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官制论文参考文献
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摘要:嫡长子继承制度是我国古代皇位继承的重要方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古代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和作用。 关键词: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昭穆制度、专权乱政 皇位继承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的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把预立太子看作是国家大事天子传子宰相传贤传子为求政局安定传贤是求国家的治理天子之子并非一人而诸子又无不觊觎最高的权位于是为求政局安定在诸子中难以继承皇位必须有确立的法制不然祸起萧墙政局必难安定这便是历代册封太子的原因。自汉代以来封建法律就确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 中国古代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西周时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才确立起来的。是古代最主要的皇位继承制度 自先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皇位的继承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位应由正后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第一继承人如长子早殇有子则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册立庶生之长子。皇帝无子再依据昭穆亲疏的顺序选立继位之人。嫡长子继承皇位意在求得政局安定但嫡长子并非个个贤能因而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又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在建立太子的问题上再加以君王的亲疏爱憎以及后宫、宦官、外戚的干政则斗争更加激烈由此而酿成祸乱者从秦二世诈立为帝到清世宗阴谋夺位可谓不绝于书诚如唐初大臣刘泊所说“太子宗兆是系善恶之习兴亡在焉” 封建制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虽起于嫡长子继承但是却少有真正将嫡长子继承执行的且看下列数据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末帝子婴的即位都不是依嫡长子继承制。两汉时期,皇位继承有些复杂。西汉210年间共11位皇帝。“据《汉书》帝纪统计,除高帝为创业之主,平帝为王莽傀儡外,惠、景、元、成4帝皆以嫡长子继承皇位,文、宣、哀3帝为外藩入继大统,武、昭2帝则是因嫡长子被废而得继位。”东汉王朝195年间共有12位皇帝。“根据《后汉书》帝纪部分统计:其中除光武、献帝外,明、和、殇3帝均是因废长立幼而即位,安、质、桓、灵4帝都为外藩入继皇位,只有章、顺、冲3帝勉强算是嫡长子继承。”可见,两汉的皇位继承制度相当混乱,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例如, “曹丕的继位并不是由于他居长,而是由于他的谋略和实力更胜曹植一筹。司马昭以兄弟的身份继承司马师之位。司马炎的继位也是由于他谋略高且有大臣贾充等的支持所致。”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隋炀帝杨广继承皇位,成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使隋朝仅两代就灭亡了。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有21位皇帝,只有德宗和顺宗是按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位的。宋朝18个皇帝中只有3人是嫡长子即位。元朝由于蒙古旧俗的影响,皇位继承制在汉制和旧俗之间摇摆,从而未能确立起相对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争夺皇位的战乱频频发生。明朝的16个皇帝中也仅有5人是嫡出。清朝皇帝无一人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采取的是秘密建储的继承制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 这其中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唐朝。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这二十一君得继大统的情形大致是一按制度而即位者只二君即德宗和顺宗二以权臣而立者有五帝三为宦官所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四因特殊事变而立者为高祖、太宗、肃宗五因稳定政权而立者为玄宗六为大臣争立者有高宗、敬宗七因母后干政立而废废而立者有中宗、睿宗八因皇帝宠幸阴谋而立者为武后。二十一君以嫡长子而立者唯穆宗一人以长子而立者有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懿宗七帝。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朝代统治近三百年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而它的皇位继承制度却是如此混乱实在令人惊异。于此相比其实唐朝的立储制度已经是相当完善了。太子位为储君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因此立储便成为封建政治中的一项大事统治者为此煞费苦心隋唐制定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礼仪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东宫官署机构经常使太子监国、佐理军国大事并随军出征以期太子在继位前就对全国政治有所历练和全面的了解。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稳定政权和顺利接替然而事与愿违不但如上述相继发生过隋炀帝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等事而且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演变 按照儒家的理论皇权既然是由天授予当然是终生的世袭的皇统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即所谓的万世一系。为稳定皇室内部的继承秩序又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如果这样的规定完全被遵守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争吵纠纷也不存在因此而引起的骨肉相残、宫廷喋血了。但是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任何人主观规定的轨道发展正因为皇位意味着最高的权威最大的荣华富贵它从来都是独占的、绝对排他的。所有礼教的宗法规定都无法真正遏制住对此的觊觎之念无法真正限制住各种夺位阴谋政变的相继发生。究其历代嫡长子继承大致演变为两种形式兄终弟及制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做为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也是储君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是合法的继承人。在皇位传承史上影响最大的兄终弟及事件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为皇帝。其实诸如此类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某种变化大部分是在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情况密建皇储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大创造。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昭秘而不宣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昭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被选的人不分嫡、庶、长、幼唯以具有统治才能能胜任皇帝之任最符合根本的统治利益为准。 三、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完善执行的原因 第一,由于封建社会是“君天下”的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即便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观念,也约束不了皇帝们在选择接班人中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因为不喜欢太子承乾而想废掉太子改立魏王泰,最终导致了一场流血冲突。“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嫡长子的身份是根据其母亲的身份确定的,一旦其母亲的后位不保,太子也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了,他的地位肯定也会受到威胁。历史上由于其母亲失宠而丢掉太子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二,皇室权利争斗的因素十分复杂,诸如后妃干政、宦官弄权、官僚集团的影响、以及皇帝与嫡长子性格、志趣不合或互相猜疑等均可导致嫡长子继承制形同虚设。这些因素都可以从唐朝的皇位继承中体现出来。 第三,正皇后无子或皇帝无后代的情况也会造成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得到正常地施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变通的方法来传递皇位,如立皇长孙;兄弟相继;立子之贵者或长者;选择宗室子弟入继等。其实,就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也肩负着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安定的责任,这就对他的德行、才能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嫡长子继承是一种只重视继承人先天的继承资格而不顾继承人才能的制度,因此它并不能保证产生一位能够胜任的皇帝,“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出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一致的问题。而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昏君、白痴皇帝、儿皇帝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皇位继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使子孙可以万世永享对百姓的专制统治。直到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封建王朝解体皇位继承制度才真正宜告结束。 参考文献【1】《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2】《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 【3】《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贞观三年 【4】《汉书》卷43《叔孙通传》 【5】《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
秦王朝在确立 皇帝 尊号的同时，还总结了战国以来各国的官僚制度，建立起了一套适九卿图解[7]应封建统一国家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这就是三公九卿制度。 三公 ，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九卿 ，即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 三公 的职责分别为：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从秦开始，丞相正式成为官职，为中央政府中皇帝之下的最高长官；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为丞相的助手，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是皇帝的耳目。三公 之间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便于皇权集中。 三公 之下的九卿的职责为：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税收；奉常，掌宗庙祭祀礼仪；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宗正，掌皇帝宗族事务。但无论三公 ，还是 九卿 ，均由皇帝任免调动，一律不得世袭。[8] 秦始皇设立 三公九卿 制度，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建立创造了雏形，对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13] 三公九卿制度的基本结构从秦朝一直沿用到两晋，直至隋文帝创三省六部制。从三省六部制的结构上来看，也无处不有着三公九卿制结构的影子。此后，一直到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尚书省及门下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中央官制三级制度才算寿终正寝。三公九卿这一制度沿用约达800年，并从结构上影响三省六部制，并左右中国古代中央官制约达700年。可以说，三公九卿制，上承夏商周，下接隋唐宋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0] 三公九卿制度虽在结构上沿用了近700年，但在其间，官职的名称及权利和三公九卿制的部分结构却一直在变动之中。并且，制度之外其他中央机构的出现也冲击了三公九卿制。[10]
三公九卿制创始于秦朝。为秦始皇接受李斯建议所制，以皇帝为尊，下有三公九卿，其中：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从秦开始，丞相正式成为官职，为中央政府中皇帝之下的最高长官;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御史大夫，为丞相的助手，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是皇帝的耳目。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便于皇权集中。九卿，即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奉常，掌宗庙祭祀礼仪;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税收;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少府，掌管专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宗正，掌皇帝宗族事务。
古代主要官衔简介 中国历史悠久，立官设守，肇始于夏同朝周，至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时已初具体制，而后历朝沿袭并发展，官职有所增减，同一官衔的品级有所差异，有的官职名称也有所不同。本文仅侧重于宋、元、明、清特别是明、清两朝的（七品以上）官衔举要简介。为方便查检，所选介官衔均首字笔画的顺序排列。 三画 【千总】明清两代正六品武官。 【大理寺卿】全国三大司法长官之一，正三品。掌管全国刑狱的最高长官。 【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学士”是唐代掌管文学著作的官，如果由宰相兼管“学士”，则宰相就称为“大学士”。宋代，“学士”中资望特别高的人，称为“大学士”。明代，设大学士若干人，替皇帝批答奏章，商承政务，官阶五品。如果兼任尚书、侍郎，则可以加官到一品，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俗称“阁老”。清代的大学士是内阁的主官，官阶为正一品，一般称为“中堂”。 【工部尚书】掌管全国水土工程的大臣，明代正二品，清代从一品。 【工部侍部】工部副长官，明代从二品，清代正二品。 【广威将军】元、明两代正四品武官。 四画 【中奉大夫】宋代正四品文官，元、明两代为从二品。 【中散大夫】元、明两代正四品文官。 【中宪大夫】元、明、清三代正四品文官。 【中议大夫】元、明两代四品文官。 【中顺大夫】元、明两代四品文官。 【中书令】唐代中书省的“中书令”、尚书省的“尚书令”与门下省的“寺中”，同称三省长官，共同掌管中央的机要。中书省决策机构，中书令实际上就是宰相，宋代由中书省与枢密院分管政务、军事。元代废除三省，中书令是惟一的最高国务长官司。明、清两代废除中书令的官名。 【中书省左右丞相】元代和明初，设中书省左右丞（或称国相），是丞相的副职。明洪武十二年以后不再有“丞相”、“平章”和“参政”等官名。 【太守】汉代掌管郡务的最高长官。三国以及隋炀帝、玄唐玄宗时期和五代，改州刺史为郡太守。此后太守已不是正式官名，习惯上仅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明、清时期专用以称“知府”，从四品官。 【太尉】秦汉汉时期，太尉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后来历代也多沿用这个官衔，但逐渐变成加官的官衔，没有实权。到了宋徽宗时期，把戚太尉定为武官的最高一级官阶，其本身并不代表任何职务，一般用作武官的尊称，而不同其职务的大小。元代以后废除这个名称。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简称“三师”、“三少”，原是天子或太子左右最亲近的人。“师”是传授其知识的，“傅”是监督其行动的，“保”是照管其身体的，即分别是负责君主智育、德育、体育的人。隋唐以后，太子的师傅均以别的官衔任命，“三师”、“三少”公为加官赠官的官衔，没有职事。宋代“三师”是宰相、亲王的加官官衔。“三师”是正一品，“三少”是从一品。明、清两代，“三师”为从一品，“三少”是正二品。 【太宰】古代“太宰”为百官之长。宋徽宗时期，改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一般通称吏部尚书为太宰。明代为正二品，清代为从一品。 【太常寺卿】掌管宗庙祭祀之事的长官，正三品 【太常寺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正四品。 【太常博士】太常寺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正七品。 【太中大夫】掌管议论的文官，唐、宋两代为从四品，元、明、清三代为从品。 【太仆寺卿】太仆寺长官，主管传达王命、侍从皇帝出入。车马等职事，正三品。 【公、侯、伯、子、男】这是皇帝授封的爵号。“公”是“王”以下最高爵号。唐、宋两代有国公、郡公、开国县、公等级别，所食之邑从4000户至3000户不等。明代仅封侯、伯。 【户部尚书】户部的最高长官，主管全国的财政监督、民政事务。明代为正二品官，清代为从一品官。 【户部侍郎】户部的副长官，明代为从二品，清代为正二品。 【文林郎】从九品文官，元、明、清三代为正七品。 【仆射】“仆射”是主任或领班的意思。唐、宋两代“仆射”实际上就是宰相。 五画 【左右参政、左右参议】明代清初布政使的下属官员。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政务，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并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民等事，一般是正四品。 【龙虎将军】主簿是主管文书的意思。中央卿寺中的主簿是正规的事务官，唐代列为从七品，其他官署的主簿为八、九品，县主簿为九品。清代把主簿看做是杂职，并将它裁减。 【礼部尚书】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贡举的大臣，清代为从一品。 【礼部侍郎】礼部副长官，明代从二品，清代为正二品。 【节度使】唐、宋两代总管军民两政的地方长官，官阶二至五品不等。元代之后废除这个名称。 【布政使】明、清两代一省最高民政机构为布政司。布政使为布政司的主官，从二品，仅次于巡抚一级。为防止专权，明代与清初设左右布政使二人，清康熙年间以后不再分左右。 【正奉大夫】元、明两代从二品文官。 【正议大夫】唐代正四品文官，元、明两代为正三品。 六画 【刑部尚书】掌管全国司法和刑狱的大臣，明代为正二品，清代为从一品。 【刑部侍郎】刑部副长官，明代从二品，清代为正二品。 【光禄大夫】汉代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的长官。魏、晋以后有其名而无其职。唐、宋以后成为官阶的称号，从二品官。元、明为从一品，清为正一品，成为文臣最高的官阶。 【同知】府的副职称为同知，如一府的主管称为知府，而府的佐官称为同知。明、清时期，各府同知为正五品。 【同平章事】“同平章事”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简称。“平章”是商量处理国事的意思。位高时，“同平章事‘相当宰相的官衔；位低时，官衔也在五品以上。宋中叶以后废除同平章事的名称，元代时用时不用，官位较低。 【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选，是吏部的最高长官。唐、宋是正三品，明代是正二品，清代为从一品。通常称为天官、冢宰、太宰。 【吏部侍郎】吏部的副长官，明代从二品，清代正二品 【守备】明、清两代正五品武官。 【安抚使】朝廷派往边疆重要地区统辖军民的官员。元代各路安抚使是各路的行政长官。明、清两代公在少数民族地区设有此官。官阶一般是正三品，如原来官衔在二品以上，派出时则称安抚大使。 【州牧】 唐、宋京畿的地方长官称州牧，正六品官。清代知州已隆为与县略相等的地方长官，但文字上仍尊称知州为州牧，与知县并称牧令，正七品。 【巡按】明代派遣监察御史分赴各省区巡视，考核吏治，称为巡按，一般仅有六品官。官阶虽不高，但可以与省区行政偏分庭抗礼，知府以下要服从他的指使，事毕回京。 【巡检】巡检的官名始于宋代，昌边疆要地州县武职指挥官。元、明、清三代，巡检仅为九品官。 【巡抚】明代凡是文职官员奉命出朝，统称“巡抚”，这官职是临时性的。清代巡抚与总督同为封疆大臣，巡抚品级稍次于总督，为一省的行政长官。巡抚的职责随时随事随人而施。清代巡抚为从二品。 【观察使】唐代朝廷派遣分赴各道访察州县吏功过及民间疾苦的官员，官阶由原官职而定， 【把总】清代正七品武官。 【兵部尚书】统管全国军事行政的找官,明代正二品,清代从一品。 【兵部侍郎】兵部副长官,明代从二品,清代正二品。 【怀运将军】元代称大将军，明代从三品武官。 【员外郎】“员外”是定额以外添派的人，唐代为六品，明、清为从五品。 八画 【刺史】刺史与都督在名分上分别掌管州府的民政和军政。元代废除刺史的名称。清代刺史往往作为知州的文字称呼。 【奉直大夫】元、明、两代从五品文官。 【奉政大夫】元、明、清三代正五品文官。 【奉训大夫】元、明两代从五品文官。 【定国将军】明代从二品武官。 【定远将军】明代从三品武。 【明威将军】明代正四品武官。 【武功将军】清代从三品武官。 【武略将军】元、明两代从五品武官。 【武略骑尉】清代正三品武官。 【武义将军】元、明两代从五品武官。 【武义都尉】清代正三品武官。 【武节将军】元、明两代正五品武官。 【武德将军】元、明两代正五品初授武官。 【武德骑尉】清代正五品武官。 【武翼都尉】清代从三品武官。 【武显将军】清代正三品武官。 【知州】州的长官，一般是六品或五品。 【知府】宋代知府职略高于知州。清代知府为从四品。 【知县】宋代县的最高长官。元代称县尹。明、清两代知县为正七品。 【金紫光禄大夫】唐、宋两代正三品文官，元代为从一品，明清两代不设此官衔。 【国公】唐、宋、元、明时期，“王”以下的公爵一级，以古国名称国公，如“鲁国公”等。 【国子监祭酒】古代公卿、大夫的子弟称作“国子”，“国子监祭酒”即国子太学的主民，从四品。 【国子监丞】唐代之后国子监丞均为国子监内部事务民。明、清时期监丞职能是学监的性质，正七品官。【国子监博士】唐代之后,在国子监中分管教学的官员称作国子监博士及助教 【驸马】“驸”就是“副”的意思。驸马都尉与奉车都尉都是奉陪皇帝乘车的近臣。魏、晋以后皇帝的女婿常授以驸马都尉，因此，驸马成为皇帝女婿的专门称号，而不是官职。明代沿用这个名称，清代没有这个称呼。 【尚书令】“尚书”是主管文书的意思。唐、宋两代尚书令实际上就是宰相。 【经略安抚使】唐代边疆地区设“经略使者”。“观察使者”还兼经略使。宋代沿边大将都兼“经略”。此后大多以经略安抚使统管军民。明代只称“经略”而不称“经略使”，官阶比总督略高。清代经略大臣在封疆将帅中居第一位，官阶一般为正二品或从一品。 【枢密使】“枢密”即中枢机密的意思。从唐代开始以宦官掌管枢密，宦官多以枢密使的名义干预朝政。唐昭宗之后改为士人任枢密使。宋代以枢密使为密院长官，与中书省的同平章事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并逐步由同平章事兼任枢密使。清代军机大臣也往往尊称为枢密，一般为一品官。 【县令】唐、宋两代县级主官，官阶自六品至从七品均有。宋代曾同时存在知县和县令的官衔，当时县令稍强于知县。 【参将】明代总兵之下设参将分守各地。清代参将是正三品武官，仅次于副将一级。 【参领】清代正三品官，副参领为正四品官。 【参知政事】简称参政，宋元两代是宰相的副职。 九画 【钦差大臣】明代由皇帝亲自派遣，出外办理重大事件的官员称为钦差。清代由皇帝特命并颁布授关防的，称为钦差大臣。 【总兵】明代总兵阶无定制。清代正二品武官。 【总督】明、清两代具有节制地方文武官员权力的朝廷命官。明代还有管辖专门事务的总督，如漕运总督等，官阶自正二品至从一品不等。清代以总督为地方最高长官，管辖一省或数省。 【显武将军】元、明两代从四品武官。 【荣禄大夫】元明清三代从一品文官。 【转远使】唐代经理江淮、钱币、物资运输的官员。宋代称漕司，明、清两代称漕运总督，一般是二品官。 【信武将军】元明两代从四品武官。 【宣奉朗】宋代七品文官。 【宣德郎】唐、宋两代正七品文官，明、清两代从六品、正七品文官。 【宣抚使】宋、元、明、清四代镇抚一方的军政长官，官阶由原官衔而定，一般是二、三品。 【宣议郎】唐宋两代从七品文官，明代正七品 【宣慰使】元、明、清三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世袭的“土司“中，宣慰使是最高的官职，从从三品官。 【宣武将军】元、明两代从四品武官。 【宣武都尉】清代从四品武官。 【宣威将军】元、明两代正四品武官。 【建威将军】明清两代从一品武官。 【按察使】宋、清两代掌管一省刑名按劾的长官，正三品。 【给事中】朝廷中经手章奏，稽察六部百司的官，正五品 【昭信校尉】元、明两代正六品武官。 【昭武将军】元代称大将军，明代正三品武官。 【昭武都尉】清代正四品武官。 【昭勇将军】元代称大将军，明代正三品武官。 【昭毅将军】元代称大将军，明代正三品武官。 【洗马】洗马即前马，也是先驱的意思，是太子的侍从，一般为三品。 十画 【振威将军】清代从一品武官。 【秘书郎】唐代掌管四部书（经、史、子、集）的文官，从六品。 【郎中】在六部中仅次于侍郎的官，是部内各司的主管，正五品。 【郡王】隋、唐以后，郡王为次于亲王一等的爵名。清代郡王并不取郡名，而是取美名冠之，如顺承郡王等。 【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唐、宋两代仅有八品官，明代为正七品，清代为从五品。 【宰相、丞相】“宰”是主持的意思，“相”是辅佐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有“太宰”和“丞相”名称，而并无“宰相”的官名。但人们习惯上把对君主负责总揽政重力势能人称为“宰相”。秦代和西汉以相同或丞相为宰相。东汉的司徒等于丞相，真正行使宰相权力的却是尚书令。从魏、晋至隋、唐，基本上是以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以及重要的将军等执政者为宰相。从唐玄宗开元年间至宋代，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宋神宗时期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南宋时期改为左右丞相。元代至明初以丞相、平章政事为宰相。明永乐年间之后，以内阁大学士为宰相。清雍正年间之后，军机大臣事实上的宰相，而内阁大学士是名义上的宰相。 【通判】北宋初年设通判之时，职权几乎与知州相同，名为佐官，实际上是与知州共同负责，甚至还是知州、知府的监视者。到了南宋，知州职位较轻，通判职位就更轻了。明代知府以下设通判，事实上为六品官，实际上与同知没有区别。 【通奉大夫】元、明、清三代从二品散民。 【通议大夫】唐、宋两代正四品文官，元明两代为正三品。 【资政大夫】元、明两代正二品文官。 【资善大夫】元、明两代正二品文官。 【资德大夫】元、明两代正二品文官。 十一画 【谏议大夫】唐代谏官，分为左右谏议大夫，宋代以后废除这个官名。 【御史中丞】汉代御史大夫之下有御史中丞官职，掌管中央档案馆及图书馆，处理直达皇帝的一切奏章，监督在外行使巡查权的各部刺史。东汉以后不设御史大夫，而以御史中丞为御史的长官。唐枕头两代观察使大多具有御史中丞的职务，一般为正四品官。明代以后不再有御史中丞的名称。清代因巡抚兼右副都御史，因此称巡抚为中丞。 【副将】明、清两代副总兵改称为副将，仅次于总兵一级，为从二品武官。 【鸿胪寺省卿】“胪”是传的意思，“鸿胪”是大声传颂的意思。唐代鸿胪寺卿既管朝廷的待客，又管司仪。明清两代专管朝廷的朝会仪节，正四品。 【御史大夫】“御史”即君主左右的文书官。唐代“御史大夫”即御史之长，四品官。宋代多缺而不补，元代则虚存其名，明、清两代废去这个名称。 【都指挥使】明代各地设卫所，都指挥司是它的常设统帅机构，都指挥使是都指挥司的长官，与布政使、按察使分管地主的军政、民政和刑狱，正二品武官。 【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下属的武官，正三品。 【辅国大将军】唐、宋两代正二品武官，明、清两代在镇国将军之下设辅国将军。 十二画 【游击】为总兵总理军营事务，称为镇标中军游击。明代参将之下有游击将军；清代次于参将一级，为从三品武官。 【道台】道台是道员的别称。明、清两代省以下，府、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一般为正四品。 【提督】明代总兵上一级的武官。清乾隆以后提督固定为从一品。 【朝列大夫】元、明两代从四品文官。 【朝奉大夫】宋代正五品文官。 【朝散大夫】唐、宋两代从五品文官，元代为从四品。 【朝请大夫】唐、宋两代从五品文官，明、清两代为从四品。 【朝议大夫】唐、宋两代五品文官，明、清两代为从四品。 【集贤殿侍读学士】为宫内搜集整理图书，是皇帝的学识顾问。六品以下称直学士，五品以上为学士，领头的一般是宰相，则称大学士。 十三画 【殿中侍御史】唐代在京城监察非法事件的官，从五品，低于侍御史而高于监察御史。 【詹事】宫廷中太子的属官，正三品；少詹事为正四品。 十四画 【嘉议大夫】元、明两代正三品官。 【骠骑大将军】唐、宋两代从一品武官。 十六画 【儒林郎】唐、宋两代正九品文官，元、明、清三代为从六品。 【儒学教授】“教授”官职始于宋代，州设教授，县设教谕。清代府、厅、州、县均设儒学，儒学教授为正七品文官。 【翰林学士】唐、宋两代翰林学士是为内廷草拟文字的官。而元、明两代翰林掌管院学士则是翰林院的长官，从二品。 【翰林院编修】“翰林”的名称始于唐代，而“翰林院”则始于明代，掌管制诏、史册、文翰的事务。翰林学士以下有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衔，都是作为文学侍从之臣，通称翰林官，正六品。清代翰林官为闲散，官阶只有正七品，但在某些方面却享受五品以上待遇。 十八画 【镇国将军】明清两代从二品武官。 【镇国大将军】唐、宋两代从二品武官。
明代的宦官论文参考文献
二十四衙门是明代宦官体制，是宦官伺奉皇帝及其家族的机构。内设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 十二监：司礼监，御马监，内官监，司设监，御用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 四司：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 八局：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司礼监：为整个宦官系统中最高的权力机构，“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 司礼监的主要职权为： 1. 批答奏章，传宣谕旨； 2. 总管所有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司礼监总管大太监为所有宦官的首领； 3. 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如南京守备，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司礼监总管大太监兼任东厂提督一职。 御马监：管理御用兵符； 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 司设监：掌管卥簿、仪仗、围幙、帐幔、雨具等； 御用监：掌办御前所用之物； 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 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 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 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 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 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 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 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 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 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 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 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 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 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 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 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 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完备的宦官体制潜藏的恶性痼疾，一旦碰到极度的专制皇权，便迅速得以滋生蔓延。明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极度化的时代，宦官的干政亦到登峰造极之地步，并且呈现出自己的时代特点。东汉宦官专政可以说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轮流坐庄，唐代宦官集团将势力渗透到中央禁军系统进而掌控朝政，而明代宦官则将魔爪渗透到了司法领域转而掌控天下。 明代负责司法的机关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习称三法司。刑部主管审判，大理寺负责大案要案的审判和一般案件的复核，都察院监察文武百官的言行，三者各司其职、互相牵制。但是，明代司法大权基本上都被宦官侵夺，“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6�1刑法志》）。不过，明代司法权的丧失，也是宦官一步步侵夺的结果，他们通过特务统治来攫取司法权利。 众所周知，明代宦官把持了中央司法大权，实施司法权的机构主要是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但是真正操纵这几个机构的是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要想了解明代宦官干政，首先必须了解司礼监。 前面说过，司礼监设立于明太祖时期，最初在二十四衙门中地位并不高。按照明代体制，内阁大臣只有“票拟”权力，就是内阁大学士代皇帝拟出对大臣章表的批复意见，然后皇帝参照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用朱笔批出最终决定，叫“批红”。宣德年间，司礼监首领太监获得了“批红”权力，事实上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他们通过“批红”大权，可以暗中扩展势力，对抗内阁，进而对抗整个官僚阶层。 由于司礼监拥有代皇帝批红和传旨谕旨的权力，因而它的内部机构也逐渐完备起来。司礼监的最高长官是掌印太监，只有一人。下设秉笔太监几人，专管批红。秉笔太监中有一名负责管理东厂，称“提督太监”，位居其他秉笔太监之上，称为次辅。司礼监下设文书房，由掌房十员组成，协助掌印、秉笔太监处理通政司所进章奏、内阁票拟、皇帝的圣旨等，地位也十分重要。 明代司礼监宦官除了“批红”和“承宣圣旨”，还有其他几项权力。 皇位监护权。明代，皇帝死前，司礼监太监往往和内阁首辅一起，被托命辅佐新君。例如，穆宗死时，命令内阁大臣和司礼监太监冯保辅佐新君———神宗，冯保就是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内阁大臣中受命的就有一代名相张居正。 掌管全部宦官，包括宦官的任命调动。其权力高度集中，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明代宦官机构庞杂，在京师就有二十四衙门和厂卫系统。在地方上，也有镇守太监、留守守备。其中最重要的有，南京守备、凤阳皇陵守备，各省各军事要塞的镇守太监。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织造局，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市舶司，各地国家仓库也归宦官主管。英宗正统年间，司礼监还主要主管内廷宦官，各地宦官还是由皇帝亲自指派，但到了代宗景泰年间，全国宦官人数激增，调派权力逐渐落到了司礼监太监手中。同时，对所有宦官的惩治大权，也是司礼监太监负责。 明代宦官飞扬跋扈，势焰熏天，主要是掌握了司法大权，推行特务统治，进而控制朝政。明代宦官推行特务统治的主要机构为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要想了解明代宦官体制，还须了解厂卫系统。 最早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明代兵制，实行卫所制度。中央设立五军都督府作为最高军事机关，各地设立卫所负责军队日常的训练和管理。卫下设千户所，千户所下设百户所，其长官分别是都指挥使、千户、百户。卫所之上设都指挥司，管辖几个卫所。五军都督府负责全国的日常军事工作，兵部管军官的任免和军队调遣。战争时期，将帅由皇帝亲自任命，战争结束后将帅把军队带回卫所，他的使命宣告结束。可见，明代皇帝对军队的分而治之，使得都督府有军队管理权，兵部拥有人事权和调动权，真正的指挥权在皇帝手中。任何一个人要想完全控制军队，都是不可能的。
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九年，便制造了御玺，刘邦灭秦得天下后，子缨将御玺献给了刘邦，御玺成为“汉传国空”。到汉末董卓之乱，御玺先后落入孙坚、袁术之手，再传魏、晋。五胡十六国时，一度流于诸强，后被南朝承袭。隋灭陈后，御玺被陈朝的萧太后带到突厥，直到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御玺归唐。五代时，灭下大乱，流传的御玺不知所终。在六朝以后的记载中，大都认为被秦始皇所用的御玺是用和氏壁改造而成的。 清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和氏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乾隆皇帝在＜卞和献玉说＞中，认为这只是韩非子的寓言而已。 .明朝太监的乱政，实际是由于明朝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导致皇帝扶持起来的一个势力集团，他们在为皇帝服务的同时，趁机为自己牟利。明朝太监集团和皇帝往往是一体的，相互依靠的。
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
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
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宦官
秦汉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在上有较为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秦代文学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至嬴子婴即位（公元前207）不久为刘邦所灭，仅历时15年,文学上无重要建树。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不仅如此，秦王朝还对儒生实行肉体消灭政策,曾一举坑杀儒生460余人。在秦王朝统治期间，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先秦时代的文书典籍几全遭毁灭。“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文心雕龙·诠赋》),“秦皇灭典,亦造仙诗”（《文心雕龙·明诗》），即使遗留一些杂赋、仙诗（仙真人诗）亦皆亡佚。现在能看到的仅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时，等人写作的歌颂功德的文字，由于它们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称为。它们在形式上模仿雅颂，为四言韵文，多以三句为韵。文学价值不高，但由于它们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对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响。西汉文学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治”学说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的出现。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张子侨、、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的。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和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潜夫论》、崔《政论》、《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的形成,无名氏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中国古代行旅生活>是古代生活大型丛书，是适应社会文化需要的新举措，也是进行学术领域开拓的新尝试。比较系统具体而生动地秒描述了中国古代行旅生活史。全书从“心理准备““行装与旅费”“行旅送别礼俗”“行旅方式”“旅食与旅宿”“行程与行速”“行礼与行具”“行旅的安危”等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评述了行旅在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可以更为真切地了解许多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到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风俗画卷，领略其中隽永幽婉的意趣风致。反映出中国历史文化的若干重要特色。正文之中，往往是引用典故的堆砌，却少有注释，帮助读者阅读；看起来更像是“古代行旅生活考据”一类的文章。不是说这样写不行，而是这样写没有针对丛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们，而造成读者的阅读困难。所以，这一本“行旅生活”是看得最慢的。 目录:一 行诱的心理准备 1卜行择吉 2行神祭祀 二 行装与旅费 三 行旅送别礼俗 1灞桥折柳 2饯别形式的演变 四 行旅方式种种 1徒行时代与徒行阶级 2骑乘形式 3篮舆伊轧 4乘车行旅 5舟筏行水 五 旅食与旅宿 1行旅饮食 2宿息 宿泊 3民间行旅食宿服务业的经营 六 行程与行速 1远行的历史记录 2行旅速度：急脚 快马 飞车 3晓行与夜行 七 行李与行具 1行囊与行橐 2行滕与行缠 3其他随身行具 八 行旅的安危 1行旅交通事故 2贫病转零落 故乡不可思 3虎患及其他山林行旅灾难 4旅途盗劫危患 九 行旅生活百昧 1游学行迹：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2游宦生涯：区区牛马走 趋驰名利牵 3游贾事业：周流天下 无所不至 十 旅人的精神寄寓 1家园忘却酒为乡 2弦管笙歌销客愁 3客舟唱咏与驿壁题诗 十一 软脚·洗尘·接风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的书摘……人们平时常常用“衣食住行”，也就是衣服、饮食、住居、出行，来概括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内容。“行旅”，一般是指历时较久、历程较远的出行活动。古代中国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以小农为经营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从而导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也曾经形成了对“行旅”活动存有某种消极偏见的生活观念。《老子》一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以“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彼此严重隔绝的社会生活为标志的。晋代名士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对于“与外人间隔”的所谓“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记述，也寄托着大体类同的梦想。与此相应的淡漠交往，厌畏出行的习尚，似乎久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尽管民间行旅在传统中国古代的总体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进社会文明成熟，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意义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据说民间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为主要生活形式的说法，后来孙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与交往作用之重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说。其实，早在先秦时代，《荀子·修身》中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大意是说，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遵循“礼”的规范，如此方能和谐有序，否则就会导致祸患。这里所说的“食恢、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谓“动静”，与“行止”涵义大体相近。这可以由《周易·艮（gen亘）》中的一段话得到说明：“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行”和“止”，“动”和“静”，都要合乎时宜，这样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实现。当时人所说的“动”或者“行”的涵义，其实是包括行旅活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行旅生活在社会生活总体内容中的地位，似乎并没有完全受到漠视。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明代男女官服论文参考文献
一品常服：头饰用珠翠庆云冠，珠翠翟3，金翟1，口衔珠结。鬓边珠翠花2，小珠翠梳1双，金云头连三钗1，金压鬓双头钗2，金脑梳1，金簪2，金脚珠翠佛面环1双。镯钏都用金。衣服为长袄、长裙，质料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长袄镶紫或绿边，上施蹙金绣云霞翟鸟纹，看带用红、绿、紫，上施蹙金绣云霞翟鸟纹。长裙横竖金绣缠枝花纹。二品礼服，除特髻上少1只金翟鸟口衔珠结外，与一品相同。二品常服亦与一品同。三品礼服：特髻上金孔雀6，口衔珠结。正面珠翠孔雀1，后鬓翠孔雀2。霞帔上施蹙金云霞孔雀纹。钑花金坠子。褙子上施金绣云霞孔雀纹。余同二品。三品常服，冠上珠翠孔雀3，金孔雀2，口衔珠结。长袄，看带或紫或绿，并绣云霞孔雀纹，长裙横竖襕并绣缠枝花纹，余同二品。四品礼服特髻上比三品少1只金孔雀，此外与三品同。四品常服与三品同。五品礼服：特髻上银镀金鸳鸯4，口衔珠结。正面珠翠鸳鸯1，小珠铺翠云喜花3朵，后鬓翠鸳鸯1，银镀金云头连三钗1，小珠帘梳1，镀金银簪2，小珠梳环1双。霞帔上施绣云霞鸳鸯纹，镀金银钑花坠子。褙子上施云霞鸳鸯纹。余同四品。五品常服冠上小珠翠鸳鸯3，镀金银鸳鸯2，挑珠牌。鬓边小珠翠花2朵，云头连三钗1，梳1，压鬓双头钗2，镀金簪2，银脚珠翠佛面环1双。镯钏皆银镀金。衣服为镶边绣云霞鸳鸯纹长袄，横竖襕绣缠枝花纹长裙。余同五品。六品、七品礼服：首饰特髻上翠松三株，银镀金练雀4，口衔珠结。正面银镀金练雀1，小朱翠花4朵，后鬓翠梭毬1，翠练雀2，翠梳4，银云头连三钗1，珠缘翠帘梳1，银簪2。衣服绫或罗、绸、绢大袖衫，绣云霞练雀纹霞帔，钑花银坠子。褙子上施云霞练雀纹，余同五品。六、七品常服冠上镀金银练鹊3，又镀金银练鹊2，挑小珠牌，镯钏皆用银。衣服为有边长袄，紫或绿绣云霞练鹊文看带，横竖襕绣缠枝花纹长裙。余同五品。八品、九品礼服：首饰为小珠庆云冠，银间镀金银练鹊3，又银间镀金银练鹊2，挑小珠牌，银间镀金云头连三钗1，银间镀金压鬓双头钗2，银间镀金脑梳1，银间镀金簪2。衣服为大袖衫，霞帔，褙子，霞帔上绣缠枝花，钑花银坠子，褙子绣摘枝团花。及襟侧镶边绣缠枝花长袄，余同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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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打败了元朝帝国，也废止了元代的服饰制度，从皇帝到老百姓，都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大臣们参考周、汉、唐、宋的服饰形式，加以修改，先后试用了二十多年，才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确立了基本的款式。明朝的文武百官，依照官位大小品级，有不同的规定。戴在头上的有： 一、梁冠： 文武百官在国家重大祭祀典礼，庆祝大功告成，正月初一进朝贺年、冬至、皇帝生日、圣旨开读，进呈奏表等时候，都要戴上梁冠。依公、侯、伯，一到九品，以梁线的多寡来区分。二、乌纱帽： 是明代官人上班常戴的官帽。前低后高，靠后脑的地方，左右各有一片长椭圆形的帽翅，帽内有网巾，束着头发。三、幞头： 是在重大的朝廷集会、奏事、谢恩时戴的，形体和宋代的差不多，帽缘左右有两支像直尺的展角，展角尾端有的往上弯，再往左右弯。四、四方平定巾： 布做的像长方体的帽子，又称方巾、角巾。明朝建国初年，做这种帽子的人，为了歌颂皇帝平定四方的功勋，所以命名为「四方平定巾」，是读书人、官家常戴的帽子。五、飘飘巾： 帽子像三角形屋顶、帽脊前后又各有一片长方形布披，随风飘动，所以叫飘飘巾。跟八仙中的吕洞宾戴的帽子一样，所以又称纯阳巾（纯阳真人是吕洞宾的道号），不过纯阳巾的前后帽顶布披有圈卷的云纹。有的帽披上也加块玉，脑后垂两条长带子。六、东坡巾： 苏东坡发明的帽子。长方帽子，戴成菱形状，折线居中，两边角上又各附一片比帽子短的竖披。其它尚有儒巾、平顶巾、汉巾、软巾、吏巾、二仪巾、万字巾、披云巾、网巾、瓦楞棕帽、瓜皮帽等等，形形色色，有时也加上披肩。 明代袍的颜色，也分等级。一至四品官穿绯色（大红），五至七品官用青色，八品以下用绿色。官袍圆团花纹直径的大小也区分等级，一品用大独科花，直径五寸；以下品级用品，随品级大小而缩小。官袍的补子，也依照官阶的大小有一定的图像规定：一、公、侯、驸马、伯用麒麟补、白泽补（白泽、麒麟，是神话动物或古代绝种的动物）。二、文官，一品画仙鹤的补子。二品画锦鸡。三品画孔雀。四品画云雁。五品画白鹇。六品画鹭鸶。七品画鸂 鸂。八品画黄鹂。九品画鹌鹑。杂职画练鹊。风宪官画懈廌。三、武官，一品、二品画狮子。三品、四品画虎豹。五品画熊罴。六品画彪。七品也画彪。八品画犀牛。九品画 海马。 明代官袍圆团纹，除了龙团纹，还有蟒衣（四个爪的龙）、飞鱼（有翅膀和鱼尾巴的龙）和斗牛（头上有两只弯角的龙），以及麒麟的纹路，穿这一些花纹大红袍的人，都是一、二品到公、侯、伯、驸马以上的高官。官服补子 明代官像画保存了当代的官服艺术形式。明朝传至今日的官服，几乎荡然无存，少数从墓穴挖出来的几件，也是破损腐朽变色了。而官像画里的服饰鞋帽，色彩鲜艳，配件齐全，加上写实的人物表情，可说是纪录了明代近三百年历史的官样服装秀，也提供学术研究、古装戏、现代的服饰造形设计良好的参考。 明代的官像画服饰，验证了文献记载的史实，并补充文字叙述的抽象和不足，我们从许多官像画的服饰实例中，可以发现几种特色：一、冠帽方面： 可看出官方规定格式，只是原则上的条件宣告，样式也是多采多姿富于变化的。古人与现代人都注重头围身段、个性气质的整体表现，除了大小的自然改变外，男生冠帽的配饰，如帽缘中间玉饰的形状、雕花、大小、镶边都不太一样。女生冠钗细件的形式花样，更是多采多姿，翠博山（翠盖）、金凤（金翟）、珠翠翟、珠滴、宝钿；三博鬓（皇后才有）、珠牌（挑珠排、挑排结子）、珠翠云片、冠缘设计，乃至发形、耳饰、胸针等，都有极丰富的变化内容，这显示出古代手工社会，注重冠帽艺术表现，以及个人美感风格造形的品味。 由官家妇女装扮的华丽，也可看出先生对太太的疼惜与尊重，女生爱美、艺术要求的天份，就在凤冠上展露。也有一些女官像没有戴凤冠，只插几个头钗，可能是官便装，或早期凤冠还未形成制式、流行，也有可能跟官位大小有关系。二、衣服方面： 颜色的表现上，可能并不如官方规定的：一至四品官用大红色，五至七品用青色，八品以下用绿色。一般官便服都以暗蓝色、天青色居多，也有绿色。而戴官帽的官服，则以大红色常见，如我们在古装戏看到中进士或状元的人，都穿大红色官服，然而依照官阶，进士、状元是七品官，然而依照官阶，进士、状元是七品官，应该穿青色官服，大概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红色的喜气洋洋，就并不完全照规定穿着了。而官家妇女更以红色官服较多，所以，我们称女生的刺绣、手工艺叫「女红」，是有民族文化特格特色的。 明代官服的纤绣花样纹图也颇多变化。有人说只有皇帝才能穿五爪金龙的龙袍，然而明朝留传下来的「李贞写真像」中，李贞就穿着五爪金龙的龙袍。官太太也有穿龙袍的，但可能都是比较大的官妇人。
大明朝官服的定制 和官像画服饰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打败了蒙元帝国，也废止了元代的服饰制度，从皇帝到老百姓，都做了大规模的调整。大臣们参考周、汉、唐、宋的服饰形式，加以修改，先后试用了二十多年，才在洪武二十六年（西元一三九三年），确立了基本的款式。 明朝的文武百官，依照官位大小品级，有不同的规定。戴在头上的有： 一、梁冠：文武百官在国家重大祭祀典礼，庆祝大功告成，正月初一进朝贺年、冬至、皇帝生日、圣旨开读，进呈奏表等时候，都要戴上梁冠。依公、侯、伯，一到九品，以梁线的多寡来区分。 二、乌纱帽：是明代官人上班常戴的官帽。前低后高，靠后脑的地方，左右各有一片长椭圆形的帽翅，帽内有网巾，束著头发。 三、襆头：是在重大的朝廷集会、奏事、谢恩时戴的，形体和宋代的差不多，帽缘左右有两支像直尺的展角，展角尾端有的往上弯，再往左右弯。 四、四方平定巾：布做的像长方体的帽子，又称方巾、角巾。明朝建国初年，做这种帽子的人，为了歌颂皇帝平定四方的功勋，所以命名为「四方平定巾」，是读书人、官家常戴的帽子。 五、飘飘巾：帽子像三角形屋顶、帽脊前后又各有一片长方形布披，随风飘动，所以叫飘飘巾。跟八仙中的吕洞宾戴的帽子一样，所以又称纯阳巾（纯阳真人是吕洞宾的道号），不过纯阳巾的前后帽顶布披有圈卷的云纹。有的帽披上也加块玉，脑后垂两条长带子。 六、东坡巾：苏东坡发明的帽子。长方帽子，戴成菱形状，摺线居中，两边角上又各附一片比帽子短的竖披。 其他尚有儒巾、平顶巾、汉巾、软巾、吏巾、二仪巾、万字巾、披云巾、网巾、瓦楞棕帽、瓜皮帽等等，形形色色，有时也加上披肩。 官袍的补子，也依照官阶的大小有一定的图像： 一、公、侯、驸马、伯用麒麟补、白泽补（白泽、麒麟，是神话动物或古代绝种的动物）。 二、文官，一品画仙鹤的补子。二品画锦鸡。三品画孔雀。四品画云雁。五品画白鹇。六品画鹭鸶。七品画鸂鸂。八品画黄鹂。九品画鹌鹑。杂职画练鹊。风宪官画懈廌。 三、武官，一品、二品画狮子。三品、四品画虎豹。五品画熊罴。六品画彪。七品也画彪。八品画犀牛。九品画海马。 一、二品官服补子实物 明代官袍圆团纹，除了龙团纹，还有蟒衣（四个爪的龙）、飞鱼（有翅膀和鱼尾巴的龙）和斗牛（头上有两只弯角的龙），以及麒麟的纹路，穿这一些花纹大红袍的人，都是一、二品到公、侯、伯、驸马以上的高官。 官服补子实物 明代官像画保存了当代的官服艺术形式。明朝传至今日的官服，几乎荡然无存，少数从墓穴挖出来的几件，也是破损腐朽变色了。而官像画里的服饰鞋帽，色彩鲜艳，配件齐全，加上写实的人物表情，可说是纪录了明代近三百年历史的官样服装秀，也提供学术研究、古装戏、现代的服饰造形设计良好的参考。 明代的官像画服饰，验证了文献记载的史实，并补充文字叙述的抽象和不足，我们从许多官像画的服饰实例中，可以发现几种特色： 一、冠帽方面：可看出官方规定格式，只是原则上的条件宣告，样式也是多采多姿富於变化的。古人与现代人都注重头围身段、个性气质的整体表现，除了大小的自然改变外，男生冠帽的配饰，如帽缘中间玉饰的形状、雕花、大小、镶边都不太一样。女生冠钗细件的形式花样，更是多采多姿，翠博山（翠盖）、金凤（金翟）、珠翠翟、珠滴、宝钿；三博鬓（皇后才有）、珠牌（挑珠排、挑排结子）、珠翠云片、冠缘设计，乃至发形、耳饰、胸针等，都有极丰富的变化内容，这显示出古代手工社会，注重冠帽艺术表现，以及个人美感风格造形的品味。 由官家妇女装扮的华丽，也可看出先生对太太的疼惜与尊重，女生爱美、艺术要求的天份，就在凤冠上展露。也有一些女官像没有戴凤冠，只插几个头钗，可能是官便装，或早期凤冠还未形成制式、流行，也有可能跟官位大小有关系。 二、衣服方面：颜色的表现上，可能并不如官方规定的：一至四品官用大红色，五至七品用青色，八品以下用绿色。一般官便服都以暗蓝色、天青色居多，也有绿色。而戴官帽的官服，则以大红色常见，如我们在古装戏看到中进士或状元的人，都穿大红色官服，然而依照官阶，进士、状元是七品官，然而依照官阶，进士、状元是七品官，应该穿青色官服，大概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红色的喜气洋洋，就并不完全照规定穿著了。而官家妇女更以红色官服较多，所以，我们称女生的刺绣、手工艺叫「女红」，是有民族文化特格特色的。 明代官服的纤绣花样纹图也颇多变化。有人说只有皇帝才能穿五爪金龙的龙袍，然而明朝留传下来的「李贞写真像」中，李贞就穿著五爪金龙的龙袍。官太太也有穿龙袍的，但可能都是比较大的官妇人。 王侯官服的团龙补服 明代官像补子，有许多是直接绣在衣服胸腹部位上，没有另外绣贴一个方块补子，大概是通用，或者官补子规定未全盘流行。不过在妇女官补子表现上却很普遍。而同一家的妇女，补子的禽鸟样，有时是左右对称。 古人有的娶两个太太以上，从官像里也可看出来，有些画在一起，有些分开来画。妇女官像的特色，就是没画出脚鞋，古代女生的三寸金莲是不可随便露出来的，而且摺景的裙摆，也都画得整整齐齐，花纹素雅富於变化。腰带、玉佩、绳结也颇有可观 我国清代文武官员穿着补服，在服饰的前胸和后背正中均缀饰一块绣有飞禽或走兽的丝筛，称“补子”。它又因丝绣的技巧，染工的技法，成了艺术珍品。 饰以禽兽纹样来区分官员等级的方法最早源于唐代女皇武则天时期。在此之前的官服多采用佩印绶制和色制，是以佩饰的数量和服装的颜色等来区分等级。武则天把饰有动物纹样的绣袍赐给文武官员，以此来作为品级官位的区别。这种创意一改朝服等级的形象，使人一看便知。 清早期，只有武官为补服制，而补子可随意缀织于朝衣、短褂、皮褂、马褂之上。到了顺治九年后，对补服的制作有了改变，几乎全盘承袭了明朝的定制，只有个别纹样有所删改。各级官员补服为石青色，款式也一致，为圆领、对襟、平袖过肘、身长过膝，区别仅在于补子形状和纹样的不同。 清代的补子直接袭于明朝，但也有所发展和变化，二者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型制上。明代补子施于袍，清代补子用于褂。明服为团领衫，前胸补子是完整的一块，清服是对襟褂，前胸的补子被一分为二。明代的补子既有单独缀织到补服上的，也有事先直接织绣在补服上的，清代则为单独织绣成后再缝缀到补褂上的。明代的补子大约40厘米见方，清代的补子稍小，约30厘米见方；再有就是明代的补子多以红色等素色为底，金线绣花，清代的补子则是以青、黑、深红等深色为底，五彩织绣，色彩艳丽。明代补子四周多为光边，清代补子四周加工精细，多采用花边，并具有装饰效果。明代文官四品以下的补子，多绣有一对飞禽，清代的禽兽均绣单只。 明代的补子只饰于前胸后背，清代宗室的圆补有的不仅饰胸，还有的饰于两肩之上。 缀绣在清代官服上的补子，是识别官员等级的一种标识。它只不过是绣工的复杂程度和颜色的差别。补子随着官职而存在，且受到朝廷的限制，不能大量制作。因此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和历史价值。如今，它已成了一种珍贵的文物藏品。 官员所缀绣的补子图案各有不同，主要以文官采用飞禽饰样，武官采用走兽图案，用以显示出武官的威武气势。而官员的元配夫人为朝廷命妇，亦可随夫婿官阶，可在正式的霞帔胸、背部分缀有补子。 补子分圆补和方补两种。圆补用于贝子以上皇亲者，上为五爪金龙纹，分别饰于左右肩上及前胸和后背。方补均用于文官和武将等官员。 文官缀绣的补子图案分别为：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云雁，五品为白鹇，六口若悬河为鹭鸶，七品为（氵+鸡）（氵+束+鸟），八品为鹌鹑，九品为练雀。 武官缀绣的补子图案分别为：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品绣彪，七品绣犀牛，八品与七品相同也是绣犀牛，九品绣海马。 清代的补服制度严格，任何人不得逾越。年羹尧的儿子因穿了四团龙补服一项，在给年羹尧定罪时，就有这一项：“非其人，不得服其服，顺礼也。” 当时，也有官员因自己的职位低，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私自找绣工制作的。加工厂清廷三令五申禁止私自制作比自己官职高的补子，但为了利益仍有造假之事发生。制作这些补子的机构，是皇家专门织造绸锦缎的织造衙门。皇家织造衙门聚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他们用各种绣丝彩料，运用和继承精湛的织绣技术手法，织绣出了誉满天下的传统服饰。这些补子如今已成了珍贵的文物和艺术珍品了。
秦制研究论文
先说秦始皇的功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成统一的大业，二是维护统一的建制。 秦始皇的第一大功绩，是“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秦始皇第二大功绩，是“废封建，置郡县”。秦始皇所创新制，可以说比较彻底地消除了旧的宗法制的羁绊和模式，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创建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本文为了说明的方便，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各举两例，略述于下。 一、中央――以皇帝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机构 皇帝为国家元首――秦始皇敢于“坏先王之制”，废“王”号，称“皇帝”，这是出于全面改革的需要。2.由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务机构――废除旧时之世卿世禄制或谓之世官世职制，由命官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务机构，以处理日常政事。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二、地方行政――地方政区分郡县两级，基层分乡、亭、里 秦始皇的第三大功绩，是“统一经济制度，统一文字”。1.“使黔首自实田”，实行土地私有制度――所谓“田畴异亩”，不仅谓亩积的大小不一，还有土地所有制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在内。2.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此事是由左右丞相隗状和王绾主持，以原秦制为基础统一之。3.统一文字――汉字同源，传至商代的甲骨文阶段，已相当成熟。到战国时期，列国长期分立，“言语异声”等各种因素影响到文字的发展，出现了“文字异形”现象。秦灭六国后，授命廷尉李斯主持统一文字事宜。李斯以原秦国字体为基础，创制字形固定，笔画简省，书写方便的小篆（或称秦篆）作为规范化文字，推行于全国。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秦始皇的错误也是严重的。最主要的错误有两项： 1.焚书坑儒――秦始皇烧尽民间藏书，坑杀大批无辜的士人学者，严重摧残了我国古代文化，这是一种政治暴行。 2.徭役太重，不恤民力――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后，应立即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是他却好大喜功，内则大兴土木，外则劳师远征，使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总的说来，秦始皇功大于过。他的功过都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好的，我们应当珍惜，批判继承，发扬光大。坏的，也应当总结，作为教训，永远引以为戒。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沙丘，戛然终止了他五十年的人生历程。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了，意味着这个人已经完成了他的周期。但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正如我们上一集所讲的，他是一个永远难以说再见的人！我举两点事实：一，在现实政治中，秦始皇是影响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重量级人物之一，无论你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你都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二，在艺术舞台上，秦始皇就更精彩了，他可以说是“秦戏一哥”，在所有有关秦代戏剧中，他永远是老大，总有一些最优秀的演员去不断地展示他。我脑子里也经常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两千多年，还有人惦记他？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他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谈谈我的看法。第一，贡献。是这个人的巨大贡献，使人们不能够忘记他。秦始皇的贡献是什么？以我个人的看法，秦始皇一生的贡献就两个字——“统一”，这是他最大的贡献。这个统一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土的统一，二是制度的统一。我们先说国土的统一，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这个统一使大秦帝国为现代中国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统一大势在秦始皇时代实现以后，后来尽管又有分裂，即五代十国分裂和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但是这些分裂都是短暂的，而统一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秦始皇活得并不长，仅仅五十岁，人生五十年干这么多事情，已经很不简单了。比秦始皇活得长的人多得多，有几个人能干出像他那么多的事情呢？他是很不容易的。秦始皇兼并六国成功以后，立即派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修建长城，然后又派五十万大军南征南越。北击匈奴前面说了很多了，征南越我们不妨多说几句。秦始皇动用五十万军队征南越，这是他兼并六国成功以后最大规模的用兵，这个仗打了四年，换了两任主帅，最后把南越这个地方整个给占领了。所谓的南越，就是指现在的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包括越南的北部和中部。最后建立了三个郡：南海郡（广东）、桂林郡（广西）、象郡（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秦始皇都把它统统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在陈胜、吴广起义以后，这一支南征军没有回来，都滞留在那儿了。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叫赵佗，河北正定人，就是现在河北石家庄人。赵佗在那里建立了南越国，自称为南越王，后来又归顺了汉朝。赵佗的五十万人沉淀在南越，成为今天广东、广西、福建客家人的先人。赵佗在担任龙川县令的时候曾经给秦始皇打了个报告，要求秦始皇把中原的女子给他派过去三万。为什么呢？就是让那些女子和他五十万大军的部分士兵结合，组织家庭，繁衍后代。他要了三万，秦始皇拦腰一刀给了一万五（这在后来形成一个规律，打报告都会多要点，批下来老是给你拦腰一刀）。这一万五千中原女子到了广东以后，就成了今天被广东的客家人称为的“客娘”，客娘就是客家人的老祖奶奶。客家人后来还有两次大的移民行动，现在你到广东省河源市，那里有一个龙川县佗城镇，镇上到今天还保存有将近50个姓氏的祠堂，说明这一个镇有两百多个姓，这就是当时南征的秦军遗留下来造成的现象。秦始皇把这些地方都纳入中国的版图，建立了南到福建、广东，东到沿海，西到临洮，北到长城以北的广袤国土，是他第一次奠定中国大国的基本框架。当然，秦朝的版图和我们今天中国的版图不能完全匹配，后来又经过汉武帝的扩张，才基本形成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国的地理格局。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理遗产。我们从国防上看，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最有话语权的是大国和强国；如果你的国家既大又强，那么你就有充分的话语权。国家大土地广阔，有着小国无法比拟的国防纵深优势，而小国只要一个小时，摩托化军队就可以横穿这个国家，而我们国家放开手脚从东部沿海跑到新疆，也够你跑一阵的。有了这个国防纵深，就可以进行梯级防御，这是得天独厚的国防条件。再从经济上讲，大国的抗风险能力比小国强大得多，因为大国有辽阔的国土，有庞大的人口资源，内需能力很大，这都是小国望尘莫及的。所以真正经得起风浪的是大国，航母之所以威武，正是因为它的庞大。而这一切都是秦始皇给我们打下的基础。再一个是制度，秦始皇不但给我们开创了辽阔的国土，还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在这个制度之下，秦始皇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实现了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统一。而人类的政治制度不是哪一个人的独创，它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的。秦始皇创立的这个制度，给后人带来了两千多年来帝国社会的繁荣，同时又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制度的腐朽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了。这个制度最终是结束了，而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国制度的人就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和秦始皇都是政治制度史上地标式的人物，他们终结了一个制度，也开创了一个制度。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延续了两千多年，最终还是消亡了，那么他创立的政治制度为什么能被人们接受呢？我想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这个制度本身有优越性；第二，是这个制度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在那个社会找不到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或者找不到一个可以替代它的制度。所以农民领袖起义成功之后，还是要当皇帝，刘邦、朱元璋不是还要当皇帝吗?因为没有更先进的政治制度了。这是秦始皇不断被人们提及的原因之一。两千多年以来人们不断地提到秦始皇还有一个原因，表现在一个字——“骂”，叫骂不绝耳。人们总是咒骂秦始皇，我们从对秦始皇的骂声中可以看出历代文人、政治家，只要是目的不同，眼光不同，时代不同，角度不同，对秦始皇的评价就绝不雷同，这是个规律。所以，今人评价秦始皇同样是见仁见智。当然，对秦始皇的评价集中的焦点是三个问题：一个是焚书坑儒，一个是严刑苛法，一个是滥用民力。这三点都是应当有所分析的。比如说焚书坑儒，我们通过明、清一些学者的评论可以看出来，他们大多认为焚书坑儒只是一时的行为，不是持续的，不是连续不断地杀人。焚书首先是文化专制，这个是要批判的；坑儒是一时的恼怒之下做的临时举动。就杀的人数来说，也不算最多吧，当然枉杀一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以前讲吕后时讲过，明成祖朱棣杀方孝孺十族，一次杀了837人，也没有人说他是暴君吧。如果以历代君王杀人多少定暴君，那就不止秦始皇一个；如果以修皇陵、修宫殿、滥用民力来认定暴君的话，没有一个皇帝不修皇陵、宫殿的。我们听说过慈禧的皇陵是花两百多万两银子修的，又拆了再重建，花了多少钱不计其数。如果用严刑苛法来评价皇帝是不是暴君，汉代整个承袭的就是秦代的法律，汉惠帝废除协书令，吕后时期废除三族罪，最后是三族变五族，五族变七族，七族变九族，九族变十族，反而越杀越多，哪个朝代的法律不严酷啊？ 对秦始皇的评价我们当然要看到他确有残暴的一面，比如他把赵国灭了以后，亲自跑到赵国去，把当年和他母亲有仇的人全部给坑杀了。这是秦灭六国中秦始皇唯一实行了报复的行动，但这个事只是个别现象，他不是灭一国杀一国，这是和他的历史有关系的。秦始皇做的事情人们往往都称为暴政，比如说修长城、驰道、直道、皇陵、宫殿等等，这些事情我们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而统之地评论。秦始皇这些工程是两类，一类是有利于帝国安定的，长城、驰道、直道工程对于保障帝国的安定，保证农业文明下的人民和平安定的生活，它是有利的。当然在进行这些工程时也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灾难。另一类工程纯粹是为他个人享用，比如宫殿和皇陵，这才是我们应该批判的。那么我认为，秦朝帝国的亡国，其原因并不在于秦始皇搞的这些工程，而在于这些工程上得太急，搞得太集中。秦始皇从三十九岁建国到五十岁去世，这中间是十二年，十二年就完成了这么多工程，而这些工程很多也是必要的。但这样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下子上马这么多工程，使老百姓不堪重负，老百姓当然就无法生存。所以，陈胜、吴广一起义，老百姓都会热烈响应。这样说秦始皇是暴君，并不亏他，他就够得上暴君的标准了。但是历史上同样残暴的皇帝却不称为暴君，光说秦始皇是暴君，这就有点不公平。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在二世而亡，一帮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帮闲”指的是那帮文人，“新主子”就是刘邦了。看来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倒是看得很准的。价一个人比较客观的说法，还是把这个人的一生划分为几个阶段。零岁到十三岁，这是第一个阶段。秦始皇童年时期在赵国，前九年跟随他的父亲在赵国做人质，这九年过得连生存权都没有保障。九岁以后，他就随着父亲回来当了秦国太子。到了十三岁，他的生活相对好了很多。在童年时期，秦始皇还不是王，谈不上是君，更谈不上是暴君。十三岁到二十二岁，是秦始皇的人生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他虽然当了秦王，但是因为年少没有加冠，他的权力在母后赵姬、缪毒、吕不韦手里，这个时候的秦王蠃政实际上是个空架子，虽然他不是一个掌权的人，但他已经看到了宫廷的黑暗面。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是他的人生第三个阶段，秦王嬴政做了三件大事：第一，除掉了缪毒、吕不韦两大集团；第二，为兼并六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第三，发动并且完成了对六国的兼并。这个阶段是秦始皇一生最辉煌的阶段，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英明、果断、善于听取意见的秦王，这个阶段也没有出现什么暴政。三十九岁到五十岁，这是秦始皇人生的第四个阶段，他创立了皇帝制度，在中央搞三公九卿，在地方搞郡县制；修建长城、北击匈奴、南征南越；他还修宫殿、修陵墓、修驰道、修直道，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这期间，他的业绩累累，但是功过参半。秦始皇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他在功成名就后有些忘乎所以，这就决定了他的为政前明后暗，越是到了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办事越愚蠢——46岁修长城，47岁焚诗书，48岁坑术士，50岁就死了。人们骂他的修长城、焚书、坑儒都是在后期干的。应该肯定，秦始皇的一生基本上是做得不错的，只是在后期犯了一系列错误。历史在最后只证明了一句熟悉的格言：打败自己的一定是你自己。这是秦始皇的悲剧，也是世界上一切独裁者的悲剧，所有的独裁者最后都是这个下场。这是我们讲的秦始皇被人们老惦记着的第二个原因。秦始皇短暂的一生留给了后人许许多多思考的空间。人们老是思考秦始皇，包括今人都想从秦始皇身上得到一点启示。我觉得最值得思考的大概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统治思想。秦始皇可以算得上是个比较成功的人，他建立的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就是成功的典范。但秦始皇的失败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统治思想。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要靠制度，而且要靠思想；制度要靠整合，思想要靠创新。在这方面，秦始皇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讲过秦始皇没有废儒，但他偏好法家，这就带来了问题。法家强调的是君主独裁，这就意味着皇帝是没人能够管的，没有人能够制约的。缺少制约的皇帝一旦失误，这个帝国就崩溃了。秦始皇在统治思想上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他没有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法家是强国之道，儒家是治国之道；法治不可少，德治也不可少；法家使臣民畏惧，儒家使臣民忠诚。法家强调依法治国，而皇帝是在法之外的。儒家讲究圣贤人格的德治思想，它不仅教育臣民，而且也约束君王。一个统治思想如果不能够约束君王的话，君王就会专制独裁犯错误，使自己的帝国灭亡。秦始皇的帝国太短命了，他是第一个创建皇帝制度的人，但他不知道儒家思想对治国有多么重要。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统治阶层的腐朽，这一点过去我们讲的很少。秦朝的灭亡很多人归结于秦始皇的暴政，秦二世的暴虐，加上赵高在中间干了很多坏事。但是人们都忽视了一点，就是秦朝贵族本身的腐朽。我举一个例子，陈胜、吴广起义后，山东六国的旧贵族都纷纷建国了，但是这六国复国运动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全失败了。谁胜利了呢？是源自草根的那个刘邦，他是最后的胜利者，是他建立了西汉王朝。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刘邦的胜利和六国后裔的覆灭是偶然还是必然？其实六国被秦国兼并的主要原因是，六国贵族本身在几百年的发展中越来越腐朽，导致最后亡国，所以六国的贵族在秦末大起义的复国运动中不可能成功。他们作为一个部族，经过当年周天子封为诸侯国，一直到最后被秦国兼并，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个贵族阶层本身腐朽了。而秦国贵族是表现最优秀的，所以能够灭了六国，灭完了六国，秦国贵族本身也迅速地腐朽了。秦国贵族在灭六国之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非常谨慎的。六国灭亡以后，秦国贵族就没有敌人了。有强大的对手时他会谨慎，会格外小心。一旦没有了对手，他就肆意妄为，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其实离死期已经不远了。这就是缺少对手的可怕之处。所以秦朝最终的灭亡和贵族的腐朽有关。而秦国贵族中最主要的是秦始皇的儿子，你看秦始皇的儿子有几个是有作为的？他们是秦国皇族、贵族的核心，我们听到了他们什么声音？只是在坑术士的时候，听到了扶苏的进谏，结果扶苏就被发配到边地去了。在其他的皇族中间，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就是这个扶苏，很多人还看好他，觉得他可以做接班人，甚至有人假设，如果是扶苏继位，说不定秦王朝还不会灭亡呢。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看法，扶苏其实很无能，他只是坚持一个原则，凡是他老子说的话他都照办，秦始皇假诏书让他死，他马上回房间痛哭，哭完了就要自杀。连蒙恬都劝他说，单车一骑，你怎么能相信呢？他还是自杀了。这就是秦始皇唯一有声音的一个儿子，还是很多人看好的一个人，你说这人能行吗？我举明朝的例子，明朝朱元璋一死，他的太子朱标也没了，是他的皇太孙朱允文继位的。燕王朱棣这个儿子就不愿意了，马上就在北京举兵。说明在朱元璋的后代中，这个新兴的统治阶层没有腐朽，朱棣就不听，他就是敢打。扶苏就没有燕王朱棣的胆略。秦国的贵族其实在兼并六国之前一直很优秀，但是兼并六国之后，他们本身就已经腐朽了，腐朽就导致了秦帝国的必然灭亡。而出身于草根的刘邦不一样，他代表着一个新兴的阶层，他最终统一了全国。刘邦建汉以后，他以皇族和功臣为首，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统治阶层延续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完了。为什么呢？还是自身的腐朽。一个帝国建立的初始，这个统治阶层是比较健康的，是能够控制局面的，而随着时间推移，经过一代一代的转换，就逐渐腐朽，导致最后灭亡。与此同时，一个新的阶层又会酝酿着，这个新的阶层开始也是健康的，它最终要代替那个旧的阶层。历史总是不断地在培育着新的执政阶层，也在不断地淘汰着旧的腐朽阶层，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在这个规律的运作下，秦王朝终于走向了最后的灭亡之路。 参考资料：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
秦始皇（公元前259—221）姓嬴，名政，为秦庄襄王之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叱吒风云、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公元前246年，年仅13岁的嬴政被拥立为秦王。八年后（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在蕲年宫举行加冕礼，亲理国政。此后，嬴政继承了自秦孝公以来变法革新、奖励耕战的一系列政策，选贤任能、历兵秣马、富国强兵、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公元前230~221年，历经10年的统一战争，他先后消灭了韩、赵、燕、魏、楚、齐等诸侯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秦始皇废除了自商、周以来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悉由皇帝任免，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他还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车轨，以秦小篆为全国通用文字，以秦“半两”钱为流通货币，并统一了全国的法规刑律。他拆毁战国时各国边邻地区的城防工事，修筑驰道，还连接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长城，形成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这一系列大刀阔斧、前无古人的改革措施和铁腕行动，对于巩固国家统一、推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嬴政在执政时，严刑峻法、横征暴敛，又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此外，他还兴师动众，五次远途出巡，逢山刻石，以示不朽之功，又下令焚书坑儒。这些作为大幅度摧残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严重社会危机。秦始皇去世才1年，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秦王朝仅存在15个春秋，就土崩瓦角、灰飞烟灭。 自古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但纵观秦始皇的一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实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功绩不可泯灭。
我有3篇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官逼民反。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谊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贞观之治，关键在于“作为之治”，即是有所作为，而且是积极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阶级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这一点尤为值得中国的今天汲取，同时也必须让全球化的中国人好好总结和学习（以便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到全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大业中去）。贞观之初，国家犹在战乱之余，到处千疮百孔，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经过太宗与群臣和各地官员的精心治理后，不到几年，就出现了社会景况的迅速好转：流散者回归家乡，土地再度获得耕耘，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盛世景象。社会治安、人民温饱、政府吏治、商贸发展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连行旅在外的商贾和奔考科学的学生们，往来各地间都可以不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途，这样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鲜见的。盛世繁荣，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国就是啊。 对于自我检省和体察，太宗也有着惊人的客观角度，以致使许多良臣敢于直谏。他通过谏言而进行自我对照，时时修正检点，这种襟怀犹为可贵。如前所说的那个大夫魏征，有时直谏到当众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为恼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杀了魏征（这一点可见封建制度的不宽容），然而终于还是被国家大义所止怒，魏征去世时，太宗不禁大哭。在对魏征的评价上，太宗结合自己与国家经略，这样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待良臣的态度和客观体己的真诚。 对于历史尊重可以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积极态度和深度思考力。这一点，以世界各国在各自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上而明确表明了出来。这种历史尊重并不是一味追忆和迷信，也不是对过去历史的全然忘却，而是从历史的汲取出其文明的精萃，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尊重历史首先将得益于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则将得益于方法，方法的取舍则得益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因为尊重，所以学习，这是一个好态度。唐太宗对于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很好的范例。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忙于经济也忙于企业，而其本质并非是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更多情况下是失去了判断。失去历史的判断，其结果就是皮毛的货色了。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仅存皮毛，其利必不长久。 举报 .* 2008-12-16 下午10:54:06 myddff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