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代论文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唐代诗歌与唐代社会的研究论文
（2018·黄石）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主要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面对唐朝重视考诗赋。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唐朝诗歌创作的繁荣。
一，唐诗与社会风貌：贴主的问题很有意思，问的很准。有很多人认为唐宋文人都喜欢诗歌都是一样的“文人”，其实不然。因为从很多唐诗就就能看出唐宋之间的不同，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说华夏之衰自宋始了。以下摘录自《大唐帝国的扩展》一书，个人以为就很能说明当时唐人的风貌。 有强悍的国家，必有强悍之国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句慷慨激昂的诗句，殆可写出唐人的英雄气概。既是时代推动了此种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亦推动国家走向强大，此相辅相成之良性循环。虽然政府也崇尚儒学，但是在民间，尚武更是蔚然成风。我们从大量唐代墓志铭中，可以看到这一社会风尚，以下引述一些：“鄙诗书之小尚，高投笔之良图”；“意不仕儒，投笔从戎”；“弃文士之笔，挺壮夫之剑”；“耻笔墨之能事，学剑以敌万人”；“学书已成，每耻腐儒之节；说剑无敌，常多烈士之心”。类似的纪录还有许多，这种鄙视腐儒的心态，亦可从唐诗窥见一斑，初唐著名诗人杨炯有一句名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百夫长只是小头目，算不上什么功名，即便如此，在时人眼中，也比当一名寻章摘句的儒生要强多了，象王维这样以写田园山水诗闻名的人，也可以写出“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的诗句。对唐代尚武精神影响最深是汉代的英雄人物事迹，特别是班超的影响最深远。为什么班超会是影响最广之人物呢？因为他身上个人英雄主义最为显著，也成为唐人崇尚武功的精神来源之一，他的“投笔从戎，立功绝域”的传奇故事，对唐人乃是莫大的激励，而他以一己之力，奋斗西域三十年，完成降伏西域五十国的英雄壮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是英雄的完美化身。班超的人生价值观，对唐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当年的寂寞英雄，竟然在数百年之后，成为男儿们追逐的样榜。除了班超之外，卫青、霍去病、李广、马援、张骞、李陵、窦宪、终军、陈汤、傅介子、郑吉等，也是唐人景仰的英雄人物，这些也是唐代尚武意识的一个精神源泉。英雄崇拜则是尚武精神激扬下的必然，在唐诗中出现了大量歌颂历史英雄的诗篇，从前人伟业中汲取不尽的精神食粮，当然，诗歌主要还是文人的产物，从唐代墓志铭中，更可以看到时人真实的精神境界。以下再摘录一些唐代墓志铭中英雄崇拜的句子：“占募从戎，随广、陵以深入；投名壮籍，逐卫、霍而横行”；“高志捐书，勒燕然之铭碣；雄心击剑，树铜柱之功勋”（勒石燕然为窦宪之平匈奴，树铜柱为马援之平交趾）；“捐躯许国，慕班超之投笔；向月弯弓，学王粲之从军”（王粲亦东汉人物，建安七子之一）；“战争必克，若卫青之开幕；蛮貊是服，信马援之南征”；“冀申博望之美，以成定远之封”（张骞封博望侯，班超封定远侯）；“当学卫霍将才，班超投笔”；“灌夫任侠，每以酒朋之游；班超壮岁，更起丈夫之叹”。尚武精神的另一体现便是唐代盛行的游侠之风。轻生重义，侠者之风范，王维有诗：“纵死犹闻侠骨香”，此侠客、武士之写照。甚至文人都深受游侠风气之熏染，初唐诗人卢照邻有诗：“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又云：“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这可道出时人之追求。王维诗：“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可证卢照邻之诗。崔颢有一《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可谓是描写游侠之代表作：“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可以说，英雄崇拜的情结与任侠精神贯穿大唐盛世，也使得唐朝一代，英雄辈出，豪杰纷起；醉卧沙场，视死生为同一，血溅黄丘，自有天地葬我；壮志横刀，效国命以奔走，雄心击剑，拓疆域而纵横；盛业百年，国威万里；建功业于当世，流芳名于后来。伟哉大唐帝国，壮哉大唐男儿！二. 关于科举制。实际上自汉魏其，中国的统治者都为氏族或者说传统贵族影响朝政感到不满。而经过诸多探索，终于在隋唐两朝找到了好办法，这就是科举。通过公正的科举考试大量的平民进入统治阶层，大大的减少了传统贵族对于朝政的影响。个人以为这是科举制最大的作用。当然后来统治阶级又加入了思想控制……这个就是双刃剑了。
(1)社会因素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补充参考资料：唐诗兴盛的原因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共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声、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收诗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学创作。有关“初唐四杰”的论文甚多，主要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年第3期），探讨了四杰虽然批判齐梁浮靡文风但自己又不脱齐梁习气这一复杂情形及其成因；任国绪《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说》（《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和骆祥发《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两文，对《大唐新语》所载唐人有贬四杰“浮躁浅露”的说法加以驳难；徐尚定《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文献》1993年第2期）、《卢骆歌行的结构模式与艺术渊源》（《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两文，前者论述了“选体”、“选学”对四杰的重要影响，后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发展进程，说明四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许总《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论四杰诗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江淮论坛》1996年第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分别从唐诗体式规范、唐代前期诗史进程、唐代前期诗风变革、四杰文学思想的性质、四杰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等方面，对四杰加以多角度的研究。有关“文章四友”的论文主要有：聂永华《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南都学刊》1994年第2期）、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郑伯勤《论“文章四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皆着眼于在综合研究“四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四友”在近体诗规范定型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在整个唐代前期诗史进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另外，毛水清《杜审言四题》（《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连载），就四友中的杜审言吉州之贬的原因、杜审言的“謇傲”性格、杜审言是否宫廷诗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称始于何时等问题进行考索；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认为李峤的大型咏物诗集《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对偶声律风气中的产物，实际上是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类书籍，成为当时初学律诗写作者的范本。除此之外，初唐时期的其他重要诗人王绩、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通俗诗人王梵志、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李百药等，都有专论发表。比较重要的有：张锡厚《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张明非《论王绩的田园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分别对王绩的题酒咏隐诗、田园诗加以重新评价，论述王绩诗歌超脱于唐初时代而与其后时代特征暗合，颇能启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论》（《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诗艺术成就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许总《“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沈宋体”并不全工近体，而是在古体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关陈子昂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获甚多，韩理洲还有《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属陈子昂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吴明贤《陈子昂论考》（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考论结合，论述全面。另外，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中国和世界出版公司于1989年、1993年出版的两次陈子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陈子昂研究的成果。单篇发表的有关陈子昂的论文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张若虚的重要论文有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许总的《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新指向》（《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等。关于王梵志、寒山，有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张家鹏《再说寒山诗》（《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宫廷诗研究，主要有余美云《论唐太宗》（《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王玉梅《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许总《时代精神与艺术传统的不稳定构合——对李世民诗的客观解析与价值评估》（《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宫廷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唐初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百药》（《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等。试题库填空：1． 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是。2． 宋代诗人苏轼评价的艺术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名词解释：王孟背诵：1． 王维《终南山》。2．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问答题：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对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暂的思考。请你参照其他诗作，谈谈古代诗人的自然观，以及你对这种自然观的看法。2． 陶渊明和王维都是田园山水诗歌创作方面的大家，两人也都有隐居不仕的生活经历。请以《渭川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诗进行对比，比较一下两人诗歌意境的异同。
唐朝兴盛，唐诗繁盛；唐朝衰败，唐诗雄风不再：1.唐朝政治宽松，社会开明，诗人以诗抒怀、借诗言志，解胸中块垒，给了唐诗充分生存发展的空间，诗歌创作达到最高的造诣。2.盛唐以降，雄风不再，唐诗就少了胸襟开阔的底气和霸气，诗歌创作已经很难达到盛唐时期的高度。 唐代诗歌繁盛的原因：1.经济上：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2.政治上：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尤其是唐朝的科举考诗赋，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3.文化氛围上：唐时期，上至宫廷生活，下至百姓生活，无一不可入诗，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格律更加成熟完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4.皇帝个人：唐朝极重诗才，统治者大多是诗赋高手，例如唐玄宗时诗道高手，皇室成员皆以学习诗歌为荣，他们起到了不小推动作用。 唐诗：唐诗泛指为创作于唐代的诗，也可以引申指以唐朝风格创作的诗，唐代被视为中国历来诗歌水平的最高时期，因此有唐诗之说，与宋词并举。大部分唐诗都收录在《全唐诗》中，自唐朝开始，有关唐诗的选本不断涌现，而流传最广的当属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 唐朝文学主要成就的特点：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领域，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唐朝进入黄金时代。流传下来了两千多位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歌。唐诗在体裁，数量和艺术成就方面都是以任何时期的诗歌都是无法相比的。
唐代服饰研究论文
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 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 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 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 “慢来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一 唐装的起源有人说唐装“缘”于唐朝，不然！偏襟式旗袍称作“唐装”话可以从唐代说起。唐代十分注重与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此唐人的服饰也出现了自西汉“丝绸之路”以来空前的丰富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在唐代的军臣百姓皆穿袍，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长衫、长袍。当时根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在款式、色彩、图案上有着严格的区别。一般平民用素色的麻布缝制的狭小袖口的袍子与用考究的绸、丝段缝制的文官绣飞禽、武官绣走兽的肥大袖子的官袍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皇帝的龙袍，又称黄袍。用色不可冒犯，用赤、玄、缥、绛、白、黄六色配置。下属的臣将及大小官吏选用紫、绛、绯、白、蓝等色制成朝服。这些表现出不同官衔等级、阶层地位的服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蟒袍，胸前和背后的正方形图案就有沿袭唐代官服的传统。多彩、瑰丽多姿：袍、襕、襦、衫、贯头衣、裙、披帛……，应有尽有，可谓是百花齐放、色彩纷呈。充分显示出了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鼎盛时期，对以后各朝代及今人的服饰文化之影响非同小可，且源远流长。在如今唐装遍地都是的情况下，到底哪种服装才能称得上是唐装呢?其实，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到了民国以后，清代满族左右开叉、行动方便的被“汉化”了的旗袍——男子穿的长跑马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礼服。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在中西方文化碰撞后，刹那间，穿西服、剪辫子、留分发、剪平头、拎文明棍的打扮蔚然成风。直到五六十年代在我国民主党派高级领导人张澜、沈钧儒及港澳台等地的男士种仍作为传统保留的文化服装在社交场合出现。不过这时期早已摒弃了三十年代以前罩在外面的马褂。而突出人体线条美的女性旗袍，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从直线或跳跃到曲线式，与日趋发展的流线型工业产品相吻合而走向世界——这变演化成今天的唐装。二 唐装的发展苏格兰男人可以穿裙子，日本人可以穿和服，朝鲜人也可以穿他们的服装。我们不禁要问那我们呢？我们中国人呢？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5000多年的渊源历史。尽在华夏出现的衣服样式就足以让历史学家花费LONG LONG的时间细数。当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服饰是肯定的，朝鲜半岛基本都是朝鲜族，日本则是大和民族，也只有苏格兰的农村地区才会穿裙子。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少数民族都还是有自己的服饰，而且日常一些重大场合都会穿，只是汉族的没有自己的服饰。至于其中泛泛，我们只需知道先祖们服饰的式样就以足够，而无需再去亲历亲为。这样既不忘祖，也跟的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唐装其实也是国人的特色服饰。虽然它不曾在中国古代史上名垂千古可不可低估其在中国的影响力。每到过年或喜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穿上各色的唐装，甚至网球大师赛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师们也穿着唐装出现在上海。而且，相比而言，唐装的风格更符合当代服饰发展的需求，举手投足不会像汉服那样出现诸多不便，还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现在所称的民族服装，主要是农耕经济或渔猎经济中形成的。但这不等于说这种服装形态工业社会中就没有其生存的价值。从国际讲，中式服装独特的剪裁方式和韵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屡屡激发起西方人的兴趣。尤其是20世纪后叶，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东西方文化的认同也成为一股潮流。一批东方的服装设计师，主要是日本的，用东方的服装元素创造了现代服装，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动。所以一些西方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也屡屡用东方的服装元素作为他们创作的资源。比如用中国的旗袍，以致中国红军的服装等等，包括用中国的革命歌曲作为他们的时装表演背景音乐。而从中国来讲，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的经济从短缺逐步进入小康，服装业也逐步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也逐渐成熟。从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是西方的，就都是好多，都“拿来”；到逐步意识到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其中一点就是追求自己的民族个性。首先是演义界和知识界重新选取了具有个性的中国传统服装，包括旗袍和中山装作为一些特殊场合的着装。在上海APEC会议之前，国内以有一批企业在生产中式服装，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消费群体。而且这几年这种趋势一直在加大。所以，今天的中式服装，不仅是上海APEC会议带来的，也是历史潮流发展的一种必然。世界开始认识到：拥有非常丰厚服饰文化底蕴的中国。中国政治的强大和经济上的发展，使得整个国民对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服装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上海APEC会议触发了这个愿望。参考：
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下面借助古籍诗画，分而述之。[编辑本段]一、襦裙服
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3．同义指代汉服．汉民族服饰．唐装原意指代唐代的汉服，一种是传统的襦，裙装，这种风格一般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与现代的唐装概念明显不同。唐朝的服装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随着发展，唐代的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襦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的夹衣或棉衣。袄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有夹衣或棉衣。襦、袄有窄袖与长袖两类。衫是无袖单衣，功用吸汗，有对襟及右衽两种。衫在春秋天也可穿在外面，但和穿在外面有短袖的衫不同，后者就发展成了背子或半臂。而在以前，裙子的造型向来都是一种长方形的方片直裙，有点类似的和服裙子。方片裙的样式显得较呆板硬性，因此女性穿起来并不能显出美丽来。因此到了唐代，裙子的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的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的优美风度。这种裙子的结构必须和人体的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或喇叭裙。二就是到了中晚唐时期，服装中加强了华夏的传统审美观念，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的风格，服式越来越肥，这种风格定了型一直影响到后期华夏女装的基本理念，既宽松随体肥大，这自然在后来也成了礼教所要求的对象，柔和自然，无形无欲。中晚唐女装华丽大气，一般类似于礼服，她们里面直接穿抹胸——抹胸原本是内衣，在唐代和裙子结合形成了一体，它不系腰带，宽松自然。真正的唐装是中晚唐女装向古代礼仪服饰的过渡的进一步证明，这种款式为礼服一层叠一层，层数繁多，厚重拖摆，穿起来很麻烦。首先穿上很多层广袖上衣，层层压叠着，然后在围上伟大拖地的厚重裙子，即著名的“唐裙”，然后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虽然繁琐，却给人稳重的感觉，赋有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著名古代宫廷和服“十二单”就是从此款礼服演变过来的。日本人称之为“唐衣”即从唐朝传来的服饰，样式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在风格上增添了几许日本本民族的特色。“唐装”通常有两种解释，最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唐朝的服装”；另外一种比较牵强的解释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后一种说法的由来，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西方国家称“中华街”为“china town”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译为“唐人街”，于是就把这些华人街的“唐人”所着的中式服装叫做“唐装”。根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的意见，“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因此当初设计好服装后，设计组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的时候，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的过程便是深受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对“唐装”的解释的影响。现在大陆流行的“唐装”，即是这种清末的中式着装风格的服装，也即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这种服装事实上是满清马褂的延续与改良，属于满服的范畴，与“唐朝的服装”（汉服）在风格、款式上面并无丝毫相似之处。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把这种源于“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的满装马褂误认为是“唐朝的服装”。“唐装”一词本身的称谓，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把“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本来作为中国人传统服装在海外的惯称、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也算顺理成章，但让人遗憾的是，风行的“唐装”一词严重偏离了它的本意，极易引起普通民众包括历史知识欠缺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误解：以为此“唐装”即“唐朝的服装”。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自是不明了“唐装”一词的确切指代，而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虽然是清代以降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不排除其为流行规律的必然或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但此举在催生汉服运动的同时，却也给后来真正的唐装（汉服）的复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阻碍。这种“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显然这种“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才市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唐装(满族式)唐装(汉族式)唐装 - 评价唐装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 其实，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至离人们更近的明代袍服（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并非不太可能重回流行。“长袍大袖”只是现代的人们对“古装”的模糊认识（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末的传统中国人的穿着主体款式是“交领右衽，隐扣系带，褒襟广袖，峨冠博带”，其中，“褒襟广袖，峨冠博带”仅为礼服特征，而“交领右衽，隐扣系带”的特征则为礼服、常服所共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唐装除了作为主体款式的礼服外，还有作为补充的“窄衣窄袖”的常服。这些服装自唐以来就有“汉服”或“汉装”的正式称谓（意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汉族的民族服装”），经历将近四千年，一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并深远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日本的“和服”（汉服中的深衣款式），朝鲜（韩国）的“韩服”（汉服中的襦裙款式）便是汉服在这些国家的正常延续。真正的“唐装”的“宽衣大袖”的礼服更适合于祭祀、成人礼等庄重场合，而其“窄衣窄袖”的常服则更适合于劳动耕作及日常场合。随着自互联网发起，以都市青年白领阶层为骨干的“汉服复兴”运动的兴起，真正的唐装（汉服）在现代人们的视野中也并非“遥不可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唐人”而定义的“唐装”一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置疑。
唐代碑刻研究论文
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可以参见:★著名碑刻：龙藏寺碑★唐代著名书法家1. 欧阳询(公元557-641) 1）化度寺碑：2）九成宫醴泉铭：3）虞恭公碑 ：4）张翰思鲈帖：5）皇甫诞碑：6）梦奠帖 2）汝南公主墓志：此帖无款，传为虞世南书，亦有人认为是旧摹本。3、褚遂良(公元596－658或659) 1)倪宽赞：《倪宽赞》墨迹，传为褚遂良书(亦有人认为是欧阳询书)，真伪尚无定论。2）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3）阴符经：大字墨迹，传为褚遂良书。4、薛稷(公元649－713) 1）信行禅师碑：唐李贞撰文，薛稷书，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八月立。5、陆柬之(公元1045－1105) 1）文赋：行书，前李东阳篆"二陆文翰"，沈度隶"陆机文赋，陆柬之书"，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6、李邕（公元678－747）1）麓山寺碑：亦称《岳麓寺碑》，李邕撰文并书，唐开元十八年 (公元730年) 立，在湖南长沙岳麓公园。行楷书28行，满行56字，碑额阳文篆书"麓山寺碑"四字。2）李思训碑： 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亦称《云麾将军碑》,李邕撰文并书。7、张旭 1）肚痛帖：无款，传为唐张旭书。2）郎官石拄记： 亦称《郎官厅壁记》，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3）古诗四贴：《古诗四帖》传为张旭所书。4）终年帖：唐张旭书。5）十五日帖：唐张旭书。8、 颜真卿(公元709－785) 1）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2）多宝塔感应碑：3）颜勤礼碑4）祭侄文稿：5）中兴颂：6）麻姑仙坛记：7）颜家庙碑：8）争座位稿9）自书告身9、柳公权( 公元778－865)1）金刚经：2）神策军碑：3）玄秘塔碑：10、释怀素 (公元725－785) ……………………………………………………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初，国力强盛，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楷书大家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四家为书法主流。总特点结构严谨整洁，故后代论 书有'唐重间架'之说，一时尊为'翰墨之冠'延至盛唐歌舞升平,儒道结合，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界。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 于古意之外。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鲁公大备。到晚唐五代，国势转衰，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到了五代，杨凝式兼采颜柳之长。上蒴二王，侧锋取态，铺毫着力，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也为唐书之回光。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此亦影响到书坛，'狂禅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 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专门语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 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 的"二王颜柳"余韵。
论文名称： 唐代书法艺术的主旋律:阳刚之美 英语题名： The Virility of the Tang's Handwritings 关键字： 阳刚;骨;势;法; 作者： 胡源 白羽 Hu Yuan Bai Y 摘要： 唐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初唐的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以及盛唐气象下的高度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影响下的唐人具有一种阳刚的气质,洋溢着一种热情、一种盛世豪情、一种自信、一种甜美的幻想、崇高理想所激起来的傲岸气度和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从唐代书法的"法"来观照唐代书法艺术,其主旋律为阳刚之美. 论文下载： 点击此处下载 =>论文阅读工具下载<= 如遇网络繁忙，请过段时间多试几次（或者联系我们） 相关资源： 唐代书法的开山鼻祖--褚遂良 唐代书法风格论述要 唐代书画润笔小议 下载说明： * 如果您发现该资源不能下载，请通知管理员，谢谢！ 阅读工具: PDF阅读工具下载 版权所有： 万方数据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 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 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专门语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历朝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 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 的"二王颜柳"余韵。 2、隋唐五代书法可分为三个阶段： （1）隋至唐初。 隋统一中国，将南北朝文化艺术兼容包蓄，至唐初，政治昌盛，书法艺术逐渐从六朝的的遗法中蝉蜕出来，以一种新的姿态显现出来。唐初以楷书为主流，总特点是结构谨严整饬。 （2）盛唐、中唐阶段。 盛唐时期书法，如当时的社会形态追求一种浪漫忘形的方式。如"颠张醉素"（张旭、怀素）之狂草，李邕之行书。到了中唐，楷书再度有新的突破。以颜真卿为代表为楷书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至此中国书法文体已全部确定下来。 （3）晚唐五代阶段存唐遗风。 公元九零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称五代。由于国势衰弱和离乱，文化艺术亦呈下坡之势。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续，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 形成了凋落衰败的总趋势。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杨凝式。他的书法在书道衰微的五代，可谓中流砥柱。另外还有李煜、彦修等有成就的书家。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告 消歇，以后北宋"四家" 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 <
唐代官制研究论文
会影响到百姓，也会影响到当时的制度，还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会出现新的系统，也会出现新的方针，权利划分会出现变化，担任的职位不同。
三省六部制。
唐代是中国统一时间最久的一个王朝，综合国力最富强的时期之一。618年由李渊建立，建都长安（今西安），设东都洛阳，武周阶段洛阳神都，北都太原等陪都。唐朝文化兼收并蓄，接受各个族与宗教信仰，开展沟通交流结合，对外开放交流。那么唐代的官衔也是怎样区划的呢？
唐代官制分中央官制，地区官制，少数名族政党的职官制好多个层面。
唐代的官制基本上是承袭隋制。《新唐书·百官志》云：“唐之官制，其称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多皆沿隋故。”
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国家体制，在唐高祖武德阶段就较为完善地创建起来。皇帝把握着我国的最大权利，操有对一切百姓生杀予夺的实权。法律法规和法案都以皇帝的为名施行，皇帝有权利改动法律法规和法案，并可以不会受到法律法规和法案的管束。在皇帝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管理体系。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决议机关与事务机关是职责分工而又协作的。政务服务机关和事务管理机关的岗位职责是很明晰的，监督组织也很完善。除此之外，也有一套非常完善的品级爵位规章制度。《新唐书·百官志》说：其辩高低贵贱，叙劳能，则严选，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覈而升降机之，因此任群材，治百事可乐……方唐之盛时，其制这般。
伴随着社会问题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形势的转变 ，唐代的职官规章制度也发生了转变 。“使职派遣”慢慢侵夺了原先职官的权利，新产生的一些使职，促使原先的一套官僚体系发生了混乱。她们拥有了地方与地区的绝大多数权利。那时候的局势，如同李肇《唐国史补》常说的“为使则重，做官则轻”。这类情况对宋朝官制也是有一定的危害。
三省六部编写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一样是国家最大的政务服务组织，各自承担管理决策，决议和实行国家的政务服务，与此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部，户部，礼部尚书，兵部，刑部，工部六部。六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责任人称陪王，员外郎。
隋朝三省六部制的建立，是秦汉至今封建社会国家中央官制持续演变的成果。其机构较完善，职责分工较确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完善环节的一个标示，一直沿续到清朝，大部分没有更改。但有一点与明朝清代不一样的，唐朝的尚书省有一个总组织，名叫“都省”，都省当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
这样的话可以加强中央集权，可以带动政治经济发展，可以让更多人在工作岗位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之后可以扩大领地面积。可以带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