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1500字论文大全第一期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经过无数次文明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多元一体化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含义是比较宽泛的，它是指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一切，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及一切“人化”的事物。它包罗万象，海纳百川：书法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风俗民情，无一不尽显中国传统文化之“风骚”。记不清是哪位前辈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是艺术的文化。我总觉得，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话，只有深得中国文化的三昧的人才说得出来。据我的体会，这里所以称中国文化为“艺术的文化”，既是指我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的那些丰富多采的艺术样式和作品，又是指贯穿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那种艺术精神。而这艺术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中华精神。中华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脊粱，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它包含自强精神、仁爱精神、勤奋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爱国精神、气节精神、革命精神、改革精神、开放精神••••••它作为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使我们的民族在走过的千年漫长长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而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使我们在发展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战线，穿越千年时空历久而不变；它使我们在工业世纪后期全球化大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生存与命运又一次面临巨大挑战的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展望美好未来；它是推动我们民族发展和复兴的不竭动力和源泉。中华民族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衰，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它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只要是炎黄子孙，无论是生活在祖国的大地上，还是远离祖国，都忘不了这种传统。它像我们祖先的血液一样，流动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血管中，只要一提到中华民族，每个中国人都会热血沸腾，情绪激扬。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　　孔子文化学院是曲阜师范大学设立的专门从事孔子、儒学、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教学和学术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是国内高校最早成立的孔子、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学院前身是建于1979年的孔子研究室，1983年改为孔子研究所，1993年升格为孔子文化学院。　　目前，学院拥有“山东省省级重点学科”——专门史（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专门史硕士点，历史文献学硕士点；山东省“十一五”强化建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设于本院，“山东孔子学会”挂靠单位；本院与孔子研究院共同拥有山东省“泰山学者”岗位。设有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与相关思想文献、中国儒学史、齐鲁文化、比较文化、文献情报等研究室。　　学院拥有一支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现有教授、研究员6人，副教授、副研究员4人，博士10人、硕士8人。除本院学者外，学科还有校内20多位从事儒学与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并聘请李学勤、深见东州先生为我院名誉院长，聘请李学勤、杜维明、方克立、葛荣晋、刘蔚华、远藤哲也、崔根德等30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任本院兼职教授。现任院长为杨朝明教授。　　学院拥有藏书四万余册，其中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孔子文化大全》等大型类书、丛书。学院每年编辑出版高品位学术性的《孔子文化研究》期刊，每学期编辑出版普及性的《孔子文化》期刊。　　自1986年以来，本学科学者发表了200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了《鲁国史》、《中国儒学史》（七卷本）、《鲁文化史》、《周公事迹研究》、《稷下学史》、《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孔门弟子研究》、《孔氏家族全书》、《诗论解义》、《古文献与古史考论》、《尚书注训》、《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孔子家语通解》、《论语新校释》、《大戴礼记汇注校释》、《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等一批高水准的学术专著。在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编辑出版了《孔子资料汇编》、《孔子弟子资料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等大型的文献资料集。先后获国家、省部级奖励50余项，承担《儒家理论及其现代价值研究》、《六经之教与孔子遗说》、《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大戴礼记汇校集释》、《论语汇校集释》、《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汉魏孔氏家学研究》、《〈孔子家语〉综合研究》等国家、省部级等各级科研课题100余项。　　由于地处孔子故里、儒学故乡而研究孔子、儒学，学院受到普遍关注。各级领导、各界人士、专家学者常常来学院视察、交流，推动了学院和学科的发展，提升了学院、学科和学校的影响力。　　学院与韩国、日本、美国、德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沙特等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团体、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保持经常、广泛而密切的学术联系和交流。　　与日本的岩手大学、东日本国际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等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学术合作。与我国港台地区学者保持经常性的学术交流。　　在研究经费上，除省财政投入和学校匹配外，还积极吸引外资。2001年日本友人深见东州先生捐助300万元人民币，设立“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支持以本校为中心的孔子儒学研究。学校利用这一经费向全国公开招标，共设立开放课题50个，资助出版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著31部，极大地推动了孔子儒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学院经常举行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与韩国成均馆大学签有友好交流协定，每年定期联合举办题为“中韩孔子文化论坛”的学术会议；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我院访问讲学；派出多位学者赴海外讲学、参加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学院独立或联合举办了“国际孔子与儒学研究讨论会”、“全国孔子与儒学研究讨论会”、“儒学与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区府汉魏碑刻考察研讨会”等十多次大型学术会议，先后邀请匡亚明、孔德懋、李学勤、杜维明、金圣基、胡晓伟、周孝正、皮介行、高明士、丁原植、田旭东、黄一农、夏传才等百多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学院学者教授也先后到韩国、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澳门及大陆许多省市高校访问讲学。学院还多次接待海内外团队或个人的来访，接待过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学术团队200多次，有力地促进了孔子文化的研究和传播。　　学院经常举行学术讲座，聘请知名专家学者，每周二作“学术前沿”讲座；以研究生为主体，每周五开办“洙泗讲堂——中华元典会讲”，吸引了广大师生踊跃参与，为深入研究、大力弘扬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2005年以来，我院创刊《孔子文化》，赠送到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引起了较好的反响，得到了广泛认可和赞誉。

最佳答案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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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学生亟需在学校的正确教育和引导下，不断学习，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思想道德修养课能帮助大学生从历史和现实的大量素材和生动事例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料，获得真、善、美的心理启迪，正确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理论和方法，提高综合素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具体地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有助于学生实现从中学到大学的转折，更好地完成大学期间的发展任务。从中学到大学的转折，是大学生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将经受多方面的新考验。它既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机遇。然而，由于当代社会背景以及个体特点及其经历的原因，近年来大学生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地影响大学生教育任务的完成及个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学习“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有助于大学生提高自我素质，增加应对现实中各种挑战的能力，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完成大学期间的各项发展任务，成为社会发展的有用之才。其次，有助于青年学生积极探讨人生的具体问题及其哲理，尽快选择并走上成功之路。随着大学生离开家庭并逐渐融入社会，他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有关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并引发有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相应思索。“思想道德修养”课程针对大学生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特点，从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面临的具体问题出发，进而透过具体现象探讨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哲理问题，将有助于青年学子拨开市场经济的迷雾，避免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干扰，确立正确的人生态度、人生目的和人生价值，从而为自己的成才拨正航向。最后，“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的学习，还将有利于青年学生不断地完善自己，实现自我的新境界。修身养性向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境界，它既是青年人个体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保证。当代大学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承担了重要责任，党和政府对此也寄托了殷切希望。通过课程的学习，将有助于青年学生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并在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人，无愧于时代与民族的重托，真正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学习其他任何课程一样，要学好思想道德修养课也要注意一定的学习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学风，也是思想道德修养课的主要教学原则和学习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学习掌握理论知识；二是要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学习、理解、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基本理论。这是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的前提。没有理论指导的行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行动。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情、意、行相互作用，知是前提，行是结果，情感、意志起中介作用，行首先要有知的引导。只有掌握思想道德修养的基本理论，我们才能在日常的道德生活实践中，区分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自己的道德实践活动也才有明确的方向与目标。其次，我们要善于把所学的思想道德修养理论运用于道德实践活动，指导自己的道德实践活动。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才是检验一个人思想道德修养水平高低的标准。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是提高大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课效果的有效方法。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过程，是一个吐故纳新、新陈代谢的积极扬弃过程，它既需要自己主观的努力，也需要客观外界的帮助。接受教育，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还能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但外因毕竟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在接受教育的同时，还要善于运用自我教育的方法。自我教育，也可称为自我修养，它表现为一种自我主观积极努力、勇于进取的状态，表现为在处理工作、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不断提高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监督、自我反省、自我改进的能力和水平，我国儒家学说中提倡的“慎独”就是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很多，例如进行自我总结和鉴定，通过分析解剖自己的优缺点，树立新的奋斗目标；立座右铭，针对自己的弱点或根据自己的愿望把名人名言置于床边、案头，朝夕相望，就能起到激励、督促、潜移默化的作用；记日记、写读后感等也不失为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文采了，其实在大学生涯很好写的，只不过就靠你自己爱不爱吹嘘了。

大一中国传统文化论文1500字

那你们看看（世界文学研究）吧，学习参考参考

看看（社会科学前沿）吧

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极端以后必然转向另外一个极端。中国文化由衰到盛，再由盛到衰，也是必然的两个极端发展过程。“文化大革命”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彻底的清扫，中国传统文化衰到了极点，也预示着传统文化转机的到来，预示着传统文化重新兴盛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及时认识传统文化，走进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谓走进传统文化，就是要弃恶从善、改邪归正、超凡脱俗、离苦得乐，转愚痴为智慧、转糊涂为明白、转烦恼为快乐、转空虚为充实、转黑暗为光明、转凡夫为圣贤、转小人为君子、转无赖为豪杰、转生死为涅槃，。　　学习传统文化的意义：　　学习好比吃饭，吃饭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健康，学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智慧；但是有几人是为了健康而吃饭？同样，又有几人是为了智慧而学习？所以，做人一定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要有人格和主见，要特立独行，切不可随波逐流。一个民族和国家也同样要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独立和发展的基础。健康和智慧也仅是生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认识、改造、完善生命。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晚年也多次提出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质问。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学校教育的背后都有一套传统的文化思想作底蕴，教育就像是一棵大树，而经过千百年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思想就像是大地上的土壤，在这个良好的文化体系基础上，才能够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才能构建起良好的教育体系，保证人生的健康发展。　　大地：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但是一切能吃、能穿、能住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大地。大地承载一切，生长一切，接受一切，转脏为净、转臭为香、转丑为美，为万物之基础，无为而无所不为，无能而无所不能。一个人要健康地成长，将来有所作为，首先要建立起宽广的胸怀及髙远的志向，具备成长和作为的基础与能力，守本分、能承担、肯付出、有德行、有智慧，这要靠文化而不是知识或技术来培养。传统文化就像大地一样，其作用就在于他能够培养人类发展的基础和能力-福德智慧，使你无所不能。文化不是科技、艺术、宗教，但是一切真正的科技、艺术、宗教都必以文化为基础，才能健康地发展。　　中国的教育、文学、艺术、科技、政治、经济都是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文化是他们背后的真正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是导致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及政治、经济等落后的根本所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真正重视、标榜的是文化方面的人才，而书法、绘画、雕刻、建筑、文学、科技等方面的人才都落在其次，甚至根本就不见经传。因为只要文化不灭，文明就会自然延续下去。国家最需要的、最有用的也是文化方面的人才。　　传统文化的没落，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就表现得很明显。孔子-六经-五经-四书-朱注四书-白话四书-现代注解四书，到最后有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偏离了孔子的本意。文化的核心变化为：道德、仁义、礼法，没有文化时就变成法制了，越来越偏离于自然的法则，人为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们的志向也随着文化的变化而改变：道-德-道德-道理-真理-理想-梦想-妄想，越来越脱离自然、根本和实际。我们现在要认识文化的本貌、理解其真意、继承正统，弥补文化的缺失，从根本上提高科技与文艺的发展动力，从根本上提升经济与政治的管理素质。避免盲目崇拜或者任意亵渎，这都是文化没落的表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圣贤人的地位要高于父母的，中国文化提倡要孝敬父母，同时更要恭敬圣贤，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而圣贤给了我们慧命，慧命比生命更重要，更有价值。礼拜父母是天经地义的，礼拜圣贤也同样是无可厚非的行为。当然，最重要的是本质上的恭敬，而不是形式，否则必然适得其反。后人太重视形式，并且发展到极端，本质上却越来越欠恭敬，结果导致了另一个极端的开始，也自然导致了文化的由盛到衰。　　1、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文化的才是永恒的　　所谓文化内涵，是他具有民族性，或者说具有世界性，因为文化所表达的是人的本性、共性，是永恒的、相通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少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祖先留传给后代子孙最珍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后代子孙开启智慧的钥匙。只有我们中国人更有能力和条件，把自己的文化全面的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我们只有首先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传承下来，拥有了一定的智慧，然后再把他贡献给全人类，才有能力、有资格去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四大文明古国现在仅剩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是人类文明的精华，能拯救中华民族，也能拯救世界。　　2、中华祖先承传文化、智慧的法宝　　（1）汉字：六书造字，充满智慧的符号—表达智慧（智慧不易表达-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思议）；　　（2）文言文: 语言与文字分开，永久不改变—承传智慧；　　（3）孝道：道德之本，文化之源，教育之始—开启智慧。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是开启智慧的钥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成就、高度智慧的成就。现代人迷失了传统，因而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误解，从而轻视、否定、大肆辱骂传统，辱骂祖宗。　　3、传统文化能立大志：　　做人的志向要高，所谓顶天立地，这是真正的人。人本位天地之间，而不是名利之间、财色之间。要有天空一样的心量、大地一样的胸怀，更有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更崇高的思想境界，离开传统文化这种志向是立不起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　　同时，又要求做人的姿态要低，要谦虚、谨慎、忍辱，离开传统文化是难以摆正这种心态的。（孔融让梨、大舜至孝、蔺相如顾全大局廉颇负荆请罪-美德）　　传统文化能让我们真正做到高处着眼，低处起步。　　3、承传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外文化的正常交流　　有来有往才叫交流，正常的交流一定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所谓平等是要有相同的能力，有相同的智慧德行等基本人文素质。要有辨别和选择的能力，辨别是非好坏真假；要有接受和防御的能力，能够把好的东西接受过来，把坏的东西抵制住，同时把我们好的东西输送出去，实现中西文化的互相补充和完善，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科技文化，就是中西文化的精华，可以互相弥补。通过交流实现：古代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中国化，中西文化全球化；古为今用，西为中用，造福世界。闭关锁国、排斥一切或全盘西化、一边倒的涌进、毫无选择的吸收都是不可取的，后果将无法挽回。（同性恋、艾滋病、明明德）　　4、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民族的血统加民族的精神等于民族的脊梁，有脊梁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民族精神来源于民族文化，继承民族文化才能形成民族思想，只有具备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人才可能具有中华民族的精神，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首先做好人、做好中国人，然后才可能被世界认可。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　　5、文化不是知识，德不是才，福德智慧不是才能技艺　　文化不同于知识，文化的作用和目的是开启智慧、积累德行（有文化就是有智慧、有福德），知识是培养才能、技艺。　　有德有才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成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资治通鉴》　　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牛根生先生　　德比才更重要。　　6、传统文化是连接古今及未来的纽带　　博古通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博古才能通今，承先才能启后，继往才能开来。所谓博古、承先、继往就是指承传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能够保证社会和民族绵延不绝、自强不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能够保证民族顶天立地、信心坚定、独立自主。所以，传统文化能够建立起自信、自强、自立的人生和民族。　　所以说，中国文化存则中国兴，中国文化绝则中国亡。　　中国文化要在保证根本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养分，添枝加叶，不断发展和完善，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能把几千年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全部推翻，那就等于把大树连根拨起，或摧残百花，然后再去重新建立-是极其愚蠢和冲动的行为（文革教训）。文化的建立是千秋大业，需要多少代人的实践探索和积累（文化如一棵大树，多少年才长得枝繁叶茂，古木参天）。但是，真理是永恒的，是绝对的，最终重新得到的结论也必然与古人不谋而和，因为人的真心本性不变，古人已和盘托出-世间好语佛说尽。　　7、生命的真正意义、最高价值、最终目标　　古人讲道：悟道、修道、得道、弘道；　　后人讲真理：发现真理、追求真理、落实真理、弘扬真理；　　具体讲就是为了生命：认识生命、改造生命、完善生命，并最终去帮助一切生命认识、改造、完善生命。　　完善生命：包括真善美慧（假恶丑痴）四个方面，要分别靠科学证明、艺术展示、宗教落实、文化开启。有智慧才能认识生命，进而改造、完善生命。　　真假、善恶、美丑靠智慧辨别，而智慧要靠文化开启，文化是科学、艺术和宗教的基础。真正的科学家、宗教家、艺术家同时也必须是文化人，必须有智慧，具有辨别真假、善恶、美丑的能力才能把科学、艺术、宗教搞好。　　文化讲道，承传真理－求生命之慧；宗教行道，落实真理－求生命之善；科学证道，证明真理－求生命之真；艺术示道，展示真理－求生命之美。经济是人对物的管理，政治是人对事的管理。所谓以人为本就是靠人管理为人服务，做好人，有智慧，才能管好事和物，所以文化教育也是经济和政治的基础。　　真理就是生命的真相；中国文化中宗教为佛教专门术语，即自证为宗、化他名教。　　承传生命之慧-落实生命之善-证明生命之真-展示生命之美：认识、改造、完善生命　　一切生活都是为了生命；不应该为了生活而忽视生命(贫)；更不应该为了生活享受而残害生命(富)；站在生命的高度看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生命有层次的差别-（有提升的空间、有堕落的余地）；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提升生命的层次(孝敬爱仁慈悲)。　　我们要认识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落实传统文化，做一个有道德、有智慧、有能力、有信心、有素质的真正中国人。要先学做人，再学做事，才能成事；要先学文化，再学知识，然后才能灵活掌握并正当应用技术。　　生命高于一切。为完善、保护生命而牺牲生命值得，为生活而牺牲生命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