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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汉代赋体文学的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4-07-03 11:41:42

论文汉代赋体文学的参考文献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汉代的赋。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采■文”以“体物写志”。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时赵人荀况,但汉人常把赋和辞连用,称为辞赋。这是由于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汉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辞赋连用,表示汉赋和《楚辞》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汉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提倡,赋的创作盛极一时。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在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和东汉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初期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其形式同《楚辞》没有什么区别。景帝时枚乘作《七发》,开创了一种进一步散体化、以铺张为能事的新赋体。经过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的发扬光大,新体赋在武帝以后繁荣起来,成为汉赋的主流。新体的汉赋一般又可分为大赋和小赋两类。从内容上看,大赋多是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主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这些大赋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一的汉帝国的声威和上升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既穷奢极欲又发扬蹈厉的风貌。但大赋为达到形式上的华美恢宏,往往夸张浮饰又大量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以炫博争奇,兼之后期的大赋多摹拟而少创新,行文板滞,这些都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赋篇幅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内容比较广泛,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赋的特点: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一般一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以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一)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 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二)特点 :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压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三)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 那么,何为赋呢?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片》。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汉赋的体式上大致有三种,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 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压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汉赋的相关论文参考文献

明清小说嘛,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们相对还是比较富足和安顿的,因为大多数人民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寄托.......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汉代的赋。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采■文”以“体物写志”。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时赵人荀况,但汉人常把赋和辞连用,称为辞赋。这是由于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汉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辞赋连用,表示汉赋和《楚辞》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汉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提倡,赋的创作盛极一时。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在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和东汉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初期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其形式同《楚辞》没有什么区别。景帝时枚乘作《七发》,开创了一种进一步散体化、以铺张为能事的新赋体。经过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的发扬光大,新体赋在武帝以后繁荣起来,成为汉赋的主流。新体的汉赋一般又可分为大赋和小赋两类。从内容上看,大赋多是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主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这些大赋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一的汉帝国的声威和上升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既穷奢极欲又发扬蹈厉的风貌。但大赋为达到形式上的华美恢宏,往往夸张浮饰又大量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以炫博争奇,兼之后期的大赋多摹拟而少创新,行文板滞,这些都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赋篇幅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内容比较广泛,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一、汉赋在内容上的变化。

1、西汉时期的汉赋,普遍采用虚拟人物进行主客问答的方式,引出后面的大段描写,末尾又总是以一方压倒一方而结束。这种写法是古代隐语和战国散文留下的痕迹,在散文赋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它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辞赋由事类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

二、汉赋在体制上的变化。

1、手法。

(1)、西汉时期的汉赋,赋的中间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对事物进行穷形尽相,绘声绘色的描写,极力表现客观对象广阔性、无限性、丰富性,渲染其种类之多,形态之美、变化之繁富,从而形成宏大的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和惊心动魄的气势。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开启新风,注重抒情。使用雅致精炼、平易清新的语句。风格开始由叙事大赋转入抒情小赋。

2、词句。

(1)、西汉时期的汉赋,辞藻丰富华丽。作者常常在赋中堆砌大量生僻词汇,又喜欢把很多同一偏旁的字罗列在一起,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句式以散体为主,灵活多变,但也有不少四字句和骚体句。句子的节奏感很强,有的地方还押韵,非常便于朗读。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不再追求气势的铺排、辞藻的堆砌,而类似于四六句骈文,开了骈赋的先河。

3、抒情。

(1)、西汉时期的汉赋,结尾往往寄托一点讽谏,但这种讽谏的效果非常微弱,完全被前面的大段铺陈描写所掩盖,很难被欣赏者发现。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融情于景,不再讽谏。作品流露出对长期官宦生活的厌倦感情。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感情。最后写企心淡远,纵心物外的情趣。以宁静、适意的生活环境,与黑暗,污浊的现实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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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归田赋》两汉:张衡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

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释义:

在京都作官时间已长久,没有高明的谋略去辅佐君王。只在河旁称赞鱼肥味美,要等到黄河水清还不知是哪年。想到蔡泽的壮志不能如愿,要找唐举去相面来解决疑题。知道天道是微妙不可捉摸,要跟随渔夫去同乐于山川。丢开那污浊的社会远远离去,与世间的杂务长期分离。

正是美好的仲春时节,气候温和,天气晴朗。高原与低地,树木枝叶茂密,杂草滋长。鱼鹰在水面张翼低飞,黄莺在枝头婉转歌唱。河面鸳鸯交颈,空中群鸟飞翔。鸣声吱喳,美妙动听。逍遥在这原野的春光之中,令我心情欢畅。

于是我就在大湖旁龙鸣般唱,在小丘上虎啸般吟诗。向云间射上箭矢,往河里撒下钓丝;飞鸟被射中毙命,鱼儿因贪吃上钩,天空落下了鸿雁,水中钓起了鱼。

不多时夕阳西下,皓月升空。嬉游已经极乐,虽然夜来还不知疲劳。想到老子的告诫,就该驾车回草庐。弹奏五弦琴指法美妙,读圣贤书滋味无穷。提笔作文,发挥文采,述说那古代圣王的教范。只要我置身于世人之外,哪管它荣耀与耻辱的所在?

赏析:

在中国历史上,张衡是一位有多方面建树的人物,他既是一位有辉煌成就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文学家。他的《归田赋》就是一篇备受后人赞赏的作品,被称为短篇中的神品。这篇短小精粹的小赋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厌恶之情和企心淡远、纵心物外的情趣。

当时正值东汉王朝全面崩溃的前夕,政治极端黑暗,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祸国殃民,愈演愈烈。再加上连年灾害,弄得田园凋蔽,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面,张衡既无力改变,又深恶痛绝,因而不得不进行人生的反思,寻求自我解脱的道路。这种思想情绪发而为文,便写出了这篇《归田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归田赋

问题补充简直很傻很天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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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又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即唐代李白之后又一文学巨匠,他创造了宋代文学的高峰,然而苏轼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与不公,在崎岖的忠君爱国之路上,他却依旧充满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度与豪放。本来诗人本性与官场生活是处处相悖的,两者时时处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一种是带着面具的政客,一种则是肝胆赤诚的诗人。正是在这夹缝中生存的苏轼显示了他超凡的人格。 从苏轼从政的开端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苏轼兄弟一举成名,之后曾先后担任“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祥府判官”,杭州通判等职,可以说此时的苏轼诗春风得意的,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助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但是如果没有以后的坎坷也许就不能体现出苏轼的伟大人格了。时势造英雄,历史上的政治风云最终造就了苏轼这一文学奇才。命运的转折随之而来。苏轼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于是最后于王安石一排反目成仇,并受到王一派的排斥和迫害。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然而这并不能打击苏轼建功立业的热情,也正是在此时 他在困顿中做出了不朽的前后《赤壁赋》,前《赤壁赋》中赤壁一带的江山触发他想到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年何等英雄,而今安在?何况吾辈渔樵江渚之上!由江水无穷想到人生须臾,渺如沧海一粟。摆脱现实处境,渴望能“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却“知不可乎骤得”。后《赤壁赋》 中作者在文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与前篇毫无二致,但是笔墨全不相同。写景方面,前篇字字秋色,本篇则“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句都是冬景,鲜明地反映出不同季节山水面貌的变化,勾勒了两幅截然有别的江山景色图,可见作者描景状物的传神。至于夜间山景:陡壁、怪石、危巢、古木等,都写得逼真而有幽森之气,跟作者“悄然而悲,肃然而恐”的心情密切吻合,而与前篇幽静安谧的情景恰成鲜明的对照。叙事方面,前篇但言“苏子与客”,“举酒属客”,“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都是即事而叙,简洁明了;本篇对于客、酒、肴则用详述,写得别有情味。反之,前篇对于泛舟而歌的情景,用大段笔墨加以渲染;本篇则唯有“顾而乐之,行歌相答”,“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寥寥几句,同样情致盎然。剪裁安排之妙,确很值得借鉴。抒情方面,前篇由乐而悲而解脱,过程起伏,但直抒多于想象,作者的观点表达得完整而且显露;本篇则从飞鹤探舟而西展开想象,将鹤与道士合而为一,完全是幻觉和梦境的描述,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种虚无消极的思想当然不足为训,但是在写作方法上却也告诉我们,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不同的情景,同一主题的文章才能各具特色。以上有别于前篇的各点,正是本篇的艺术成就。在这两篇文章里,苏轼用巧妙地笔墨描写了苏轼之不能入阁,除了性格因素之外,还在于苏轼本人对于功名富贵的蔑视。他曾有《蜗牛诗》:“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将那种功利人生刻划入骨,将这种功利人生的结局看得十分透彻。对于功名富贵,苏轼是蔑视的,对于那些阿谀小人,尤其蔑视。不仅依旧我行我素,而且写出了更为瑰丽的篇什。可知,在仕途与诗文写作艺术人生。审美人生之间,后者才是苏轼生命的灵魂、生命的依归。这正是笔者之所以将苏轼的人生命名为审美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几经贬谪之后,苏轼逐渐成熟起来,并逐渐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变化是他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正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说人生如梦,一尊换类将月。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去,并没有因此否定人生,力求超脱自我,始终保持了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在《定风波》中有明显的表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比较完整的表现出作者有积极进取转而压抑苦闷又力求超脱的心路历程。苏轼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的代表,是士大夫精英文化的代表。 苏轼的人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并对三家兼容并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现苏轼个性的人格精神体系。儒家讲求入世,苏轼做官锐意进取,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报国,干一番大事业,是典型的儒家入世思想。“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敬佩英雄,更渴望成为像周瑜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千古风流人物”,甚至在已经“鬓微霜”的年龄,仍发出“又何妨”的呐喊,强烈的入世精神表露无遗。他会为政治上的失意而悲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壮志未酬,功业无成,失望至极,更从反面表现了苏轼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儒家的思想在他的性格中体现为忠诚、刚正、忘我、爱民。他忧国忧民,为民做事,同时直而不随,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见解,坚持正道,不因哪方是得势新贵而趋附于任一边。这也是他在仕途上屡受挫折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典型的“君子”形象和理论。鲜明的个性,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尽管始终生活在政治的旋涡中,但他还是一路歌唱,作文,评论,无论在他的仕途路上,还是在他的流放路上。显然,苏东坡深谙山水之乐,宦海沉浮,他一生嬉戏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都能够微笑接受,磨难始终跟随着他,直至死亡临近。苏轼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讲求辩证处世,物我合一。“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就像一场梦,辉煌像周瑜一生,失意像我苏轼一生,都是一场梦而已。“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在滚滚不息的长江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一切的失意潦倒,愁苦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只是一个瞬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难全。”逝者如斯,“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卒莫消长也”,“人无尽也”,水、月、人都是既变又不变的。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古今相生。苏轼喜欢放眼宇宙,跨越时空对比,着眼天地,物我古今合一。这是多么深奥的道家辩证法,多么可贵的人生相对论!纵然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气概,但一句“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都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瞬间啊。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都终成过客,倒不如寄情酒歌,托意箫音!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那种,通过理性的思辩,而达到的乐观、旷达、超然、自适、超越功利、一切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吗? 道家的生存方式是归隐。苏轼深受道家影响,自然少不了对归隐的向往。有人统计,在苏轼现有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余次。苏轼仰慕归隐,但终其一生,却并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归隐。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一生并未归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深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隐退,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他向往的所“归”之处,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使自己复杂灵魂安放解脱的精神家园。

文言文到底怎样教宝坻五中 吴淑静 杨占平 许俊霞【内容提要】为改变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老”、“慢”、“差”、“费”的教学现状,优化文言教学过程,本文试从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实效两方面,针对文言文教与学的特点,提出具体的做法,以促进文言文教学的发展。【关键词】激发兴趣 精讲精练 灵活方法 提高实效 积累迁移“经过千百年时间的淘洗而流传下来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文言文,是诗文中的极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而被选为教材的文言文更是优中选优。但是,无须讳言,长期以来文言文教学处于老(教学方法)、慢(进度慢)、费(费时多)、差(效果差)的状态。绝大多数学生对文言文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畏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也有来自“教”的因素:许多老师仍采取传统的逐字逐句的串讲方式,让学生记笔记,然后从中抽题训练;或者偏重知识教学,把字、词、句的理解、翻译当作重点,其他都交给学生自己解决;或者一味侧重背诵,让学生背课文、背注解、背练习题答案。这样的课堂,没有体现新课改理念的精神,不能够让学生体验到古文的精髓,谈不到提高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因此,我们从事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必须大手笔地、适宜学情地改革我们的文言文教学,让新课改的春风也度“玉门关”。改革课堂教学,优化教学过程,使教学效率得到最大可能的提高,让文言文焕发出新的活力。文言文毕竟离我们的生活较远,教法不可能和现代文教法等同,但它并不是外语,和现代文有非常强的传承关系,是“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可借鉴现代文教学如讲究合作、探究、开放的学习方式、个性化教学等成功经验,形成有文言特点的、灵活而实用的教学体系。下面结合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古文教学谈谈文言文教学的具体做法:一、激发兴趣。有了兴趣才产生主动学习的可能性,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是教好文言的前提。讲课时务必脑子里时刻牵着这根弦。(一)、教师富有激情。还清晰地记得刚上高一时语文老师杨乃林老师讲宋词的那节课,他从温庭筠的《花间词》讲到词风一变的李煜,讲到“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柳永,讲到豪放派词人苏东坡、辛弃疾,讲到清朝的纳兰性德,讲到毛泽东。让我们震惊的是杨老师不看教案,而能把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一边背一边快速写在黑板上,加上他抑扬顿挫的诵读声和评论感悟,彻底把我们折服,宋词真是太美了!我们急忙记笔记,杨老师笑着说:“不用记,不用记,以后咱们还会讲的。”但我们哪肯罢休,生怕落掉一句一字,同桌商量好你记第一句,我记第二句,他记第三句。真是语言美、艺术美的享受,如坐春风,让我从此迷上古典文学。我这样说一点也没有夸张溢美。仔细想一想,您是否也享有过这样的课,让您曾经有过很大的思想触动?创造出这样的课,老师肯定投入了他的激情。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每篇都包含着作者的理想和情感,都是作者“情动而辞发”的,我们教师在教学中也应引导学生“披文以入情”,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同作者一起或喜或悲,或忧或憎。应该说,要想在课堂上充满激情,教师就应熟悉历史,读懂古人,才能以情激情。试想,不懂曹操,怎能理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壮怀激越?不懂苏轼,怎能领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不懂辛弃疾,怎能理解“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无奈与激愤?教师的激情有助于学生产生浓郁的兴趣,在此基础上学生必会获得美的享受,受到感染和熏陶,从而使自己的价格和精神得到塑造和升华。(二)、精心设计导语。让每一节古文课的导语符合短小精悍、形式多样、调动兴趣的原则,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试举几例:以重温旧知识切入,《核舟记》导语可为:“我们学过一篇描写古代艺人技艺高超的作品,还记得吗?还能背出一些语句吗?”同学们是可以回答出的,接着引入新课“今天我们学习的《核舟记》是描写雕刻家高超技艺的文章,请留心写法上的异同”;《湖心亭看雪》导语为:“西湖是有名的风景区,我们学过很多描写它的诗文。想想可以记起哪些?”同学们可以说出几句,像“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等,教师接着说:“我们欣赏的都是西湖春夏的美景,那冬天的西湖什么样哪?一起看看张岱的《湖心亭赏雪》”中的描写;以名人名言、诗文名句导入,《大道之行也》导语为:“孙中山先生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就出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里,你知道是哪句吗?”学生们已预习课文,大多数可以猜出应为“天下为公”。《三峡》导语为:“我们先一起背诵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谁能说说“千里江陵”指的什么,“万重山”指的是哪里?”这样引到美不胜收的三峡;以古今对比导入,《捕蛇者说》导语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正致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百年来农民种地缴税制被废止了,而且政府还给予一定补贴,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作为对比的《捕蛇者说》深刻地揭示了苛刻的赋税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猜谜式入题,《观潮》“你知道‘天下第一潮’指的是哪儿吗?今天我们就来欣赏钱塘湖惊心动魄的气势”。导语相当文章的开头部分,岂能不吸引学生?(三)、精心设计问题。课堂提问要求紧扣文章重点、难点,有梯度、有思辨性,有引领性,且尽量生动有趣。所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下面试举几例:《捕蛇者说》——文章写了哪两件事,以哪件为主?《核舟记》——本文结构是怎样的?为什么先写船舱后写船头?《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什么样?它同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有无相似之处?它可能实现吗?《记承天寺夜游》——苏轼笔下的景带有什么特点?“闲人”指什么样的人?请回答“我认为苏轼是一个( )的人”,你对苏轼怀有怎样的感情?《湖心亭看雪》——写了何事,绘了何景,抒了何情?雪景有何特点,使用什么方法?你认为当今社会需要隐士吗?《三峡》——山水有何特点?请你想象2009年三峡大坝建立以后,三峡会有哪些变化?《观潮》——作者从哪几方面写“观潮”的?本文在描写浙江潮景象之后,为什么又花大量笔墨来写水军演习和吴中健儿的弄潮?教师的提问少而精,保持足够的吸引力。(四)、创设轻松和谐而有活力的课堂氛围。课堂是不是盛满生机、充满人文气氛,需要师生协力打造,需要教师倡导、需要学生配合,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实现师生和谐的一体式。1.精讲字、词、句。文言文字词疏通需要花较大工夫,这是我们必须面对、承认的。如果还是教师一字一句地教,学生一字一句地记,当然重现死气沉沉的局面;如果统统把字词的解决都抛给学生,认为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完成,那无疑是自欺欺人。讲是必要的,问题是怎样讲,许多老师给出了适宜的方法即抓关键,精练习。首先布置预习,让学生查工具书、对照注解初步扫清字词障碍,这只是第一步,因为这些知识留给学生的印象并不深,很模糊。老师在课堂上没必要串讲,因为面面俱到,反而处处重点处处不是重点,也不过是“水过地皮湿”。我们选择重点、难点的关键处点拨、讲解,这些重难点的确定依据教师对文本的分析、学生的反馈。一般说来,每句文言需重点讲解、识记的字词在两个左右,每篇文言需意译的句子“君将哀而生之乎”、“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之类并不多,其它均可让学生轮流作小老师讲解,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致,改变只纯“听”的被动,而为动耳、动口、动手、动脑的主动。2.教学方法灵活化。每节课都有一个让学生兴奋的点。运用教学形式多种教学手段如朗诵比赛、知识竞赛、辩论会、故事会;多媒体、幻灯投影、图片等创设教学情景,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让他们能欣赏到文言文的言简意丰的美妙,并体验到主动学习的快乐。如教学《伤仲永》,我们要求学生自由结组利用课下时间排演课本剧。终于正式“演出”了,学生们的表现令人非常满意。每一组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出现了很多亮点,给老师带来很多的惊喜。举例说吧,原文对仲永父亲短视贪利的形象并没有具体、细致的描写,给阅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许多“父亲”的形象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像“仲永父亲”看到钱时努力睁大、再睁大双眼的夸张神态,像“他”炫耀儿子时摇头晃脑的滑稽动作,像“他”只认钱,即使是自己的姐姐来求诗也因没交钱,坚决地不让仲永写,像仲永也想跟其他孩子一样去读书学习时,“父亲”的一句“你傻了?现在的钱多好赚呢!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等等。事实证明,学生的体验表演绝对胜于讲课 + 练习的效果。表演体验法肯定适合《核舟记》中“大苏泛赤壁”的人物描写,可帮助学生分清人物的所在位置及神情动作。《三峡》预习作业与其他课文不同——不看课文,而是按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特点先描写三峡山水,可纯想象,可参照有关资料包括图片进行描写。课上再阅读课文,看看郦道元是如何写三峡的,选取什么景物,依什么顺序?并体会语言的美妙。《记承天寺夜游》可设计让学生自由畅谈心目中的苏轼形象,可介绍他的轶事,可朗诵他的诗词,可谈他的性格胸襟。借此活动了解文中作者的心情。《答谢中书书》语言非常凝练,可作对偶句练习:出上句,找下句。或反过来。总之,课堂充满多变的互动形式,可为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服务。3.讲究教学语言。我们要求课堂语言文雅、幽默、亲切、富有激励性。如时时穿插精炼的成语、名言、俗句肯定会起到榜样的作用,让学生回忆学过的名句名篇,还起到知识迁移的效果,如《湖心亭看雪》学生可背诵、知道的写雪的词句。幽默亲切的话语有助于消除师生间的距离,善解人意的、真诚的激励话语会增添学生以温暖、信心,从而享受成功的滋味。二、提高实效。文言文教学在帮助学生认识传统文化,吸收民族智慧,培植热爱祖国文字的情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有责任培养学生学习文言的良好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文言文形式能力。具体如下:(一)引导学生预习。重视预习,而教师要给予明确要求。或要求借助工具书扫清文字障碍,借助注释,初识文章,最好能疏通全文。与此同时批注不懂的地方,以便上课解答;或搜集文章的背景及作者资料。还有每节课前都要提出一、两个预习问题。质疑内容可从多方面进行:语言运用上、课文内容上、表现中心的手法上等。对这些问题教师认真审阅,做到心中有数。集中、分类后挑出有代表性、典型性的问题,让学生提问、讨论、解决。所要注意的是——教师随时检查预习情况,绝不能放任自流。预习环节很重要,单说其中包含三个语文习惯的培养。培养学生借助注释,使用工具书的能力,是学习文言文的有效途径。文言文的语言知识零碎而庞杂,如字音、词义等,多数要靠一个一个地去理解、体会,所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想培养自学能力,就要让学生养成这样的良好习惯,边读文边读注释的习惯,勤查字词典的习惯,应该让每位同学手中具有一两本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关于搜集材料的习惯,起码不坐等现成答案,而是主动寻找、整理、归纳,在搜集中看到的、集到的东西,也许会在某一天派上用场。还有质疑习惯,正像爱因斯坦说的“提出一个问题要比解决一百个问题更重要”。学生的积极思维往往是从疑问开始的。有疑问才能促使学生去探索、去创新。(二)做好领读。文言文教学中,老师们都非常重视学生的诵读。可以说,我们把“读”字摆在首位。读法有种种,默读、吟读、诵读、个人读、集体读,范读不一而足。文言文的传统的诵读方法是科学的,它对知识的积累,对作者思想感情的感悟,对真正掌握语言的运用能力不容置疑。老师们,现在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重视课文的诵读,真正能做到“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的却非常少?是不是领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文言文生字多,个别字的读音与今天通行的读音还不一样,有的句子不容易确定它的停顿等特点,让学生听一遍录音或老师的范读,就去读课文,很难保证不出错。只要老师在领读时不出错,一般情况下,学生跟着读上两三遍,再自己去读,效果好。有的老师认为对初中学生还要领读,方法太幼稚。我们觉得只要方法有实效,不用在意是否“低级”。有的老师担心领读可能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化感悟,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领读有助于学生把握文章的感情基调,因为朗读课文必须建立在正确把握文章感情基调的基础上。(三)重视字词教学。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文言文教学八字真经应淘汰,理由是有些文字具有模糊性。我们认为不能因为一些文字的模糊性,就让文言文也得学得模模糊糊。确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如果译成现代汉语,是破毁了那种诗意美,那我们大可不译,但你必得让学生明白“矣、思”的用法吧。不译,并不影响对整句意思的理解,但还是要落实到字词上的。我们让学生先做扫清字词障碍的预习,在课上精讲精练,把基础夯实。这里有一个培养积累习惯的问题。对文言文中的实词、虚词及其一词多义、古今异义和特殊句式等现象,有系统地进行积累,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联系、归类、比较、迁移,达到“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的量变效果,才能拥有举一反三的能力。每篇文言文中的重点字、词、句最好以板书、投影形式精讲精练,让训练真正落到实处。如《捕蛇者说》有几个实词、虚词可这样归纳:指出下列词语的一词多义现象。若:①像 貌若甚戚者②如 未若赋吾赋不幸之甚也③你 若毒之乎毒:①怨恨 若毒之乎②怨恨 又安敢毒耶③毒害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赋:①征收 岁赋其二②赋税 复若赋③文赋 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乎 :①疑问语气助词 君将哀而生之乎②在 叫嚣乎东西③感叹语气助词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于:①在 吾祖死于是②给 余将告于莅事者③到 积于今六十岁矣④比 苛政猛于虎也以:①如果 以啮人,无御之者②用、拿 太医以王命聚之③因为 而吾以捕蛇独存④根据 今以蒋氏观之⑤表目的 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而:①表并列的连词 黑质而白章②表转折 而吾以捕蛇独存③表修饰 时而献焉④表承接 退而甘食其土之有还有几个特殊句式,如定语后置“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宾语前置“吾谁与归”、“何陋之有” 、“时人莫之许也”,词语活用现象“君将哀而生之乎”、“其一犬坐于前”、“稍稍宾客其父”之类应给学生解释,不能因淡化语法就对文言特殊用法忽略不提。只有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实词、虚词及一些特殊句式特点,才可以独立阅读浅易文言文,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关于文言文还要不要串讲,这要灵活掌握,须看教材、学生情况而定。如果课文浅显,就没必要串讲;有的课文可让学生用讲故事的形式讲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让学生在教师点拨下疏通文意,遵守“字不离句,句不离篇”的原则。疏通文意,在教学中采取让学生给注释搬家的办法,即有选择地把注释抄写到课文中被注释的字词的下面或一边,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抄写一遍比只用眼看印象要深刻得多,有助于记忆。生字词的注释就在这个字词的下面或旁边,学生只要读课文就会看到,这样还充分调动了学生的无意注意和识记。最后,字词学习不能忽视巩固的环节,课后要以卡片、图表等方式及时整理、归纳,在一定时期里做些练习,其中让他们尝试做课外阅读,选择短小、有趣而有哲理性的文言文练兵,或与课文有关的或同一为作者所写、或内容有关或写法相似均可作比较阅读,有意培养学生迁移能力,学以致用。(四)促进学生感悟。新课标中明确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强调阅读教学“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与理解”,我们都清楚,应该给学生留出感受、体验与理解的时间,让学生在阅读中想象,体验,品味,咀嚼。那么,教师此时要务是帮助学生形成感悟,因语感的培养是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着眼点和归宿点。在文言文教学中,重要的不是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教师对某篇课文的分析,而是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自身感受到、领悟到什么,有什么进步与提高。阅读不能只停留在字词理解的浅层面上,而是把文言文视为一种文化,一种文学。讲析环节与现代文讲析所体现的教学理念一致,采用以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主、合作、讨论探究为主的教学方式,不再细说。另外,古文教学还需注意从以下方面帮助学生感悟。1.鉴于历史原因,教师适当补充一些内容,如课文涉及的有关历史掌故、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分析《捕蛇者说》,就得让学生清楚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忧国忧民的一贯情怀;中唐时期的赋税制度。分析《记承天寺夜游》、《核舟记》,就得让学生清楚苏轼的性格、胸襟、抱负和他一生的际遇。2.加强与现实的联系,让学生觉得古文中的人和事“远可在天边,近可在眼前”,调动情感,关注体验。以《童趣》为例,沈复描绘的是闲情,是童趣。学生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让他们回忆自己童年趣事,课堂自然活起来,学生和作者情感了产生共鸣。再如《春望》,可联系抗日战争、伊拉克战争发挥想象,体会普通人在战乱中的感受。3.指导学生感悟作者情感,进而解读文本。如《记承天寺夜游》传达作者微妙复杂的心境,可引导学生抓住人物的语言“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叹,体味“闲”的滋味——贬谪的悲凉、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湖心亭看雪》写出作者不同于世俗的文人雅趣,从人物的行为动作入手:张岱于大雪三日、湖中人鸟俱绝的更定,架小舟去湖心亭赏雪,是迥异常人的行为,揭示出他怎样的心境呢?(五)指导背诵。“腹有诗书气自华”。朗诵和背诵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学习文言文的实际过程中总结出的好方法和好经验,我们也一向重视背诵。需要说明的是背诵不是死背,而是巧背。按新课程标准要求,初中阶段需背诵诗文80篇,对许多学生来说是难题,他们很怵背古文。原因可能主要是背诵经常作为课后练习来处理,致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尽管学生也背书,但目的在于应付检查,又因是强记手段,记忆当然难以持久。对此,可以多介绍名人的诵读经验、感受和方法。茅盾能背诵《红楼梦》,巴金曾说过:“现在有二百多篇文章储存在我的脑子里了”。我们提倡遵从熟读成诵的自然规律,熟读中要加入自己的理解、感悟,这样记下来的东西才能在头脑中长期保存,到用时信手拈来。向学生推荐一些记忆方法,如:情景法。《核舟记》中“大苏泛赤壁”一段,选三人表演人物各自神情,给人印象要深得多,表演者自己就更为深刻了,容易记且记得牢;线索法:《三峡》从夏水到春冬之时到晴初霜旦的顺序;化整为零法,即连句成段,连段成篇,适宜较长的篇幅如《捕蛇者说》、《湖心亭赏雪》。“源头活水得清渠”,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有赖于教师课上的点拨引导,有赖于教师立足课内、放眼课外的教学意识与训练,有赖于教师汲取传统教学精华又不断创新的教学理念。记得特级教师韩军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不能不想方设法让我们的学生喜欢文言,欣赏文言,并从中汲取行文写作的、思辨哲理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营养,为他们的终身发展服务。参考文献:1.《语文课程标准》2.《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参考》

现代汉语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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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上下,学前教育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

在正文书写完毕后,空两行(宋体小四号),再书写“参考文献”四个字(居中),“参考文献”使用宋体四号加粗,前后两个字之间不空格。“参考文献”书写完毕后空一行(宋体小四号)再书写参考文献的具体内容。

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书写,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1〕,〔2〕,?,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参考文献只列出作者已直接阅读,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主要参考过的文献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应按论文参考的先后顺序排列,参考文献一律书写在论文正文结束后,不得放在各章(节)之后。

参考文献引用的技巧

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有引用了他人的学术观点、数据、材料、结构等,就一定要记得详细的标注出来的。我们引用参考文献也应该要规范,如果我们在论文中标注的参考文献不规范,也从侧面反映出论文写作者的水平和态度。

参考文献不宜过多,文献的多少能体现出论文占有资料的程度。一般情况下,中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偏少,但也不能简单以文献引用量达到多少简单划分,不同性质的论文引用参考文献的多少页相差很大。

有关汉赋的论文题目

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誉为汉赋四大家。找找就有

问题补充简直很傻很天真啊

推荐汉赋四大家的代表作品:1.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汉赋兴盛期代表作品。2.扬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模仿大咖,西汉末年代表作品。3.班固:《两都赋》。说明洛阳比长安好的大型软文。4.张衡:《二京赋》。又一位模仿大咖,写出了新的高度。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 杨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 王褒:《洞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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