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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看

发布时间:2024-07-06 13:22:31

书画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看

宋徽宗一是他通过他的地位组建了翰林书画院,是的宋朝的书画发展。对于宋徽宗本人,一是他的绘画作品,一是他的书法作品分开论述。理解与认识一定要结合他对整个时代风格的引领作用。材料如下:一、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 作为一代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一位极富艺术才能的画家,在历史上有“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见邓椿《画继》卷一)的美誉。他天资聪颖,擅诗词、通音律,对书画极富于鉴赏力。虽然宋徽宗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并且崇尚道教,自称“道君”,但他“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所以他在位上,“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见《画继》)并且把上至曹不兴,下至黄居采的画集为100帙列14 门,总1500件,又把自己以及画院画家的写生画,集合成册,“累至千册”,命名为《宣和睿览集》。他对花鸟静物的观察十分认真细致,精审物理物性。在艺术上,他不囿于一家一派,对于不同风格都能兼收并蓄,从他的传世作品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史载,宋徽宗画学吴元瑜,作为崔白画派的重要画家吴元瑜,以崔白画派精神、薛稷秀骨书法影响宋徽宗是很自然的。崔白、吴元瑜的花鸟画是继“黄荃富贵”勾勒填彩画法之后的一种新画风,在技法上有大笔挥洒的成份,画面重视意境的营造,景物与自然环境谐和统一。而宋徽宗的花鸟画,正是有崔、吴一路画风的遗意。但宋徽宗也不是专师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在前代画家中,五代花鸟画家唐希雅对宋徽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宋徽宗对唐希雅的绘画情有独钟,不仅对他的作品极力推崇,而且还用心追摹,把唐画的题材、技法作为自己的创作元素,予以自由的运用。北宋画坛,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表现主观情趣,注重水墨技法和笔墨趣味的文人画兴起,重视诗画一体,表现文人情怀。宋徽宗受文人画家影响,把水墨画引入宫廷画院,所以他的画既有宫廷画物象造型的严谨写实和雍容气质,又有文人抒情写意的放纵简淡,改变了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为后世写意花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书法入画,也是宋徽宗花鸟画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他的书法用笔学薛稷、薛矅和禇遂良的挺瘦劲利秀润,可以称得上铁画银钩。在结构笔势上取黄庭坚的舒展挺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号称“瘦金体”。其书法的线条细瘦刚劲,用笔的爽快洒脱,笔势的圆转流畅,显得自由活泼、精致优美,很有皇帝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而这种书写的风格又与他的画风是统一的。他能用自己特有的笔调生动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实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宋徽宗能够在花鸟画艺术上独树一帜,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这与他对花鸟画意义认识的深度也是有关的。在体现宋徽宗绘画思想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提出了花鸟画能“粉饰太平,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的政教作用。认识到在自然界的花鸟也有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指出花鸟是“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者,所以才“葩华秀茂”。花鸟的形象自古以来为圣人所用,认为花鸟画中的自然“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正是基于对花鸟画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才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鸟语花香图》纸本,设色,纵 2厘米,横3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签押,钤双龙御玺。明清内府鉴藏玺“广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 “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和其它收藏印共16枚。 此图是一幅精心巧制的工笔花鸟画佳作,构图安排主次分明,疏密有致。整幅画面的色彩虽红绿搭配,但对比调和。绿叶采用花青,有的叶色彩偏黄,因而显得并不过火,沉稳而又艳丽。花枝迎风摆动,花瓣亦使人感到随风吹拂而微微摇动,生意盎然。两只安逸的麻雀敛羽憩息,神姿灵动,给画面增添了一种文雅秀美的意趣。宋徽宗的花鸟画,虽然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而又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古梅锦鸡图》,纸本设色,纵6厘米,横5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款押,钤双龙玺印。有“广运之宝”、“乾隆鉴赏”、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1枚。 画面的上部由老梅新枝分割填充,老树粗干屈曲干枯、瘦硬洞裂,其中一枝如虬龙探水,直伸下部。其它梅枝则弯曲纠缠,或昂扬上冲,或把臂交错,颇具拟人色彩。枝头白梅绽放,浓香四溢,引得一只山雀俯身下冲,为枯干增添了生气。两只锦鸡相向而对,栖息在老梅的粗干上,其中一只画得完整无憾,生动传神,从转侧的头部到长长的雉尾,都传达了生动的姿态和准确的头、颈、身躯的关系。另一只锦鸡虽画得简括,但也十分准确,头、颈以短线以示轮廓、毛质,显得蓬松实在。同样两只锦鸡详写略写都活灵活现,切合情理。不仅体现了画家深厚的绘画功底,而且充分显示了作者注意写生和深入观察的立足于生活的艺术观。此图的土坡、树木等处的皴法,是较为随意地拖带擦染,生动熟练地表现了土坡的体量感,透视层次和树木的枯荣,形体变化。为了丰富画面,作者在左中部位画了一簇红花绿叶,面积虽小,都引人注目,打破了整个画面偏灰的调子,由此可见画家的艺术匠心。《彩羽鸣春图》(图11),纸本设色,纵8厘米,横6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另有元宫廷“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题:“宣和妙笔、希世珍品,得者宝之,柯九思题。”上有“广运之宝”、 “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8枚。 两株前后交错的巨松苍老古奇,画法具有挺健苍劲的笔感,顿挫有力,从大处把握了古松的动态与雄姿。以虚爽的用笔圆松皮,大小相连,取形圆中带方,给人以刚毅之感。圈皴偏于两侧而中间虚空。在勾皴之后渲染以淡赤者,松干有爽健硬朗,深厚滋华的状貌。松针以平饰松针法用扇形展开,极具装饰意味。这是宋代宫廷花鸟画往往注力于自然花木的人工雕凿与美化,带有玩物观赏的意味,作者这样处理,正反映了宫廷绘画审美的好尚。 两只锦鸡运用精细的勾勒法,羽毛的勾线细如毫发。雄雉雪白的背羽和尾羽,雌雉的彩色羽翅和顶羽,都用极细腻的晕染手法,美观出片片羽毛递盖的质感和色感。状物写生的精工,代表了宋代院体画周密不苟的写生传统的精髓。在准确描写物态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意的表达,两只悠闲俊逸的锦鸡亲慝相依的神态,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情感色彩,使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愉悦。 在艺术形式,松树的硬健而带有金石意味的笔法,与锦鸡柔和细致的笔调形成一种对比,以刚济柔,以粗衬细,从而使画面主体的锦鸡格外引人注目,而不致于被繁琐的背景所淹没。这一方面展示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善于处理繁简、刚柔的艺术构思和创意才能。《春枝鸣禽图》,纸本,设色,纵6厘米,横5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上有“广运之宝”、“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7枚。 画面描写古梅翠竹中,有群山雀栖息翔集,噪声满纸,展现了一幅春光烂漫的动人景色。山雀的造型,准确生动,或相互偎依亲昵,或相互对鸣呼应,形态、神态一一具足。梅树和翠竹,用双勾渲染,略施浅色,用笔较为奔放,具有跌宕之势。但整幅图总体上看,法度谨严,起笔收笔之间,形象与形象转接之间,稳健沉着,气脉连贯,加强了整体浑然统一的效果。这是一幅工丽精致的佳作,显示出画家精深扎实的艺术功底。三、宋徽宗花鸟画的艺术特征 宋徽宗天纵其才,当干戈扰攘,万几倥偬之际,爱画之心仍不稍懈。中国历代帝王中精于绘画者不少,但能象宋徽宗这样如此精妙绝伦,实在是绝无仅有。既使是专门的大画家,也达不到宋徽宗绘画成就的高度。所以,宋徽宗在绘画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花鸟画的艺术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1、精工写实 宋徽宗嗜画,自谓“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徽宗画风严谨,长于摹写物态,体物之工,描写之精,前无能比。 绘画创作的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再现和摹仿,绘画作品是对事物进行再次和摹仿的结果。所以,美术创作及其作品的产生、意义、评价标准,都理所当然地要到这个被再现、被摹仿的世界里去寻找。这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美术基本特征的一个朴素学说。 早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我国的《易经•系》中有这样的说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说的是八卦,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字与绘画之源是对世界的模仿。天地山川、万物生灵,都是先人模仿的对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有西晋文学家、书画家陆机所言的“宣物莫善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的论说,明确提出了绘画是客观世界的再现。齐画家谢赫的六法之一的“应物象形”,被张彦远阐述为“夫象物必于形似,形似湏全其骨气”,其意也是绘画必须做到再现事物的形状。这个观念对中国绘画影响深远,一直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态。所以宋徽宗的绘画对客观事物细微的认识体察和描绘再现,获得了当时及后世一致的高度评价,这也是他的画能存世流芳的重要原因了。 张怀邦云:“画,造手理者,能画物之妙;昩手理者,则失物之真……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引自韩拙《山水纯全集》张怀邦《后序》)宋画以象真为基础,但也不是为物所构的忠实的写真,而是经过画家性情陶溶的物象和自然。上引所说的宋画是“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这个“物之微妙”就是物的“理”,理者,有条不紊,有绪不杂,各有神明,即是物的基本法则。所以宋人的绘画特色是抽象的写真,是哲学化的,艺术化的绘画。宋画虽以象真为贵,但其所象的真乃是抽象的而非是具体的,集中的而非普通的,具有以一个形体得全体的意味的典型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其著作《美学与意境》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再现理论作过这样的结论: 因为古代绘画这样倾向写实,所以,在一般民众心脑中,好画家的手腕下,不仅描摹了、表现了“生命”,简直是创造了真实的生命。所以有种美术神话,相信画龙则能破壁飞去,兴云作雨(张僧繇),画马则能供鬼使的坐骑(韩干),画鱼则能吹入水中游泳而逝(李思训),画鹰则吓走殿上鸟雀不敢再来,以针刺像可使邻女心痛(顾恺之)。由这些传说神话,可以想象,古人认为美术家的最高任务在于能创造真实,创新生命。美术家是个小上帝、造物主。他们的作品就像自然一样真实。(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以上观点来看宋徽宗绘画的本体内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这种真实的再现,成了宋徽宗绘画活动本体规定的第一途径。观月季的“四时朝暮”心、蕊、叶的不同,察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精微细致,只有这样的体察和认识才是绘画创作的终极来源。宋徽宗的对绘画精神的这一把握,成了当时的主导潮流,并贯穿古今,并决定了一定美术活动的本体内容,使得中国绘画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代。宋徽宗可谓功莫大焉!虽然以后的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元、明、清三朝强调绘画是感觉、情思、内心情绪表达的表现观念,但绘画是再现自然和生活的基本性格和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宋代的主流画风以画院画风为主,其成熟也就在宋徽宗时期。从徽宗皇帝画院画风来看,集中了这样三个传统,一是黄家富贵,赵佶的画精工绮艳,就属于黄派传统;二是崔白,吴元瑜传统。崔白、崔悫兄弟、吴元瑜等继承了徐煕的水墨渲染、色彩淡泊。但徽宗皇帝更强调“写生”,对客观对象仔细观察,赵佶的画把讲究法度、谨细拟物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描画对象上不许有姿态、数目、季节上的差错,如前所述的“日中月季”、“孔雀登墩”。在画院教学中,要求先有起稿构图和稿样,满意了,然后上真,在这严格的过程中,“上(徽宗)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别令他思。”(见邓椿《画继》)以保证绘画的法度之精。三是郭煕、苏轼、黄庭坚的文人传统,讲究学养胸襟,强调画外之意。特别看重画与诗的汇通,注重画的诗意。这三个传统构成了赵佶绘画的艺术成就;讲究法度,谨细拟物,形神兼备,意在画外。所以画史上总是从法度之精和传神之妙这两方面来评价宋徽宗的画: 游戏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过人。(见《可斋续稿》前卷四) 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见汤垕《画鉴》) 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五) 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几欲活动……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天下之至神圣精也。(见邓椿《画继》) 宋徽宗画风的谨细拟物、至神至精,一方面是朝廷秩序、社会伦常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特有的技术和科学精神的一种反映。由此而来的“神”,应该说是既有旧的传统的沉淀,又有新的内容的开拓。 2、形神兼备 在中国绘画史上,“神品”审美观的出现,标志着人与社会审美关系的初步建立。从审美的角度讲,作为主体的人还没有实现完全的主体性,没有达到对自然的超然境界,不能抛开沉重的社会理性内容,把自然当作纯粹审美对象来把玩、鉴赏。儒家强调人伦道德方面的理性内容,要求个体调整自己的感性和适应社会理性,从而把个性改造成社会群体所需的理想状态。从顾恺之到宋徽宗都是如此。他们创作的绘画神品,有助于政治教化、训练安分守己的习惯,陶冶人的情操,养成向上的人格精神,在审美上偏重于政治性、功能性、伦理性的社会化特点。 宋徽宗的院画神品,是以形写神,以形开始,由形而神,这个形基本上就是外物之形,必然要求谨细拟物。但他也注重绘画的神韵,讲究情趣与品味。把这种神韵意味落实到技术层面,就是画面的尚简。画面之简,最主要的就是突出空白意味,“空故了群动,静故纳万境。”(见苏轼《送参廖师》)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审美心理本来就有自身的完美机能,对于画面的空白,观者自己会按照一种最美的方式去填补。这样,画的空白不仅带来一般的余味,而且产生使各种类型的观者都满意的余味。宋代画院的画中,宋徽宗是深得绘画的尚简之妙的。 画院代表一种皇家的审美趣味,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画风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画院的标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人圈和社会上的各种风气和变化也反映到画院里面来,从而引起全社会的注目。画院既是一个讲究艺术技巧的中心,又是一个服从权威的中心。画风以帝王的确认为标准,以帝王的爱好为转移。宋徽宗曾特地把逸神关系重排,让神品第一、逸品第二。宋徽宗大力倡导绘画的“神品”,具有这样一些含义: 1、神品的“神”的绘画艺术,能力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只有才智出众,经过良好的训练才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其作品达到了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社会的接受层都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作品。 2、神品贯彻儒家的审美思想,重视体现人际伦理,与仁、义、礼、智、信紧密相连。美必须从属于善,是“仁”与“礼”的外在形式和手段,要求作品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艺术既要满足个体的情感欲求,又要维护社会的秩序统一,两者和谐统一,维护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将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神和致福等社会理想,作为审美意识的中心,使绘画作品能够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3、以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作为评定和检别艺术表达情感的尽度,也作为艺术在道德精神和情感方面符合“仁”与“礼”的标准。所以在绘画的艺术表现时要讲究分寸,注意克制。这种尺度和标准,既符合统治的政治要求,也符合审美的、艺术的规律。使绘画更好地为社会人生服务,更好地达到对社会秩序和谐之美的理想。 4、神品所采用的艺术策略是人化自然、人化社会、人化万物,达到主客观的内在统一,描摹自然万物,表现心中理想。 作为一代帝王的宋徽宗,出于统治和管理国家的需要,绘画的内容必须是帝王意志的体现,为皇帝歌功颂德,教化人心,这样神品艺术对个体多少有强制性的限定,在个人意志的实现上有所欠缺。但宋徽宗毕竟是一个精通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帝王,也有高超的画艺,当他的意志在绘画中呈现的时候,同时也是艺术规律的体现。 3、水墨写意 宋徽宗十分重视墨法,对水墨一道非常精通。他对第二个儿子、喜欢绘画的恽王进呈的花鸟画:“御批其后曰:览御近画,似觉稍进,但用墨稍欠生动耳,后作当谨之。”(见汤垕《画鉴》)用墨要生动,这对于中国水墨画太重要了,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对墨法的理解是那样的具体而透彻了。所以他能画这样纯水墨的作品是不难理解的了。 宋徽宗传的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水墨花鸟画,风格朴拙简率、意境清幽雅逸,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如《琼枝高楼图》、《禽鸟飞来图》等。关于徽宗墨笔花鸟的渊源,是与北宋中期逐渐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有一定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韵味,追求萧散淡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宋徽宗本人曾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上不免受其熏陶,而宋徽宗本人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情怀,所以很乐意创作这一类具有简淡意味的野趣之作。 宋徽宗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可以十分敏锐地捕捉到艺术表现的形式美。有这样一个关于宋徽宗的传说,位于河南禹州的钩窑场内,有一窑正住火停烧,窑工们拉开窑门,炉火通红。忽然,天上雷雨大作,倾泻到窑内,只见窑的一阵阵水气冒出,断裂声不断,窑工们心也随之凉了。雨停后,人们失望地看到,瓷器釉面上全是细密的裂纹。此事传到宋徽宗那里,他要了几件破器,竞然大加赞赏天下无双。据说这就是冰裂纹的由来,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其中却寄寓着中国艺术的重要思想,人工难为,天工赐巧,自然的创造具有无尚的美感,水墨晕化就具有这种非人工的技巧。宋徽宗对水墨画的情有独钟,应该与他这种艺术的敏感是有关系的。 4、诗画融合 宋徽宗的花鸟画具有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独特性。在他的作品上,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北宋开始,画家自己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并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宋徽宗是首开风气的第一人。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来说,题款是作品内容,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宋画中,绘画作品的内容、意境,主要还是由画面的笔墨形象来构成的,一般只是仅署年月、姓名小款、仅起标记的作用。从宋徽宗开始,在画面上加题诗款,使作品的意境、内容得到了完美的表达。如上述的宋徽宗作品《锦鸡牡丹图》、《翠竹灵禽图》、《春枝春禽图》等,不仅画有诗意,而且画上直接题诗,加上他那一笔飘逸道劲的瘦金体,诗书画合而为,当然还有“宣和殿御制,天下一人(押印)”,这种款、印、诗、书齐全的现象,在以前似乎不曾有过,是宋徽宗的一个创举。这种诗书画合壁的文人画格式,由于一个皇帝来开创,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当然宋徽宗题的款诗还属于草创阶段,无论是小款还是长款,不是以题款作为作品形式的构成材料,作品的形式构成,主要是由画面形象的章法、笔法来完成的,题款是作为一点点缀,而书风则以端谨为主,块形也以方形或基本方形为主。题上的诗句的主要意义也是在内容方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因为款没有侵入到画面的笔墨形象中去,如果在画面上去掉款诗,往往不影响作品形式构成的完整性,至少是影响不大。这说明宋徽宗还是以画面形象的完整性作为创作的根本,不象以后的写意画,如果从画面上去掉题款,作品自身形式的完整性就不存在了。宋徽宗的这一草创,意义不凡,这位丹青天子引诗入画,合皇帝、画家和诗人三位于一体,对中国画的发展贡献卓著,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宋徽宗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具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此过程中,宋徽宗当为首异风气的第一人。 中国艺术一直有一种超越具体门类的局限而拓宽表现,绘画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意本来就是画趣之所在,直截了当地把诗写入画面,就进一步深化了画意,拓展了情趣。引诗入画,诗又是用书法写的,实际上就是引诗书入画。这对于画工和画院人员来说,这是很难具备的条件,画工,画可以画得很好,但书法不一定好;画院中人,书法或许行;因为有专门训练,但诗不一定写得好。而诗书入画,又不仅仅是把诗随便写入,而是要成为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位置上有一个构图问题,在艺术上有一个书画笔墨统一问题。这是一种多层次融合,从构图到笔法、意境。这都对实践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徽宗皇帝学养全面,天资过人,所以在他的画上达到了诗书画的汇通,提高了他的画作的艺术深度。在他的这几幅题诗的画来看,诗境与画境互为补充,诗加深了对画的理解,画直现了诗的韵味,通融天碍,相益得彰。

在我看来,学篆隶书法有五难。其一,今天距篆隶的原生时代太过遥远,很容易造成难以穿越的历史隔膜,相差二十岁就有“代沟”,差两三千年又会怎样?最典型的现象是学习篆隶书法较好者能规模其形,较逊者连形都把握不好,更不要说神意、古雅了。至于好的个性与创新,尤为麟凤之属。其二,在篆隶的原生时代,古人没有留下关于技法、审美的任何文字说明,后嗣承习的过程中偶尔有只言片语的书论,又往往不关痛痒。今人对篆隶古体的认识,大都出自清人散断的题跋、评论与书写体会,这对了解各种学习范本所代表的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三,后人对那些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作品所做评述,都是根据金石拓本的审美经验,而金石文字无不受到书制工艺的影响,具有“二次完成品”的属性,不能准确的反映书写的真实状态。再则,古人的篆隶审美和技法总结,同样有隔膜,而表达见解的方式和用语,经常要借鉴来自时尚篆隶或楷行草诸体的经验感受,其中的误差与谬误自然不在少数。其四,在篆隶所处的原生时代,文字的实用是第一位的,美从属于文字规范,人们还没有纯为审美的艺术需求,更不会想到如何在作品中投入自我。那么,三代秦汉为数众多的篆隶经典作品及其丰富多变的个性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传统书学思想中的“达性抒情”、“字如其人”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在它们那里是否能够体现?如果能,古人是怎样做到的?如果不能,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应该怎样看?后代名家的篆隶作品又应该怎样看?二者之间有多少可以证明的异同?其五,迄今为止,后人对篆隶原生状态中的各类作品所做的总结和评述,有多少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有多少东西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临帖与创作实践?例如,怎样取法,怎样在“与古为徒”的同时来避免与时尚脱节,怎样在古今之间明确自我等等,都存在问题。我是一面读书、读帖、读所有的出土文字遗迹,一面思考、研究和习字,并随时修正认识,改进方法,把学术和艺术融合为一。 我提出“原生状态”的概念,旨在区别于后代的承习与变法,排除后人见解的干扰,直接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追循其历程,体会原滋原味的种种探索和创造。也就是说,后人的见解可以给我们启发,也能影响我们的独立思考而先入为主,使作品中某些特有的意味被过滤掉,或是出现较大的偏差。例如,清人评说汉碑八分隶书,只关注具体作品的美感风格,从不深究其由来。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因素,我们只择其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个简单现象来加以说明。成公绥《隶书体》前半部分称述楷书,后半部分论说隶书: 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分白赋黑,棋布星列。设计知识资源网 意思是说上石的八分隶书有别于书简的形式,它们要像摹刻玺印那样均匀地分窠而为方格界栏,其章法布白有如棋盘布子或星宿排列那样秩序井然。成公绥是西晋人,去汉未远,仍置身于八分铭石的风尚之中,自然熟知甚妙。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划分界格这种粗浅的常识呢?试想,汉人书简字形皆扁,书碑皆方,二者明显有别,其关键就在于书碑有格,是长方格规定了字形的结体。推衍开来,字字撑满界格者如《景君》、《裴岑》等波挑收敛,波挑开放者字形缩小而形成宽大的字距和疏朗的章法布白。其它如整齐字形、规范蚕头雁尾等种种碑刻书法现象与原委,也都与界格有关,这里就不多说了。由此可见,清人的篆隶见解缺憾甚多,而今天的创作仍在延续其作品形式,必然是因陋就简,使学习古法疏于肤浅和空疏。我把三代秦汉书法史研究的心得逐渐转入临帖与创作当中,得出许多异于前贤、时人的体会,常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快感,功夫容或未至,而见解上已经不必后人了。 这样说,前提是要有能力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处于不同阶层和位置的人群之所想所乐所尚。如果只有一般的艺术直觉和审美经验,即很难完整地解读那些作品。我原来的篆隶起手都学清人,也相信他们的观点,后来硕士、博士都攻读文字学,观看、摹录古文字篆隶字多了,体会也大异于从前。再后搞起书法史与书法批评研究,才真切地感受到徜徉于篆隶原生状态中的愉悦和收获,想问题、看作品也往往会与众不同。这样,我从通观古文字篆隶遗迹入手,进行经常而大量的摹习,同时验证于现代展览需求的创造和个性变化,反反复复,亦古亦我,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种学习和探索。 我学篆隶,主张博瞻约取,明确自己所需,临任何一件作品,都要弄清楚其目的,也就是要从中汲取什么。有一些作品我可以研究,但临习却不碰它们。这包括:大家都学的不碰,以免“下笔便同众人”;有程式化特点不碰,如李阳冰一路的玉著、铁线小篆、汉《史晨碑》等及三国魏碑唐碑隶书之类;装饰性书体不碰,如战国中山器、吴《天发神谶碑》、北朝至唐代墓志盖文等,以免堕入画字者流;个性风格鲜明或有习气的不碰,如赵之谦、徐三庚、李瑞清、吴昌硕等人的大小篆,郑盙、金农、伊秉绶、陈鸿寿等

需告知论文要求,稿酬。最好有参考题目。

我说国林啊,你是不是太迟了。

书画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

宋徽宗一是他通过他的地位组建了翰林书画院,是的宋朝的书画发展。对于宋徽宗本人,一是他的绘画作品,一是他的书法作品分开论述。理解与认识一定要结合他对整个时代风格的引领作用。材料如下:一、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 作为一代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一位极富艺术才能的画家,在历史上有“天纵将圣,艺极于神”(见邓椿《画继》卷一)的美誉。他天资聪颖,擅诗词、通音律,对书画极富于鉴赏力。虽然宋徽宗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并且崇尚道教,自称“道君”,但他“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所以他在位上,“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见《画继》)并且把上至曹不兴,下至黄居采的画集为100帙列14 门,总1500件,又把自己以及画院画家的写生画,集合成册,“累至千册”,命名为《宣和睿览集》。他对花鸟静物的观察十分认真细致,精审物理物性。在艺术上,他不囿于一家一派,对于不同风格都能兼收并蓄,从他的传世作品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史载,宋徽宗画学吴元瑜,作为崔白画派的重要画家吴元瑜,以崔白画派精神、薛稷秀骨书法影响宋徽宗是很自然的。崔白、吴元瑜的花鸟画是继“黄荃富贵”勾勒填彩画法之后的一种新画风,在技法上有大笔挥洒的成份,画面重视意境的营造,景物与自然环境谐和统一。而宋徽宗的花鸟画,正是有崔、吴一路画风的遗意。但宋徽宗也不是专师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在前代画家中,五代花鸟画家唐希雅对宋徽宗的影响是很大的。宋徽宗对唐希雅的绘画情有独钟,不仅对他的作品极力推崇,而且还用心追摹,把唐画的题材、技法作为自己的创作元素,予以自由的运用。北宋画坛,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表现主观情趣,注重水墨技法和笔墨趣味的文人画兴起,重视诗画一体,表现文人情怀。宋徽宗受文人画家影响,把水墨画引入宫廷画院,所以他的画既有宫廷画物象造型的严谨写实和雍容气质,又有文人抒情写意的放纵简淡,改变了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为后世写意花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书法入画,也是宋徽宗花鸟画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他的书法用笔学薛稷、薛矅和禇遂良的挺瘦劲利秀润,可以称得上铁画银钩。在结构笔势上取黄庭坚的舒展挺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号称“瘦金体”。其书法的线条细瘦刚劲,用笔的爽快洒脱,笔势的圆转流畅,显得自由活泼、精致优美,很有皇帝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而这种书写的风格又与他的画风是统一的。他能用自己特有的笔调生动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实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宋徽宗能够在花鸟画艺术上独树一帜,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这与他对花鸟画意义认识的深度也是有关的。在体现宋徽宗绘画思想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提出了花鸟画能“粉饰太平,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的政教作用。认识到在自然界的花鸟也有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指出花鸟是“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者,所以才“葩华秀茂”。花鸟的形象自古以来为圣人所用,认为花鸟画中的自然“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正是基于对花鸟画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宋徽宗的花鸟画艺术才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鸟语花香图》纸本,设色,纵 2厘米,横3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签押,钤双龙御玺。明清内府鉴藏玺“广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精鉴玺”、 “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和其它收藏印共16枚。 此图是一幅精心巧制的工笔花鸟画佳作,构图安排主次分明,疏密有致。整幅画面的色彩虽红绿搭配,但对比调和。绿叶采用花青,有的叶色彩偏黄,因而显得并不过火,沉稳而又艳丽。花枝迎风摆动,花瓣亦使人感到随风吹拂而微微摇动,生意盎然。两只安逸的麻雀敛羽憩息,神姿灵动,给画面增添了一种文雅秀美的意趣。宋徽宗的花鸟画,虽然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而又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古梅锦鸡图》,纸本设色,纵6厘米,横5厘米。画心有“御制天下一人”款押,钤双龙玺印。有“广运之宝”、“乾隆鉴赏”、 “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1枚。 画面的上部由老梅新枝分割填充,老树粗干屈曲干枯、瘦硬洞裂,其中一枝如虬龙探水,直伸下部。其它梅枝则弯曲纠缠,或昂扬上冲,或把臂交错,颇具拟人色彩。枝头白梅绽放,浓香四溢,引得一只山雀俯身下冲,为枯干增添了生气。两只锦鸡相向而对,栖息在老梅的粗干上,其中一只画得完整无憾,生动传神,从转侧的头部到长长的雉尾,都传达了生动的姿态和准确的头、颈、身躯的关系。另一只锦鸡虽画得简括,但也十分准确,头、颈以短线以示轮廓、毛质,显得蓬松实在。同样两只锦鸡详写略写都活灵活现,切合情理。不仅体现了画家深厚的绘画功底,而且充分显示了作者注意写生和深入观察的立足于生活的艺术观。此图的土坡、树木等处的皴法,是较为随意地拖带擦染,生动熟练地表现了土坡的体量感,透视层次和树木的枯荣,形体变化。为了丰富画面,作者在左中部位画了一簇红花绿叶,面积虽小,都引人注目,打破了整个画面偏灰的调子,由此可见画家的艺术匠心。《彩羽鸣春图》(图11),纸本设色,纵8厘米,横6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另有元宫廷“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题:“宣和妙笔、希世珍品,得者宝之,柯九思题。”上有“广运之宝”、 “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8枚。 两株前后交错的巨松苍老古奇,画法具有挺健苍劲的笔感,顿挫有力,从大处把握了古松的动态与雄姿。以虚爽的用笔圆松皮,大小相连,取形圆中带方,给人以刚毅之感。圈皴偏于两侧而中间虚空。在勾皴之后渲染以淡赤者,松干有爽健硬朗,深厚滋华的状貌。松针以平饰松针法用扇形展开,极具装饰意味。这是宋代宫廷花鸟画往往注力于自然花木的人工雕凿与美化,带有玩物观赏的意味,作者这样处理,正反映了宫廷绘画审美的好尚。 两只锦鸡运用精细的勾勒法,羽毛的勾线细如毫发。雄雉雪白的背羽和尾羽,雌雉的彩色羽翅和顶羽,都用极细腻的晕染手法,美观出片片羽毛递盖的质感和色感。状物写生的精工,代表了宋代院体画周密不苟的写生传统的精髓。在准确描写物态的同时,又十分注重情意的表达,两只悠闲俊逸的锦鸡亲慝相依的神态,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情感色彩,使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愉悦。 在艺术形式,松树的硬健而带有金石意味的笔法,与锦鸡柔和细致的笔调形成一种对比,以刚济柔,以粗衬细,从而使画面主体的锦鸡格外引人注目,而不致于被繁琐的背景所淹没。这一方面展示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能,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善于处理繁简、刚柔的艺术构思和创意才能。《春枝鸣禽图》,纸本,设色,纵6厘米,横5厘米。画心有“天下一人”画押,钤双龙玺印。上有“广运之宝”、“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等明清内府鉴藏玺印和其它收藏印共17枚。 画面描写古梅翠竹中,有群山雀栖息翔集,噪声满纸,展现了一幅春光烂漫的动人景色。山雀的造型,准确生动,或相互偎依亲昵,或相互对鸣呼应,形态、神态一一具足。梅树和翠竹,用双勾渲染,略施浅色,用笔较为奔放,具有跌宕之势。但整幅图总体上看,法度谨严,起笔收笔之间,形象与形象转接之间,稳健沉着,气脉连贯,加强了整体浑然统一的效果。这是一幅工丽精致的佳作,显示出画家精深扎实的艺术功底。三、宋徽宗花鸟画的艺术特征 宋徽宗天纵其才,当干戈扰攘,万几倥偬之际,爱画之心仍不稍懈。中国历代帝王中精于绘画者不少,但能象宋徽宗这样如此精妙绝伦,实在是绝无仅有。既使是专门的大画家,也达不到宋徽宗绘画成就的高度。所以,宋徽宗在绘画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花鸟画的艺术特征也是很明显的。 1、精工写实 宋徽宗嗜画,自谓“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徽宗画风严谨,长于摹写物态,体物之工,描写之精,前无能比。 绘画创作的活动在本质上是对世界客观存在的一种再现和摹仿,绘画作品是对事物进行再次和摹仿的结果。所以,美术创作及其作品的产生、意义、评价标准,都理所当然地要到这个被再现、被摹仿的世界里去寻找。这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美术基本特征的一个朴素学说。 早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我国的《易经•系》中有这样的说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说的是八卦,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字与绘画之源是对世界的模仿。天地山川、万物生灵,都是先人模仿的对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有西晋文学家、书画家陆机所言的“宣物莫善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的论说,明确提出了绘画是客观世界的再现。齐画家谢赫的六法之一的“应物象形”,被张彦远阐述为“夫象物必于形似,形似湏全其骨气”,其意也是绘画必须做到再现事物的形状。这个观念对中国绘画影响深远,一直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形态。所以宋徽宗的绘画对客观事物细微的认识体察和描绘再现,获得了当时及后世一致的高度评价,这也是他的画能存世流芳的重要原因了。 张怀邦云:“画,造手理者,能画物之妙;昩手理者,则失物之真……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引自韩拙《山水纯全集》张怀邦《后序》)宋画以象真为基础,但也不是为物所构的忠实的写真,而是经过画家性情陶溶的物象和自然。上引所说的宋画是“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这个“物之微妙”就是物的“理”,理者,有条不紊,有绪不杂,各有神明,即是物的基本法则。所以宋人的绘画特色是抽象的写真,是哲学化的,艺术化的绘画。宋画虽以象真为贵,但其所象的真乃是抽象的而非是具体的,集中的而非普通的,具有以一个形体得全体的意味的典型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其著作《美学与意境》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再现理论作过这样的结论: 因为古代绘画这样倾向写实,所以,在一般民众心脑中,好画家的手腕下,不仅描摹了、表现了“生命”,简直是创造了真实的生命。所以有种美术神话,相信画龙则能破壁飞去,兴云作雨(张僧繇),画马则能供鬼使的坐骑(韩干),画鱼则能吹入水中游泳而逝(李思训),画鹰则吓走殿上鸟雀不敢再来,以针刺像可使邻女心痛(顾恺之)。由这些传说神话,可以想象,古人认为美术家的最高任务在于能创造真实,创新生命。美术家是个小上帝、造物主。他们的作品就像自然一样真实。(见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以上观点来看宋徽宗绘画的本体内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这种真实的再现,成了宋徽宗绘画活动本体规定的第一途径。观月季的“四时朝暮”心、蕊、叶的不同,察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精微细致,只有这样的体察和认识才是绘画创作的终极来源。宋徽宗的对绘画精神的这一把握,成了当时的主导潮流,并贯穿古今,并决定了一定美术活动的本体内容,使得中国绘画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代。宋徽宗可谓功莫大焉!虽然以后的发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元、明、清三朝强调绘画是感觉、情思、内心情绪表达的表现观念,但绘画是再现自然和生活的基本性格和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宋代的主流画风以画院画风为主,其成熟也就在宋徽宗时期。从徽宗皇帝画院画风来看,集中了这样三个传统,一是黄家富贵,赵佶的画精工绮艳,就属于黄派传统;二是崔白,吴元瑜传统。崔白、崔悫兄弟、吴元瑜等继承了徐煕的水墨渲染、色彩淡泊。但徽宗皇帝更强调“写生”,对客观对象仔细观察,赵佶的画把讲究法度、谨细拟物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描画对象上不许有姿态、数目、季节上的差错,如前所述的“日中月季”、“孔雀登墩”。在画院教学中,要求先有起稿构图和稿样,满意了,然后上真,在这严格的过程中,“上(徽宗)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别令他思。”(见邓椿《画继》)以保证绘画的法度之精。三是郭煕、苏轼、黄庭坚的文人传统,讲究学养胸襟,强调画外之意。特别看重画与诗的汇通,注重画的诗意。这三个传统构成了赵佶绘画的艺术成就;讲究法度,谨细拟物,形神兼备,意在画外。所以画史上总是从法度之精和传神之妙这两方面来评价宋徽宗的画: 游戏翰墨,一羽毛,一卉木,皆精妙过人。(见《可斋续稿》前卷四) 凡天地间所有之物,色色具备,为工甚至,观之令人起神游八极之想。(见汤垕《画鉴》) 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五) 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几欲活动……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天下之至神圣精也。(见邓椿《画继》) 宋徽宗画风的谨细拟物、至神至精,一方面是朝廷秩序、社会伦常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又是宋代社会特有的技术和科学精神的一种反映。由此而来的“神”,应该说是既有旧的传统的沉淀,又有新的内容的开拓。 2、形神兼备 在中国绘画史上,“神品”审美观的出现,标志着人与社会审美关系的初步建立。从审美的角度讲,作为主体的人还没有实现完全的主体性,没有达到对自然的超然境界,不能抛开沉重的社会理性内容,把自然当作纯粹审美对象来把玩、鉴赏。儒家强调人伦道德方面的理性内容,要求个体调整自己的感性和适应社会理性,从而把个性改造成社会群体所需的理想状态。从顾恺之到宋徽宗都是如此。他们创作的绘画神品,有助于政治教化、训练安分守己的习惯,陶冶人的情操,养成向上的人格精神,在审美上偏重于政治性、功能性、伦理性的社会化特点。 宋徽宗的院画神品,是以形写神,以形开始,由形而神,这个形基本上就是外物之形,必然要求谨细拟物。但他也注重绘画的神韵,讲究情趣与品味。把这种神韵意味落实到技术层面,就是画面的尚简。画面之简,最主要的就是突出空白意味,“空故了群动,静故纳万境。”(见苏轼《送参廖师》)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审美心理本来就有自身的完美机能,对于画面的空白,观者自己会按照一种最美的方式去填补。这样,画的空白不仅带来一般的余味,而且产生使各种类型的观者都满意的余味。宋代画院的画中,宋徽宗是深得绘画的尚简之妙的。 画院代表一种皇家的审美趣味,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和画风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画院的标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人圈和社会上的各种风气和变化也反映到画院里面来,从而引起全社会的注目。画院既是一个讲究艺术技巧的中心,又是一个服从权威的中心。画风以帝王的确认为标准,以帝王的爱好为转移。宋徽宗曾特地把逸神关系重排,让神品第一、逸品第二。宋徽宗大力倡导绘画的“神品”,具有这样一些含义: 1、神品的“神”的绘画艺术,能力是一般人无法达到的,只有才智出众,经过良好的训练才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其作品达到了完美无缺、尽善尽美,社会的接受层都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作品。 2、神品贯彻儒家的审美思想,重视体现人际伦理,与仁、义、礼、智、信紧密相连。美必须从属于善,是“仁”与“礼”的外在形式和手段,要求作品既尽美又尽善,美善统一。艺术既要满足个体的情感欲求,又要维护社会的秩序统一,两者和谐统一,维护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将国泰民安、政通人和、神和致福等社会理想,作为审美意识的中心,使绘画作品能够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3、以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作为评定和检别艺术表达情感的尽度,也作为艺术在道德精神和情感方面符合“仁”与“礼”的标准。所以在绘画的艺术表现时要讲究分寸,注意克制。这种尺度和标准,既符合统治的政治要求,也符合审美的、艺术的规律。使绘画更好地为社会人生服务,更好地达到对社会秩序和谐之美的理想。 4、神品所采用的艺术策略是人化自然、人化社会、人化万物,达到主客观的内在统一,描摹自然万物,表现心中理想。 作为一代帝王的宋徽宗,出于统治和管理国家的需要,绘画的内容必须是帝王意志的体现,为皇帝歌功颂德,教化人心,这样神品艺术对个体多少有强制性的限定,在个人意志的实现上有所欠缺。但宋徽宗毕竟是一个精通艺术规律和特点的帝王,也有高超的画艺,当他的意志在绘画中呈现的时候,同时也是艺术规律的体现。 3、水墨写意 宋徽宗十分重视墨法,对水墨一道非常精通。他对第二个儿子、喜欢绘画的恽王进呈的花鸟画:“御批其后曰:览御近画,似觉稍进,但用墨稍欠生动耳,后作当谨之。”(见汤垕《画鉴》)用墨要生动,这对于中国水墨画太重要了,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对墨法的理解是那样的具体而透彻了。所以他能画这样纯水墨的作品是不难理解的了。 宋徽宗传的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水墨花鸟画,风格朴拙简率、意境清幽雅逸,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如《琼枝高楼图》、《禽鸟飞来图》等。关于徽宗墨笔花鸟的渊源,是与北宋中期逐渐兴起的文人士大夫画风有一定的关系。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韵味,追求萧散淡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宋徽宗本人曾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上不免受其熏陶,而宋徽宗本人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文人情怀,所以很乐意创作这一类具有简淡意味的野趣之作。 宋徽宗的艺术感觉非常好,可以十分敏锐地捕捉到艺术表现的形式美。有这样一个关于宋徽宗的传说,位于河南禹州的钩窑场内,有一窑正住火停烧,窑工们拉开窑门,炉火通红。忽然,天上雷雨大作,倾泻到窑内,只见窑的一阵阵水气冒出,断裂声不断,窑工们心也随之凉了。雨停后,人们失望地看到,瓷器釉面上全是细密的裂纹。此事传到宋徽宗那里,他要了几件破器,竞然大加赞赏天下无双。据说这就是冰裂纹的由来,传说当然不可信,但其中却寄寓着中国艺术的重要思想,人工难为,天工赐巧,自然的创造具有无尚的美感,水墨晕化就具有这种非人工的技巧。宋徽宗对水墨画的情有独钟,应该与他这种艺术的敏感是有关系的。 4、诗画融合 宋徽宗的花鸟画具有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独特性。在他的作品上,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北宋开始,画家自己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并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宋徽宗是首开风气的第一人。 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来说,题款是作品内容,形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宋画中,绘画作品的内容、意境,主要还是由画面的笔墨形象来构成的,一般只是仅署年月、姓名小款、仅起标记的作用。从宋徽宗开始,在画面上加题诗款,使作品的意境、内容得到了完美的表达。如上述的宋徽宗作品《锦鸡牡丹图》、《翠竹灵禽图》、《春枝春禽图》等,不仅画有诗意,而且画上直接题诗,加上他那一笔飘逸道劲的瘦金体,诗书画合而为,当然还有“宣和殿御制,天下一人(押印)”,这种款、印、诗、书齐全的现象,在以前似乎不曾有过,是宋徽宗的一个创举。这种诗书画合壁的文人画格式,由于一个皇帝来开创,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当然宋徽宗题的款诗还属于草创阶段,无论是小款还是长款,不是以题款作为作品形式的构成材料,作品的形式构成,主要是由画面形象的章法、笔法来完成的,题款是作为一点点缀,而书风则以端谨为主,块形也以方形或基本方形为主。题上的诗句的主要意义也是在内容方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因为款没有侵入到画面的笔墨形象中去,如果在画面上去掉款诗,往往不影响作品形式构成的完整性,至少是影响不大。这说明宋徽宗还是以画面形象的完整性作为创作的根本,不象以后的写意画,如果从画面上去掉题款,作品自身形式的完整性就不存在了。宋徽宗的这一草创,意义不凡,这位丹青天子引诗入画,合皇帝、画家和诗人三位于一体,对中国画的发展贡献卓著,令人刮目相看。所以,宋徽宗经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具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成为元明以后中国画的传统特征。在此过程中,宋徽宗当为首异风气的第一人。 中国艺术一直有一种超越具体门类的局限而拓宽表现,绘画也是如此。唐代诗人和画家王维,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意本来就是画趣之所在,直截了当地把诗写入画面,就进一步深化了画意,拓展了情趣。引诗入画,诗又是用书法写的,实际上就是引诗书入画。这对于画工和画院人员来说,这是很难具备的条件,画工,画可以画得很好,但书法不一定好;画院中人,书法或许行;因为有专门训练,但诗不一定写得好。而诗书入画,又不仅仅是把诗随便写入,而是要成为画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位置上有一个构图问题,在艺术上有一个书画笔墨统一问题。这是一种多层次融合,从构图到笔法、意境。这都对实践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徽宗皇帝学养全面,天资过人,所以在他的画上达到了诗书画的汇通,提高了他的画作的艺术深度。在他的这几幅题诗的画来看,诗境与画境互为补充,诗加深了对画的理解,画直现了诗的韵味,通融天碍,相益得彰。

在我看来,学篆隶书法有五难。其一,今天距篆隶的原生时代太过遥远,很容易造成难以穿越的历史隔膜,相差二十岁就有“代沟”,差两三千年又会怎样?最典型的现象是学习篆隶书法较好者能规模其形,较逊者连形都把握不好,更不要说神意、古雅了。至于好的个性与创新,尤为麟凤之属。其二,在篆隶的原生时代,古人没有留下关于技法、审美的任何文字说明,后嗣承习的过程中偶尔有只言片语的书论,又往往不关痛痒。今人对篆隶古体的认识,大都出自清人散断的题跋、评论与书写体会,这对了解各种学习范本所代表的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三,后人对那些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作品所做评述,都是根据金石拓本的审美经验,而金石文字无不受到书制工艺的影响,具有“二次完成品”的属性,不能准确的反映书写的真实状态。再则,古人的篆隶审美和技法总结,同样有隔膜,而表达见解的方式和用语,经常要借鉴来自时尚篆隶或楷行草诸体的经验感受,其中的误差与谬误自然不在少数。其四,在篆隶所处的原生时代,文字的实用是第一位的,美从属于文字规范,人们还没有纯为审美的艺术需求,更不会想到如何在作品中投入自我。那么,三代秦汉为数众多的篆隶经典作品及其丰富多变的个性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传统书学思想中的“达性抒情”、“字如其人”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在它们那里是否能够体现?如果能,古人是怎样做到的?如果不能,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应该怎样看?后代名家的篆隶作品又应该怎样看?二者之间有多少可以证明的异同?其五,迄今为止,后人对篆隶原生状态中的各类作品所做的总结和评述,有多少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有多少东西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临帖与创作实践?例如,怎样取法,怎样在“与古为徒”的同时来避免与时尚脱节,怎样在古今之间明确自我等等,都存在问题。我是一面读书、读帖、读所有的出土文字遗迹,一面思考、研究和习字,并随时修正认识,改进方法,把学术和艺术融合为一。 我提出“原生状态”的概念,旨在区别于后代的承习与变法,排除后人见解的干扰,直接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追循其历程,体会原滋原味的种种探索和创造。也就是说,后人的见解可以给我们启发,也能影响我们的独立思考而先入为主,使作品中某些特有的意味被过滤掉,或是出现较大的偏差。例如,清人评说汉碑八分隶书,只关注具体作品的美感风格,从不深究其由来。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因素,我们只择其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个简单现象来加以说明。成公绥《隶书体》前半部分称述楷书,后半部分论说隶书: 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分白赋黑,棋布星列。设计知识资源网 意思是说上石的八分隶书有别于书简的形式,它们要像摹刻玺印那样均匀地分窠而为方格界栏,其章法布白有如棋盘布子或星宿排列那样秩序井然。成公绥是西晋人,去汉未远,仍置身于八分铭石的风尚之中,自然熟知甚妙。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划分界格这种粗浅的常识呢?试想,汉人书简字形皆扁,书碑皆方,二者明显有别,其关键就在于书碑有格,是长方格规定了字形的结体。推衍开来,字字撑满界格者如《景君》、《裴岑》等波挑收敛,波挑开放者字形缩小而形成宽大的字距和疏朗的章法布白。其它如整齐字形、规范蚕头雁尾等种种碑刻书法现象与原委,也都与界格有关,这里就不多说了。由此可见,清人的篆隶见解缺憾甚多,而今天的创作仍在延续其作品形式,必然是因陋就简,使学习古法疏于肤浅和空疏。我把三代秦汉书法史研究的心得逐渐转入临帖与创作当中,得出许多异于前贤、时人的体会,常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快感,功夫容或未至,而见解上已经不必后人了。 这样说,前提是要有能力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处于不同阶层和位置的人群之所想所乐所尚。如果只有一般的艺术直觉和审美经验,即很难完整地解读那些作品。我原来的篆隶起手都学清人,也相信他们的观点,后来硕士、博士都攻读文字学,观看、摹录古文字篆隶字多了,体会也大异于从前。再后搞起书法史与书法批评研究,才真切地感受到徜徉于篆隶原生状态中的愉悦和收获,想问题、看作品也往往会与众不同。这样,我从通观古文字篆隶遗迹入手,进行经常而大量的摹习,同时验证于现代展览需求的创造和个性变化,反反复复,亦古亦我,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种学习和探索。 我学篆隶,主张博瞻约取,明确自己所需,临任何一件作品,都要弄清楚其目的,也就是要从中汲取什么。有一些作品我可以研究,但临习却不碰它们。这包括:大家都学的不碰,以免“下笔便同众人”;有程式化特点不碰,如李阳冰一路的玉著、铁线小篆、汉《史晨碑》等及三国魏碑唐碑隶书之类;装饰性书体不碰,如战国中山器、吴《天发神谶碑》、北朝至唐代墓志盖文等,以免堕入画字者流;个性风格鲜明或有习气的不碰,如赵之谦、徐三庚、李瑞清、吴昌硕等人的大小篆,郑盙、金农、伊秉绶、陈鸿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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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看

1872年克洛德莫乃的这幅名为《日出印象》的油画首次展出,这幅画描绘了法国勒阿佛尔港口黎明时分的情景,港口作业区的大致轮廓--起重机、吐着烟的烟囱、建筑--透过浓密的晨雾和满画面的匪夷所思的破碎笔触,观者所能辨出的就是这些。这幅画儿当时在大多数人眼中简直是一团糟。批评家们更是大为恼怒,他们将这幅画的作者莫乃以及与之画风相近的画家的称为“印象主义”。指责莫乃画风太幼稚,其画作不过是小儿涂鸦而已,与勒阿佛尔港日出时的情景何尝有半点相似。几年后艺术评论来了个180度转变,好象莫乃好得不能再好了,仿佛印象派画家不仅长与用笔而且捕捉视觉真实的技巧已臻化境,令当代画家相形见拙。为何莫乃笔下的勒阿佛尔港先被说成一团糟,后来又被称为对港区日出情景了不起的再现?我们该如何理解此种戏剧化的转变。莫乃背弃了关于勒阿佛尔港传统的种种表达方法,而更趋向于表现真实的自我感受,传达出自己对日出的鲜活印象,将常识之类搁置一边,竭力捕捉最初朦胧印象,并将其凝固在画布上。他试着画出的是我们打量世界时实际看到的一切,而不是我们料想我们会看到的东西。因此开始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抗拒,勒阿佛尔港的日出怎么是这样的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观察,人们发现,当船衬着城市的背景出现时,在特定的光线下从特定的角度看去,船似乎真的是在城里行驶,有时海天会浑然一色,我们实难分辨何为大海,何为天空。每件成功的艺术品不可或缺的东西究竟为何,那就是--一种能令我们重新发现现实中遭歪曲、忽略的一面的能力。

梵高的宇宙,可以在《星夜》中永存。这是一种幻象,超出了拜占庭或罗曼艺术家当初在表现基督教的伟大神秘中所做的任何尝试。梵高画的那些爆发的星星,和那个时代空间探索的密切关系,要胜过那个神秘信仰的时代的关系。然而这种幻象,是用花了一番功夫的准确笔触造成的。当我们在认识绘画中的表现主义的时候,我们便倾向于把它和勇气十足的笔法联系起来。那是奔放的,或者是象火焰般的笔触,它来自直觉或自发的表现行动,并不受理性的思想过程或严谨技法的约束。梵高绘画的标新立异,在于他超自然的,或者至少是超感觉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可以用一种小心谨慎的笔触来加以证明。这种笔触,就象艺术家在绞尽脑汁,准确无误地临摹着他正在观察着的眼前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确是如此,因为梵高是一位画其所见的艺术家,他看到的是幻象,他就是幻象。《星夜》是一幅既亲近又茫远的风景画,这可以从十六世纪风景画家老勃鲁盖尔的高视点风景手法上看出来,虽然梵高更直接的源泉是某些印象主义者的风景画。高大的白扬树战栗着悠然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的小村庄,在尖顶教堂的保护之下安然栖息;宇宙里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最后的审判”中旋转着、爆发着。这不是对人,而是对太阳系的最后审判。这件作品是在圣雷米疗养院画的,时间是1889年6月。他的神经第二次崩溃之后,就住进了这座疗养院。在那儿,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他就不停地作画。色彩主要是蓝和紫罗兰,同时有规律地跳动着星星发光的黄色。前景中深绿和棕色的白杨树,意味着包围了这个世界的茫茫之夜。梵高继承了肖像画的伟大传统,这在他那一代的艺术家里鲜见的。他对人充满了激情的爱,使他不可避免地要画人像。他研究人就象研究自然一样,从一开始的素描小品,一直到1890年他自杀前的几个月里所画的最后自画像都是如此。它如实地表现出疯人凝视的可怕和紧张的眼神。一个疯人,或者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画出这么有分寸、技法娴熟的画来。不同层次的蓝色里,一些节奏颤动的线条,映衬出美丽的雕塑般的头部和具有结实造型感的躯干。画面的一切都呈蓝色或蓝绿色,深色衬衣和带红胡子的头部除外。从头部到躯干,再到背景的所有的色彩与节奏的组合,以及所强调部位的微妙变化,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好地掌握了造型手段的艺术家,仿佛梵高完全清醒的时候,就能记录下他精神病发作时的样子。记得一句关于梵高的话:“灿烂到极致不是黯淡就是死亡,所以梵高也只能,毁灭了自己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他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梵高的作品,如《星夜》、《向日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现已跻身于全球最具名、广为人知与昂贵的艺术作品的行列。梵高出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于绘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他早期画风写实,受到荷兰传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3年底,梵高回到父亲供职的教堂所在地纽南。在纽南的两年时间里, 梵高苦练素描技巧。在画了大量素描写生和习作后,他完成了第一幅著名作品-《吃土豆的人》。这幅作品和他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都受荷兰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画面深沉,有极强的乡土气息。这也表现出梵高很强的农民情结,他似乎很想成为一位农民画家。一方面,他受到“精神导师”米勒的影响,更重要的可能是内心深处对乡间生活的向往,对淳朴农民的尊敬和对诚实劳动的赞美。1886年,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他的画,开始由早期的沉闷、昏暗,而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而当他1888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影响,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在阿尔,凡高想要组织一个画家社团。1888年,高更应邀前往。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此后,凡高的疯病(有人记载是“癫痫病”)时常发作,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这位易于激动而富于神经质的艺术家,在其短暂一生中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他曾说: “作画我并不谋求准确,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他并不关注于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亨利·福西隆在论述凡高时说道: “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   为了能更充分地表现内在的情感,凡高探索出一种所谓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他认为:“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在他画中,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而他那富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的麦田、柏树、星空等,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震撼观者的心灵。在他的画上,强烈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色彩与笔触的交响乐中。 采用点彩画法。 他的大部分作品如《奥维尔教堂》等,画面色彩强烈,色调明亮。后来受到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大胆的探索、自由地抒发内心感情的风格,追求线条和色彩自身的表现力,追求画面的平面感、装饰性和寓意性。梵高的作品中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强烈的个性和形式上的独特追求,一切形式都在激烈的精神支配下跳跃和扭动。 梵高最早的油画——包括埃顿时期,海牙时期和德伦特时期。当梵高画它们时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这些作品大约完成于1881年—1883年间。此前,梵高在博里那日矿区受到巨大打击,对上帝几乎绝望,却终在迷茫与困惑中找到了一生的归宿--绘画。他开始大量临摹名画,并画了大量素描习作。可以说,凡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天才画家。他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又有极高的文学素养,这使他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梵高喜欢伦勃朗,喜欢米勒,他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农民,工人,社会底层人。深沉厚实的风格虽与其以后的画风有极大的反差,但画中所表现出的气质与精神却是永恒不变的。 他的早期作品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画派影响,代表作有《食土豆者》、《塞纳河滨》等。曾两次在咖啡馆和饭馆等地向劳工阶层展出自己的作品。不久厌倦巴黎生活,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开始追求更有表现力的技巧;同时受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大胆探索自由抒发内心感受的风格,以达到线和色彩的自身表现力和画面的装饰性、寓意性。  梵高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世人所接受,直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世界正进行着一次全面的革新,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变革,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大大的提高。而过去相对于印象派较为超前的梵高,此时正适应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梵高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与哲学家!”获得这项殊荣的时候,梵高已经去世了47年。 当他在世时他的作品虽很难被人接受,却对西方20世纪的绘画艺术有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现代人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法国的野兽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以及20世纪初出现的抒情抽象主义等,都从他的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自由抒发内心感情、意识和把握形式的相对独立价值、在油画创作中吸收和撷取东方绘画因素等方面,得到启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绘画流派。   梵高摒弃了一切后天习得的知识,漠视学院派珍视的教条,甚至忘记自己的理性。在他的眼中,只有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他陶醉于其中,物我两忘。他视天地万物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用全部身心,拥抱一切。梵高很晚才作为一位极具个性化的画家而崭露头角,距他去世时只有八年。梵高着意于真实情感的再现,也就是说,他要表现的是他对事物的感受,而不是他所看到的视觉形象。   梵高在巴黎结识了印象主义画家群体,并多次参与他们的画家交流聚会之后,他的调色板就变亮了。他发现,他唯一深爱的东西就是色彩,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他手中的色彩特征,与印象主义者们的色彩根本不同。即使他运用印象主义者的技法,但由于他对于人和自然特有的观察能力,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非凡的个性。   梵高把他的作品列为同一般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不同的另一类,他说:“为了更有力地表现自我,我在色彩的运用上更为随心所欲。”其实,不仅是色彩,连透视、形体和比例也都变了形,以此来表现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极度痛苦但又非常真实的关系。而这一鲜明特征在后来成了印象派区别于其他画派而独立存在的根本。梵高死后不出几年,一些画家就开始模仿他的画法,为了表现强烈的感情,可以不对现实作如实的反映,这种创造性的态度被称作表现主义,并且证明是现代绘画中一种历久不衰的倾向。即为了主观意识而对物体进行再塑造。   尽管高更和梵高的名字双双成为现代表现主义的先锋,成为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家的典型,但他们的个人性格特点又有某些不同。高更是个攻击传统观念的人,语言刻薄、玩世不恭、冷漠无情,有时蛮横无礼。而梵高对于共事的艺术家,则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热情的深沉的爱。梵高是一位具有真正使命感的艺术家,梵高在谈到他的创作时,对这种感情是这样总结的:“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   梵高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信念:艺术应当关心现实的问题,探索如何唤醒良知,改造世界。

(法)弗朗索瓦米勒 油画,5×111厘米,1857年, 巴黎 卢浮宫藏   《拾穗》是米勒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是一幅十分真实的,亲切美丽,而又给人以 丰富联想的农村劳动生活的图画。从中不难看出画家对劳动的甘苦,特别是“汗滴禾下 土,粒粒皆辛苦”的意义是有着切身的深刻体验的。整个作品的手法极为简洁朴实,晴 朗的天空和金黄色的麦地显得十分和谐,丰富的色彩统一于柔和的调子之中,它像米勒 的其它代表作一样,虽然所画的内容通俗易懂,简明单纯,但又绝不是平庸浅薄,一览 无余,而是寓意深长,发人深思,这是米勒艺术的重要特色。米勒是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在师,他的大量的以农民题材为主的油画、素描、版画至今仍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与鼓舞。   《拾穗》描写了一个农村中最普通的情景:秋天,金黄色的田野看上去一望无际,麦收后的土地上,有三个农妇正弯着身子十分细心地拾取遗落的麦穗,以补充家中的食物。她们身后那堆得像小山似的麦垛,似乎和她们毫不相关。我们虽然看不清这三个农妇的相貌及脸部的表情,但米勒却将她们的身姿描绘有古典雕刻一般庄重的美。三个农妇的动作,略有角度的不同,又有动作连环的美,好像是一个农妇拾穗动作分解图。扎红色头巾的农妇正快速的拾着,另一只手握着麦穗的袋子里那一大束,看得出她已经捡了一会了,袋子里小有收获;扎兰头巾的妇女已经被不断重复的一上一下弯腰动作累坏了,她显得疲惫不堪,将左手撑在腰后,来支撑身体的力量;画右边的妇女,侧脸半弯着腰,手里捏着一束麦子,正仔细巡视那那已经拾过一遍的麦地,看是否有漏捡的麦穗。农妇们就是如此往复地劳动着,为了全家的温饱,怀着对每粒粮食的感情,耐心而不辞辛苦地拾着麦穗。   画面上,米勒使用了迷人的暖黄色调,红、蓝二块头巾那种沉稳的浓郁色彩也融化在黄色中,整个画面安静而又庄重,牧歌式地传达了米勒对农民艰难生活的深刻同情,和米勒对农村生活的特别的挚爱。

绘画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好看

《韩熙载夜宴图》包括“听乐”、“观舞”、“休憩”、“清吹”、“宴归”五部场景。画作中虽未画出墙壁、门窗,但作品以其独特而巧妙的连环画式构图。“听乐”场景:此部分出现的人物最多。韩熙载长须高帽,身着黑袍,盘腿坐于榻上,与其他宴客及侍女共同欣赏艺妓的琵琶弹奏。画作者以其高深的技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听乐”的场景,从画中人的目光、姿态,让观者充分感受到琵琶奏出的旋律,在撩拨着听者的心弦。“观舞”场景:此部分的描绘更为生动。不仅主人公韩熙载亲自击鼓伴奏,而且画作者在次要人物的描绘中,更是别具匠心,如韩熙载的宠妓王屋山,身姿娇小、舞步轻盈,好友德明和尚与此声色之景不期而遇,又显得好不尴尬,可谓是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休憩”场景:此部分可以说是整部画圈的过渡和衔接部分。韩熙载坐在榻上洗手,画作者通过对这一看似平常举动的描绘,直接表明了夜宴上的间歇环节,紧扣此处的休憩主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简洁精练。     “清吹”场景:此部分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画作者对五名演奏吹乐的艺妓的描绘。主人公韩熙载摇扇而坐,五名艺妓一字排开、疏密有序,神情各不相同、动态皆有所异,形象之生动,正是源于画作者在人物描绘方面的深厚功力。  “宴归”:此部分是以主人公韩熙载在夜宴闭席后,挥手送别宴客的情节,结束了整个画卷。 纵横全卷,无疑,画作者将主人公韩熙载,这样一个满腔抱负但又壮志未酬的士大夫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画作各个场景中,主人公的忧郁与其他宴客和艺妓的欢歌纵舞、喜乐调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韩熙载郁郁不得志的心情。    这是一幅由南唐后主李煜亲手促成的画作,有着非同凡响的绘画表现形式和艺术水准,成为世人公认的国宝——《韩熙载夜宴图》。按说,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韩熙载,原本应该在政治上大显身手,却不料因为《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作的传世,给世人留下了生性放浪、沉湎声色的颓靡形象。也正因如此,导致人们对这幅画作的诞生根源给予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后主李煜继位时,南唐国势不振,而北方的后周则迅速崛起,并有挥师南下一统天下之势。面对北方强敌,李煜本想任用韩熙载为宰相辅佐自己,可又因为韩熙载是北方人而心怀猜疑。而韩熙载呢,也深深明白自己表面上颇得南唐王朝厚恩,事实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信任。因此,韩熙载为了避免遭受无端构陷,开始在生活上疏狂自放、纵情声色,希望以此来蒙蔽朝廷耳目,使自己能够安享晚年获得善终。即便如此,后主李煜对韩熙载仍不放心,于是派遣翰林画院待诏周文矩与顾闳中深夜潜入韩宅,窥测其纵情声色、放歌狂饮之场面,然后通过目识心记绘制出了惊世奇画——《韩熙载夜宴图》。   这幅《韩熙载夜宴图》,随着溥仪潜逃东北后成为伪满洲国的国宝画作。由于伪满洲国的覆灭,这幅画作又散佚民间成为轰动一时的“东北货”之一。再后来,北平琉璃厂玉池山房古玩铺老板马霁川购得此画,并一直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如今,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一件镇馆之宝,只是潜伏在这幅旷世奇画背后的故事,依然让世人难以厘清原委。

中国山水画赏析 -------------------------------------------------------------------------------- 2008年第15场(总第261场) 主讲人:丘挺 时间:5月25日 地点: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 5月25日下午,中央美术学术副教授、画家丘挺先生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做了一场题为“中国山水画赏析”的讲座。 丘挺首先指出,山水画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艺术门类,是人类艺术高峰的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艺术门类之一。山水画为什么在人类艺术宝库中有这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山水画本身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人在表现自然的过程中体会到山水这种无限的可能。从文化的深层根源上看,中西方文化有着文化理念上的根本差异,这使得中国的山水画与西方的风景画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方法,由此显出中国山水画的高远意境。 对中国山水画的欣赏,丘挺强调一种诗性的精神,要用这种诗性的审美观念去观照山水画的艺术境界。他谈到,魏晋时代玄学盛行,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清谈人生,超脱世俗,过着清远旷达的艺术人生,他们把心性投向山水之中,在自然中满足其艺术的生活情调,由此开创出山水诗。而山水诗的发展与成熟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美自觉的产物,为以后山水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 丘挺认为,中国哲学把自然看成生命的整体,正如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说:“既可赋予自然以人格化,亦可赋予人格以自然化”,山水画的根源,来自我们内心对自然山水的一种感悟。因此,山水画的造境主旨是围绕着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写照和表现万物与内心世界的合一。欣赏山水画,讲究游心与游目的合一,它本身是意向性的,就是要求欣赏者目似而神欲,达到形神交错的境界。 而山水画的表现手法,涉及到中国人对空间的诉求,即“远取其势,近取其质”,远观其气势,近观其形式。丘挺认为中国山水画的空间处理是诗性化的,特别是手卷所表现出的情节推移和展开,就像一种视觉上的山水诗。他说,诗歌会影响山水画的视觉形式构成,影响我们的观看方式和表现方式,任何视觉的东西都是观念的东西,支撑视觉表现的都是后面的艺术观念、价值观念,这是山水画欣赏的一个重要前提。 李维康中国山水画艺术赏析 2008-03-24 19:01:54 墨写白山黑水千重岭,挥毫泼金留银绘山川。我省著名国画家李维康的山水画,不仅蜚声北国黑土美苑,且在国内中国画画坛也颇具影响力,其作品已走出国门,远赴俄罗斯、日本及欧洲举办画展。五十多载春秋的绘画生涯,使他对中国山水画的意境、构图、用墨、运笔都有了更深层的感悟。特别是他的北国山水画作品,既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又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雄浑博大、气势恢宏,博得了画界同仁和众多书画爱好者的青睐。观赏李维康的山水画卷,让人大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之感。那草那树,都被赋予了勃勃生机;山的巍峨壮观、水的清澈激越、云的轻柔飘逸、雾的亦梦亦幻、草的昴然临风、树的葱郁苍劲,都幻化在了神美的意境之中。他的画作,被许多博物馆珍藏,而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许多国家均有展出与收藏。李维康的北国山水画缘何能够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画坛评论家认为,其绘画作品具备如下几个艺术特点:功力弥深,厚积薄发。作为一个绘画艺术家,必须有深厚的理论、艺术修养、崇高的理想境界和卓越的目光胆识,才能在创作上把自己的灵感充分发挥出来。鉴于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李维康在艺术学院学习时在导师王庆淮的亲授下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基本功底和综合素养,为以后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他师从名家,更是受益匪浅。他对黄宾虹、李可染、石鲁的山水画反复研究,亲耳聆听艺术大家王琦、关山月、傅抱石的艺术讲座,对以后的艺术创作和事业发展自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o观察细腻,道法自然。1965年大学毕业之后,李维康被分配到黑龙江美术出版社从事美术编辑工作。这里既是一个美术作品出版单位,也是一个美术创作的重要阵地。他创作的许多美术作品,经常参加省市及全国的美术展览。为了创作他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领略和体悟山川的壮丽秀美及无限神蕴。为了寻找大山的内涵和感觉、各种山石皴的形成及特色,他"搜尽奇峰抒草稿",在大量写生创作中汲取营养、认识创作规律。20世纪80年代,他又走出国门,进行文化艺术交流,举办画展,从中受到了新的艺术熏陶,扩大了视野,拓展了创作空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与价值取向,并提出了"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艺术思想,在不断学习传统基本功和面对大自然探索中发现与创造新的表现手法,并成功地运用到北方山水画的创作实践中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泼彩泼墨,留白积染。山的瑰丽并不单纯在于那些实景,更在于它犹如美丽的少女披上面纱那种含蓄神奇的美。在攀过无数的名山大川,见过许许多多山体之间的云气氤氲、峰峦隐现、物景变幻、水流酣畅。这种抽象美、意象美,在他经过长期地观察和研究后,运用泼色泼墨的画法来表现山川秀美与灵动的神来之笔,达到了意料之外、意想之中的理想效果。之后,他又把泼色泼墨及"皴墨皴彩"相结合,并将"留白"的方法融入到此法中,形成了自我表现北方山水独特的手法与风格,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他的创作灵感和经验完全是从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历尽艰辛体悟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作品的表现是不能走捷径的,要使作品获得成功必须有两点:一是要有一定的思想艺术内涵;二是要有与众不同的过硬基本功。这就必然有相对的难度,唯其难,所以要付出超乎寻常的艰辛努力。"北方的崇山峻岭、森林榛莽、白山黑水、广袤黑土,是一个国画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探究不竭的课题。李维康的国画作品,大都是北国风光,其中的银色的白山、金色的秋岭、云雾、流水、白桦都是用"泼金留银"画法来表现的,自然留痕天成,颇具金石韵味。这种方法,不介入白色等其他手段,而是画出重墨留出实体的白线物象,犹如拓印出来的碑帖文、画像石、画像砖、岩画等艺术效果。艺术评论学者评价其作品说:"他是来自祖国北方的画家,其传统功力深厚,笔墨运用娴熟,表现手法新颖,作品大气、凝重,价值颇高,堪称中国山水画坛一绝。"他的代表作《白山黑水》长卷在加拿大展出时受到广泛好评,加拿大文化参赞说:"这是我所见到的作品中最完美最恢宏的一幅画,在西方从未见过。"著名评论家李松、庄稼、王喜朴、黎朗都对其作品给予了中肯、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观看李维康的画,感到其作品传统功力深厚,画幅更有新意。这些写意山水画酣畅淋漓、恢宏大气,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在他的笔下,巍峨的群山、飞泻的瀑布、苍翠的松 皑皑的白雪、挺立的白桦,巧妙地调节了画面的黑白、虚实、轻重、浓淡的节奏感,营造出了新的意境和情趣。李维康在他自己的创作随笔中说,我认为大山是有灵气的,它宛如巨大的生灵,蕴藏着无穷的潜在力量!它那硕大身躯横卧大地,酝酿着天下的风云。山昂首齐天,激荡着宇宙的精魂。它是一位思想者,朝夕思索着……它是具有多元美的百科全书,毫不保留地 把无限风光奉献给人世,任人欣赏描绘。我见到过浮在云端上的白山头和如水晶般明亮的天池。我看到那轰轰鸣响,狂欢咆哮的镜泊飞瀑和那万丈直泻的长白径流……北方的春风吹过,我常听到驱赶冰排的歌讴。盛夏,让我描绘如海涛起伏般的大面积向日葵园田,由大地铺向大山深处。深秋时节它又献给我层林尽染的桦林和枫林,它给我的印象犹如金红色的流体,化入天际之中。在那万物皆白、色彩如银的天地间,只有一条条墨绿色如同黑龙一样的大江蜿蜒起伏的涌进,这便是它在冬天里的奉献。山水哺育我成长,它大公无私地给予我无穷无尽的灵感和驱动力,让我不断地去开拓新的领地!为此我登过许多名山大川,也曾去过人烟稀少的沙漠和雪山,了望昆仑山和天山的磅礴,冰山山峰向我遥遥招手对话。当我归来时,又去 思索大山的神威。"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把我的精神世界带到了这人文景观与大自然本体荟萃之地,引起我的思索确是客观景象和主观感受的综合体,我想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和探索。我顿悟!原来大山就在我的心灵之中,与我的命运共存!李维康 笔名:朔山人、净山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曾经为黑龙江省美术出版社编审及创作室主任。1978年至今多次参加国内外书画赛事并获奖。1980年赴日本举办个展,1987年赴香港举办个展,1990年赴日本东京岗山举办个展,1992年赴韩国展出作品。2006年参加中国当代名家访俄书画展。发表论文三十余篇,美术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美术馆及收藏家珍藏。以上两个文章资料和一个视频地址资料够你整理的了,看看别人怎么写的,然后再用自己的话修改一下就好了。 你直接去百度百科里面搜作品名称就知道了。。。。。。。。。。。。。。。。。。。。。。。。。。。。。。。。。。。。。。。。。。。。。。。。。。。。。。。。。。。。。。

列宾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赏析 众所周知,美术的鉴赏是运用感知、记忆、经验、知识,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分析、判断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美术知识的过程。本学期,我选择了“世界美术赏析”这门艺术学科进行了选修。原因其实很简单,我自小非常喜欢美术方面的东西,对这些看似神秘的艺术形态十分好奇,很想从这课程当中得到一些艺术的知识与熏陶。通过选修这门课程,我逐步了解了许多关于绘画的知识。学下来收获很大,我逐渐可以感受到了文艺复兴意大利艺坛三杰之一的拉斐尔那作品散发出一种令人愉快的笃定,那种归属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在他的作品中的寓意;了解了被可视为法兰德斯巴洛克风的具体象征的鲁本斯的作品;当然还有现在被我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油画之一的伦勃朗的“泰特斯”等等这些经典的西方美术艺术。通过不断的美术鉴赏活动,可以提高人的审美趣味、陶冶高尚情操,通过美术鉴赏,提高我的艺术品味,吸收前人优秀技法,在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中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且在我看来从实际情况作为起点,由于经济生活的变化,各种思潮的影响,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大,学生产生了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高分低能 ”是一种表现。学生有较多的知识和专业文化,并不一定代表他具有其他方面的素质和修养。所以要呼吁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一个系统,而艺术教育恰恰则是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效手段和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艺术教育不是培养专业的艺术家,不是单纯地训练吹笛子、弹钢琴、画画、书法和跳舞的技术,它是要通过这种技能、知识和修养,提高审美境界,从而促进德、智、体、美、劳、生的全面发展,成为心中具有崇高理想和大目标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代新人。所以要适当的培养自身的艺术修养。这也是我选择这一课程的原因之一。在为时一学期的课程即将结束时,我经过查阅资料将结合俄国伟大现实主义画家列宾的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按照一般鉴赏的程序对其进行简单的艺术鉴赏: 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作者:列宾 列宾(1844---1930)是十九世纪后期俄罗斯最伟大的艺术巨匠。这幅作品描绘的是伏尔加河上纤夫拉纤的情景。这幅作品创作于1873年,花了三年的功夫才完成。现收藏在彼得堡俄罗斯美术馆内。 1、作品画面介绍: 《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列宾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在这幅画的构图上,列宾利用了沙滩的地形和河湾的转折,使十一个纤夫犹如一组雕像,被塑造在一座黄色的、高起的底座上,使这幅画具有宏伟深远的张力,画中的背景运用的颜色昏暗迷蒙,空间空旷奇特,给人以惆怅、孤独、无助之感,切实深入到纤夫的心灵深处,亦是画家心境的真实写照,这对画旨的体现,情感的的烘托起了极大的作用。在画面上画家又对伏尔加河的景色进行了巧妙的布局,以狭长的横幅展现这群纤夫的行列。伏尔加河畔阳光酷烈,沙滩荒芜、近景只有埋在沙里的几只破筐作点缀。景色十分凄寂。一队穿着破烂的纤夫在拉着货船,步于是那样地沉重,似乎可以听到压抑低沉的“伏尔加船夫曲”的回声。因此本画的构图、线条、笔力等绘画技巧都是相当成功的。 被烈日炙烤的焦黄的河岸上,一队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纤夫拖着沉重的脚步拉着货船,在酷日下精疲力竭的向前挣扎。他们中有老有少,个个都衣着破烂、面容憔悴。领头的是一位胡须斑白的老者,眼睛深陷,坚毅的面孔透出饱经风霜的智慧,但愁苦的表情仍然显示了他对于艰苦生活的无奈。 走在最后的纤夫低着头垂着手,麻木地随着队伍向前挪动,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日日苦役般的生活。队伍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形象,是处在队伍中部的一位少年,可以看出他才开始这样的工作不久,皱着眉头还不太习惯,他直起腰想用手松一松肩头紧勒的纤绳,毕竟年轻,还不甘心忍受这样的苦楚。其余的纤夫都弯着腰低着头,似乎已没有多余的力气再来表现点什么,在他们身上剩下的,惟有贫苦、艰难与无奈。在这幅反映纤夫苦难生活的画里,与其说是人与自然在搏斗,不如说是人在与残酷无情的黑暗命运和社会搏斗。 画中的纤夫共有11个人,约略分成三组。每一个形象都被列宾仔细推敲过,画过人物写生。他们的年龄、经历、性格、体力以及他们的精神气质各不相同。画家把这些性格作了高度的典型化,又都统一在主题之中。现据画家本人的记述,分别来详细介绍这里的每一个人物的情况: 最前一组共四人,领头的名叫冈宁,他的表情温顺,然而性格坚韧,具有一种内在的意志力,此人约有四五十岁。他那双深陷的眼睛使他的前额更加突出,显出了他的智慧。列宾在他的头上添画上一块包头的破布,似乎要把他塑成古希腊哲学家的样子。他原是个神父,后来被教会革职,一度充任过教堂唱诗队的指挥。他身体结实,两手下垂。胸前那一条纤索绷得很紧,而身上的麻布衫却满是补钉。这是一个俄罗斯农民长者或智者的典型,他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痛苦,是这些纤夫形象中的悲剧性主角。在他右边的一个是身材魁梧的憨直的农民汉子,他赤着脚,头发蓬乱,满脸浓密的胡子,似乎在低低地向冈宁絮叨着什么。这个形象起着衬托冈宁的前倾的身子的作用。在他后面是一个细长的瘦子,年近40,身子大部分被挡住了。他头戴麦秆帽,叼着一只土烟斗,头显得尖小一些。他挺直着身子,这样可使纤索松弛,好像是想省点力气。这个瘦子的左侧,则是一个躬背弯腰的纤夫,他原来是个水手,叫伊卡尔。他的两手向下握拢,神色严厉,眼神凝注,直对着前方。显然,他的脾气一定很倔强,是个农村硬汉于。汗水已把他的上衣腐蚀得百孔干疮,结实的肩膀正从破洞处显露出来。 中间一组也是四个人:穿一身粉红色破衫裤的少年名叫拉里卡。看来这个少年是初加入这支行列,他那还未晒黑的皮肤,紧蹙的眉头告诉观者,这种劳动对他来说是负荷过重了。他正用于在调节压在自己肩头那根据痛了皮肤的纤索。画家在这个新的受压迫者身上似乎要找到一种希望,那就是不甘心受剥削,要反抗。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个少年颈上还挂着一只十字架,这是父母给孩子的信物,祈求上帝能保佑他路上平安。列宾为画这个少年纤夫,曾从他熟悉的孩童形象中挑选了一个作模特儿。少年拉纤这种现象,也如资本家利用童工榨取劳力一样残酷,这是沙皇俄国的农奴制度的罪恶,也是画家所要抨击的主要目标。紧靠在拉里卡后面的,是一个受尽风霜之苦的秃顶老汉,他皮肤助黑,脸色阴沉,一边斜倚在纤索上,一边在打开自己的烟袋,想偷闲抽口烟来缓解一下自己的苦闷。他和前面的少年,在色彩上构成了强烈对比。两代人,不同的命运,却系在一根绳索上。 少年右边是个羸弱有病的纤夫,他步履艰难,全身虚弱,正在用袖口棕汗。头发露在无檐帽的外边,颧骨耸起,泪囊水肿,他未来的路程意味着更大的厄运,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他那急促的喘息。在拉里卡与老汉之间,露出了另一个纤夫的脑袋顶,此人的脸庞发黑,鼻孔朝外,嘴唇很厚,看样子是个鞑靼人。 最后一组三人,走在前面的是个退役军人,白色的衬衫外面加了一件坎肩,帽子压得很低;背后一个皮肤黝黑,巡回展览画派评论家斯塔索夫说他是个流浪的希腊人。最后一个人只见到了他的低垂的头顶,此人似乎走得更加吃力,他正在往一个小坡上移动。全画以淡绿、淡紫、暗棕等色调来描绘上半部的空白,使这条伏尔加河流显得更为惨淡了。这是为了加强人物的悲剧性,烘托干燥炎热的天气 (列宾在冈宁和伊卡尔两个人物身上曾作过一些改动,尤以伊卡尔缠着白布的头改动得最多)。 2、作品给读者的感觉? 当我第一次面对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首先感知的是蓝蓝的天、辽阔的伏尔加河,十几个姿态各异的纤夫和他们艰难地拉着的船舶。但仔细体验画面中所产生的劳动者的力量却在视觉上似乎受到一种猛烈的撞击,产生一种说不清的瞬间直觉的审美愉悦。一般而言,感觉都是带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微妙性,感觉的最好的接受方法是体验,语言则往往难以传达某种感觉。因此,人们即使产生了某种感觉,也往往难以用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对智力成熟、语言丰富的成年人来说即为如此。但是,感觉不管再微妙,总还存在大的趋向性,那么,具体联系到《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它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压抑、悲怆和深沉。 画家列宾的这幅著名油画,是他经过十多年的构思、绘制和修改才完成的。这幅油画在反映列宾的思想感情方面很有代表性。通过仔细观察画面,我看出画家的思想感情渗透在每一笔、每个人物身上,也渗透在画面的色彩和景物的布局上。所以,只要我们细致观察,从画的整体上认真地体会,就会体会出画家所要表现的思想感情,即对沙俄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画的是人物群像,从画中人物的不同衣着、外貌、动作以及神态,我们可以深刻领会人物的内心情感。这幅油画是列宾到伏尔加河旅行时,仔细观察了纤夫的生活,经过反复的思索和修改才完成的。作者在描述这幅油画时,他的观察是从前到后依次进行的,描述时抓住了人物的衣着、外貌、神态的特点,并展开了适当的想象,把人物的外貌特点和他们的身份、地位、个性结合起来,使每个人物都有了鲜明的个性。11名纤夫,作者着重描写了4个,从年龄上说,有老年、中年、青年和少年,从职业上说,有破产的农民,有从事拉纤的工人,有退伍的士兵,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承受着沙俄时代反动统治者的统治和压迫,都过着悲惨痛苦的生活。作者这样描述,有力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罪恶。 3、作者如何使观众产生这样的感觉? 这一过程主要探究作品产生某种气氛和感动力的原因。其途径一是社会角度,一是形式角度。从社会角度探寻,指的是将画面中的形象与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已有的认识与经验联系起来,以此解释画面形象之所以给我们造成某种感觉的原因。从形式角度探寻,则是注意研究作者通过对点、线、面、体、空间、光色、材质等造形元素的处理,以及对规格、比例、均衡、对称、反复、节奏、对比、协调、虚实等组织方法的运用,如何营造出我们所感受到的气氛和情绪。 我第一次看到它,就因震动而再也忘不了它。我也曾经在不同的河流上背过纤。学会在河水不是太急,因而纤绳还不是过于沉重的时候,将纤板稍稍上移略略高出肩头,并将右胸尽量前挺以紧贴纤板,使纤绳不致于扣进肩头的肉里。但当流水很急船又满载时,就只有听任纤绳深深勒进皮肉,磨出血来也顾不上地身体前倾,几乎触及地面,靠肩胛骨拽着纤绳前进了。肩膀的骨头是否过硬,是一位纤夫合格与否的首要标准。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但我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纤夫,因为我并不专以背纤为生,只是偶尔背背纤而已。也正是偶尔背过纤,让我深知真正的纤夫有着怎样的体魄,承受的是怎样的艰辛,从而对真正的纤夫怀有一种含有敬意的复杂感情。这也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下子就打动我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曾经以为再也忘不了那幅油画的我,在不知不觉中却已将它遗忘多年!直到今夜的雨声和我幻觉中江水上涨的轰鸣声将它送回。自责之余,又联想起当初喜爱这幅画和被那纤夫形象打动的,并不仅仅是我或少数人。今天忘却这幅画乃至忘却纤夫的,哪里又仅仅只是我?忘记一幅画当然算不了什么,然而忘却纤夫呢?似乎并不仅仅是因为时代的进步,已使纤夫退出了现实生活。事实上,退不退出现实生活是无关紧要的,一曲《纤夫的爱》不是风行全国,让两位歌手唱红了?今天人们欣赏不已的,是《纤夫的爱》在卡拉OK中的悠闲缠绵画面,是“在纤绳上荡悠悠”的“纤夫”了。问题并不在于这支歌中纤夫形象的虚假,而在于人们欣赏虚假,欣赏缺钙的“美”。因此,忘却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实质是忘却那种有着阳刚之气的,能够承受一切苦难与重负的纤夫精神。

书画鉴赏论文1500字怎么写

在我看来,学篆隶书法有五难。其一,今天距篆隶的原生时代太过遥远,很容易造成难以穿越的历史隔膜,相差二十岁就有“代沟”,差两三千年又会怎样?最典型的现象是学习篆隶书法较好者能规模其形,较逊者连形都把握不好,更不要说神意、古雅了。至于好的个性与创新,尤为麟凤之属。其二,在篆隶的原生时代,古人没有留下关于技法、审美的任何文字说明,后嗣承习的过程中偶尔有只言片语的书论,又往往不关痛痒。今人对篆隶古体的认识,大都出自清人散断的题跋、评论与书写体会,这对了解各种学习范本所代表的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其三,后人对那些处于原生状态的篆隶书法作品所做评述,都是根据金石拓本的审美经验,而金石文字无不受到书制工艺的影响,具有“二次完成品”的属性,不能准确的反映书写的真实状态。再则,古人的篆隶审美和技法总结,同样有隔膜,而表达见解的方式和用语,经常要借鉴来自时尚篆隶或楷行草诸体的经验感受,其中的误差与谬误自然不在少数。其四,在篆隶所处的原生时代,文字的实用是第一位的,美从属于文字规范,人们还没有纯为审美的艺术需求,更不会想到如何在作品中投入自我。那么,三代秦汉为数众多的篆隶经典作品及其丰富多变的个性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传统书学思想中的“达性抒情”、“字如其人”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命题在它们那里是否能够体现?如果能,古人是怎样做到的?如果不能,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应该怎样看?后代名家的篆隶作品又应该怎样看?二者之间有多少可以证明的异同?其五,迄今为止,后人对篆隶原生状态中的各类作品所做的总结和评述,有多少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有多少东西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临帖与创作实践?例如,怎样取法,怎样在“与古为徒”的同时来避免与时尚脱节,怎样在古今之间明确自我等等,都存在问题。我是一面读书、读帖、读所有的出土文字遗迹,一面思考、研究和习字,并随时修正认识,改进方法,把学术和艺术融合为一。 我提出“原生状态”的概念,旨在区别于后代的承习与变法,排除后人见解的干扰,直接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追循其历程,体会原滋原味的种种探索和创造。也就是说,后人的见解可以给我们启发,也能影响我们的独立思考而先入为主,使作品中某些特有的意味被过滤掉,或是出现较大的偏差。例如,清人评说汉碑八分隶书,只关注具体作品的美感风格,从不深究其由来。当然,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因素,我们只择其最具普遍意义的一个简单现象来加以说明。成公绥《隶书体》前半部分称述楷书,后半部分论说隶书: 若乃八分玺法,殊好异制,分白赋黑,棋布星列。设计知识资源网 意思是说上石的八分隶书有别于书简的形式,它们要像摹刻玺印那样均匀地分窠而为方格界栏,其章法布白有如棋盘布子或星宿排列那样秩序井然。成公绥是西晋人,去汉未远,仍置身于八分铭石的风尚之中,自然熟知甚妙。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划分界格这种粗浅的常识呢?试想,汉人书简字形皆扁,书碑皆方,二者明显有别,其关键就在于书碑有格,是长方格规定了字形的结体。推衍开来,字字撑满界格者如《景君》、《裴岑》等波挑收敛,波挑开放者字形缩小而形成宽大的字距和疏朗的章法布白。其它如整齐字形、规范蚕头雁尾等种种碑刻书法现象与原委,也都与界格有关,这里就不多说了。由此可见,清人的篆隶见解缺憾甚多,而今天的创作仍在延续其作品形式,必然是因陋就简,使学习古法疏于肤浅和空疏。我把三代秦汉书法史研究的心得逐渐转入临帖与创作当中,得出许多异于前贤、时人的体会,常有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快感,功夫容或未至,而见解上已经不必后人了。 这样说,前提是要有能力进入上古的篆隶世界,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处于不同阶层和位置的人群之所想所乐所尚。如果只有一般的艺术直觉和审美经验,即很难完整地解读那些作品。我原来的篆隶起手都学清人,也相信他们的观点,后来硕士、博士都攻读文字学,观看、摹录古文字篆隶字多了,体会也大异于从前。再后搞起书法史与书法批评研究,才真切地感受到徜徉于篆隶原生状态中的愉悦和收获,想问题、看作品也往往会与众不同。这样,我从通观古文字篆隶遗迹入手,进行经常而大量的摹习,同时验证于现代展览需求的创造和个性变化,反反复复,亦古亦我,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这种学习和探索。 我学篆隶,主张博瞻约取,明确自己所需,临任何一件作品,都要弄清楚其目的,也就是要从中汲取什么。有一些作品我可以研究,但临习却不碰它们。这包括:大家都学的不碰,以免“下笔便同众人”;有程式化特点不碰,如李阳冰一路的玉著、铁线小篆、汉《史晨碑》等及三国魏碑唐碑隶书之类;装饰性书体不碰,如战国中山器、吴《天发神谶碑》、北朝至唐代墓志盖文等,以免堕入画字者流;个性风格鲜明或有习气的不碰,如赵之谦、徐三庚、李瑞清、吴昌硕等人的大小篆,郑盙、金农、伊秉绶、陈鸿寿等

书法的精髓,是要你自己去慢慢体会、领悟的

需告知论文要求,稿酬。最好有参考题目。

我说国林啊,你是不是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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