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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论文题目推荐高中

发布时间:2024-07-06 21:47:16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论文题目推荐高中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关于百家争鸣的学派分类,我取《汉书》的说法《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关于各学派的观点,思想及主张很多书籍都有介绍,很多人都知道,在这里我就不在赘叙但应着重强调一下儒家学派对华夏民族的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  1、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本文只着重论述百家争鸣这一文化运动于华夏民族的重大意义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细细看来,有以下几点重要意义  其一、各家学派互相诘难、批驳,又互相吸收、融合,使得各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得以提升,终于形成中国的文化体系  其二、这种文化体系的形成,为后来中国古代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引导、规范作用提到这一意义,同时就必须提到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人--各朝君主汉代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很好的例子虽在其中有重要的政治意味,但独尊儒术这一行为对民族思想、行为的发展却有极大的意义  其三、以儒家为例,儒学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所以,中国的盛世时间一长,就要走向腐败,必得外来文明的冲击,才能获得新鲜血液,才能注入兴奋剂,重新容光焕发,光彩照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就不会五彩缤纷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就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百家争鸣,璀璨华夏!

[摘要]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儒家思想中的那些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柔性管理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加高级的管理,是一种充分体现理性、贴近人性的管理。儒家管理思想应摒弃自身的不足,向柔性管理方法提升,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指导。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管理柔性管理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儒家管理思想自身存在不足,与现代企业管理不相适应。柔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所以将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措施  二者的相通之处为儒家管理思想向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提升创造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就是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让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  权变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中,将“通权达变”的管理方法称为“权变管理”。其基本思想是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使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企业文化建设。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团队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同类企业的基本标志。可见,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或经营理念。  工作岗位的设计与调配。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他们比国内不满足被动的完成一般性事务工作,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现实的工作对这些员工来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员工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不满,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但是没有一种工作本身是乏味的,工作能否吸引人,取决于具体工作岗位是否能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设计它,怎样让它去动起来,怎样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其绪柔性管理[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  [2]稻香柔性管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3]冯沪祥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管理[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4]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邓志辉浅谈当代管理新趋势:柔性管理[J]经济师,2006,(10A)  [6]吕巧凤儒家的人本思想及其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J]理论探讨,2004,(3A)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论文题目推荐

言必行行必果,径径然小人哉!

1、儒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仁政德治论。等到最后提出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目标。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2、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法制刑治论。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3、道家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无为而治论。指出要实现的管理目标是至德之世。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和军事等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论文题目推荐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修建起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隋唐时期开凿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实践。古代管理实践中,都江堰系统工程是系统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古代质量管理则从理论上丰富了质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关于能力的思想 (1)智力与能力 中国古代关于才能的思想极其丰富。思想家们一贯重视人的智能问题。孔子论及智力和能力的问题,所谓“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类型差异说。知人善任、尊贤任能是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强调了“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贤》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把任官和分禄区别开来,主张对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而把官职授给能够胜任的人。《韩非子·八经》中云:“量能授官”“举能以就官”“见能于官以授职”。1700多年前,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2)管理能力素质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政研能力素质。这是最受人重视的管理能力素质。政研能力有不同层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质可分成类。 识人用人能力素质。主张管理者要善于识人之所长,从而善于用人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使组织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结构。 行政能力素质。各种管理人员的行政能力不同,不仅包括对下属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上级的纠偏能力。最高级的行政能力出于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识人、用人能力。 《孙子兵法》也对领导能力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认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五个方面的领导能力与道德修养。智者,即聪颖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及时而合理的决定;信者,即信赖下级并能获得部下信任;仁者,即体贴、爱护下级,时刻把下级挂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气,有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严者,即遵守法纪,赏罚分明。

先秦诸子百家、社会动荡,为了站住脚,必须找到靠山,他们就寻找历代君王想用自己的思想抚佐帝王治理国家,各国所用学术不同,并且大量学术并起,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情况、

主要内容以人为本的管理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正人必先正己管理 古代管理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 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经世实用的管理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成为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天人合一和谐观管理古代管理思想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有序结构。扩展资料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十分丰富,诸子百家又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取长补短,难辨轩轾。论述博采百家,全面综合地推敲,力图从纵横交错之中理清其脉络,在相互渗透的论点上发现管理的真谛。 现代管理学源于西方,中国从来不缺少闪光的管理思想。古代管理思想非常丰富而深邃,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一直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引领着中国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开创中国特色的管理之路,离不开对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经验的研究和应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百度百科——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智慧

重控制----法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诸子管理思想论纲(五)   法家创始人可以上溯到管仲、李悝,真正的奠基者是商鞅以及申不害,集大成者则是韩非。   韩非之学与老学有相似之处,它也是为君主出谋献策的,并且也像老学一样要求君主唯“道”是从。   然而,老学所注重的是“道法自然”,即“道常无为”的“玄德”品格,以及由此推引出来的“圣人抱一”的“上德”品格。   这个“抱一”的“一”,即“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的“一”,是指不显露自己的智能,使别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对其捉摸不透。“抱一”,就是指保持住这种“大智若愚”的状态,永远显得“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的样子。   韩非之学所注重的则是“道无双”(《韩非子·扬权》。以下凡引《韩非子》,只注篇名。)的独一无二、支配一切的至上品格,由此强调“明君贵独道之容”(同上),要求君主体现“道无双”的特点,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在国家管理问题上,韩非所特别重视的是管理的控制职能,所以主张法治。所谓法治,就是对国家作为一个组织整体进行控制,它属于管理控制范畴。   法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控制理论。   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是,主张“法”、“术”、“势”相结合。这里“势”所涉及的是控制系统问题;“法”所涉及的是控制标准问题;“术”所涉及的则是控制手段问题。   在韩非看来,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控制,必须同时具备“法”、“术”、“势”三个要件。   可见,韩非的管理学说作为一种控制理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有效控制的前提条件问题。   在国家管理问题上,法家向来重视对国家组织制度的改造,这是其在先秦百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例如,商鞅变法的重点,就是在于打破传统的宗法血缘世袭制度,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   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继承了重视制度革新或制度重构的法家传统,在商鞅变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同上)这一建构大一统封建国家组织制度的理想模型。   这个新的国家组织制度模型,不仅要求把郡县制推行于“四方”,使“四方”统归中央政府管辖,更要求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现君主专制独裁统治。韩非认为,只有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即将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就其重视管理控制而言,韩非所提出的上述制度模型,其实也就是他为形成之中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所设计的一种可资实现对这个国家有效控制的理想控制系统。这个理想的控制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个“执要”的控制中心。韩非所讲的“势”或“势位”,就是指这个控制中心而言。   所谓“势者,胜众之资也”(《八经》),即是说“势”是制服国民的凭借。韩非认为,任何一个平常之人,如其占据了国家控制中心的位置,他便可以制服其国民,即使像桀这样的不肖之徒,得了势,也“能制天下”;反之,像尧这样的圣贤,不得势而为匹夫,则“不能正三家”。(参见《功名》)   总之,按照韩非的观点,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局面的控制系统,其中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其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控制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的根本条件。这便是其管理学说中关于“势”的思想的本质内容。   由此可见,韩非的管理控制思想,是偏重于控制体系的设计;其于体制因素的重视,远胜过了对人的素质、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重视。这显示了其崇尚客观理性的管理理念。,   韩非固然特重“势”的作用,但他不同于慎到(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而是主张把“势”跟“法”结合起来的,认为只有实现二者的结合,才能发挥其各自的效用,故曰:“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如果说“势”是实现有效控制在组织制度(控制系统)方面的保障的话,那末,“法”就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而确立的标准。这种标准,是控制过程中,对所涉及到的人的具体行为或工作情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从而采取适当矫正措施的依据。   韩非认为,实行控制而没有“法”(控制标准),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效的,犹如工匠造车,“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同上)也。   “法”是要众人遵守执行的,故“法莫如显”。必须将“法”公布于众,使之家喻户晓,以至“境内卑贱莫不闻知”(《难三》),如此使众人皆知应当如何行事,才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否则,“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难势》)。   为了确保众所周知应当如何行事,更必须“擅其法”,“一其宪令”,使他们明确无疑地知道该何去何从;否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就会使一般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为奸滑之徒利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悖)”的矛盾情况,提供了“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的渔利机会。(参见:《定法》。)   韩非认为,有了明确而统一的“法”,才可以“循名责实”,按其规定的标准来考核众人的所作所为,以便运用赏罚来纠正所发生的偏差,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是,要保证“法”的贯彻执行,尚须有“术”。   “术”,就是“知下”即了解和洞察民情的方法,也就是收集和获取有关控制的信息或情报的手段。韩非论“知下”的意义在于:   “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   这也就是说,“用术”有两个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被控制人结党营私而导致其行为与预期的控制目标和控制标准发生重大偏离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   另一方面是为了准确无误地掌握被控制人的行为或工作情况,以便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估和采取恰当的赏罚措施来鼓励或矫正之,从而卓有成效地将被控制人的行为引导到预期的目标和标准上来。   由于韩非把人看成都是生来就“恶劳而乐佚”(《心度》),而且无不计利自便(参见《六反》),绝不肯做“害身而利国”的事(参见《饰邪》),所以他认为,“怀于义”而心甘情愿接受控制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人则是“服于势”才勉强接受控制(参见《五蠹》),即所谓“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备内》),故他们在骨子里对于控制是极其反感的,并且总是千方百计试图摆脱控制而自行其是,这样,暗中图谋私利的“奸情”,便在所不能免了。   韩非所提倡的“术”,就主要是被用来“察奸”的。   对管理控制行为来说,所谓“奸”,就是其应当掌握而又尚未了知的那些程度不同地背离了控制标准和控制目标的客观情况。毫无疑问,尽可能及时地了解和掌握这类情况并予以纠正,正是管理控制的主要任务。   韩非认为,“知奸”必须依靠“术”,而“术”的主要内容,则在于“因人以知人”(《难三》)。   具体言之,所谓“因人以知人”,就是说,“知奸”不能只靠主管者个人的智能,对于主管者来说,如果“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得奸者寡矣”(同上),这不仅是因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更由于“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有度》)。故“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难三》)?个人的智能总是有限的,一人决不敌众人,自然也不足以尽知众人,这道理就如同“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同上)一样。   故正如须用“因物以治物”(同上)的逻辑类推方法,才能“遍知物”一样,欲尽知众人,也只能采用“因人以知人”的办法,借助于别人的耳目闻见(间接经验)来获取真实的情况。   这个办法,包括了“赏告奸”的内容,即利用收买奸细告密,而侦得奸情。这种不择手段的察奸伎俩,自然是不可告人,也见不得人的,所以韩非说:“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同上);“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同上)。   从广义来说,韩非所谓的“术”,还包括“叁伍之道”,因为他把“不察叁伍之政”看作也是“无术”的一种表现(参见《难三》)。所谓“叁伍”,就是汇合各方面的情况作分类和比较研究。这实际上是主管者在“因人以知人”的过程中,对通过别人所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加以其个人的理性分析和思考,以辨其真伪,明其是非。   韩非把“法”和“术”看作是主管者由以实施控制的两大法宝:“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三》);“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   这种控制理论表明:要对被控制人的实际行为或工作情况做出准确的测量,必须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作为依据;而制定这种标准和进行这种测量,正是控制活动中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定标准还是作测量,都存在着一个信息沟通的环节:“布法于百姓”,是信息的传递(管理者向被管理者传递信息);“用术以知奸”,是信息的反馈(通过管理者自身的能动活动来实现)。由此可见,韩非对信息沟通对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已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实际上已将其纳入了管理控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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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论文题目推荐及答案

在中国,读过几遍“孙子兵法”的人比比皆是,更多的人还通读“三十六计”,我就是其中之一,但对“孙子兵法”产生浓厚兴趣还是在读“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一书之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和运用所达到的出神入化,使我悟出,战略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毛泽东其用兵之“神”均承继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十三篇着重阐述了战略的重要性,我认为对现阶段的饲料企业管理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仅选用一些观点,结合饲料企业管理现状试作阐述,盼能对企业有一二启示。首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办一个饲料企业需考虑哪些要素?1、有没有市场?有多大的市场?市场发展空间?(设计规模参照标准)2、市场需要什么产品?需要什么服务?(发现需求)3、客户最关注什么?最缺乏什么?(挖掘潜在需求)4、我们能提供什么?能提供多久?(考验价值观)5、我们的承受能力?(考验经济实力)6、我们的目标?(考验事业观和企业发展战略)我在与一些新建饲料企业投资者交谈时遇到较多的困惑是,他们口口声声宣称要按照什么样的产品战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最后却说:但是,目前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先适应市场需要,生产一些大众产品,把销量做上来,先解决企业生存问题,再考虑发展问题;听起来似乎有道理,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生存与发展并不矛盾,却经常被人为对立,其实,发展与生存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孤立过,只是存在“以生存观求发展”和“以发展观求生存”的区别,80%以上的企业都是属于第一类—以生存观求发展,只有20%甚至更少的企业属于第二类—以发展观求生存,结果不言而喻,没有发展观的生存总是摆脱不了苟延残喘,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而企业一旦确定发展观,等于建立了信心、信念、决心和勇气,真正的企业家需要的就是这些。以上6个小问题,对很多企业来说不能问,一问都是大问题,为什么?回答不了!要么给你一些模糊概念――估计、猜测、可能等等,简单一点说就是战略出了问题,按“孙子兵法”的解释,就是“先战而后求胜”,成功的概率何其小也,好运不会总跟随你一个人!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目前饲料企业最大的浪费是什么?1、是员工没有按正确的方法去工作;2、是消极怠工;3、是营销部门对市场的一知半解;也许有人不愿承认,如果进一步探讨,多数饲料企业一定会惊讶:原来浪费就这样一直在发生。很多企业投入太多精力如何加强思想管理、制度管理、目标考核,却疏忽了流程与标准的建设,营销部门太专著于营销技巧和促销,却忽视了市场的调查与分析,大家都在努力地浪费着,直到企业徘徊不前,直到营销人员意志消沉。所以,我倡仪更多的人来关注战略,是为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更清晰、更执着、更卓有成效。以下借用“孙子兵法”的片断与大家共赏。一、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道,于企业即企业文化,聚焦一点,就是建立共同愿景;关于企业文化,近十年来在饲料企业发生的变化喜忧参半,稍有规模的企业都开始讨论企业文化,预示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已被广泛接受,但是,多数企业对企业文化有误解,不排除少数企业动机不纯,企图披上文化的外衣先骗员工,再骗客户,最后骗自己;对“企业文化”有太多的解释,这是理论界的失误,太多的标准等于没有标准,我个人理解,企业文化的含义是对企业思想、行为和精神的结晶的提炼,所以企业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咨询公司可以帮你创造的,咨询公司可以协助描绘共同愿景,可以协助归纳、总结与提炼,可以协助制定企业战略目标、工作流程与标准,但是,好的企业文化一定是在投资者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企业员工行为,在较好的员工行为习惯基础上的规章制度才是真正行之有效的,请参照下列图示:我的解释是:所有者首先树立正确经营观,具有较高的经营境界;率先建立并遵守制度,哪怕是潜规则;端正企业经营行为;最后才考虑个人享受;这一点,禾丰集团的创业团队是成功典范;企业对员工,建议循这样一个程序:先尽可能提供较好的工作环境(包括人文环境),通过管理者行为影响员工的行为,在员工对企业产生向心力和高期望值时,推行规范化管理,从而达到员工思想意识的统一与提高;为什么很多企业推行规范化管理容易流于形式或半途而废?为什么企业总概叹员工忠诚度越来越低?我建议检讨一下上述程序是否正确,有些企业员工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老板们已经豪华奢侈,还大会小会号召员工奉献,只会带来更多的抱怨。天时,即战略管理所涵盖的重要因素-PEST: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具体到行业环境、区域投资环境、优惠政策等,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牧业的影响,玉米的工业使用对原料的影响,疫病流行对养殖积极性的影响,劳动力成本对散养户数量的影响,运输成本对区域性竞争的影响,生物安全对规模化养殖的影响,防疫需求对畜禽活体运输的影响,行业规范对企业经营与发展的影响;地利,是制定营销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饲料企业喜好跑马圈地,经常采用“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等宣传用语,似乎这样就足以证明企业规模宏大,只可惜市场面积不等于市场占有率,蜻蜓点水式的销售并没有带来客户群体的壮大与稳定,也未能带来企业的繁荣,反而让诸多企业老板犹如浮萍及水,听不得风声;事实上,企业经营不必贪地域之大,那种松散式信马由缰的时代已经过去,饲料企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混战的局面正发生变革,竞争的态势正在形成,地利不在多,而在乎用尽,山东六和采取区域滚动发展的深度营销模式取得了山东市场的绝对话语权,广东广顺、广西扬翔、云南神农同样在各自的区域取得了令人炫目的发展,而云南神农适时调整战略,加大精耕力度,通过“提高亩产”的整合价值营销行为必将带来新的增长点,提高企业竞争力。将,自古即为人力资源之首,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企业之“将”并非简单的领导,而应成为教练,现今的饲料企业不缺领导,只缺教练,包括咨询公司,不缺教授,缺教练;方向正确以后,方法是效率的保证,方法、激情、责任心是互成倚角的,我们的很多员工不是生来就缺乏激情和责任心,在长期缺乏方法的氛围中,在饱受挫折和低效率、低回报的折磨中,一切都可能化为乌有,所以,今日之“将”不要沉迷和沾沾自喜于个人突破能力,应投身于溶理论与实践的启迪中寻求最合适的方法并授之于追随者。法,即组织机构、工作流程与标准,以及因此而制定的规章制度与绩效考核方案;结构决定功能,所以有钻石与石墨的差别,部分企业并未理解结构的作用,或以为部门越多、结构越复杂显得企业越高级,或以为这只是形式而已,画到墙上愚人耳目;企业组织结构与企业生命周期密切相关,企业在不同生命时期所赋予的功能不同,这就决定企业要有相应的组织结构来实现,企业千万不要去套用别人的、特别是书本上的组织结构,套出问题太正常不过了;对绝大多数饲料企业而言,流程与标准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随机、随意、随性――不断的变,但不知为什么要变,每个新来的经理人都要大动干戈,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是破有余而立不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企业就好像一块耕地,每个人来都要翻一番,就是庄稼不见茂盛。百年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流程和标准,当流程与标准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企业同样显得成熟――一个成熟的企业不会因为一些风吹草动就天寒地冻,例如质量事故、人才流失、市场环境变化等;二、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在一次公开课上,我笑言90%的饲料企业没有做好市场调查与市场策划,深圳成农股份某总立即予以纠正:不是90%,是99%;我正在编制《现代饲料营销手册》,手册包含新秀篇、成长篇、流程篇、创新篇、管理篇共五个部分,其中在流程篇着重设计了一个市场开发流程,称之为“黄金十二步”――1、区域划分或选择;2、市场调查;3、目标市场选择;4、重点市场确定;5、目标客户选择;6、重点客户确定;7、制定开发方案;8、制定开发计划;9、计划执行;10、过程追踪与控制;11、信息收集与反馈;12、方案修正或调整,并由此引申出“市场开发大循环”和“市场开发小循环”;在这个流程图中,我重点加强了对第二个流程与第七个流程的说明和解析――市场调查与制定开发方案,据我所知,饲料企业对这两个流程是相当的草率和淡漠,这两个流程正是策划的关键,饲料企业市场功能的启动迫在眉睫!三、故兵闻拙速,未赌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营销,就要不断要求订单,“要求订单永远不要嫌早”,这一点往往被营销人员忽视或放弃;我曾遇到一个推销者,应该受过系统训练,在与我沟通过程中,不断运用营销技巧,我们谈得很开心,他也介绍了他要推销的产品,遗憾的是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提出要求订单;“如果你介绍了产品而没有要求订单,你很可能为竞争对手在工作”,这句话的含义相当深刻,所以,我想说:营销与口才真的没有特殊关系,我们可以笨一点,只要笨的简单,也不失为一件利器。事物本身带有两面性,只有正确认识事物可能带来的危害,才能正确运用事物带来的有利条件。同时,我们要正确理解“慢就是快”,要抛弃“假、大、空”,拒绝“骗、虚、飘”,企业营销,最怕“伪模式”,或者“模式狂想症候群”,模式本应成为实现营销战略或策略的手段,最终却成了一些人炫耀的资本、跳槽的筹码,甚至成全追名逐利的目的;四、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胜不知所以,败亦不知所以,是多数企业的共性;大环境决定企业命运,环境向好时,被利润冲昏头脑,放弃管理,放弃对员工的严格要求,放弃对市场的维护和控制,环境向劣时,一切归罪于市场与员工,开始粗制滥造产品和服务欺骗客户,降薪、裁员、克扣差旅费欺侮员工;定位理论很多人接触过,但真正使用的并不多,企业生命周期定位、市场定位、市场竞争者地位定位、产品定位,四大定位本身并不复杂,加强对自身的认识有时是很痛苦的事,所以,多数企业制定的战略或策略都是基于对自身状态的模糊定位;对于人海战术,一直存在歧义,实际操作中,需要多少员工和有多少员工存在一个辨证关系,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就好像一个放大器,有的企业对人海战术挥洒自如,有的企业则深受其害――人在成为资源时,则创造价值,人在成为成本时,则耗费资源;近5年来,“授权”作为时髦语言已泛滥成灾,直到今天,授权对职业经理人仍然属于奢侈品,某些老板把授权当福利或施舍,甚至还要诘问经理人:你到底要多少权力?或者采用左手授权右手抓权,或者采用自己授权却纵容亲信干预――矛盾之处在于,既希望通过经理人改变企业存在的纷繁复杂的关系,又畏惧经理人的成就影响自己的威信和成就感,有职业经理人发问:你请我来到底希望我做什么?花瓶还是垫脚石?我曾有幸遇到两个充分授权的老板――云南神农的何祖训、港信商务国际的葛宝林,这两段经历可以说是我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高峰期;当然,作为职业经理人,不管老板如何信任,都必须和老板保持良好沟通,不要神神秘秘,沟通越彻底,一切负面因素特别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煽风点火都会顺利化解。五、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练内功已成为很多企业的宣传口号,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是为员工提供若干培训而已,且更多的是心态培训和技巧培训;殊不知,内功即基本功,心态的改变是需要促进的,技巧的提升是需要基础的;如何做到企业在竞争大潮中不被淘汰?就是戒除冒进,按规则行事;虽然有人戏言:完全遵守商业规则做不成,完全不按照商业规则做不长;但是,我建议,企业一旦度过婴儿期进入学步期,就一定按商业规则建立企业规则,道理很简单:穷人亏不多,富人一旦失败是没有止境的!而并非通常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企业经营总会遇到竞争对手,我们的竞争战略不要企图扼杀它,首先关注的重要因素是如何不被对方淘汰,其次关注如何在竞争状态下谋求健康发展;一个企业的成长不会依赖于某一个企业的消失,而是在竞争大环境中我们是否总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寄希望于行业环境主动淘汰竞争对手群体,在逐渐规范的领域我们如鱼得水。六、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饲料企业营销实际状态――稀里糊涂出去,稀里哗啦回来,按孙子兵法解释,就是典型的先战而后求胜;开发大客户,先胜而后求战更为重要;我设计了这样一个公式,假定用80%的时间和精力做好谈判前的调查和策划工作,谈判只需20%的时间和精力,成功率可以达到50%;假定用20%的时间和精力简单做一下谈判前的准备工作,谈判则需80%的时间和精力,成功率只有5%左右甚至更低,二者付出是一样的,收获相差10倍!这就是效率!为什么我们有些营销人员如此辛苦又如此贫穷?为什么成功的销售员越做越轻松,失败的业务员越做越憔悴?可能仅仅只是时间和精力的分配方式出了问题。要有必胜的心理并为之准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企图坐享其成。七、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句话正确剖析了基本功与技巧的辨证关系;无正不合,无合何以用奇?奇正为策略,单“奇”只是点子而已,经营企业全靠点子时,离欺骗就越来越近,“点子大王”何阳、奇思妙想大师牟其中不就进监狱了吗?饲料企业发展,奇正无所不在;我曾经总结了四句话:生存靠质量,发展靠营销,赚钱靠采购,提升靠管理;质量为正,服务可用“奇”,质量和服务为正,营销可用“奇”,市场调查为正,策划可用“奇”,采购总量为正,采购策略可用“奇”,营销为正,管理可用“奇”,规章制度为正,文化可用“奇”,因正而用“奇”,可速胜,无正之奇,犹如无质量之服务、无质量和服务之营销、无市场调查之策划、无总量之采购策略、无规章制度之文化,一切皆为虚无!八、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对职业经理人,企业发展、成就感为“势”,对员工,合理收入与稳定就业为“势”,对客户,品牌、质量、服务为“势”,对经销商,诚信、利益、品牌为“势”;势能可转化为动能、动力、主观能动性!既如此,当我们渴求经理人的责任心、员工的积极性、客户的忠诚度时,我们是否应该首先营造企业之“势”?“企业关怀”与“员工奉献”,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值得企业深思。企业与员工、业务员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危机正在加剧,工作变得被动,合作变成较量,这是很多饲料企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仅仅解决事件本身,疲于应付难以消除,唯有通过树立企业之势,而后择人而任势也;九、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企业战略有两大关键点:一是方向,而是主动权;无论企业处在哪种竞争者地位,都必须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就要求准确定位,只要做到这一点,才可以掌握市场主动权,即使作为追随者,也要成为主动追随,把握追随的主动权;纵观饲料企业经营现状,争取战略主动、营销主动、产品主动、服务主动的企业凤毛麟角,所以,扬翔、六和、神农、成农、双胞胎等企业仅因为某个突破就异军突起;多数企业永远错误地、曲解地模仿别人,最终处处被动,赚得热闹,留下笑柄,落得辛酸。十、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90年代末期,一些饲料企业通过多品牌、多品种、多市场的运作模式,取得了一些成功,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可惜好日子不再重现,如今市场挤压、竞争挤压,广种薄收的时代已经过去,曾经的喜悦化成了今日的忧愁;面对新的竞争环境,企业调整战略势在必行;山东六和自2002年开始实施局部市场战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宋新宇在《赢在战略》一书中指出:所有突破阻力的工具都是尖的!我们应理解这句话并付诸实践,资源有限,精力有限,集中优势资源,破其一,将破其十;十一、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员工期盼归属感,企业渴求忠诚度,谁是谁非?想法都是对的,事实总令人失望,我认为,企业的责任绝对大于员工的责任;员工是单一体,个人行为受个人思维影响巨大,一个想法可能就改变了某个观点、改变对企业的看法甚至价值观,而企业是统一体,企业行为服从于企业理性思维,不应该很容易受个别事件影响,哪怕这些个别事件在某个时期有一定普遍性,换个角度理解,就是一定程度上允许员工的非理性行为,企业则尽可能减少自身的非理性行为,不要轻易抛弃员工--无论是态度上还是行动上。虽然我们在培训“优秀员工的八个职业习惯”时要求员工“加心才能加薪”,我同样想告诫企业“加心才能加信”,信任是忠诚的基础;饲料企业人才培育机制堪忧。很多企业都反映,现在的毕业生用不得,希望从市场上去寻求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同时,很多企业又反映,现在从外面招来的人实在不能用,我们就很困惑?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让企业满意?我们在深入分析以后发现,那些经营比较好的、处在上升通道的企业在不遗余力的招聘应届毕业生实施培训――我们应该反思,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我曾痛心地指出,现在“人不如鸡”――人才培育机制还不如饲养蛋鸡:饲养蛋鸡要经历育雏、育成、产蛋前期、产蛋高峰期等过程,企业对人才的培育却普遍缺乏耐心――三个月就要养活自己,否则就惨遭淘汰!如此让员工怎能不浮躁!怎能不看重眼前利益!

首先,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力。  第三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  老子是先秦道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不仅有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也包含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的社会及国家管理思想。诸如“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 等许多思想对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嫡派传人,也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被后世尊为“亚圣”,堪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巨人。孟子的管理思想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完善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其军事思想和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之作《孙子兵法》中。国外的许多大学师生和企业家们都把《孙子兵法》作为管理著作来研读。“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 、“必以全争于天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唯民是保”等思想至今仍为管理者们所运用。  管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曾经辅佐齐桓公40年,政绩卓著,富国强兵,帮助齐桓公实现了称霸诸侯的理想。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与时变”的发展与创新精神、德能并举、“德”与“能”不可偏废的选贤标准等许多管理思想,无不透射出永恒的智慧之光。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我们有责任发掘、利用他,并为他的发展做贡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管理思想进行归纳、提炼、综合的结果。尽管今天的概括难免有局限性,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已有资料发现其带有共性的和突出的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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