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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写清明节的，因为那样会觉得你比较怀念祖先。

儒家礼教与礼仪之邦之间的联系与背离；一下就想到这个了。“礼”和“乐”的思想绝对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在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我们自称礼仪之邦，很大程度上有以儒家这两个思想为约束的关系，但是礼仪之邦，还有很多更丰富的内涵的。另一方面，儒家的“礼”也和礼仪之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内涵上的相异和背离，有约束人性的一面。

“外儒内法”的传承研究《红楼梦》中的哲学思想研究“玄”与“禅”的比较研究……

中式传统建筑自有巢氏搭建窝棚栖身起，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始终以木结构为主，即使在周、秦、汉、隋时代专事结构的发展，空芯画像砖的制造，石拱桥建筑技术均领先于当时世界其它地区。但由于中国在营造房屋和墓园都非常注重风水崇尚五行，认为“木”是采集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气象征着生命。“土”为万物生长之本，而石材质地近“金”有肃杀之气暗示死亡，砖石两者质地相近，只能用于墙面或地表以下，因此墓室多用砖石砌筑，供人食用的房屋则以木材为主营造。中式传统建筑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已形成不同的体系：如陕西半坡遗址的大房子木结构、长江以南的穿斗式木构架，以及浙江余姚遗址的干栏式等多种木构架的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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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持否定性的整体观。其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鲁迅指出

室内设计的风格与流派摘要：风格即风度品格，体现创作中的艺术特色和个性；流派指学术、文艺方面的派别。　　关键词：室内装修　　室内设计的风格和流派，属室内环境中的艺术造型和精神功能范畴。室内设计的风格和流派往往是和建筑以至家具的风格和流派紧密结合；有时也以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甚至文学、音乐等的风格和流派紧密结合；有时也以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甚至文学、音乐等的风格和流派为其渊源和相互影响。例如建筑和室内设计中的“后现代主义”一词及其含义，最早是起用于西班牙的文学著作中，而“风格派”则是具有鲜明特色荷兰造型艺术的一个流派。可见，建筑艺术除了具有与物质材料、工程技术紧密联系的特征之外，也还和文学、音乐以及绘画、雕塑等门类艺术之间相互沟通。　　风格的成因和影响　　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是不同的时代思潮和地区特点，通过创作构思和表现，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室内设计形式。一种典型风格的形式，通常是和当地的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又需有创作中的构思和造型的特点。形成风格的外在和内在因素。　　风格虽然表现于形式，但风格具有艺术、文化、社会发展等深刻的内涵；从这一深层含义来说，风格又不停留或等同于形式。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一种风格或流派一旦形成，它又能积极或消极地转而影响文化、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一种形式表现和视觉上的感受。　　20-30年代早期俄罗斯建筑理论家M· 金兹伯格曾说过，“风格”这个词充满了模糊性……。我们经常把区分艺术的最精微细致的差别的那些特征称作风格，有时候我们又把整整一个大时代或者几个世纪的特点称作风格“。当今对室内设计风格和流派的分类，还正在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章后述的风格与流派的名称及分类，也不作为定论，仅是作为阅读和学习时的借鉴和参考，并有可能对我们的设计分析和创作有所启迪。　　室内设计的风格　　在体现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的同时，相对地说，可以认为风格跨越的时间要长一些，包含的地域会广一些。　　室内设计的风格主要可分为：传统风格、现代风格、后现代风格、自然风格以及混合型风格等。　　一、传统风格　　传统风格的室内设计，是在室内布置、线形、色调以及家具、陈设的造型等方面，吸取传统装饰“形”“神”的特征。例如吸取我国传统木构架建筑室内的藻井天棚、挂落、雀替的构成和装饰，明、清家具造型和款式特征。又如西方传统风格中仿罗马风、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洛可可、古典主义等，其中如仿欧洲英国维多利亚或法国路易式的室内装潢和家具款式。此外，还有日本传统风格、印度传统风格、伊斯兰传统风格、北非城堡风格等等。传统风格常给人们以历史延续和地域文脉的感受，它使室内环境突出了民族文化渊源的形象特征。　　二、现代风格　　现代风格起源于1919年成立的鲍豪斯学派，该学派处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强调突破旧传统，创造新建筑，重视功能和空间组织，注意发挥结构构成本身的形式美，造型简洁，反对多余装饰，崇尚合理的构成工艺，尊重材料的性能，讲究材料自身的质地和色彩的配置效果，发展了非传统的以功能布局为依据的不对称的构图手法。鲍豪斯学派重视实际的工艺制作操作，强调设计与工业生产的联系。　　鲍豪斯学派的创始人W·格罗皮乌斯对现代建筑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他认为“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建筑没有终极，只有不断的变革”。“在建筑表现中不能抹杀现代建筑技术，建筑表现要应用前所未有的形象”。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还有Le·柯布西耶和密斯·凡·德·罗等。现时，广义的现代风格也可泛指造型简洁新颖，具有当今时代感的建筑形象和室内环境。　　三、后现代风格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西班牙作家德·奥尼斯1934年的《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类诗选》一书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特别有一种现代主义纯理性的逆反心理，即为后现代风格。50年代美国在所谓现代主义衰落的情况下，也逐渐形成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受60年代兴起的大众艺术的影响，后现代风格是对现代风格中纯理性主义倾向的批判，后现代风格强调建筑及室内装潢应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但又不拘泥于传统的逻辑思维方式，探索创新造型手法，讲究人情味，常在室内设置夸张、变形的柱式和断裂的拱券，或把古典构件的抽象形式以新的手法组合在一起，即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裂变等手法和象征、隐喻等手段，以期创造一种溶感性与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于一体的即“亦此亦彼”的建筑形象与室内环境。对后现代风格不能仅仅以所看到的视觉形象来评价，需要我们透过形象从设计思想来分析。后现代风格的代表人物有P·约翰逊、R·文丘里、M·格雷夫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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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从形式到风格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而“欧洲人不满足前人成就……欧洲人的石构建筑风格至少在一打以上”，接着他列举了自希腊、罗马起到拜占廷、哥特、巴罗克、罗珂珂、新古典、折衷、后现代等十六种风格。第二是批评20世纪的中国当代建筑。他说“整个20世纪我们既没有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到世纪末一看，缺少自己的东西，马上求助于老祖宗，把‘大屋顶’当作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建筑美学法则和艺术模式。铺天盖地地搞起来。”第三是认为中国的墙文化“造成国民心理的单纯防守性。自我封闭性。反应中国历代统治者一劳永逸的苟安思想。中国的院落建筑不如西方单体建筑的一览无余。”第四是“忽视建筑的艺术属性”。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学校集体编写建筑史时，我曾提出中国传统建筑对世界的几个重要贡献：完整的木构架系统及丰富的材料结构方式（包括石建筑）；群体组合的独特形式；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及建筑装饰；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与地方风格；城市布局的严整性与灵活性；园林的独特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水平和古代先进的施工技术与设计方法。这七个观点经集体讨论后，写进教科书的总论中。另外，中国传统建筑从来都是善于接受外来建筑并加以本国化，绝不封闭与保守，例如在中国普遍出现的塔，就是从印度佛教传来的。应该说，中国传统建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传统建筑文化也不是封闭保守的。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的建筑，这些建筑和欧洲封建时代的石结构建筑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叶先生把这一时代建筑的风格也都划到石结构里面去了。拿资本主义的欧洲和封建时代的中国作对比，也是不公平的。至于叶先生提到的“大屋顶”，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新中国建立不久，建筑界即展开批判大屋顶的热潮，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作为一名建筑工作者，我除西藏和台湾外，已跑遍全国。在我经过的大中小城市里，从来没有出现过“铺天盖地”地建大屋顶，倒是许多城市热心搬用西方模式到处修高层建筑。那么中国现代建筑“忽视建筑的艺术属性”吗？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就提出“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设方针。1959年建设部领导提出“创造社会主义建筑的新风格”，许多专家学者在报刊上纷纷响应，大家都明确指出建筑具有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两种性质，并恰当地阐明其艺术属性。从上世纪50年代起，建筑史教科书已将建筑的范围除宫殿、寺庙、陵寝外，扩大到城市、民居、园林及各种工程，80年代更扩大到环境和风景区。叶先生赞赏上世纪30年代修建的中山陵，其实50年代的十大国庆工程的建筑也获得国际好评。上世纪80年代后，建设部与建筑学会历年评出的优秀建筑如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国家图书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新疆国际大巴扎、北京产菊儿胡同新四合院、黄帝陵轩辕庙大院、上海广播电视塔、曲阜孔子研究院、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等多不可数，至于三峡工程、青藏铁路更是世界罕见的成就。因此应该恰当地评价中国的现代建筑，并非是“自己民族建筑的新胚胎”也没有创造出来。此外，叶先生认为墙文化造成了我们民族的封闭与保守，但国际却把长城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外建筑师也非常看重中国的胡同与四合院。叶先生还认为“世界上凡是皇家建筑远远超过宗教建筑的国家，后来都衰落了”。其实中国的宗教建筑只计算佛道两教和乡村小庙其数量，其影响就远远超过皇家建筑了。第二，怎样看待圆明园遗址 1980年成立的圆明园学会主张对圆明园遗址实行“全面保护、重点整修、合理利用”的方针，这在当时得到社会各界的赞同。以后由圆明园学会召开的全国学术年会讨论通过的规划，和上世纪末由北京市政府制订并经国家文物局同意而开始实施的圆明园遗址公园总体规划也都重申这个原则。现行规划中明确要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及植物配置，整修遗址，并根据园林布局及管理的必需，按原样重建总体1/10的建筑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特别是“遗址不作为”、“直面废墟论”的观点开始流行。这种观点主张“遗址业已变成废墟，就不要有任何触动，否则就是对历史的袭渎、忘记和背叛。”这种观点在当时影响较大。叶先生也认为“圆明园作为废墟的历史见证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她作为文化遗存的价值……仅仅是一处文化遗存，则圆明园废墟也早已成了宝贵的文物，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她的历史原初性，通过大兴土木‘再现’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复制的假古董，却毁掉了文物本身。” 保留被帝国主义破坏人类珍贵文化成果的罪行，以激发人们对和平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的热情，遗址比任何复建的建筑更有感染力，这是对的。但圆明园遗址的实际情况如何呢？在清朝最后的年代里，遗址大体还保留焚烧后的原貌。但北洋军阀当政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遗址陆续遭受破坏：先有木劫，后有石劫，先找文物珠宝，后取一切可用材料，一些贪图眼前利益的官民成群结队，掘地三尺，马拉车载，被焚毁后遗址的原貌已荡然无存，遗址从此变成废墟甚至垃圾场。在这以后，又有大量居民和单位迁入圆明园，开荒种地，饲养家禽，连有些工程也曾搬用圆明园佛海驳岸的块石。1980年的时候，圆明园内住户已达两千人，圆明园废墟早就变了样。或许叶先生的意思仅仅是不重建圆明园里的建筑，那么山形水系，植物配置的遗址整修搞不搞呢？为了圆明园管理及风景布局的需要，建筑是必须的。据我所知，现有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从来没主张按原样全部重建园内建筑，因为按原样重建圆明园是十分困难而几乎是难于实现的。只以建筑装饰为例，我们就难以恢复清代原貌。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规划主张“合理利用”，比如是否可根据圆明园历史特点在园内设国耻馆、清代历史文物展览及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而且也要保留部分废墟，如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是我们从西方建筑中移植来的，侵略者连它也要毁灭，足以证明他们的破坏行为是极端野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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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农耕生活特有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建筑方式的选择。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亲和融洽的关系上，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和优越之处，同它很早就认同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古代建筑亲和木构架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溯其源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古代中国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有了维持生存的农耕技术。农耕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古代先民已经脱离了居无定所的原始居住状态，开始有意识地构筑与生相随的居住场所。伴随着周而复始的耕种劳作与不断变化的周遭环境，唯一不变的就是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处。不难看出，建筑便成为古代先民生存自由的自觉选择，有意识地构筑安身之屋与本能寻求栖身之处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古代建筑自此便开始了它的历史进程。　　农耕生活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建筑方式的选择。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寒来暑往，一枯一荣的自然现象；播种、收获，收获、播种的互动过程；与自然和周遭环境紧密相连的命运联系，构成了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全景图画。正因为处在为生存而忙碌的自然环境下，天时变化，节气交替，仰仗春夏秋冬耕种的古代先民，在得到自然的恩惠时，俯仰天地之间体察到宇宙万物循环往复、彼此联系的生命秩序，从而也认识到宇宙自然的不可抗拒，也确认了人与自然亲和融洽的相互关系。经年累月的观察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反映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里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天与人的关系便建立在一个互动合理的范围内，绝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尽管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当时人们自身的认识水平和有限的生存力量有关，但只有顺应自然，人的生存才得以发展，形而下之器的创造与形而上之道的自然规律才能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才能获得生命存在的确认。“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亲和关系。”①所以，亲和之道在早先的境况下一方面是环境的驱使，另一方面又是文化价值上的取向。从此，中国古代建筑始终依恋在自然的怀抱里。　　由于有了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中国古代建筑无论从形态上还是材料上都极力从宇宙自然中寻找创造的来源。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树木是自然万物中的有机生命，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生命形态与人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古代建筑在材料的应用上特别钟情于木材。面对随处可见的石料而选择木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这是建筑观念和文化信念的使然。不仅如此，选择木材还在于木材优越的物理特性和易于加工的材料性能，透过所加工的形态从中体现出柔韧、温和的品质，柱、梁、门、窗所散发的木质气息，以及那记录生长历程的纹理，都处处体现了与人的亲和关系，用木材营造的建筑自然会弥漫着家园的温暖。中国古代建筑之所以选择木材，无论是自然之木，还是心性之木，都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心性对木性的认同，然而木性也适应心性的要求。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把木材作为主要建材，木材良好的物性特质以及易于安装拼接的物理属性，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架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中国古代建筑这种构架体系，柱、梁之间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相互联结、互相共存的结构关系，以相对稳定的构架秩序来应对多变的建筑需求。同样的柱、梁构架可以在往复延伸上构成宽大开敞的空间场所，可以在纵深的推进里形成重重庭院。显然，柱、梁相互共存的结构关系与农耕社会特有的认知方式一脉相承，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无疑建立在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植根在有无相生的变化里，融汇在循环往复的发展认识上。因此，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从一开始就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并始终认为人不能从宇宙自然中抽离出来，建筑不应该游离于自然之外。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不刻意追逐房屋的高度，任何脱离地球引力的尝试，均归依到重重的院落里与树木为伴，与山水为邻。在建造房屋时其营造法式规定了“上分”“中分”“下分”，也就是屋顶、屋身、台基，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建筑的营造之中。“当西方建筑因应功能而改变时，传统中国建筑却以因应维持一种文化的价值或理想而保存，中国文化有多悠长，这三个部分的组合便多悠长。所以，当我们开始去看这几个看来只是基本部分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端详着整个中国文化的面目。”②中国古代建筑在木构架的体系里以“三分”的法式，不断满足并组合为各种功能要求的建筑。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建筑从来以亲和的姿态回应自然，并从中寻找创造的灵感，从剖析具体的建筑营造中更能体会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别之处。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采用木柱、木梁组成房屋的基本框架，木梁和木柱承受来自屋顶和楼面的重量，建筑的墙壁实际上并不承重，这就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做成四面毫无遮挡，有顶无墙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严实、空间封闭的仓房。由于木构架的原因，对于室内空间的划分同样也十分自由，为了在室内获得大面积空间，无须任何隔断，仅剩柱子的排列。与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间进行围隔，从而获得较小空间。特别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断样式，既划定了空间范围，又不阻挡视线，做到隔而不断，虚实相间。木构架结构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地形，既能把单体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庞大的建筑组群，又能依山傍水建构楼阁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这就为建筑组群的空间布局带来极大的可能性。以木构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建筑，从单体建筑来看，一般都是矩形的平面空间，房屋的几何形体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要想获得建筑空间的丰富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单体建筑的排列组合形成院落，以满足人们对建筑空间的多重要求。如果一座座单体建筑通过平面纵深推进，就会产生迥然相异的空间聚合，如果作横向推移时会形成宽广的空间场所，沿四周修筑房屋和墙体就变成相对封闭的庭院。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建筑并不寻求突破自然的高度来体现征服自然的人工伟力，任何寻求建筑高度及征服自然的尝试都消解在平面的展开上，与自然相拥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所遵循的不二法则。中国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规划既有中轴对称形式，又有依环境而顺势的自由展开方式，从而达到了既有理性的规范又有自然的巧妙。在借用自然的问题上不露痕迹、巧用天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如果单从外部观看中国古代建筑组群，好似一组封闭而没有生命活力的房屋，但走进中国古代建筑的庭院内，明显感到人与自然密切相处而生机勃勃。庭院空间作为各个单体建筑的联结纽带，促使每一单体建筑的使用功能、交通联系归于一统，形成了一个共享的空间单元。特别是在民居建筑的庭院里房间的通风采光、人流、物流的交通联系、种树养花、儿童游戏、休闲聊天均在这个共享空间里进行。“从庭中阳光的移动，可以感觉‘天时’的变化。从庭中阴雨风雪的来临，可以知道‘节气’的变化。从空气的新鲜、阳光的温暖，可以感到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活力息息相关。”③人与人、人与自然在庭院里和谐相处，人们在这一方庭院里呼吸到生命自由的气息，一种与自然密切交流的回应。　　庭院的建筑功能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场所，而中轴对称则是获得整体空间布局的有序方式。中国古代建筑其布局采用对称形式，一方面满足功能上、技术上的要求，这是“天道”。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宗法礼仪、人际规范的要求，这是“人道”。基于以上原因，无论是宫殿、衙署、寺观，还是南北地方的民宅院落，都毫无例外地采取对称方式，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以宫殿、坛庙为代表的正式建筑都严格地按照以纵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空间格局。由单体建筑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对称布局，呈现出一种方正、规整、井然有序的空间美感，营造出庄严平静、肃穆平和的环境氛围。一般而言，中轴对称的空间格局，其表现为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次要建筑随横轴左右展开，其他的房屋则以主要建筑为中心沿周边布置，共同形成相对封闭的庭院。重点建筑被周遭的房屋和围墙所围系，在围合的环境下具有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也形成了通盘布局里的视觉焦点。在对称轴线下的建筑组群还可以沿着纵轴串连成若干院落，每组称一“进”，所谓庭院深深便是这层含义。然而更为宏大的建筑群落还可在主院落的侧边营建次要的庭院和多进院落，形成多条纵轴并列，主轴线称“中路”，两侧为“东路”和“西路”。有鉴于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纵深发展而取得建筑组群与庭院空间的多重变化，才使人们在穿行重重院落的进程中，把人的兴奋情绪调适到恰如其分的程度，起到起承转合、一收一放的心理调节作用。　　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尊重，还体现在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的态度上，从建筑非对称的自由布局方式里可以看出践行这一建筑理念的积极表现。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园林和一些民居建筑，因不规则地形和高低起伏的地势，而采取不对称的组群方式。由若干单体建筑沿着地势轴线作纵向移动，单体建筑之间的距离可长可短，在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之间便形成了纵深的空间序列，各座建筑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人流动线而串联。体察建筑空间的转换则以人流动线的时间过程来完成，形成了步移景移的动态变化。虽然单体建筑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然而采用流观的方法就很容易产生空间的节奏感，细微体察与瞬间把握在静止和流动中完成，不难看出，这是轴线距离的长短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感受。在中国古典园林平面布局里，其轴线往往偏离直线的规定，根据起伏错落的自然景观，而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方略，单体建筑可大可小、能方能圆；联通路线能曲可直；空间转换更显得曲折有致。所有建筑在起伏交错中进入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境界，把人工的迹象隐于自然境地里而不露声色，这是自由布局的基本手法。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还有一种更为开放自由的散点式平面布局，以大隐于山、于水的手法，仰卧山水之间尽显自然亲情。由此可以看到：建筑房屋以点状的方式自由地散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散点布置的建筑房屋，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苦心经营，它没有沿轴线布局的霸气，也不看重曲折的线性串联。建筑组群的空间聚合、开放，以点的情状围绕在特定的自然区域里，依形就势，顺应构成。有的就山势而高低错落，起伏进退。有的依水流沿岸散布，没有明显的人流动线。散点式布局，不以方位朝向、规则定式为准绳，而是无拘无束、融洽地投入到自然环境之中，借景筑屋、自由空灵。因此，宁静致远、自然淳朴是散点式布局所祈望的空间境界。　　我们考察了在“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下，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和空间布局，置身于自然之中的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回应方式，从来都是建立在天人互动的合理关系上，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核心价值所在。　　注释: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P　　②赵广超不只中国木建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P　　③王镇华华夏意象——中国建筑的具体手法与内涵中国文化新论·艺术篇·美感与造型，三联书店199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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