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与全球货币体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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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物流业的影响 中文摘要】 金融危机正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经济传导到新兴市场经济，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中国的企业也未能幸免。2009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将面临各种困难，经济危机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企业的头上。物流业在这场经济危机面前也会受到剧烈冲击。充分估计严峻的形势，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是我国物流业急需考虑的问题。【中文关键词】 金融危机; 实体经济; 物流业 需要与我索取全文免费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一个日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仅关系到我国金融创新能否像实体经济一样崛起，形成经济和金融双轮驱动，而且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我国地位提升能否得到主权货币强有力的支持，获得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21年在韩国召开的G2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中国持有IMF份额从第6位升至第3位，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一、人民币国际化现状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跨境贸易结算、本币互换、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基金、建立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等方面都有所推进。人民币最优货币区开始在两岸四地、华人经济圈、东亚经合组织、上合组织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中逐渐形成和扩大。跨境贸易结算。自28年12月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国内试点的省市已经扩大至2个，跨境贸易结算境外地域已扩展至所有国家。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4月底，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已突破1万亿。[1]可以说，跨境贸易结算既是人民币国际化带有标志性的第一步，初步体现了国际货币的支付和结算功能。与之同时，跨境贸易结算又是人民币国际化必经阶段，其顺利拓展将为今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币互换。自28年12月我国与韩国签订18亿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之后，29年2月，我国与马来西来签署了8亿人民币互换协议；29年3月，我国又与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签署了2亿和1亿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9年4月，我国与阿根廷签订了7亿人民币互换协议。21年6月和7月，我国分别与冰岛、新加坡签署了35亿和15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1年4月，我国又与新西兰签订了25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截止到目前，我国已与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共8285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基金。27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获准在香港发行第一只人民币债券，金额为5亿人民币；到21年8月，共有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汇丰银行及东亚银行等8个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了近4亿元的人民币债券；[2]截止到2011年4月底，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金额已达84亿元人民币。[3]境外人民币基金也于21年8月开闸，海通证券在香港发行了首只人民币基金，金额为5亿人民币；之后，恒生银行、工银亚洲和建银国际都在香港发行了人民币基金。境外人民币债券和基金的发行，为境外人民币提供了投资和回流内地的渠道，进一步刺激了人民币在境外的支付、结算和流通。有条件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2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香港、澳门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和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在核准的额度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3月，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两家港澳人民币结算行在内，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已接近2家。[4]这个举措为境外合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进一步提供了投资和保值增值渠道，增强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的信心。一些国家开始接受人民币作为汇率指数货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25年4月，欧洲央行在欧元指导汇率体系中增加了人民币等7种货币；25年11月，印度央行在调整汇率指数时将人民币纳入汇率指数的一篮子货币；在蒙古，目前人民币已经占据了货币支付、结算和储备6%的份额。这体现出一些与中国贸易较多的国家开始认可和接受人民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大，一些周边国家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26年12月，菲律宾对外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央行储备货币，这是人民币第一次被其它国家列为储备货币；21年9月，马来西亚央行也开始买入人民币计价债券作为其外汇储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人民币充当国际支付手段的流通量，包括边境贸易、旅游贸易、人民币结算贸易与国际周转及境外留存大约已近万亿。可以说，人民币正在逐步被其它国家接受和认可，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条件越来越成熟。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机遇3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和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之同时，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正处于变革当中，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众所周知，包括“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近1年来迅速崛起，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从具体数据来看，199年，全球的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9%，到26年，这一比重增加到48%。29年，按照购买力来平价测算，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已升至87%。[5]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来讲，28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就已超过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7%，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为3%，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则高达1%。然而，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的牙买加体系已不能适应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该体系设置的原则和框架更多体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投票权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与其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7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引起了全球金融动荡。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雷曼兄弟的破产倒闭，美国金融帝国的基石———投行模式受到了质疑和否定，五大投行破产和倒闭了三家，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转向了商业银行模式，华尔街一度陷入迷茫。奥巴马上台执政后，对美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华尔街的矛盾。金融危机的影响、忙于自救和内部改革以及内耗的结果必然削弱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控制力。无独有偶，29年12月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让欧洲陷入了同样尴尬的境地。忙于对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国家进行援助以及如何帮助它们削减债务、摆脱危机，已成为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头等大事。此消彼长的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及实力受损，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原有的格局和平衡被彻底打破，这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呈现出美元地位下降，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机遇。21年2月底，韩国央行公布的报告《美元地位下降，货币秩序料进入多货币体系》称，截至29年9月，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重已经从1977年的逾8%下降至6%，而欧元资产的比重则从1999年的9%上升至7%。未来5-1年美元仍可能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在更长时期内美元的地位将下降，全球货币秩序预计将进入多种货币体系。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因美元地位的下降而出现变化，呈现出美元地位下降，欧元地位上升，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下降的比重必将由其它货币代替，这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障碍和风险分析美元和日元的国际化过程，人民币国际化将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和过程：一是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在周边国家广泛受欢迎的支付、结算和流通货币；二是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交易的结算货币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初级硬通货；三是人民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看好的国际储备货币；四是人民币成为像美元一样的超主权货币。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风险。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的障碍。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是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许多国家并没有认同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更多地是将我国的崛起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合作伙伴。同样地，我国历史悠久、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有着明显差异，语言、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无形中会导致沟通的障碍，加剧寻找认同感的差距。因而，人民币国际化相比较美元、欧元和日元而言，其过程将会更加曲折和漫长。一些既得利益大国的阻挠。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尽管美元的地位在下降，但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霸权地位的，必然会想方设法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享受铸币税收益，阻挠其它货币的崛起。欧元区国家同样也会如此。而在亚洲，已成为国际硬通货的日元为维护其在亚洲的货币地位，更会将人民币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千方百计进行打压和阻挠。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技术层面的障碍。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是资本项目下人民币未实现自由兑换。尽管我国近年来适当放宽和扩大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直接投资规模，在资本流出方面也在逐步放松境内居民以及金融机构对海外投资的限制，但这距离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而言还远远不够。当然，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也不会轻易放开，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必将给国际资本和金融运作带来较大的风险考量。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技术障碍还包括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思维方式的转变、金融体系的健全以及金融人才的匮乏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善于运用的“金融战”或“货币陷阱”。令人记忆犹新的是1997—1998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以美国索罗斯旗下对冲基金为首的国际炒家大肆作空港元，虽然最后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成功地击退了国际炒家，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随着境外结算、流通和储备人民币的规模大幅提升，国际资本或热钱炒作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的风险也随之上升。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必须防范国际资本利用我国可能存在的金融缺陷或漏洞来作空或作多人民币，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也要防范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陷阱和风险。四、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策略制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这是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人民币国际化总体战略和目标的具体体现，这个时间表既可以是粗放型的，也可以是具体细化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的“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战略”就提出了一个时间表：21年至22年人民币由国内结算货币成为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22年至23年人民币由贸易结算货币成为国际金融结算货币，23年至24年人民币由国际金融结算货币变成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不应简单地划分，其进程应与我国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相吻合，时间表的制定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结合，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容应体现在今后若干个“五年规划”中。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才能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既不超前，也不落后。在路径选择上，我们可以采用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方式，多层次、全方位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通过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如鼓励和放宽境内机构和个人进行境外投资；建立境外人民币回流的多种渠道，进一步完善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适当放宽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兑换等，在政策层面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庞大的民间经贸和金融往来渠道，借助跨境贸易、承接海外工程、跨国公司境外投资和经营、国际代理、国际租赁、国际保险和直接对外投资，在现实国际经济往来中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逐步侵蚀、挤压和占据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原有的份额和空间。坚持“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制定的一项长期国家战略，它不仅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两者的关系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我们不应简单地割裂开来。因此，我们在具体执行“走出去”战略时，既要注意防范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陷阱，也要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发挥中投等“主权基金”平台的作用，在对外投资和金融结算中提高人民币的占比。如在购买境外资源能源和资产时增加使用人民币支付，或以货币组合方式（即将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按一定比例组成货币组合）支付，鼓励在国际金融结算时使用人民币结算等。抓紧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又称作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FinancialMarket）或境外金融市场（ExternalFinancialMarket），它是任何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全球化必备的基本条件。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美元、日元还是欧元，其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离岸金融中心的支持，因此，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过程。从条件来看，目前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首选地是香港，无论是语言、文化背景，还是金融基础、区位优势，香港都当之无愧，而且，香港与大陆已经建立了较为紧密的金融合作，这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还应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以及我国拓展经贸关系的主要地区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为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提供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大力发展人民币金融衍生品。发展金融衍生品是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产生剧烈波动、分散汇率管理风险的一种较佳方式。但目前人民币金融衍生品的现状是境内品种少、规模小，只有人民币外汇掉期、人民币利率互换等少量产品；相比之下，境外的人民币衍生品品种多、规模大、交易活跃，如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人民币无本金交割期权(NDO)、人民币无本金交割互换(NDS)和人民币结构性票据(StructuredNotes)等。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估计，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日均交易量在3至5亿美元之间。[6]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远期交易的定价权似乎有旁落之嫌。因此，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国应大力发展基于人民币汇率的金融衍生品，如人民币指数期货等，掌握人民币定价权，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平稳、健康、有序地进行。组建大型国际零售贸易商，占据国际经贸制高点，掌控国际商品定价权和人民币结算主动权。在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世界商品供应商的情况下，不应过度依赖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贸易商，这容易受制于其渠道。与之相反，我们应组建大型的国际零售贸易商，建立庞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和渠道，直接占领国际市场。这是国际经贸的制高点，通过控制国际营销网络，可以进一步控制国际品牌市场和国际商品定价权，甚至影响和控制上下游产业及产业链的整合。实践证明，发达国家的商业定价权和市场垄断网络是其贸易结算、产品与品牌控制的源泉和依据。因此，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应组建类似于沃尔玛、家乐福的国际零售贸易商，通过其渠道增加人民币贸易结算量，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市场规模、增强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的实现机制奠定更好的基础。
人民币汇率与全球货币体系论文题目
[摘要] 强势经济会造就强势货币，中国经济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使中国的国际收支规模和对外支付能力有了空前的提高，出口和外汇储备均为世界前列。货币权力的大小与其所在国或地区GDP在全球的地位高度正相关，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人民币的“低调”无法隐藏人民币正在成为新兴国际货币的事实。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当前人民币周边流通的现状、衡量了人民币和当今世界两大货币—美元、欧元的国际化程度，指出人民币虽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但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依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接着本文结合实际分析指出，“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最后本文在“人民币区域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货币国际化 人民币区域化 建议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实力大增，国际地位迅速提升，成为一个谁都不能小视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然而，要做为世界强国，中国虽然在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缺少非常重要的一项。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在理论上，强国之所以“强”，不仅表现在军事强、经济强、政治强、外交强、文化强，而且更重要的表现是这个国家的金融能力也要强，具体地说，就是必须要让这个国家的货币变成国际性的货币，那么中国到目前为止，这一项做的还远远不够。 “强币”既是一个“强国”强大政治经济实力的表现，同时也反过来巩固了该原本的“强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给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好处。以美国为例，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美元在国际上的霸主地位。不仅美元在境外流通为美国带来了可观的铸币税，而且美国还凭借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大肆向外国借钱，而其它国家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美国政府到时候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大量逃避其欠下的公私债务。在这种“中心—附属”关系中，拥有强势货币的一方几乎不承担风险而获得收益，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处于弱势的一方要么承担着汇率波动的冲击，要么付出极大的经济资源去维持汇率稳定。因此，只要货币弱势，不管实行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除非自身经济结构极其健全，否则难逃危机频发的宿命，如拉美多次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初都是由货币危机所引起的。历史证明：“强国”必有“强币”。 一、货币国际化的含义及其前提条件 货币国际化的含义 目前，对货币国际化的定义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说法，学术界对此各执一词，但笔者认为，对“国际货币”的理解是个关键，从货币的职能和货币购买力的表面看，国际货币是世界市场上被普遍接受并被广泛使用的特殊商品，是承担国际结算中的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全部或部分货币职能的货币，这里强调“全部或部分货币职能”，这是因为有些国际货币只承担货币的部分职能；从货币投资力的层面看，国际货币不仅是能够在一国范围内进行投资的货币，而且是能够在国际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各种投资的货币。 货币国际化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 判断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国际货币发行国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2)国际货币发行国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对内要高度的统一； (3)国际货币发行国要使该国货币本身能够自由兑换，以使该国货币在国际间能够广泛的自由流通； (4)严守货币纪律，不能够乱发钞票（这是永久成为国际货币的最重要的条件）。 二、世界主要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比较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居于特殊的核心国际货币地位，在许多环节，美元替代黄金而行使国际本位货币的职能；但美元毕竟仅是一种代表着国家主权的信用货币，这给现行体系带来了诸多缺陷。现行体系的内在缺陷主要表现在，由于多种原因使得美元与黄金相比并不能胜任国际价值标准的角色，而且，美国的行为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这使得现行的国际流动性提供机制总体上表现出“美元总是过多”的基本特征。在这些缺陷的共同作用下，主要汇率大幅波动、金融危机频繁发生、许多外围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常常面临着诸多困境。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证明：美国没有好好地把遵从“严守货币纪律，不能乱发钞票”这一条件，结果自毁长城美元贬值，从而导致国际上要求重建国际货币新秩序的呼声不断。 随着欧元区的诞生和良好运转，以及美洲和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世界经济的区域化趋势势不可挡。从欧元本身来看，它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首先，它不是由一个中央政府支持的货币，而是由多个国家通过协议(《马约》)确定的货币，它的政治基础先天性不足；其次，欧元区或欧盟还没有形成政治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包括政治安排以及制定各种经济政策的法律和法规。未来的欧元能否最终成为欧盟的统一货币，能否长期维持第二大国际货币的地位，一方面要看欧盟内部政治、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发展和实力;另一方面要看欧盟外部其他国家和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和货币发展。 始于2007年2月的次贷危机将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较大负面的影响，“弱势美元”目前更符合美国基本面的改善，这也是美国政府理性和无奈的选择。美元的持续贬值带来美元国际地位的逐渐丧失，同时也为人民币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了战略机遇。然而，人民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不仅要解决自由兑换的问题，还要设法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支付结算货币，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国际化战略中的人民币“区域化” 近年来，人民币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人民币逐渐作为对外贸易的交易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调查表明，在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朝鲜、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家，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普遍接受;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孟加拉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与人民币有关的部分业务开始陆续出现；尤其是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已经成为硬通货，其中柬埔寨把人民币作为国家的储备货币，广西中越边境出口贸易约有90％以上以人民币结算。 2009年2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民银行签署了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笔者注意到，这是继与韩国香港地区之后短短两个月之内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度出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而不久前，中国还与俄罗斯等周边八国签署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对此，笔者认为，由于在此前国际贸易当中是惯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结算的，但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波动剧烈，而这会造成其他国家之间的汇兑损失，而如果使用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来结算，将会大大降低结算风险。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元震荡也对人民币在区域货币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带来更多的机会。 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几点建议 应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 (1)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直接投资 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鼓励中国企业在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中主要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以便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人民币能够作为投资货币是提供人民币流动性的重要渠道。这需要中国调整目前境外投资的审批程序，鼓励企业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 (2)人民币可用于外援与借贷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增，中国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以人民币为主要货币种类的对外援助与借贷，这对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和领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帮助。 (3)可以适当增发以人民币标价的政府债券 由于受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波动剧烈，全球各大央行机构势必减持美元储备，此时市场投资者比较青睐于更具信用担保的政府债券为理想的投资选择。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和银行可以借用四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需要大量长期资金为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人民币国家债券。从而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奠定基础 到1995年6月为止，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发达国际均已实现了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尽管中国目前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国政府正逐步放松资本管制、逐步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这对早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十分必要的。针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在资金流入方面，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即FDI），可逐渐实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汇兑自由，并可逐步适当放宽外国直接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规模，加大证券资本的流入；在资本流出方面，可逐步放松境内居民以及金融机构对海外投资的限制。 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将会不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贸易的扩大。所以，在该阶段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相当重要。需要注意的是，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并不是人民币汇率不动，而是在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基础上，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 逐渐加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 人民币在境外的借贷，相当于欧洲货币业务，即人民币的离岸业务。因此，境外也发生了人民币的存款创造机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上，与香港的金融合作非常重要。同时，中国与亚洲的金融合作也进入到更高的阶段，各方合作的目标和内容越来越明朗。通过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业务带动人民币区域化进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人民币成为国际通货、融入全球的最现实的选择。 尽快构建人民币回流机制，增强境外持有者对持有人民币的信心 如果人民币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回流到中国，那么流出的人民币很有可能大部分是通过非法渠道回流内地，造成地下钱庄和货币走私活跃，这不仅极大的威胁了中国的金融安全，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难以将人民币作为主要的区域储备货币。为此，中国政府除了扩大在边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以外，还可以考虑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承诺他们不仅可以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商品、政府债券，也可以用人民币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人民币的国际化，必然要求金融服务的国际化。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包括发展短期国债市场、长期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等等。从近期来看，最紧迫、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我国的短期国债市场。中央银行可以凭借国债市场迅速有效地调控货币流通量和影响物价水平，而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建设，是保障人民币国际化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建议可以这样写 论文的目的，所讨论的重点 说明当前经济发展状况，人民币的走势，世界经济走势，中国经济走势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世界的影响，从好坏分析（得出结论是否要国际化，下面从是的角度探讨） 结论：人民币是否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包括国家管控手段) 目前政府的策略和下一步你的建议(结合最近颁布的人民币相关条文入手) 总结，人民币国际化是个必然的潮流之类的我的观点，人民币需要国际化，美国战后对欧援助，让欧洲使用美元结算，使得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大部分国家使用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使得美国经济对世界举足轻重。现在持续美元疲软，部分国家对美元信心不强，部分东南亚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而且很多地方开始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手段，但由于中国限制在中国境外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因此人民币还没有走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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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与全球货币体系论文研究
1、国家管制性调控2、市场份额需求3、购买力4、货币地位5、发展性其实我国作为一个外汇管制国家、目前的人民币的走势更多的需要和美元进行一个参照、那么美联储的相关政策也必须考虑在内、同时人民币离岸化交易也是一个重点、还有金砖五国的发展银行、它对于人民币的引导性作用、也需要考虑在内，与其穷思不落笔、不如你先写、然后可以挨个来挑刺、先把东西拿出来、再找问题修改好
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 -----------------------正文内容----------------------- 《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 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 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 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25%下调至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 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5%下滑为2008年的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0%、9%、8%、9%、8%、0%和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5%、5%、5%、0%、5%、0%和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 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 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一个日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仅关系到我国金融创新能否像实体经济一样崛起，形成经济和金融双轮驱动，而且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我国地位提升能否得到主权货币强有力的支持，获得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21年在韩国召开的G2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中国持有IMF份额从第6位升至第3位，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一、人民币国际化现状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跨境贸易结算、本币互换、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基金、建立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等方面都有所推进。人民币最优货币区开始在两岸四地、华人经济圈、东亚经合组织、上合组织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中逐渐形成和扩大。跨境贸易结算。自28年12月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国内试点的省市已经扩大至2个，跨境贸易结算境外地域已扩展至所有国家。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4月底，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已突破1万亿。[1]可以说，跨境贸易结算既是人民币国际化带有标志性的第一步，初步体现了国际货币的支付和结算功能。与之同时，跨境贸易结算又是人民币国际化必经阶段，其顺利拓展将为今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币互换。自28年12月我国与韩国签订18亿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之后，29年2月，我国与马来西来签署了8亿人民币互换协议；29年3月，我国又与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签署了2亿和1亿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9年4月，我国与阿根廷签订了7亿人民币互换协议。21年6月和7月，我国分别与冰岛、新加坡签署了35亿和15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1年4月，我国又与新西兰签订了25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截止到目前，我国已与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共8285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基金。27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获准在香港发行第一只人民币债券，金额为5亿人民币；到21年8月，共有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汇丰银行及东亚银行等8个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了近4亿元的人民币债券；[2]截止到2011年4月底，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金额已达84亿元人民币。[3]境外人民币基金也于21年8月开闸，海通证券在香港发行了首只人民币基金，金额为5亿人民币；之后，恒生银行、工银亚洲和建银国际都在香港发行了人民币基金。境外人民币债券和基金的发行，为境外人民币提供了投资和回流内地的渠道，进一步刺激了人民币在境外的支付、结算和流通。有条件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2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香港、澳门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和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在核准的额度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3月，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两家港澳人民币结算行在内，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已接近2家。[4]这个举措为境外合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进一步提供了投资和保值增值渠道，增强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的信心。一些国家开始接受人民币作为汇率指数货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25年4月，欧洲央行在欧元指导汇率体系中增加了人民币等7种货币；25年11月，印度央行在调整汇率指数时将人民币纳入汇率指数的一篮子货币；在蒙古，目前人民币已经占据了货币支付、结算和储备6%的份额。这体现出一些与中国贸易较多的国家开始认可和接受人民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大，一些周边国家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26年12月，菲律宾对外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央行储备货币，这是人民币第一次被其它国家列为储备货币；21年9月，马来西亚央行也开始买入人民币计价债券作为其外汇储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人民币充当国际支付手段的流通量，包括边境贸易、旅游贸易、人民币结算贸易与国际周转及境外留存大约已近万亿。可以说，人民币正在逐步被其它国家接受和认可，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条件越来越成熟。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机遇3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和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之同时，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正处于变革当中，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众所周知，包括“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近1年来迅速崛起，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从具体数据来看，199年，全球的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9%，到26年，这一比重增加到48%。29年，按照购买力来平价测算，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已升至87%。[5]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来讲，28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就已超过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7%，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为3%，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则高达1%。然而，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的牙买加体系已不能适应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该体系设置的原则和框架更多体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投票权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与其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7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引起了全球金融动荡。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雷曼兄弟的破产倒闭，美国金融帝国的基石———投行模式受到了质疑和否定，五大投行破产和倒闭了三家，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转向了商业银行模式，华尔街一度陷入迷茫。奥巴马上台执政后，对美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华尔街的矛盾。金融危机的影响、忙于自救和内部改革以及内耗的结果必然削弱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控制力。无独有偶，29年12月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让欧洲陷入了同样尴尬的境地。忙于对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国家进行援助以及如何帮助它们削减债务、摆脱危机，已成为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头等大事。此消彼长的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及实力受损，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原有的格局和平衡被彻底打破，这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呈现出美元地位下降，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机遇。21年2月底，韩国央行公布的报告《美元地位下降，货币秩序料进入多货币体系》称，截至29年9月，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重已经从1977年的逾8%下降至6%，而欧元资产的比重则从1999年的9%上升至7%。未来5-1年美元仍可能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在更长时期内美元的地位将下降，全球货币秩序预计将进入多种货币体系。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因美元地位的下降而出现变化，呈现出美元地位下降，欧元地位上升，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下降的比重必将由其它货币代替，这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障碍和风险分析美元和日元的国际化过程，人民币国际化将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和过程：一是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在周边国家广泛受欢迎的支付、结算和流通货币；二是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交易的结算货币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初级硬通货；三是人民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看好的国际储备货币；四是人民币成为像美元一样的超主权货币。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风险。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的障碍。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是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许多国家并没有认同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更多地是将我国的崛起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合作伙伴。同样地，我国历史悠久、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有着明显差异，语言、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无形中会导致沟通的障碍，加剧寻找认同感的差距。因而，人民币国际化相比较美元、欧元和日元而言，其过程将会更加曲折和漫长。一些既得利益大国的阻挠。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尽管美元的地位在下降，但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霸权地位的，必然会想方设法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享受铸币税收益，阻挠其它货币的崛起。欧元区国家同样也会如此。而在亚洲，已成为国际硬通货的日元为维护其在亚洲的货币地位，更会将人民币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千方百计进行打压和阻挠。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技术层面的障碍。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是资本项目下人民币未实现自由兑换。尽管我国近年来适当放宽和扩大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直接投资规模，在资本流出方面也在逐步放松境内居民以及金融机构对海外投资的限制，但这距离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而言还远远不够。当然，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也不会轻易放开，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必将给国际资本和金融运作带来较大的风险考量。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技术障碍还包括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思维方式的转变、金融体系的健全以及金融人才的匮乏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善于运用的“金融战”或“货币陷阱”。令人记忆犹新的是1997—1998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以美国索罗斯旗下对冲基金为首的国际炒家大肆作空港元，虽然最后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成功地击退了国际炒家，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随着境外结算、流通和储备人民币的规模大幅提升，国际资本或热钱炒作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的风险也随之上升。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必须防范国际资本利用我国可能存在的金融缺陷或漏洞来作空或作多人民币，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也要防范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陷阱和风险。四、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策略制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这是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人民币国际化总体战略和目标的具体体现，这个时间表既可以是粗放型的，也可以是具体细化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的“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战略”就提出了一个时间表：21年至22年人民币由国内结算货币成为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22年至23年人民币由贸易结算货币成为国际金融结算货币，23年至24年人民币由国际金融结算货币变成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不应简单地划分，其进程应与我国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相吻合，时间表的制定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结合，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容应体现在今后若干个“五年规划”中。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才能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既不超前，也不落后。在路径选择上，我们可以采用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方式，多层次、全方位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通过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如鼓励和放宽境内机构和个人进行境外投资；建立境外人民币回流的多种渠道，进一步完善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适当放宽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兑换等，在政策层面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庞大的民间经贸和金融往来渠道，借助跨境贸易、承接海外工程、跨国公司境外投资和经营、国际代理、国际租赁、国际保险和直接对外投资，在现实国际经济往来中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逐步侵蚀、挤压和占据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原有的份额和空间。坚持“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制定的一项长期国家战略，它不仅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两者的关系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我们不应简单地割裂开来。因此，我们在具体执行“走出去”战略时，既要注意防范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陷阱，也要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发挥中投等“主权基金”平台的作用，在对外投资和金融结算中提高人民币的占比。如在购买境外资源能源和资产时增加使用人民币支付，或以货币组合方式（即将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按一定比例组成货币组合）支付，鼓励在国际金融结算时使用人民币结算等。抓紧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又称作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FinancialMarket）或境外金融市场（ExternalFinancialMarket），它是任何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全球化必备的基本条件。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美元、日元还是欧元，其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离岸金融中心的支持，因此，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过程。从条件来看，目前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首选地是香港，无论是语言、文化背景，还是金融基础、区位优势，香港都当之无愧，而且，香港与大陆已经建立了较为紧密的金融合作，这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还应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以及我国拓展经贸关系的主要地区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为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提供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大力发展人民币金融衍生品。发展金融衍生品是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产生剧烈波动、分散汇率管理风险的一种较佳方式。但目前人民币金融衍生品的现状是境内品种少、规模小，只有人民币外汇掉期、人民币利率互换等少量产品；相比之下，境外的人民币衍生品品种多、规模大、交易活跃，如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人民币无本金交割期权(NDO)、人民币无本金交割互换(NDS)和人民币结构性票据(StructuredNotes)等。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估计，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日均交易量在3至5亿美元之间。[6]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远期交易的定价权似乎有旁落之嫌。因此，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国应大力发展基于人民币汇率的金融衍生品，如人民币指数期货等，掌握人民币定价权，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平稳、健康、有序地进行。组建大型国际零售贸易商，占据国际经贸制高点，掌控国际商品定价权和人民币结算主动权。在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世界商品供应商的情况下，不应过度依赖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贸易商，这容易受制于其渠道。与之相反，我们应组建大型的国际零售贸易商，建立庞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和渠道，直接占领国际市场。这是国际经贸的制高点，通过控制国际营销网络，可以进一步控制国际品牌市场和国际商品定价权，甚至影响和控制上下游产业及产业链的整合。实践证明，发达国家的商业定价权和市场垄断网络是其贸易结算、产品与品牌控制的源泉和依据。因此，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应组建类似于沃尔玛、家乐福的国际零售贸易商，通过其渠道增加人民币贸易结算量，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市场规模、增强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的实现机制奠定更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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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汇率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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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0年6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够新了吧，紧跟时代： -----------------------正文内容----------------------- 《金融危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 一、 金融危机不会加剧外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责难 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著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 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 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 二、 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25%下调至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 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 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5%下滑为2008年的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0%、9%、8%、9%、8%、0%和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5%、5%、5%、0%、5%、0%和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 尽管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对于我国出口的稳定可能有不利影响，我国当前仍然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摆脱经济紧缩。根本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下滑、贸易对象收入萎缩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是否一定产生足够的刺激效应，我们并无把握。相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危机中世界各国“以邻为壑”式的贬值，从来就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过好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在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决策。这一决策在事后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制止了亚洲各国竞争性贬值的浪潮，而且使得我国国内生产获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并据以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影。也正是在此决策的推动下，我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此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毋庸讳言，亚洲危机中我国作出的不贬值的决策，使得我国成为那次危机中最大的赢家。 在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同时，我国要格外关注出口行业是否在危机中出现转移。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我国，以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出口产品为核心特征的垂直化专业分工贸易模式正在加速形成，外资企业在这一贸易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我国在这一贸易模式中主要是获得低端的劳动要素收入。垂直化专业分工主导我国的贸易模式，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可能存在临界状态，一旦外部竞争环境达到抵消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程度，大量外资主导的垂直化分工贸易企业很可能突然集体性地从我国退出。相比于出口下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转移的威胁更需警惕，因为直接投资决策因沉淀成本巨大而不会轻易改变，出口行业的国际转移会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长久性的根本损伤。
论文：人民币汇率均衡的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