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基因研究论文

契丹族已经名存实亡了。契丹族，一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半游牧民族，它们没有丰富的资源，没有汉族人民的智慧，没有中原百姓的生产能力，只能坚强的生存在贫瘠的漠北地区。也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磨难，让契丹族练就了超于平常人的毅力，为他们以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契丹夹杂在高句丽、东突厥和唐朝中间，这让契丹族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可以说如果不是唐朝将高句丽和东突厥灭亡，契丹族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出头之路。唐朝灭掉东突厥和高句丽后，就实施了民族开放政策，这相当于给了契丹强大的机遇。几十年后，当大唐还沉浸在盛世美梦中的时候，契丹人已经悄悄的拿下了唐朝数地，吓得唐朝赶紧调兵遣将去镇压，经过数次战争，最后付出了大代价才勉强平定了契丹的叛乱。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后，中原陷入战火之中，各路群雄争霸，与此同时，契丹人再次趁机南下掠夺资源。公元九一六年，“大契丹国”建立，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帝。耶律阿保机先是收留那些流亡在北上的百姓，然后再去掠夺中原资源和人口，对他们实施汉制。等到国内稳定后，契丹又拿下了燕云十六州，此时的契丹国强民富，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常年的征战让契丹族兼备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优点，不仅有汉族的智慧和农耕能力，还有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让契丹族的威名传遍世界。不过再强大的政权最终也会灭亡，契丹族也不例外，大辽国最终毁在女真人手中，躲到了中亚地区。中世纪的时候，西方国家将中国称为“Cathay”，而契丹则是“Kitay”，两者音译相似。后来传到了英国了，英国人一直把它当成“China”，就算是今天的香港国泰航空的飞机上，也一直使用着“Cathay”这个古老的词汇。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契丹”的名字有何含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我一起看一看。

契丹就是镔铁的意思，因为古代 *** 没有钢的概念，镔铁就是钢，故契丹，准确地说是钢铁之族。

这是韩国人绘制的契丹(辽)地图，可以看到与中国传统的绘制不同，就是满洲地区没有完全纳入辽的版图。韩国人画的，可能更接近历史。

有人认为，契丹和女真的龙脉都在满洲地区，双方文化习俗非常接近。其原因可能面对女真，契丹就是超级大国，女真自然文化等方面会积极学习契丹，有点哈契的意思。

当时契丹人把女真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

居住在辽东地区的被称为 *** 真，这些人与迁移到那里的渤海人、契丹人等杂居，这部分划入了契丹版图，这部分女真编入契丹直接管辖的户籍。史书认为是系辽籍女真，就属于辽版图内的女真。

居住在松花江以北、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的女真人，未入辽籍，仍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被称为“生女真”，或“不系辽籍女真”。完颜部为首的女真联盟，就是属于生女真，这部分没有划入辽的版图。当然辽皇帝举办的头鱼宴或头鹅宴，也邀请这些生女真各部领导人会盟。也会让他们进贡海东青。但并不直接管辖生女真。

而居住在生女真和 *** 真两者之间，分布在辉发江一带的女真人，与辽国有着羁縻关系，被称为“不生不 *** 真”或“回霸(一作回纥)女真”。这支女真跟生女真类似，辽也是不直接管辖。

故按韩国历史学家划的地图，后两部分女真就不在契丹(辽)的版图。

这张地图则取中，把 *** 真和回霸女真划入契丹版图，但生女真没有划入契丹版图。

契丹(Khitan)，历史上确实非常强大，以致于中世纪欧洲国家只知道契丹不知道中国，这也就造成他们一些史书记载，把中国写为契丹。《马可波罗游记》写的就是到契丹，而不是中国(China)。西方国家长期认为契丹(Khitan)和中国(China)是两个国家，这也就是与北方民族接触比较多的国家或民族一直使用契丹(Khitan)。而到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到了大清，发现大清已经把

契丹(Khitan)和中国(China)统一为一个国家，所以西方的国家称中国为China。

有专家研究，契丹中含有大量的回鹘血统，大辽时代又有不少留守蒙古草原上的的回纥后裔变成契丹人。不仅是基因上证明了契丹含有大量回鹘血统，而且从契丹语言上，也可以看到，语言文化来源于回鹘。

契丹最重要的官职于越，就是契丹皇帝之下的契丹国二把手;还有大辽开创者耶律阿保机的名字，在达斡尔语或蒙古语中都无法找到答案，而这些契丹语，经过研究者发现，都是来自突厥回鹘的语言。

上边说了，女真文化上学习契丹，也引用了很多的契丹语言。这也就是现代满语包含有契丹语言的原因。女真建立的大金国灭了大辽，其后有很多契丹人也融入了女真人中间。比如现在的满洲伊拉氏，就来源于契丹的耶律氏。满洲的舒穆禄氏来源于契丹的萧氏。明历史上记载的女真中有葛术部，这个葛术就是契丹语，意为铁。女真的葛术部应该就是来源契丹。

契丹，既然是钢铁之族，自然以生产钢铁著称。当时各大北方民族都以重甲闻名，比如辽国铁林军、西夏铁鹞子、女真铁浮屠、蒙古重甲铁骑等。但最早的可能就是契丹的铁林军。

《辽代铁器考古研究》一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契丹生产的铁器。近几十年来，在辽代城址、遗址、墓葬、塔基和窖藏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铁器，通过这些出土文物，使我们认识到辽代铁器的制作水平之高超。而契丹人生产的镔铁，就是钢。而当时的北宋还没能力生产钢。想象看，当时北方民族使用的兵器都是钢铁打造，而中原的还是用铁打造，这也是当时北方民族常常取胜的一大原因。

这是用钢打造的契丹刀，至今还是锋利无比。

辽国灭亡后，契丹族去了哪里，为何56个民族里没有契丹族？根据我的了解，给你说说：

在进入金元以后，契丹人或者效力新的政权，或者随着帝国迁徙到其他地方。因此开始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当然，少部分随耶律大石西迁，成为西辽的统治阶层，之后在中亚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基于传世文献，传统上我们认为许多契丹人进入中原，渐渐融入汉族。金元时期，有些时候已经不区分契丹与汉了。我们知道元朝时区分北人和南人。也就是不怎么区分中国北方的契丹、女真、汉。同时，一些契丹贵族融入了女真上层，后来女真建立后金、大清，一些契丹姓氏也出现在八旗档案之中。可能是留在东北的契丹人，渐渐融入了关外的女真、满族。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辽代尸骨，因此可以系统地提取契丹上层的DNA信息。许月的博士论文《辽代契丹人群分子遗传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见解。主要有三个方面：

（1）契丹上承鲜卑，辽亡以后，大部分契丹人可能融入到蒙古的不同人群当中。

（2）“在现代人群中，尚未找到契丹族的直系后裔”。

（3）早先的一些研究认为，现代的达斡尔族是契丹的直系后裔，和契丹人的基因很接近。这可能是不对的。

其实，古代的族群认同很多时候还是和政治体联系在一起的。从部落到帝国，这些政治组织把一群人维系在一起。一旦部落解散了，或者帝国瓦解了，那这些人就进入其他的部落，或者以其他的方式组织起来。“契丹”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了。

中国辽朝（907-1125）灭亡后，契丹人（也称契丹人）被分散，许多人逃到邻近的金朝（1115-1234）。一些契丹贵族和军事领导人被吸收到金官僚机构中，并继续在政治和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许多契丹人也退居到他们在中国东北部的祖籍地，建立了新的定居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定居点中的一些发展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

契丹人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他们的遗产仍然可以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地方看到，他们的后代在那里继续生活并实践他们的传统习俗和信仰。

契丹耶律基因研究论文

曾经的契丹族在被金灭了以后就逐渐被融合掉了

契丹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其他民族代替了，而且这个族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和其他的种族进行了通婚，所以就彻底消失了。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1）族谱资料等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这所谓的21个契丹小字，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这些“契丹小字”最初是这样被发现的：调查者们将他们取得的碑铭拓片上凡是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都拿去与《契丹小字研究》[27]所列出的原字相对照，只要能够找到相似的字形，即被认定为契丹小字，然后对其字义加以附会解说。在已认定的21个“契丹小字”之外，还有3个不认识的字，因为在《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才未作结论，但怀疑它们也是契丹小字。[28] 这21个“契丹小字”之所以被误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堪舆家言，因今人不理解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孟志东编号为①、②的“穴”，见于阿苏鲁墓石，石上共刻有以下三行文字：[29] 甲山庚向穴皇清待赠孝友和平阿苏鲁千秋之墓基一世祖讳道光癸卯年十二月初四日蒋姓子孙重修左侧第一行小字“甲山庚向穴”是用于标记此墓的形势格局的，龙（即山）、向、穴、砂、水是堪舆家所谓的地理五要素，穴指土中气脉凝聚处，“”是一个符号，用以表示此穴的形态。如果说“穴”是代表阿苏鲁官衔的契丹小字，怎么会附在“甲山庚向”之后呢？又如编号为③、④的“丙—”，见于施甸县长官司的一段残碑，左侧第一行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 ”（以下残缺），这也是一句典型的堪舆家言，全句当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分金”（“丙”字后面应该是十二地支中的某一个字，而“—”则显然是一个残字），山、向只能表明大的方位，墓穴的具体朝向要用堪舆家的罗盘来确定，罗盘上的准确定位称为“分金”。《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附录的《蒋德昌墓志》中就有“用丁山癸向丙午分金名焉”这样的话。据我看来，在21个“契丹小字”中，大部分都与堪舆有关。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不认识碑刻中的异体字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编号为⑧的“凢”，见于《保阿墓志》：“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文中的“凢”即“凡”字的异体，梅膺祚《字汇》几部：“凡，俗作凢。”又如编号为⑥的“ ”，见于《蒋德昌墓志》：“苍龙入海，金羊癸甲之灵。”“ ”即“收”字，此乃碑版中常见的异体字。这句话也是堪舆家言，清尹有本注《催官篇》卷四云：“右旋龙必自艮丑癸子壬亥逆行，俱属癸水，生卯旺亥库未，此金羊收癸甲之灵也。”[30] 总之，云南发现的所谓契丹小字均属误解。试想，在契丹文字已经消亡六七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在通篇用汉字写成的碑文中，怎么会夹杂一两个契丹字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我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举例说明如上。第二，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中对云南契丹后裔的世系做了详细考证，将阿莽蒋一支的世系追溯至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纰漏。根据现存的族谱和碑刻资料来看，阿莽蒋的谱系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的阿苏鲁，而《元史》记载的忙古带后裔又只到其子火你赤为止，作者将阿苏鲁推定为火你赤之孙，即缺乏可信的依据。又据《元史》记载，忙古带曾祖耶律秃花金末降于蒙古，秃花父脱迭儿仕金为尚书奏事官，祖撒八儿为金桓州尹，而《辽史》、《金史》中有一位辽末曾使金议和的契丹人突迭，于是作者便毫无根据地认为秃花父脱迭儿就是突迭。试想，辽末金初的突迭怎么可能会是金末元初的秃花之父？更使人不解的是，辽金文献中对突迭的身世本无任何记载，而作者却无端地认定他是阿撒之子。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推理过程：《金史·太宗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天会九年，……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作者据此推论说，这里提到的撒八就是脱迭儿之父撒八儿，因为撒八、突迭既然同随耶律大石北走，必是父子；其次，撒八亦即耶律淳之子阿撒（奇怪的是，撒八和阿撒这两个人名怎么能划等号？），理由是耶律淳擅立遭到天祚帝斥责，故其子、孙随大石北走顺理成章。这段考证煞费周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和阿撒之父、辽宗室耶律淳拉上关系。这样的考证不禁令人感到惊讶。尽管从本人的血统中找不到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尽管可以肯定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纯属误解，尽管对阿莽蒋的世系考证不可信据，但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云南确实生活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南征的一支契丹军队。达斡尔的传说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斡尔人就繁衍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达斡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斡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当地的一个传说引起了民族史学家们的兴趣：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边堡是达斡尔特有的词汇，是指一种类似长城的建筑。)，从此便在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这个传说把达斡尔与契丹联系在一起，但传说中的故事会是历史的真相吗？早在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源于契丹，也有现代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他们找到的都是间接证据，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是不能给出定论的。云南“本人”是契丹后裔吗？就在达斡尔人的寻根工作山穷水尽的时候，寻找契丹后裔的另一条战线在云南拉开。施甸，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区小县，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吸引了民族学家的注意。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小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因为契丹辽国的皇室非常庞大，人口很多，所以近亲结婚二百多年没有傻子。

契丹人研究论文

在辽国灭亡之后，契丹族是到了西北地区，契丹族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为了金国的臣民；在最后的时候，契丹人又与汉人融合在了一起，所以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同化他们的身份已经完全汉化了。

这些成果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涉及层面广泛，研究较深入，且数量巨大。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一是青年学者学术研究活跃；二是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三是研究的问题也更具体。这些研究也体现契丹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加强对契丹日常生活的研究，如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科举教育等，有助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契丹历史，更加贴近生活。由于契丹历史研究文字史料的缺乏，学者更加注重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同时针对性地加强了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或可成为我们打开契丹神秘面纱的主要途径。另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契丹历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气息。

契丹人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他们的遗产仍然可以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地方看到，他们的后代在那里继续生活并实践他们的传统习俗和信仰。

达斡尔族与契丹人基因序列相似度很高，也就是说契丹消失的150万人应该就是改名换姓隐居起来了。

契丹婚俗研究论文目录

契丹的婚俗到底有多“惊世骇俗”？其混乱程度简直让人难以启齿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就面临着不同异族的侵略和骚扰，比如匈奴、突厥、鲜卑、女真等等，这其中还有一个草原民族，就是契丹，后来，契丹还建立了辽朝，总共传九帝，享国二百一十八年。

今天咱们要谈的不是契丹对中原王朝的侵略史，而是谈谈他们的婚俗，在契丹的风俗中，婚俗是比较重要而独特的一种，辽史中关于“青牛白马”的传说，不仅记录了契丹民族最早的历史起源，而且反映了契丹民族最初的婚姻状况。

在这个传说中，契丹人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一位骑白马的男子和一位乘青牛的女子，相遇后互相爱慕，结为夫妻，生子繁衍，逐渐形成了契丹八部，传说反映出契丹族很早就已开始实行氏族外婚制，即两个不同世系的氏族之间互相通婚。

而这两个氏族，则分别被神话为以“青牛”和“白马”为图腾的世系集团，契丹建国以后，以“青牛”为图腾的血缘集团被标记为“耶律”氏，以“白马”为图腾的血缘集团被标记为“萧”氏。

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变迁，但是契丹族依然遵循着两姓互为婚姻的特点，并且由于这种习俗，在辽代的契丹社会里，更是形成了一系列“开放多样、极为独特”的婚俗现象，那么，契丹的婚俗到底有多“惊世骇俗”呢？

不得不说，其开放程度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试问，舅舅可娶外甥女，外孙女敢嫁外祖父的婚俗谁敢想象，话说契丹人的姓氏基本为耶律和萧两姓，其中耶律一姓，包括原大贺氏、遥辇氏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家族的世里氏，而萧姓则包括了乙室氏、拔里氏以及断腕太后述律平家的述律氏。

契丹族的通婚基本都是在这两个姓氏之间进行的，从阿保机的四世祖萨刺德开始，属于阿保机家族的耶律一系世里氏和述律氏—后改为萧氏，就形成了互相通婚的习俗，终辽一代，这两个家族之间始终都保持着牢固的嫁娶关系。

而在契丹王朝创立以后，耶律阿保机及其后继者更是将这种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规定属于阿保机家族的耶律皇族只能与萧姓的述律后族相通婚，在契丹族内，不仅要执行耶律、萧两姓互为婚配的制度，辽朝法律还规定，契丹贵族必须在两姓之中的两个高贵家族之间互相通婚，即需门当户对。

不得不说，这种两姓为婚的制度在中国古代帝王婚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后世的满族与蒙古族联姻与之有着相似之处，但耶律皇族集团与强大的萧氏后族集团世代联姻的做法，是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开泰八年十月，辽圣宗下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明文规定契丹贵族不得与平民通婚，如有特殊情况，需皇帝批准方可进行，如此一来，契丹两姓之间婚配的选择余地就更少了，于是乎，契丹族内部便出现了表亲联姻、辈分混乱的情况。

由此使得甥舅、甥姨、表姑侄婚配成为了比较普遍的现象，甚至外孙女嫁给外祖父的现象也能看到，像辽太祖阿保机与皇后述律平便属于表兄妹结婚，他们的女儿质古公主，后来嫁给了述律平的弟弟萧室鲁，属于甥舅为婚。

又如太宗耶律德光的皇后萧温，她本是述律平的弟弟萧室鲁与耶律德光的姐姐质古公主所生的女儿，这也是舅舅娶外甥女为妻的例子，而若论起辈分来，萧温既是述律平的外孙女，又是她的儿媳妇。

再比如世宗耶律阮的怀节皇后萧撒葛只，她是述律平胞弟阿古只的女儿，述律平是世宗的祖母，阿古只的女儿应当是世宗的表姑，此为表姑侄相配，还有如道宗的女儿撒葛只下嫁萧霞抹，而道宗又娶萧霞抹的妹妹萧思坦为惠妃，这却是岳父与女婿之妹的婚配，

看到这样的婚配状况以及每个人之间混乱的辈分关系，大家是不是已经头晕脑胀，开始怀疑人生了？不得不说，契丹族如此“惊世骇俗”的婚俗，放到当今社会中，实在是一种难以想象的事情。

契丹婚俗规定贵族平民不能通婚，而且贵族是两姓通婚，所以内部就出现表亲联姻，甥舅、表姑侄婚配是很普遍的，辈分混乱。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都会受到一些特别的民族入侵，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契丹族。说起契丹族，我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契丹族的婚姻习俗。契丹人关于婚姻的习俗与我们王朝的一些婚姻习俗大有不同。有些习俗让人十分难以启齿。

关于契丹人婚姻的习俗一直都有一些传说，其中有人说契丹人曾经把自己的祖辈描述成一位白马王子和一位美丽大方的青牛女子，他们两个一见钟情，于是就开始了他们结婚生子的婚姻生活。然后经过一代代的繁衍，于是就有了他们当时的契丹八个部落。同时还有一些传说说契丹族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实行外婚这种婚姻制度。所谓氏族外婚制度也就是两个不同的世氏族的人之间可以结婚生子。当时所说的两个氏族其实就是指以青牛和白马为图腾的氏族。

经过时代变迁，契丹人这种婚姻习俗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被后人传承了下来。由契丹人的婚姻习俗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契丹族的这种婚姻思想是十分开放的。正因为过于开放，对于一些中原地区的人来说，这种婚姻习俗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换一句话说，实行这种婚姻制度，那么就会出现舅舅可以取自己的外甥女，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近亲结婚。

从历史上看，契丹人这种独特的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契丹族之外其他地方是从未出现的。其实这种婚姻制度放在现在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弊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亲结婚，会导致子孙后代患上家族遗传病的概率增加，同时还会造成家庭关系十分复杂。

契丹族明文规定贵族不能与平民通婚，导致契丹内部出现近亲结婚的乱象，有悖于人伦，经常会出现表兄妹联姻、姑侄配等乱象，这种方式生下来的孩子患病几率相当高。

基因测序研究论文

历时22年，研究人员终于从头到尾破译了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

钛媒体App4月1日消息，据科技日报，全球顶级期刊《Science》（科学）杂志今天凌晨连发6篇论文报告，公布了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最新进展：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NHGRI)组成的端粒到端粒 (T2T) 联盟科学团队，通过新的技术研究出全球第一个完整的、无间隙的人类基因组序列，首次揭示了高度相同的节段重复基因组区域及其在人类基因组中的变异。

这是对标准人类参考基因组，即2013年发布的参考基因组序列（GRCh38）的“重大升级”，增加了之前整条染色体上隐藏的DNA片段，破译了缺失的大约2亿个DNA碱基对以及2000多个新基因——占人类基因组的8%。

这篇研究成果意义重大。科研人员揭示的完整人类基因组序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谜题之一，这一研究使得人类第一次看到最完整的、无间隙的DNA碱基基因序列，对于人类了解基因组变异的全谱，以及某些疾病的遗传贡献至关重要，将会推动与癌症、出生缺陷和衰老相关的研究与科学发展。

同时，这也是《Science》创刊141年来，首次在同一期杂志中连发6篇论文揭示人类基因组研究。

本论文作者，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遗传学家Ting Wang（音译：王庭）表示，此次拥有完整的基因组，一定会改善生物医学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

据中国科学报，人类基因组计划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于军表示，假如把人类基因组序列比作一辆非常复杂的汽车，那么与20年前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草图相比，完整的新序列非常于增添了更多零件。

“我们看到了以前从未阅读过的章节，”本论文通讯作者，华盛顿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研究员Evan Eichler（艾希勒）表示，这是全行业的一件大事。

Science封面图研究人员到底破译了什么？人类基因组由超过60亿个独立的DNA碱基、大约2-3万个蛋白质编码基因（整个基因仍未有统一答案）组成，与黑猩猩等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数量差不多，分布在23对染色体上。为了读取数以万计的基因组，科学家们首先将所有的DNA链切成几百到几千个单位长度的DNA片段。然后用测序机器读取每个片段中的各个碱基，科学家们试图按照正确的顺序组装这些片段，就像拼凑一个复杂的拼图。

2001年2月12日，由6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首次公布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2003年4月15日，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

然而，由于技术限制，当初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留下了大约8%的“空白”间隙。这部分很难被测序，由高度重复、复杂的DNA块组成，其中包含功能基因以及位于染色体中间和末端的着丝粒和端粒。

实际上，核心的挑战在于，基因组的某些区域反复重复相同的碱基。重复的区域包括着丝粒和核糖体DNA等，过去无法按照正确的顺序组装一些被切碎的片段。这就像拥有相同的拼图碎片一样，科学家们不知道哪块碎片在哪里，因此基因组图中留下了很大的空白。

而且大多数细胞包含两个基因组--一个来自父亲，一个来自母亲。当研究人员试图组装所有的片段时，来自父母双方的序列可能混合在一起，掩盖了个体基因组内的实际变异。

如今，研究人员通过新的纳米机器设备与核心技术，实现了新的无间隙版本T2T-CHM13，由亿个碱基对和19969个蛋白质编码基因组成。增加了近2亿个碱基对的新DNA序列，包括99个可能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和其中近2000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候选基因。

这些候选基因大多数是失活的，但其中115个仍然可能表达。团队还在人类基因组中发现了大约200万个额外的变异，其中622个出现在与医学相关的基因中。此外，新序列还纠正了GRCh38中的数千个结构错误。

近端着丝粒染色体的显示图样（来源：论文）

具体而言，新序列填补的空白包括人类5条染色体的整个短臂，并覆盖了基因组中一些最复杂的区域。其中包括在重要的染色体结构中及其周围发现的高度重复的DNA序列，如染色体末端的端粒和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协调复制染色体分离的着丝粒。

此外，新序列还揭示了以前未被发现的节段重复，即在基因组中复制的长DNA片段，并揭示了关于着丝粒周围区域的前所未见的细节。这一区域内的变异性可能为人类祖先如何进化提供新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成果的关键进展，其实是利用了新的技术设备——英国牛津纳米孔技术公司和太平洋生物科学公司制造的快速迭代的基因测序机器。

早在2017年，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NHGRI)负责人Adam Phillippy（亚当-菲利皮），以及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CSC)的凯伦-米加意识到，新的纳米孔机器实现了一次准确读取100万个DNA碱基的能力，可以为最终解决基因组难点打开了大门。

大约在同一时间，华盛顿大学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Evan Eichler（艾希勒）领导的科研团队已经证明，使用太平洋生物科学公司的设备技术，可以解决更复杂形式的遗传变异技术。

因此，三人一起创办了端粒到端粒（T2T）联盟，利用全球约100名科学家团队资源，使其加快了研究佳偶。

随后，该团队连续六个月不间断地利用快速迭代的纳米孔基因测序机器，并请来几十位科学家来组装这些基因片段并分析结果。最终利用设备、技术等，实现了长读数测序读数，并将长读测序与牛津纳米孔的数据相结合，准确率超过了99%，填补了全球基因学研究的空白。

一直到2020年夏天，该团队已经拼上了两条染色体。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期间，团队通过Slack等通讯工具进行远程工作，获得了另外21条染色体，将每个染色体从一端或端粒排序到另一端。而且，科研人员人员还试图组装基因组中最难的区域，即着丝粒中高度重复的DNA序列。

最终，通过长时间的研究与团队合作，该团队成功实现了对每个染色体进行了测序，包含了编码用于制造核糖体的RNA的基因的多个拷贝，总共400个。

2021年6月，这份研究成果首次发表在预印版平台bioRxiv上。经过同行评议等，如今一系列论文登上了《Science》（科学）杂志。

研究人员在会后采访中表示，下一阶段的研究将对不同人的基因组进行测序，以充分掌握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作用以及人类与近亲、其它灵长类动物的关系。

年增速超20%，中国百亿基因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行业层出不穷，本次研究成果所属的中国基因测序行业是一个百亿级市场，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根据千际投行的研究统计数据显示，早在2019年，基因测序所在的全球生物制品行业市场规模就达到了3172亿元，未来五年有望达到万亿级别。其中，2019年中国基因测序行业市场规模约为149亿元，年增速超20%。

近年来，基因测序行业得到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和企业的进入。从产业上下游来看，基因测序产业链主要包括了上游仪器、中游服务提供商以及下游终端应用三个环节。涉及到的公司包括华大基因、达安基因、药明康德，以及互联网巨头苹果公司、亚马逊、谷歌、微软等。

整个产业看似简单，但上游的基因测序仪及配套试剂是整个产业链壁垒最高的部分，下游终端应用还涉及领域覆盖面非常广，既包括医疗领域的人体基因组、人体微生物基因组以及基础研究领域，还包括非医疗领域的环境治理、石油存储探测、农牧软文种等。

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医学界就对此有过尝试，将狒狒的心脏移植给了一个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如今，通过嵌合的方式，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甚至是通过合成生物学的方式，实现了猪心脏在人类身上的移植。

华大集团CEO尹烨曾表示，其实，今天人类进入了生命时代，我们关心的则是自身的基因和健康，以此就将去整合物理世界、信息世界和生命世界。

在应用场景不断拓宽，测序能力进一步加强的共同促进作用下，全球基因测序行业市场规模将不断增长，中国基因行业市场规模虽然与全球头部企业差距较大，但是在国内市场中仍然占据较大的优势，未来要想提高国际市场份额，还需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未来发展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间。

今天，新的基因组序列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员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商业化的重要一步。

Evan Eichler（艾希勒）表示，“现在我们有了一块罗塞塔石碑（注：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花岗闪长岩石碑，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可以在未来研究数十万个其他基因组的完整编译。”

现代遗传学概论

因为这个难题是科学家一直探索的问题，他的发现对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科研人员揭示的完整人类基因组序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谜题之一，这一研究使得人类第一次看到最完整的、无间隙的DNA碱基基因序列，对于人类了解基因组变异的全谱，以及某些疾病的遗传贡献至关重要，将会推动与癌症、出生缺陷和衰老相关的研究与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