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3000字怎么写才好

宋词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究性论文只写一首诗，有点不够吧？而且这样很容易就变成抄袭了，很难有一家之言，所以后者显然更上档次。这个要求相对高些，需要你先粗读大部分的唐诗宋词，然后求同存异，找出部分供研究的细细读，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独特见解。用心+创新=出彩

诗词写作的时代背景（是盛世还是乱世），是否符合诗人一向的写作风格，描写的是景还是抒发的情，是真实地写还是在比拟，哪些字用得很传神，哪些地方是转折，哪些地方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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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学论文3000字怎么写才好

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初识苏东坡还是从他那首《水调歌头》开始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像是在初中的课本里的，觉得这首词里有种很高远的境界，淡淡的愁里透出股人生的淡定。特别是那最后一句影响最深，记得当时还是好多流行歌曲里唱的。后来学了越来越多的他的诗，他的词，他的文，对他的生平也了解得越来越多，喜爱之情与日俱增。　　我初中时很喜欢小说，高中时才开始看看散文，那是受了史铁生《我与地坛》的影响，觉得散文竟能写得如此之好。还记得高二暑假借了本余秋雨的散文精选集，晚上一个人在灯下读。窗外夜色如水，虫声唧唧，窗内拥灯夜读，在乡村的环境中有种无比的惬意，现在想来都是种难得的人生享受。当读到《苏东坡突围》时都是热泪盈眶，为他的命运悲不平，为他的旷达所激动。记得当时最后那段话，我读了又读，现在想来言犹在耳：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这样评价他毫不为过，他以一种无人能及的大气环视周围的一切，在颠沛流离中不失人生的淡定。　　林语堂曾言：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从苏东坡的一生经历看他的成就，就会对他有更深的认识。他少时高中进士，可谓才华横溢，踏入仕途后曾书《思治论》，体现文韬武略。但因政见不合，他屡次主动请求外放。在密州（应该是后来又贬到此地时吧），他写下拉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我读到这首词时，有满怀的慷慨激昂。特别是最后那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让我深深感受到那种豪情与壮志。苏东坡的才气是无人能比的，而这也使他被人嫉，最终因“乌台私案”而贬官黄州，也正是在那里，他叹了口气，道出了：人生识字忧患始。但也是从那里起，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向老庄和佛禅寻求解脱，也是在那里，他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清楚地记得这是当时高二学的诗，当时放在一起的还有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和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以及别的一些词，但相比之下，气势与境界就相差很大了。他这一贬就永没起身，离了朝廷，一贬再贬，越贬越远，先是辗转于扬州、定州，最后被贬到了当时的荒蛮之地广西岭南，以至于海南岛。但的心境却越来越旷达，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他没有像许多文人那样，在抑郁中苦捱时日，而是随遇而安，很快能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并自得其乐。他一次与弟子由的对话中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哲学，也可以看出他的心境。即使在贬到岭南后，他还写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自从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就回家过两次，一次失怙，一次丧母，一生中在各地辗转流离，但他却说出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心安处即吾乡。我想如果让我离家三年我会是什么感觉，会忍不住地思念亲人，怀念朋友。我是恋旧的人，那些老朋友在我心里总是最好的，到了一地我也会有好多的新朋友，但我没有那份“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满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豁达与清旷。我还是我，所以才会赞叹他一贬再贬后的淡定，壮志难酬后的豁达。　　其实使我感慨最深的作品还是他的那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微微的悲凉中充满了豁达与坦荡，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被无数人所向往，这和他另外一首诗意境很像：人生到处如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他把老庄的旷远和禅宗的淡定都渗透在了他的诗词文里。我有好几本日记的扉页都题有这首词，也是用来在忧愁烦闷是激励自己的吧，其实这是一种求之难得的境界，可望而不可即。一次见一qq好友的签名档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禁又感慨一番。　　苏轼最终在宋徽宗大赦时得以北归，但长期流放的折磨和长途跋涉的艰辛使他一病不起，在归程中静静地走了。他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对人生的淡定让后人一直仰望。苏轼是一千年来历代人都热爱的大诗人，值得所有人敬爱。

一、纸型、页面设置、版式和用字。毕业论文一律用国际标准A4型纸(297mmX210mm)打印。页面分图文区与白边区两部分，所有的文字、图形、其他符号只能出现在图文区内。白边区的尺寸(页边距)为：天头(上)25mm，地脚(下)20mm，订口(左)25mm，翻口(右)20mm。文字图形一律从左至右横写横排。文字一律通栏编辑。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除非必要，不使用繁体字。忌用异体字、复合字及其他不规范的汉字。二、论文封面封面由文头、论文标题、作者、学校、年级、学号、指导教师、答辩组成员、答辩日期、申请学位等项目组成。文头：封面顶部居中，占两行。上一行内容为“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用小三号宋体；下一行内容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3号宋体加粗。文头上下各空一行。论文标题：2号黑体加粗，文头下居中，上下各空两行。论文副题：小2号黑体加粗，紧挨正标题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号。作者、学校（市级电大）、年级、学号、指导教师、答辩组成员、答辩日期、申请学位等项目名称用3号黑体，内容用3号楷体，在正副标题下适当居中左对齐依次排列。占行格式为：作者：XXX学校：XXX 年级：XXX 学号：XXX指导教师：XXX 职称：XXX答辩组成员：XXX（主持人）职称：XXXXXX 职称：XXX……答辩日期：X年X月X日申请学位：学士（不申请可省略此项）由于论文副题可有可无，学位可申请可不申请，答辩组成员可以是3、5、7人，封面内容占行具有不确定性，为保持封面的整体美观，可对行距做适当调整。三、论文论文由论文目录（提纲）和题目、作者姓名、完成日期、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项目组成。需要列目录的论文，目录要独占一页。“目录”二字用3号黑体，顶部居中；以下列出论文正文的一、二级标题及参考文献、附录等项及其对应页码。用小4号宋体。论文题目用3号黑体，顶部居中排列，上下各空一行；作者姓名：题目下方居中，用四号楷体。完成时间：作者姓名下方居中，字样为“X年X月”，用四号楷体。摘要：作者姓名下空一行，左起顶头，写明“摘要”字样加粗，点冒号，接排摘要内容。一般用五号字，字体用楷体。关键词：摘要下方，左起顶头，写明“关键词”字样加粗，点冒号，接排关键词。词间空一字。字型字体同摘要。正文：关键词下空一行开始。正文文字一般用5号宋体，每段起首空两格，回行顶格，单倍行距。正文文中标题：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4号黑体，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如果居中，上下各空一行。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与正文字体字号相同，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三、四、五级序号分别为“1．”、“(1)”和“①”，与正文字体字号相同，一般不独占行，末尾加句号。如果独占行，则不使用标点。每级标题的下一级标题应各自连续编号。注释：注释采用脚注形式。加注符号以页为单位排序，标在须加注之处最后一个字的右上角后，用带圈或括弧的阿拉伯数字依次标示。同时在本页留出适当行数，用横线与正文分开，左起空两字后写出相应的注号，再写注文。每个注文各占一段，用小5号宋体。

社会动态感情思想一般都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实情去记述的

宋代文学论文1000字怎么写才好

学术界对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还存在不同看法。或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0王朝，并非盛世;另则认为宋朝虽非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盛世而又有所发展。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则认为是在宋朝。或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无大作为;另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其社会发展演变多多，如水之澜。宋朝社会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首先，来看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n况及其高度。宋朝在疆域、国力、开放性等方面是比不上汉、唐的。但是，宋朝社会在唐朝社会的基础上有明显发展，处于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高于唐朝。概而言之:社会生产方面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有提高，小麦、棉花的种植面普遍推广，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大多比唐代进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坊制0的突破，集镇兴起，城市发展，产生了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0(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六百多年)。一些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明显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和世界著名的石刻天文图、地理图。数学家贾宪的/增乘开方法0、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分别早八百年和五百年。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5洗冤录6。针炙有了很大发展。5经史证类备急本草6所收药物比5唐本草6新增四百七十六种。建筑学、地学等也都达到新的水平。精神文化方面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0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制度文化方面 /以唐为鉴0，较唐完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官员的铨选、管理和监察制度，防止武将、文臣、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和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等。可以看出，在汉、唐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跻于当时世界前茅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上超过了唐朝社会。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0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0其次，再看宋朝的社会变革。通观历史，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变革转折时期，社会各方面多有变化。比如:经济方面均田制彻底瓦解，租佃制普遍发展。租庸调制度废除，继/两税法0发展而完善为/二税0。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宋朝时期出现了纸币/交子0，又有/会子0、/关子0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一些方面或地区已具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方面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政治制度方面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宰相事权的分化和削弱。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地方行政区划沿唐/道0而设/路0，并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羁縻政策有所发展。农民起义方面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0主张;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0要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思想文化方面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划时代的变革和转折。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我眼中的宋朝的论文你说下吧我看下我帮你弄。

多年来不断地品味着《西游记》，认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思想和性格的某些要素，应当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究出这部巨著的核心思想来，尤其重要的是找出包含主题意蕴在内的作者吴承恩的主导思想以及心态意识。本文力争写出笔者更深入更逼近的认识：《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创作意识或者心态，是中国人特有的流氓无赖意识。而孙悟空则是一个典型形象--中国人争取个性自由的、野性未泯的、不规范、不科学、无明晰目标的流氓无赖意识所主导的象征形象。这里还需要分辨一下主导思想和主题思想。在笔者看来，《西游记》的主题意蕴是:追求超越、自由、自尊的人生大道及不能实现这种追求的迷惘。这种主题意蕴是作者主导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但这一表现与主导思想比较起来就单纯得多。主导思想可以说就是作者的世界观及其表现在作品中的包含主题意蕴在内的思想意识。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必然的做法是首先要作几部古典名著的主导思想和主题意蕴的比较。依笔者浅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是启蒙的个人自由主义，而其主题意蕴则是在混沌生活中极力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达到的悲怆和幻灭。《红楼梦》的这一思想核心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高峰的思想认识水平，建立在对写作当时所有社会思想进行深刻总结批判的基础之上，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思想的结晶。从书中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三大家道、儒、佛的思想，作者都有深刻的认识，采撷了其中的精华。至于其它一些思想文化知识，更有不同程度的吸收，说明了作者文化根底的浑厚广博。然而，从这一思想核心自身来看，它的新颖进步却又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但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而且可以说是人类自古就有并且只有人类才有的对于自由的超越性追求意识的突出表现。这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符合人类整体进步的思想主流。《红楼梦》的主导思想可以称为"人学"。《三国演义》的主导思想，是尊刘抑曹以及天道循环的维护正统的儒家学说，可以称为"政学"。它的主题意蕴与主导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在一治一乱的天道循环中维护正统王朝统治和封建传统观念。《水浒传》的主导思想是对于人民群众进行教化的"灭心中贼&q uot;的封建伦理观念，可以称为"地学"。它的主题意蕴是：教化人民群众在官逼民反的状况下还要坚持替天行道的思想观念。而《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似乎偏向于道教的自由自在，可以称为"天学"。但是，笔者在思想深处却又不能这样简单地认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不属于道学--从各种思想学派比较来看是中国人真正的思想根源。当然，这本书确实具有道学道教思想的极大因素。一是孙悟空的本领是从道学道教得来的道术。孙悟空遍寻学问，四方求学，最后是在道家那里得到了真本领。二是《西游记》存在着道学的思想观念，例如灭人欲、存天理等。主人公孙猴子根本不像猪八戒那样要一个异性作押寨夫人，或者追求一种爱情。三是对于天宫的封建意识即儒家维护的那种秩序和佛教宣传的那一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却又无法选择以致于无可奈何地认可，然而此书没有怎么非议嘲笑道教本体－－尽管有对于假道学、真魔怪的揭发和斗争。四是以道教的术语及认识作为全书的基本结构思维，充满了道教的数理观念，如孙悟空有十万八千根毫毛，一个筋斗有十万八千里，如意金箍棒有十万八千斤等。不过，深入研读就可以发现，本书对道学仅仅是一种尊重和借用，而且是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的，犹如对待佛教如来的神权统治和玉皇大帝的王权统治。道学虽然对个体生命及其发展抱有一定的慈悯之心，但是道学师傅却又宣布和徒弟孙悟空断绝关系，警告徒弟如果暴露师傅的名字就将给予毁灭性的无情惩罚。因而，孙悟空与道学的绝决是明显的。他和道学再无联系，更谈不上发展传播。所学也只是道学的皮毛之术，而不是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他的行为本质不是道学提倡的任其自然的无为而为的行为。即使是孙悟空所学的道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护秩序的正统道教。中国宗法意识的大而化之的真正的原始道学，是民间的、隐藏的，由孙悟空的师傅、又如鬼谷子等修养极深的学问家所传袭。而且，他们是超然隐遁、威严无情、广大无边的。对孙悟空这样一个农村学子的态度很可探究。他们对各种关系如现实政治以及外国关系的处理，与老君的官方招安的道教不同。官方道教一点也不排斥肉欲在内的物欲，精研房中术。官方道学维护传统秩序，协助镇压动乱造反的社会势力，协调各种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不是像孙悟空的师傅那样明知故犯地教练出一个破坏秩序的大闹天宫的动乱因子。更何况，孙悟空改换门庭，最终公开地投到了佛教的门下，拜唐僧为师，这就离道学道教更远了。那么，能不能从孙悟空最终皈依佛教这一点就说明此书的主导思想是佛教的呢？不能。佛教思维和神通的广大，是孙悟空所无可奈何地承认的，但是他--折射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的作者的思想意识--并不服膺佛教。佛教的严格等级制度，是孙悟空非常厌恶的。他进行了傲慢辛辣的讽刺，矛头直接对准最高佛祖如来及其帮手观世音菩萨。佛教唯利是图、维护王权的虚伪本质，书中也进行了犀利的揭发。尽管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取经险途，管理经文的佛门弟子竟然还要索贿，而最高佛祖还以历史上的传教事例来包庇纵容。再从本性上说，孙悟空不习惯这种制度的束缚，念念不忘的是花果山野的山大王以及农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时已经不再存在反抗王权的思想意识了）。孙悟空存在着回归山野的农民田园意识。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乡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他只是不得已而在各种强大压力下皈依佛教而已。作者的思想意识正是如此。由政治的实践的抗争失败无奈之下转向了思想意识上深层的不满。一个圈子兜转回来，思想和生命已经趋向消极。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这样的。?非儒，非佛，非道，那么也许是个别人所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的个人主义（无人性的人欲的平等的）吗？非也。个人主义，是建立在人的生理欲望的基础上的。而孙悟空则非常奇特，尽管似乎深明大理，理解他人私生活，却毫不以男女情爱为念。他云游四海，从来不想追求那种古今中外都有的异性爱。他模糊地存在一个念头，像猴子一样依样学人，只想钻进一个热闹去处。天宫在他看来便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并在那里像花果山一样称为大王。与该书同时产生的明代几部文学著作如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相比，孙悟空这个形象没有那种情性、那种凡俗。倒是有一种小集体即中国传统的家庭宗族所特有的高高在上、庇护属下的仁爱，可谓盗亦有道。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在做主导呢？《西游记》的主导思想《西游记》究竟以一种什么思想意识来作为主导呢？答曰：是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一种中国早就存在的、被道儒法等思想流派所掩盖的流氓无赖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在作者笔下有意无意地折射了出来。首先，孙悟空的奋斗一生是追求传统的个性的高超、自由、尊严，然而终于被压抑和扭曲的一生，这是自古以来大多数农村痞子的人生历程，还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缩影。孙悟空靠着泼皮胆量坐上了宗法自然村的家长地位。接着，他依靠求学得来的道家的一些法术，要钻进最高统治阶层中去，结果只是被愚弄蒙骗，当上了喂养马匹的最下层科员。得知真相后，他怒不可遏，反下天庭，又靠着法术，争上了看似较高但却没有实权的政治协商委员式的政治地位，号称"齐天大圣"。但"大圣"也要受到森严等级制度和实力当权派的歧视，因为一个小小的搅乱宴会的过失，便被整个传统规范世界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沦为整个世界秩序所共同诛伐的罪犯。最后，由统治秩序的精神教育文化维护集团－－佛教招为"保安处长"，取得"斗战胜佛"的职称。孙悟空不但到头来仍然不是统治的最上层，而且没有了一开始追求的那种无压抑的最高尊严，陷入一种如戴紧箍咒一样心态的等级秩序的黑洞中去。经过五百年漫长无望的重压，为了生活处境的改变--主要也出于现实中的孤独无助和思想上的悲观失望，竟然完全不顾自尊地归降了佛教师傅。这是职业性出路的投师，而不是自然本性的投师，更不是理想追求的投师。困境即降，没有什么主义可以坚持，不是流氓无赖意识是什么。中国人自两晋以来的思想轨迹不正是这样吗？！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下，恶性封闭式的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国人产生不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社会萌芽，找不到思想和现实的出路，只好皈依了广大无边的佛教。东汉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并没有传播开来。但是，汉代封建大一统社会崩溃以后的几百年动乱分裂，使得中国人更多地接受了佛教，到了唐代就几乎成了国教。孙悟空不过是历史的中国人的一个缩影而已。《西游记》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数量中国人的生长史、闯荡史。他们以政治自由为其明显目的，以出国为其终点，不甘心而又甘心地沉沦下去。而在近几百年来，这一部分人"政路"不通即成教民，投西方去也，在外国得寄终身而又失去本身或大道。不断地受到歧视和欺骗，不停地怀疑、批评和嘲笑，但还是屈膝投降外来势力（只是对本国的政治对手没有服软）。而外来的佛教等宗教强大集团对中国的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教化"即夺心的，就像压迫孙悟空的五指山一样，对中国政府则采取了威压下进行扶植的态度。知识分子中于是产生了真诚信服的"愚氓"唐僧，当然也有更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像《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保持着高超姿态，怀疑、讽刺、叹服、探讨和吸收都兼而有之。而孙悟空则是只有一些谋生之术、不肯信服但被威服的一般社会下层人员。他也找不到更好的途径。这个有着中小学文化程度和精练术数的乡村野小子，闯荡一生，最终没有实现自己朦胧的目标，没有逃脱缺少正确人生和社会理想思想主导因而投向西来宗教的命运。其次，孙悟空正和真正的流氓无赖一样不愿接受任何约束。人所具有的社会性难不倒他，在小集体中他占据了王位。自然规律也难不倒他。他学会了高深的法术，在闫王殿中大展威风，勾去生死薄中的阳寿限制。对等级制度的反叛只是为了自己不可一世的自傲而不是大同或者理想社会的实现。他大闹天宫，叫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他对佛教祖师，冷嘲热讽。对政治秩序蛮横地不服和蔑视，企图取而代之却不照这种统治的路子来。他对佛教采取了从实用角度的利用，同时又怀疑和嘲讽。参加取经队伍纯粹为了自身的"劳改""正果"。估计他在成佛后也不会丢失昔日在天宫中的散漫本性和浪荡作风。再次，这种流氓无赖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其实出自于人性的本能。佛洛伊德认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本能，经常发泄并主宰着行为：侵略性，扩张性和唯我独尊。总是显得超人一等、逞强霸蛮的街头痞子孙悟空是这样，有猴气、猴性、野性的大人物也是这样。这种本能中的流氓无赖意识，是小气狭隘的、阴狠短见的，但同时又建立在追求人在世界上的无限自由所必然具有的心理基础上。当然，这种本能所主宰的意识应在超我理性的辩证统一中逐渐失去主导作用，最终被更高理想的人生目标所支配。看来，孙悟空远远没有达到如此"成佛"阶段。最后，与上述相联，流氓无赖意识是没有明确的最终目的的，只是追求最高统治地位－－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纯粹本性上的个人出人头地的一种本能要求而已。一味破坏的流氓无赖意识不是切切实实的战略战术。孙悟空空有夺取最高权力的叫嚷和蠢动，却没有按照封建正统的等级制的道路夺天下的理性及行为。他不以道为己任而以术为本，重术不重道，不以道对万物。流氓无赖正是这样的，他们是"道"所无法控制的混乱因子，对世界只破不立，对所学所宗只有皮毛之见，猴屁股一样坐不下来进行切实研究，更无创建，无修行。五百年的囚禁中，也只是图一个解脱，满足不甘寂寞的虚荣心。由上述可以看出，《西游记》的主导思想是流氓无赖意识。即是说，作者吴承恩是带着也许自己都没有确认的流氓无赖意识进行创作的。不过，要在这里多说一句。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在笔者的笔下并不是纯粹的贬意。如果进一步说的话，它的根源是生命本能意识；它是生命本能意识在社会历史上不断表现和积累而成的一种国民性以及人性。这就是下面所说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流氓无赖意识的根源《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有着悠久深厚的中国封建农业经济基础，有着广大的社会群体基础和绵绵不绝的思想基础，同时真切地反映了作者的心态思想和生命状态及其人生历程。从孙悟空身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数千年历史都存在的特定组成部分--流氓无产阶级。特别值得我们参考的是，这个阶级的政治特性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有所分析。该文特别对"流民无产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其实主要是流氓知识阶级）进行了分析。毛泽东，其实一切新社会的创立者都是一样的，都利用这个阶级的革命性，而警惕和制约其破坏性。孙悟空正是流氓无赖意识的集中表现，是中国社会历史特定阶层阶级的象征。首先，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一是专心钻研政治并从事政治、不事生产、不搞生产力研究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教育越多越动乱的中国教育公式）。百家争鸣，都要游学，游士们都以说服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人物为唯一人生目的。很少人以研究中国社会实质上的突变为人生奋斗目的。孟尝君养士三千，看来只是对现实政治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世民喜欢的"尽入吾彀中的科举"，是以社会稳定即李唐王朝永保统治权为目的的。一到科举实行的时候，普天下便有秩序地游走着这种考取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历代统治者或者争夺者都要争取这部分"斗争性极强"、生命力旺盛的人。他们或者帮助宦官外戚，或者帮助军阀，或者自成军阀夺天下。夺得最高地位的刘邦（管理知识分子）的流氓意识，非常值得研究但却一直被忽视其代表性。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霸道和王道及相互结合，都从流氓无赖意识中产生。自汉代以后的所谓儒教人物，在《儒林外史》可以看到集中反映：口是心非，满嘴里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行为低贱阴恶，－－全都属于流氓无赖心态。社会的强权统治和管理权的争夺，使得老子和庄子发出了"道可道，非常道"、"盗亦有道"、"窃国者候"的愤怒谴责和无奈叹息。在《水浒传》中，高俅和宋江目的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机遇和能力的不同罢了。贫民之子李逵一旦长成便苦尽甘来，凭着流氓无赖的本性在日常生活中即靠威压众人过活，到了夺取权力的时候更是丧心病狂地滥杀一气，终于争到了"不事生产（刘邦语）"的政治地位。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农民即"事生产者"，是"不事生产者"之间的无情倾轧，是对"事生产者"的剥削、迫害或残害，即吃人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知识分子，以政治为最高目的，四处流浪，寻找门径。也有人因为爬不上去而只能从事艺术创作，成就了文化事业，反映和表现这种流氓无赖意识。吴承恩就是这样。应该说明，中国大一统的社会需要这种人，就连人类社会也需要这种极为活跃的因子。不少英雄人物也有这样的游民出身和生存经历，夏禹便是如此。?二是由于不搞计划生育而不断地循环地产生的流民流寇。历代农民，在封建家族观念支配下盲目地大量生育，社会也没有任何限制，往往在一个王朝初期还极力鼓励生育。于是，很快就以几何倍数地惊人数目涌现了富余闲散人员，大大超出了生产能力的增长，造成了经济的困境。加上，政治混乱，土地本来就日益见少而又无法限制土地兼并。失业者越来越多。这些人成为市井流氓，或者散兵游勇。阿q便是这样的可怜的人。于是，结成宗教式谋生团体如帮会势力。终至于啸聚山林，再遇到天灾人祸的导火索，正好燃起熊熊大火。历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恶性症状所促成的。整个社会于是停滞不前，待到战争及动荡削减了人口，降低了原有矛盾的刺激性，社会便在新王朝的统治下休养生息，进入又一轮生育--膨胀--危机--战争--安定的怪圈。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人数达到一定倍率时，社会就要动乱。三国时期，五千万人被战争夺走三千万生命。而到了封建统治最为完善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一下子达到了四亿。社会时时处处都像坐在火山口上。他们的生存意识和斗争意识达到极限。太平天国便成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大的一次社会动乱。可以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社会群体基础就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流氓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极大的可塑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一无所有也就无所畏惧，这就又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能够造成社会结构的崩溃。孙悟空存在着这些人的特性。接着，我们来看《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思想根源。第一层次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这一部分的内容。简要地说，《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起源于人的本能意识，继之明显地起源于中国道家及百家学说，然而从实践来看应该说起源于民间和历史所有的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孙悟空的历程，同样可以说是人生历程的象征。孙悟空具有人的本性。少年时对人生的目的产生了迷茫，纯粹为了感官的乐趣而游玩。青年时人生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但也从鲜活走向僵化。上升交游，四方求学，打破死限，醉生梦死，扯旗造反，失败坐牢，悔过求经，终于从思想上接受"招安"，不再有引人注目的行为、思想和追求，从此做了护法的"保卫处长"。几乎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历程，从怀有一种大而迷茫的志向到最后几乎都失落，最终在现实中被理性化地泯灭。生命就是痛苦，最痛苦的是人生最终价值破灭的痛苦！孙悟空所接受的理性化的道家思想，在其发展中曾经蜕变为墨家和武侠，主张个人英雄主义，纵横天下，替天行道，为所欲为。孙悟空何尝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游侠！从古到今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有这种思想意识。生存的艰辛使得国人如此短视和低贱。活下去，是最大的真理。就连作者心态也是这样的。作者只有经历了失落、迷茫、不平、空虚的追求历程，深明中国社会的思想真谛，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来。揭示《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的现实意义揭示《西游记》的流氓无赖意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着深刻的意义。中国人的流氓无赖意识根深柢固，绵延不绝，遍及九州，只要看一看现实生活就可以确认这一点。稍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到处充斥着流氓无赖意识。管理人民的官场，贿赂贪污比比皆是。而下层社会，盗窃抢劫令治安成为司空见惯的最大问题。生意场上，欺诈赖账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流氓无赖意识为主导来行事的人是不讲什么人格、精神的。他们不怕人看轻，品格低劣下贱，心地阴恶狠毒。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却深得奸诈的真传，满口里是仁义道德，无情地指责攻击他人。自古以来的中国普通人就缺少一种"君子"的风度和心胸。就连文学艺术中也在盛行"痞子小说"（尽管作者会是在一种过激心态下说的反话，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骂街确实风行全国，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和武侠小说（动不动就要指斥和打击他人而不是宽容他人）。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和陈旧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精神是不容易彻底改变的，尽管也在发生着渐变。如此说来，流氓无赖意识正是改造国民精神的一个焦点。在这一点的变革上，以提高人的精神层次、美化人的精神世界为目的的文学应该起到独特的作用。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对于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希望国人树立新的国民性。文学应当改造中国人心底处深藏的流氓无赖意识--"流氓鬼"。不能让这种低级生命存在的需要和阶段就像精神胜利法一样的流行精神病再来操纵中国人的灵魂。文学应该让中国人树立一种新的人生意识，那就是传统早就有过而被长期封建专制所压抑和扭曲的民族魂：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克己奉公，包容博大。让新的中华大道树立起来，这就是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利用现代民主政治为平等个性的发展提供社会科学条件；利用高科技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为人们建立"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生活基础。既有社会正当约束的认可如计划生育政策，又有个体创造的极限发展。像孙悟空那样的盲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西游记》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通篇塑造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由此，笔者希望产生新的中华大道所主导的孙悟空形象。《西游记》这样一部哲理小说，作为中国人漫长发展过程中一段思想意识历程的记录，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

唐宋文学论文3000字怎么写才好看

①标题（Title）②署名（Authors）(包括单位及合作者)③摘要（Abstract）(包括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等)④引言（Introduction）⑤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⑥结果（Results）(包括图表及其注解等)⑦讨论（Discussion）(包括结论)⑧致谢（Acknowledgements）⑨参考文献（References）摘要为方便读者概略了解论文内容，在论文的正文之前，用醒目字体刊印约200～250字左右的摘要，简述研究工作的目的、方法、结果及结论等摘要力求精练，应反映全文的主要内容在摘要之下，根据内容选写3～8个关键词（Keywords），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编制或纳入电子计算机检索，尽可能用标准的 “主题词表”中的术语引言亦称前言、导言或序言，是文章开头的一段短文，简要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指出研究方法和途径，亦包括这一研究的历史、现状、前人的方法、结果及见解，对自己的启发等引言对读者起到一定的定向作用，写引言切忌离题或公式化。在正文内首次出现不常用的英语术语缩写词时，应写明全称，并要有中文注释材料与方法材料部分应说明具体的实验观察对象，所用仪器和试剂的产地、型号及规格等，实验动物的来源、名称、种系、性别、体重及健康状况等在方法部分要着重介绍研究的对象与数据如何获得，使读者了解样本的代表性、组间可比性、指标与观测方法的精确性。详细写明实验步骤的细节，以便他人重复验证。生物学实验必须设立对照组结果结果部分是论文的实质和精华，描述必须如实、具体和准确。把经过审核以后用统计学处理过的实验检测数据资料按照逻辑顺序在正文及图表中表达科学研究论文的结果多用3种形式，即表格、图及文字说明。表格应做到有表序和表题。图下应有图号图注，图中重要部位应有标志，应用原始的实验记录图或照片，不宜用复印件或影印件文字、数据和符号是表达科研成果和结论的重要手段。文字应简明、清楚和明确，多用数学式表达成果，正确运用各种符号，对不符合主观设想的数据和结论，应作客观的分析，不宜作过多的文字说明讨论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理论上对实验和观察结果进行分析比较、解释、推论或预测等，或者应用自己和定论的实验根据进行讨论，阐述实验结果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比较，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讨论中要避免与实验结果无关的主观推断或不成熟的结论谢词一部论著的写成，必然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对于在工作中给予帮助的人员（如参加过部分工作，承担过某些任务、提出过有益的建议或给予过某些指导的同志与集体等）。应在文章的开始或结尾部分书面致谢。致谢的言辞应该恳切，实事求是，而不是单纯的客套参考文献列出参考文献的作用：①论证作者的论点，启发作者的思维；②同作者的实验结果相比较；③反映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态度，亦为读者深入研究提供有关文献的线索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篇数不宜过多，论著类论文要求在10篇左右，综述类文章以20篇左右为宜所引文献均应是作者亲自查阅过的，并注意多引用权威性、专业性杂志近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列出时要按文献在文章中出现的先后，编数码，依次列出完整的参考文献（书籍）写法应列出文献的作者（译文注明译者）、书名、页数、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次等完整的参考文献（论文）写法应列出文献的作者、文章标题、期刊名称、年/卷/期、起讫页数等、毕业论文格式的写作顺序是：标题、作者班级、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 2、毕业论文中附表的表头应写在表的上面，居中；论文附图的图题应写在图的下面，居中。按表、图、公式在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分别编号。 3、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严格按以下顺序：序号、作者姓名、书名（或文章名）、出版社（或期刊名）、出版或发表时间。 4、论文格式的字体：各类标题（包括“参考文献”标题）用粗宋体；作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摘要、关键词、图表名、参考文献内容用楷体；正文、图表、页眉、页脚中的文字用宋体；英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 5、论文格式的字号：论文题目用三号字体，居中；一级标题用四号字体；二级标题、三级标题用小四号字体；页眉、页脚用小五号字体；其它用五号字体；图、表名居中。 6、格式正文打印页码，下面居中。 7、论文打印纸张规格：A4 210×297毫米。 8、在文件选项下的页面设置选项中，“字符数/行数”选使用默认字符数；页边距设为上：3厘米；下：5厘米；左：8厘米；右：8厘米；装订线：8厘米；装订线位置：左侧；页眉：8厘米；页脚8厘米。 9、在格式选项下的段落设置选项中，“缩进”选0厘米，“间距”选0磅，“行距”选5倍，“特殊格式”选（无），“调整右缩进”选项为空，“根据页面设置确定行高格线”选项为空。 10、页眉用小五号字体打印“xx大学xx学院xx级XX专业学年论文”字样，并左对齐。

感想、根据现代社会比较

康震老师：　　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　　——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　　　　【宋词中的元宵「情」境】　　李中国　　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　　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　　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　　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　　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　　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　　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　　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　　【手指抚琴音在弦外】　　——禅诗与禅画　　翟宗祝　　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　　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　　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　　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　　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　　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　　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　　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　　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　　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　　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　　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　　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　　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　　……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　　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　　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　　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社会动态感情思想一般都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实情去记述的

宋代文学论文3000字怎么写

我眼中的宋朝摘要宋朝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代，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它有着强大的军队，优良的装备，杰出的将领，但是却很少打胜仗；在这个时代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却有着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然而，直到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总打败仗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虽然有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却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关键词宋朝；军事；积弱；经济文化；繁荣。前言如果我可以穿越，我想我最有可能会选择宋朝，也许你会奇怪：“宋朝！为什么会是宋朝？那是一个总打败仗，软弱无能的朝代。”不错，与汉唐雄风相比，宋朝确实显得太过柔弱无力，连皇帝都被人给掳走了，可以说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是最贫最弱的一个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但是强大不代表幸福，在我看来，宋朝是封建社会中幸福感最强的一个朝代。一、“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所以在军事上一直呈现的是积弱状态。公元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但是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反抗元军侵犯，陆秀夫等人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公元1279年，宋军和元军在崖山爆发决战，宋军大败，宋末帝和爱国军民纷纷投海自尽，宋朝彻底灭亡。有人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二、“夜市”与“交子”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只有正月十五及前后一天除外，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在我们现代人的看来，这简直就是被囚禁了。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真正的不夜之城，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宋朝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也为了人们携带货币的方便，在北宋四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要比西方国家早六七百年。纸币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可以看得出宋朝的繁华。三、文人的天堂生活在宋朝的人也许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服的时代了，上至皇帝，下至贫民，对读书人都很尊重，皇帝一般不会杀大臣，看着讨厌就流放，说不定那一天想起你来再把你召回来，这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王朝，无疑是有了一块免死金牌。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争斗，大多也只是限于口头上，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之后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四、文化娱乐汉有汉赋，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宋朝的诗歌水平虽然不如唐之盛，但是恐怕也后无来者了，而宋词的辉煌却是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大批的词作家，文学家，书画家，真可谓是群星闪耀，例如辛弃的《青玉案》一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千百年来疾脍炙人口，再看词中所写，如果不是文化习俗已经深入人心，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灯的海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物质条件和聚居格局，也就不可能有这么热闹的灯节；从体育上说，那也是很强，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足球”在宋朝非常流行，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五、飞速发展的科技中国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发明的，分别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另外瓷器、纺织业、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等许多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六、总结程颐说： “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4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不得不说，宋朝时一个特别的时代，它没有汉朝的内乱；比唐朝更加繁华舒适；跟明清比，更开放平和；总之，在宋朝可以生活的非常从容安适，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更加重要吗？XXXXXXX年XX月于XXXX大学《我眼中的宋朝》xt如果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想它一定很忧伤，因为我把快乐都留在了前面。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人，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我眼中的宋朝宋太祖奋威自8 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ZG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整理:晓枫:279785430) 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ZG大分裂的开始，这是ZG自南北朝后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200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ZG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ZG（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ZG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一举夺得政权之后，却担心从此之后他的部下也效仿之，想解除手下一些大将的兵权。于是在961年，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从此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在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待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或多或少的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宋太宗犯傻宋初，辽宋也就是半斤对八两，双方各有优势，也各自有各自的不足，总体上说就是谁也吃不掉谁。谁深入敌境都会失败，辽在真宗时也曾深入到黄河边，却也未克一城，只得谈和退兵，这也正合了宋朝皇帝的意，于是有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得以延寿，按照他的雄心壮志和战略计划，肯定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辽宋大战胜负难定，绝对不会如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军事才能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窝囊。宋代初期两次北伐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马疲惫，未经休整，也不听左右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摆什么八卦阵，越级指挥，使得指挥系统混乱，甚至于导致众将不和。受祸唐末很多人都为唐的贞观开元所击节叫好，而不去理睬唐朝中后期的昏暗，而实际上是河朔被唐送给党项人，河湟被唐送给吐蕃人，关中自从连续遭到恶劣气候影响，使得生态破坏后，已经从肥沃之土变成贫瘠的穷苦之地，无处大量饲养战马。四川云南那些马用来搬运物资还行，在战场上拼杀，估计这些马匹冲出去没多久就会失前蹄。跟西夏做买卖而买来的战马饲养困难，后来金国也禁止西夏卖战马给宋。宋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先立国几十年，契丹的儿皇帝石敬塘把幽云十六州孝敬了，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敞开了；同时产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辽国占有，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燕云十六州不在汉人控制之下，中原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要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处处设防，谈何容易，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却往往都是无用功。要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物资，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面临的最大问题。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之后，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游牧政权，应该说辽已经成为一个兼游猎与农业并重的半文明国家，攻有铁骑，守有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岳飞时期的反攻可是依仗有上万骑兵，否则，也只得采取守势。宋的敌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这里没有把大理算进去。我说的敌人，是指有战斗力和本身实力能征服别的国家（部族），而且能向中原王朝进攻的国家或者说是部族。看看这四个国家（部族），哪个是好惹的，哪个不是弯弓饮马数万人之众的。这里，可能会有人拿汉、唐来说它们当时也有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侵扰边境。而实际情况是匈奴只是纯野蛮民族，突厥也就最多算是处于文明前野蛮阶段，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是处于正向文明阶段进化的阶段（这些蛮族的文明进化与唐朝的文明输出及宋朝的文明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后辽的时候，后辽甚至以宋朝的年号为自己的年号）。如果匈奴遇到恶劣的自然条件，那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被中原王朝击败，与它们本身遭受恶劣自然条件而走向衰落不无关系。但是，到了宋的时代，这些半文明的人已经不再只是靠天吃饭了，农耕技术被他们所掌握，丰年之时可以储备，以应对荒年。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能长驱直入，封狼居胥，而宋的敌人已经修筑了坚实防御设施，差距立显。匈奴、突厥强大时，对中原王朝而言，它们也不过只是来抢劫的，最多掠夺人口、牲畜，而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宋的敌人却不大好打发，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不但对幽云十六州格外重视，而且还要求北宋割让土地，到了女真、蒙古的时候，他们可都想要四海臣服，已经有了并吞八荒、囊括宇内之意。耶律阿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这些名字是匈奴、突厥之流只能梦寐的。对比盛唐唐的确有击败阿拉伯人的历史，而后阿拉伯帝国陷入分裂，甚至就与唐不接壤，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对唐有什么威胁。至于突厥、回纥，绝对和契丹、女真、蒙古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黑水、高句丽、吐蕃和后来的辽、金、西夏、蒙古一样，都是进化到了农业文明的蛮族政权。但唐朝的表现怎么样，陇右被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也丢了；对高句丽，唐太宗这个被毛老人家称道的圣明之主亲征，不也是失败么。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别国借兵镇压国内叛乱，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对付不了叛军了。这样一来，以前扩张的领土全部丢失不说，还把汉族产马的地方全弄丢了。如果安史之乱以后再遇到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ZG也可能早就灭亡了。可以想象一下，盛唐经安史之乱就萎靡至终，两宋这个先天畸形儿的三百年江山岂又容易。宋接手了一副烂摊子！宋的军事实力骑兵严重不足，攻伐后勤运输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宋只能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它已经不具备那种以进攻立国的条件。宋朝的防御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并不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当然，宋的军制也有弱点，但这已经不能避免了。“澶渊之盟”与宋真宗厌战有关，但毕竟保证了百年安定。“靖康之耻”给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宋金战争刚开始宋方的确狼狈，但后来慢慢转入了反攻，后来宋朝甚至略占上风，韩世忠、吴玠、刘锜、岳飞等率将士浴血疆场，重创金兵。沙场之上，一方几乎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而另一方却是骑兵占多数的金兵。冷兵器时代的这种对阵，孰优孰劣，大家心里了然。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利情况之下，一声号令，宋朝将领无一不争锋，士卒无一不向前，至死方休！怎么能说宋为软弱，难道那千年之前的汉人鲜血就没有保持了宋金之间的平衡吗？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契丹、女真过后，又出个剽悍异常的蒙古，宋这个时期又是衰落得厉害，碰到宋度宗这个算是弱智的皇帝。但即使如此，宋朝在这个征服了世界的敌人面前依旧没有腿软。在宋理宗时期，宋蒙战争里宋也是少有败过，蒙古多次被宋军击退。襄樊之战，外城被破，南宋将士依旧殊死抵抗，张贵、张顺皆力战而死，牛富率勇士坚持巷战，寡不敌众，投火殉职。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的英勇事迹，把宋代汉人的崇高民族气节演义的淋漓尽致。如果从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攻金算起，蒙古灭亡金国也只是用二十四年不到的时间，（后来蒙古向西发展，金还得以苟活近二十年），如果把蒙古向西发展的时间排除，蒙古灭金只用了五年，但灭已经可以说是半壁而没落的南宋却用了四十五年。在宽仁治世的宋朝，华夏经济文化科技得以相对飞速发展，民族文化也走向极盛。然而强敌屡出、三面受敌，宋未以尚武对野蛮，而科技还未能转化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宋亡实为世界文明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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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