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鉴赏与研究论文

唐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成就迥高与前人，沾溉乎后世。唐传奇题材较广，其中又以爱情传奇成就最大。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同情下层妇女的悲惨境遇，歌颂她们为争取爱情幸福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是唐传奇的积极思想意义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唐传奇塑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独特、可歌可敬的女性形象。透视她们丰富多彩、景色多姿的人生经历，我们能真切地感觉到：大唐一代，妇女的个性意识有了明显提高。唐传奇被称为“史才”与“诗笔”的结合，从现实生活的故事入手，加入作者的想象，采用精妙的笔法使一个人物个性鲜明，跃然纸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唐代封建制度的弊端，等级制度的压迫，家长制度的不近人情，比如《任氏传》、《离魂记》、《莺莺传》、《霍小玉传》，这些名篇代预示着唐代爱情小说中的女性有着约束争取自由的意识。一、《任氏传》中的任氏任氏是狐仙，实际上读完之后却给人以另一种印象：机智、勇敢、善良的女性，任氏虽为狐身，同时她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贤淑品德，为了维持永久的爱情，她在明知与出行有危险时，仍不惜拿生命作赌注，结果作了无畏的牺牲，以死表明了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在文章开始，郑六路中遇到任氏，便爱的一发不可收拾，明知任氏为狐仙，却仍然对任氏一往情深，就其原因，乃因其容“天下未尝见矣”。其美貌由贵公子韦崟和家童的对话中烘托的极其成功。后来郑六知道了任氏是一狐妖，但却仍然爱着她，而正是因为郑子明知任氏为狐却仍然钟情于任氏，故博得任氏的信任，使任氏“愿终己以奉巾栉”，托身于郑六。然而韦崟在故事发展中又占据特殊作用。因任氏美貌，崟于郑子明出外时见任氏后，“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却遭任氏的多次反抗，最终未能如愿。而紧要关头，抓住崟的义烈的性格，以言语使崟不得不退步。：“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毫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可称惬青，唯某而已。忍以有馀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糠糗可给，不当至是。”一番话说得崟羞愧难当。任氏的机智、勇敢、在其中表现的极为出色。后来任氏又以其聪明机智帮郑子明成家立业。这其中作者可赞扬的任氏可具有的对爱情的坚贞专一，为了自由决不屈服于暴力的高贵品质便显现出来了。任氏具有报恩思想，在托身于郑六时便有影子了。因为郑六相信她，不因为她是狐仙而改变对她的感情，所以她托身郑六，这是一种报恩。但是在报恩于韦崟时却选错了方式，任氏对韦崟可做的有关报恩的一系列设计，诱别的女性，供韦崟玩弄蹂躏，显然，这一做法是受到指责的，但这一切又似乎在情理之中。这样一来，其性格上的统一，其优中有缺，使得她更贴近现实，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二、《离魂记》中的倩娘同样为了爱情，与《任氏传》中的任氏不同的是《离魂记》中的倩娘把反抗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家长制度。《离魂记》中的倩娘之父阻止她与青梅竹马的表兄王宙成婚，倩娘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竟然灵魂与肉体分离，去陪伴着自己的心上人。王宙与倩娘二人青梅竹马，自动便培养了很深的感情。“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梦中都彼此牵挂着对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见倩娘和王宙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后有兵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这样王宙和倩娘的感情便被家人打断了。于是王宙因“深恚恨”，便托辞离开了倩娘家。恰值上船之际，见“倩娘徒行跣足而至”，于是王宙“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可见倩娘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爱情，是义无返顾的。倩娘的言语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君愿意如此，寝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以抱，是以亡命来奔。”五年之后，二人将归。到家之后又出现了两个倩娘合为一体之事。读到这里，才发现倩娘了爱宙之情景到了如此地步，竟然灵魂抛开肉体去追随了王宙五年。这有点像孙悟空的分身术，但这也让我们看出，倩娘一个弱女子无力反抗封建家长的压力，作者只能借分身来完成这一般美好的姻缘。虽然这一处理有着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但瑕不掩瑜，倩娘追求自己的幸福感情可表现出的个性是为我们赞叹的。三、《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在唐人传奇中，这是一篇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作品。鲁迅先生曾说她“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后世演为杂剧传奇的很多，而以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元人王实甫《西厢记》为最著。这其中崔莺莺在这个爱情故事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莺莺传》在故事开始便安排了张生请好友杜确帮助解救崔氏一家于普救寺。崔氏一家谢恩于张生与崔莺莺正面相对机会。继而才有了下文。而崔莺莺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为了爱情敢于和封建礼教作斗争。尤其是她以贵族少女的身份，竟夜半主动向张生表示爱情，“俄而讲娘捧崔氏而至”，这是一个大胆的行为。对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少女来说，这个做法的确大胆而又不合封建常规。但这也正是崔莺莺值得赞扬的地方。然而崔莺莺性格中又有软弱无力的地方。最初和张生相恋，她动摇不定。先是二人由红娘传词，相互倾诉爱慕之心。但当张生夜闯崔莺莺房间时，崔莺莺却因红娘在场而表现贵族少女特有的威严，意欲装腔作势给红娘看，可以看出崔莺莺非常谨慎的。却未想到红娘早已心知肚明，却是让张生觉得一头雾水。这是崔莺莺性格中的矛盾的地方，与后来的直接大胆判若两人。后来张生遗弃了她，她也认为私相结合“不合法”，“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她不是振振有辞的向张生提出责难，而只是一味哀求，希望他能够始终成全。甚至面对张生将“尤物”、“妖孽”一类字眼加在她身上时，她只有怨，没有恨，这是阶级出身，封建教养带给她的局限性。其性格中的叛逆终是没跳出封建礼教的束缚。最终以悲剧结尾。莺莺是一个美丽、温柔而又深情的女性，作为贵族小姐，她深受封建礼教、伦理道德的制约，“贞慎自保”，但她萌发了对张生的真情后，便“自荐枕席”，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大胆并主动地将满腔热情和爱奉献给了张生。这样的女性形象，这样大胆的个性，我们不得不为之臣服。四、《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在唐传奇中这是一篇出色的作品。《霍小玉传》是一篇因阶级矛盾而酿成的悲剧性的故事。霍小玉乃“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霍王死后，小玉兄弟因小玉出身贱庶，遂将其逐出。在唐代重视门阀制度的情况下，霍小玉出身贱庶——婢女的女儿——而又，沦为娼妓，这就注定了她要成为牺牲者。李益对她始乱终弃，也正由于他是贵族——虽然已经没落了——出身的士大夫阶层的缘故。这篇故事反映了下层妇女被压迫、被侮辱，也指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只知玩弄女性而没有真正的爱情。“痴情女子负心汉”，是这篇故事的真实写照。作者是同情霍小玉而谴责李益的。霍小玉是个痴情而又软弱的女子，在李益抛弃她在外不归时，为寻找李益，希望他回来，竟“赢卧空闺，遂成沉疾”，“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这一切竟为一老玉匠一语道破：“贵人男女，失机落节，一至于此！”最终小玉的痴情使“长安中稍有知者”皆为其所作所为感动至深，一致“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后李益为一位豪士强行带回小玉住处，小玉伤心欲绝，竟“长恸号哭数身而绝”。其凄惨竟至此，天下谁人能堪。但霍小玉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的斗争的开始。她把复仇的火焰继续到暝界，使李益昼夜不安，不得善终。霍小玉突破生与死的羁绊，终于为自己，也为女性的尊严和爱情讨回了公道。和两人相恋的情致委婉相对比，小玉遭到遗弃，又辛酸凄恻，扣人心弦。霍小玉的形象因此而在人们心中深深的烙上了印迹，其苦命的遭遇催人泪下，也使人们对李益的行为所不齿。如此有个性的女性形象，也只有在唐代传奇中会表现的这样淋漓尽致，得到世人的称赞。五、唐代传奇中的女性意识以上四位女性各自有着不同的身份：《任氏传》中任氏是狐妖，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社会下层妇女的形象；《离魂记》中倩娘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大家闺秀，处于社会的中上层；《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的千金，地位亦处于社会的中层，虽然已经没落；《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是霍王之女，却因其母为霍王婢女，而在霍王死后遭到排斥，提不到名份。虽然结局有喜有悲：《任氏传》中的任氏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聪明机智战胜了豪门子弟韦崟的凌侮压迫，最终得到了自己所追求的幸福爱情。《离魂记》中的倩娘，反对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包办婚姻，力争自由恋爱，“分身”出另外一个倩娘与王宙出外私奔。封建时代的大家闺秀能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实属难得。最终倩娘也得到了自己所乞求的幸福生活。与任氏和倩娘相比，《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则没有那样的好运了。崔莺莺遇到了能够代表封建士大夫阶层实质的张生。最初张生极力追求崔莺莺，后来却随便地加以抛弃。而崔莺莺的性格中的软弱的地方使她不得不承受着被张生遗弃的悲剧性的结果。甚至张生为了失掉责任而向她向上强加“尤物”“妖孽”一类字眼时，她也没有反抗，只是一味地承受，最终吞下了婚姻悲剧的苦果。与崔莺莺一样有着爱情悲剧的《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也同样遇到了一个负心薄幸的李益。李益虽为已没落的封建贵族出身，但她已具备了封建士大夫阶层的恶习：只知玩弄社会下层女性而没有真正的爱情。较崔莺莺而言，霍小玉有其进步的一面。在遭到李益遗弃后，霍小玉虽然散尽家资各处寻找李益，但找到李益后，霍小玉并不是像崔莺莺那样的软弱，而是想到了报复，想到了去反抗这种封建士大夫阶层玩弄下层妇女的恶习，这是一个进步。但仍不能改变“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悲剧性结局。但是这几位女性人物却有着相同之处：努力地尽自己的一切可能，追求自己的爱情。唐代传奇中的此类有喜有悲的爱情传奇故事，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只能处于被玩弄被污辱的地步，虽然《任氏传》中任氏和《离魂记》中的倩娘得到了自己的幸福的爱情，但也只能反映当时处于社会下层妇女的一种渴望，因为作者在处理她们的喜剧性的结局时，借助了“狐”这一类非人化艺术处理，完成了她们的对幸福爱情的追求，将无力改变现实的渴望寄托给了虚幻的世界。毫无疑问，唐朝特别是在中前期，经济发展昌盛，思想领域解放，在此背景下的唐代女性爱情观、婚姻观等较其它封建王朝有很大拓展。但封建文明的繁盛，不但没有给她们带来根本性的解放，苟严的礼教制度仍让她们难以实现。同时，她们的反抗还未触及到社会的本质，因此，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格独立，她们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若与前代女性相比，唐代女性毕竟迈出了坚实的、可喜的一大步：她们追求的爱情排斥了一切非情感的功利要素，坚持婚姻中的自我意识，并以实际行动对坚不可摧的封建礼教制度进行猛烈的控诉和攻击。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我们认为，唐传奇中的女性思想已远远地超越属于她们的那个伟大时代。总之，唐传奇中众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就是这样频频出现在这样的故事中，传奇作家运用女权话语，通过歌颂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闪光点，把其个性张扬的品格充分显现出来。唐代女性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尊重崇敬程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预示着千百年来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和崩溃。唐传奇中表现出的女性个性张扬意识，不仅反映了唐代女性对生命价值认识的觉醒，也预示着后代女性能撑起“半边天”的必胜信念。读唐代传奇的爱情故事着实让人想为当时社会的下层妇女呐喊：“妇女也是人，不应该受到社会的抛弃，不应该受到玩弄和污辱。”唐传奇的爱情故事在我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迹，而这些女性人物的形象更是撼人肺腑。我们不得不为她们处于社会下层而坚决的与封建制度下的命运斗争的勇气所折服。

传奇是唐代开始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说，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如《柳毅传》。唐传奇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初、盛唐时代为发轫期，也是由六朝志怪小说到成熟的唐传奇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作品数量少，艺术表现上也不够成熟。现存主要作品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的《游仙窟》。中唐时代为兴盛期，从唐代宗到宣宗这100年间，名家名作蔚起，唐传奇的大部分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人更以诗人兼传奇家的身份，将歌行与传奇配合起来，用不同体裁不同方式来描写同一事件(如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陈鸿的《长恨歌传》，都有与之相配的长篇歌行)，从而既提高了传奇的地位，也扩大了传奇的影响。晚唐时代开始退潮，出现了由盛转衰的局面。虽然此期作品数量仍然不少，并出现了不少传奇专集，如袁郊的《甘泽谣》、皇甫枚的《三水小牍》、裴铏的《传奇》、薛用弱的《集异记》、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等，但这些作品大多篇幅短小，内容单薄，或搜奇猎异，或言神志怪，思想和艺术成就都失去了前一个时期的光彩。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内容多传述奇闻异事，后人称为唐传奇。唐传奇的繁荣及其原因中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大量的是记述神灵鬼怪的志怪小说，少数记人事的小说如<世说新语>，则多记上层人士的谈吐和轶事。这些小说，大抵篇幅短小，文笔简约，缺少具体的描绘。到唐传奇产生，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唐传奇内容除部分记述神灵鬼怪外，大量记载人间的各种世态，人物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反映面较过去远为广阔,生活气息也较为浓厚。在艺术形式上,篇幅加长，“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部分作品还塑造了鲜明动人的人物形象。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宋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引)他把唐传奇同唐诗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唐传奇的繁荣，有一定的历史、社会原因。唐朝统一中国以后,长期来社会比较安定,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发展，象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一些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繁荣。为了适应广大市民和统治阶层文娱生活的需要，在这类大城市中，民间的“说话”(讲故事)艺术应运而生。当时佛教兴盛，佛教徒也利用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演唱佛经故事或其他故事，以招徕听众、宣扬佛法，于是又产生了大量变文，促进了“说话”艺术的发展。从民间到上层，说话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晚年生活寂寞，高力士经常让他听“转变说话”即说变文和小说以解闷取乐。王建《观蛮妓》、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都说到了女妓演唱王昭君的故事。《目连救母变文》的故事则为白居易、张祜所熟悉和引用(孟棨《本事诗》、王定保《唐摭言》)。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贬误>篇记他于太和年间观杂戏，中有“市人小说”，讲名医扁鹊的故事。所谓“市人小说”，即指街坊艺人讲说的故事。当时文人聚会时，也有以“说话”消遣的。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题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一枝花话”讲的就是白行简《李娃传》所记的故事，历四个时辰,即今八个小时尚未讲完,可见叙述非常细致。在某些唐传奇篇末，往往述及本文的写作是由于朋友间的“说话”，如“昼宴夜话”(《任氏传》)、“宵话徵异”(《庐江冯媪传》)、“话及此事”(《长恨传》)、“因话奇事”(《续玄怪录·尼妙寂》)等。文士间流行“说话”风气，其“说话”艺术又很细致，是促使唐传奇大量产生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科举取士，重视文学。在各科中，考试诗赋杂文的进士科最受重视。士人应试之前，常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称誉，扩大社会名声，为考中进士科创造条件，当时称之为“行卷”。传奇文也常用作“行卷”。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代士人行卷,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传奇以叙事为主，文体近于野史，中间常穿插诗歌韵语,结尾缀以小段议论,即所谓“文备众体”。唐代后期传奇专集产生颇多，大约同这种“行卷”、“温卷”风尚有关。但赵彦卫的说法，在唐宋文献资料中缺乏有力佐证，因而有的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魏晋南北朝作者把小说作为记录异闻奇事的野史一类看待，略叙梗概，不讲究语言的藻饰。<文心雕龙>详述各种文体，下及谐辞隐语，于小说一类却只字不提。说明在当时区分文笔,注意藻绘的风气中,志怪记人之类的小说，因缺乏文采而不为论者所重视。唐传奇情况则大不相同。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认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中国小说史略》)这就指出了唐传奇作者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虚构曲折情节，注意语言华美，富于文采与意想，从而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继南北朝之后,佛道两教在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两教的经典和文艺作品，如变文、壁画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情节离奇曲折、想象丰富奇特的故事。它们对一部分唐传奇(主要是神怪一类作品)的题材、构思以至细致的描绘有一定影响，同时也给它们羼入了大量宗教迷信的杂质。唐传奇的发展过程前期(自唐初至玄宗、肃宗时) 前期作品现存很少，质量也不及中期，但已显示出唐传奇的特色和创新精神。唐传奇中最早的<古镜记>，相传为隋末唐初人王度作,内容不脱六朝志怪小说余风。它以古镜为线索,把十多个怪异故事联缀起来组成长篇，叙述较为细致，较之笔记式的六朝小说是一大进步。<补江总白猿传>一般推测亦为前时期作品。作者不详,内容属志怪一类,情节较曲折，描绘也较具体生动，初步显示出唐传奇的艺术创新特色。《古镜》、《白猿》两篇，标志着中国小说从六朝志怪向唐传奇发展的过渡形态。高宗、武后时，有张?所撰《游仙窟》，自叙途中夜投大宅，逢两女子宴饮调戏，停一宿而去。内容轻薄，似为狎妓生活的反映,文辞华艳浅俗,特多骈俪语句，且常穿插诗歌韵语，体制与唐代民间讲唱文学相近，当是受其影响。玄宗、肃宗时,史称盛唐。这时期诗歌繁荣,传奇相对显得寂寞。当时张说曾作传奇文。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鹦鹉告事》条载：长安豪民杨崇义为妻刘氏及其情夫谋杀,他人莫知。后因堂前架上鹦鹉告发,始得破案。朝廷因“封鹦鹉为绿衣使者,付后宫养喂之。张说后为《绿衣使者传》，好事者传之”。同书卷下<传书燕>条载:长安豪民郭行先之女绍兰,嫁富商任宗。任宗南下经商，经年不归。绍兰吟诗系于燕足，燕果南飞递与任宗。宗次年遂归家。“后文士张说传其事，而好事者写之”。但张说的这两篇小说原文均已失传。另有<虬髯客传>、《说郛》、<虞初志>皆题张说作，但尚缺少更确凿可靠的证据。张?《游仙窟》、张说<绿衣使者传>等，都描写了市民生活，说明这时期的传奇，有些已在内容题材上摆脱了六朝志怪小说传统，着重表现人情世态，向新的领域扩展。唐前期也产生过一些小说专集，如唐临《冥报记》、赵自勤《定命录》、戴孚《广异记》等(顾况《戴氏广异记序》)。这些专集原书已佚，部分保存在<太平广记>中。内容大抵记述神怪和因果报应之事，沿袭六朝志怪传统，缺少创造性、文字一般也颇简质，仅少数篇章叙述较为宛曲。又有牛肃的<纪闻>。记述内容稍广泛，有些篇章颇有文采。例如《吴保安》写吴保安、郭仲翔两人生死不渝的友谊，描叙细致动人，《新唐书》曾采其事入《忠义传》。它和《虬髯客传》虽一写实事，一为虚构，但都是表现侠义一类人物，突破了志怪的传统。中期(自代宗至文宗时)这是唐传奇的繁荣阶段，作品多，名家也多，一些最优秀的单篇传奇，几乎都产生在这一时期。鲁迅曾指出:“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唐宋传奇集》叙例)这时期的传奇作品，从内容题材上看，大致可分为神怪、爱情、历史、侠义诸类。其中有些作品内容交叉，如神怪兼爱情类的题材就很多，其他题材也有结合的。 ①神怪类。讲的是神仙鬼怪一类故事。题材虽沿袭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但内容、形式都具有新的特色。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分别写卢生、淳于棼于梦中位极宰相,权势煊赫,梦醒觉悟，皈依宗教。主题为表现人世荣华富贵如梦境之空虚，不足凭恃。题材接受南朝志怪小说<幽明录>中《焦湖庙祝》的影响。但《焦湖庙祝》全文仅百余字，写杨林在枕中婚宦得意之事不过数十字。叙述简略;《枕中》、《南柯》两篇则篇幅较长,描绘具体,委曲细致，显示出“施之藻绘，扩其波澜”的特色。而且由于把梦境中的仕途荣遇与波折铺叙得淋漓尽致，也间接反映了当时朝廷和官场的某些情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古岳渎经》、《庐江冯媪传》、《三梦记》、<周秦行纪>等，或述神鬼，或记奇梦，也属于这一类。 ②神怪兼爱情类。沈既济《任氏传》，写狐精化为美女任氏，与贫士郑六同居，任氏不仅艳丽非凡，善良聪慧，并能抗御强暴，形象动人，为后世<聊斋志异>等着重写狐精故事的先导，故事文笔也较其《枕中记》更为细腻。陈玄祐<离魂记>，写张倩娘为了追随爱人王宙，魂魄与躯体相离。李朝威<柳毅传>，写书生柳毅传书搭救洞庭龙女脱离困境后，几经曲折，终于与龙女结为夫妇，情节离奇，性格鲜明，铺叙细致，文辞华艳，为唐传奇中的杰作。李景亮《李章武传》，写李章武与华州街坊妇女王氏一度热恋，王氏病故后，鬼魂与重游旧地、夜居其宅的李章武追叙欢情。汪辟疆称其叙述“文笔婉曲，凄艳感人”，并谓<聊斋志异>专学此种笔法(《唐人小说》)。这些篇章，实际写的都是以爱情婚姻为主的人情世态，如果剥去其神怪外衣，就是优秀的爱情小说，另外，沈亚之《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三篇，也属这一类作品。叙事虽较简约，但多诗歌，饶有韵致，表现出作者要眇的情思。 ③爱情类。除上述以神怪形式出现的爱情故事外,还有一些专写人间爱情的传奇。如许尧佐<柳氏传>，写诗人韩翊 (一作“韩翃”)与柳氏相爱，经动乱离散，最后团圆的故事。此事也见于孟棨<本事诗>，当为实事。又如白行简《李娃传》，写荥阳大族郑生热恋长安倡女，屡经波折,几经丧生,终获美好结局。蒋防<霍小玉传>，写陕西李益与长安倡霍小玉相爱,后登第授官,遂致负心。这两篇传奇,都以世族子弟与妓女的恋爱为题材,有其现实意义。唐代士人以娶名门女子为荣，因这种联姻有利于仕进和提高社会地位。世族子弟溺爱倡妓，一般说来只能是暂时的风流韵事。李娃在郑生登第授官后，要求离去，并劝郑生“当结媛鼎族”。霍小玉也自知与李益的同居生活不能持久，只求暂度八年，当李益满30岁时，再“妙选高门”。这里反映了森严的阶级界限和真挚爱情之间的深刻矛盾。两篇传奇的主要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情节曲折,波澜起伏,文笔细腻生动，与《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虬髯客传》等篇，共同标志着唐传奇艺术的高峰。在这类作品中，元稹的<莺莺传>也很著名。篇中刻画莺莺性格尤为深刻细致。 ④历史类。以陈鸿的《长恨歌传》和《东城老父传》为代表。《长恨歌传》前半写唐玄宗宠幸杨贵妃，朝政腐败，招致安史之乱，暴露了玄宗后期的黑暗现实。后半写杨妃死后，玄宗日夜思念，有蜀地方士为至蓬壶仙山访得杨妃,故事纯出虚构,但叙述宛曲，富有情致。同时有白居易所作《长恨歌》与传文相配合。《东城老父传》写贾昌少年时以善于斗鸡得玄宗爱幸,声势煊赫,从侧面反映了玄宗后期的荒淫生活。后安史乱起，昌家道中落，依佛寺为生。文中写斗鸡一段较生动，但大部分叙述质直，不及《长恨歌传》文采斐然。唐玄宗当国近五十年，是唐代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性历史人物。他前期励精图治，英明有为;后期迷信方士，耽溺女色，信用奸佞，招致祸乱。他又长于诗歌音乐，富有才艺。因此关于他和开元天宝年间人物事件的传说特别多。唐人诗文、笔记、小说中也有许多有关他的歌咏和记载。小说除上述陈鸿二传外，尚有吴兢《开元升平源》(一说陈鸿作)。郭湜《高力士外传》等,但文笔都较朴直,缺少文学性。 ⑤侠义类。这类小说在唐中期还较少。李公佐有《谢小娥传》。写谢小娥的父亲、丈夫为盗申兰、申春所杀。小娥女扮男装，佣于申兰家，终于设计杀兰擒春，表现了智勇俱备的侠义精神。沈亚之《冯燕传》，写冯燕与滑州将张婴妻私通，后婴妻授刀于冯令杀其夫，冯怒其不义而杀之，及闻婴为此蒙屈将戮,复挺身出而自首,也表现了犯法后勇于承担责任的豪侠作风。此外，如《柳毅传》中的钱塘君,《柳氏传》中的许俊,《霍小玉传》中的黄衫客，也都属于侠义一类人物，但在全篇中不是主要角色。这类小说在唐晚期有较大的发展。后期(自文宗时至唐末)这时期单篇传奇现存很少，写得较好的是薛调<无双传>、无名氏《灵应传》、《东阳夜怪录》诸篇。传奇专集则大量出现，尉成风气。其中比较著名的,除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可能在文宗朝稍前时期所作外，计有郑还古《博异志》、薛用弱<集异记>、张读<宣室志>、袁郊<甘泽谣>、裴铏<传奇>、康骈《剧谈录》、皇甫枚<三水小牍>等。传奇专集中的作品，不尽是编撰者的创作，如《续玄怪录》中的《尼妙寂》，采自李公佐《谢小娥传》而略有变化，《博异志》中的《沈亚之》条，采自沈亚之《异梦录》。由于专集大量产生，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前两期;但除有一部分写得比较细致生动外，多数篇幅短小，叙事简略，记述神怪。复与六朝志怪小说接近，文学成就则远逊于中期的单篇传奇。神怪故事中，如《灵应传》写龙女九娘子抗拒朝那小龙逼婚,求得泾原节度使周宝发兵援助,终于战胜朝那小龙,情节较为曲折,显然受了《柳毅传》的影响。《东阳夜怪录》写秀才成自虚途中夜投荒宅，遇橐驼、驴、鸡、猫、刺猬等物怪，各化为人，互相赋诗酬答，并与自虚谈论。天将晓，诸怪均隐去,自虚疑而访之,乃知是物怪，末段构思，颇与《南柯太守传》结尾接近。<续玄怪录>中的《定婚店》，写的是“月下老人”掌管婚姻簿册的著名故事。《传奇》中的《裴航》，写秀才裴航于蓝田驿遇仙女，经过艰苦努力,终成眷属的故事,也广泛流传于后世。《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题材本于《大唐西域记》卷七中“烈士池”，写杜子春因落拓不善治生而贫困。遇一老道人，常资给之。后道人引之入华山，令其静坐求仙，勿为一切外界幻境所惑。子春初能守戒，后见其爱子被杀，忽发噫声，遂前功尽弃。小说主旨在宣传道教弃绝尘俗的出世思想，但描摹细致，表现了较高的艺术技巧。皇甫枚<三水小牍>中的《步飞烟》、薛调的<无双传>是后期爱情小说中杰出的作品。前者写武公业之妾步非烟的爱情悲剧，叙述宛曲，颇有情致;后者写王仙客与其表妹刘无双相爱而历经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曲折，描写亦生动，后一篇虽以写爱情为主，但侠义成分比过去的《柳氏传》、《霍小玉传》已大为加重。至《传奇》中的<昆仑奴>篇,写昆仑奴磨勒勇武不凡,为成全其少主崔生的爱情，逾墙垣十重，劫取一品勋臣家的女伎红绡，描写重点则已由爱情转向了侠义。《甘泽谣》中的<红线>和《传奇》中的<聂隐娘>，专写侠女行盗行刺、参与藩镇之间斗争的故事。唐代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剧烈,行刺之事,时有所闻。宰相武元衡、裴度、李石等均曾遇刺。柳珵《上清传》也写到德宗斥责宰相窦参“蓄养侠刺”。《红线》、《聂隐娘》两篇，反映了当时藩镇间尖锐斗争的现实，篇中所写的侠士，或能腾空飞行，或有超人的武艺，实际上是把侠士神化了,这种情况为过去的侠义故事所未见,当是受流行的宗教迷信(主要是道教)的影响，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滥觞。至于《玄怪录》中的《郭元振》，写元振夜斩猪妖，为民除害，则又是把侠义、神怪两类题材结合起来了。传奇专集中还有一些小故事,虽然情节比较单纯,描写也不够细致，但思想内容具有进步意义。如《三水小牍》中的《却要》写湖南观察使李庚家女奴，面对四位公子的调戏，从容应付，设计加以揶揄，表现了被压迫者的机智和反抗。皇甫氏《原化记》中的《京都儒士》，写京都一儒士自称有胆气不畏鬼怪，某夜独宿凶宅，心中惊怖，丑态毕露，刻画了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类作品篇幅短小而含意隽永，后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某些篇什，风格与之相近。唐代诗歌发达，产生了不少关于诗人及其创作的传说和故事。其中一部分也富有传奇色彩。单篇中如许尧佐《柳氏传》、沈亚之《秦梦记》,专集中如《集异记》的《王维》、《王涣之》等均属此类。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孟棨《本事诗》两书，主要或专门记载有关诗人诗作的故事。魏晋人崇尚清谈放诞，产生了《语林》、《世说新语》等笔记小说;唐人崇尚诗歌，产生了《云溪友议》、《本事诗》等故事集;从中都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特殊风气。综上所述,唐传奇的内容丰富多采,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较广,有的表现了男女情人的悲欢离合及社会原因,有的通过幻想形式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有的暴露了上层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有的歌颂了见义勇为，反抗强暴的豪侠行为，大都具有积极意义。唐传奇也包含着许多思想糟粕，如宣传鬼神迷信和宿命论，宣扬女人是尤物、祸水，赞美出于个人感恩而为主子效忠的行径等等，应注意鉴别。唐传奇的语言，一般运用散体，但多四字句，句法较整齐，沿袭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六朝志怪小说如<搜神记>等，语言比较质朴，不讲究对偶和辞藻，在当时区别“文”“笔”的风气下,属于“笔”这一类,但因受骈文盛行的影响，一部分语句句法比较整齐，风格上也有与骈文接近的一面。唐传奇的语言，就是沿着这一路子发展的。个别篇章如《游仙窟》，甚至以骈体为主，但多数作品虽夹杂骈句，基本上仍是散体。不过由于作者有意重视文采，不少作品语言颇为华艳。中唐时代传奇繁荣，名篇叠出，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在当时风气影响下,也写了几篇接近传奇的文章,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河间传》之类。但它们不象传奇那样注意讲述有趣味的故事，着重表现作者的意想和文采，而是如鲁迅所说“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其实“无涉于传奇”(《中国小说史略》)。传奇叙事一般具体细致，文辞比较华艳，古文则叙事简略，文辞力求古雅。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写登楼所见景物，铺陈较为具体，句法亦较整齐,接近骈体,便被古文家尹洙讥为“传奇”(《后山诗话》)，此事颇足说明二者文风的区别。所以《毛颖传》等一类作品，实际上不能算作传奇文。唐传奇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唐传奇对后代小说、戏曲及讲唱文学有较大的影响。传奇体成为宋以后历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主要样式，即使在白话小说兴起后，仍有一定势力。宋代就出现过不少传奇作品，虽然一般说来写得比较平实，缺少飞动的文采,但也有一些流传的佳篇,如鲁迅<唐宋传奇集>中收录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和<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明代著名的传奇小说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和邵景瞻的《觅灯因话》。其中《剪灯新话》的文笔意境，颇能新人耳目。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继承并发展了唐传奇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的特色，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唐传奇对宋以后的白话短篇小说即话本也有明显影响，很多题材和人物为话本所采用。据宋罗烨<醉翁谈录>记载,宋代已有不少根据唐传奇故事编成的话本,但多亡佚。明人所辑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中，也保存了好些取材于唐传奇的话本。传奇中叙事、诗笔、议论结合的形式，即所谓“文备众体”的特点，以及传奇描写人物的手段，如比较细腻的细节描写，传神的人物对话等，话本也都有所借鉴和发展。唐传奇的题材、故事对后世戏曲以及讲唱文学的影响，一向为研究者们所注意。大凡著名的传奇故事，在后代都各自产生若干同一题材的戏曲。最为人所知的是<长恨歌传>对元代王伯成的诸宫调《天宝遗事》、白朴的杂剧《梧桐雨》和清代洪升的传奇戏曲《长生殿》的影响，《莺莺传》对宋代赵令畤的《崔莺莺双调蝶恋花鼓子词》、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的影响，《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对汤显祖的传奇戏曲“玉茗堂四梦”的影响等等。由于唐传奇成为后世戏曲、小说汲取题材进行再创作的宝库之一，因而有人把这种现象与希腊神话对后来欧洲文学的影响相比拟。唐传奇的结集和研究资料晚唐陈翰采录唐传奇的许多优秀篇章，编成<异闻集>10卷,原书已佚,其中一部分为《太平广记》所采录。宋初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500卷,分类编纂汉、魏以迄宋初的小说、野史、杂记等,取材宏富,是保存汉魏六朝和唐代小说的渊薮。明清时代所编的《说海》、《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书，则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不可凭信。“五四”以后，鲁迅据《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书，去伪存真，专采唐、宋单篇传奇为<唐宋传奇集>一书,末附《稗边小缀》,对所收各篇传奇及其作者进行考订，把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引入科学化的道路。后汪辟疆又编<唐人小说>一书，除单篇外，还选录了一部分专集中的代表作品，各篇均有说明考订，可与<唐宋传奇集>相辅并行。唐传奇的专集，今人亦在分别加以校点整理中，已经出版的有《博异志》、《集异记》、《传奇》等。

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相关论文研究

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7月版。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4月版。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版。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3月版。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与杨明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版。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与杨明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0月版。乐府诗述论（含《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乐府诗再论》3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版。望海楼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李白诗选（署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8月版。李白研究作家出版社1962年6月版。古代诗歌选（4册，与顾易生、徐鹏合编，署名王易鹏）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62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3卷本，与顾易生共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8月、1981年11月、1985年7月版。中国文学批评通史（7卷本，与顾易生共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6月至1996年6月间陆续出版。历代诗歌浅解（与顾易生、徐鹏合编，此为60年代初《古代诗歌选》的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文心雕龙》译注（与周锋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 1、《乐府前溪歌杂考》，《国文月刊》75期，1949年2、《离合诗考》，《国文月刊》79期，1949年3、《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国文月刊》81期，1949年4、《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解放日报》1953年6月15日5、《说黄门鼓吹乐》，《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期，1954年5月10日6、《汉代的俗乐和民歌》，《复旦学报》1955年第2期7、《吴声、西曲中的扬州》，《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1955年8、《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形成》，《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9、《论〈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时代、思想、艺术及其问题》，《语文教学》1956年第12期10、《从诗论看我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的一种原因》，《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87期，1956年1月8 日11、《汉代鼓吹曲考》，《复旦学报》1957年第1期12、《南北朝乐府中的民歌》，《语文教学》1957年第9期13、《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复旦学报》1957年第2期14、《陈子昂和他的作品》，《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1957年15、《谈李白的〈蜀道难〉》，《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44期，1957年2月17日16、《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82期，1957年11月10日17、《读〈柳毅传〉》，《语文教学》1957年第3期18、《〈虬髯客传〉的作者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98期，1958年3月2日19、《乐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关系》，《文汇报》1959年7月7日20、《蔡琰与〈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68期，1959年7月5日21、《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复旦学报》1959年第七期22、《略谈李白〈蜀道难〉的思想和艺术》，《语文教学》1960年第4期23、《谈高适的〈燕歌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15期，1960年5月29日24、《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风的关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362期，1961年5月7日25、《王维和他的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出版《王右丞集笺注》代序26、《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文汇报》1961年7月29日27、《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同上副刊第378期，1961年8月27日28、《李白为什么景仰谢朓》，《文汇报》1962年7月28日29、《杜甫的文学思想》，文汇报》1962年4月11日30、《王昌龄的籍贯及其〈失题〉诗的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03期，1962年2月25日31、《范晔〈后汉书〉的序和论》，《文学遗产增刊》第10辑，1962年32、《读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山东文学》1962年第6期33、《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精神》，《文汇报》1962年1月27日34、《〈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35、《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475期，1964年8月23日36、《略谈严羽和他的诗歌创作》，《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520期，1965年8月15日37、《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复旦学报》1978年第2期38、《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说》，《文艺论丛》第4辑，1978年39、《略谈乐府诗的曲名、本事与思想内容的关系》，《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6期40、《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41、《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山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收入同上书。42、《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收入同上书43、《刘勰论文学的作用和思想政治标准》，《广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收入《文心雕龙探索》44、《略谈李白的文学思想》，《语文学习丛刊》第6期，1978年11月45、《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46、《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文史》第9辑，1980年47、《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48、《李白诗歌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李白集校注》前言49、《寒山子诗歌的创作年代》，《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50、《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51、《钟嵘〈诗品〉与时代风气》，《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1981年52、《〈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复旦学报》1981年第l期53、《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沧浪诗话〉》，《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齐鲁书社1981年54、《<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诗标准》，《唐代文学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期55、《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56、《并庄屈以为心》，《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57、《〈文心雕龙·原道〉和玄学思想的关系》，《文学评论丛刊》第18辑，1983年58、《从〈乐府〉〈谐隐〉看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柳泉》1983年第l期59、《〈文心雕龙·风骨〉笺释》，《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60、《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观》，《文心雕龙学刊》第l辑，1983年61、《〈物色〉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文史哲》1983年第2期62、《从〈文选〉选录史书的赞论序述谈起》，《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3年11月1日63、《刘勰论宋齐文风》，《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64、《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65、《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66、《读〈虬髯客传〉札记》，《学林漫录》第11集，1984年67、《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68、《〈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史》第22辑，1984年69、《〈文心雕龙·序志〉“先哲之诰”解》，《复旦学报》1985年第l期70、《读〈文心雕龙·神思〉札记》，《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l期71、《刘勰论文学作品的范围、艺术特征和艺术标准》，《文心雕龙学刊》第3辑，1986年72、《钟嵘〈诗品〉论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6年7月29日73、《说盛唐气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3期74、《汉魏六朝的四言体通俗韵文》，《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齐鲁书社1986年。收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75、《应当重视对〈文选〉的研究》，《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76、《〈文选〉选录作品的范围和标准》，《复旦学报》1988年第6期77、《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潮1988年78、《李白<古风·其一>篇中的两个问题》，《天府新论》1988年第1期。79、《刘桢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第l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80、《谈前人对刘桢诗的评价》，《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4辑，1989年81、《杜句“羯胡事主终无赖”解》，《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82、《刘勰文学理论的折中倾向》，《暨南学报》1989年第1期83、《论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上)，1990年84、《刘勰对东汉文学的评价》，《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85、《谢惠连体和<西洲曲>》，《江海学刊》1991年第1期86、《<旧唐书·元稹自居易传论>、<新唐书·白居易传赞>笺释》，《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87、《讽喻诗与新乐府诗的关系和区别》，《复旦学报》1991年第6期88、《释·‘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89、《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文史》第34辑，1992年90、《杜甫诗论的时代精神》，《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2期91、《读司空图<注愍征赋述>、<注愍征赋后述>》，《中国文化》第8期，1993年92、《唐代诗文古今体之争和<旧唐书>的文学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93、《<文选>简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文选全译》前言94、《唐人的诗体分类》，《中国文化》第12辑，1995年95、《读汉乐府相和、杂曲札记》，《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1995年96、《杜甫<咏怀古迹>诗的题义和写作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97、《王渔洋论唐代乐府诗》，《上海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98、《说<文心雕龙·序志>的一段话》，《文心雕龙研究》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99、《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中西学术》第2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00、《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文学遗产》1997年第l期101、《<文选>所选论文的文学性》，《古籍研究》1997年第7期102、《<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我见》，《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3、《元白诗在晚唐五代的反响》，《文学研究》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4、《郭茂倩与<乐府诗集>》，《学术集林》第14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05、《古文论研究应当重视作家作品的评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106、《谈<文心雕龙>的<风骨>、<通变>》，《文史》第49辑，1999年107、《读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学林漫录》1999年108、《鲁迅小说细节描写与域外小说的关系》，《海上论丛》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09、《研究〈文心雕龙〉应全面了解其作家作品评价》，《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学苑出版社2000年110、《〈文心雕龙〉为何不论述汉魏六朝小说》，《庆祝王元化教授八十岁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1、《刘宋王室与吴声、西曲的发展》，《文史》第60辑，2002年112、《谢庄作品简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113、《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114、《我研究古典文学的情况和体会》，《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1期115、《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2003年第5期116、《李白文学思想的复古色彩》，《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117、《关于唐代骈文、古文的几个问题》，同上刊2004年第1期

射雕英雄传鉴赏研究论文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白蛇传戏剧鉴赏论文研究

新白娘子传奇目前主要有两版，一版是由赵雅芝、叶童主演的1992版，另一版是由于朦胧和鞠婧祎主演的2018版，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由赵雅芝主演的那一版，这版新白娘子传奇堪称影视界的经典剧作，不管是剧情的安排还是演员的表现都非常出彩。

而由于朦胧、鞠婧祎主演的那版可能是因为有朱玉在前，因此对比下来观剧体会就有些差强人意了，先不说剧情方面，单就演员的演技就让人感觉很尬，再加上乱改的剧情，使得人们口耳相传的经典故事变得面目全非。

因为赵雅芝主演的那版新白娘子传奇才是最经典的，所以我就按照这部剧来点评。

这部剧最让我感到讶异的是许仙居然是由一位女演员扮演的，最初看这部剧时我还是小学，并不知道许仙的扮演者是谁，直到高中在舞林大会上看到叶童时，我才知道原来剧中的许仙居然是女扮男装。当我再次回顾这部影片时不得不感叹，导演在选角方面独具慧眼，因为许仙本就应该是一位斯斯文文、待人和善、性子又有点柔软的男性，正是因为扮演者是一位女性，才能将许仙的这种特质表现的如此到位。

而剧中的另一位最佳选角就是赵雅芝，自从赵雅芝饰演了白娘子后，世间就再无第二个白娘子了，这不光是因为赵雅芝的颜值高，更因为赵雅芝的绝佳气质。在我心中的白娘子就应该是那种心怀善意、气质淑雅，虽然是妖但却丝毫没有妖气的女性，而赵雅芝将这个角色诠释的非常到位，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灵气。

最后说剧情，这部剧不光讲述了许仙和白娘子两人的故事，同时也将故事延续到了他们的下一代，白素贞最后之所以能出塔，并不是因为许仙的努力，而是因为他们二人的儿子许士林，为了救母，奋发图强。我觉得这部剧的剧情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编剧将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升华了，它不单单讲述的是一部爱情故事，还是人世间的孝道融入剧中，使这部剧带来的寓意更加深刻。

因此这部1992版的白娘子传奇不管是在剧情、人物塑造还有演员表现方面都堪称经典，是一部永不过时的佳作，非常值得大家一看。

《白蛇传》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底蕴是：表现了几千年来汉民族百姓对太平盛世、自由恋爱、神仙侠士的崇拜和追求，对于勇于同封建守旧思想和势力作斗争的行为给予的首肯与支持，表达了人们对知恩图报、善良济世、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真情永恒的民族传统的歌颂与赞叹。

新白娘子传奇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992年由赵雅芝，叶童等领衔主演的，一个是2018年由鞠婧祎，于朦胧等领衔主演的。赵雅芝版的新白娘子传奇可谓是古装爱情剧的经典了，播出以后好评如潮，受到男女老少的喜爱，曾同时获得过两个频道收视冠军。赵雅芝版的新白娘子传奇在我国是重播次数最多的港台电视剧，温柔又高贵的白素贞早已深入人心，胆小善良的许仙也让人印象深刻。里面的歌曲像千年等一回等，也红火遍了大江南北。但是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过于守旧采用了叶童反串许仙，当时经费有限，拍摄的技术也不能和现在同日而语，一些场景多是布景，道具有些美中不足。

鞠婧祎版的新白娘子传奇是根据赵雅芝版的新白娘子传奇翻拍的。在精神上传承了老版中的歌颂真善美，在剧情上加入了白素贞和许仙的一些感情戏，让人物更加地丰满，有血有肉。在服装道具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几千件戏服，上万件道具都制作精良。场景上采用了实景搭建，最真实地还原故事场景。取景也是踏遍了江浙一带，力求展现最唯美的中国古代神话意境，获得了2019年度最受期待剧集奖。

新白娘子传奇无论是赵雅芝版的，还是鞠婧祎版的都是向人们传达了真善美，也都是成百上千的工作人员呕心沥血制作而成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两部剧都阐述的淋漓尽致。鞠敬祎版的新白娘子传奇加入了现代的拍摄技术，增加了时尚的元素，相信会让现代的年轻观众更容易接受，让年长的观众品味出新意。

白蛇转的艺术特色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宝库，它故事奇崛，人物生动丰满，所塑造的白娘子，是中国艺术长廊中一个重要的典型形象。故事所反映出的南宋以来不同时期主要社会思想、信仰与价值观的对立、碰撞、演变，以及对民族深层心理的展示，也有着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白蛇传中的民风民俗内容也极其丰厚，多层次地反映了江南的风土人情。而对于这一传说主要的发生地杭州而言，白蛇传与断桥、雷峰塔、与西湖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杭州、使西湖具有了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现代文化时尚和传媒变革的冲击，口头讲述的白蛇传正在衰落，民间能够完整讲述这个故事的文化传承人寥寥无几，且大多年事已高，后继乏人，而其它文艺形式对该题材的改编再创作则又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传承白蛇传，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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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数据分析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