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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经典文献九讲》（刘守刚）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gaM8jEcxBx5eLsFViFRQ 提取码：95zi 书名：财政经典文献九讲作者：刘守刚豆瓣评分：9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15-7-1页数：202作者简介：刘守刚，男，1971年生，财政学专业，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副教授，研究领域：财政史、财政思想史、财政政治学。出版专著：《中国公共生产探源与政策选择》《西方立宪主义的历史基础》《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近现代中国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财政中国——财政视野下中华帝国的成长与转型》（出版中）。

一、论述分税制改革 1论述分税制 2分税制提出的背景及目的 3分税制成功实施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及地方的财政状况二、地方财政与中央的关系 1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现状 2关系现状的利弊 3改革中遇到的阻力 4改革后的关系及影响三、地方财政 1地方财政现状 2现状的优劣 3改革中的阻力 4改革后的地方财政四、分税改革的影响及历史意义 1改革对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及地方财政状况的影响 2分税改革在现阶段经济环境下的影响与意义 3分税改革的历史影响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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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史十六讲》（刘守刚）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_QQ 提取码: g85h 书名：中国财政史十六讲作者：刘守刚豆瓣评分：4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17-1-1页数：331内容简介：民族富强之路的财政逻辑刘守刚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延续，那么历史上王朝兴衰背后的财政原因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那么两千年帝国国家治理的智慧与教训有哪些？《中国财政史十六讲》一书，不以传统的史料堆积为主要内容，也不以简单的时空框架为安排形式，而致力于运用财政政治学理论来重新阐释自商周直至当代的财政史料，从而以财政的视角揭示中华国家的发展规律，通过将财政思想演变与财政制度实践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揭示千百年来中国人用财政工具治理国家的秘密以及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路径。作者简介：刘守刚，男，1971年生，江苏建湖人。2000年、2004年分别从上海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专业毕业，分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与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从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2001年起至今，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财政史、财政思想史与财政政治学。已出版《中国公共生产探源与政策SHOU*选择》《西方立宪主义的历史基础》《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等专著，以及研究生教材《财政经典文献九讲》，并在《管理世界》《财经研究》等杂志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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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是指国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它主要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效” 缺陷。公共财政的历史使命，在于它支持、促进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市场经济体制，必有公共财政，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交替推动，共同前进。只有真正推行公共财政，才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共财政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财政模式。 “公共财政”的真正要义：并不在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表明的“市场失效”这一经济逻辑起因，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政治实质”内涵。应该说，法治性、民主性在我国公共财政理论中早已得到重视，但实际在对“公共财政”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理解上存在不足。公共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依法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做好国有资产管理，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正确认识推行公共财政的意义，明确其特征，找出当前推行公共财政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现代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主要形式有：1、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收入形式，是世界各国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约占各国经常性公共收入的90%以上；2、债务收入。债务收入包括国内发型的公债，国库券，经济建设债券，向国外政府、各级组织和商业银行的借款等。3、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收益是政府凭借其资产所有权取得的股息、红利、租金、资金占有费、土地批租收入、国有资产转让及处置收入等。4、政府费收入。指政府各部门收取的各种费用和基金性收入，包括行政执法过程中收取的各种规费和公共财产使用费。它们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我国现阶段政府费收入主要有5类：①规费收入；②共产使用费；③特别课征；④各种摊牌性费用；⑤特许金。5、其他收入形式。指上述几种收入之外的政府各项杂项收入，常见的有：①罚没收入；②对政府的捐赠；③“通货膨胀税”。公共财政支出形式：按与市场关系分类主要有：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购买性支出，又称消耗性支出，这类公共支出形成的货币流，直接对市场提出购买要求，形成相应的购买商品或劳务的活动。购买性支出：政府→市场。转移性支出，是指政府将钱款单方面转移给受领者的支出活动。转移性支出主要由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支出等组成。转移性支出形成的货币流，并不直接对市场提出购买要求，即不直接形成购买产品或劳务的活动。转移性支出：政府→私人和企业→市场。（马海涛，安秀梅：《公共财政概论》，中国财经出版社，1）

一、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必须确定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经济管理范围，交给市场去管理。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基本前提。而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着力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同时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职能真正转变到以宏观调控为重心上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得到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手段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由财政来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重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等公益性基础建设等等。只有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中的一切行为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在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是通过规范与监管市场，去解决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支撑本国经济向前发展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本国市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要以市场为中心，凡是市场能提供的产品，能满足需求，尽量由市场来提供，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在市场中起监督管理作用。　　三、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由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管理市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制定和执行有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悬殊与矛盾，调节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市场才能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政府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济体制的这种转轨，本身就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保证国家安全、政权建设、公共事业、公益性基础建设，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资金需要，加快市场经济发展。　　四、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直接需求，能使公民收益或享受。公共服务是不同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这些政府行为的共同的是都不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需求得到满足。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就要不断扩大就业，加强对就业的指导和扶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政府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尤其是要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等。这种政府职能转变就要我国建设公共财政，满足公民直接需求，使公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得到收益和享受。同时，政府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缺陷，市场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能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财政是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需要，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灾难性突发事件，只有公共财政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民直接需求。公共财政在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建设公共财政。

导论第一章财政概论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政府与市场第二节财政的概念第三节财政的职能本章小结思考题第二章财政支出基本理论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公共物品的提供?式及定价第二节财政支出分类第三节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分析第四节财政支出效益评价本章小结思考题第三章财政购买性支出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社会消费性支出第二节财政投资性支出本章小结思考题第四章转移性支出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社会保障支出第二节财政补贴第三节税收支出本章小结思考题第五章财政收入基本理论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财政收入概述第二节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分析本章小结思考题第六章税收原理及税制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税收基本原理第二节税收效应分析第三节税收优化理论第四节税收制度第五节税收管理制度本章小结思考题第七章国债及国债管理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国债种类与结构第二节国债效应与政策功能第三节国债负担第四节国债市场第五节国债制?本章小结思考题第八章国有资产管理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国有资产管理概论第二节国有资产投资与收益分配第三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第四节国有资产效益评价制度本章小结思考题第九章政府预算和预算管理体制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政府预算概述第二节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第三节政府预算管理体制本章小结思考题第十章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概述第二节财政赤字效应本章小结思考题第十一章财政政策本章导读//开篇案例第一节财政政策概述第二节国内外财政政策评析第三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本章小结思考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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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在分析框架上有显著特征。公共选择理论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而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主张通过“政治程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种“选择”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便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关键词]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主流经济；政治市场　　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　　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主流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是以微观的个体为起点，按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但二者在理论上却存在着分歧。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他们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同意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写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应当和作为组织社会活动规范的个人主义相混淆。前一种个人主义表示试图把政治组织的所有问题简化为个人面临各种选择以及他在这些选择中所做的选择。而指导他选择的目标或标准在这种分析中不占任何位置。相反，作为一种组织规范的个人主义包含明确认可一定的价值标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目标是客观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本效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公共选择学派强调，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不能确定社会的福利情况，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须给个人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可以由客观标准确定或可以从物质上进行计算，函数的最大值也是客观确定的。　　第三，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后，经济学是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或有竞争性目标中怎样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这成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们的选择行为和选择结果似乎与制度结构和宪法秩序无关。分析框架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构造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就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开始的，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或资源配置理论，而是一门交易的科学，把市场交易作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分析的重要工具，分析框架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得以。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了政治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任何利益。人们正是基于自身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易来形成所需要的政治过程的结构。在市场上，个人用一种物品交易另一种物品；在政治上，个人交易他们同意的公共需要的成本份额。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做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判断规则是否重要，就需要确立某种标准来进行检验。用全体一致的原则来检验政府活动的效率是最好的检验原则。在维克塞尔之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林达尔在1919年发表的《公平的赋税》一文中，根据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易学说，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同私人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各自交易的获益的行动。人们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获得满足，人们缴纳的税款则是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的成本价格。政府在一定时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相互交易的均衡点来决定的，并由此确立了公共产品市场与政治市场相均衡的理论基础。　　19世纪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契约理论也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认为，人类曾经生活在一种没有法律和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并且由于这种自然状态缺少一个公正的、强有力的裁判者而相互为敌。于是人们便通过相互订立契约，把部分自然权力让给社会，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政府的权力不是无边无际的，它受宪法的制约；统治者也必须遵守社会契约，否则选民有权推翻他。这种自然法思想和有限政府学说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国家学说的基础。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致力于分析市场的缺陷，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把纠正市场失灵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级机器，是集体利益的体现。公共选择理论并不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自治程度的行为准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　　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市场机制并不象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架运转良好、能够自动调节的机器，市场的解决法并不总是最优的。政府（或集体）干预应该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缺陷是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出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没有把这些情况纳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们提出国家应当地担负起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责任。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灵的结论。这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是一次重大的修正，并使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延伸，公共选择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逻辑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在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中，只强调了“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经济人”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团利益并未做出解释。将个体置于政治市场中，应当存在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这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人的政治利益进行描述，否则“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动因。　　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评价　　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制度心理个体主义，是包括以下几个命题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个体才能有目标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个体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二是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论；三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程序的解释，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在分析框架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门格尔提出的。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个人的评价，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形成实际生活中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把方法个体主义加以系统阐述，并把它作为基本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是与门格尔属于同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第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集体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个行为所赋予的意义。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但社会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不断变动就是社会过程的进展。第三，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由于个人的行为才赋予集体以具体的意义，米塞斯给“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个定义不但把个人和个人有目的性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个体分析方法，对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组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方法对理解企业尤其是对理解市场制度或组织，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行为以及企业中的契约行为，恰恰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直接结果。　　笔者认为，整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但它决非是个体简单相加的产物。个体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单纯从个体出发来认识制度，一则无法清楚地把握个体本身的性质，而只能从抽象而又含糊的人类行为理论出发；二则无法判断个体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只能把个体的相互作用比拟成抽象的契约谈判行动，从而无法把握各种个体间契约谈判行动的外部影响，以便从个体相互作用中总结出社会作用方式的规律性。这些缺陷体现为：第一，无法把握人类行为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起源方式；第二，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集团行动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义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第三，无法真正解释许多社会整体现象起源的过程，而只能给出某种逻辑性的理论假说。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解析来自:免费论文网　　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错误地理解“自由选择”的内涵，从而将各种行为限制、行为强制以及行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这表现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个体选择的过程机制。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不确定以及目标效用结果不确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化行为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贝叶斯选择模型来代替人类行为，那么实质上就排除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将社会演变为个体决定论的世界。第二，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考虑其实现意愿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能力等条件时，选择必须以可实现的客观能力为基础。因此，在没有给予任何主观实现能力的条件下采取的某种违心的行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强制行为。因此许多社会结果不能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应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调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各种机制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种间接作用的性质，则必须考虑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在集团的性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仅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动机引导下的直接行为作用方式，而忽视了后者。　　过分强调理性最大化行为方式，可能会将人类行为中非意识性、非目的性的行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最大化行为方式要求主体的效用偏好必须满足一致性、传递性等条件。但事实上，许多偏好根本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如许多非财富化价值目标根本不能同财富目标相协同，具有非连续性、跳跃性、间断性的特点；强行将一些社会价值目标和人类各种行为基础都纳入理性最大化行为模式中，必定抹杀这些范畴的内涵，忽视它们在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中的作用。　　从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个体行为模式来分析制度，容易导致反复，因为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制度的维度，本身也是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产物。而从单纯的抽象的个体出发，则又容易陷入“社会决定个人，个人决定社会”这类争论之中。　　一般认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在于他们强调以下三点：首先，社会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其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各部分行使职能的行为；最后，个体行为将从宏观的或社会的规则、旨意或力量而推断出来，而这些都是独特的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从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或职务）中推断出来。　　从整体出发来理解社会形态与制度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生物形态下的自然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中的具体人。既使我们进行最抽象的个体分析，也需要就这个人的生存环境作一个或一些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本身就不能不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含义。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那么，这个假定比如在原始社会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不存在单纯的可分的个人利益。在管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梅奥在霍桑实验的第四阶段的结果表明：如果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化的人，那么工人将会按照计件工资尤其是累进的计件工资的要求，努力争取完成大的生产定额。但这个适合于市场制度的假设，在企业组织内部却并不成立。在班组中的工人宁可完成大部分工人所完成的生产定额，既不愿意超额，尤其不愿意过多地超额。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同一市场中，所做的行为选择会如此不同呢？因为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他的行为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制度决定个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决定制度。　　缪勒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成了公共选择存在的理由。从公共产品的个别特性中推论出整体的特性的方法，由于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尚未将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纳入分析框架之内，公共选择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其基本逻辑分析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乘者。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产品，就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因而需要公共经济部门介入。　　对于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给了出不同的理由：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能是构成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简陋，文明程度太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只能依靠国家集中全国的资源和人力来进行，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组织和管理这一共同体活动，促成了政府的产生并构成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魏特夫据此得出了“东方专制社会”主要起源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在埃及、西亚和中国文化演进中灌溉是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治水问题解决了官僚阶级的存在，依附阶级强制性劳役以及从属阶级对帝王的官僚集团职能的依附”，阐明了官僚政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谈到政府这一职能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公共工程的职能。”魏特夫、马克斯·韦伯及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的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明确地区分了东西方社会在进行公共产品提供时的不同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集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或形成了这一制度安排。所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四、结论　　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的区别是：主流经济学把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放在了经济学之外，留给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由于研究视角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对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把利益冲突及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而是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把经济问题上升为通过“政治程序”解决。这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但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如何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能置于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内，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方法。　　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因为：第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最大化———选择”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纳入制度因素时，必然会产生许多该分析框架不可解决的理论冲突，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市场交易的根源。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学”，它为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分析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行为理论（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交易理论，从而构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厦。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修正古典“经济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财富最大化价值目标纳入行为理论之中；二是将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模式进一步拓宽，运用于整个社会范畴，认为每个人都进行着选择，即便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也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约束内“自由地”选择。由于抽象地从人类个体出发，因此，公共选择方法论只能将人类不同的个体视为无差别的、平等的原子体，从而只能将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归结为机会主义式的冲突，而无法看到个体谈判与个体谈判相互的间接影响。因此，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就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了。这决定了公共选择经济学无法将它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对利益集团及利益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揭示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没有认识到个体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结构的冲突决定的。因此，分析公共行为与公共利益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分析，采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益———冲突———矛盾”分析框架。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和古典派的方法论。马克思并未研究单独的个人行为，而是直接研究各阶级的行为，马克思体系的宏观单位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也是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集团是相互排斥的，他们的利益的基本冲突成为经济体系变化的推动力之一。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都坚持着一个片断，坚持着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一个视角，因此都是不正确的。个体分析方法与整体分析方法应当是互补的；只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采取的是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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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政策执行在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在我国政府施政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引起了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无序和混乱。本研究在分析了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现象、原因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为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提供参考。关键词: 公共政策; 执行偏误; 矫正 1　引言公共政策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将公共政策的内容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对此，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 % ，而其余90 %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1 ]。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公共目标不能预期实现。在国内外的政策实践中，政策执行出现偏误的问题普遍存在。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误，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导致预定政策目标落空，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策敷衍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 2 ] 。 (2) 政策选择执行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 “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 “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 政策附加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 政策歪曲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 政策抵制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 “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 野蛮执行公共政策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 3 ]。 3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 政策本身的原因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 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 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 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 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 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 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 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 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 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目前，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 “受规则约束的运作”， “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 “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4 ]。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