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苏轼诗词比较研究论文

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杜甫是现实主义

自古文人命运多有不幸，但与李白相比苏轼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与杜甫相比，苏轼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超然达观。有人说他满肚子不合时宜，事实难道真是如此吗？苏轼一生广交朋友，他有怎样的朋友印象？苏轼为官多年，他又有怎样的官场印象？民间流传，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取笑兄长的脸型太长

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多以忧国忧民的思想为创作基础），而苏轼则是豪放派的代表（行文流水，大气雄浑），两者并没有太多的关联。在学界普遍的观点是东坡的豪放和辛弃疾豪放的比较。

李白诗烂熳杜甫心忧国苏轼豪情壮总却多坎坷李白的《将敬酒》《蜀道难》烂熳中带不如意杜甫的《闻军官收河南河北》《野望》忧国忧民穷潦倒苏轼的《水调歌头》《前赤壁赋》豪情壮志遭猜忌

杜甫及杜甫诗研究论文

去谁会写啊

我眼中的杜甫前些日子，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那灵山异水着实让我大开眼界，流连往返。而位于灵山异水中的一块圣地——杜甫草堂，更令我“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猛然间灵光一闪，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写写这位“诗圣”，明知自己很傻，研究杜甫的学者不计其数，他们挖掘的够深刻，够翔实了，可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这个句子显然是病句，语文教师犯这样的语病，而且是以病句开头，很不应该留连往返应为流连忘返，连着用大开眼界、流连忘返两个成语也不大妙，有作者家天才儿童之风范圣地此词用的不妥，杜甫草堂没啥子大不了的，是因为你崇拜杜甫，那地儿才成为你心中的圣地，不能把你自身的感受用来定义草堂。此句应为“而在灵山异水之中，有一块我心中的圣地——杜甫草堂”蜀不思归——这个词是从乐不思蜀化过来的，但是搞的不好，应为“在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这句话又很不应该，因为前面讲的是杜甫草堂，草堂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你折服，让你膜拜呢？让你折服膜拜的显然是杜甫，不是草堂，因此这整个句子也可以看成是病句灵光一闪这个词也不好，跟下文的冲动没有啥联系，修饰词“猛然间”感觉上是小学生用的明知道自己很傻——这个傻是啥意思？如果说因为有很多研究杜甫的作品珠玉在前让作者感觉写写老杜有点惭愧，那应该说“明知自己水平有限”翔实这个词也值得推敲，翔实一般是用在具体的客观史实、材料上，不大好用来形容杜甫的研究文献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很拖泥带水，要不说我最崇拜的偶像，要不说我心中的偶像。自己的视角云云，更不知从何谈起，因为下面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杜甫让我最欣赏的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诗人。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这句话叫人看着很不舒服，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骨子里渗透着个性”，不大通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应为出身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这句也有毛病，语法不通，不知道主语谓语都是些啥，应为“杜甫在诗歌里很坦白的表达了对拥有这样的家庭的自豪”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看不出来。古代的穷人家孩子少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大才子出身自名门世家，在诗作中谈及自己家学渊源，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样就要夸人豪情万丈真挚博大，这种赞美似乎太廉价了，还要加上两个“何等”，再来个惊叹号，实在是有迎风洒狗血的味道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个应该是拍脑袋工程，凭老杜几句扯自己家学渊源的诗，就评价人家比李白还要洒脱豪迈，这样太无厘头了杜甫饱读史书，自许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参加洛阳进士科考试，却不料“此意竟萧条”。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深深的震撼了我，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自许——应为自诩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何以得知？古代的读书人一向比较功利，大多是带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渴望学而优则仕，考试落榜以后写首诗感叹一番自嘲两句，是极普通的事，基本上也没有说自己落第而后悲愤欲绝的，不知道作者是怎样联想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上面去的，居然还被深深震撼了，真是了不起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写文章明明是夸老杜的，写着写着就要转到自己身上，忍不住夸上自己两句，这个毛病以后要改掉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与李白的真挚友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他在洛阳遇到“赐金放逐”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同游名胜古迹，同写万丈诗篇，同醉同睡同奔放！有诗为证：“醉眼秋共被，携手日月行”。两人亲如兄弟。不分彼此。同写万丈诗篇——诗篇有用万丈形容的吗？同醉同睡同奔放——同醉同睡很好理解，同奔放是啥意思？一起K歌泡妞？杜甫对李白极为推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为他写下一系列肝胆相照的诗篇，“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杜甫又不是一味迎合，也曾苦口婆心得对李白的好道任侠，使酒尚气作了善意的规劝。“君子坦荡荡”的心胸一览无余。一位真正的诤友就耸立在世人面前，他演绎了这段经典的友情故事，无人能够逾越，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代文人有很多歌颂友情的诗，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诗里面写的那么好，那就很难说了。李杜相交之时李白盛名及天下，是文坛当红偶像，杜甫自然要推崇推崇的，这点很正常，但是说他们之间是经典的友情故事，就不大负责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云云，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有诗为证有诗为证，其实有时候诗是证不了啥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厉害吧？其实李白跟汪伦不过是泛泛之交。44岁的杜甫旅居长安，长达七年之久，历尽辛酸与坎坷。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对真正关心自己的朋友还是情意绵绵，是个非常重感情的性情中人，他常常赠诗以谢朋友的厚爱。在这段最暗淡，最失落的日子里，他竟然能够创作出最脍炙人口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可见他是多么的超凡脱俗，安贫乐道！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说，有时候生活环境越是困苦，创作力反而越强。老杜诗写的好，但是哪里看的出超凡脱俗，安贫乐道？作者特别喜欢用显而易见、可见之类的词，增加说服力，实际上这种推断是毫无道理的，反倒象神棍的上帝式逻辑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也足”，把自己与人民的苦难紧密结合，得出人民遭受的痛苦比自己还深，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甘为天下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多么令人折服呀。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可贵，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这段很适合作者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解，也就是说格调非常高，估计校长会很喜欢。问题在于古往今来写诗寄托忧国忧民思想的诗人可以说比比皆是，“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不知作者是怎么把天下所有的诗人跟老杜作对比的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这个比喻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个句子也不通，“而”应为“的”他晚年漂泊在西南生活，虽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但心境依然洒脱自然。他在自己苦心修建，专心经营的草堂里写下了《狂夫》，高声吟唱“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这样的气魄，这样的胸襟，这样的诗句，谁能与之抗衡呢。——这首诗很好吗？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能不能与之抗衡呢？他在草堂附近的武侯祠中瞻拜诸葛亮，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此的悲壮浑劲，如此的爱国情结，一直为后人广为流传，赞叹不已。——这句诗当然好了，是叹息孔明的，悲壮浑劲还勉强可以算，“爱国情结”从何谈起？三国时期打来打去，不过是内战混战罢了。后人赞叹的是老杜的诗，哪是啥子爱国情结？而杜甫著名的组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把萧散的自然情物写的优美从容，富有情趣，我最欣赏这句“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底”，很难想象一个“诗圣”竟然有如此细腻的情感，如此浓烈的抒情，如此的仁民爱物，这给历代爱国者树立了很典型的形象，在士人的人格形成上，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这段实在太牵强了，如果没有细腻的情感和浓烈的抒情并在诗中表现，杜甫能成为大诗人吗？能被称作“诗圣”吗？作者作为老杜的粉丝，居然连这点都“很难想象”，倒把俺给看糊涂了，莫非作者只是叶公好龙？至于士人人格之类，扯的太远了，如果作者愿意赐教，俺倒想看看作者怎么解释，可以把老杜跟士人人格的形成联系起来伟哉，杜甫！——抒情式结尾，空洞恶俗通览全文，作者只是把自己所能够想得到的溢美之词统统加到老杜头上，而诸多赞美漫无边际，毫无逻辑可言，有如天外飞仙，基本上都是属于拍脑袋式论证，这样的文章实在是让人不忍卒读，而在文句语法上面，又是病句错词满天飞，基本功很不扎实，如果作者真如传说中所言，是个语文教师，那实在是很不应该。如果打了一个文章，自己觉得比较得意，欣欣然的拿出来供人赏鉴，突然被人家指出诸多纰漏，心下不爽，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去理会人家指摘的有没有道理，偏偏反而去探寻人家是否居心叵测，进而讥讽对方吃饱了没事找事，相对于文章的水平而言，这样的态度，就更不足取了。

建议看…闻一多的《唐诗杂论》

有句佛语说：掬水月在手。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有时可以办到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样，当我们虔诚地拜读杜甫的诗作时，一个鲜活的形象也可以很生动的跃出于面前。杜甫不同于李白，他把自己推到一个压抑的屋檐下。背负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责任感，杜甫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的描述着时代的面貌和人民内心的悲苦。杜甫的诗犹如大唐由盛到衰可悲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他不同时期的真实景观和社会生活矛盾。又如一个历史宝库，包含着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丰富内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百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忧过忧民的深衷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个惊人死不休”的鸿鹄壮志，形成了他沉郁顿挫的独特格调和精益求精的诗艺，也铸就了这位彷徨者无数铿锵凝练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辞。于是他便成了诗中的圣人。他的诗便是他的情感发泄，发泄他对现实的不满而又无可为的无可奈何。读他的诗，俨然在接受清除心灵污垢的洗礼，高档格调的文辞、深刻压抑的真实的真实感情在读者的心中荡起一圈圈涟漪。于是人们便想起了大海的浩淼，想起了弯月的宁静，也想起了杜甫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杜甫是一位集大成者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纤秾、淡远韶秀杜甫无一不备。杜甫之后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逞才使气，是“沉着痛快”的诗，元稹、白居易将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理论化，导引了“新乐府”运动。也是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对杜甫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许以最高的地位。两宋诗之冠冕的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宗都以杜甫为祖、金、元、明之诗坛巨擘都是杜甫为之开先。陆游有诗曰：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尝憎晚辈言“诗史” 《清庙》《生民》伯仲间。他视人们尊杜诗为诗史为不足，必置于雅、颂之音中犹若诗中之经才好。秦观在《韩愈论》中，将孔子与杜甫同提并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之功可用集大成者来赞，“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虽未直接称圣，实亦许之矣。到了明代，杜甫已经正是被称为诗圣了。杜甫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一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政治，从青年时代起就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匡时济世之心走进社会。但是，杜甫一生坎坷，屡次科场失意。他长期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了解政治情况，洞察社会动态，体验民间疾苦。他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民胞物与的高尚情怀。因此，他的诗歌立足忠厚，其风格雄浑高古，自成一家，被尊称为“诗圣”。又因为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站在人民立场，敢于面对社会黑暗，痛陈时弊，把社会上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国家的政治动态，都概括在诗歌作品里，所以又被尊称为“诗史”。唐代元稹对杜甫的评价甚高，曾说：“上薄风骚，下盖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经过时间的验证，元稹对杜甫的评价与褒扬毫不过分。杜甫是诗歌语言大师，他在语言的锤炼上是着意下了一番功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刻苦努力的真实写照。翻开杜甫的诗集，人们会看到佳句连篇，妙语如珠，使人眼花缭乱，有目不暇接之感。杜甫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是精确凝练，概括力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仅用十个字就把封建社会里贫富悬殊做了鲜明的对比，爱憎分明。又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仅用两句就把战乱年月漂泊异乡之人的思家之情表露无遗。杜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丰富多彩，形象鲜明，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色彩明快，妙语传神；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则如一幅细腻逼真的田园风景画。杜甫诗歌语言的另一特色是质朴自然，明快通俗，如“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四句诗完全是民间流传的谣谚语言，经作者引入诗中，既通俗易懂又恰切自然。杜甫的诗歌音调美也是一大特色，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流连细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铿锵悦耳，富有节奏感，读来琅琅上口。诗评，，，，，，，，，，，，，，，，一部杜甫集，不仅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这个特殊时代的社会面貌，而且也表现了诗人虽坎坷潦倒、颠沛流离却始终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崇高精神。在艺术上，杜诗不仅集前人之大成，而成为辉煌的唐代诗歌的一面旗帜，也是开后世之先路，令百代学习景仰的楷模。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伟人。登高——[唐] 杜甫风急天高猿啸衷,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絮霜鬓,潦倒此停浊洒杯。《登高》写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当年杜甫居住在夔州，在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诗人登高远眺有感，遂写本诗。前四句重点是写景，但景中亦含情。开篇“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便从细微之处着眼，描绘了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觉到的具体景物。在这两句诗中诗人排列了 “风”、“天”、“猿”、“渚”、“沙”、“鸟” 六种自然事物，每种事物后边都用一个字或词巧妙恰当地加以形容，“风疾”、“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两句诗虽然没有一句写登高，也没有一个字点名秋天这一季节，但句句不离登高，字字饱蕴秋意。没有秋，便不会有“风疾”、“天高”和“猿啸哀”的所感；不登高，便不会有“渚清”、“沙白”和“鸟飞回”的所见。诗人将这多种物象组合起来，构成一幅立体的空间画面，一幅萦绕着悲凉萧瑟气氲的画面，流露了诗人心中无限凄凉。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人在这里从大处落笔，写登临高处所见到的两大壮观景象，犹如影视技术的特写镜头，在读者脑海中形成壮阔无边，波涛汹涌的动感画面——无边无际的树叶纷纷飘落，滔滔的长江之水波涛汹涌，滚滚而来。不仅壮观，更显大气磅礴。这里如同前两句一样，依然没有提到季节与登高，然而“无边落木萧萧下”是非深秋季节所能有的，“不尽长江滚滚来”也是非登高所能观赏和感受到的。此外，“落木萧萧”、“长江滚滚”又和前两句的“风急天高”、“渚清沙白”遥相呼应，承接而来，足见诗人构思之高妙。这两句虽然仍然是在写景，但那“无边”的“落木” ，“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却饱含着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是诗人浩茫心事的真实写照。以上四个写景的诗句，构成了诗人登高时所见所闻所感的整体画面，而这个整体画面恰恰为下文抒发诗人的感情设置了一个典型的大的环境背景。后四句重点在于抒情，但情中又寓景。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由前面的明写景物暗含抒情，转为直接抒情，暗中写景。上句写诗人思乡、悲秋和飘零他乡的客旅身世。“万里”，极言思乡情切。“悲秋”，秋季“落木萧萧”的景象出发了诗人身世飘零的悲叹。“作客”，是说身为他乡游子，举目无亲，不得与家人团聚的思亲之愁。又用一“常”字加以修饰，极言“作客”他乡时间之长久，更见思乡思亲之情切。诗人满腹愁苦都紧扣眼前的秋景，可见抒情中暗合秋景的描绘。“百年”，极言年老。“多病”，体弱多病，而更有忧国忧民之痛。“登台”，这是诗中点题之处，登高则能望远，然而登上高处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凄凉的景象，非但没能令诗人心旷神怡，反而更勾起心灵深处的哀痛，更何况还是“独”自一人去“登台”呢？这一个“独”字更显其孤独的处境。这两句诗，细致传神地描画出了诗人此时的自我形象，难怪后人千古传送。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进一步抒发诗人内心无尽的“苦恨”，暗中再次点明久久重阳登高之事。“艰难”，一是身世的艰难，坎坷，另一是国事和民生的艰难，诗人此时的感情，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愁苦上。“霜鬓”，即白发，是由“苦恨” 所致，在着一“繁”字，则更显“苦恨”之情日深。“潦倒”，指体衰多病，愁肠百结，极言心中的愁闷。诗人本已年老体衰多病，却又加上长久在“万里”他乡“作客”，心中无限愁闷。适逢重阳，本想登高消愁，看见的确实满目秋色，结果是愁上加愁，悲苦之情又平添了许多。此景此情，诗人怎能不想起以酒消愁呢？然而却“新停浊酒杯”，因病刚刚戒酒。在这里，诗人的心境与眼前的景色完全交融在一起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表达了诗人登高时的感怀，也构成了前四句所描写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作品意境浑厚感人，语言凝练含蓄，格律工稳严整，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杜甫《月夜》赏析2008年12月02日星期二下午 10:39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赏析】鄜(fu孚)州：地名，今陕西富县。望月怀远。这在古典诗歌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在杜甫生活的盛唐时期，古典诗歌固然正处于大开拓、大发展的阶段，但如像对景伤怀、思亲怀友这类的题材，却已早经无数作者吟咏，要出新意颇不容易。这一首五律，却在内容表达与章法技巧上脱落故常，出奇制胜，成为同类题材作品中千古独步的名篇。应该承认，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至深，首先在于它所抒发的是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触发的郁勃真切的离情别绪。回溯诗人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天宝十五年(756)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玄宗奔蜀，杜甫只得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李亨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身陷贼营的杜甫八月在长安所作。没有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祸，便没有诗人的这番家人离散，身陷绝境的悲惨经历。而如果没有这番特殊的经历，要产生诗中的哀惋凄切、深挚缠绵的离情也是不可想象的。此诗的重要价值，确乎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一点上。不过使得这首诗在众多的抒写乱世之离情的作品中高标独秀的，却无疑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新奇角度与抒写章法。在这里，老杜并不一般地就景敷情、缘情述事，而是别出心裁从思念对象一边落笔，从头至尾细致熨帖地描摹自己想象中的对方的景况。无限的深情、痴情都从这一系列想象描写中流泻而出，达到了抒情的极致。首联二句，绝不说自己望月而忆妻，偏说妻子见月而思己，比起一般的直诉自己的情感的忆内之作，一开篇意思就深了一层。前人写过“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和“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一类的名句，那都是兼及“忆”与“被忆”双方的，这里却偏偏只提被忆的一方，抒写角度的转换，使得辞旨婉切，更显出诗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妻子身边，是时时尾随着可爱的小儿女的。诗人月夜思妻，必然密不可分地念及孩子。可是颔联二句不正面说自己望月忆儿女，偏说儿女随母望月，又想象儿女幼小，尚不解望月而思念身陷长安的慈父。真是此情此景，将何以堪!诗人刻骨铭心的忆内之情，又在这痛苦的想象中更深入一层。第三联，想象愈加具体化，虚拟妻子在这个夜晚望月怀夫、久久不眠的情景，是整首诗中意境最优美，辞采最清丽的抒情句子。鬟湿而臂寒，状看月之久与怀人之痴。月色愈好而痛苦愈增，夜深天寒都浑然不觉。这位闺中娘子是如此多情而执着，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诗人深切思念吗?王嗣奭《杜臆》认为此联“语丽情悲”。实为中肯。诗的末联，方才将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摆进去，仍以想象之笔结情。这是盼望相思之愿能偿，有朝一日伉俪重逢，双双对此明月舒愁，抹掉战乱带来的伤痛痕迹。这里对前文的承接照应十分细密周到，表现出诗人情感之深婉沉绵，如“双”承“独”，“照”承“月”，“泪痕干”反衬双方各自“独看”时的泪流不止，这些都真切地传达出诗人憎恨乱离，盼望团圆的迫切心情。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pí皮〕。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分。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他又想起已经死去五年的母亲，生儿得不到孝顺，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别的程度，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 杜甫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并由此形成了借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忧时悯乱思想感情的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杜甫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多地歌唱时事的大诗人，他用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下了众多的、质量很高的叙事诗，塑造了众多的典型形象。杜诗通过这些艺术概括的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深重灾难的生活：逾墙而逃的老翁、急应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以及如狼似虎的役吏、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兄妹、烧杀虏掠的安史乱军…… 这些形象，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无情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强烈谴责乱军的暴行。杜甫在《丽人行》、《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中，运用了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不动声色地抨击了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如《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后来鞍马可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纵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再次，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独白还是对话，都精彩传神，很好地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独白写出，将她送别丈夫时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活动展示无遗，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最后，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一细节，而且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深寓着作者的同情与愤慨。上述几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为杜诗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方法。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李白与杜甫诗歌比较研究论文摘要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及价值取向。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来比较李白和杜甫：一、思想：李白的诗，很多表现出求仙出世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杜甫的诗，很多表现出忧时伤世，悲天悯人的思想。所以李白被称为“诗仙”，杜甫被称为“诗圣”。二、风格：李白经常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抒发出热烈奔放的感情；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表现对社会实况的深厚同情。李白偏向于浪漫，杜甫偏向于写实。三、擅长的体裁：两人都能写各种体裁的诗歌，但李白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写得最好，而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好。

杜甫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车口，恨不移封向。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称避贤。宗之潇洒，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焦遂五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是一首，富有特色的“肖像诗”。八个是同时代的人，又都在长活过，在嗜酒、豪放、旷达这些方面彼此相似。诗人以洗炼的语言，的笔法，将他们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八仙中首先出现的是。他是其中资格最老、年事最高的一个。在长安，他曾“解金龟换酒为乐”（李白《忆贺监序》）。诗中说他喝醉酒后，骑马的姿态就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醉眼朦胧，眼花缭乱，跌进井里竟会在井里熟睡不醒。相传“尝醉，骑马倾欹，人曰：‘个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嗣奭《杜臆》卷一）。杜甫活用这一典故，用夸张手法描摹酒后骑马的醉态与醉意，弥漫着一种谐谑滑稽与欢快的情调，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他旷达纵逸的性格特征。其次出现的人物是李琎。他是唐玄宗的，宠极一时，所谓“主恩视遇频”，“倍比骨肉亲”（杜甫《赠汝阳琎》），因此，他敢于饮酒三斗才上朝拜见天子。他的嗜酒心理也与众不同，路上看到?车（即酒车）竟然流起口水来，恨不得要把自己的封地迁到（今属甘肃）去。相传那里“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见《记》）。唐代，皇亲国戚，贵族勋臣有资格袭领封地，因此，八人中只有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其它人是不会这样的。诗人就抓着李琎出身这一特点，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下笔真实而有分寸。接着出现的是李琎之。他于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豪饮的酒量有如吞吐百川之水，一语点出他的豪华奢侈。然而好景不长，开宝五载适之为排挤，罢相后，在家与亲友会饮，虽酒兴未减，却不免，赋诗道：“避贤初罢相，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李琎之传》）“衔杯称避贤”即化用李琎之诗句。“乐圣”即喜喝，“避贤”，即不喝。结合他罢相的事实看，“避贤”语意双关，有讽刺的意味。这里抓住权位的得失这一个重要方面刻画，精心描绘李琎之的肖像，含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很。三个显贵人物展现后，跟着出现的是两个潇洒的崔宗之和苏晋。崔宗之，是一个洒脱，少年英俊的。他豪饮时，高举酒杯，用白眼仰望青天，睥睨一切，。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不能自持。杜甫用“”形容宗之的俊美丰姿和潇洒醉态，很有韵味。接着写苏晋。司马迁写《史记》擅长以矛盾冲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杜甫也善于抓住矛盾的行为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苏晋一面耽禅，长期，一面又嗜饮，经常醉酒，处于“斋”与“醉”的矛盾斗争中，但结果往往是“酒”战胜“佛”，所以他就只好“醉中爱逃禅”了。短短两句诗，幽默地表现了苏晋嗜酒而，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性格特点。以上五个次要人物展现后，中心人物隆重出场了。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自己也说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兴酣落笔摇”（《江上吟》）。杜甫描写李白的几句诗，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李白嗜酒，醉中往往在“长安市上酒家眠”，，不足为奇。“天子呼来不上船”这一句，顿时使李白的形象变得高大奇伟了。李白醉后，更加豪气纵横，狂放不羁，即使天子召见，也不是那幺，，而是自豪地大声呼喊：“臣是酒中仙！”强烈地表现出李白不畏权贵的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虽未必是事实，却非常符合李白的思想性格，因而具有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杜甫是李白的知友，他把握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方面并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将李白塑造成这样一个，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艺术形象。这肖像，，形神兼备，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难忘。这正是千百年来人民所喜爱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李白形象。另一个和李白比肩出现的重要人物是张旭。他“善，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杜臆》卷一）。当时人称“草圣”。张旭三杯酒醉后，豪情奔放，绝妙的就会从他笔下流出。他无视权贵的威严，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脱下帽子，露出头顶，，自由挥洒，，字迹般舒卷自如。“脱帽露顶王公前”，这是何等的倨傲不恭，不拘礼仪！它酣畅地表现了张旭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性格特征。歌中殿后的人物是焦遂。袁郊在《甘泽谣》中称焦遂为布衣，可见他是个平民。焦遂喝酒五斗后方有醉意，那时他更显得神情卓异，，，惊动了席间在座的人。诗里刻画焦遂的性格特征，集中在渲染他的卓越见识和论辩口才，用笔精确、谨严。《八仙歌》的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情绪欢乐。在上，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是一首严密完整的歌行。在结构上，每个人物自成一章，八个人物主次分明，每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多样而又统一，构成一个整体，彼此衬托映照，有如一座群体，艺术上确有独创性。正如王嗣奭所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它在古典诗歌中确是之作。杜甫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同李白的友谊，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这首怀念李白的，是天宝五载（746）或六载（747）春杜甫居长安时所作，主要就是从这方面来落笔的。开头四句，一气贯注，都是对李白诗的热烈赞美。首句称赞他的诗冠绝当代。第二句是对上句的说明，是说他之所以“诗无敌”，就在于他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无人可比。接着赞美李白的诗象那样清新，象那样俊逸。、都是南北朝时的著名诗人。在北周官至、（司马、司徒、司空），世称庾开府。刘宋时任荆州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这四句，笔力峻拔，热情洋溢，首联的“也”、“然”两个语，既加强了赞美的语气，又加重了“诗无敌”、“思不群”的分量。对李白奇伟瑰丽的诗篇，杜甫在题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中，总是赞扬备至。从此诗坦荡真率的赞语中，也可以见出杜甫对李白诗是何等钦仰。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的诚谊。清代杨伦评此诗说：“首句自是阅尽上下古今，甘心让一头地语。窃谓古今诗人，举不能出杜之范围；惟太白天才超逸绝尘，杜所不能压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杜诗镜铨》）这话说得很对。这四句是因忆其人而忆及其诗，赞诗亦即忆人。但作者并不明说此意，而是通过第三联写离情，自然补明。这样处理，不但简洁，还可避免，而使诗意前后勾联，曲折变化。表面看来，第三联两句只是写了作者和李白各自所在之景。“渭北”指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江东”指李在漫游的江浙一带地方。“春天树”和“日暮云”都只是平实叙出，未作任何修饰描绘。分开来看，两句都很一般，并没什幺奇特之处。然而作者把它们组织在一联之中，却自然有了一种奇妙的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当作者在渭北思念江东的李白之时，也正是李白在江东思念渭北的作者之时；而作者遥望南天，惟见天边的云彩，李白翘首北国，惟见远处的树色，又自然见出两人的离别之恨，好象“”、“暮云”，也带着深重的离情。故而清代黄生说：“五句寓言己忆彼，六句悬度彼忆己。”（《杜诗说》）两句诗，牵连着双方同样的无限情思。回忆在一起时的种种，悬揣二人分别后的情形和此时的种种情状，这当中该有多幺丰富的内容。这两句，看似平淡，实则每个字都；语言非常朴素，含蕴却极丰富，是历来传颂的名句。清代沉德潜称它“写景而离情自见”（《唐诗别裁》），明代王嗣奭《杜臆》引王慎中语誉为“淡中之工”，都极为赞赏。上面将离情写得极深极浓，这就自然引出了末联的热切希望：什幺时候才能再次欢聚，象过去那样，把酒啊！把酒，这是作者最难忘怀、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诗的开头呼应。言“重与”，是说过去曾经如此，这就使眼前不得重晤的怅恨更为悠远，加深了对友人的怀念。用“何时”作诘问语气，把希望早日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使结尾余意不尽，令人读完全诗，心中犹回荡着作者的无限思情。清代浦起龙说：“此篇纯于诗学结契上”（《读杜心解》），确实道出这首诗内容和结构上的特点。全诗以赞诗起，以“论文”结，由诗转到人，由人又回到诗，转折过接，极其自然，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和对诗的倾慕怀念，结合得。以景寓情的手法，更是，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写得深厚无比，情韵绵绵。九首（其六）杜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诗人先写《出塞》九首，后又写《出塞》五首；加“前”、“后”以示区别。《》是写天宝末年征伐的时事，意在讽刺唐玄宗的开边，本篇原列第六首，是其中较有名的一篇。诗的前四句，很象是当时军中流行的作诀，颇富韵致，饶有理趣，深得议论要领。所以黄生说它“似谣似谚，最是乐府妙境”。两个“当”，两个“先”，，开人胸臆，提出了作战步骤的关键所在，强调部伍要强悍，士气要高昂，对敌有方略，智勇须并用。四句以排句出之，，宛若总结战斗经验。然而从整篇看，它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而只是下文的衬笔。后四句才道出赴边作战应有的终极目的。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诗人慷慨陈词，直抒胸臆，发出的呼声。他认为，拥强兵只为守边，赴边不为杀伐。不论是为制敌而“射马”，不论是不得已而“杀伤”，不论是拥强兵而“擒王”，都应以“制侵陵”为限度，不能乱动，更不应以为能事，侵犯异邦。这种以战去战，以强兵制止侵略的思想，是恢宏正论，安边良策；它反映了国家的利益，人民的愿望。所以，张会在《杜诗府粹》里说，这几句“大经济语，借戍卒口说出”。从艺术构思说，作者采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前四句以通俗而富哲理的谣谚体开势，讲如何练兵用武，怎样克敌制胜；后四句却写如何节制武功，力避杀伐，*出“”本旨。先行辅笔，后行主笔；辅笔与主笔之间，看似掠转，实是顺接，看似矛盾，实为辩证。因为如无可靠的武备，就不能制止外来侵略；但自恃强大武装而，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诗人主张既拥强兵，又以“制侵陵”为限，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很有体会地说：“上四（句）如此飞腾，下四（句）忽然掠转，，如是！如是！”这里说的“飞腾”和“掠转”，就是指作品中的奔腾气势和波澜；这里说的“”就是指在奔腾的气势中自然地*出“拥强兵而反”的深邃题旨。在唐人的篇什中，以议论取胜的作品较少，而本诗却以此见称；它以高、正气宏、富哲理、有气势而博得好评。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的诗歌和个人性格。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李白年少时,“五岁诵,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十五好,遍于诸侯”。(《》)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杜甫出身于世家，其祖父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笑。手持绿玉杖，朝别。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不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着。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花近高楼伤，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好还乡。即从巴峡穿，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他的《》长短参差，他的《谢眺楼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李白属于浪漫主义杜甫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李白和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但自唐代以来，人们多喜将他们并论，更有学者对他们的进行比较，以致很多诗评家都卷入了对李杜孰优孰劣的争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虽然学界还存在着李杜优劣论，但人们更喜探讨李杜之间的交谊、李杜诗歌思想和艺术之异同。一、李杜之交谊和相互影响本世纪较早探讨李杜交谊的学者是闻一多。他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感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四十年代，陈叔渠在《唐代两大诗人的风义感及其他》中也论及李杜之交谊。他认为，"杜甫对于李白，一片怜才之忱，在他的诗中，时时可见"；"最奇怪的是，李白对于杜甫，却是很为冷淡"，"这可见老杜的怜才爱友，一热烈至诚，出于无情的了。" 五十年代，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较为细入地探讨了李杜之间的交谊。他认为，"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倾心的诗人"，而其因素又有政治和诗歌两方面。李白与杜甫相会游从的半年中，李白影响杜甫的成分要多一些。他们真无愧于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对于政治的警惕性，对于现实的敏感，乃是时代真实的镜子。他们的默契也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从诗歌艺术上说，也是李白影响杜甫为多："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约十首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原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从七古中获得全新的解放，因而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 。六十年代，人们对李杜交谊更为关注，出现了好几篇论述李杜之交谊的文章，如郭沫若的《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耿元瑞的《有关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等。郭文指出，"李白和杜甫是像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七十年代，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李杜交往和友谊的看法。他说："杜甫十分同情李白，毫无问题。"而"李白虽然年长十一岁，他对于杜甫也有同样深厚的感情。""前人爱以现存诗歌的数量来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说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见解。"对于相传李白所作的《戏赠杜甫》诗，作者认为，"既非嘲诮""戏赠"，也不是后人伪作，"那诗亲切动人，正表明着李白对于杜甫的深厚的关心。" 八十年代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论及李杜之交往和友谊，如李宽的《杜甫与李白的友谊》、叶嘉莹的《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王辉斌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等。叶嘉莹通过对杜甫《赠李白》一诗的解说，证明李杜相轻之说的决不可信，看出李杜二人于外表的相异之下所蕴含的一份生命与心灵上的相通。王辉斌文则对李杜天宝三载前后的行踪进行考察，认为他们初识的地点不在洛阳而在梁园。二、对李杜优劣的再讨论虽然本世纪大部分学者并不热衷于讨论李杜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仍有一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的观点。本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大多学者对历史上的李杜优劣论不以为然。如胡小石在《李杜诗之比较》中就没有对李杜强分高下，而是从李杜二人的创作实际出发对其诗歌艺术之异同一一比较。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认为，历史上扬李抑杜或扬杜抑李者中能真了解李、杜者不多，"李杜二派的辩论，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所以作者从七个方面分析了李杜的相异之处。而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持李杜优劣论，但隐隐约约显露出一点抑李扬杜的调子。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说，"李白虽然\'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然而我们凡夫俗子钟不免自惭形秽，终觉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再如李广田在《杜甫的创作态度》中借用宋人罗大经的话表明了自己抑李扬杜的观点，还认为："以诗之纯风格言，李或有胜杜处；以诗之思想内容言，杜实胜李百倍；因任何作品，都不能只凭其风格而伟大。何况所谓风格优越云云，实在也还是一般的偏见，因为归根结蒂，风格仍为思想所决定，一个人如果根本不能接受李白的思想，也就无从欣赏他的风格了。"当然，这种扬杜抑李论是有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的，同时也和论者所持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不开。同样，傅庚生在《评李杜诗》中也从思想和情思的重要性方面肯定了杜甫，贬低了李白："若藉着如此的一种客观标准去衡量李、杜二人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本世纪下半叶五六十年代，由于受新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界在研究古典诗歌时，也就更多地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用和诗歌作品的现实性或人民性。用这种观点来衡量李杜，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扬杜抑李论了。然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扬此抑彼，而是能够持平，见出李杜二人各自的成就。如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就各选李杜诗歌二百余首（共五百余首），合为一编，以见其诗歌实质、风格之异同。作者指出，李白和杜甫，是照耀着唐代乃至整个古典诗坛的两面万古常新的旗帜。他们二人的作品无疑"同样都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来说，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文革时期自上而下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据王学泰《二十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介绍，解放后毛泽东不只一次地说过，他更爱读李白的诗，而且认为李白是千古诗人之冠；江青在审查影片《杜甫》是也曾强调说"主席更喜欢李白的诗"，言外之意就是不能再赞扬其他诗人了，尤其是不能赞扬曾与李白并称的杜甫。所以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几乎处处"扬李抑杜"，完全改变了他在六十年代初所持的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看法。八十年代以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李杜比较时持扬此抑彼的观点了，人们大多对李杜诗歌创作之异同条分缕析。三、李杜思想、诗歌艺术之比较八十年代以前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李杜的思想和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如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就对李杜诗歌艺术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比较。再如，汪静之在《李杜研究》中也就思想、性格、艺术、境遇、行为、嗜好、身体等方面对李杜进行了比较。五十年代，苏仲翔在《李杜诗选·导言》中首先探讨了李杜思想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在对于祖国的爱慕、对于人民的热爱、对于侵略战争的憎恨等三方面，李杜是共同的；至于二人不尽相同而且在诗中比较突出的，则为李多人民自豪感与反抗精神，杜富人道主义与悲天悯人之怀。接着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杜"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奄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杜甫则是随着时代进展又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因而赢得\'诗史\'、\'诗圣\'称号的集大成者。" 八十年代以后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对李杜各方面进行比较的成果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些成果中，首先值得一提的罗宗强的《李杜论略》。该书从政治思想、生活理想、文学思想、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李杜二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比较，而且精见迭出。在罗宗强著作同时或之后，学界还出现了一些李杜比较的专题论文，如金启华的《李杜诗论的比较》、袁行霈的《论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意象》、裴斐的《唐代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萧瑞锋的《李杜异同论》、苏为群的《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吴光兴的《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等。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袁行霈文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裴斐文则认为，李杜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吴光兴认为，李杜生前不受重视，李杜齐名当以其文集行世为限，约在八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或八十年代，"李杜独尊"的构想最初很可能出于"新古文派"。作者还认为，八、九世纪之交至北宋王安石之前，李杜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审美理想――壮大奇丽；从王安石开始，李杜不同，李为豪放，杜为沉郁。第九节小结总之，二十世纪的李白研究无论是生平、思想研究，还是艺术分析、作品整理，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然在特定的时期内，李白研究也曾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而走过弯路。八十年代以后李白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是选题重复、徒有方法之新而无突破之实的现象日益严重。九十年代，真正有份量、有突破、令人为之一振的论著和论文更是越来越少。然而，由于有本世纪李白研究的所取得的成绩作基础，加上更为扎实的治学精神、更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更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出现更为长足的进步。

苏轼的诗词研究论文

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苏轼的词创作是从他中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开始的，他最早的作品《浪淘沙·咋日出东城》和《南歌子·海上乘槎侣》，前者写春天之景，语言平易流畅，意境虽无过人之处，倒也清新可爱；后者写钱塘江潮，苏轼词的豪迈气概和诙谐风格微有端倪。统观全局，苏轼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情爱、农村三类作品。

苏轼是满怀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的，但是不幸的家庭经历、多蹇的仕途命运、严酷的权力争斗使他蒙受了一次次打击。在作品中，有对理想的热情，有落魄的郁愤，有逆境中的不甘沉沦，真实细致地反映了苏轼复杂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苏轼还是"性情中人"，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大都写得真切感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① 彭乘：《墨客挥犀》。

② 见原词序。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

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密州任上，距苏轼元配夫人王弗去世正好十年。词的起片开门见山，直抒感慨，丝毫不用铺垫和渲染，将思念和盘托出，有不吐不快之势。生死殊途，南北相隔；仕途的失意，人生的苦闷，满腑凄凉无处倾诉。接下来退一步讲"纵使相逢应不识，"因为自己早已不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了。下片写梦中相见，结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将无法排解的思念之情溶入连绵不尽的未来，更衬出未亡人的情真意挚。以词来写悼亡之情，苏轼是第一位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

苏轼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深入与广泛，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因此，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十分敏感。当看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时，他"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进而痛感"平生五千卷，一字不疗饥。"①苏轼词作品，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远不如诗描写得那样深刻。在全部30余首农村词中，最为成功的当属描写乡村风俗和勾画作者与乡野父老亲切融洽关系的作品。《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二：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时，春旱后得雨，因此，苏轼前往城东二十里"可以致雷雨"的石潭谢神，这首词是此次出行所写五首词中的第二首。词的上片写村里的姑娘们闻听太守将到，于是匆匆忙忙梳妆一番，三五成群地扎堆在篱笆门前迎候。为了能清楚地看一眼究竟，有的姑娘甚至挤破了红色的衣裙。词的下片写村社，首句写村社的隆重，次句写供品的丰盛，末句写村民的欢愉。全词犹若一幅淳厚质朴而又兴致盎然的农村风俗画。

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代评论家仁智互见，总括起来，不外四点，即豪放、韶秀、清迥和真率。

苏轼词的豪放已为人所共赏。俞文豹《吹剑续录》称："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推为豪放词的名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的最后，"人间如梦"句，给全篇豪放阔大的基调涂上了一笔抑郁的宿命论的色彩，令人扼腕。《江城子·密州出猎》早《念奴娇·赤壁怀古》7年，是密州任上所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关于此词的写作，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有所叙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词的

① 苏轼：《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

上片首写声势浩大的出猎活动以及作者由此而激发生成的豪情，下片语意与上片一脉相承，紧扣豪情作文章，由出猎之豪情升发到报效国家之豪情。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苏轼的心情并不愉快，自称"老夫"正是这种灰暗心情的反映，但苏轼并不悲观，而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冯唐故典，寓含天生我才明主不弃的希冀。词的结句"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一旦为朝廷重用，当不负圣望，有所作为的雄心。

苏轼词中的韶秀清迥之作当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前人评价这些作品"格奇而语隽"，①"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②苏轼词的真率与其为人的真率一脉相承，这一特点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体现。

苏轼词除"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④、"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⑤、"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⑥这些豪迈刚健乐观爽朗的作品外，尚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消极之作，如，《醉落魄·述怀》：醉醒醒醉，凭君会取这滋味。浓斟琥珀香蚁，一到愁肠，更有阳春意。须将墓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落魄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这些作品是苏轼复杂思想的反映，有人生失意后的故作激愤之言，也有随缘委命的真情流露。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而须加以甄别分析。

① 黄蓼园：《蓼园词选》。

② 黄庭坚：《山谷题跋》。

③ 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④ 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⑤ 苏轼：《定风波·重阳》。

⑥ 苏轼：《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

文学史上素有“诗庄词媚”的传统，人们在填词时，总免不了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够用词这一文学形式来表现。及至苏轼，采取“以诗为词”的手法，将别人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的`题材和主题，都写入词中，于是“东坡词颇似老杜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放映了以前词人所没有放映过的广阔内容。而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根本，正是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本文拟从苏轼的词学观，来探讨其词体革新中的几个问题。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提出了词须是“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破“柳七郎风味”则是其词体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轼的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就必然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在写出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以后不久，苏轼就在第一篇关于词体革新的文章《与鲜于子骏书》中，明确提出了“破”的问题：“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P1650)歌词本是要“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来歌唱的，而苏轼之词竟要东洲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并为其壮观而自鸣得意。显示了苏轼有意开阔新词境，以“破”风靡词坛的“柳七郎风味”，提倡一种具有阳刚之美词风的意愿。

在这里，苏轼对自己的词体革新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自是一家”；二是“破”，“无柳七郎风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柳七郎风味”看成是“自是一家”词作的对立面，可见他对破“柳七郎风味”的重视程度。对于苏轼的这段话，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指出，苏轼“近却颇作小词”云云，“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P108)。刘氏并未说明“意”之所指，不过，从以下三个方面，还是可以看出苏轼之“意”是什么。其一，从“柳七郎风味”提法本身看。宋人以行第相呼，多用于平辈或晚辈，一般不用于尊者和长者，否则视为不尊敬。柳永是苏轼的前辈。苏赞许柳词时，称之为耆卿，字而不名；贬斥柳词时，则呼之为“柳七”。因此，“柳七郎风味”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只是对柳永词风的一般称呼，实际上是一种贬称。其二，众所周知，柳永词分雅词、俚词二类。苏轼曾经说:“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P35)《八声甘州》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属于雅词。可见，苏轼对于柳永的雅词颇为推许，他所说的“柳七郎风味”只能是针对沿袭五代的淫蘼浮艳风气的俚词词风而言。在宋俞文豹《吹剑续录》有一段文字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为之绝倒。”(P49)曾端伯《高斋诗话》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P497)说明了柳永词富阴柔之美，而苏轼词富阳刚之美，也体现了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和创新。其三，柳永的俚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往往显得庸俗，在语言方面则比较俚俗。从苏轼本人的作品看，《东坡乐府》中如《满庭芳》(“蜗角虚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等，语言都相当俚俗。而且，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秦少游》记载，秦观有“唤起一声人悄”词，其中“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等语，也颇为浅俗，而苏轼“爱其句”。这种情况显示，苏轼并不一味反对俚俗；他不满于柳永俚词的，自然又在于它的思想内容的庸俗。要之，苏轼所说“柳七郎风味”，是指主要表现在俚词中的柳词的庸俗、卑弱和浮艳词风。他以“柳七郎风味”相概括，表示了他的不屑和否定态度；他说自己“颇壮观”的“自是一家”的词“无柳七郎风味”，表明他要在它之外建立一种新词风，开创一条新道路。这就是苏轼“意”之所在。如果说，《与鲜于子骏书》表明，苏轼在词体革新一开始，就把“柳七郎风味”当作他的革新的对立面，并把破“柳七郎风味”当作革新的组成部分，那么，《高斋诗话》所载则表明，他在革新的后期也仍然如此。

苏轼的词学观表明，他无论是破“柳七郎风味”，还是立“自是一家”的词风，都是比较自觉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的词体革新的基本内容。他所以把“柳七郎风味”当作对立面，除了它代表庸俗、浮艳、卑弱的词风，从当时词坛实际看，还当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在当时影响最大有关。柳词的出现，标志着宋词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它未能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滋长了浮艳词风。所以，与其说它代表宋词的现在，不如说它代表宋词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要进行词体革新，不可避免地就会与“柳七郎风味”发生冲突。从主观上讲，苏轼开始也许只是要破“柳七郎风味”本身，但由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所以在客观上，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宋初以来的浮艳纤弱词风，因而具有更为广阔深远的意义。虽然，随着革新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苏轼逐渐又把革新范围从“柳七郎风味”扩展到“小词”，但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反对，却是始终不移的。

词史意义在古今学人关于苏词的评说中，“以诗为词”无疑是最为流行的一个命题。苏轼词出现不久，有人便很快敏锐地感到这些作品和前代及当时的词人作品有较大的差异，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评语，其中尤以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所说的“以诗为词”这四字最为精当。这个论点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轼的词在向传统诗歌趋进，词与传统诗歌的界线在初步泯灭。而他所以能“以诗为词”，又在于他在词与诗的关系方面，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和流行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微词宛转，盖诗之裔”(P1943)。他的识见高出于古人和同时代人，又坚持实践创新，从而为宋词开辟了新的天地。

以诗歌的标准要求词，以写诗的笔力写词，“以诗为词”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主要途径。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体革新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他革新的主要途径。“以诗为词”势必会引起传统的“小词”在内容、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对于词反映现实、表情达意的范围和能力，自然会有所开拓和增强，对于提高词的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苏轼的词体革新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产生重大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如何革新方面找到了“以诗为词”这一正确途径。“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P77），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P40－49)，在苏轼看来，词和诗一样，是可以用来表现社会的兴衰和历史的兴亡，抒写作家的胸襟怀抱和人生际遇，而不应一味沉溺于酒筳歌席、男欢女爱之中，并积极的付诸实践。如他的中秋词《水调歌头》通过望月怀人，表达了对手足同胞真情思念和热爱人生的执着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处于逆境之中而能达观自持的积极乐观精神。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显示了苏轼“以诗为词”进行题材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对苏轼改革成就的认同。苏轼本人在说柳永《八声甘洲》中的名句：“此语于诗句不检唐人高处”(P77)，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在词体革新时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P77)

东坡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开拓词境，是苏轼词体革新的主要方向。在扩大词的内容与题材方面，苏轼的词可以记行事，可以述出游，可以写登临，可以叙凭吊，可以述节令，可以记梦，可以怀人，总之，凡个人日常所经所历所思所感，苏轼都可以以词写之。可以说，在苏轼笔下，词被运用得从容自如，无施不可。词作什么，怎样写，都可因作者的性情、才力和阅历的不同而可自由选择。在一个具体的创作个体那里，词应是没有功能及用途上的限制的。这样，词就被从较单纯的只为应歌和佐欢的狭窄路径中给引离了出来，词的适用范围增广了，词的门径增宽了，成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一种文体。这就从实际操作上实现了诗词同体的理论，为后世诗与词的相容无间提供了现成参照。在开拓词境方面，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时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元丰五年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充分表现了他豁达乐观的精神；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沙场、以身殉国的豪情壮志。“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的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P78)，从内容、题材的扩大到意境、风格上的创新，为苏轼词体革新的成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也为他日后的豪放词流芳百世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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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苏轼处世哲学初探【摘要】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关键词】苏轼处世之道人格风貌生命精神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一，书香世家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二、名震京城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三、反对变法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四，漂泊流离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六、诗人之死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轼词研究论文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