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历史小论文题目

中西商务交流中的礼仪文化差异研究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历史的分期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中，近代社会的变迁只有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与此联系的生活、风俗相对比，才能得到认知和说明，近代文化的状貌也只有同传统文化相对比才能得到真切的认知。为了勾勒出近代文化嬗变的脉络，我们先对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做一个简述。一中国古代几千年，人们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成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从先秦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到汉代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使这一伦理——政治型文化体系越来越成熟，这种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价值趋向就是注重伦理道德，追求社会的安定和人际的和谐，注重心理感情的安逸，注重内在超越的精神价值。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伴随着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政治等级制度，维系着传统社会生活得以平稳缓慢地运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归结起来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天道的观念，儒家信天，言天，天即是指自然界的天，又是指主宰人世之天。这个天不象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它在冥冥之中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天的意志为天命，儒家讲，人道和天道是相通的，为人道可以参天，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王者要观天道而行事。显然这种人格化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下，儒家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皇帝的权威，皇帝的另一个名字叫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为天子受命与天。因此，圣旨诏书的开头语，常是“奉天承运”。这样，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皇帝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为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道的观念根深蒂固像山一样压在中国人的心头，如此的沉重而无法解脱。第二，大一统的思想。儒家认为，“春秋”中国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是天经地意不可违背的事情。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大一统的理论，反对和制止了许多可能出现的动乱和分裂，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凝聚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大一统的理论总是在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排斥了许多不应该排斥的事物，并由此在某些方面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第三，纲常伦理，这是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自西汉以来成为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它强调人应当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而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承认人与人的不平等，正是在承认不平等的前提下儒家提出了调整人际关系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叫做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家族取向很深的社会之上的。封建社会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家族的扩大。于是儒家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忠孝合一，家国合一，道德教化的政治思想。在儒家看来，既然国家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人伦关系之上的，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能依靠武力，而要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靠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谓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对个人人格的要求之上的，对政治事物的关心和参与也就只限于圣君贤相，或士大夫阶层。而一般的民众只能期盼“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理想境界出现。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儒家的道德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实现，圣君不多，昏君暴君却比比皆是。所以说儒家的道德政治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两种文化，这种不同不仅仅由于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不同，更由于两者还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上的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农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一种高势能文化，它传入中国后必将对封建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巨大的冲击，最终的结果是动摇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根基。因此，当西方文化传播进中国后，必然要引起封建势力的顽强抵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从封建的伦理纲常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出发，是很难接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的。正如近代思想家严复在分析中西文化之异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洲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为天数，而西人持人力。”由此可见，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全方位的。因此，自明末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一天也不曾停止过。而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入变得更加激烈。譬如人所熟知的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修铁路之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派遣留学生之争，以及再后来的剪辫易服之争等等，都惊动了朝野上下，红墙内外。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大规模的、深刻的、全方位冲突的总爆发。三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对应的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也贯穿近代社会始终。如果文化冲突是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后所发生的排斥现象的话，那么文化的融合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整合。发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融合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主体在保持其基本民族形式和某些民族精神的前提下，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整合。例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的思想，严复主张“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孙中山则强调说“发扬吾国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其与诸民族并驱与世界”。这些都是近代思想者对文化融合重要性的基本看法。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抵触到认识到学习再到主动吸收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19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接着冯桂芬在《校宾庐抗议》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到洋务运动中，则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在对三纲五常、封建君主制度以及正统儒学决不触动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用中学来包融西学。由此可见，在洋务运动以前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是不得以而为之。文化的融合是低层次的，内容是有限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随着对西学的介绍和西书的翻译的日渐增多，从洋务派中蜕化出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把“洋务”从原来狭小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张效仿。在此基础上，19世纪末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的启蒙思想家们终于振臂崛起，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他们把西方进化论、民权论及各种政治社会学说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广泛地介绍传播。积极地开拓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张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文化设施、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良和改革。戊戌变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标志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由被动完全转为主动，标志着对西方事物的整合，已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了。在以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西文化的融合又深入到了人们的心理层面。总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文化的应战与选择，一直伴随着近代文化形成的始终。其中，“冲突”与“融合”，是近代文化演进中的两大主题。冲突与融合的种种表现，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世界文化史上即具有一般规律、又极富典型意义的文化特例。

近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历史小论文

内容摘要：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工具。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礼仪文化。随着世界全球化不断加快步伐，经济、文化高速碰撞融合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礼仪也不断受到西方礼仪文化的冲击。如何保护中华民族传统礼仪，并去其糟粕，与西方礼仪进行合理有效的融合，如何从礼仪出发，创建和谐社会，成为人们不断思考和探讨的话题。本文主要谈论生活中常见的语言、餐饮、服饰等方面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以及对中西礼仪文化融合提出一些简单的建议和设想。关键词：中西礼仪差异融合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工具。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唯一传承千年的文明和民族。中国的礼仪，始于夏商周，盛于唐宋，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体系。西方社会，是几大古代文明的继承者，曾一直和东方的中国遥相呼应。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文艺复兴，并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产生了现代科技和文化。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礼仪文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更是越发显露，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在中西礼仪没有得到完美融合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礼仪的差异。一、交际语言的差异日常打招呼，中国人大多使用“吃了吗？” “上哪呢？”等等，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令对方感到突然、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盘问”，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们只说一声“Hello”或按时间来分，说声“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就可以了。而英国人见面会说：“今天天气不错啊！”称谓方面，在汉语里，一般只有彼此熟悉亲密的人之间才可以“直呼其名”。但在西方，“直呼其名”比在汉语里的范围要广得多。在西方，常用“先生”和“夫人”来称呼不知其名的陌生人，对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女子可称呼“小姐”，结婚了的女性可称“女士”或“夫人”等。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分长幼尊卑，一般可互称姓名或昵称。在家里，可以直接叫爸爸、妈妈的名字。对所有的男性长辈都可以称“叔叔”，对所有的女性长辈都可以称“阿姨”。这在我们中国是不行的，必须要分清楚辈分、老幼等关系，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懂礼貌。中西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告别语。如在和病人告别时，中国人常说“多喝点开水”、“多穿点衣服”、“早点休息”之类的话，表示对病人的关怀。但西方人绝不会说“多喝水”之类的话，因为这样说会被认为有指手画脚之嫌。比如他们会说“多保重”或“希望你早日康复”等等。二、餐饮礼仪的差异中国人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由此可见饮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中国人将吃饭看作头等大事。中国菜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甚至于超过了对营养的注重，只要好吃又要好看，营养反而显得不重要了。西方的饮食比较讲究营养的搭配和吸收，是一种科学的饮食观念。西方人多注重食物的营养而忽略了食物的色、香、味、形、意如何，他们的饮食多是为了生存和健康，似乎不讲究味的享受。在餐饮氛围方面，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热闹，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家在一起营造一种热闹温暖的用餐氛围。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中国人在餐桌上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礼仪。而西方人在用餐时，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他们认为在餐桌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礼仪，不可以失去礼节，比如在进餐时不能发出很难听的声音。中西方宴请礼仪也各具特色。在中国，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在宴请客人时，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三、服饰礼仪的差异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的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平时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服。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在平时的市井生活中，倒会看到不少人穿着背心、短裤、拖鞋等不合礼仪的服饰。礼仪是一种文化，是文化就有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借鉴与融合。随着世界全球化不断加快步伐，经济、文化高速碰撞融合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礼仪也不断受到西方礼仪文化的冲击。如何保护中华民族传统礼仪，并去其糟粕，与西方礼仪进行合理有效的融合，成为人们不断思考和探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西礼仪文化必将会互相渗透，不断发展。就拿餐饮方面举例。现在中国饮食市场上洋快餐和西餐占了很大的比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和接受这些外来食品。麦当劳几乎代表了一种文化时尚，成为美国文化在餐饮领域的标志。与此同时，法国的贵族文化，英国的绅士文化也随着饮食而涌入中国。随着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不仅带来了蛋糕、面包、鸡尾酒等西式菜点，也带来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制作工艺和饮食方法。这些都为古老的中国饮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我国悠久而灿烂的饮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中国餐馆，中国菜日益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与喜爱。比如北京烤鸭俨然已经成为外国人心中的地道美味。但是在中西礼仪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中国人未免盲目热衷于西方，不自觉中陷入两个误区：其一，是拿西方的礼仪取代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礼仪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比如在青年中，举行外国式婚礼、过西方节日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倾向。对西洋礼仪只是作为民俗知识了解一下无可厚非，如果趋之若骛，就失去了民族的自尊，本民族的传统礼仪也会被淹没。其二，是把礼仪教育的重点集中在操作层面，比如鞠躬要弯多少度，握手要停几秒钟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讲，但如果只做表面文章，礼仪就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不可否认，当今国际通行的礼仪基本上是西方礼仪。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实力强大，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人价值观的统一，在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这一切与基督教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因为礼仪是宗教的重要活动方式，由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西方人从小就接受这种礼仪的教育与熏陶，使得礼仪能够自然地表现在人的行为之中。精神与物质、政治与文化的高度契合，使得人们获得高度的自信与优越感，正是西方人的自信与优越感赋予了西方文化强大的感染力，使其礼仪文化被视为世界标准。对照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状况，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是明显的。中西方礼仪文化的融合，在我们今日中国，更多的还是借鉴西方。但无论是借鉴西方的礼仪，或者是我们是自创一套自己的礼仪系统，这在形式上都不难。难的是我们也能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我们借鉴西方礼仪，不仅仅是要借鉴它的形式，更应当借鉴其内在灵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和优越感，才能确立我们的感染力。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实力的复兴，更是一种文化的复兴。只有别人也认同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礼仪行于世界。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一个礼仪缺乏的社会，往往是不成熟的社会。而一个礼仪标准不太统一甚至互相矛盾的社会，往往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礼仪，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创建和谐社会，必须先从礼仪开始。中国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物质，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急迫的需要一套完整而合理的价值观进行统一。而礼仪文化无疑是这种统一的“先行军”，只有认清中西礼仪文化的差异，将二者合理有效的融合，方能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体系，达到和谐社会的理想。可以吗？？？

（l）“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导致的民族危机，使地主阶级先进分子从传统的“天朝上国”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政，从而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等，核心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质是寻求强国御侮之道。（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19世纪6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来维护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突破了封建顽固派认为中国一切都好，西方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为西学的传入提供了一定条件。（3）维新思想：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主要社会思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一部分人，形成早期维新派。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工商业，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在19世纪中期，这些思想是比较进步的。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维新思想广泛传播。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日本，走改良主义道路，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4）民主革命思想：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主潮流。面对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把从法国、美国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并用这个理论指导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朝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希望可以帮到你，望采纳，谢谢

语文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结晶。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影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当的文化差异。语文是文化的载体，词汇是文化信息的浓缩，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着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直接反映着文化的差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弦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我国的群体性文化，非常重视家庭亲友关系，把它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而在西方国家，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中国人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英美国家，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四世同堂”“合家团圆”，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良言古训；而在英美国家，18岁的子女仍住在家里依靠父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去独立生活。同样，年龄大的父母即使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一般也不会拖累子女，他们往往要住进老人院，由社会关照。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在不相同。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等。“老张”，“老王”，透着尊敬和亲热，“张老”“王老”更是尊崇有加。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的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　　同样的一件事物，不同的文化背影，看法大相径庭。中国人蔑视狗，因而有“走狗”“狗腿子”“狗东西”“赖皮狗”“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说法。而在西方国家，人们则欣赏狗的勇敢和忠诚，对狗的赞誉也屡见不鲜，并把人比作狗。如aluckdog（幸运儿），love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落叶very dog has his （凡人皆有得意日）。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as a 。“累极了”是dog—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除了表现在价值观，习俗差异等外，还与生存环境，宗教信仰，历史典故的不同有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让我们共同来维护各种文化的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定，东西方的文化互相促进，互相学习，这样，我相信，人类的文化历程会走得更好。

近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历史小论文高中

近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历史小论文200字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腐朽王朝的忠臣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独特的性格特征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以下是我自己写的：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一段时间。近代中国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改革过程要艰辛的多。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一般是该国资产阶级主动的，尽管有波折但是大体上比较顺利。以英国为代表，英国在17世纪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再加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英国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度已经不能再适应时代的要求。1640年查理一世召开三级会议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了革命战争。英国封建君主制度一度被推翻，而后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彻底推翻了英国的封建制度，率先在世界确立了资产阶级对国家的统治地位，英国的改革过程尽管历时半个世纪，但总体上比较顺利，尽管确立的是不完全的资产阶级体制（保留英国君主），但这仍然对于日后英国确立资本主义霸主地位是不可置疑的。而再以日本为例，近代日本是迫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才进行了明治维新，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天皇及其幕僚、军队、商社等巨头势力齐心协力，比较成功地完成了改革，可谓改变了日本沦落为殖民地的命运，对于日本民族的延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改革过程堪称是君臣一心、一致对外改革创新的典范，此后日本搭乘改革的顺风船，展开科技革命，富国强民，是日本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李娥强之列。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一旦成功，此后便风调雨顺，发展历程一帆风顺。　　近代中国改革就是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这一过程是被动而艰辛的，其曲折、艰难是难以想象的，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与无力。鸦片战争前崎，中国仍然是封建小农经济，尽管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必然敌不过欧美的机器工厂资本主义经济。而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安危受到巨大威胁，严重影响了清朝封建统治。因而以林则徐、郑源等封建地主阶段为代表的封建官吏开眼看世界，撰写《海国图志》、《四洲志》等等，率先主张向西方学习。而以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则将其付与实践，洋务运动就此展开。安庆内机械所、江南造船厂、福州船政总局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了中国科技进步与资本主义发展。但是洋务派与林则徐等人的目的并不一致，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对付西方的殖民侵略；而洋务派的目的则是对内，主要是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运动，足以见得该运动的局限性。再加上中国仅局限于西方科技皮毛、内外危机加深（太平天国的一度胜利、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增加不平等条约内容、甲午中日战争），终于使得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自此，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寻求政治改革，维新派开始兴起。开始维新派多理论而少实践，宣传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优势，影响甚小，而1895年“公车上书”则使得维新派开始发挥大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向光绪帝进谏，呼吁政治改革，确立资本主义统治。光绪帝同意了维新派的建议，1898年维新变法开始展开，但是维新派力量弱小，而且依靠的光绪帝也只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傀儡，没有实权，变法如履薄冰。不久后慈禧太后等封建顽固派认为变法会严重威胁自己的利益，帝国主义也威胁慈禧太后。因而顽固派在全国扑灭了变法维新的火焰，中国确立资本主义统治的梦想由化为了泡影。而后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等革命派发动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注意！只是封建君主专制，封建制度、封建势力仍然力量甚大），使得资本主义共和思想、变革思想深入人心。但资本主义革命派具有软弱型，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并且对于封建地主也予以默认。使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民不聊生。此后不久袁世凯复辟，妄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新文化运动爆发，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观，有力地打击了复辟实力，也培养了一大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北京大学生发动了“五四运动”，运动席卷了全国各地，工人阶级开始登上革命的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广为传播，五四运动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条件，意义非凡。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见中国改革及革命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已经说的时间长而且艰辛曲折，另一个就是循序渐进，先后有序，改革方面由科技——政治体制——思想，层层深入。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改革有鲜明的差别，希望你能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总结领悟。

近代中西文化的融合历史小论文摘要

众所周知，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是世界经济强国，其经济的迅猛发展，除了许多客观因素外，还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一般来说，西方的文化模式无非为两种，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其根本就是希腊模式和古罗马模式)。而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儒家影响了日本，也影响了世界，但是我们似乎并没受多大的影响。一、中西文化的差异：1、世界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联系在一起，即“天人合一”。认为，理论和实践内在上是统一的，物质和精神之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认为，一切知识和理论必须接受经验事实的直接检验，注重物质和实践。而日本的传统文化进一步夸大精神的作用，执著地认为，精神是万能的，而且可以超越和脱离物质而存在。2、价值观：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强调群体意识、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大才能得到最大利益。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谐。西方人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点，每个人的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因此，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甚至把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帮助看作是令人难堪的事，以为接受别人的帮助是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3、思维观：中国人注重直观、整体、经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加以识别、理解和进行整体判断。与直观的思维方式相联系，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体知”而不是“认知”。老子首创了“体道”说，“体道”，就是以心灵体验的方式去把握宇宙的根本之道。儒家是把认识的对象作为人类自我意识外化的伦理情感的整体来体验的，从中寻找对主体伦理、价值规范的印证。中国历史上缺乏实证科学的探索，封建保守思想束缚。西方国家，一般偏好逻辑思维和归纳分析思维，注重严密论证即经验事实的验证，习惯直线式的思维方式，并习惯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程序和方法。4、道德观：中国文化在个人取得成就时，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而是提倡谦虚谨慎，反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的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担心创新危险，行言立事，总要瞻前顾后，权衡左右，喜好事事而安，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对待家庭，喜欢大家团聚，老人帮助照看儿孙，以备养老送终。家庭成员互相依赖，互相帮助，虽然密切了亲情关系，但这种生活方式，不利于青年人独立能力的养成。西方人注重个人放任，创新发展，张扬荣誉。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成就而自豪，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和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西方文化鼓励个人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西方人的家庭观念比较淡漠。子女一旦结婚，经济上必须独立，父母不再有义务资助子女。这种做法给青年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培养其独立生活的能力，但亲属关系比较疏远。5、信仰观：我国自古以来既不非常依靠宗教，也不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只重视“四书五经”的人文精神的培养，通过私塾、书院的形式，完成知识的传播，通过这种途径教授出来的学生一般都“知书达理，循规蹈矩”，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却很差。西方尤其是重视科学教育，重视宗教，开设神学方面的课程，尤其重视自然科学和应用性科学技术的教育，通过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学院、大学培养出各种专业人才。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想象力丰富，敢于打破陈规，具有极强的动手能力及创造能力。中西方的文化有着很多的差异，也存在着很多分歧，其中的很多习俗也产生了很多笑话。但是，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点就是这些都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历程，这些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这是客观形成的，它们的存在必将引起人类文化的继续发展，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丢掉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来自外部的强加或内部的叛离，都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二、中西文化融合：1、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把整体性和实践的感悟性与分析综合的逻辑思维相结合，提高思维的创造力。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习惯于用整体的、思辩的方法认识事物和世界，这不能否定其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传统的思辩哲学也有些非科学的成分，对此，我们在保留从整体性上观察事物等长处的同时，要积极吸收西方层面分析、实证分析、归纳综合、逻辑思维的科学方法，用来发展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界、个人与社会等关系。(1)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要纠正传统哲学文化重协调轻发展的偏向，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2)在认识论方面，要纠正传统思维方式中重综合轻分析、重历史方法轻逻辑方法、重定性研究轻定量研究和以形象思维代替抽象思维及逻辑思维等偏向，科学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为科学决策服务。(3)在文化教育方式方面，要改变重继承轻批判、重沿袭轻创新的传统“注经”方式，实事求是地对待文化遗产，积极推动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的新发展。2、扬弃传统的价值取向，把重个人竞争和关心集体相结合，提高市场竞争力。中国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过程中，竞争意识不强，很大一部分人害怕竞争，不会竞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缺乏自强不息、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精神，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改变这种状态，有必要把西方勇于竞争的意识吸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来。倡导竞争意识与关心他人、关心集体是不矛盾的，两者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西方人强调个人竞争，有利于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的提高，但是个人是社会的产物，离不开群体这个空间，损害了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也难以得到保证。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已经发展到国家之间、地域之间、群体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竞争的胜利，必须形成核心竞争力。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倡导关心他人、关心集体，也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倡导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这种美德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崩溃了紧密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形成稳定社会，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3、扬弃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把重创新精神和谦虚谨慎结合起来，提高独立自主的思想人格。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儒家、道家、佛家文化交织在一起，相当复杂，其中有许多优秀之处需要发扬，但伦理道德的“中庸”思想对人的负面影响是相当深的。民族心理上的保守性、迟滞性的形成，什么“三思而后行”、“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思想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阻碍了人的个性能力的发挥，压抑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西方文化由于受几百年商品经济、自由贸易、开拓海外市场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竞争、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外企来华投资，当西方企业家到我国考察时，往往因为中国企业人员过度谦虚，使外资企业认为我们信心不足，缺乏创造性失去了投资的兴趣和信心，使中国企业失去了引资机会。这就告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树立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在同西方企业打交道时，要善于肯定自我，宣传自我；谦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体现出自立自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体现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越是这样，就越会受到西方人的尊重。三、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坚持建设、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文化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有害的文化，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文化，不断地繁荣民族文化。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应该铭记自己的文化并且发扬光大，不是一味的崇洋媚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