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作家

鲁迅，现代作家，原名周樟寿，后来改为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鲁迅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今天来看，发现468915767，把我的答案跟楼上的答案复制再粘贴。无语！！！！本人发表回答早于此人，因添加这一句话排其后面。特此说明。】知道你有没有交作业，如果已经交了，以下的资料也不算浪费，因为既然是中文系或选修中文系的课，以后还会有类似的作业。本人也是中文系毕业，《太平广记》已经读过，并写过类似的读后感，提供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另外提示一下，《太平广记》作为古代的小说全集，虽是古文所写，但并不晦涩难懂，无聊的时候作为消遣读一下也是件有趣的事，先秦汉魏的志怪，唐传奇等等大都被搜集其中，是中文系，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学生应该要读的一本书。 1，书名：太平广记作者：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时间：1962年9月。 2，概述：全书按题材分为92类，又分150馀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报应33卷，神25卷，鬼40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 9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於本书。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现存最早的本子。《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书中引文比较完整，不象其他类书引文多加删节。分类较细，也便於按题材索检资料，因而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於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破〈唐人说荟〉》)他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也充分利用了此书。 3，读后感想：《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但它到底是古代的作品，文字障碍很多，还不便于向广大读者推荐。现在高光、王小克、汪阳等同志发愿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扫除障碍，架设桥梁，费了很大工夫，把全书译为现代汉语，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提问者：凝霜孤月 - 经理四级

中国文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作家是

提问者：凝霜孤月 - 经理四级

关于“实录”，司马迁、扬雄和班固都作了定义，虽然他们对“实录”概念的表述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真实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和内在精神，要求写实，保持事情原貌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史家的实录观。史学家常用这种著史的实录方法来评价小说作品，对古代文学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受史家实录小说观的影响，文学家在创作和批评中也注重实录，但其实质却是不同的，在具体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实录的标准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关于这点，本文主要在小说内容方面作详细论述。由于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小说内容、小说创作方法方面的实录认识不同，从而有利于小说向追求艺术形式的独立文体方向发展，这使得小说逐渐脱离了史家所要求叙述精练、语言的雅洁和含蓄蕴籍，开始注重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完整和波澜起伏、人物塑造的个性化和心理刻画、以及细节描写的详尽和诗意小说氛围的创造。所以本文主要从小说内容和小说艺术形式方面，来揭示文学家的小说实录思想的实质。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史学家和文学家的两种不同小说实录思想，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学家的实录思想，第三章唐人小说家的实录思想，第四章文学家在历史小说方面的实录思想。认识到史家小说实录思想和文家小说实录思想在小说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一、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英国）（英国）（德国）（法国）（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19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20世纪中）（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中国文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作家是谁

针对鲁迅的作品，思想，流派，怎么给你呢，

书名：东周列国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作者：冯梦龙（明）蔡元放（清）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出版时间；1998年1月内容概述：作品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写起，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包括春秋、战国3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所有情节、人物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汲取来的。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读后感想：这个帮不了了。我还没看完。

《孔乙己》（1）是我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短篇小说之一。作家以极俭省的笔墨和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2）本质的具体表现。一个满口之乎者也的文弱书生，却被另一个读书人丁举人打折了腿，最后是死是活也不得而知。是什么原因导致孔乙己的悲剧呢？是科举，社会，还是个人？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既是整个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也是他那可怜又可笑的个性特征所致：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与“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与痴迷。而这一价值观念的形成对孔乙己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十年耳濡目染的教育，早已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渗入到孔乙己的心灵深处。但孔乙己却没有丁举人那样的幸运，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这就决定了他只能挣扎在社会的底层。而长期为应试科举而埋头苦读的生活已使他手无缚鸡之力，不管孔乙己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实际上连加入“短衣帮”的本钱与资格都已丧失，成了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而他越是在现实生活中屡次碰壁，越是受到人们的取笑和嘲弄，就越是渴望在“高人一等”的幻想中得到心理支撑与平衡。这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孔乙己那“高人一等”的幻想如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越是沉迷于此就越可能丧失对社会与生活的抗争能力，越容易被抛入社会的最底层，但那“高人一等”的“精神胜利法”又恰恰是阿Q、孔乙己们惟一的心灵避难所。——其实只要稍具理性，孔乙己就不能不对自己那一套价值观念的虚伪与欺骗性有所认知，对自己凄惨的真实处境有所觉察，但他已习惯于像吸食鸦片一样躲进那虚假而脆弱的“精神胜利法”中遮蔽外来的风雨。一、科举制度的毒害是孔乙己悲剧命运的一个因素科举制度的毒害是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封建科举制度是统治者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路太难走，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毒害读书人，录取率极低，使得科举取士的范围极其狭窄。封建科举制度使读书人追求功名、鄙视劳动。且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除了读书什么也不干，也不会干。孔乙己曾热衷科举，一心向上爬，始终没能爬上去，至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穷极潦倒，到头来却落得个乞丐似的境地。满口“之乎者也”，又穷酸迂腐，不会营生，这就注定了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不是科举制度根深蒂固，孔乙己怎么会有着那般清高？他常常把做官与科举划等号，正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这就让孔乙己产生了自己总比劳动人民高一等的错觉，“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不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人们怎么会瞧不起孔乙己呢？孔乙己和丁举人同是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一个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一个中了举，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横行霸道，作威作福，成了鲁镇社会最有权势的人，是鲁镇人的最高权威。短衣帮们对丁举人敬畏有加，对比自己更穷困却以读书人自居的孔乙己便肆意嘲弄他，笑他穷极僚倒，笑他迂腐，笑他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卑贱鄙人，这更加剧了孔乙己的悲剧。不是科举制度的黑暗，孔乙己怎么会去偷窃？孔乙己“身材很高大”，穿的长衫“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有劳动能力却懒惰成性，成了一个不会营生的废物，为了活命，便开始了小偷小摸，穷途末路时，竟偷到丁举人家去，结果是被丁举人的家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看来，科举制度的确把孔乙己害惨了。二、冷漠的社会氛围是对孔乙己的又一打击社会环境的冷漠是孔乙己悲剧的重要原因。孔乙己是一个不幸者，他生活在一个麻木而冷酷的环境之中，人们自私冷漠，无情无义，给人一种冻僵了的感觉。这种社会是孔乙己悲剧的催化剂。对于孔乙己这样一个弱者来说，社会不仅没有关爱他，更为严重的是，人们还把他当作笑柄。老板的无情，长衫的不屑，“我”的鄙视，甚至短衣帮的讥笑，都深深地伤害了孔乙己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心。封建秩序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在这样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下，民众的活力、热情、同情心都被扼杀，变得麻木不仁，自私冷漠。在短衣帮的心目中也以为既然“学而优则仕”，那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的孔乙己当然是劣货，只值得奚落和取笑。他们意识不到自己与孔乙己同样在封建秩序中处于倍受压迫的社会底层，同样可悲可怜，所以他们对孔乙己这样一个不幸者不但没有同情和帮助，相反只知道哄笑取乐，在他们劳累而苦闷的生涯中寻求片刻的快乐。孔乙己是一个在当时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子的苦人和弱者，用众人的哄笑来贯穿这样一个令人悲酸的故事，烘托和加强了小说的悲剧效果。这种哄笑是麻木的笑，这使孔乙己的悲剧更笼上一层令人窒息的悲凉的意味。一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另一面不是同情和眼泪，而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以乐境写哀，更令人悲哀，表示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作品反封建的意义就更加深刻了。如果人们给他关爱，我想孔乙己可能就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吧！鲁镇的酒店，以其备有曲尺形大柜台的独特格局而区别于其他地方，而位于镇口的咸亨酒店无疑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座。凡是进咸亨酒店喝酒的人，按照其不同的穿着打扮和饮酒方式，就可以清楚地判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有钱有势者穿着“长衫”“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无钱无势者则穿着“短衣”，“靠柜外站着”，以“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长衫” 与“短衣”，“房里”与“柜外”，“坐喝”与“站喝”，“十几文钱一样的荤菜”与“一文钱一样的下酒物”，这种鲜明的对比，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正因为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表现得那样复杂：有的奉承，有的傲慢；有的猜疑，有的冷淡；有的责难，有的唠叨；有的担心，有的受气；有的监督，有的盘算。酒店老板认钱不认人，以势利的眼光看待酒客。对长衫主顾拼命巴结，唯恐侍候不周；对短衣帮不屑一顾，酒中偏要羼水；对小伙计极不相信，时常责备。短衣帮深知有钱者的阴险狡诈，对他们既不满又提防，而且累及小伙计。小伙计在掌柜的责难与顾客的冷眼中工作，两面受气，因而在冷漠中又显示出不满。这种跃然纸上的生活图画，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富欺贫、强欺弱、尔虞我诈的本质特点。正是在这种典型环境中，孔乙己倍受奚落与摧残，逐步形成并发展了他的悲剧性格。三、孔乙己自身悲观、懒惰的性格也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孔乙己自身的懒惰以及自甘堕落是孔乙己悲剧的主要原因。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活动，仅仅是他整个生活的片段。然而，这个片段又能够恰如其分地显示出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他是一个饱受封建文化教育毒害的可怜虫。他曾读过书，灵魂深处浸透了孔孟之道，能说“满口之乎者也”的文言，又“写得一笔好字”，“但终于没有进学”。他向往科举，虽然连半个秀才也没捞上，又贫穷如洗，可是向上爬的思想依然没有丧失。他认为读书人高人一等，就自命清高，摆出一副读书人的臭架子，不会营生，也不屑与劳动者为伍。这就形成了他的独特性格：迂腐麻木，屈辱懦弱，好喝懒做。在长期的封建教育熏陶中，孔乙己鄙视体力劳动，养成好喝懒做的恶习，不会营生，“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这样尽管生活窘迫，但做到糊口却并不困难。可孔乙己就是不争气，偏要去偷，自己断送了活路。俗话说：“命运之门由自己掌握。”孔乙己的命运当然应该由他自己掌握，但他却只幻想自己哪一天会坐在金屋里，俯视群儒，而并不为之付出任何努力。凡事不能靠别人，况且社会又那么黑暗，只有靠自己。孔乙己的好喝懒做，为自己种下了厄运的种子。这样看来，孔乙己的悲剧也是他一手造成的。总之，孔乙己的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科举之害，社会之冷，自己之惰，正是这三者，导致了孔乙己以悲剧而告终。四、孔乙己悲剧的社会意义《孔乙己》不足2500字，但极为真切地再现了十九世纪末的中国社会生活，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被社会扭曲灵魂而最终被吞噬生命的悲剧性格。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已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残暴的统治阶级在疯狂的政治压迫和严酷的经济剥削的同时，还利用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来奴役禁锢人们的思想。1905年，清朝政府被迫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但盘根错节的封建文化教育依然还在继续摧残人们的心灵。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封建势力仍旧猖獗，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们拼命宣扬尊孔读经，封建文化教育的妖氛毒雾还在毒害着中国人民。就连所谓“维新”的学校，也是上午“声光电化”，下午“子曰诗云”。面对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鲁迅先生出于“揭露社会弊端，引起人们疗救社会的注意”的目的，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雄健的笔触，写下《孔乙己》这篇力作。由于鲁迅先生从幼年到中年亲受过封建教育的毒害，又接触过许许多多从科举途中沦落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因此，能以典型化的方法，塑造出孔乙己这一典型性格，并通过他揭露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吃人本质。文章截取孔乙己一生中的一段生活，把最能显示孔乙己生活、性格和命运的情节浓缩在几个场面，这样写便使故事情节集中而凝练。作者通过小伙计的眼光，用了几个特写镜头把孔乙己的外貌，他的遭人轻视和奚落的情状表现出来，然后转入对孔乙己遭受残害即将死亡的描写。简简单单的故事情节依据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表现出极其深刻的主题。通过作者的构思意图，我们清楚地知道19世纪末的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所受的迫害及其人们的觉悟迟钝！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五、对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反思分析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了解当时社会的同时，我们更应从中反思，更应清醒、冷静的去思考同样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当今在人格培养、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及和谐人际关系的优越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当今社会，人们的知识结构、经济意识、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归根结底都源于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 “以人为本”的理念正在不断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庆幸之余，我们更应反思。1、良好人格培养体制不断完善。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受教育体制及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养成了鄙视劳动人民，不愿与劳动人民为伍，好吃懒做、热衷功名、自命清高等不良性格，而社会主义社会正在造就着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能力，在人格上更具有来自群众，扎根农村沃土，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品格，更具有亲和力，“爱国守法、名利诚信”等是他们坚守的信条，更多的群众尤其如此，他们在继承传统美德诸如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等人的同时，人格的内涵也不断创新，适应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当然在健全人格培养中，也不乏滑坡现象，诸如知识界的剽窃成风、粗制滥造；商界的利欲熏心、取财无道；无业游民的好逸恶劳；教育方式上的重智轻德等，让人颇感忧虑，如此诸多不重视培养人格和人格沦丧的现象，会否就是当年“孔乙己”等麻木人群的影子，良好的社会氛围极美好的人格的养成，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益，但愿在当今的大好社会形势下，有关人士及部门更能“以人为本”不断健全人格体制，不断加强人格培养，使人格中的不良现象尽快消失。2、教育人才选拔机制不断优化，和谐社会正不断形成。近几十年来，人才的选拔机制不断得到优化，人才选拔多层面没、多方位、多途径，面向社会的科学选拔体制逐步完成，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自考、函授到其它各种进修，从纯文化知识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等，都使得当今的人才选拔机制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具有优越性。当年“孔乙己”所面对的单一的科举选士已成为历史。教育体制也在不断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教材不断更新，内容越来越活，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教材不再束缚人的思想，图书和网路图书市场更是大放异彩， “八股文 ” （3）越来越让人不敢想象，基础教育改革正在逐步推行。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精神，社会各处都闪烁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5）的文艺思想火花。新的文艺及科技著作层出不穷，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无不体现着和谐社会人才选拔体制及教育方式的优越性。然而欣喜之余，我们仍不能忽视人才选拔教育中的缺陷。“高分低能”现象仍屡见不鲜，素质教育在某些地方仍有“形式”之嫌，束缚人性的“四书”“五经” （6）等时有挥之不去之势，高额的读书费用让人望而却步，如此种种，会不会出现“新八股”“新科举”，会否再出现几个“孔乙己”，我们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才选拔和教育体制会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大氛围中日趋完善，但愿我们各级教育工作者，能在大好大社会氛围中建言献策，顺从民意，顺应历史及社会实际，不断创新出更新的选拔人才及教育人机制方法，然更多的受教育者后正在进修的人们各得其所，不再步孔乙己的后路，为创建和谐社会尽一分力。3、新型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完善。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当年在“咸亨酒店”的酒客取笑声中死去，在那样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封建腐朽思想等因素影响还不能觉悟，人与人之间冷漠、猜疑，没有同情与爱心；在当今社会主义社会中，新型和谐的人际关系已经形成，到处呈现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喜人景象。“非典”肆虐，各级领导沉着指挥，医护天使身先士卒；“洪涝”侵袭，各级民众捐资捐物，武警战士充锋陷阵；“贫困失学”各级组织举行捐募，陌生路人出手相助；特别像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界纷纷为贫困群体捐资捐物层出不穷，更是让人感到社会主义的温暖，更体验到了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充满人情味。我想，当年“在众人说笑声中，坐着用手慢慢走去”的孔乙己先生，如果还健在，会否再遭不幸，也不只会做何感想。当然，路见不平，见义不为的想象还大有人在，道德沦丧的也不仅仅是个别人，但愿再出几个鲁迅先生，能为“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高唱赞歌了，给那些麻木、冷漠、无聊”的看客们以警钟长鸣。为创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呐喊助威”。总之，在咸亨酒店这个典型环境中生活的孔乙己，是一个被封建教育和封建势力扭曲了灵魂，最后无声无息地被吞噬了生命的典型性格。他的遭遇和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作为一个社会的无谓过客，他只能连狗也不如地在无人知息的情况下耗尽自己的生命。在孔乙己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千百年来无数堕落文人的共性：死啃书本，迷于科举，动辄满口孔孟经典，实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自命不凡而清高不已，只能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孔乙己与《儒林外史》中“中举发疯”的范进(7)，何其相似乃尔！当然，孔乙己本身具备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他自负清高而不歧视小孩，偶事偷窃而不拖欠酒钱，与人争辩常露屈辱懦弱，落魄潦倒仍旧好喝懒做，站着喝酒依然穿着长衫，生活无着还不忘上爬，有几文钱便傲慢不已，被打折腿还否认原因。如果说“疯”是范进的独特个性，那么“迂”便是孔乙己的独特个性。与范进一样，孔乙己是封建社会儒林画廊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其悲剧性格是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教育造成的。鲁迅先生用笑中含泪的讽刺，深刻地批判了孔乙己性格中的迂腐麻木，屈辱懦弱，好喝懒做，又对他的悲惨遭遇寄寓某些同情。鲁迅塑造孔乙己这一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其用意在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深入剖析并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反观现在，当今社会在人格培养、教育及人才选拔机制及和谐人际关系的优越性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我们的反思，正是为了长足的进步，由此观之，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希望对你有帮助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中国文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作家有哪些

古代的不回答了你又不是白痴现代的大家颇受争议我觉得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王小波高行健除此外没有大家

现代的中国很少出现大家，很多人说现在是个大家缺乏的时代。如果你问的是从古至今，那就太多了，也不好一一列举。

提问者：凝霜孤月 - 经理四级

孔子，庄子，墨子，孟子老子，苏轼……

训诂学论文2000字开头的作家

二、写出下列训诂学家的主要著作　　郝懿行：《易说》《书况》　　刘熙：释名、孟子注　　张揖：广雅、埤仓、古今字诂　　颜师古：匡谬正俗、急就章注、汉书注、五经正义　　郭璞：尔雅注　　服虔：春秋左氏传行谊、春秋汉义驳　　邢昺：论语正义尔雅义疏孝经正义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三、写下列著作的作者及主要内容　　周礼正义——书名，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作者为清代学者孙诒让。《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是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　　方言——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全名《楢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西汉扬雄著。今存13卷。体例是先列举词条，然后分别说明通行情况。书中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方言》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从中可大体了解汉代方言分布轮廓。《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为记录对象，不受文献记载和文字形义的限制，并注意综合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这在研究方法上为后世树立了优良传统，在中国和世界的方言学史上都享有盛名。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作者蒋礼鸿，语言学家。字云从，浙江省嘉兴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一部考释敦煌变文中词语的专著。该书对语词的通释研究，使敦煌变文的词义多已涣然得释。这对于读者读懂变文及当时的其他文学作品都是很有助益的。该书为语词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训”和“诂”两个字连用，最早见于汉代毛亨所作的《毛诗诂训传》。　　孔颖达认为：“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诂”是解释“异言”的，“训”是“道形貌”的。　　《毛诗诂训传名义考》的作者是马瑞辰。　　黄侃先生认为：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解释词的本义。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解释词的引申义。训诂是用语言来解释语言，包括词的本义和引申义。　　训诂工作是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　　训诂工作主要有三种：注释工作、纂集工作、考证工作。　　训诂材料包括：随文释义的注释材料，跟注释工作相对应；纂集类训诂专书，跟纂集工作相对应；考证材料，与考证工作相对应的材料。　　前人所称的“传”、“说”、“解”、“诠”、“疏”、“证”、“微”、“诂”、“注”、“义证”、“正义”等，都是随文注释的名称。　　纂集类训诂专书有：依物类分篇汇集同训词的《尔雅》；依照据形说义原则用部首统帅文字的《说文解字》；专门纂集声训以明语源的《释名》；沟通方言词与标准语音义的《方言》等。　　考证专书包括：孔颖达《五经正义》；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王引之《读书杂志》与和《经义述闻》；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与《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余丛考》；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李慈铭《越慢堂日记》；黄侃说：“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训诂是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材料，训诂学是研究语言意义的理论。　　训诂学三个时期是：早期训诂学、晚期训诂学、现代训诂学。　　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字的形、音、义）古代合称“小学”。　　训诂学在具体实践中所面临的两大任务是：应用训诂学和理论训诂学。　　应用训诂学侧重于实际应用，主要是解读和注释古代文献。　　理论训诂学侧重于理论探讨，如词和义之间的关系等。　　应用训诂学和理论训诂学二者的关系是：理论探讨以实际应用为目的，实际应用以理论探讨为指导。　　训诂的产生期在先秦两汉；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在魏晋隋唐；训诂的更新与变革期在宋元明；训诂实践的兴盛与训诂理论的探讨期在清代；训诂学科学理论的创建期在近现代。　　训诂的萌芽期在先秦，训诂工作的系统化期在两汉。　　训诂发展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再度注释的出现、训诂范围的扩大、集注、集解的出现与字书、韵书、义书的分立。　　再度注释的代表是孔颖达奉敕所作的《五经正义》。　　郭璞注《尔雅》和《方言》。　　《论语集解》的作者是魏何晏。　　魏晋至隋唐时期，注释工作有所深入、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训诂纂集的种类有所增多，所以这是一个训诂学的发展时期。　　造成宋代的疑古与创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程颢、程颐、朱熹等代表的宋明理学的需要，二是训诂工具的改进，为疑古创新提供了客观依据，宋代开创了古音的研究。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他兼具汉儒求实与宋儒创新的长处，代表宋元明最高成就。　　明末训诂的进展主要有：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朱谋玮《骈雅》、方以智《通雅》、陈士元《俚言解》、张存绅《雅俗稽言》、李实《蜀语》、黄生《字诂》和《义府》。　　朱谋玮《骈雅》开创了以偶释偶的复合词书体例，方以智《通雅》则突破了《尔雅》的范围，以经史为主，兼含文字音韵训诂的大型词典。　　章太炎的学术著作有《国故论衡》、《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　　十种小学根柢书包括：《尔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　　章太炎认为训诂的方法，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　　黄侃认为训诂的方法，一曰互训，二曰义界，三曰推因。　　标志着训诂学走向现代的著作是：胡相安《中国训诂学史》、齐佩榕《训诂学概论》。　　为近代训诂学的独立及其科学化做出过贡献的学者有：沈兼士、何仲英、杨树达。　　沈兼士有关词源和训诂学的著作有：《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声训论》、《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　　杨树达的训诂著作有：《训诂学讲义》、《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词诠》、《汉书窥管》。　　随文释义的训诂材料的体式包括：传注类、章句类、义疏类、集解类、征引类、音义类。　　注释书中的训诂内容包括：解释词义、解释句意、讲解语法现象、说明特殊的修辞表达方法、说明古代制度、习俗等文化常识。　　训诂纂集专书的性质是在随文释义训诂的基础上形成的，按一定原则编排起来的，有目的的类聚字、词、义系统的训诂材料。　　十种根柢书中，属于义书的有：《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属于形书的有：《说文》、《玉篇》、《类篇》；属于音书的有：《广韵》、《集韵》。　　训诂纂集专书的类型有：集合贮存型、整理编选型、理论证实型。　　考证的步骤一般是：提出考证对象、考求材料证据、论证。　　一般考证都由三部分组成，发疑、取证、释理。　　考证的类型分为：证实类和反驳类。　　证实类，对未有结论的问题证明其结论；对已有的结论考察核实。　　证实类考证多因语义不明、证据不足、论证不详而发疑。　　反驳类，对已有的结论提出异议，以证据推翻之；同时提出新的证据而易以新的结论。　　反驳类考证多因原来的解释没有看到较充分或较全面的证据、虽有证据而对证据不能正确理解、违背语言规律、违背注例、违背事理而发疑。　　词存在的两种状态：贮存状态和使用状态。　　贮存状态的词义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体现在历代编纂的辞书中，每个词的意义大多是多项的。　　使用状态的词义即个人言语中的具体意义，意义是固定的，多体现在随文释义的材料中，每个词的意义大多是单项的。不但有具体涵义和规定所指，还可能带有说、写者个人经验和感情色彩。　　随文释义的任务：确定义项、明确指向、陈述具体义值。　　三种不同性质的训释是：形训、声训、义训。　　训诂考证的三种方法：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　　只有本义才能直接与字形切合，只有本字才能直接反映本义。　　只有笔意才可以以形索义。　　因声求义是一种利用语音线索来明假借、系同源、考证古书词义的方法。　　语源分为系源和推源两类。　　判断一个训诂好坏的标准是：看是否符合语言规律、看是否符合文情语境、看是否符合逻辑事理、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注释结论是否正确，可以从语言文字、文情语境、事理逻辑、客观史实等多方面进行验证。

在先秦时期，系统地注释书出现之前，就存在一种诠释，即在一种典籍中偶或出现的对另一种典籍的字、词、句、篇章的解释。例如，《国语·周语下》叔向对《诗·吴天有成命》的解说。这种解说既讲题旨、解句意，又兼释字义。其中对语言文字说明的方式是后来的经师子夏“发明章句”①的滥搞。而其中对思想义理解释的方式，则为后来的思想家进行文义阐释提供了范本。例如，孟子解释乐章《激招》、《角招》中的“畜君”为“好君也”，即是对叔向的思想义理解释方式的继承。二、写出下列训诂学家的主要著作郝懿行：《易说》《书况》刘熙：释名、孟子注张揖：广雅、埤仓、古今字诂颜师古：匡谬正俗、急就章注、汉书注、五经正义郭璞：尔雅注服虔：春秋左氏传行谊、春秋汉义驳邢昺：论语正义尔雅义疏孝经正义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念孙（1755—1823）清经学家、训诂学家。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嘉庆进士，官户部郎中。长于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于《尔雅》用力最久。撰《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援引各书，考释名物，订正讹谬。另有《易说》、《书说》、《郑氏礼记笺》、《春秋说略》、《竹书纪年校正》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1735—1815 ）清金坛（今江苏省金坛县）人。字若膺，号茂堂。师事戴震。段氏在清顾炎武、江水古音学基础上，分古韵17部，以序数标目，如果用一般的韵目，就是：一之，二萧，三尤，四侯，五鱼，六蒸，七侵，八覃，九东，十阳，十一庚，十二真，十三文，十四元，十五脂，十六支，十七歌。段氏古韵分部独见有三：一，支、脂、之三分；二，真、文分立；三，侯部独立。此外段氏于古韵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在韵部次第上，他第一个变更《广韵》之序，而依声音的远近定17部顺序。二是主“合韵”之说，即称声音相近的异部相押为“合韵”。三是既从顾氏以入声配阴声，同时又主“异平同入”说，即以声音相近的韵部同入。段氏对古四声也有独见：认为古四声不同今韵；认为古无去声，古平上一类，去入一类。段氏继承顾、江二氏以谐声偏旁求古音的方法，提出“同声必同部”的理论。段氏研究古音有一个目的，即由古音之明进而通古经传假借、转注，把古音作为研究文字训诂的工具。段氏在古音研究上的不足之处，首先是古韵分部仍有疏漏。他晚年已知分部未密，对清孔广森的东冬分立，清江有诰的侯部有入声，戴震、王念孙的祭部独立，都能相从。其次，第七部侵、第八部覃、第十二部真有入声，与他的入声配阴声之主张不一致。第三，“异平同入”中有不当者，一是元音相近的韵部同入；二是收音不同的韵部同入。前者如之、萧同入，后者如真、耕同入。段氏古音学著作主要有《六书音均表》5篇。《清史稿》有传。郝懿行《尔雅义疏》（1755—1823）清经学家、训诂学家。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嘉庆进士，官户部郎中。长于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于《尔雅》用力最久。撰《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援引各书，考释名物，订正讹谬。另有《易说》、《书说》、《郑氏礼记笺》、《春秋说略》、《竹书纪年校正》等。其它可以参看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的第五章：《训诂学的复兴——清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