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河洛文化论文题目

河南人写的中华姓氏起源，虽然对所有姓氏有些牵强，但实例比其他的要多，很有参考价值：据初步统计，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11969个姓氏中，有4925个未注明姓氏来源，有2224个系少数民族姓氏，二者合计7149个，占11969的，下余4820个为汉族姓氏。笔者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这4820个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为：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4820的38%。但是，仅有姓氏数量，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每个姓氏拥有人口数大不相同。为了进一步弄清河南在中华姓氏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笔者又根据该书提供的姓氏拥有人口资料，对我国最常见的汉族姓氏逐一进行了考证。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120大姓共占汉族人口的，也就是说13亿人中有亿人姓这120个姓。在这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张、陈、黄、周、林、何、宋、郑、谢、冯、于、袁、邓、许、傅、苏、蒋、叶、阎、潘、戴、夏、范、方、石、姚、廖、孔、康、江、史、邵、段、雷、汤、尹、武、赖、樊、兰、殷、陶、翟、安、倪、严、牛、温、芦、俞、葛，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刘、赵、吴、徐、孙、胡、朱、高、郭、罗、梁、韩、唐、董、萧、程、沈、吕、卢、蔡、丁、魏、薛、杜、钟、姜、熊、陆、白、毛、邱、秦、顾、侯、孟、龙、黎、常、贺、龚、文、施、洪、季；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占全国汉族人口的。如果减去一些多源的姓氏中源于河南以外的成分，人口百分率会有所下降，但起源于河南的姓氏总数是1834个，减去97个，还有1737个，加上这些姓氏，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率仍在80%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河南为何在中华姓氏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呢？概括地说，河南是华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自然也是华人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分析，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据《史记》等文献记载，“河洛”这一地域概念，一般是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或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中原先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河洛文化便是这“总和”中最精彩的篇章。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广及诸多领域。本文仅就其与中华姓氏起源的密切关系予以概括论述。一、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姓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而河南正是此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正是母权社会繁荣阶段的代表。该文化陶瓷上的鸟、鱼、蛙及人首虫身等图象，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姓”的标志。姓的起源与先民们的图腾崇拜有关，有些姓氏是由图腾转化而成。传说太昊与其妹女娲所处的时代，即是中国图腾制的标本时代。那么，他们所居住的河南淮阳，也当是产生图腾和姓氏较多的地方。氏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从氏族、部落中的少数家族形成的“氏族贵族”中产生的，而此期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正如《史记•封禅书》中所云“黄帝时万诸侯”。中原地区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二、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笔者对当今120大姓从血缘关系上进行追根溯源后，发现它们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具体情况是：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即：王、张、刘、陈、杨、周、吴、孙、胡、朱、林、何、郭、罗、宋、郑、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傅、曾、彭、苏、蒋、蔡、贾、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范、石、姚、邹、熊、陆、孔、康、毛、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钱、汤、黎、常、武、乔、赖、庞、樊、兰、殷、施、陶、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鲁。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120姓的5%，即：许、姜、崔、雷、易、章。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120姓的7%，即：李、赵、黄、徐、马、谭、郝、江。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120姓的9%，即：高、谢、吕、卢、丁、方、邱、贺、龚、文、洪。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120姓的7%，即：梁、沈、任、廖、金、白、秦、尹、葛。总的来说，120大姓多数属于黄帝族，少部分属于炎帝族和东夷族，而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这三族的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一)黄帝族与姓氏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为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相传炎帝扰乱各部落，他得到各部落的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后蚩尤扰乱，他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属河北)击杀蚩尤。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并与炎帝共同被后世尊为“人文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中原地区不同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如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等，全都说成是黄帝的后裔。这些部族，接连居于统治地位，历时久，势力大，占据的地盘广，所以人丁极其兴旺。通过对120个大姓的研究发现，无论从血缘关系上说，还是从地缘关系上说，黄帝族有许多姓氏与河南密切相关。黄帝族主要有两大分支：一为颛顼族，二为帝喾族。此外，据有关文献记载，匈奴族和鲜卑族同黄帝也有血缘关系，所以，凡出自匈奴族或鲜卑族的姓氏，均列入黄帝族系。⑴颛顼族与姓氏颛顼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史记》说他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号高阳氏。他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死后葬于顿丘(在今河南浚县北)。颛顼后裔比较有头绪的，主要有三支：一为舜族，二为禹族，三为陆终族。舜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史记》说他是颛顼的7世孙，其后代产生出陈、袁、田等姓氏。禹是颛顼的6代孙，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他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后产生出一些姓氏。陆终是颛顼族系中一位重要人物，其父吴回即祝融，是颛顼的曾孙。陆终有6个儿子，其后曾孕育出一些姓氏。⑵帝喾族与姓氏帝喾是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史记》说他是“黄帝之曾孙”，“于颛顼为族子”。他活动的地区主要是豫西和豫北。帝喾后裔中繁衍旺盛的，主要有尧族、商族、周族。尧是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帝喾之子，其后产生出一些姓氏。商族始祖名契，是帝喾之子，被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南)，赐姓子氏。子姓商族产生的姓氏，一部分直接源于商朝王族，而大多数则出自由殷纣王帝辛的哥哥微子启所建的子姓宋国。周部族始祖名弃，也是帝喾之子，姓姬氏，其后衍生的姓氏多达数百个，不仅为黄帝族之最，而且在整个中华姓氏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47个，其中有一大半出自河南。(二)炎帝族与姓氏炎帝是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因生于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故姓姜；因以火德王，又以火名官，故称炎帝；相传他教民耕种，又曾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病，故又号神农氏。他原居姜水流域，后发展到中原地区，《竹书纪年》说他曾居陈，“陈”即今河南淮阳。他的子孙大部分在河南境内定居，使姜姓失而复得，又衍生出其他一些姓氏。在河南境内的炎帝后裔，主要有方氏、雷氏、吕氏、许氏、文氏、申氏。炎帝后裔还有在山东北部的齐氏，但其始祖吕尚是南阳吕国的子孙。(三)东夷族与姓氏“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族的泛称，亦称“东夷”。东夷族分为太昊族与少昊族。⑴太昊族与姓氏：太昊，是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也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太昊族以龙为图腾，曾以龙为官名，其后裔姓氏有任、郝及白姓的一支等。⑵少昊族与姓氏：少昊，号金天氏，也是古代东夷族首领，相传他因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活动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但其后代却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少昊后裔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皋陶和伯益。皋陶是少昊的曾孙，也是东夷族的首领。当今第一大姓李及廖姓的一支，都是他的后裔。伯益是皋陶之子，是舜时东夷部落的首领。他是古代嬴姓各族的共同祖先，后裔相当繁盛，在当今120大姓中，赵、黄、徐、马、谭、江等姓都是他的后代。三、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夏朝从开始到桀灭亡，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多年，其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的黄河、洛河流域。夏禹建都之阳城，即今登封告城镇；后迁阳翟，即今禹州。禹之子启的都城也在禹州，此后，太康居斟寻(今巩义西南)，相都帝丘(今濮阳)，少康都阳翟，杼居原(今济源西北)，后迁老丘(今开封东)，胤甲居西河(今安阳东南)，孔甲及其子皋均居今偃师，桀都斟寻。除了《史记》所列“用国为姓”者外，夏朝在河南境内还有不少诸侯国，于夏朝末年被商汤所灭，都演变为姓氏。商朝自汤至盘庚，曾5次迁都：仲丁由亳迁嚣(即隞，今河南郑州)，河亶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在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后未再徙都，这说明商朝的统治中心基本上都在河南。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国家机器日益扩大和加强，特别是盘庚迁殷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国家机器也空前强大。商代的大奴隶贵族约20多支，有王、诸侯、“多生(姓)”、“多子”等，总称为“百姓”。这说明那时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而广大群众，尤其是奴隶，是没有姓氏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来源增多，姓氏也得到了发展。商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结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到商朝后期，形成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商王有直接统治区，还分封一批诸侯于商的周围；在诸侯的封地之间，以及诸侯封地的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部落。这些诸侯国、方国，后来有许多都演变为姓氏。再就是商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复杂的官僚机构，设置了许多官员，因而有以官为氏者，如理氏便出自“大理”(掌刑法的官)一官。此外，还有以祖字为氏和以技艺为氏的。四、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西周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立国初期实行的贵族内部层层分封的大封建，为后来的姓氏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开始出现，大多数诸侯国被强国所吞并，演变成姓氏，因而使中华姓氏空前大发展。战国时期，我国进入封建社会，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姓与氏已无什么区别，逐渐合而为一，同时无论贵与贱，人们都有了姓氏，不再是“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因而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西周虽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但在建国初期便营建了洛邑，至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阳便成了东周的统治中心。据初步考证，从周初到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分布于今河南境内的，有周朝同姓(姬姓)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合计60多个，约占诸侯国总数140多个的二分之一弱。这些大小诸侯国基本上都演变成为姓氏，同时，诸侯的子孙以采邑名、官职名等为氏，又形成一大批姓氏。由此可见，河南是在姓与氏发生重大变革，姓氏空前大发展、基本普及和相对定型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五、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古代的“得姓受氏”，与地理位置、人口多少及政治、经济状况等条件有密切关系，而河南在这些方面则独具优势。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位居中原腹地，气候温和，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于农、林、牧、副业发展，古代的手工业发达，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人口密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长期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夏朝建立至民国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此建都，因而使河南成为古都最多的地区。中国有七大古都，河南就占3个，即洛阳、开封、安阳。河南历史悠久、人口密集、建都频繁，正是河南成为中华姓氏主要发源地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中华姓氏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有人称河南“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是一座浩瀚的中国古文化博物馆”。从这种意义上说，河南的历史包含着中华姓氏产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正是由于河南历史与中华姓氏史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所以才孕育出了众多的姓氏。二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具体地说，人口密集，职业部类必繁，居住地必广，因而以各种技艺为姓氏的、以居住地为姓氏的以及以其他方式得姓者必多。三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首先，建都多标志着历史上出现的国家多，因而以国为氏者就多。其次，国都是国王居住之地、文武百官云集之所，是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应时因势兴起的新姓氏就特别多，诸如国王赐姓，一些生有爵、死有谥的王公大臣的后代以官为氏、以爵为氏、以谥为氏、以字为氏，等等。在源于河南的姓氏中，与都城有关者相当多，真可谓不胜枚举。六、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黄河两岸的中原，原本是汉族长期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西晋末年大战乱的推动，从“八王之乱”开始，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地区流亡，而居住在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内迁，至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各族人民相互影响，总的发展趋势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各民族的大融合。其中，大规模地迁入今河南境内，施行与汉族同化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北魏。北魏是由鲜卑族拓跋氏所建的政权，统一北方后，为加速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进程，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接着，进行汉化改革，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以汉服代替鲜卑族服装，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令鲜卑人改姓并自称河南洛阳人等等。改姓数量，一说有300多，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其中被列入当今120大姓的就有25个。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构成了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使河南成为中华姓氏的主要发源地。源于河南诸姓的先民们，植根于中原沃土，为故乡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全世界。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称为洛阳盆地或洛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性古代文化。由于该地区在我国历史上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地位，所以自古夏代开始，河洛文化长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京都文化、王畿文化，是我国5000年华夏文明的源泉与主脉。黄河中游的洛河，发源于陕西省洛南县洛源乡木岔沟，先后流经河南省卢氏县、洛宁县、宜阳县、洛阳市区，在洛阳市区瞿家屯、下园分别与涧河、瀍河相会后继续东流，在偃师市杨树村与伊河汇流后经巩义市神堤注入黄河，全长公里。伊河，发源于河南栾川县陶湾乡三合村闷顿岭，先后流经嵩县、伊川县、洛阳区、偃师市注入洛河，全长268公里。洛河支流繁多，除伊河外，在河南省境内长度在3公里以上的有105条，其中10公里以上的有61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4条。这些支流南北错开，均匀注入，为其下游流经的伊洛盆地提供了丰足的水量和优越的生态环境。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大约8500-3000年之间，在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之后，出现了世界性气候回暖，称为“全球世温暖期”2。1972年，我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研究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时就指出：“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份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3当时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温暖湿润，洛阳皂角树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的古环境资料表明，约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区降水量近1000毫米，以其疏松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黄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温暖期所带来的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温湿度等气候条件，成为我国农业起源与发展的中心区域。在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粟、黍、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籽实，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已经栽培多种农作物5。河洛地区先进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国的建立，亦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照实的经济基础。二里头文化有发达的经济。根据考古资料，当时的农业虽然使用的木耒、石斧、石铲、骨铲、穿也石刀、陶刀、石镰、蚌镰等传统的原始工具，但种植的黍、粟、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与《周礼·职方氏》郑玄注中的“五谷”即“黍、稷、菽、麦、稻相符，说明夏代河洛地区已是文献所说的“五谷丰登”。当时的畜牧业亦属发达，据洛阳皂角树遗址提供的鉴定资料，猪、牛、狗都属家畜，其数量占鉴定动物总数的52%，依据这个比例可以推测当时人们肉食以家畜为主要来源6。洛阳皂角树遗址中出土的鲤鱼、蚌、鳖、鸡、鼠、兔、猪獾、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骨骸以及骨镞、刮削器，二里头遗址出土多种渔猎工具，如骨镞、陶弹丸、蚌镞、骨鱼钩、蚌鱼钩、铜鱼钩、骨鱼镖、陶网坠和骨网坠等等7。都说明当时人们经常捕捉野生动物以补充食物不足，采集和狩猎依然还是重要的辅助经济。二里头作为夏代都城，有许多门类的王室手工业。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可以确认的有青铜冶铸业、制陶业、制玉（石）业、制骨业、制与髹漆业、制车业、纺织业、酿酒业等且都非常发达、现依据《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一书所归纳的考古资料略举二三，予以论述8。在二里头遗址的南部发现铜渣、熔炉碎块、陶范等青铜冶铸作坊的遗物。其中在遗址东南部的冶铸作坊遗址，估计面积近万平方米，经发掘发现了由几座东西向的长方形建筑，南北排列组成青铜器浇铸现场，在其工作面上发现红烧土硬面、铜液泼撒形成的铜渣层和散落在地的熔炉碎片、铜渣、小铜块等遗物。在遗址范围内还发现被推测为烧（烘）陶范的窑和可能用于预热陶范的房子。在遗址内发现大量与青铜器冶铸有关的遗物，如陶范、石范、熔炉碎片、铜渣、铜矿石（孔雀石）、木炭和小件铜器。出土陶范，多为破碎外范，均系细泥制作经培烧涛工艺，如浇铸工艺，如浇铸一件铜爵需用外范5块，一件铜盉需用外范7块以上，一件铜斝至少需要12块外范等等。此外根据二里头出土铜器成分的测定数据，当时铸造的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铅占微量），也有铜、铅合金（锡占微量）和铜、锡、铅三元合金。二里头遗址的制玉产品，主要有刀、璋、钺、圭、戈、柄形饰、铃舌、镞、铲、凿、环、镯、纺轮、坠饰等玉器和绿松石质料的坠饰、串珠和镶嵌物。据专家研究认为，当时的玉工不仅善于制造长度可达40-60厘米大型的礼器，如玉刀、玉璋、玉戈等，还发明了先进的工具，用旋转的“砣子”来雕刻玉器上的花纹，其纹样线条笔直，非常规整。此外，他们还运用高超的镶嵌技术，在玉器或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如1987年VI区M57出土的兽形铜牌饰，出土时绿松石片还悬空镶嵌在铜牌上，完整地保持原来的图案，镶嵌工艺可谓精美绝伦。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以丝绸为衣饰，如《管子·轻重篇》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者。”在二里头遗址里发现麻和丝制品一般都附着在玉戈、玉刀、铜铃、铜表面。据观测，麻制品，麻制品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8根或各10根；丝制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为32-36根，最细的可织到50X50根。专家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纺织品以平纹为主，个别织物是斜纹，似是“绞经”。洛阳四周环山，地势险要。它背负邙山，南眺龙门，左控函谷，右握虎牢。犹如东汉傅毅《东都赋》所描述的：“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狭成皋之严阴，扶二崤之崇山。”在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地理概念中，洛阳地处崤（崤山）函（函谷关）古道，为东西之中；位黄河、淮河之间的交通要冲，居南北之中。夏人背过黄河可到河北平原和唐尧汾河谷地，南经伊阙、轩辕关可下南阳以致三苗江汉平原，西过崤山、函谷送可通后稷关中盆地和甘青地区，东出虎牢关可抵东夷江淮平原乃至太湖流域。洛阳居中央而应四方，可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亦正是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裴骃《史记集解》）。正因为此，洛阳作为王朝理想的建都之地，夏代为之都，商、周袭之，以至于“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神书》）。中国历代王朝“言必称三代”，一直被封建帝王视为古之圣人明君，今之为君者的楷模。由此，洛阳为“三代之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之王者之里”（左思《三都赋》）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延续，根深蒂固，成为后世诸多王朝定都的主要根由。“自古河洛帝王洲”。从夏代开始，洛阳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建都历史累计1500余年，是我国建都时间最早、最长，建都王朝最多的城市。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中，大约近三分之一的时期，洛阳是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其历史地位犹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所说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种洛阳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河山控戴，形胜甲天下”（《读史方舆纪要·河南府》）的居险制险的战略地位，以及洛阳自夏代以来繁荣的社会经济和建都1500年的历史，赋予河洛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赋予它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应该认为，这就是河洛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历史渊源。统河洛文化发展史，我们以为，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的早期，并对尔后的河洛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第一阶段夏代是早期河洛文化的第一阶段，在这时，河洛文化的内涵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当时河洛文化的核心载体。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约5000-3500年期间，生活在中原地区，具体地讲生活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区的先民们，创造了被称为是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学文化。这几种文化在考古学地层上先后叠压，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这些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嵩山南北，集中在黄河及其支流伊河、洛河，淮河支流汝河、颍河的中上游。根据考古研究成果，当时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分为既同时并存又相互影响的6个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和江浙文化区9。中原文化区位居中央，与四邻的5个文化区密切联系，其地域优势使它汲取四邻文化精粹，迅速发展自身文化，在诸区域文化中起着核心、主导作用，最终率先跨入文明社会。这个研究成果与文献记载是吻合的，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距今5000-3500年期间，该区域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及其后裔与夏族活动的中心区域。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建国之初禹都阳城、阳翟，启都夏邑，地域在颖河上游的现郑州市所辖的登封、新密、禹州一带，距洛阳仅百里之遥。启子太康继位，就把都城迁到斟X，以后的夏桀也定都斟X，如《竹书纪年》：“太康居斟X，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对魏文侯说的一段话：“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在这里，“河济”指济水入黄河处，在今荥阳以北；“泰华”即华山，今陕西华阴县；“伊阙”为洛阳南的分水阙口；“羊肠”指黄河北岸太行山上的崎岖羊肠小道；“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无疑就是洛阳，就是伊洛盆地。1959年四五月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先生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考古队在河南省西部进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考古调查，在今洛阳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大型遗址，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根据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资料，确认生活在嵩山南北的伊、洛汝、颖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就是历史上的夏文化。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夏代“自禹到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纪年估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推定为公元前19世纪中叶至前16世纪中叶，约300年。夏代是我国第一奴隶制国家，奴隶制经济的繁荣为国家的强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伊洛盆地已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50余处，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村落星罗棋布的聚落群。在二里头都城遗址内，中部是宫城，宫城北面和西北一带是祭祀区，中型建筑基址主要分布在宫城的东北与西北，小型建筑基址则分散在宫城以外的四周。都城与村落，王室、贵族、平民与奴隶，阶级分化、等级森严，这就构成了夏代的王畿社会。在二里头遗址的中部是宫城，宫城呈长方形，四周围以夯土城墙。东、西、南、北城墙复原长度分别为378米、359米、295米、292米，面积约万平方米。宫墙墙体上宽米，底宽可达3米。东墙上发现宫门2处。宫墙外均发现平行于城墙的大道，如东墙外的大道已探出近700米，宽度可达20米。宫墙内分布着数十座夯土基址，已探明的有34座。一般的长宽为40-50米，最大的长、宽各100米，最小的仅20-30米10。其中最大的两座宫殿（宗庙）基址已经发掘。1号宫殿基址是一座大型夯土台基，形状略呈正方形，方向352度。台基高出当时地面米，东西、南北长宽各约100米，总面积达9585平方米。台基夯土纯净，夯印密集，质地坚硬。台基之上建有主体殿堂，南面大门，四周回廊。长方形主体殿堂建筑位于台基中部偏北处，夯土殿基高出台基面米，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为900平方米。殿堂由木骨墙筑成宫室，根据殿基柱洞保存情况推测，宫室面阔8间，进深3间，应为四面坡顶重檐式建筑，也就是《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四阿重屋”。主殿之南为宽敞的庭院，与主殿建筑正南相对的宫殿正门位于台基南端，门道下有长方形的夯土基座，东西长28米，南北宽约13米。门道基座上3个门道，在门道间建有塾房，3个门道上都还保留有厚厘米、宽3米左右的南北向的路土。路土一直向南延伸形成一片开阔呈缓坡状路土面，无疑是出入宫殿建筑的大道。环绕台基四周设围墙、回廊，回廊为廊庑式建筑，西宫墙内侧宽6米，北、东、南宫墙内、外侧各宽3米。在北围墙东部和东围墙北部各有一道缺口，为宫殿的东、北侧门，宽米。整个宫殿建筑形成以殿堂为中心，门厅、廊庑为屏障的建筑群。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规模宏伟，它已经完全具备我国帝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特征11。2号宫殿基址被认为是王室宗庙建筑基址。基址为南北长米，东西宽米，方向354度的长方形夯土台基，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是由一座大墓、一座主体殿堂、东南西三面的廊庑和四面围墙、南面的门厅及庭院组成的一座完整的宫殿建筑。主体殿堂位于台基的中间偏北处，其基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米；殿堂由木骨墙筑宫窒，面阔3间。宫室四周置有回廊。主体殿堂之南为宽敞庭院，正南为大门。大门建筑为面阔3间的小型屋室，左右二室呈方形，为塾房，中室较宽，为出入宫殿的主要通道。台基四周筑有宫墙。东、西两宫墙内侧筑有回廊，廊长各约60米，宽约5米；南宫墙两侧均筑回廊，廊宽均在3米左右；北宫墙吕段内侧筑有长约3米、宽约米的短廊式建筑。在2号宫殿的主体之北与北宫墙之间，整个宫殿建筑群的中轴线约米、宽约米，底部长米、宽米。墓葬早期被盗，未见随葬品及人骨12。在二里头遗址宫城北侧的东西二三百米范围内，发现东西方向排成一线的建筑基址群，建筑基址或为圆形，或为长方形。平面呈圆形者，直径在5米以内，高出地表，其上布列一圈或二圈圆形“土墩”，四周平整干净，上下都发现路土；平面呈长方形者为半地穴式，可分小型和大型，或长宽各数米，或长达二三十米，在浅穴内铺垫层层净土，并有路土面和烧土面。在这些或圆形或长方形建筑物的附近往往发现一座或数座排列整齐的墓葬，随葬铜器、玉器、漆器和精美陶器或朱砂。有学者根据《礼记·祭法》郑玄注“封土曰坛，除地曰土单”的记载，认为地面上的圆形建筑是“坛”，半地穴式的长方形建筑是“土单”之类的祭祀建筑遗存13。《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桃、坛、土单、而祭之”。宫城的发现，宫殿、宗庙、坛、土单的发掘，无疑可以确认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宗庙、坛、土单的发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在该遗址发现制作精良、形象逼真的石祖，反映了他们的“生殖崇拜”；该遗址发现的陶龙、陶蟾蜍、陶龟、陶鸮艺术品，陶尊和铜牌上的饕餮纹，即龙或虎的艺术形象等，透露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夏书》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卜骨，证实当时社会流行占卜。这一切集中到一点，说明当时人们存在着万物（包括人类自己）有灵的宗教观念和迷信行为，自然，其中最首要的是表现对人类祖先崇拜。根据文献记载，宗庙、坛、土单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崇拜祖先的祭祀场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的陶鼓形扁壶、漆鼓、铜铃、石磬、陶埙等，都应该是当时都邑举行祭祀或其地礼仪活动时使用的乐器14。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由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殷墟甲骨文，被认为是处于定型了的汉字的初期文字，并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中确实有早期文字，分别表述数字、植物以及自然景象。如，一（十）、二、三、六、七、八、木、禾、矢、菔、并、墉（或亚？）、山、射、竹（或冉），等等，这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15。如李学勤先生认为：“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本简的，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夏代的情况也许正是这样，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16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布局，反映出当时是聚族而葬。当时的大型墓，仅发现一座，墓室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上，由于被盗，随葬品不详。当时的中型墓，随葬品中以陶器最多，其次是玉器、铜器，另外有石器、漆器、骨器，等等。陶器以酒器居多，是以爵为核心的爵、鬶，或爵、盉的基本组合；铜器亦以酒器为多，主要是爵，另有斝、盉和个别铜鼎。除此之外，有铜铃、镶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钺等；随葬玉器除柄形饰外还有圭、璋、钺、戈、戚、刀各种礼仪用器，随葬漆器主要是觚。在此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夏代晚期即二里头三、四期，随葬器物群中青铜礼器的出现。二里头青铜礼器数理少，往往是青铜礼器与其他质料礼器（主要是陶质礼器、漆器）搭配成礼器群，这就是二里头夏文化礼器制度17。我们必须看到，夏代青铜礼器的出现并以后逐渐取代陶礼器，最终在商周时期形成了以青铜礼器为主体的礼器群。其意义重大在于，以“天子九鼎八簋”为首的青铜礼器，构成了我国青铜时代以王权为核心的奴隶制礼乐制度的物质载体。第二个阶段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伐夏，建立商朝。据古代文献记载，汤灭夏之后都西亳，其地望在河南偃师。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作宫邑于下洛之阳。”《汉书·地理志》中“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尚书·立政》：“三亳阪尹。”孔疏引皇甫谧曰：“三处之地皆名亳……偃师为西亳。”1983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夏都斟鄩）西北6公里的洛河北岸一处被称为“尸乡沟”的地方，发现了大型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命名为“偃师商城”。

河洛有关的主题论文

含义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风”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风，文章才能鲜明而生动，当然，“风”始终比较虚化，它与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有关，但并非指内容和情感自身。“骨”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也就是说文章应该表现的刚健有力，“骨”是一个比较实的概念，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语言准确、简练、明晰，文章就能表现得有力。风骨这一概念很强调完整性，它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两个概念来看。由来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如像曹植的诗，既有一定的华美，又不至于伤害风骨，因此人们在提倡建安风骨时，不仅肯定了它的风骨，也肯定了它风骨和藻饰结合的一面。所以，从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风骨的人尽管各自的着眼点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一些不足，象辞藻过于华丽，用字过于艰深，风格软靡无力，内容或空洞或繁杂，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气，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风格明朗刚健等，这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著有现存最早的七言诗《燕歌行》；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虽也讲究用辞和文采，但仍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来某些文人诗那般过分追求辞藻。此外，刘勰也强调：辞藻修饰与风骨良好的结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特点由于汉末社会动乱，连年战乱，这一时期的文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束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而这些，都构成了“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南朝齐梁时，刘勰论汉末建安之诗文风格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定性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河南洛阳文化小论文

洛阳春节习俗：我家的春节1.街上的人行色匆匆，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提，小贩们也挂出了红红的春联和福字。过年前夕，许多人都十分忙。许多去外地打工的人都带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向家走去。大年三十的晚上，妈妈就在厨房做着香喷喷的年夜饭。而我却守候着电视机前，等待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始。我喜爱的春晚终于开始了，妈妈的饭菜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哇！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立刻开始吃饭了。我先夹了一个白菜馅的饺子，特别好吃，接着妈妈给我夹了一个海鲜味的，我摇摇头：“妈妈，我不喜欢这个味道！”妈妈非让我吃，还笑着说：“这个饺子最甜！”我咬了一口，见一块水果糖在口中，酸甜可口，好吃极了！原来如果吃到了带糖的饺子，这一年都会幸福甜蜜的。在不知不觉中新年到了，我们欢呼起来。初一的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声吵醒了。鞭炮四响,礼花冲天,大家的欢声笑语增添了过年的气氛，本是热闹的街道变得冷清,传统的春节就这样年复一年,一代人传一代人的延续着…… 最值得我高兴的不仅仅是在过年的时候能穿新衣，玩鞭炮，最为重要的是能够收到家人给的压岁钱，收压岁钱也可以说是收红包，因为红色象征活力、愉快与好运。灯火通明的居民区家家户户贴上了春联,请来了门神和财神以求全家人幸福安康,也寄予了新年的希望。 2.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的春节都是差不多的，热闹、喜庆而祥和。春节的前几天，是大人们最忙的时候，张罗这张罗那，但是，却是我们小孩子最憧憬的时候。爸爸妈妈买了许多好吃的，而卧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便急切地盼望着春节的到来。除夕那一天晚上，当然也是我家最开心的时候，全家三口人一齐静静地看着春节联欢晚会，偶尔外面传来几声鞭炮声，也会觉得特别有趣。电视里搞笑的小品，优美的舞蹈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这笑声伴随着窗外的鞭炮声，显得气氛愈加欢乐。终于要正式过年了，拜年就是我们一家首要的任务了。每到一家，我都要说上一句吉祥话，如：“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等等，而爸爸妈妈则送上一份拜年时必备的礼品，主人则会拿出一个红包递给我，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了，于是心里盘算着这钱该怎么用，买些零食？或是文具？买点玩的也不错，谁知一回到家就被“无情”的妈妈给收了去，我只好无奈地把这些个幻想的泡泡给吹灭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到处做客，丰盛的饭菜，炫丽的灯光，大人们喝酒时的祝福包围住了我，而我呢？则和哥哥一人拿来一大瓶饮料，东东快快地喝了个够，哪晓得一会儿我的肚子便疼的厉害，难受极了，后悔啊。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已经上学了，新学年的开始，将意味着春节的结束，但在这一天，我们家还是要吃元宵的，过年的气氛丝毫没有减弱，照旧的笑声，照旧的喜庆，照旧的开心。就这样，快乐的春节过去了，每当细细回想是，总会不禁笑出声来…… 3.照家乡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这天，是家乡过小年的日子，说是小年，不如说是过春节的彩排。晚上，天一擦黑，就听见一阵阵鞭炮声响起，这是要吃水饺了，每一年的这天吃睡觉之前都要放鞭炮，再烧些纸钱送灶王爷上天，干完这些才能吃水饺。每当这一天晚上，村子里就会传出一阵阵参差不齐的鞭炮声，那声音直冲云天。这天还要把屋子整理好，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腊月三十也就是家乡人口中的大年了，这天中午十二点，家家户户贴对联。晚上全家人坐在桌子上吃一顿团圆饭，吃晚饭，家里的男人们就去别人家拜早年，女人们在家里等待别人拜年。春节晚会开始的时候，家家户户也都开始包水饺了，但都在炕上包，边包水饺边等待。包完水饺，就一起围坐在电视前看春节联欢晚会了，睡觉要等到晚上十二点时才能吃，吃完水饺才能睡。正月初一早晨，人们穿上新衣，这时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因为这时要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要压岁钱了，收完了压岁钱，就一起出去拜年，到那家串串，到那家走走，拜完之后就在家里等待别人来拜年。过完春节后的几天更不能闲着了，还要到别的亲戚家这样子来回走动，晚上还要请在村子里的长辈吃饭。初二晚上包好水饺，凌晨四五点钟去给死去的亲人上坟。春节后的几天晚上村里开着路灯，小孩子们都出去放各种礼花。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这天必须要吃元宵，晚上全村一起放礼花，各种各样的礼花在天空中呈现出来，给蔚蓝的天空添上了几笔彩色。春节直到正月十五结束，春节过去之后，天气逐渐变暖，孩子们开始上学，大家又开始为新的一年忙碌起来。

文化，洛阳真正的名片洛阳，作为一十三朝古都，盛名于册，声显于世，放眼全国，可以说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城。每一个喝着洛河水长大的河洛郎，对于洛阳，心中都有一份难掩的自豪。可当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古洛旅游，从满怀希望而来，到轻轻唏嘘而去，我们不难窥见那份遗憾。何以如此？仔细想来，不难发现它的原因所在。一个城市名著于世的资本，不仅仅是它的经济，更是其对自己城市特色的一种坚持。威尼斯，不可谓不名扬天下，大凡知道者，都知它是一个美丽的水上城市。今天，让我们重新审视它，会发现，它原来只有十万之众，面积也仅平方公里。微型的威尼斯却是成功的，原因何在？那是因为它对自己独特的文化进行了保护和宣扬。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是继佛罗伦萨和罗马之后的第三个中心。现在的威尼斯不仅对那个时期的历史遗存进行了重点保护，还依托这些举办了闻名世界的国际电影节,电影节反过来又把威尼斯的文化推向了世界。威尼斯的房屋建造独特，地基大都淹没在水中。在这座水上城市，汽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是被政府所禁止使用的，城市的公共交通靠的是公共汽船。这种独特的文化和环境氛围，似是一种魔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威尼斯如此，洛阳亦可如此。洛阳，历经多次浴火重生的磨难，地上文物，城中所存，已剩无几。可是，但凡有心，觅于荒野，仍可见遍地的旧朝瑰宝。轘辕古关的岁月沧桑、会圣宫碑的巍巍秀美、杜子美墓的人文故事等，不都是洛阳历史的符号吗？这些不也正是吸引全国乃至世界的地方吗？可我们自己，又有几人知道呢？悠悠岁月易过，历史遗物尚存。在洛阳未来的复兴中，这些承载着历史的遗存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本！洛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应该得到宣扬。我们不仅是一十三朝古都，更是华夏文化中的圣城。历史上，和洛阳有关的名人和诗词歌赋，真可谓举不胜举。一个人就是一个故事，一段诗词就是一个传说。洛阳，更是华夏第一道曙光照耀的地方，儒学、佛学、道学、理学、经学、玄学等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说，无不与洛阳有关。这些华采乐章，能给洛阳美誉度带来多大的提升，可以说是远不可估量的。历史遗存的厚重和洛阳文化的博大，将会让洛阳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这些潜藏的软实力，也许正是洛阳最吸引世人的地方。洛阳，真正的名片是文化。用文化来打造洛阳，是我们应该有所意识的，让洛阳作为华夏文化圣城的地位得到彰显，更是我们应该坚持并要努力做的。经济发展的同时，用我们的全力来保护和开发洛阳的这些遗存，宣扬洛阳历史文化，我想，也许这才是这座古城的沧桑正道。鉴于此，建议将文化强市写进我们强市途径之中，从“工业强市、旅游强市”到“文化强市、工业强市、旅游强市”。文化自然泱泱，要想彰显绝非易事。我想可以从下面去做点事情来。一、树立两个文化核心树立“根在河洛”和“洛阳是中华民族圣城”的两个理念。根在河洛是我们寻根旅游的主旨，更是我们彰显洛阳历史的王者之作。洛阳历史，从可追寻的五千年里，遥至夏商，是源头。洛阳，不仅仅有历史，更是一个被文化所深埋的古城，和洛阳相关的诗词歌赋，在中国，没有一个可出其右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影响深远，所以她是我们的圣城。二，依托河洛文化,在洛阳成立“河洛文院”，承载和发扬河洛文化。我们洛阳目前的书画在中原地区与开封一道支撑着中原门庭，在“河洛文院”里设置“书画院”，用以壮大书画队伍，弘扬河洛文化。洛阳围棋，全国响亮，作为第二个城市达到百段的城市，在“河洛文院”里，我们也设置“洛阳棋院”。我们还可以考虑在“河洛文院”里设置洛阳考古研究院，依托洛阳雄厚的考古人才和大量古文物资源，打造成国内知名的且有影响的研究单位，也不是什么难事。其它方面，诸如文学创作，河洛文化研究等，我们也可考察论证，发挥洛阳特色，做出一个响亮的“河洛文院”。 “河洛文院”，拼凑容易，做强很难，如我们把这个“河洛文院”提升到弘扬河洛文化的高度，用一个城市的力量来打造，我想，说不定，这会成为我们新城市名片。三，依托旅游产业做大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在洛阳，我认为可以相互支撑发展．通过河洛文化的弘扬，我们可以加大洛阳旅游的魅力，反过来，通过旅游的效应，又可以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两者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只要我们措施得当，这两个将会是一个极佳的相互支撑产业．四，依托历史资源，做强古文化．我们洛阳要做强古文化，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还要着重打造夏商文化，这个是洛阳所独具的，其他七大古都则只有安阳有殷商文化，这对我们打造源头文化，树立根在河洛的观念是极其重要的．除了夏商文化，周文化、唐文化，等等，我们可以有重点打造几个文化品牌出来。这样，我们古文化可以形成方阵形，让人有极强的震撼。在这其中，需要我们加强对仿古建筑的建设和古文化的挖掘。五，培养洛阳自己出版业，打造自己的“龙门书局”。作为一个河洛文化的中心，也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洛阳需要培养自己的出版业，努力打造自己的龙门书局。商业化运作，我们不具备优势，需要政府进行支持。我们的龙门书局，要以古代文化为主，承接多种业务，创出一番自己的天下来。这个比较难做，需要雄心，更需要我们的精巧运做。六、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印度多被忽略，但对于洛阳来说，它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在洛阳被边缘化的今天，唯有印度国家元首来华是在北京之后直奔洛阳，所以佛教是洛阳和印度的联接点，这是一个对洛阳影响极大的联结点。如果，我们能利用好与印度的关系，佛教旅游也会得到极大的促升。印度拨款为洛阳建佛殿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希望我们不要被动，而是积极主动，与印度沟通，抓住机会，为我们旅游赢得另一个亮点。七、在文化宣传上，要有大手笔。在CCTV和全国性的传媒上做些精心的宣传，远比我们到其它城市开新闻发布会的效果要好。今年，我们在中央台做了形象宣传，这个就不错，以后，我们也考虑在凤凰进行广告片宣传，洛阳在海外有很高的认同，凤凰是个很好的平台。甚至，我认为可以邀请张艺谋来，让他将牡丹和龙门等标签性的洛阳文物做一个宣传短片。今年邀请了《同一首歌》和《相约洛阳》来洛阳，凤凰在洛阳做了《根在河洛》的大型寻根，这些都为洛阳进行了很不错的口碑宣传。对于提升洛阳美誉度，有很大的提升。八、彰显河洛文化,做大洛阳旅游，何不来个“一票通”呢？持“一票通”可以旅游洛阳任何景点的牡丹和文物，时间为一个月。打造“一票通”，将极大增强洛阳的吸引力。门票一次性“少得”，将换来人流的“多得”，所以门票的收入不一定会降。另外，服务业的收入将会因此而大大提高，洛阳的美誉度也会在大家的口碑中进行传播。看重门票的杀鸡取卵，还是追求综合旅游经济效益，值得我们思考。一个小小的“一票通”，将会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催化剂，也是彰显河洛文化、做大洛阳旅游的契机。

我是不会写了！！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自己写好！！不要偷懒哦！！o(∩_∩)o 哈哈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是“华夏第一王都”，是八大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丝绸之路”起始点(长安、洛阳)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感动世界的中国品牌城市”。洛阳因地处古洛水之北岸而得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崤函帝宅，河洛王国”，洛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亦是道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漫长的历史孕育出洛阳独一无二的历史与文化，衍生出其独一无二的特产。给洛阳这座千年古城添加上浓描重绘的一笔。

河洛文化研究3000字论文

河洛丧葬文化的文献论文

北京市殡葬改革30年成果概况北京市殡葬管理机构是北京解放以后，从接收和改造“杠房”等旧的殡葬服务行业发展而来。作为政府管理殡葬事务的职能部门??北京市殡葬管理处于1984年正式成立。随着北京市各项民政事业的发展，北京市的殡葬工作坚持殡葬改革的方向，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为首都殡葬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北京市殡葬管理处把目光放在树立殡葬行业新形象上，促进了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维护了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殡葬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取得了突出成就。一、深化殡葬改革北京是六朝古都，市井风俗独特，从晚清延续下来的旧丧葬习俗颇多，既是佛、道等宗教仪式和纯民俗的混合，又兼有满、汉等民族特色，既隆重又繁琐。其中，以土葬为主的丧葬习俗亟需变革。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在实行火葬倡议书上签字，揭开了中国殡葬改革的序幕，大大加速了全国人民由土葬习俗到火葬改革的转变过程。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殡葬改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时代同步，殡葬习俗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推行火葬是我国殡葬改革的核心内容，火化率是推行火葬成绩的重要标志。北京市自从推行火葬以后，火化率一直保持全国前列，但是在80年代，由于旧的丧葬陋俗有所抬头，土葬回潮，造成火化率下滑。90年代以来，北京市及各区县民政局和各殡葬事业管理部门加大力度，积极组织开展殡葬改革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各基层殡葬网络组织和居（家）委会红白理事会的作用，把殡葬改革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中，引导广大群众摈弃旧的丧葬陋俗，倡导文明节俭的殡仪新风。为此，北京市殡葬管理处采取有力措施，协调各级民政部门层层抓落实，签订责任书，明确职责和任务，采取说服教育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火化率遏制土葬陋俗，有效控制了土葬及尸体外运事件，使北京市的火化率从1984年的64%稳步提高到1994年的98%。1994年以后持续保持在98%以上，18个区县中有15个火化率达到100%。北京市还一直把提高火化率与治理乱埋乱葬现象结合起来，对平坟工作长抓不懈。由于平坟工作复杂，往往是平而复起，屡平屡起，一些干部只能“望坟兴叹”。1998年是北京市平坟工作具有里程碑的一年，北京市各级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精神和市领导关于“要彻底治理乱埋乱葬”的指示要求，把平坟专项治理作为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行动中，市及各区、县的领导亲自抓，有的区县领导亲自平掉自家祖坟，起到了带头作用。同时，给平坟户采取一些优惠政策及建立公益性骨灰林、骨灰堂等措施，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仅1999年，全市共平坟7万多个，净化了公路、铁路两侧、河湖、旅游风景区可视范围内的环境，既防止了乱埋乱葬，也堵塞了土葬陋习的回潮。骨灰安置也是殡葬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1987年以前，主要依靠骨灰堂安放骨灰，场地狭小，祭扫不便，且容易造成人员拥挤，形成事故隐患。1987年清明节老山骨灰堂前因祭扫群众过多，拥挤不堪，险些造成重大事故。为解决这一问题，90年代以来，北京市先后兴建了近30个公墓以解决骨灰安置问题。但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人口迅速增长与对墓地不断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北京市每年人口死亡数约为7万多人，如果都要占地修墓的话，人们的生存空间就会被逝者大量占用，骨灰安置方式的改革刻不容缓。为此，北京市大力推行骨灰处理多样化、立体化，推出了骨灰堂、骨灰墙、骨灰廊、骨灰塔、骨灰深葬亭等方式。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土地，也节约了修墓所需的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市加大宣传力度，推广新的安葬方式，引导人们把保留骨灰向少占地或不占土地的方向发展，进而达到不保留骨灰的目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市在一些陵园建设骨灰林试行植树葬。骨灰林由殡葬部门管理，参照林业部门经营管理办法，结合殡葬行业的特点实行科学化管理。园方负责树木保活，并允许丧家根据亡者生前的爱好、习俗、信仰、身份等选择不同的树种，可由园方植树，也可由丧家自己植树，允许丧主与其直系亲属的骨灰安葬于同一棵数下。骨灰林不占耕地，将荒山瘠地绿化，既可减少国家对绿化的投资，又大大减轻了国家对增设骨灰安放设施而增加的财政负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彭真、杨得志等同志的骨灰深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常青树下。2001年10月，北京市首家花园型无墓碑公墓??北京长青园正式营业，海淀区、丰台区、昌平区也先后建成以绿葬为主的陵园。在这里，传统的墓碑被各类树木和花草所取代，草坪葬、植树葬、骨灰墙代表了绿色殡葬的发展方向，标志着以绿色环保为主旨的“绿色安葬”方式开始在北京正式推行。更令殡葬工作者欣慰的是，经过多年的宣传推动，很多人开始逐步认可不保留骨灰的骨灰海撒方式。1994年5月，北京市成功组织了首次海撒活动，共有185位亡者的骨灰伴着鲜花与思念从天津渤海湾撒入浩瀚的大海。从1994年5月到2007年底，北京已组织了60次海撒，共有11332人参加，有5303位亡者的骨灰撒入大海。由厚葬、土葬到薄葬、火葬，从保留骨灰到骨灰撒入大海，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二、加强法制化、规范化和干部职工队伍建设北京市殡葬改革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加以纠正解决，将阻碍殡葬事业的发展，有的甚至会酿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据统计，截止1994年底，北京市先后出现39座非法公墓，共占地600亩，兴建坟墓万余座。对此，殡葬管理部门认识到：虽然遗体火葬这一文明的丧葬习俗已被绝大多数群众接受，但要改变中国几千年遗留的丧葬观念，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去规范人们的丧葬行为，巩固已取得的殡葬改革成果。1996年7月11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全国率先通过了《北京市殡葬管理暂行条例》，2001年进行了修订，正式颁布了《北京市殡葬管理条例》（简称《条例》），标志着北京市的殡葬管理已逐步走向了法制化轨道。北京市除了加大宣传力度外，还于同年10月成立了全国第一支殡葬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全面负责北京市的殡葬行政执法工作，并对区县的殡葬行政执法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执法人员必须执证上岗，北京市民政局每年举办执法培训班，邀请专家讲解有关法律、法规，提高殡葬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促进了执法的规范化。北京市政府专门发文，对取缔、改造非法公墓和平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责成有关部门将这项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和治理“脏、乱、差”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清理整顿。北京市殡葬管理处依据《条例》及市政府指示精神，先后制订了《北京市殡葬管理行政执法办法》等四个行业管理规范性文件，并与各区县执法人员联合作战。他们从严整顿、清理了北京市的非法公墓，取缔非法殡仪机构和无照摊贩，没收、销毁了一大批丧葬迷信用品，平毁几万座散葬公墓，对8个城区的寿衣店进行常年检查，严厉处罚和取缔出售丧葬迷信用品的经营网点。1997年至2008年间，北京市共开展殡葬执法19300人次，纠正违法行为6793起，罚款、没收违法所得821943元。而且，所有的殡葬管理行政执法行为均未引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北京市将市场机制引入殡葬行业中，用激励机制催化职工潜能，用淘汰机制吐故纳新，为殡葬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按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对殡葬事业的经营管理进行了重大改革。一是进一步明确了岗位责任制，以制度规范职工行为。1994年，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实行代班主任制度，让职工直接参与管理，实现了民主管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东郊殡仪馆也建立了每日主任值班制度，负责处理当班的业务工作，解决突发问题，考核当日值班人员，收集丧家意见等。二是继续完善经营承包办法，把管理、服务、经营和经济指标逐级分解承包到班组或个人，改革分配办法，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模式，实行奖效挂钩，拉大奖金差距，使殡葬一线的职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坚持定期对职工进行业绩考核，做到奖勤罚懒，对工作不积极以及出现业务差错的同志扣发奖金或调离岗位，对表现突出，成绩优异的给予相应奖励。目前，北京殡葬管理已建立了基本合理的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殡葬业是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进程而演绎变革，但它的发展相对滞后，且不平衡。在长期的演变中，不同地区、不同信仰、不同生活习性，演绎了不同的殡葬方式、殡葬理念。如何剖析现状，引导突破，这也正是时代赋予殡葬文化的重任。北京市殡葬管理部门顺势而为，注重营造整个行业的文化氛围，发挥理论先导作用，在以往文化建设成就基础上，成立以殡葬工作研究和殡葬文化研究为主的机构，并出版体现北京殡葬行业特点的杂志《八宝山》。良好的行业文化形象，吸引了一批批人才加盟殡葬事业行列。过去，曾被人们看不起的下九流“杠业”，如今吸引了一只只凤凰到这里栖息落户。北京市殡葬管理处立足于提高全员素质，在科技振兴行业的人才战略下，从“育才、引才、用才、爱才”四个方面构建和实施“人才工程”，积极拓宽渠道，引进人才。通过组织调配、社会招聘、引进大学毕业生、接收部队转业干部和聘请科技顾问等多种形式，广纳贤士。引进各类高学历人才近200名，与此同时重视人才的培养使用及全员素质提高。坚持采用技能教育、学历教育与岗位培训相结合，每年举办计算机、财会、统计、人事管理、礼仪服务等培训班。95%以上的干部职工参加了培训，并取得了单项合格证书，40%以上的职工成为规范服务先进个人，鼓励职工在岗参加函授学习，并从时间、资金方面给以支持，北京市殡葬全行业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由1994年的6%提高到2008年的49%，这些具有不同特长的各类人才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聪明才智。八宝山殡仪馆的技术人员集众多智慧，成功研制了国内先进的CH-93型自动程序控制火化炉，并通过部级鉴定，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在殡仪服务、管理体制的研究中，大量论文被中国殡葬协会和各级报刊选用，为首都殡葬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1. 华人风俗传统华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各地风俗民情。江汉平原：红白喜事一样锣鼓江汉平原上人们娶亲一般是又吹喇叭又打锣鼓，为死人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但潜江浩口镇一带风俗特殊，不管是娶亲还是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传说，从前潜江有个县太爷是有名的色鬼，一听见娶亲的喇叭响，就吩咐手下人把新娘子拖进县衙过一夜，许多青年男女与之抗争丢了性命。有一位穷秀才娶媳妇前灵机一动，用送葬鼓乐迎亲，即娶亲时只请打锣鼓的、放鞭炮的，不请吹喇叭的。果然，穷秀才平安地娶回了媳妇，县太爷却全然不知。后来人们就学着穷秀才的样子娶亲，时间长了逐渐成为风俗传承到今。现潜江一带依然娶亲时不吹喇叭。荆州：阎王请喝忘魂汤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荆州各县的丧葬习俗不尽一致各有特点。据说阎王爷派阴差“无常”专门摄取那些在生死簿上已被注销了的人。因此，松滋县有这样一个习俗：病人弥留之际，其亲属要请健壮男子手执刀剑，围坐在病床前，还在床上罩上渔网，说这样可以阻止“无常”接近病人。人一旦撒手西去，家人却刻在门外烧“落气纸”，这是给阴差送的草鞋费，让他在押送阴魂时不要太粗野；人们还要请僧道“开路”，烧纸轿、纸马供死人代步用；“开咽喉”目的是让死者在阴间也能进食。仙桃地区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之后，在死者嘴里放几片茶叶。传说，人死了后也不忘亲人，天天哭泣不肯去见阎王。阎王就做了一种“忘魂汤”，又在汤里放上几片茶叶，派夜叉端去劝死者喝。死者口哭干了，以为端来的是茶，接过就喝，结果这一喝把什么都忘记了，乖乖地去见阎王了。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死者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不愿意死者忘记自己的亲人，就设法糊弄夜叉。事先在死者嘴里放上几片茶叶，待夜叉来劝喝“忘魂汤”时，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渣，以为已经喝了“忘魂汤”。这样死者也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了。鄂东北黄冈：夫亡丧妻哭姐妹鄂东北黄冈有一个奇特的风俗，不管是丈夫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失去了丈夫，他（她）们在哀诉哭泣时，总是一口一声“我的姐妹呀！”为什么不称夫妻而称姐妹呢？据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相传盘古开天劈地时，世上还没有人。盘古琢磨着怎样造出人来，一抬头看到太阳和月亮兄妹俩，就要他们结为夫妻生儿育女。月亮妹妹性情乖巧，听了盘古的话，吓得脸色发白，忙躲到树林里去了。太阳哥哥脸色绯红，冲着盘古说：“我们是兄妹，怎能结为夫妻？”盘古说：“世上没有人，要你们太阳月亮做什么事？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副石磨，你们一人拿一块磨，从天上往地下滚，要是磨合在一起，你们就结为夫妻；若磨合不到一起，你们就还做兄妹”。太阳这才点头同意。盘古将磨交给太阳和月亮，他们提起往下一滚，盘古暗中用手一点，滚下去的磨正好合在一起。盘古说：“这是天意，你们只好这样办。”太阳还在犹豫，怕后人笑话，盘古给他一把针说：“要是有人敢看着你笑，你就用针扎他的眼睛。” 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结为夫妻。此后，世上夫妻都称为兄妹。后人也不敢看太阳，一看眼睛就针扎样疼。满梅：将逝世者捆在椅子上在满梅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人死后要把尸体扶到椅子上坐着，还要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死者面前再放一张小方桌。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呢？据说从前有一个媳妇常虐待婆婆，婆婆年纪老了只好忍气吞声。不久，婆婆死了，尸体被放在椅上坐着，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媳妇也到椅前哭几声应景。不料婆婆阴魂不散，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媳妇死死抱住，人们怎么也掰不开。媳妇知道婆婆死也记住了自己的不孝，只好当着众多乡亲面，将自己如何虐待婆婆之事一一讲出。大家都跪下为媳妇求情，婆婆这才把手慢慢松开坐到椅子上。后来人们怕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把死人捆在椅子上，面前还放一张桌子挡住，这样死人也就跳不起来了。土家人：欢喜跳丧送亡人跳丧是土家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又叫“散忧祸”、“撒尔活”。这种在亡灵前跳一夜丧鼓舞的习俗，据说是由巴人传下来的。在土家山寨，不论哪家死了老人，乡邻们都不顾劳累从各家赶来，为亡人跳一夜“撒尔活”。长阳就有这样的歌谣：“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是南方是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死者的家人也早早地准备好姻酒，腾出跳丧的场子，将亡人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在棺材的左前方放一个自制的大牛皮鼓。随着门外“嗵、嗵、嗵”三声铳炮响起，一班班男女老少涌进堂屋，他们在棺材前的空地上互相邀约，踩着鼓点边歌边舞。他们的头、手、肩、腰、臂、脚上下一齐协调动作，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他们时而相互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扭肩擦背；时而嘴唇触地衔物，说是“燕子含泥”；时而蹲下踮脚打旋；时而相互嬉戏；时而沉默；时而呼啸唱和。是欢乐还是悲哀，难以说清。不过土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武汉：清明扫墓奇观每当清明前后，一向冷清寂静的石门峰、扁担山、九峰等公墓区顿时热闹起来。车声、鞭炮声、哭声、嬉笑声以及小商贩叫卖香烛、纸线、食品的吆喝声遍于四野。只见满山烟雾缭绕、火光点点，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人群，形成了武汉地区独特的祭扫习俗景观。武汉人最看重的是庙祭和山头祭。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由必须有肉包子和香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当然，这些老规矩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了，但武汉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只是在形式上加以变异。如扫墓时携同家人和朋友踏青，祭毕，人们围坐在一起吃一笼酒菜或面包冷饮，然后春游踏青，边聊边挖野菜，据说这种野菜吃后可使人避邪防病。有的人家并无家人坟冢，但也随扫墓人流来到郊外，选择一环境优雅之处，用树枝就地划一圆圈，权当祖宗之墓烧纸焚香，然后席地而坐野餐，最后踏青于郊野。这样的人家是以祭扫为次，郊游为主。葬礼习俗：殓期殓期指的是人死后至入棺这个阶段。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德之本。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对以孝著称的门徒曾子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但自古以来，衡量“孝”的普遍标准，主要是看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态度，因此丧葬仪礼一开始，其孝亲的特色就十分显著。泉俗凡己50岁或做“公（爷爷）妈（奶奶）辈”者，在病危临终之际，均要“上厅边”，即让其卧于本家或祖厝厅堂边由四块床板临时搭成的简易床铺上，儿孙，媳妇都守候在旁送终。死者即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换寿衣，穿上鞋袜，动作要快，如迟至断气后，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寿终正寝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亲眷围尸恸哭，治丧即告开始。孝男出门，自池旁、埂边或大路口取回泥土一块，用瓦片取回，土上插香，置于尸体脚端处的地上，以示“人死入土为安”，并置米饭一碗，上插竹筷一双，称“脚尾饭”，或叫“辞生饭”。亲眷要不断地续香，焚烧冥纸（说是阴间使用的纸币），为死者前往阴间准备足够的“盘缠”。为让死者在冥冥之中走向光明，尚须点白烛一支或油灯一盏，要注意不使熄灭，称“点脚尾烛”。如再加上早在死者生前为备“百年”之后启用所“竖”之“生寿”（俗称“起大厝”），以及寿终之后“做功德”时所焚烧的纸糊大厝（内有纸糊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佣人、汽车等），可谓是对死者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考虑到了，而且类似的做法，在整个丧葬仪礼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治丧之家要在大门上挂上一块白布，或于原贴红联处覆盖白纸，让周围的人们都知道，并向堂亲姻戚报丧，给在外地或海外亲人发讯，子女闻讯奔丧。其中向姻戚报丧，尤要慎重。我国古代多流行族外婚，同姓不婚，因此联婚就成为加强部落、氏族、家族、各姓氏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感情纽带。故《礼记.昏义》在记述婚姻的功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合二姓之好”。但联婚的成果，常因一方的不幸去世而产生波折。在泉州，有的外家因怀疑女儿在夫家受虐待而死于非命（有的也确为事实），就纠集人马前往亲家“吃人命”的事时有所闻。因此民间在为女性长辈举办丧事时，十分注意姻亲关系，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习俗，这在新编的《安溪县志. 风俗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收殓前，孝男年长者要手提小桶，领全家孝眷到附近公用井乞水，回到家门口，取水一碗进屋洗尸，余水倾倒门外，然后为死者举行“辞生祭”，即可入殓。入殓时，凡生肖五行与死者相克者，均应回避，以免犯“冲煞”，收殓后，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化，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事毕，再由道士在室内外进行一些祓凶驱邪的仪式，俗称“收乌”（或于守灵结束进行）。 ttp:// 想了解的仔细就买本书看求采纳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