是正确的，而双方当事人未约定违约金，王某要求张某支付违约金一万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亦不应支持。但一审判 决阐述的理由显然是错误的。 针对上述这些情况，笔者作为承办二审案件的法官提出变通处理的意见，就是二审仍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但是在二审判决书中充分阐述二审判决的理由后，明确指出一审判决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二审维持的仅仅是一审判决的结果而不是一审判决的全部。不过这样处理带来的问题就是二审判决书中任何引用法律条文?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显然不准确，同时引用该条款的第(一)、(二)、(三)项是自相矛盾，如果只引用实体法不引用程序法，二审判决在适用法律上就是有瑕疵的。另外，二审法院作出维持加判的判决时，在适用法律方面亦遇到同样问题。 如果说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阐述判决理由、适用法律方面 存在问题尚可如此变通处理，那么对在程序方面存在问题的一审判决，当事人又是针对程序问题提起上诉的，二审的处理难度则更大，甚至出现二审判决被再审程序认定程序违法的情形。如赵某诉刘某奶牛买卖合同纠纷案，买受人赵某以出卖人刘某出售的奶牛不符合合同约定为由，要求刘某退还买牛款四千元，一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该案，在庭审时一名合议庭成员中途离开法庭，后回来参加合议庭评议。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判决被告刘某退还原告赵某买牛款四千元。刘某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理由是一审法院审理案件程序违法，法官在庭审时中途离开法庭，导致本案认定事实不清，且法官的行为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如果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势必迟延诉讼，增加当事人的讼累，浪费审判资源，而法官在庭审时中途离开法庭虽是程序上的瑕疵，但并未影响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和《适用意见》中规定的程序违法应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情形，所以二审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尽管在判决书中二审法院详尽地阐述了二审判决的理由、指出一审判决中存在的问题，但严格地说这样的终审判决有未保障程序公正之嫌。宣判后，刘某就以一、二审均程序违法为由申请再审，法官们对此的观点也是不尽一致。对一审法官在庭审时中途离开法庭的程序瑕疵，二审程序还可以有条件地予以弥补，但是对涉及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程序问题，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得的证据未依法进行质证的案件，即使二审法院查明一审判决是正确的， 二审法院也只能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否则就违反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应当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基本原则。这也是二 审发回重审案件多的原因之一。 "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 改判。"这项规定适用的结果是，二审如果查明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大多是裁定撤销原判 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而不是查清事实后改判。而且在法官们中间形成一种认识，就是如果二审直接改判就是一审终审， 尤其是标的额大的案件，更不能直接改判，否则容易使当事人把矛盾集中在二审，对法官也是非常不利的。所谓"二审直接改判 就是一审终审"的认识曲解了两审终审的含义，两审终审不是就一个判决结果必须经过两次一审审理，而是经过一、二审程序作出一个判决结果。另外，这项规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二审未查明事实怎么能判断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审既然查清事实为什么还要发回重审? 对二审发回重审情形的不妥当的规定，客观上造成发回重审案件的增多，导致诉讼迟延。 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时存在的问题，使我们 认识到修改这条法律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修改后的法律条文应具有严密、操作性强、适用于多种情况的特点。首先，修改后的法律条文应适用一审的判决和裁定，而不仅仅是原判决，应吸收《适用意见》第186、187条规定中的内容;其次，放宽规定二审 维持原审判决、裁定的情形，规定下列情形二审维持原裁决:原 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裁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 虽有错误，但二审对裁决结果的表述与原审一致的，明确对原裁决结果予以维持;一审存在程序上的瑕疵，不影响裁决结果的正确，二审能够予以弥补的;第三，严格规定发回重审的情形，二 审查明事实且一审不存在程序上的错误的，不属于发回重审的情形。总之，修改后的法律条文应该既能够符合实现实体公正的要求，又能够避免诉讼迟延。 废了好大劲的希望对你有帮助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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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法~论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论民法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意义论民法对人身权的保护论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论我国人身权制度的完善论我国物权法制定的原则^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论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意义论我国的民事主体制度论法人制度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制度意义论合伙的法律地位论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论法人内部治理制度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论意思表示论法律行为的分类及其意义论物权行为论代理制度对于市场交易的意义论表见代理论代理中的连带责任论代理权的取得与行使论无权代理W|论民事权利体系'}论人身权体系论民法中的物权体系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DDwY论诉讼时效制届满的效力;T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F论民法中的归责原则xI"z?[论过错责任原则*论无过错责任原则%A^bT论民事责任的特征与功能=Y论所有权在物权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论所有权与所有制的联系与区别js]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U-H2[论所有权的限制o`{论用益物权体系/论我国的不动产物权体系论我国的土地物权制度V论我国农业土地物权制度的完善论地役权$，(论典权论担保物权体系!AF论抵押权的设定与效力&E!论质押的客体}{论权利质押的特征BlS论留置权的特征的意义论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论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比较A论共有vN论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比较xK论占有制度的意义论物权的效力W论物权的支配效力muU{论物权的追及效力"论物上请求权ByPIR论物权与债权的区别BlsN论物权法定原则*wVM论一物一权原则Cj4，/论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交易安全保障的关系fQ论债的特性F*论债权的相对性BR}a}论债权的效力&X论债权的履行原则|b2/;G论债的分类及其意义sOj}
这是跟法律相关的论文呀~你在网上找下这类的期刊看下撒~像（法学）这种期刊就可以吧~~
毕业论文选题最好要范围狭窄一些，太宽泛了很难写透。公益诉讼选题宽泛，案例比较好找，不过概念的界定比较困难，社会效果方面也认识不一，个人觉得不是很好写。建议写程序法方面的论文可以写证据法，专门写民事诉讼方面的，举证责任比较热了最好避开不写，新颖性建议可以试一下电子证据、科学证据等概念，国内的论文不是很多，不过台湾有很多书籍可供参考。
家庭暴力中的妇女如何保护自己
对民事诉讼法的认识论文题目怎么写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1、论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及法律规制 2、论法律的平等价值 3、上市公司并购业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4、论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5、所有权保留若干问题研究 6、网络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律规制 7、论公司合同风险及其规制 8、论夫妻侵权的法律规制法辅 9、逃税罪研究 10、校园暴力的成因与法律防范 11、正当防卫疑难问题研究 12、网络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 13、不真正不作为犯研究 14、论交通肇事罪 15、论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以上选题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我晕，这么大的题目，博士论文差不多，建议你换个题目，你的导师看了绝对告诉你题目太大，这个适合写本书了，而不是题目，建议你上网找花钱买的吧，你的要求给钱差不多啊，给再多分都没用，价钱不贵，一百左右，还保证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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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刑事诉讼的认识论文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从程序上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二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三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答：1从程序上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法律，是刑事实体法。刑法的正确适用有赖于科学的刑事诉讼 程序。只有依照科学的刑事诉讼程序才能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人。刑法的适用才有可能具备事实根据和适用对象。因此根据刑事诉讼法律 规范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是实现刑法的惟一途径和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办理刑事案件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一系列的诉讼制度和具体诉讼程序。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可以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刑事案件的客观事实，使刑法的适用具备可靠的事实基础。 2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是制定和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客观需要。只要有犯罪存在就必然要有追究犯罪和处罚犯罪的刑事诉讼活 动而在法治国家中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国家活动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的必须有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司法机关职权的规 定强制措施的规定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的规定以及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都为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乃至最终惩罚犯罪分子 提供了保障。?? 保护人民和惩罚犯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通过刑事诉讼活动追究和惩罚犯罪的结果也就实现了保护人民的根本目的。刑事诉讼的功能之一就是 要恢复被犯罪破坏的法律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3、保护人民实际上也包含了保障人权的基本思想。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内涵丰富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一般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是指通过打击犯罪来防止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犯罪的侵犯 (2)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即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不能冤枉好人 (3)保障所有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4)使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处理即做到程序合法、事实可靠量刑适当。3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 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是制定和实施刑事诉讼法的终极目的。同前两个目的相比这个目的处在更深 的层次它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刑事诉讼法的本质。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是为维护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服务的我国社会主义类型的刑事诉讼法 必然要将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作为终极目的。总的来说通过对犯罪给予否定性评价而树立起正确标准，减少违法犯罪发生，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得到保障，协调公正与效率、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
你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说，希望可以帮助你。1对刑事诉讼法的认识 2刑事诉讼法学习后的新认识 3自己以后怎么来实践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是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而刑事诉讼法是国家颁布的规定刑事诉讼相关程序的法律。刑事诉讼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刑事诉讼法仅指法典---1979年《刑事诉讼法》（1997年修订），广义的刑事诉讼法指一切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规范。我国的刑事诉讼法通常是广义上的理解。
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一)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三)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五)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即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六)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法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包括：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刑法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向其报告工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