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室盗窃本科毕业论文

一、校园暴力犯罪的定义及其类型关于校园暴力犯罪的课题，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的研究，现有的调查或分析，一般仅从一个较为片面的角度出发。比如社会学注重对其现象的收集、归纳；教育学则则偏重对自身体制和教学内容的检讨；至于司法界，无论是在实务中还是理论上，亦只是单从一般的犯罪学角度探究其成因而企图完成事前的预防或事后的惩戒教育。由于考虑的范围比较孤立，必然不能全面而深入地剖析 “校园犯罪”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唯有从更高的角度方可能俯瞰全局，既找出“校园暴力犯罪”现象背后的成因，更能综合地构建行之有效且针对性强的预防和教育的系统。现有的研究资料，一般将校园暴力犯罪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暴力犯罪，是指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素，如犯罪主体、对象、案发地等方面的其中之一涉及校园因素的暴力犯罪；狭义的校园暴力犯罪仅指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为教职工或学生。而根据校园暴力的来源及施暴者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暴力现象。此类校园暴力主要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家长采取不恰当的、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以致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行为，如体罚、变相体罚、言语侮辱等。二是青少年学生的施暴行为。学生施暴主要是指某些学生因过早的、不成熟的三角恋、钱物需求、青春性意识萌动或者仅仅因为模仿录像某些情节、发泄心中怨气等而对其他学生施暴的行为，如殴打、强奸、抢劫、侮辱、杀害等，此类行为在宝安区俗称“下暴”。三是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暴力行为。这一现象主要是指一些校外的闲杂人员或非法商家，为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满足欲望或为了发泄心中不满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施行的身心侵害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些非法之徒窜入学校或在学校附近、学生上学的路上抢劫学生财物，对学生进行人身侵害、人格侮辱等；其二、在文化娱乐活动中，一些商家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将兜售目标定位于广大学生，其中不少人用黄毒诱以牟取暴利。综上，本文结合对宝安区内发生的校园暴力犯罪真实案例的调查，将发生在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由同学或校外人员针对学生生理或心理实施的暴力犯罪作为研究的范畴。二、深圳市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及特点考察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我们不可忽略地应该首先了解所研究的地域的经济、社会情况：地处深圳市西部的宝安区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2003年宝安区的国内生产总产值达518亿元，占整个深圳市的三分之一。仅宝安区福永镇，就有怀德、桥头、凤凰等多个村的年总收入超过5000万元。宝安区目前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前经济欠发达地区迅速地转变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二是从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转变为工业发达地区；三是正处在农村城镇化的转变过程中。人口方面，宝安区外来人员有270多万，户籍人口只有30来万，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不容忽视。宝安区现有中小学校共计264间。在校中小学生23万7千多人。教师职工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公办教师4800多人，民办教师（即聘请教师，工资学校自筹）5200多人。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外来人员急剧增加，居民贫富悬殊加大，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社会环境复杂，民办学校放开等因素的影响，宝安区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也呈上升势头。部分城镇学校甚至出现了校内外环境复杂，在校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局面。从宝安区批捕起诉的案件情况来看，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285宗。而2003年在校学生犯罪或者以在校学生作为犯罪对象的案件共计23宗，2004年1-10月为22宗，同比略有上升。这45宗案件抢劫占％；盗窃占％；其他占％。另外，教师犯罪案件除了2001年某英文书院教师王某猥亵本校三名十一、二岁的学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外，尚无案发。从相关案例来看，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有以下特点： 1、以财产型犯罪为主宝安区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消费主义风行。青少年学生易在此环境下产生错误的消费意识，产生讲奢华和及时行乐的短期行为倾向。当他们的高消费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往往铤而走险，实施敲诈勒索、盗窃、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另外，部分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零花钱较多，不少学生还配有手机等较为贵重的物品。使得不少学生也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对象。我们曾经对宝安区某街道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展开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学生中竟然有61％的学生对学校内外环境有不安全感。从宝安区检察院起诉的在校学生敲诈勒索和抢劫案件来看，其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甚至有些对自己的同班同学下手。他们大多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而去犯罪，而是想通过犯罪获得用以享乐、消费的财物。例如，宝安区某中学学生张某，自二○○二年九月到被抓获的一年间，共参与抢劫摩托车十二次，其中三次的作案对象是同校的同学。每次得手后，张某便能分到一些赃款，并用这些钱到网吧打游戏、购买名牌服装或者请同学吃饭。经调查，张某的父亲是小巴司机，母亲是清洁工，家境虽不十分富裕，但不缺吃穿，而且定期有零花钱。可是这些不能满足张某大手大脚的消费欲望。在战战兢兢地参与一次抢劫后，他尝到了甜头，便有了之后十几次的作案。 2、犯罪手段趋向成人化、智能化以往未成年犯罪作案手段和方法较简单和原始，多以语言威胁并辅以轻微的暴力手段，或用撬门扭锁，翻墙爬窗的方法，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偶然性强的特点。但现在，受暴力文化熏陶的青少年实施的犯罪，不少表现为采用绑架、恐吓、麻醉等手段，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作案经过精心策划，作案后及时毁灭证据。如有些青少年会根据报道上所披露的警方侦察过程和方法，破坏现场，扰乱警方视线。 3、团伙化犯罪特征明显青少年犯罪团伙化的特征明显。少年犯罪团伙，大多十五六岁，人数少则二人多则十几人。例如，宝安区某镇派出所在最近破获的一起刑事案件中，一次就挖出9个“娃娃贼”,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3岁，均系初中学生，他们选出了“少年帮主”，组织和指挥每起犯罪，仅去年8月份以来，他们入室行窃，共盗窃财物价值2万余元。乐于成群结伙是青少年的特点之一。他们不愿意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制约，希望独立行事，但独立能力又较差，思维处于矛盾之中。受影视、报刊中描写的“帮派”、“行会”的影响，于是气味相投的“哥儿们”便聚合在一起，一旦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或坏人挑拨，就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学生帮派是校园中的一颗毒瘤，一旦形成，就会无法无天，群架斗殴，扰乱校园秩序。 4、受校外不良人员影响较大我们注意到，超过半数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中，犯罪的学生都是和校外不良青年纠合在一起。或者共同实施犯罪，或者和校外人员的指使、怂恿直接相关。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几乎每一间学校的师生均反映有学生和校外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抽烟、打游戏、欺负本校同学等等的现象存在。校外不良青年大多是刚毕业又未能升学、就业或者中途辍学的原在校学生。也有一些看中中学生认知能力不足，讲义气、易跟随、易成“党”成“帮”的社会闲杂人员到学校拉帮结派。镇南派出所几年前曾经在宝安区挖出一个带黑性质的团伙“水房帮”，抓获该帮“头目”肖跃（男，29岁，松岗镇人），缴获猎枪一支，飞鹰刀三把。肖跃先后在宝安中学、新安中学、西乡二中、海滨中学、黄田实验学校、东方英文书院等学校吸纳三十多名初中生入帮会，每人收取入帮费36元，并带领这些学生吃霸王餐、报复打斗等。今年我院起诉了一宗在校学生戴某（男，刚满14周岁两个月）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戴某就是和校外不良青年纠合在一起，报复同班同学，将和自己有矛盾的同学打成重伤。三、校园暴力犯罪形成的原因曾几何时，校园是一片尊师爱生、高雅向上、令人向往的净土，是什么原因使暴力袭击了这个“安全岛”？下面，我们从宝安区的实际出发，寻找其症结所在，以寻求预防与消除校园暴力犯罪的方法。 1、在校学生自身的原因。犯罪分子并非天生，任何一种犯罪都是犯罪人后天社会化过程的中断。社会化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程序，任何一个时期或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因偏差导致犯罪。青少年学生在生理向成人过渡时，他们的心理仍不成熟、不稳定，有较大的可塑性。他们分辨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较弱，感情容易激动，遇事缺乏冷静。他们的心理特征是：物质欲望的增多与未独立经济的矛盾；独立自主的要求与依附限制的矛盾；性欲萌发与道德法律的矛盾等等。凡心理意识不健康、法制观念淡薄的学生，在社会上各种腐朽思想和恶势力的影响下，在不良社会现象或信息的误导下，一旦得不到良好教育和及时引导，极易诱发其内心私欲膨胀，进而陷入违法犯罪的泥坑。宝安区检察院近期起诉一宗十分令人痛心的强奸案，二○○三年十月，被告人曾某（十五岁，辍学）和被害人谢某（十二岁，初中一年级）通过电脑网络认识，后两人交往频繁，发展为早恋。二○○四年一月的某天晚上，被告人曾某将被害人谢某带到宝安区西乡一间旅馆的房间内，在明知被害人未满十四周岁的情况下，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曾某在二○○四年二月十三日再次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并导致被害人怀孕。被害人的身心当然均受到了剧创，但不能不说二人在此案件中均表现出了性知识贫乏、法制观念谈薄、自我保护意识欠缺的问题，又都是社会不良现象和信息的受害者。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总之,校园犯罪主体的个人素质是犯罪动机形成的内在依据,是故意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外在环境的影响首先，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现阶段我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重建立、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是实现商品的价值，追求高额利润。这极易使一部份人的价值观发生倾斜和逆转，从而产生极强的物质欲望和非法占有意识。宝安区濒临港澳，由于人员频繁往来和境外传媒带来的商业价值观念，以及生活中各种各样纷至沓来的信息，都在冲击着青少年的神经，作用着他们的社会化取向。流行文化、商品广告也附会和迎合着青少年的特点和需要，塑造了“崭新”的价值观念。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新的意识使价值观不成熟的青少年产生超年龄阶段，超支付能力的需要，随之，更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如前所述，张某的案例便说明了这一点。随着改革浪潮汹涌而至，媒体的不良影响不容忽视。凶杀、暴力、淫秽、迷信书刊、影视片充斥校园内外，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对师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宝安区某中学一个16岁的少年为买一台单放机竟实施绑架，他的犯罪直接动机应归咎于暴力电视的影响。法制宣传工作中，往往通过媒体把案例报道作为社会新闻的形式，对寻找阅读视听快感和心理刺激的青少年学生来说，也许或多或少接受了法制教育，但过频的案情信息和犯罪手段的报道，亦容易使某些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产生偏差，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无节制披露，难免给青少年带来不良诱惑，客观上成为若干校园犯罪的“指南”。其次，校园环境的消极因素。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在社会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它的一些缺陷直接影响着学生，以至诱发学生犯罪行为的上升。在宝安区，素质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但面对升学压力中学教育仍只能以应试教育为主，拿考试为教育指挥棒，这难免使不少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只抓分数，忽视了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素质教育。部分学校对学生违纪事件简单地求助于行政处罚，滥用“劝退”、“勒令退学”等手段，随便开除学生，将矛盾推向社会，促使本应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少年成为社会上违法犯罪的“后备军”。学校一贯“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成绩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往往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结果适得其反，导致逃学、退学、流失等现象。有些学校则单纯以学习成绩划分快班和慢班、“优等生”和“劣等生”，结果会在“劣等生”中出现极高的犯罪率。据调查，宝安区犯罪的在校生中，差生占70%～80%，双差生占40%～50%。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传统教育方式的一个弊端，它会使学生形成敌视老师和优良学生的逆反心理。笔者认为这也是导致我国校园暴力犯罪层出不穷的重要外因之一。宝安区现有教师队伍的现状也是不容乐观的，在10000多名教职工中，超过半数是聘请老师。为数众多的聘请老师存在素质参差不齐，收入偏低，无归属感的现象。在笔者挂职担任法制副校长的学校，就曾出现聘请老师多次拍打学生的头部致学生不适，引起家长状告学校的事件。第三，家庭环境的消极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格社会化的关键期往往首先在家庭中完成。一个人的性格、道德品质、理论情操的形成都与父母教育和家庭环境相关，人是在家庭生活中学会掌握社会的基本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我们认为,家庭问题也是近年来宝安区校园违法犯罪案件增加的重要因素。比如独生子女家庭过分溺爱问题、外来人员子女疏于管教问题。例如，宝安区检察院承办的一起典型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中，宝安区石岩镇某中学学生李某自二○○三年九月份以来，以收取保护费为名义，指使黄某、刘某多次对被害人文某、徐某、甘某进行敲诈勒索，共得赃款三千三百余元。经查，李某是家中的独子，性格乖张，而其父母平日忙于工作，对其心理健康与行为动向不能及时了解，对他的管教方式是“铁栅加铜锁”，可是再怎么看得紧，也难免有空隙，一旦这种过分的管制暂时真空，李某便由于过分守管制而不懂得约束自己，致使李某在父母面前貌似乖驯，而在学校同学面前却又换了一副模样，经常殴打、勒索低年级同学，最终触犯了法律。另外，家庭结构的破损，如父母离婚或丧父丧母，使家庭功能作用削弱，温暖减少，造成子女心灵创伤，亦易产生变态心理。据调查,在宝安区在校生中，因父母离异造成性格、兴趣爱好、理想追求发生变化，学习成绩下降的达65%以上，犯罪人数占未成年人犯罪的12%。第四，社会综合治理环节薄弱。综合治理是一项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仍存在欠缺。首先是预防不力。有关部门对文化市场、娱乐场所管理不严,经营人员素质不高。据调查，宝安区校园暴力罪犯在社会上呆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网吧、迪厅等娱乐场所。尤其是过早流入社会的学生，除父母以外，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他们觉得自己已成为最不为社会注意的人。其次是管教打击不力。学生、教师的主要生活地点在校园，处于群体之中，他们有共同的心理、生理特征。对一些违法犯罪情况，学校与专政机关配合不默契，未让违法犯罪人接受特殊的思想、法制、人生观教育，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势必会重新犯罪。社会综合治理力度不够，对那些滑向犯罪深渊的人也不能起到震慑作用。四、校园暴力犯罪的预防对策 1、加强学校管理与预防，将校园暴力犯罪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学校作为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阵地，自然是制约犯罪的重要防线。学校是家庭外部与学生、教师保持最密切、最经常联系的单位，为了校园暴力犯罪预防工作落到实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学校必须转变“智育至上”的传统教育观念，加强德育。教育家陈衡哲说过:“一个人才的造就，单靠知识是不够的，在它的上面,还有那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叫做‘人生’。” 我国的教育，提倡应试能力和高分，追求升学率，重智育，轻德育，结果导致一些心理素质差的学生踏上犯罪或自杀之途。宝安区的学校教育也不例外。学校应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通过多种形式，有计划地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及青春期教育。尤其“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预防犯罪的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学计划” ,真正走出教育误区，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全面发展的人。其次，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强化法律意识应从在校学生抓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将预防犯罪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学计划。通过开设法制教育课、举办法制教育讲座、参观法制教育展览等形式，使学生真正懂得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以及犯了罪应受到怎样的处罚，以强化其法律意识，培养其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采取有力措施，强化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减少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严格执法，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切实做好预防在校学生犯罪工作。最后，必须净化校园内外环境。净化校园环境，政府应予大力支持。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曾宣布：联邦政府将拨出亿美元专款,用于防止校园暴力犯罪案件的发生。中国政府财政上拨专款预防校园犯罪不易，但可采取行政手段以期达到相同目的。以宝安区为例，可以由公安机关侧重辅助学校安全保卫基础工作，搞好学校派出所的建设，提高校区保安素质；着重抓好校内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管理，整顿校园周边的书摊、美容院、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扫除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力争将此类犯罪诱因降低至最低限度。中小学可针对学生特点，印发《防范校园暴力犯罪指南》等小册子，让每位师生人手一本，提高他们的自我防范意识。加强学生宿舍管理，实行校外人员出入登记检查制度。上述校园预防措施若能落实，不仅可减少违法犯罪发案率，而且为侦查破案奠定了必须的基础条件。 2、强化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控制功能搞好道德和品质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思想认识的有效途径，而家庭是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师和终身老师。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加的宝安区，家长普遍在物质方面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这无形中养成他们重物质、轻精神追求的思想。所以，家长更应注意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家庭教育。首先要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言行举止要符合社会规范，价值取向要符合社会标准。其次，要创造和谐的家庭气氛，使孩子的身心沐浴在阳光雨露中，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前途向往与追求。第三，在注重孩子学业的同时，更要重思想品德教育，教给孩子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教育孩子孝敬长辈，关心爱护周围的人。第四,对孩子进行“磨难”教育，有意创设逆境，培养孩子积极进取的精神。第五，举办家长学校，教给家长教育孩子的科学方法，使家长做到爱而不溺，严而不死，教与养有机结合。 3、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要消除暴力犯罪，就要净化社会环境，消除可能影响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各种消极因素，消除产生暴力犯罪的不良心理基础，减少不良因素对暴力犯罪可能产生的诱发和刺激作用。随着宝安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导致犯罪的因素也在增多，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的紧迫性。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对当前文化市场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依法治理，使文化市场能守法经营；同时，肩负预防校园暴力犯罪重任的少年活动中心也应密切协作，并通过博物馆、电影院、公园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言行得到规范。 4、教育多于责罚，抓好帮教安置关于惩处改造，一定要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一方面，对已经犯罪的学生要依法处理和惩办，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并教育本人；另一方面，要注意改造方法，提高改造质量，减少校园暴力罪犯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此种罪犯大多系未成年犯，虽然易冲动、爱结伙、缺乏同情心，但与成年犯相比，恶习相对较少，反社会心理并不顽固。故针对其世界观尚未定性，渴望光明的心理特点，正确引导其积极向上，努力改造其成为新人是有可能的。国外和港澳地区针对“犯事少年”的教育改造有不少可取做法。比如，香港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规定并不算宽松，其法律规定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为十岁，但是在处罚时却是彰显保护与感化的精神。香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分为羁留环境和非羁留环境两种，对少年犯来说，判处羁留是法庭最后的选择，只要有其他可行的非监禁式的措施，就必须先予执行非监禁。而澳门提倡“爱心矫治”，采用感化服务与社会支援的方式，使违法的未成年人尽早适应社会、重返社会。在我国，这些方法也同样会行之有效，对于青少年罪犯一定要区别对待，分别关押，分档管理，因人施教，这些做法有利于校园暴力罪犯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认罪服法，提高改造质量，预防其再次犯罪。关于帮教安置，一方面，要动员全宝安区的各界力量，将帮教校园暴力罪犯和有劣迹的在校学生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列入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切实抓好落实；另一方面，要召集宝安区公安、司法、劳动、街道居委会等有关部门，切实做好释放后的未成年犯的上学和就业安置工作，使他们回归社会后真正感觉到社会的温暖，以减少和消灭促使其重新犯罪的环境和条件。

盗贼的目光盯在哪里 4月5日1时许，济南市公安局北园路派出所民警在辖区杨庄村附近治安巡逻时，当场抓获一攀爬五楼居民阳台入室的盗窃者。经审查，此人自称叫杨彪，系安徽省阜阳市人，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北京、济南等地连续作案多起。下午5时，在北园路派出所，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同志对这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讯问。问：“你为什么偷这家人？”答：“他(这家主人)看起来很有钱，因为他经常出入附近的酒店。”问：“你是怎样踩点观察的？”答：“我白天收破烂，趁机看一下，看明白了再下手。”问：“你为什么偏偏偷五楼的？”答：“楼层高，比较安全。”据北园路派出所魏教导员介绍，北园镇地处城乡结合部，流动和暂住人口达2·8万，社会治安压力格外大。去年在辖区入室盗窃案件中，家庭占11起，单位占10起。入室盗窃案件是有规律可循的。它有较强的季节性和区域性。目前，盗贼作案的目标多是单位、机关财务、办公室和居民楼房，楼房多于平房。时间通常在双职工上班时间，单位则为晚间，近期下午和晚上较为常见。而作案的地点一般为偏僻的小区或安全措施未到位或未封闭的居民小区；由于搬迁或租赁而聚居的小区更易发生；盗贼主要是偷窃现金和精致名贵的饰品和家用电器；多见单一零星作案，近来有团伙作案增多的迹象；从被抓获人员看，以外地流动暂住人口居多，随机性强，不易破案。同时，大的社会防范体系和机制在某些居民小区尚未建立和形成气候，这也是入室盗窃案件屡屡发生的主要原因。魏教导员介绍，这起案件如果不是抓住了现行，破案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些盗贼时聚时散，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去年，他们破获的“河南帮”入室盗窃案件就是一伙以捡破烂为掩盖的盲流所为，他们白天推着三轮车四处转悠，晚间则向瞅准的目标伺机作案。在市公安局治安处，记者翻阅案例发现，发生入室盗窃案件的单位集中在超市、商店，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这些被盗单位在防范措施上都存在致命的漏洞，如夫妻传达、雇佣退休职工或私招乱雇保安等。单位对这些漏洞熟视无睹，发生案件也不追究责任，除公安部门处罚外，单位上最多批评一下，而没有实质上的防范措施。问题出在哪里 3月25日上午，记者走访了济南市公安局建筑新村派出所辖区，与辖区的十几位治保人员和居民进行座谈，大家分析了此类案件存在的共性。小区管理无章法。建新街道办事处综治委办公室主任尚勇介绍说，一些小区边建设边入住，人员登记、摸底等基础性的工作根本未做；或者小区建起多年迟迟不向地方政府移交，造成管理上的空当，为治安案件的发生留下隐患。同时，一些建筑商为追逐高利润，将一些必要的社区保安设施建筑留在图纸上而没有建设，导致防范不力。另外，一些旧式开放式小区四通八达，加上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为盗贼得手提供可乘之机，令人防不胜防。违章建筑助纣为虐。鲁艺小区和梨园小区的治保主任说，如今各单位盖小房挣钱成为时髦，有的管理部门在人情和各种压力下，放弃规划原则，以罚代管，在繁荣“经济”或便民的旗号下，给居民居室安全留下隐患。这些小房盖到居民的楼房下，盗贼踩着小房顶就能走进二楼的窗户，再好的防盗门也形同虚设，小区去年发生的二起案件都与此有关。其中一个盗贼碰上女主人单独在家，竟穷凶极恶地砍了她近20刀，幸亏女主人拼死抵抗，邻居报警及时才幸免于难。此外，居民窗口防护栅栏成为盗贼的脚手架。许多居民为保安全，自制铁栅栏将窗户封住。外置式窗户铁棂子保护了自己却常常害了别人。一楼装了外置式铁棂子，二楼居民不安全了，只好安上；这一来，从一楼一直装到楼顶。远远看去，整座楼房像是个铁笼子。这不但使城市形象受损，而且消防安全也成了大问题。像这样的城市通病，必须政府下决心，各有关部门联手协力，统一治理，才能奏效。治理防范漏洞，从目前较为成功的经验看，规范的物业管理是强化社区、单位治安的必由之路。此外，暂住流动人口规范管理需要通力合作。省城公安部门对暂住人口管理在全省是一流的，但流动暂住人口管理难免会出现一些协调问题。譬如，杨彪之类曾被公安部门查获送到收容站后又逃出来。清了来，来了清，公安部门在这里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各部门、单位或区域合作更紧密一些，就不会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入室盗窃对市民的安全影响较大，往往由治安案件演化成刑事案件甚至是政治事件，影响城市形象和社会稳定，给社区居民心里蒙上深深的阴影。前不久南京的德方经理被害一案就是几个盲流入室盗窃造成的。省城警方对这类案件处理和防范有何构想呢？据该市公安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目前城市社会治安秩序继续好转，各类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但从目前的刑事案件构成看，盗窃案件特别是入室案件一直占相当大的比例。对此，济南市公安局决定进行专项打击，按照“打防整建多管齐下，集中整治与建章立制同步进行”的思路进行综合整治，为市民创造一个美好家园。据悉，公安部门将在集中打击的同时，按照居民小区达标标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加强属地管理；完善辖区值班、预防措施，对易发问题的出租房实行分层次管理，对暂住人口聚居和管理混乱的地区进行清理整治；督促旅馆业户落实验证登记、会客登记制度；对治安控制薄弱地区，尤其是车站、山林、涵洞、桥洞、住客浴池、街头等“三无”人员藏身落脚的场所进行不间断清查，净化社会环境，减少犯罪隐患。防范方法：1、（住宅门窗）住宅门窗要坚固可靠，最好安装上高质量的防盗门窗。 2、（窗户护栏）在窗户上要安装防盗护栏，临街一面的窗户护栏，尽可能要密一些。3、（院墙外堆放物品）院墙外不要堆放有利于攀登的物品。 4、（安装报警器）要在门或窗户上安装门磁报警器。 5、（门及屋内橱柜上锁）大门以及室内放置重要物品的橱柜，要使用防撬锁、保险锁。6、（邻里守望）外出时要注意与邻居打好招呼，以便互相之间有个照应。

近期国内外不断有血腥校园暴力犯罪的新闻见诸报端。这些报道警醒了人们，校园不再是一方净土。校园暴力已经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民众所关注的特殊社会现象。本文试图从经济相对发达的深圳市宝安区出发，调查该区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特点，分析其形成的根源，并基于司法实务的视角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力图构建一套有效的预防机制。关键词：校园暴力犯罪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学校教育体制暴力文化一、校园暴力犯罪的定义及其类型关于校园暴力犯罪的课题，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的研究，现有的调查或分析，一般仅从一个较为片面的角度出发。比如社会学注重对其现象的收集、归纳；教育学则则偏重对自身体制和教学内容的检讨；至于司法界，无论是在实务中还是理论上，亦只是单从一般的犯罪学角度探究其成因而企图完成事前的预防或事后的惩戒教育。由于考虑的范围比较孤立，必然不能全面而深入地剖析 “校园犯罪”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唯有从更高的角度方可能俯瞰全局，既找出“校园暴力犯罪”现象背后的成因，更能综合地构建行之有效且针对性强的预防和教育的系统。现有的研究资料，一般将校园暴力犯罪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暴力犯罪，是指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素，如犯罪主体、对象、案发地等方面的其中之一涉及校园因素的暴力犯罪；狭义的校园暴力犯罪仅指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为教职工或学生。而根据校园暴力的来源及施暴者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暴力现象。此类校园暴力主要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家长采取不恰当的、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以致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行为，如体罚、变相体罚、言语侮辱等。二是青少年学生的施暴行为。学生施暴主要是指某些学生因过早的、不成熟的三角恋、钱物需求、青春性意识萌动或者仅仅因为模仿录像某些情节、发泄心中怨气等而对其他学生施暴的行为，如殴打、强奸、抢劫、侮辱、杀害等，此类行为在宝安区俗称“下暴”。三是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暴力行为。这一现象主要是指一些校外的闲杂人员或非法商家，为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满足欲望或为了发泄心中不满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施行的身心侵害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些非法之徒窜入学校或在学校附近、学生上学的路上抢劫学生财物，对学生进行人身侵害、人格侮辱等；其二、在文化娱乐活动中，一些商家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将兜售目标定位于广大学生，其中不少人用黄毒诱以牟取暴利。综上，本文结合对宝安区内发生的校园暴力犯罪真实案例的调查，将发生在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由同学或校外人员针对学生生理或心理实施的暴力犯罪作为研究的范畴。二、深圳市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及特点考察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我们不可忽略地应该首先了解所研究的地域的经济、社会情况：地处深圳市西部的宝安区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2003年宝安区的国内生产总产值达518亿元，占整个深圳市的三分之一。仅宝安区福永镇，就有怀德、桥头、凤凰等多个村的年总收入超过5000万元。宝安区目前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前经济欠发达地区迅速地转变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二是从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转变为工业发达地区；三是正处在农村城镇化的转变过程中。人口方面，宝安区外来人员有270多万，户籍人口只有30来万，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不容忽视。宝安区现有中小学校共计264间。在校中小学生23万7千多人。教师职工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公办教师4800多人，民办教师（即聘请教师，工资学校自筹）5200多人。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外来人员急剧增加，居民贫富悬殊加大，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社会环境复杂，民办学校放开等因素的影响，宝安区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也呈上升势头。部分城镇学校甚至出现了校内外环境复杂，在校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局面。从宝安区批捕起诉的案件情况来看，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285宗。而2003年在校学生犯罪或者以在校学生作为犯罪对象的案件共计23宗，2004年1-10月为22宗，同比略有上升。这45宗案件抢劫占％；盗窃占％；其他占％。另外，教师犯罪案件除了2001年某英文书院教师王某猥亵本校三名十一、二岁的学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外，尚无案发。从相关案例来看，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有以下特点： 1、以财产型犯罪为主宝安区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消费主义风行。青少年学生易在此环境下产生错误的消费意识，产生讲奢华和及时行乐的短期行为倾向。当他们的高消费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往往铤而走险，实施敲诈勒索、盗窃、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另外，部分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零花钱较多，不少学生还配有手机等较为贵重的物品。使得不少学生也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对象。我们曾经对宝安区某街道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展开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学生中竟然有61％的学生对学校内外环境有不安全感。从宝安区检察院起诉的在校学生敲诈勒索和抢劫案件来看，其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甚至有些对自己的同班同学下手。他们大多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而去犯罪，而是想通过犯罪获得用以享乐、消费的财物。例如，宝安区某中学学生张某，自二○○二年九月到被抓获的一年间，共参与抢劫摩托车十二次，其中三次的作案对象是同校的同学。每次得手后，张某便能分到一些赃款，并用这些钱到网吧打游戏、购买名牌服装或者请同学吃饭。经调查，张某的父亲是小巴司机，母亲是清洁工，家境虽不十分富裕，但不缺吃穿，而且定期有零花钱。可是这些不能满足张某大手大脚的消费欲望。在战战兢兢地参与一次抢劫后，他尝到了甜头，便有了之后十几次的作案。 2、犯罪手段趋向成人化、智能化以往未成年犯罪作案手段和方法较简单和原始，多以语言威胁并辅以轻微的暴力手段，或用撬门扭锁，翻墙爬窗的方法，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偶然性强的特点。但现在，受暴力文化熏陶的青少年实施的犯罪，不少表现为采用绑架、恐吓、麻醉等手段，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作案经过精心策划，作案后及时毁灭证据。如有些青少年会根据报道上所披露的警方侦察过程和方法，破坏现场，扰乱警方视线。

论转化型抢劫的构成（你自己再修改一下，字数基本吻合）一、案情被告：林某，男，17岁。林某初中毕业后，经常到某面粉厂其姨家中居住，并帮姨做早点。一天，林某向其母亲提出要到外地打工，但遭其母拒绝。为了筹集路费，林某产生盗窃邪念。2003年7月间，林某从其表弟丁某口中得知，在某面粉厂宿舍4栋401室只住一个女人，而且可以从楼下爬上去。同年12月23日下午，林某到丁某家玩时，林某问丁某住401室的女人几点钟睡觉，丁某告诉林某差不多11点多到12点就会睡着“。当晚11时许，林某携带水果刀并戴上毛线帽蒙面爬围墙进入面粉厂职工宿舍区，沿卧室欲行窃时被陈某发现，林某见状，即将陈某推倒在卧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威胁说：”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陈某害怕并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离现场。案发后，林某被公安机关捉捕归案。2004年3月5日，检察机关以林某涉嫌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此案公开审理，被告人林某的辩护律师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二、分岐法院在审理中，对案件的定性存在两种分岐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理由：被告人林某所实施的行为属盗窃未遂而非既遂，不存在转化问题。被告人林某在被害人发现后有拿小刀指着受害人的后背并威胁“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但从其所使用的是一把其表弟从街上买的而被告人原本计划用来撬窗户的小水果刀，并且在受害人发现有人进入房间喝问后就赶快躲到阳台上，在将受害人推进房间后便迅速从原路逃离，这一系列举动来看，被告人的行为仅仅是为了能逃离现场，这里一些过激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自身的恐惧。根据199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未遂行为人为抗拒逮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可否按抢劫罪处罚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如果行为人“盗窃未遂”尚未构成盗窃罪，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因此，被告人林某不构成抢劫罪（未遂），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理由：被告人林某秘密入户实施盗窃过程中，被发现后采用暴力和持刀威胁方法拒捕，其行为已经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抢夺罪，为窝藏脏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是对抢劫罪的规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的显著特证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是关于犯盗窃、、抢夺罪，为窝藏脏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按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规定。根据我国刑法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犯盗窃、、抢夺罪后，因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转化为抢劫罪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犯盗窃等罪，行为人不仅实施了盗窃等行为，而且已构成犯罪；二是必须具有抗拒抓捕等目的；三是必须具有当场使有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本案中林某不仅实施了盗窃行为，具有抗拒抓捕的目的，也具有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再之，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的规定。“，本案中被告人已着手实行了犯罪，由于陈某喊叫，即由于林某意识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因而，林某整个犯罪行为中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以及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的犯罪构成要件。为此，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三、评析笔者赞同上述第二种意见，即被告人林某的犯罪行为符合抢劫罪（未遂）的构成要件，林某犯罪行为属转化型抢劫罪（未遂），应当认定林某犯抢劫罪（未遂）。（一）对无罪、抢劫罪（未遂）的司法认定1、法律对犯罪和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十三条关于“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2、法律对犯罪未遂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的规定。3、法律对抢劫罪的规定：（1）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关于“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的规定；（2）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犯盗窃、、抢夺罪，为窝藏脏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4、法律对盗窃罪的规定：（1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关于“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2）1988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如何运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修改后的刑法为第二百六十九条〉的批复》关于“被告人犯盗窃等罪，为抗拒逮捕等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修改后刑法为第二百六十九条）抢劫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等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了抗拒逮捕等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按抢劫罪处罚，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3）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盗窃未遂，只有情节严重的，如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等为盗窃目标的，才定罪并依法处罚。”；（4）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一）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二）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5）199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盗窃未遂行为人为抗拒逮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可否按抢劫罪处罚问题的电话答复》的规定，如果行为人“盗窃未遂”尚未构成盗窃罪，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二）本案认定被告人犯抢劫罪（未遂），不宜认定被告人无罪。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案情，笔者认为：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也方法，强行立即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主要特征是：1、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不权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2、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是于盗窃罪等最显著的特点。上述所谓胁迫，是指犯罪分子以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实行精神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不敢抗拒，被迫当场交出财物，或者任其随即劫走财物。这个胁迫，一般是针对被害人的，有的也可以是针对在场的被害人亲属、朋友或者其他有关人员的。通常是以明确的语言作出威胁，使有惊恐而不敢反抗。判断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应以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财物的当场是否实际采取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为标准。有的犯罪分子作了盗窃和抢劫两手准备，携带凶器，于夜晚潜入作案地，发现作案地的人员睡着等，轻而易举地偷走了财物，应定为盗窃罪；如果盗窃过程中惊醒作案地人员，遭到抵抗或呼喊，当即拿出凶器使用暴动力，将物品抢走，则构成抢劫罪，没有劫走物品，构成抢劫罪（未遂）；3、在主观方面，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故意的内容必须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4、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一般抢劫罪，应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与未遂标准。即抢到了财物，没有伤人，为既遂；没有抢到财物，也没有伤人，或者没有抢到财物，致人轻伤的，均为未遂。抢劫罪与盗窃罪区别主要是犯罪手段不同，盗窃罪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它可以利用被害人熟睡、醉酒、重病等难以察觉有人作案之机窃取财物，它与抢劫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被害人，置其于沉睡状态，从而劫走财物不同。其次，按照我国刑法，构成抢劫罪，没有规定被抢的财物数额；而构成盗窃罪等则规定“数额较大”是必要条件。转化型抢劫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这条文所列的情况，综合起来，已使犯罪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该条文：一是前提犯盗窃罪等，一般是指具有这些犯罪行为之一的。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等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是，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抢劫罪处罚；二是目的为抗拒抓捕等，抗拒抓捕是指抗拒公安机关或者任何公民特别是失主对他的抓捕、扭送；三是条件以暴力相威胁等，这是指犯罪分子对抓捕他的人实施足以危及身体健康或者生命安全的强暴行为，或者以将要实施这种行为相威胁，情节严重的，这是本条的关键之处，也是区别其他罪的根本点。如果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果没有伤害意图，只是为了摆脱抓捕、尽快逃走，而推推撞撞，可不认为是使用暴力；四是时间必须是当场，这是是指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现场；五是犯罪性质，由于上列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使用暴力，而使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所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抢劫罪与盗窃罪区别主要是犯罪手段不同，盗窃罪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而抢劫罪是当面以使用暴力相胁迫，当场劫财，遇到抵抗立即施加暴力。本案被告人林某在实施的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即林某在2203年12月23日晚11时许，林某窜至某面粉厂宿舍4栋401室陈某家，沿外墙爬上，用水果刀撬开窗户入室，在卧室欲行窃时被陈某发现并大声质问：“谁，你是谁？”。开灯后在阳上找到了被告人林某，林某见状，即将陈某推倒在卧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威胁说：“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陈某害怕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离现场。被告人林某秘密入户实施盗窃过程中，被陈某发现后采用暴力和持刀威胁方法拒捕，其行为构成犯罪上述三点基本特征，也构成犯罪未遂上述三点基本特征，也构成抢劫罪（未遂）上述四点抢劫罪特征和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犯罪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并符合其的五点特征，同时符合1988年3月16日最高人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于如何运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新刑法二百六十九条）的批复所规定的构成案件。特别是林某在被房主发现时拿刀出来威胁房主，即林某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并用语言威胁“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其情节严重、危害大，林某使用暴力的行为，而使盗窃（未遂）的性质转化为抢劫罪（未遂）。这是本案的关键点。因此，被告人林某犯罪行为构成抢劫罪（未遂）。本案被告人林某在实施盗窃行为时，如果没有拿刀出来威胁房主，而是在房主喊叫后立即逃跑，即没偷到东西跑掉，林某则构成盗窃（未遂）。根据盗窃未遂及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尚未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的程度等，在此情况下才可以认为林某无罪。本案的案情不是这样，而是林某在盗窃过程中被发现而使用暴力相威胁，性质发生变化，符合抢劫罪（未遂）构成要件。因此，本案不可能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综上评析，本案应认定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而不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

多次盗窃毕业论文

众所周知，论文剽窃这一个事情对于我们国家学术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忌讳。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你去嫖这一篇论文，那么你的行为就是违反道德规则的。所以说剽窃者们如果去盗取别人的学术成果，某去便应有的学术得分，那么这是剽窃着给作者说造成的危害。

有些学者也认为说剽窃行为是侵害了著作者的表达和思想，并且也侵害了原作者本来应有的认可得分，是和盗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并且剽窃者会以假冒的知识生产能力。误导读者甚至会引用和全是偷来的文字读者的误解，

同时根据我们国家《著作权法》第48条有侵权行为的行为，这时候应该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在未经处处人许可的情况下去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上工作。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是违反我国著作权法的。

并且我们国家在今年教育部启动本科毕业论文的抽检试点。每年抽检一次比例不低于2%，那么教育部启动本科毕业论文抽检试点工作，能够很好的避免本科毕业论文的剽窃。论文剽窃行为同时，这样一部会建立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平台，并向升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毕业论文提取和专家评审等定制功能。对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展本科毕业论文抽检工作，实行全过程监督。那么如何确定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呢？

可以说，教育部负责人表示说，本科毕业论文的抽检分为初评和复评两个环节，初评阶段每篇论文送三位同行专家，三位专家中有两位以上专家，结果为不合格的毕业论文将认定为存在问题的毕业论文。如果有一位专家评议结果为不合格的话，就还需要再送两位同行专家，也就是无位同行专家进行复评，这个阶段一旦有专家评议结果不合格的话，这样认定存在问题毕业论文。

所以说这个事情发布之后呢，我们国家教育部可以说对于本科论文的抽查试点工作已经开始关注了。那么很多今年毕业的学生，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压力？本科的论文我们虽然说不能够太严格，是因为本科生他们也没有很多的学术经历，所以说在学术论文的写作的过程之中，可能会有一些借鉴的过程。但不可能说全部都是剽窃的结果，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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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论文剽窃的新闻层出不穷，这是盗用他人研究成果的行为，损害他人利益，学术不正的高材生进入社会也不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盗窃案件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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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可行性及其战略选择随着中国"入世"进程的加速，中国旅游市场的全面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包括饭店在内的中国的旅游企业如何有效地应对市场开放的挑战固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旅游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无论我们如何有效地应对挑战，只要外国旅游企业进入中国的旅游市场，就必然会对既有的市场进行不同程度的分割，从而造成中国旅游市场和旅游收益的净损失。中国旅游企业只有充分运用WTO确定的一系列有关服务贸易的规则，针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形式的跨国经营，才能通过国际市场份额的增加，弥补国内市场和收益的损失，并不断提高中国旅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国际旅游分工与合作的良性态势。本文正是在这种跨国经营必要性假设的前提下，系统研究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可行性及其战略选择问题。一、中国饭店的跨国经营的现实可行性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现实可行性集中体现在理论基础、经济基础、市场基础、产业基础、经验基础和政策基础几个方面。1、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理论基础无论是刘易斯·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还是约翰·邓宁的发展周期理论，都为发展中国家旅游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概括为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优势、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中的优势以及低价产品营销策略的优势。威尔斯的理论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约翰·邓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已被实践证明是站得住脚的阶段性"发展周期理论"可以说已经为发展中国家饭店从事跨国经营，特别是从事较高级形式的跨国经营活动的可行性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该理论认为：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在很低收入的水平下，很少甚至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本地公司也不具备对外投资所必要的竞争优势。第二阶段，经济虽有所发展，但由于本地企业没有创造出自己充分的所有权优势用于克服国外生产最初的障碍，因而不大可能有很多对外投资。然而，为了利用邻近地区的资源禀赋，或为了进入外国市场，可能进行有限度的跨国经营活动。第三阶段，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阶段，在它们的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之后，它们可以采取一种以出口为导向参与国际分工的方针。这种分工只要能在创新活动中创造出有本国特色的所有权优势，就可能从贸易迈向生产。这样随着一些国家的发展，它们最终将进入第四阶段，这时它们将变成净对外投资者。 2、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经济基础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已呈不可逆转的深化态势。从表1-1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之20世纪8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978年的％上升到1990的％，这突出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强对外开放政策的力度和效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开放度的扩大趋向平稳，相对稳定在35％左右。另外，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以出口依存度作为衡量指标的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越来越开放的经济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贸易地位不断得到提升，世界第十贸易大国的地位为中国饭店的跨国经营提供了强大的国家经济背景。 3、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市场基础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旅游者的跨国流动是旅游企业跨国经营的根本动力，投资主体与客源国高度相关是旅游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特征（杜江，2001）。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中国的出境旅游市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国家旅游局提供的最新资料表明，截止2000年低，中国的出境人数已达1000万人次，其中因私出境可达550万人次，已经成为亚洲新兴的客源输出国。另据世界旅游组织（WTO）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出境旅游者将达到1亿人次，位居世界第四位。无论是从民族饭店对本国出境旅游者消费特征的把握方面，还是从出境旅游者对消费安全的追求方面，中国出境旅游的高速发展都为中国民族饭店走出国门，开展较高级形式的跨国经营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市场基础。 4、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产业基础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旅游业的产业规模不断放大，产业体系逐步健全。1999年，中国旅游总收入已经突破400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000年，旅游总收入可达4500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1999年末，中国共有各类旅游企事业单位万个，其中旅游住宿设施万家，旅行社7326家，旅游车船公司和主要旅游景点等其它饭店4882家。全国旅游业共拥有固定资产亿元，直接从业人员万人，间接从业人员2500万人。与此同时，旅游交通状况大大改善，民航、铁路、高速公路、江河游船及城市出租汽车业得到全面发展。旅游购物、旅游餐饮、旅游娱乐也不断有数量上的增长和质量上的提高，初步建立起"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观光、度假、专项旅游共同发展的产品体系，为中国饭店的跨国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国内产业基础。 5、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经验基础中国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优先发展入境旅游的战略为国内饭店提供了相当深厚的市场运作和科学管理经验。特别是大量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进入，为中国饭店管理水平的国际化提升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机会。中国饭店业20年的开放进程也是中国饭店在国门之内参与国际旅游市场竞争的进程，目前包括锦江等在内的一系列国内饭店知名品牌已经具备了跨国经营的经验和实力，而且有些大型饭店已经走上了包括高级形式在内的跨国经营之路。 6、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政策基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家已经明确将旅游业确定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优先发展的产业。在今年年初由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旅游发展工作会议上，钱其琛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做的工作报告对旅游业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综合作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对其它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二是要在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促进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的特殊作用；三是要在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中，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四是要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弘扬民族文化、传播现代文明等方面的作用；五是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更好地发挥旅游业的创汇功能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功能；六是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建设秀美山川和扶贫富民方面的积极作用?quot; 同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对旅游业发展的财政性资金投入；坚持改革创新，为各类旅游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强统筹规划，大力改善旅游交通条件；进一步扩大旅游业的对外开放。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全国旅游发展工作会议上所做的关于贯彻通知精神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旅游业是新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同时要积极吸收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鼓励组建各类综合性的和专业化的旅游企业集团，发挥管理优势和品牌优势，实现网络化规模经营。要大力推广国际先进的旅游开方方式、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提高中国旅游业的总体竞争能力。要积极探索建立境内外旅游产业基金。毫无疑问，国家关于旅游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转型经济条件下中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二、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战略选择1、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战略思想就中国旅游业目前的现状而言，中国饭店在实施跨国经营战略的进程中，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企业规模与实力；其次是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第三是解决国际化企业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管理与营销系统；第四是企业的品牌发育问题；第五是国内市场基础问题；第六是目标市场与进入模式选择问题。在上述问题中，基于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现代饭店集团是中国饭店跨国经营发展战略的前提和核心所在。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如图1-1所示的中国饭店跨国经营"三步渐进"的战略思路。其中第一步的目标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和开放型法人治理结构的大型饭店集团，从而构筑民族饭店的核心竞争优势。从世界饭店跨国经营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些成功的跨国饭店都是从国内竞争做起的，它们在国内旅游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管理模式、企业品牌和营销网络，并在与进入本国的跨国饭店的竞争中学习和掌握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发展战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国内旅游市场巩固企业的竞争优势，并结合本国公民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通过低、中级形式的跨国经营活动向国际旅游市场渗透。第三步的发展目标则是在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形成和国内旅游市场地位巩固以后，综合运用各种形式的跨国经营策略开展大规模的国际化经营。这时，该饭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型饭店集团。 2、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基本战略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基本战略主要由企业集团主导战略、国际国内市场开放战略、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创新战略和政府扶持战略四部分组成。（1）企业集团主导战略在众多的相关研究文献中，饭店的集团化战略总是被置于国际化战略的基础和前提地位的。事实上，饭店集团的生长与发育过程也是饭店跨国经营的初始化准备过程。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企业集团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证券化融资、二级市场资产重组、跨区域、跨行业和跨所有制并购等高级形式的企业市场运作活动，以及持续不断的产品、市场、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创新活动。正是这些市场运作与创新活动为今后的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不可多得的"市场知识"。按照国际经济学北欧学派的观点，"市场知识"，特别是关于具体市场的知识和经验--又称"经验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则直接影响到市场主体对外国市场机会和风险的认识，从而决定其在海外的市场投入(Market Commitment) 。在饭店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没有大型饭店集团作为市场主体，中国将永远不可能进入跨国经营的高级形式和成熟阶段。在与国际饭店集团的竞争中，也只有集团化发展的饭店才能一方面通过垄断竞争态势提高国内旅游市场的厂商结构壁垒，另一方面增强在国际旅游市场，特别是国际饭店市场的竞争能力。树立企业集团主导观的更深层的含义是旅游市场发展中的企业主导观。在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化的饭店缺位，我们?quot;政府主导"作为我们发展入境旅游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思想，在市场化进程日渐成熟的今天，我们必须树立"政府推动、企业主导"的观念。在激烈竞争的国际旅游市场上，只有经过市场洗礼而生存下来的企业才是最具有生命力的企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审视中国饭店跨国经营发展战略时，我们宁愿它的步伐慢一些，也要它是在市场化、企业化的基础上发展，决不能为跨国经营而跨国经营。（2）国际国内市场开放战略中国旅游业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充分深化对内开放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在旅游市场上，凡是对境外投资主体开放的领域，也一定要对国内的非国有经济成份开放。在这里，我们需要重点强调民营资本在饭店跨国经营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大体说来，中国民营经济是在以下两大背景下介入旅游业的。第一，在新的国民经济调整与发展战略中，为解决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中央政府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总的原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成份逐渐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竞争领域中是没有或很少有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一般不承担竞争的义务，就是有，其经营目标也不是光为了赚钱。中国现行政策要求我们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并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旅游业当然是处于竞争领域之内，而且是处于并非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战略利益的竞争性领域之中，国有经济成份?quot;退"是必然趋势，这就为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提供了巨大的介入和运作空间。第二，政府对民间投资的鼓励政策与民营经济的扩张冲动两者之间的耦合。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资本和管理经验。而那些民营经济得以起步的贸易、中介和初级加工等领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利润率趋于平均，加上政府为拉动内需而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促使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急于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关资料显示，山东省为促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将从政策上鼓励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相互参股。其中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购买净资产为零或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非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一半以上的浙江、江苏等省为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成立中小企业发展委员会和建立中小企业咨询员制度等。从现实情况来看，旅游业正是中小企业密集的产业领域。作为传统体制的外生物，民营经济对市场经济的掌握和运作能力已经有能力越过饭店业并不太高的技术、市场和制度进入壁垒。（3）管理体制与管理模式创新战略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创新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旅游业和饭店尚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之中。转轨时期的体制滞后与企业管理模式陈旧等一系列问题都在严重制约着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发展进程。在中宏观层面，我们的旅游业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模式还必须以创新精神为导向来优化饭店集团运行中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比如打破事实的饭店部门所有制，让所有半事业、半企业化的接待机构完全走向市场，为旅游市场主体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再比如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进一步降低旅游住宿企业的市场壁垒，推动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首先在国内统一旅游市场上自由流动。特别是尽可能简化跨国企业对外商务往来活动中人、财、物和信息的跨国境流动手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饭店集团在市场经济体制里自由生长，也是为了尽可能降低饭店跨国经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在对饭店的管理方面，从中国旅游大发展以来，我们在宏观上一直坚?quot;创汇导向"的旅游管理体制。为此，政府担心出境旅游和饭店的跨国经营可能会导致"旅游漏损"和资本外逃，在这方面倒与16、17世纪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管理思想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但是经过20年的超常规发展，中国的旅游业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相应的管理体制也必须随之加以调整。（4）政府扶持战略我们在强调中国旅游跨国经营过程中的企业主导作用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否定或不重视政府的作用。相反，越是市场经济，越是需要政府在产权保护、公共产品供给和政策调控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里只是强调政府不应直接介入，而是通过政策导向、人力资源培训、国际市场信息披露、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为本国饭店争取有利的制度生长空间、在国际旅游商务往来中为跨国经营的饭店提供人员和财产权方面的法律和行政援助等方式和手段来推动和扶持本国饭店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生长。在政府扶持方面，国家应积极鼓励更多的饭店与大型企业集团和高科技企业合作，通过海外上市，使之成为国际性和公众性的跨国公司，从而达到快速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3、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基本策略现阶段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国别选择策略、国别选择策略、市场选择策略和营销渠道选择策略组成。（1）国别选择策略当中国饭店跨国经营尚处于低、中级阶段，特别是处于在本国境内为国外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初级阶段时，饭店是无法主动选择国别的。实际上，只要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者进入中国境内旅游，中国的饭店就开始了对该国旅游市场的跨国经营。只有当饭店的跨国经营进入到中高级的成熟阶段，特别是通过直接对外投资到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时，我们才能谈得到国别选择问题。总得来说，在选择国别的过程中，饭店要善于利用和发展自身的比较优势。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是需要考虑的：第一，本国出境旅游市场的客源流向。由于对本国客源旅游需求与消费特征的熟悉和掌握，也由于本国旅游者对同一文化背景的服务供应商的本能信赖，选择那些本国公民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从事中高级阶段的跨国经营活动，无疑是中国饭店的明智选择。第二，市场经济发达程度与旅游市场开放程度。那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旅游市场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具有更少的市场壁垒、更少的交易费用、更成熟的市场运作知识和更多的市场机会。相反，那些市场欠发达和欠开放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饭店的进入成本会相对高出许多。第三，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程度。在那些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国家和地区集团内，饭店之间跨国合作和跨国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排斥力会相对小一些。第四，汇率、劳动力和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饭店跨国经营总是为了获取最大化利润的，如果投资主体能够在汇率、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方面具有相对于进入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那么就会在现实中转化为成本优势。第五，潜在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于那些尚未形成旅游热点，但是又具有丰富的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的区域，由于其初期的进入成本较小，饭店可以率先进入，作为自己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后备资源。此外，中国饭店应充分发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作用，以此作为实施国内饭店跨国经营战略的中介。（2）主导企业策略尽管从国际经验来看，旅游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先导主体往往是民用航空公司，但是考虑到中国民航业目前尚未出现政府规制放松的迹象，而饭店行业经过十到二十年的市场化进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已经基本成熟，企业市场开始萌芽。所以，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旅游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大型的和多元化经营的饭店集团将会起到主导作用。（3）市场选择策略从总体上说，中国饭店跨国经营的市场选择思路是：通过国内旅游市场培育跨国经营的国内企业集团基础，通过入境旅游市场学习国际市场运作和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的经验，通过出境旅游市场构筑饭店跨国经营的战略支撑点，同时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线。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饭店来说，其目标市场和产品选择策略也将是不同的，但是如何抓住加速发展的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市场做文章，将是饭店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成败的重要因素。（4）营销渠道选择策略所谓营销渠道是指饭店的服务为国际旅游所消费时所经过的环节以及同一环节代理和分销商的多少。前者的选择策略涉及到渠道?quot;长短"问题，后者的选择策略涉及到营销渠道的"宽窄"问题，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营销渠道组合。一般来说，当我们采用初级的跨国经营方式时，营销渠道倾向于 "长"和"宽"，而当我们采用较高级的跨国经营形式时，营销渠道则倾向于"短"和"窄"，极端的形式就是所谓的"零渠道"，即饭店直接向客源国的旅游者提供服务。综上所述，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规则和中国即将"入世"的现实，使得跨国经营成为中国饭店业的必然选择，而中国饭店业在理论基础、经济基础、市场基础、产业基础、经验基础和政策基础等方面的沉淀和积累又使得其跨国经营成为现实可能。在此情况下，有关中国饭店跨国经营战略的理论思考无疑成为理论界和实业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只是为此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酒店提供停车泊位的法律性质因停放在星级宾馆、高档饭店或浴室等场所的轿车被盗而引发的场所主人与顾客间的纠纷近年来时有发生。解决这类纠纷的关键在于明确场所主人提供停车场所这一行为的法律性质。一、是保管关系还是场地使用关系场所主人为方便顾客向顾客提供停车场所，顾客将轿车停放在场主所供泊位便建立了一种权利义务关系。那么，此种关系为车辆保管关系抑或场地使用关系呢？正确确定其性质，在审判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意义。倘若这一关系被确认为保管关系，那么车辆在停车场遭窃，提供场所的主人须承担赔偿之责；倘若被确认为场地使用关系，提供场所的主人对停放在停车场的车辆无保管之责，车辆被窃后场所主人无赔偿之责。现行法律对上述关系的定性无明文规定，学界及实践部门对此也不无争议。有的以场地主人所从事的事业为划分标准来区分这两种关系。凡场地主人为经营性企业，且提供场地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场主与顾客的关系为保管关系，场主应负保管之责；凡场地主人为非经营性企业，则场主与顾客的关系为停车场使用关系。有的以是否收费为划分标准区分这两种关系。凡有偿提供停场所的，为保管关系，凡无偿提供停车场所的，为场所或场地使用关系。笔者以为，以上两种划分标准均未揭示保管合同关系与场地使用合同关系的根本区别。因为，保管合同中的保管方并不限于经营性单位。任何民事主体均可签订保管合同成为保管合同中的保管方。自然人、公益法人、事业法人虽非经营性企业，亦可作为保管人签订保管合同。保管方签订保管合同的目的也不限于营利。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保管，也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保管。以是否经营、营利来衡量某一行为是否属于保管合同既缺乏依据又不具科学性。以提供停车场所是否收取费用作为认定其行为的性质同样不具科学性。因为，保管存在有偿保管和无偿保管两种，场地使用亦存在有偿使用和无偿使用两种。有偿提供停车场所的有可能是有偿保管，也有可能是场地的有偿使用（如场地租赁）。无偿提供停车场所的，不排除其保管性质（无偿保管），也不排除其场地使用性质（场地借用）。故此，不能以是否收取费用来判定保管抑或场地使用。笔者以为，场主（提供停车场所的主人）与车主（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应根据如下规则来认定：其一，有约定的从约定。倘若双方明确约定场主对车主停放的车辆负保管之责的，应确定双方为保管合同关系。彼此依保管合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倘若双方明定场地使用关系的（如以某种方式明示对所停车辆不负保管之责，或标明“车辆失窃概不负责”之言语），场主仅对所提供的场地对车主负责。具体地说，场主所提供的停车场地应适于车辆的进出和停泊。因场地凹凸不平、相关设施倒塌、坠落、停车空间过于狭窄等致车辆损坏、人员伤亡的，场主应负法律责任，对但车辆失窃不负法律责任。其二，无约定的，按行为特征确定其性质。保管与场地使用行为特征的主要区别在于保管以保管人占有保管物为要件。占有，是对物的实际控制。保管人占有保管物必须对物进行直接支配和管领。就车辆而言，占有车辆的形态主要包括：控制车辆钥匙；控制行车证明；控制车身，不准车辆移动。因而实践中保管人占有车辆的情形一般为：（1 ）车主将车钥匙交付保管人，由保管人控制车辆。（2 ）车主将行车证明交付保管人，取车时再从保管人那儿取回证明。（3 ）存车时向车主签发单证，车主交车领单；取车时从车主那儿收回提车单证，场主验单放车。取车人未交付单证的，存车人有滞留车辆、阻止他人取车的权利。然而，场地使用则不然。提供场地的一方既无占有他人财产的权利，也无占有他人财产的义务。尽管车辆停泊在他人的场地上，但是场主对此并未实际控制。不能阻止车辆的移动、行驶，无权滞留车辆。车辆在停车场管理期间丢失，停车场不承担责任的情况。现实中也有车主丢车，但是因为车主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所丢失的车辆丢失在停车场，法院会判决停车场不予赔偿。一般法院判决不予以赔偿的案例，大多与停车凭证有关。通常认定车辆是否在停车场存放的凭证是停车凭证。停车凭证是双方成立保管合同关系的直接证据，如果车主拿不出停车凭证又找不到其他有利的证据如停车纪录、证人证言等，其索赔请求通常难以得到支持。关于丢车，停车场不赔的案例，我讲两个，案例虽然说的是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但和存放汽车的道理是相同的：案例1：停车场管理无瑕疵，失主索赔败诉 [案件简介]原告单某是上海市某小区居民。2004年12月，原告购买了一辆菲利普电动自行车，并自2005年1月起与被告某停车场建立了保管关系，租赁由被告管理的原告居住小取内的非机动车停放库一个车位。2006年4月14日，原告与停放库的管理人员交涉，认为其停放在停放库内的电动自行车被窃。后双方未能协商解决，原告诉至法院。在法庭审理中，原告诉称，2006年4月14日上午前去取车时，发现所停放的车辆不见了，遂与管理人员交涉，但未果。因被告在寄存车辆的管理制度中存在瑕疵，故要求被告赔偿其购买电动自行车的经济损失2600元。被告辩称，非机动车停放库24小时有人管理，车辆进库时由管理人员交给车主号牌，车辆出库时由车主将号牌交还管理人员，现原告的停车号牌在被告处，证明原告的电动自行车未进停放库，故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法院认定]法院认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车辆已交付被告保管的事实，且双方在庭审中均陈述，车主在停放车辆时管理人员给予相应号牌，而在领取车辆时则交还号牌，故号牌系双方约定的保管凭证。现原告的号牌仍在被告处，更不能证明原告已将车辆交付保管的事实。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案例2：没有存车凭证车主状告停车场败诉 [案件回顾]朱先生诉称，2006年1月25日下午17点，其到海淀区知春路沃尔玛超市，将自行车停在被告的存车处，存车时有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特意问清被告是在晚上20点下班后进入超市购物，当原告在18点50分从超市出来时发现存车地方的看车人不在了，朱先生自行车也丢失了，随后报110，后去双榆树派出所作笔录，后与被告多次交涉此事，没有结果。故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原告购车费用1298元。被告则称，原告没有将自行车存放在我公司所属的停车场内，我公司没有和原告形成保管合同关系，我公司的存车场在存车时均有存车凭证，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我公司工作人员疏忽管理，致使原告车辆丢失。 [法院认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由于被告并不认可原告将车辆存放在其所管理的停车场，因此原告应当提交充足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其确实将车辆存放在被告管理的停车场。而根据原告所提交的报案回执单和发票，无法认定原告所述存车事实的存在，只能认为是报案人的单方面陈述，由于原告所报的盗窃案目前公安机关尚未侦破，因此对于相关事实亦无法认定，也无法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着保管合同关系，现原告主张被告赔偿购车款，证据不足，据此，2006年4月28日，海淀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朱先生要求某停车公司赔偿其购车款的诉讼请求。总之，在对停放车辆的性质没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形下，应以场主是否直接地、实际地控制车辆为标准来确定其性质，而酒店的停车场也可参照以上的例子。建议停车场应注意在停车凭证和停车告示等方面改进，比如停车场应该制作并公示停车场管理规定，如“请车主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如有丢失车场不承担负责”，提示停车人保管好自己的财物，以减少车主车上丢失物品的责任；2、车主停车时，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停车管理员跟随、记录车辆有无刮蹭等状况，以防止车主主张在停车场发生车辆碰撞造成车辆损伤时，己方无法证明该事故并非发生在该停车时段。二、场主对顾客的车辆有无法定保管义务酒店因往来旅客、顾客众多、人员复杂、出入频繁，旅客、顾客携带之物品不易保管，不安全因素较大，而从事酒店行业之场主通过经营活动可获较大利润，一般法制均要求场主对旅客、顾客人身、财产安全负责，对旅、顾客随身所带物品毁损、灭失负赔偿之责。早在罗马法，就有关于场主看管旅、顾客携带物品责任的规定。罗马时期地中海沿岸一带商事发达。罗马则是经济最发达的城邦。各地商人云集于罗马进行各种经济、贸易等商事活动。然而在古代强盗的危害甚大，且旅店主人往往与强盗通谋，以害行客，故而罗马法使旅店主人负较重责任，对于客人所携带物品负看管之责，若有损坏、灭失，除能证明系因不可抗力或旅客自己之过失所致外，应负赔偿责任。（史尚宽：《债法各论》，第510页。）近、现代民法，如法国民法、德国民法、瑞士债务法、意大利民法等都明定场主对顾客所带物品有看管义务。《德国民法典》第701 条规定：“以供外人住宿为营业的旅店主应赔偿外人在该业务的经营中携入的物品因丢失、毁损或者损坏而造成的损害。”《法国民法典》第1952条规定：“旅馆或旅店主人，对于寄居其旅馆的旅客所携带的衣服、行李及各种物品，负受寄人的责任。”须明确的是，场主对旅、顾客携带物品的看管责任不是无限度的。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场主只对旅、顾客随身通常携带的物品负看管之责。所谓通常携带的物品一般指：衣物、雨具、手杖等。场主不应对旅、顾客偶带的、为一般人通常不予携带物品的毁损、灭失负赔偿之责。故而，场主对旅、顾客随身携带的金钱、有价证券、珠宝、金、银饰品等贵重物品不负看管责任。然而，旅、顾客可将金钱等贵重物品交付场主保管。场主不得拒绝旅、顾客提出的保管贵重物品的要求。《德国民法典》第702 条规定：“旅店主的责任仅限于相当于一天住宿费的一百倍的金额，但最低不少于一千德国马克，最高不超过六千德国马克”“旅店主有义务接受保管金钱、有价证券、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但此类物品的价值或者范围超过旅店的大小或者等级的除外。”同理，场主对旅、顾客随身携带物品的看管之责也不应延及车辆。否则，将大大加重了场主的责任，使双方利益失衡，有悖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再则，法律若以强行规则强令场主对旅客、顾客的车辆负保管之责，场主势必增加经营成本，并将该增加部分转稼于消费者。然而，驾车去宾馆、旅社、饭店、饮食店的旅客、顾客仅占全部旅客、顾客的一小部分。让大部分不驾车的旅、顾客为小部分驾车旅、顾客享受车辆保管利益付出代价亦有悖民法诚信原则。故而，各国法律均明定，场主对旅、顾客车辆无看管责任。《德国民法典》第701条第4项规定：“赔偿义务不扩及于车辆、留在车辆上的物品。”我国法律无场所主人责任之规定，依诚信原则，场主应对旅、顾客随身携带通常物品负看管之责，但这一责任不应扩展到车辆。场主对旅、顾客的车辆无法定保管义务。三、酒店停车场与车主的合同停车场与车主之间的合同是什么合同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场地租赁合同，另一种认为是保管合同。根据合同法，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因此，如果停车场与车主之间的合同是租赁合同，那么合同的标的就是停车场的土地和/或房屋。车主为了获得该土地和/或房屋的使用权，向停车场支付租金，即停车费。如果停车场与车主之间的合同是保管合同，那么合同标的是汽车，车主向停车场支付的费用是保管费。本来，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停车场与车主之间究竟是成立租赁合同还是保管合同，以双方的约定为准。但由于在绝大部分情形下，停车时双方并未明确是车辆保管还是场地租赁，所以便很难判定。这个时候，就要原被告双方出据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要正确对待“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原告车主主张是保管合同，那么他要举证证明，同时如果被告方停车场主张是租赁合同，那么他也要举证证明，在原告方无法举证证明是保管合同，被告也没充分证据证明是租赁合同时，不能认定为租赁合同，而只能认定为重大误解（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提到）。车主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搜集证据证明是保管合同：（1）合同签订的时候有证人证明车主要求停车场保管好车辆，停车场作了同意的表示；（2）停车票上有可以说明是保管而非租赁的词句；（3）如果该停车场有专门的执照或许可证一类东西，那么可在交通管理部门、物价部门关于许可该停车场收费的规章或者其它规范性文件中寻找对停车场性质的有关规定；（4）如果该停车场没有上述许可证，那么根据合同法第61条，可以寻找有关交易习惯的证据；（5）其它证据。2．重大误解的情形除了程序法上的证据问题以外，还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各种证据证明：停车场自始至终的本来意思都是租赁，而车主则从一开始就认为是保管，但由于双方在停车和交付停车费用的时候都没有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从而造成合同订立中的重大误解。所谓重大误解，是当事人因自己的过失导致对合同内容发生误解而订立合同的行为。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发生误解的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合同。但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中，之所以发生误解，是因为当事人双方都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故而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同时双方都可以行使合同的撤销权。如果当事人一方行使撤销权，则可根据该当事人方所提供的证据判定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在双方都有过错的情况下，双方还要对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损失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于是，就有必要讨论“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损失”和“相应的责任”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汽车的丢失，属不属于“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的损失”呢？我认为当然属于，如果合同订立的时候双方都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那么这个合同要么是保管合同、要么是租赁合同、要么不能达成从而使车主不在该停车场停车。正式由于双方以为合同有效，车才可能停放在停车场内，进而被盗。关于“相应的责任”，我认为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对汽车丢失这个结果，双方都要承担责任。正是由于停车场错误地理解了合同的性质，以为自己只要收了租金就可以了，这才造成其根本未对汽车履行保管合同应有的注意义务——如询问取车人的身份、要求取车人出据停车发票（如果是先停后给发票，那么更说明停车场有过失）等——从而导致汽车丢失。与此同时，在汽车丢失这件事上，车主也应付有责任，由于他没有清楚地表明自己定立保管合同的意向，导致停车场没有尽注意义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重大误解的观点不是不负责任的“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在存在证据证明双方都有重大误解的前提下才可作出的判定。只要有证据证明双方的合同是确定的租赁合同、保管合同或者只有某一方存在重大误解（例如交易习惯就是保管合同，而停车场自认为是租赁合同），那么就要依据证据作出不同的判定。3．关于“缔约过失”的问题。本来，按照民法原理，在我们讨论的案件中，前述重大误解导致合同无效时的责任也应属于缔约过失。但我国现行合同法中的“缔约过失责任”是狭义的概念，仅仅指合同法第42条、43条的规定，所以为了避免引起歧义，不宜在判决中使用缔约过失这个概念。4．如果证据说明是保管合同，那么保管合同的成立条件是什么？根据我国合同法，保管合同成立的条件是交付，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有人据此认为汽车存放在停车场时，停车人并没有将汽车钥匙、行车证等交给停车场，所以没有构成交付，因而保管合同也就没有成立。要评价这种观点的正误，就要先研究“交付”的概念。通说认为，交付即移转占有（钱明星：物权法原理，62页），而所谓“占有”，在民法学界的通说是：对于物进行管领、控制的事实状态。也就是说，所谓交付，就是改变物的管领控制者。于是，问题集中到“管领控制”与否上。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汽车由于其价值较大，因此法律对汽车所有权的移转有特别规定，不以交付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条件，而必须以登记为要件。但是，这种特别规定仅限于在转移汽车所有权的法律关系中，而对以汽车为标的的其它法律关系，法律并没有这种强制性的规定。因此，在其它法律关系中，还是只能按照一般动产的规则，以交付——即“管领控制”的移转作为合同成立的条件。“管领控制”作为一个抽象的民法概念，在不同的具体法律关系中有不同的条件要求。例如，在借用合同中，汽车所有人必须将汽车钥匙、行车证等交给借用人，借用合同的目的才能达到；而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并不需要一定获得使用保管物的能力，就能够履行保管合同约定的义务，因此，在不同情形下对“管领控制”的要求是不同的。标准在于：这种管领控制的状态是否能够满足合同目的。因此，只要双方合意或者交易习惯认定是保管合同，那么车主没有必要将车钥匙等交给停车场，只要将车停入停车场，就已经履行了交付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汽车丢失，停车场就应承担保管合同的违约责任。在酒店、餐厅一类服务场所的停车场，可能车主不需要单独交纳停车费。但这并不能说明合同关系的不存在，因为（1）保管合同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2）如果不住店就要收停车费的话，那就说明其实酒店收取的对价已经包含在其它服务费（如住宿等）中了。因此建议酒店的停车场对于顾客实施免费停车并事先说明停车仅供使用而非保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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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盗窃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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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车贼可恨，建议有关部门，采用引蛇出洞的方法，在盗车多发点，放些装有GPS的摩托车，便衣警察隐蔽监视，盗车贼一旦偷此车，卫星定位啊，往哪跑？即可来个人赃并获。与其像以往那样，等群众报案，再去侦查，破案率低，还不如采用这种引蛇出洞的主动出击！引蛇出洞，是对付万恶的盗车贼最好的方法。抓住盗车贼，顺藤摸瓜，还会捣毁一个又一个盗车、销赃的犯罪团伙！法律上加大对偷车贼判刑期，让这些可恶的盗车贼长期关在监狱里，就是其最好的归宿！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减少车辆被盗案件的发生！还市民们一个安全的环境，才是宜居城市重要的构成部分。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毕业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方法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本科毕业论文剽窃

抄袭者表示他自己也是受害者，论文辅导机构干的事情他不应该承担责任，他本意上没想抄袭。

抄袭者回应说自己并没有抄袭，只是时间不一样而已，根本不认同抄袭。

原本以为论文抄袭行为已经让伊某某丢失了学术诚信，抄袭者竟说自己也是受害者。面对论文抄袭指控，直博北大的本科生伊某直接甩锅给了“论文辅导机构”，让围观网友惊掉了下巴。

我觉得抄袭就是抄袭，没有什么伤害一说。作为一个大学生，应该知道这种带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