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汉语言文学论文范文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有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很是熟悉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以微为话题的议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生活在当今这样一个快速的、快节奏的时代，很少有人能够停下来，品一盏香茗，翻一本古旧的线装书，这种微小的幸福似乎离我们很远。同样，在这样一个物质的世界，成功的背后往往会被跟上耀眼的光环。人们越来越多地会去关注那巨大的成功，却忽视了微言行的力量。

“微”，无处不在。只要我们有一颗淡泊宁静之心。

微笑的幸福，一样可以串起一长串的感动。

也许，你工作很匆忙，来不及看看上班路上的风景，甚至来不及看看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生机与美丽。但是，你是否还记得贫困时，妻子与你相濡以沫的那份坚定？你是否还能想起上学时，同学们写给你在困境中的小纸条？你是都还能记得羽翼未丰时，父母给你的帮助与教诲……这一长串的回忆，都是微小但却真实的幸福。也许，当你身处其中之时，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请从现在开始，抓住这些微小的感动，你一定可以收获更多的幸福。

微小的言行，可以汇聚成披荆斩棘的力量。

荀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是的，涓滴之水汇成江河。也许，你并不富有；也许，你并不幸运；也许，你就只是一个平凡人。但是，要知道，正是这十三亿的普通人，才构成了这个泱泱大国，你一样可以尽你自己的微薄之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地震中，频频看到生活不宽裕，默默无闻的老人，甚至是靠救济生活的人也献出了那一份“又轻又重”的爱心。是的，一个人的力量微小，但千万人的力量就能够劈开一切，迎接光明。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微”都是美丽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社会上总有一些人，“只为了一己之私，便销钢为柔，塞责为昏，最终坏了一身人品。”只是因为贪欲，于是便接受了一笔不义之财，但这就是-败的开始。每个人都是有欲望的，但是如果不去制止那些不好的欲望，那么他就会扩展蔓延，贻害无穷。我们所要的，是让那淡泊宁静之心冲走这些微小的罪恶，让它没有可以滋生的土壤。那么社会也就光明了。

微，无处不在，但是要我们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感受，用心去做，用心去辨别，就能聆听到微的美好。

水滴汇聚成了河流，才得以成就海的壮阔；细沙堆积成了土块，才得以成就地的深远；水汽聚集成了云雾，才得以成就天的广袤……不要害怕那一己之力的弱小，总有一天，世间的力量会因你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传递微能量

“在有生之年，不倾国，不倾城，也要倾尽所有去爱。”这是张丽莉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如今她双腿高位截肢，却能不后悔那天下午鼓着勇气去保护学生的事情。她用自己的双腿换来了几条生命，她说这是最值得庆幸的事。张丽莉的背后，有着无数“最美”的个人，“最美司机”吴斌的舍身救人，“最美妈妈”吴菊萍的俯身一接……每个人的背后都承载着一种大爱和向善，他们是细小的微能量，可他们却传递和引导着国人的道德标杆，让中国因爱而生。

收获微感动

犹记得在北京地铁站门口收报纸的老人，老人自称为“四惠大爷”，对每个前来送报纸的人都会深深地鞠上一躬，说上一声谢谢，接着把手中的早已准备好的感谢卡交给对方，卡片上总会附上一句让人暖心的话，“别着急赶路而忘了吃早饭。”“谢谢你的报纸，愿你平安”之类的话语总会让路人倍感温暖。有人说，老人既是对自己尊严的肯定，也是对赶路人的关心。老人的温情卡片，给我们带来一种细微的感动，让路人匆忙的心因此而得到一丝寄托。

紧握微幸福

有没有某些时刻，自己因为他人的语言而倍感幸福？还记得《谁动了我的奶酪？》吗？里面的嗅嗅的匆匆因为找不到奶酪而失望至极，可最后他们在偌大的迷宫里因为对方的支撑而寻回了失去的友情，这比寻找食物更加重要。他们收获了友情，抓住了生命中美好的微幸福。我们疲倦的心在知道有人还关心的时候，那种咸咸的感觉就是一粒粒细小砂糖，熔化着你，甜蜜了你。

这些微小的东西，或许在未来某一天变成了主流，感染着一代人，成就着一代人。这不是大话，而是因为它们背后所承载的已不单单是一个或者几个人，而是社会需要的力量，一种强大的力量。

但愿微终能成宏大，微而不微，美丽中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见微小之物也会有大力量；“不积跬步，不以至千里”，可见微小之物也会有大智慧。不需要放大镜，斑斑荧光早已照明一片天地。

微力助公益。曾经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作者在英国留学时一次坐地铁，车上有空座，而一个母亲执意抱着有些肥胖的儿子，额上渗出了汗珠，后来作者问她原因，她却答：“我只买了一张票，我不能侵占公共财产。”如此简明的一句话，却道出了许多人的恶劣行为。

如果每个人有如此的高度，又会有多少老人无需在走停的公交车上摇摆，会“挽救”多少公园长椅，每个人献出一点力，社会的明天将会灿烂无比。

微行助成功。当贝尔的第一台电话出现了声音，人们的生活随之也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可当他发明成功之前，这件事早已被其他科学家认定是不可能的。他却因多在机器上多转了几圈，就登上科学顶峰。

可见，一个小的动作有时会是大力量，如果瓦特没有瞥见壶盖向上喷动，牛顿没有因苹果撞头，他们也许会是平庸一生。“天才是百分之百的灵感，加上百分之百的汗水”，而那百分之一的灵感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微爱助和谐。当李志敏双腿跪地为醉酒老汉做人工呼吸时，微爱早已如汩汩流泉，馨香人间。当任增芳一跃桥下，勇救轻生妇女时，社会责任的光芒照亮这位“最美女兵”。当那些名唤“微尘”的爱心人士签下这不属于他们却又归他们的名字时，中国春暖花开。

而我们又要如何将这一“微”展现呢？在学习中，认真拾起每一个知识点，有活跃的思维，和创新意识，才能“积小流成江海”。古人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堤如此，一个社会也如此。一份爱心乘以13亿，那将是爱的海洋，花的国度。捡起一片垃圾，关紧水龙头……这些看似平凡的动作如此不平凡。

有人说，“人生苦短”，恰恰有人反驳：“那是没有发现美的眼睛。”关注微小的事物，做简单的事，实质这是一个蓄积力量的过程。

将微字展现，把折角撩起，那一片光明的帷幕已迎面而来。

斯黛莉在《古墓倩影》中常说：“看一粒沙中的世界。”沙子，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子那意味着什么？沙漠中的一点金光，城垣中的一颗米粒……然而一片沙子造就了塔克拉玛干，一堆沙子筑成了万里长城。

我们诚然进入了“微时代”，这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时代，这是一个“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一份“微力量”将造就一个非凡时代，充满爱和关怀。

逝者如斯夫，逝去了他微薄的身影，留下了千年佳话。

一代尊师，千年孔圣。在兵戟相交的年代，孔子是一颗微尘，论什么《春秋》，讲什么杏坛？从鲁国奔逃周游列国，“仁义不施”，他心如刀绞，他不要焚膏继晷，他要天下大同，他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未放弃呵，于是他的微小力量延传下来，孟子荀子后继有人，儒学文化流传至今，人人讲“仁”事事讲“义”，孔子的微力量造就了和谐天下。

何处春江无月明，落下了她娇嫩的花朵，清香满世。

二零一二，何玥这个微小的身影感动了中国，感动你我。脑瘤确诊后，她毅然决定捐出自己所有的器官。不求回报，不要美名，只求善行人间。小小何玥正是花样年华却悄然离开。她捐出自己如同花朵从枝头散落，留得满地清香。命运如此残酷她却像鸟一样飞翔，她来过，她不曾离开，她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何玥用她的微力量，带动了全社会和和谐善行。

爱人若爱其身，留住了他转动的镜头，珍惜每个瞬间。

希望就在这位少年身上，伊拉克少年卡马尔·哈西姆用镜头记录国家每一个欣慰的瞬间，太阳从棕榈树后徐徐升起，有老人在图书馆门口阅读，咖啡店外摆着一杯免费的饮料。战争中的伊拉克千疮百孔，正如诗中所说：“山坡上的灵车来往不断。”没有吃的饱的热饭，没有少年的玩乐，只有不灭的战火，多少人日夜祈祷，来世不要生在这里。然而卡马尔用照片鼓励每个国人坚强生活，用他微小的力量支撑着伊拉克微弱的喘息。

微时代是一个加法的时代，让我们共同为建立一个爱心而和谐的时代鼓劲，正如冰心老人所说：“爱在左，同情在右，随时播种，随时收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微薄之力，共建美好和谐的“微”时代。

如今的社会，“微”字盛行。微博，让生活浓缩于只言片语；微电影，让每个人都有了“明星”机会；微小说，更是让忙碌的人们“快”意的享受文字的盛宴。

只是，在享受这些方便的同时，可否也想一想，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也被人们微型化了？

恶俗的穿越恶搞古文化，仅仅是为了迎合大众的青睐；流水帐似的心情随笔海量成书，只凭清新文艺的包装吸引读者的眼球；人们以工作繁忙为借口，让《红楼梦》《古文观止》这些传统经典成为语文老师的“专利”。于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被微型化了，其厚重的底蕴何在？五千年的传统与经典又该如何传承？

文化工作者们应该思考，身为社会未来的我们更应该思考。

微文化的盛行，与当今文坛浮躁、功利的风气密切相关。“文学家”们为了销量迎合大众的口味，却遗忘了身为文化传播者应担的责任。当于丹走出象牙塔，抛开“文化大家”的高帽，让《论语》之风盛行时，那些古板清高的大学教授是不是也该收回讽刺批判的语言？是不是也该带着对传统的深刻解读走近人民，真正让满腹才华得以施展？

正如索尔仁尼琴带着执着的犄角永不休止的撞向根基深厚的大树，当今的作家也该有些承担起社会家国责任的意识。抛开微文化的束缚，拥有些对传统的深知，让作品不再流于媚俗，真正淌有文化的底蕴。

至于行于社会的人们，在追求物质的富有的同时，是不是也该捂一捂灵魂的热度？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又知道多少？在享受微小说便利的同时，是不是也该拿来《瓦尔登湖》《论语》沉积思想的重量？

李时珍跋涉三十载，亲尝百草，终铸成《本草纲目》，曹雪芹泪洒半生，万红当哭，终凝聚《红楼梦》。诸此种种，哪一个不是中华文化厚重的积淀？哪一个不比穿越小说更加厚重？中国的儒家道家的思想内涵，你又了解多少？文化，不该以科技的进步、生活的忙碌为盾，逝于发展的河流；传统，不该以思想的深刻、底蕴的厚重为突刺，微而化之，简而次之。

科技，立于我们掌中；我们，又该立于谁的手中？

苏格拉底说：“我死了，你们活着，该做的事情，神明知道。”神明都已知晓的事，我们怎能不知？

纵然科技进步，世界也立于我们掌中，但生命的河流不可止息，文化的传承不可遗弃。

文化，不可微！

拿破仑从一普通的士兵到万人的统帅，没有从微小处的努力，何来成就千古伟业；秦国从七国中普通小国到统一全国的枭雄，没有细微之处的改革，如何成就统一大业；唐玄宗开创史无前例的盛世，没有细微之处的励精图治，如何换来兴国安邦的盛世之景。

纵观历史，哪位伟人没有在细微之处下功夫？见叶知秋，见微知著。只有踏实走好每一步，才能实现下一个飞跃。

晚清重臣曾国藩，本是文官，却有勇气担任湘军统帅，曾国藩自青年起，便坚持记日记，每日都会从每日的言行中反省自己的不足。他爱国爱民，平定太平天国叛乱，他不慕名利不求富贵，自剪羽翼忠心为国，积极倡导实业救国。人称曾国藩为千古第一完人。正是曾国藩对微小之处的认真，对小事的谦逊，成就了他的千古美名。可见，对于微小之处的认真，足以反映一个人的态度。我们只有处理好小事，才有可能成就大事。

光武帝刘秀本是一介农夫，整日躬耕于田垄，其兄刘演笑他只能做些小事，不能成大事。王莽政变后，刘秀等人揭竿而起，凭借自身的细心和认真推翻王莽政权，光复汉室。称帝后他将眼光投向百姓，投向平时看似微小的事物。实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安抚百姓，为国家打下根基。正因为刘秀早年的经历，才让他得知不可忽略的细微之处，最终完成“光武中兴”的伟业。

没有足下的一抹绿，哪里有无边无际的草原；没有一滴水的坚持，哪有奔腾的河流。一代文学大师钱钟书用几十年的笔记、经验浇灌出震惊世界的著作《管锥篇》。无臂钢琴家刘伟用脚趾敲出一个个音符使之连贯成动人的旋律。居里夫人用卑微简陋的装备提炼出属于全人类的镭。没有微小之处的坚持，何来伟业之下的根基呢？

如今我们进入了一个“微”时代，微博、微公益、微电影……微小的影响却可以折射出人生百态。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纵观古今，感受当下。我们更应从“微”处做起，用“小”的行动来体现“大”的态度，用“微”处的认真，来谱写未来精彩的蓝图。

其实，最微小的才是最高贵的。

大地正因微弱生命的点缀，才得以展现它的生机勃勃；天空正因为微小景色的装饰，才得以炫耀它的湛蓝深邃；大海正因卑微生命的存在，才得以充满神秘……世间万物无不是在微小处创造它的伟大。其实，最高贵的.就是最微小的。

微薄之力铸就爱的奇迹。

一个微笑的手势，便是对他人最好的帮助；一个耐心的等待，便是对他人最深的体谅……这些是小，但这些难道不是最伟大的吗？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即将到来，就单中国来说，如果每个人能种上一棵树，那么还会出现“伸手不见五指”的雾霭天气吗？只要人人都尽一份微薄之力，我相信爱就在附近。这份微薄之力足以让我们在大自然灾害面前立足。

微现象折射时代风云。

前不久在中国汉口，类似“小悦悦事件”又重新上演。一轻生女子跳水，在两分钟内竟无一人理睬最终女子窒息死亡。对于这，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传统美德究竟在哪里，人性的善良究竟还在不在。残酷的现实、冰冷的社会让人们不得不恐慌。就单单一个微小的现象就能引发社会的关注，让我们对这个时代反思。

微言行影响社会人生。

“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娱乐节目上女嘉宾的一句话让我们震撼。钱固然重要，但它终不是万能的，当今社会的金钱观足以让我们对人生进行反思。随着“光盘行动”的进行，节俭之风也渐渐盛行起来。每个人都将这微小的行动进行下去，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个家会越来越美。

穿越历史的长廊，透过那层扑朔的白雾，在时间的沉淀中，去观微小中的伟大。智慧的化身诸葛亮曾是一介卑微的耕农，明朝创建人朱元璋曾是在街头上卑微的乞丐，中国飞天第一人杨利伟竟是一个微小的脱鞋细节成就了他的航天梦……可见，帝王将相于卑微处盖起雄奇伟业，文人墨客于细微处成其千古文章。

“微”，确实不大，但最微小的难道不是最高贵伟大的吗？

每一片花瓣都展示着一种瑰丽的色彩，每一根花丝都蕴含着一种甜蜜的味道，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再微小的美丽也可以装点世界；再细微的爱，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

小爱是一粒种子，带给沉厚的土壤无限的希望。

林秀贞便小心翼翼地捧着这颗种子，站在干涸的土地上，将爱撒下，用心血浇灌，终于，种子破土的声音，在春天的风中，不断回荡。

她就是不忍看别人掉眼泪，听不得别人一声哀苦的叹息。于是三十年来，她赡养了八位孤寡老人。她从未觉得自己伟大，从未觉得什么大爱无疆，她只是用每日细微的关心与爱撑着八位老人生命的天空。小爱这颗种子，终于在她日复一日轻声的喃呢声中，露出嫩绿的枝叶，这抹绿，是那样剔透，又是那样深沉，以至于淹没了整个世界。

小爱是一抹细微的光，照亮漆黑深沉的夜空。

黄舸的世界，黑稠的像墨，禁锢着他，封锁着他，缺氧的感觉让他无法抬头望向外面的世界。然而，别人细微却无私的关怀，化为一束光，照亮了他得世界。

他是一支熄灭的蜡烛，善良的人给予他一点火星，他便欢快地燃烧起来。这细微的温暖，化为他强大的动力。于是他行程1。3万多公里，当面向那些曾帮助过他得人道谢。一路上，他播撒这爱得阳光，传递着爱的感动。这细微的爱，成为他心里永远不灭的光，照亮漆黑的夜空。

小爱是一阵清爽的风，吹净积满尘埃的心。

捐款箱前，一个灰色的身影走过，只留下许多捐款与“微尘”这样一个名字。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身影属于谁，但是，越来越多的“微尘”，就这样行走在我们身边，带给我们无限的感动。这样细微却无私的爱，就像一阵清风，散布在风中的微尘虽小，却带来了足以淹没整个世界的感动，我们的心，在这感动地冲刷下，渐渐变得剔透而温暖。

这样的爱，是那样微小。不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澎湃，也不似“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浩大，更不如“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缠绵。但这样的爱，微而不微，微小的爱，创造世界的奇迹。这样的爱，像那孤零零的星，单薄弱小，但无数的星星汇成银河，便照亮了整个世界。

一个个词句滑落笔尖，诗人写出了奇妙的美与忧伤；一颗颗星子在天际眨眼，星空描绘出壮丽的诗篇；一尾尾鱼儿在大海跃动，无垠的海面星光闪闪；天使微微一笑，爱、花香与美洒满人间。“微”的温暖可以带来一季春天，“微”的力量可以开出一片神世界。

携微言一片，书写生命的绚烂诗篇。

从容似水，人淡如菊。她一字一句，写下了眼泪中含着微笑的《我们仨》，在人生的迟暮之年里，她仍紧握着手中的笔杆，一点一滴地遨游在文学之海，如一尾鱼儿，无拘无束，从容自在。她没想过停歇，她说：“我不敢放下笔，每天都要写一点，每天都要力求进步。”就这样，在迟暮之年，杨绛用点滴文字记录着人生，为黑暗中摸索、苦痛中挣扎的人们点亮一盏温柔的心灯。这灯不夺目，不耀眼，却温暖得刚刚好。杨绛知道，作为一个作家，她的使命就是为读者写出更有温度、更有灵性的文字，但杨绛不知道，她自己就是一本耐读的大书，她早已将自己的片片微言融入了生命的鸿篇。

执微行一件，传递正义的大举动天。

一个竹筒，一枚硬币，她携同伴一道，为拯救天下苍生，走出密闭的寺院，走出幽晴的深山，践行自己普渡众生的承诺。从五角钱的积攒到地震海啸时上亿元的善款，证严法师正是从微行做到了惊天动地的义举。心中藏一弯明月，何惧人间迷离。证严法师的大义洒遍了世界每一个无助的角落。证严法师知道，作为一个僧人，一个佛者，她的使命的兼济天下，普渡众生，将光明散布到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但证严法师不知道，她这点滴义举早已感天动地，震动着许多沉睡已久的心。

怀微德一缕，散播爱与良知的大爱无言。

千钧一发，垂危一息，人民教师张丽莉怀着对学生的爱将自己的身体伸向了无情的年轮。孩子们安全了，老师却昏迷不醒。人们问，为什么如此一个弱女子，却能有如此的勇气胆识、以致不畏生死？答案再简单不过，那就是对学生、对孩子们深深的爱。面对生死存亡之机，张丽莉自己唯一的使命就是保护孩子们，哪怕付出生命。但张丽莉不知道，他的责任与担当唤醒了多少麻木的灵魂，使大爱在天地涌动。

千里之行，九层之台，“微”为根基。从“微”开始，我们终将怀抱诗、信仰与爱，抵达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

让我们以“微”为伴，转身，拥抱整个世界。

国籓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籓婉拒之。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力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籓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

这是从《清史稿·曾国藩传》中摘录的一小段，如果不符合要求，在百度里查一下《清史稿·曾国藩传》自己再摘取一些吧。

翻译：海秋姓汤名鹏，是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中了进士。

起初担任礼部主事，年刚二十，自负才气。写的文章深刻奇特，大家对他的才华感到惊讶，调任军机章京。

补任户部主事，转任贵州司员外郎，提拔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汤海秋在军机处（任职），能够看到全国各地（呈送）的奏章，又曾在户曹任职，熟悉官场事务，情绪微昂，有担负当世（重任）的志向。

每次给高官写信，经常发表各种见解。等到担任御史，二十天上了三篇奏章。

有个担任尚书的宗室叱责某官员，旁人跟风批评，皇上搁置了尚书的奏章。海秋认为官员如果有过失，应当交给有关部门来处理，不可像对待仆人一样侮辱他；长此以往，大臣慢慢会形成威福之势，（对这种做法）如果处理过轻，不足以起到警告作用，并且引用嘉庆年间的旧事作为证据。

皇上认为海秋不能胜任言官的职责，罢了他的官，让他回户部继续担任员外郎。当时，海秋正打算上奏，文章很有见解。

但他还没来得及上奏，就改任了官职，他看到自己的主张不能被采纳，于是发愤著书，想把自己的主张在天下显露、陈述出来，写了《浮邱子）九十一篇。一篇文章数千字，遍论治国之道及其他学术文章；有《明林》十六卷，指出前代得失；《七经补疏》，晓明经义；《止信笔初稿》，记录了很多的传说或事实。

所有的作品都给人看，惟有《止信笔初稿》，几乎没人见过。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给人看），他答：“这是藏在石室里的书啊。”

英国入侵，沿海各省闹心。皇上两次下令，没有结果，最终还是和英国谈判通商。

海秋大怒，无奈已经被罢黜，不能给朝迁进言，却犹然分条上书，谈了三十事，通过尚书转奏给皇上。主掌朝政的大臣说：“这是书生之见罢了！”皇上虽然召见海秋，却什么也没问他，只是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

海秋这时已经改任本部四川司郎中，朝廷竟没有考核他。海秋感慨郁抑，所作的诗经常充满悲愤沉痛。

二十四年七月去世。年四十四。

海秋从小就写文章，才气出众。刚中进士时，所写的作品，人们争着传诵他的稿子，几乎洛阳纸贵。

海秋说：“这些文章不足一提啊。”取法汉魏六朝到唐人的诗歌，摩仿他，一定要一模一样，完全具备它的形体特征，已经付印的有三十多卷。

又喜欢写文章，曾经对他的友人说：“汉朝以后的作者，有的专门擅长文辞，但在义理、时务方面不足；有的精通义理、明晓时务，但无文采；二者兼有的只有唐时的陆宣公、宋时的朱子罢了。我想效法古人，以二公为目标。”

他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姚莹说：有人凭借宗室尚书的亲近尊贵，令举朝之人不敢呼吸，但海秋却敢放言弹劾他，可见他的刚硬风骨。

他又与宜黄黄树斋、歙徐廉峰及亨甫用诗相交。我仍然记得他来狱中探望我，等我出狱后，又与大家为我置酒相庆，又一同赴亨甫之丧，依依不舍地送我出都门时的情景。

转眼二十年间，人生浮沉生死竟如此，好痛啊！原文：海秋汤氏名鹏，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进士。初为礼部主事，年甫二十，负气自喜。

为文章震烁奇特，诸公异其才，选入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员外，擢山东道监察御史。

君在军机，得见天下奏章，又历户曹，习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书大吏，多所议论。

及为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其人讦之，上置尚书吏议。

君以为司官朝吏，过失当付有司，不可奴隶辱之；此臣作威福之渐也，吏议轻，不足以儆，援嘉庆中故事争之。上以为不胜言官任，罢回户部员外。

而君方草奏，大有论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见其言不用，乃大著书，欲有所暴白于天下，为《浮邱子》九十一篇。

篇数千言，通论治道学术；《明林》十六卷，指陈前代得失；《七经补疏》，明经义；《止信笔初稿》，杂记见闻事实。诸作皆出示人，惟《止信笔初稿》人多未见。

或问之，曰：“此石室之藏也。“英夷事起，沿海诸省大扰。

上再命将无功，卒议抚通市。君愤甚，已黜，不得进言，犹条上三十事于尚书转奏焉。

大臣用事者曰：“书生之见耳！”上虽召见君，而无所询，报闻而已。君是时已更为本部四川司郎中，京察亦竟不得上考。

君感慨郁抑，诗多悲愤沉痛之作。二十四年七月卒。

年四十四。君少为文，有奇气。

初成进士，所为制艺，人争传其稿，市肆售之几遍。君曰：“是不足言文也。”

取汉魏六朝迄唐人诗歌追拟之，必求其似，务备其体，已梓者三十馀卷。又好为文，尝谓其友人曰：“汉以后作者，或专工文辞，而义理、时务不足；或精义理、明时务，而辞陋弱；兼之者惟唐陆宣公、宋朱子耳。

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为归。”其持论如此。

姚莹曰：以宗室尚书之亲贵，举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弹之，亦见骨鲠之风矣。君又与宜黄黄树斋、歙徐廉峰及亨甫以诗相驰逐。

犹忆君探余狱中，及出狱后，与诸君置酒相贺，又同治亨甫之丧，依依送余出都门时也。俯仰二十年间，升沉存殁若此，悲夫！此文出自道光年间·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扩展资料写作背景：《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

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

翻译：海秋姓汤名鹏，是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中了进士。

起初担任礼部主事，年刚二十，自负才气。写的文章深刻奇特，大家对他的才华感到惊讶，调任军机章京。

每次给高官写信，经常发表各种见解。等到担任御史，二十天上了三篇奏章。

一篇文章数千字，遍论治国之道及其他学术文章；有《明林》十六卷，指出前代得失；《七经补疏》，晓明经义；《止信笔初稿》，记录了很多的传说或事实。所有的作品都给人看，惟有《止信笔初稿》，几乎没人见过。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给人看），他答：“这是藏在石室里的书啊。”英国入侵，沿海各省闹心。

皇上两次下令，没有结果，最终还是和英国谈判通商。海秋大怒，无奈已经被罢黜，不能给朝迁进言，却犹然分条上书，谈了三十事，通过尚书转奏给皇上。

主掌朝政的大臣说：“这是书生之见罢了！”皇上虽然召见海秋，却什么也没问他，只是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海秋这时已经改任本部四川司郎中，朝廷竟没有考核他。

海秋感慨郁抑，所作的诗经常充满悲愤沉痛。二十四年七月去世。

年四十四。海秋从小就写文章，才气出众。

刚中进士时，所写的作品，人们争着传诵他的稿子，几乎洛阳纸贵。海秋说：“这些文章不足一提啊。”

取法汉魏六朝到唐人的诗歌，摩仿他，一定要一模一样，完全具备它的形体特征，已经付印的有三十多卷。我仍然记得他来狱中探望我，等我出狱后，又与大家为我置酒相庆，又一同赴亨甫之丧，依依不舍地送我出都门时的情景。

转眼二十年间，人生浮沉生死竟如此，好痛啊！原文：海秋汤氏名鹏，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进士。初为礼部主事，年甫二十，负气自喜。

为文章震烁奇特，诸公异其才，选入军机章京。补户部主事，转贵州司员外，擢山东道监察御史。

君在军机，得见天下奏章，又历户曹，习吏事，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每致书大吏，多所议论。

及为御史，再旬而章三上。有宗室尚书叱辱满司官，其人讦之，上置尚书吏议。

君以为司官朝吏，过失当付有司，不可奴隶辱之；此臣作威福之渐也，吏议轻，不足以儆，援嘉庆中故事争之。上以为不胜言官任，罢回户部员外。

而君方草奏，大有论建。未及上而改官，君见其言不用，乃大著书，欲有所暴白于天下，为《浮邱子》九十一篇。

姚莹曰：以宗室尚书之亲贵，举朝所屏息者，而君倡言弹之，亦见骨鲠之风矣。君又与宜黄黄树斋、歙徐廉峰及亨甫以诗相驰逐。

犹忆君探余狱中，及出狱后，与诸君置酒相贺，又同治亨甫之丧，依依送余出都门时也。俯仰二十年间，升沉存殁若此，悲夫！此文出自道光年间·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扩展资料写作背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精华集，共二十六卷。

《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

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古文选本。但是，由于它是供学塾使用的读本，故而所选文章偏重文彩，偏重通俗，缺少一种学术的厚重和大文化的广博。

《经史百家杂钞》则不然。《杂钞》在网罗文献的广博上和选文思想的学术底蕴上，无疑都是超过了《古文观止》的，而所选许多文章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也是并不亚于《古文观止》的。

“观止”者，观此为止也，其他不必看也。《经史百家杂钞》，可以说就是曾国藩编纂的一部“古文观止”。

《经史百家杂钞》，也可以叫作《曾氏古文观止》。作者简介：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诸位贤弟足下：诸弟在家读书，不审①每日如何用功。

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此三事者，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②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

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页，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日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

予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行之。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③，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予身体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则头晕，不耐久坐，久坐则倦乏。

时时属望，惟诸弟而已。兄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

这是我第一次看有关曾国藩的书，阅读之前，坦率地说，我对其了解甚少。

所以今日写此书评，也只能算是浅谈。第一次见到曾国藩这个名字，是在小学上历史课的时候，一两行文字概括了他的一生最大“成就”—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当时的印象就是曾国藩是个不折不扣镇压中国农民起义的大刽子手，换句话说就是晚清腐朽政权的走狗。

一晃儿多年过去，再听到这个名字却是在去年参加的一次培训课堂上，一个台湾讲师对他很推崇，并向我们强力推荐《冰鉴》这本书。众所周知，曾国藩长于识人、选人、用人，《冰鉴》这本书写的就是他看相的学问。

《论语别裁》一书中曾谈到："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实流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曾国藩德相术口诀：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彼时，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对面相之术也很好奇，当时，还很郑重地抄下了这个口诀，并画下了那幅巨大的面谱，但从此就搁置一边，再没掀开。

最近看到曾国藩的名字，就是前两周去附近的图书馆借书，恰看到书架上有这本传记，一时好奇，借了回家，想看看曾国藩在他的侄儿笔下到底会是怎样一个人。这本书用了两天读完，感觉还不错，材料翔实，立论客观，让我对曾国藩的认识也渐渐有了一点概念。

本书初以《曾国藩之生平与事业》问世于1935年，一时洛阳纸贵。作者系曾国藩的侄子，所以全文写作多是简化文言文，读起来有些费劲，有些章节内容多有重复，脉络不够清晰，文学观赏性不够强，但作为一本研读历史的素材来看，已是绰绰有余。

最可贵的是本书编选了曾国藩的若干诗文、笔记、书信，与正文相呼应，可以了解到真正的曾国藩，但前提是要具备一定的文言文功底。对于曾国藩的评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但在本书里，作者立场鲜明：曾国藩是清朝的中兴之臣，正是因为他成功的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才得以使清朝又延续了60年寿命，中国没有提早分崩离析。而近代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评价早已从教科书上一边倒的积极褒扬转为较客观的历史评价，太平天国起义虽然是一次大型的农民起义运动，但是它并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上，从洪秀全入住南京后给后宫嫔妃立下的“十不准”就能看出其与腐朽的清朝统治政权没什么区别；另外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较量，与其说是一次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镇压，不如说是两者迥然不同的政治思想之间的一次较量，因为曾国藩是铁杆的儒教卫道士，而洪秀全拥护的则是基督教，宗教这个东西是最具有排他性的。书里曾提及“记得有一位日本学者说起，曾国藩和天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幕东方的宗教战争，这话实在有几分可信。”

历史这个东西是最讲不清的，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种历史，这里就不纠缠于曾国藩的历史功过了，只谈一点，我对曾国藩本人的印象。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曾国藩的虚心求过及持之以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平时每天自己找出过失，请旁人指出过失，等到感觉过失存在时，再用极大地毅力来改过。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前以八德自勉，曰：勤，俭，刚，明，忠，恕，谦，浑，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浑二字，尤觉相违，涑愧无已。

（甲子四月）”曾国藩求过的第二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谏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

联想今日，许多红了的所谓“名人”，别提自查过失了，就连别人的意见主动送上门来都懒得理会，置若罔闻。一时间批评意见听得多了，甚至会恼羞成怒，反咬一口，比如前段时间李少红携新版《红楼梦》中的年轻演员们到上海录制节目时突然情绪失控，指责媒体如今对新《红楼梦》满是挑刺和负面报道。

“我认为新《红楼梦》播出以来媒体一直以挑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从不写我们好的地方，只写负面报道，这是什么心态？反复黑《红楼梦》，这太武断了。”我想曾国藩如果活到今天，听到此番言论，不知作何感想。

不管怎样，不管处于什么时代，这种虚心求过，严于律己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和借鉴的。曾国藩在年轻时曾立下著名的“日课十二条”，作为他每日生活的规范：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物。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三、早起：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绝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文学自魏晋南北朝逐渐由自发向自觉状态转化之后，在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文学研究在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却一直处于文化秩序的边缘，直到晚清才逐渐走上自立之路。文学研究走向自立并非是从文学观念开始，而是从形式层面开始被纳入转型期文化秩序的。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文学虽然显示了从经学和理学等庞大秩序中脱离出来的迹象，但是在“文以载道”的思想与科举制结合产生的合力压制下——即使在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后，在“癸卯学制”中仍然还是以学生的学习等级来确定其出身等级，可见文学观念不可能纯化，其核心理念仍然由经史及诸子理学承载。但是在形式层面上，经过洋务、维新与传统文化三种思想的激烈碰撞，不得不在语言文学教育体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外在表征等方面采取新的形式而被纳入新的秩序之中。清季民初的历史文化虽然出现裂变和转型，但文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经史及诸子理学的变体，承载着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保持“中学”之本源的重要方式；但同时它又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引入了西学模式和现代学科体制，意外地出现在新的文化秩序之中。两者虽然是矛盾的，但正是在这种裂变的历史机遇中，文学才得以正本清源，逐渐摆脱经史及诸子理学秩序而在新的文化秩序中逐渐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这一过程中，以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为代表的近现代语言文学教育，以及在这种教育体制中逐渐完善的文学学制，无疑是文学形成现代形态和文学研究走向自立的重要动力机制。陈国球先生在考察了晚清关于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三大章程——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奏议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张百熙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3年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回顾了文学如何一步步地成为一个重要学科的过程之后，认为文学“无论从语言、文字，以至其表达模式，都与文化传统关系密切，抱着‘存古’思想的张之洞，反而刻意要在西潮主导的现代学制中留下传统的薪火。在这个情势之下，‘文学’的内涵虽还是褊狭的‘词章之学’，但其学术位格已有相当现代化的规划。接下来的变革，就是‘美感’、‘虚构’等西来观念对‘文学’定义的改造，这又有待继起的文化政治的推移了。”1其评价颇为精当，文学立科确由三大章程肇始，文学观念也是在西来观念和文化政治的合力下改造的，但文学立科并非偶然，在此之前的京师同文馆和晚清书院教育已经开始接受西化教育模式和西来观念并逐渐形成了新文化政治的雏形，对文学进入现代性的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篇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内地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的字句，是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的，在法文本中是没有的，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是无效的，但后来侵略者强横坚持得以实行。此事对签订条约的钦差大臣奕欣刺激颇大，1861年奕欣上书奏请章程六条，其中第五条即为：“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2奕欣的这举动虽出朝政和外交的需要，但其主张却得到洋务派的大力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冯桂芬、郭崇焘等人也都为兴办洋务而身体力行，纷纷为开设京师同文馆献计献策，客观上也为近现代西方语言文字及文学教育提供了官方支持。 1862年奕欣等在《遵议设立同文馆折》中正式提出具体章程，主要设立天文和算学，并遵照乾隆22年（1757年）设立的“俄罗斯文馆”模式来设立同文馆，“俄罗斯文馆”虽以学习俄语为主，但在科举制中仍然担当了选拔官吏的角色，“五年由本馆考试一次，考取一等者授八品官，二等者授九品官，三等者留学读书”3。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为三品官衔，法文教习华必乐为四品官衔，化学教习毕利干为四品官衔。同文馆的学生则按照学习程度来定其出身或官阶。奕劻也在《遴选学生派充同文馆攥修官片》（1886年）和《遴选学生充当翻译官片》（1888年）中规定了学生的出路，而且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随使出洋。在此期间，虽然有以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上奏朝廷认为同文馆只是学习西方技艺之末，有碍学习中国圣道，“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应该奉夷人为师，但同治皇帝却下旨认为设立京师同文馆“不过借西法以引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4。由此确立了京师同文馆的合法地位，自1862年开办英文馆，1863年设立法文馆和俄文馆，1867年添设算学馆，1872年设立德文馆，1896年增设日文馆，直到1900年在八国联军的战火中焚毁而停办，最后于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它在整个晚清教育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而且对科举制和传统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正如丁韪良所言：“有希望革新这古老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新教育潮流之所以日臻蓬勃，来源虽多，但其最初的源泉却是五十年前在北京设立的一个研究外国语文的小学校——同文馆。”5新教育是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开始的，而一国语言文字的根本载体在于文学，因此京师同文馆及后来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无疑是对外国语言文学的传播奠定了最初的语言基础。如果说同文馆的设立促进了近现代外国语言文字及文学的传播，那么各地纷纷开办的各式书院，则在承续经史文化及理学传统的同时，为中国语言文学的自立蓄积了力量。1873年创立的陕西味经书院分为道学、史学、经济、政治、训诂等五类，并规定了其详细的教学规程：“《易经》、‘四书’，儒先性命之书，为道学类，须兼设外洋教门风土人情等书；《书经》、《春秋》、历代正史、通鉴纲目、九朝东华录等书，为史学类，须兼设外洋各国之史，审其兴衰治乱，与中国相印证；《三礼》、《通志》、《通典》、《通考》、续《三通》、皇朝《三通》、及一切掌故之书，为经济类，须兼职设外洋政治《万国公法》等书，以与中国现行政治相印证；《诗经》、《尔雅》、《十三经注疏》及《说文》，先儒考据之书，为训诂类，须兼设外洋语言文字之学已经历算，须融中西。”6诸如《诗经》之类的文学作品被纳入训诂类，文学虽然被提到，但其地位相当边缘，还是着重于语言文字及经史方面。1876年创立的上海求志书院，学习科目分为经学、史学、掌故之学、算学、舆地之学、词章之学等六科，词章之学已经作为独立之学单列一科，“试之经义以验其根柢，史论以占见其识蕴，策问以究其才略，韵语以观其文采”7，虽然词章之学未必与文学的本义完全相同，但是其转变预示着文学已经向学术中心转移。1889年张之洞在创立广雅书院时指出：“讲求经史、身心、希贤、用世之学，名曰广雅书院”8，设立书院的课程及规程为：“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屑；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论；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之学以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士习以廉谨厚重为主，不取嚣张，其大旨总以博约兼资，文行并美为要规。”9，并设分校（副校长）四人，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等门分别讲授，此处文学大约仍然是指词章之学。1890年他又在湖北创立两湖书院，其课程则分为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虽然此时现代的文学观念尚未最终形成，文学的涵义也是相当宽泛，但文学的地位在形式上已经开始得到了确认，这是文学自立迈出的第一步。在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前，1897年在严复等人的帮助之下由张元济主持设立的通艺学堂是一个特例，对文学的理解独树一帜。张元济阐述其宗旨为：“国子之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此学堂名曰通艺”，“欧美励学，新理日出，未知未能，取资宜博，故此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其课程设置为“文学门”和“艺术门”10：文学门：舆地志泰西近史名学（即辩学）计学（即理财学）公法学理学（即哲学）政学（西名波立特）教化学（西名伊特斯）人种论艺术门：算学几何（即形学）代数三角术（平弧并课）化学格物学（水火电光音重在内）天学（历象在内）地学（即地质学）人身学制造学（汽机铁轨在内）从上面所设立的科目可以看出，文学门实质上就是人文社会学科，艺术门则是学习西方技艺，张元济也规定：“长于记诵者，于文学为宜；长于思索者，于艺术自易。”11这种文学观念来源于西方的文科，与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修身养性等相关的科目都包含在内，其目的只是为了博学从政。而张元济、严复等人都试图以西学挽救国运，张元济后来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社会通诠》、《群学肄言》、《法意》，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和日本黑田茂次郎撰写的《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等等，胡适对两人作了中肯的评价“当日的中国学者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严复与林纾的大功劳在于补救了这两个大缺陷。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并且认为严复所译的书原来的文本就有文学的价值，而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上也应该占有很高的地位，而林纾更是开辟了一块新的文学领地，“自有古文以来，从不曾有这样长篇的叙事写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12由此可见，虽然张元济、严复和林纾等人的主观目的只是从人文社会学科上启发民智以图国家复兴，但在客观上却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意外地崛起，逐渐涵盖并独占了“文学门”。下篇 1896年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奏请朝廷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并在京师设立大学堂，随后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规定了京师大学堂宗旨：“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3并认为学问应当分天文、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十科，而此处所指称的“文学”只不过是各国语言文字，虽然在宗旨中似乎赋予了“文学”一种“中学为体”的文化使命，而实质上此十科都是指西学，“中学”的经史子集和理学传统在他看来已经是一种至上且十分成熟的学问。李端棻和孙家鼐的奏请直到1898年在百日维新中才得到确认，并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议定之下成为具体章程。1898年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上《奏议京师大学堂折》，章程随此折子呈上御览并得到认可。《京师大学堂章程》首先确定了晚清以来被尊为国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力矫流弊，标举两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14而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新变法、经世致用和增强国力以图复兴，在这种形势之下，被称为“无用之用”的文学自然得不到重视，正如陈国球先生指出的“处于当时情势，传统学术追求‘经世致用’，有需要借用西学来开展；传统学问需要经历整编选汰，重新排列一个足以配合‘西学’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谓‘文学’，或者梁启超早年所以自矜的‘词章’，就要外放边陲了”15。梁启超所谈的“词章”应该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文学”，但他又认为“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通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语，亦附此门”16，把文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与西方各国语言文字同等对待，而不能溺志于文学之中。《京师大学堂规条》中也规定：“记诵词章不足为学，恭行实践乃谓之学，五经四子书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历万古而常新，又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离。学者果能切实敦行，国家何患无人才，何患不治平，虽胜残去杀皆可做得到，岂仅富强云尔哉！学人能贯通群经固好，否则专治一经，余经但随时涉猎，通其大意亦可。”17可见文学之所以能单列学科，是在于其能在语言文字和其他学科中“恭行实践”，能贯通古今、说理论事，甚至经史子集之类的书籍亦应切实敦行，求其致用之效。梁启超还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依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学制制定了“学堂功课例”18：西国学堂所读之书皆分两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专门学者，每人各占一门者也。今略依泰西戏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列表如下：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逐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为溥通学；其应读之书，皆由上海编译局攥成功课书，按日分课。无论何种学生，三年之内必须将本局所攥之书，全数卒业，始得领学成文凭。惟体操学不在功课书之内。英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一，法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二，俄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三，德国语言文字学第十四，日本语言文字学第十五，以上语言文字学五种；凡学生每人自认一种，与溥通学同时学习，其功课书息各该国原本。专门学则列算学、格致、政治（法律）、地理（测绘）、农学、矿学、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医学）等十门，在溥通学毕业之后每人选修一到两门。从表面上看，此处的溥通学类似当前理工科中开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学语文、大学体育、大学英语等公共课程，而“文学”如同大学语文一样，只是训练语言文字的运用、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提高审美趣味和道德修养，“文学”虽排名第九，却与体育学一样没有被当作一门学问。而实质并非如此，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的时候，所学科目就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四种，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19梁启超所学之四科几乎与溥通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同，而且溥通学须在三年之内学完才可以毕业并领取学成文凭，而专门学只是在毕业之后再选取一到两门学习，对学习程度也并无严格要求，可见梁启超虽然为了维新而开设十门西方致用之学，但是在文化情感和思想根柢上仍然认为溥通学才是根本学问。但是梁启超一方面批评学堂对溥通学的轻视，“夫此四五年之间，于中国之学，既已循例若赘，阁束一切，则其所诵经书，只能谓之认字，其所课策论，只能谓之习文法，而绝不能谓之中学”20，认为学堂对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文学等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为了维新变法而在专门学中舍弃这类学问，而只保留致用之学。这种矛盾实质也反映了文学的自立及学科建制并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转变过程，是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存在矛盾的，现代化过程中的语言文学教育必须以致用为先，因此就不得不以牺牲经史及诸子文学为代价。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京师大学堂的筹划被保留了下来，这说明现代化的进程并未因为维新变法的失败而全面停止，相反在致用之学的设置上更是加大了力度，“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21，而对经史及诸子文学等“为体”之中学却意外地被降之次位。深得慈禧重用的孙家鼐在1899年《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也提到“查原奏普通学凡十门，按日分课。然门类太多，中才以下断难兼顾。拟每门各立子目，仿专经之例，多寡听人自认。至理学可并入经学为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子书有关政治经学者附入专门，听其择读。”22他虽然以门类太多而断难兼顾为由削减普通学，但在奏折的“多寡听人自认”、“诸子文学不必专立一门”、“听其择读”等语可见其真实用意在于兴致用之学以图国家强盛，尤其是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及多次战争失败的教训之下，晚清政府更是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的迫切性，在内忧（维新变法及天平天国）外患（列强侵略）的紧急关头不得不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学科体制以图尽快笼络致用之才缓解国家的燃眉之急。文学学科在这种历史时刻自然是被极度地边缘化了，直到慈禧在1901年宣布变法之后，在张百熙和张之洞的主持之下才制定出相对完备的新学制，文学才得以重新定位。 1902年张百熙以管学大臣的身份受命制定新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而“所有从前设立之同文馆，毋庸隶外务部，着即归入大学堂。一并责成张百熙管理”23，从此京师同文馆完成了向京师大学堂的转变，而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拟定并由朝廷以“钦定”名义颁行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的建立，此学制亦称为“壬寅学制”。但此学制很快招至各方批评，随后张百熙又奏请与张之洞、荣庆一起主持章程的修订工作，并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制定出《奏定大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此学制沿用至1911年清朝结束。 “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24，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25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文学在知识谱系学中位置的最终确认并得到具体实践，则是在“癸卯学制”中。张百熙和张之洞为了重订学堂章程，再次上折阐述立学宗旨：“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26可见他们既想引进西方教育体制，而又希望保存传统文化精神的思路，因此在分科上显示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癸卯学制”中大学堂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作为首科的经学科又分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和理学等十一门，经学从“壬寅学制”从属于文学大科而转至单独设立一科，且分为十一门来学习，理学也附在经学科之中，可见经学已经被提高到至上的位置，体现了晚清在最后几年对“中学为体”的重视程度之深。政治科仅分为政治和法律两门。而文学科分为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等九门27。文学科从“壬寅学制”中宽泛的大文学观中独立出来，去掉了经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除了地理学稍嫌突兀之外，“癸卯学制”中的“文学”应该主要是指各国语言文字、各国文学和各国历史，而这种安排实质上是从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及文法的学习到由文字构成的经典文学的学习，最后扩大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国文学门的科目为：一是主课，分为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七科；二是辅助课，包括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注及隋书经籍志考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国记事本末、世界史、西国文学史、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等九科。28其辅助课主要是了解中国的“国学”和西方科学文化史；从主课看来，说文学和音韵学是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科，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则主要是中国古代作家作品选读，虽然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的课时数较多29，但只是因为周秦至今文章名家浩如烟海，而对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则是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和古人论文要言。一，文学研究法制订了“研究文学之要义”41条30：一，古文蒥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二，古今音韵之变迁三，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四，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五，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六，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七，群经文体八，周秦传记、杂史文体九，周秦诸子文体十，史、汉、三国四史文体十一，诸史文体十二，汉魏文体十三，南北朝至隋文体十四，唐宋至今文体十五，骈散古合今分之渐十六，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十七，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十八，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别十九，骈、散各体文之名义施用二0，古今名家论文之不同二一，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二二，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皆与古文不同之处二三，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皆文章家所需用二四，东文文法二五，泰西各国文法二六，西人专门之学皆有专门之文字，与汉艺术志学出于官同意二七，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二八，文学与国家之关系二九，文学与地理之关系三0，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三一，文学与外交之关系三二，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通汉学者笔述较易）三三，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三四，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如隋胜陈、唐胜隋、北宋胜晚唐、元初胜宋末之类，宜多读盛世之文以正体格）三五，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忠厚正直者为有德，宜多读有德之文以养德性）三六，有实与无实之别（经济有效者为有实，宜多读有实之文以增才识）三七，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根柢经史、博识多闻者为有学，宜多读有学之文以厚气力）三八，文章险怪者、纤佻者、虚诞者、狂放者、驳杂者，皆有妨世运人心之故三九，文章习为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四0，六朝南宋溺于好文之害四一，翻译外国书籍函牍文字中文不深之害以上第一至第六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主要注重于文字和词章，包括字体演变、音韵、训诂和词章、文章、作文之法。第七至第二三共十七条，主要就文体问题展开，按照古文名家姚鼐、曾巩、归有光、谢枋、王三省等人所论，古文一般分为骈体和散体两种体式，而按照体制可分为论说、箴铭、颂赞、辞赋、序跋、赠序、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状、碑志、叙记、典志、杂记等类，按照性质可分为论理、叙事、抒情、写景、历史、哲学、艺术、实用等类，还可按照作法、时代等标准分类，而此处所定的文体则是综合上述多种，如十二、十三、十四按照时代分类，十五、十六、十九按照骈散体式分类，二二按照体制分类，二三按照性质分类，其他分类标准比较杂，而在主要课程设置中的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相对应。第二四至第二

曾国藩论文题目

容摘要：曾国藩，自1851年5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至1872年3月死于两江总督衙门止，与清政府的关系迭宕多变，错综复杂，矛盾纷呈。其中矛盾最集中表现在曾国藩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目的的忠君思想和清廷对他的畏惧猜忌及至最后的疏远。认真研究双方矛盾关系演变的经过、结果和原因，既可以进一步了解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与清廷的矛盾又可以了解清政府中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关键词：矛盾关系忠君猜忌演变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名国藩，字涤生。按照他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1]这无疑表示曾国藩要涤除旧习，焕然新生，做一个藩屏封建国家的忠臣，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成为国家栋梁，期望清政府出现“中兴”局面。一我们可以把曾国藩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关系通过四个时期来说明。第一阶段：曾国藩于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至1852年，在京师为宦十二载。他广泛涉猎各种思想，尤其致于经世思想，立志要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代圣贤，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要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在京为宦时期，他看见清朝政府吏治腐败，廷臣的“唯阿之风”曾多次向咸丰帝上谏，但从未被采纳，他感到彷徨和愤懑，他在信中写到“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2]，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一片“血诚”，使曾国藩在困难面前不肯退避，不怕得罪权贵官僚，敢冒触犯龙颜的不测风险。于是在1851年5月他再次上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结果咸丰批阅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后因别人为他求情而免于受罪。从此他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及对其施政方针表示不满之语，这使曾国藩对京宦生活深感乏味，并发出“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4]第二阶段：镇压太平天国时期，这是曾国藩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与清政府之间“忠君”与“猜忌”表现最明显的时期。曾国藩出于对清廷的忠心，为尽快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于1853年办团练并开始为期十年之久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他不惜自己的生命。湘军出师不久，因战役失利，他两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可见其忠心不贰。在1854年秋，曾国藩攻陷武昌不但未获得封疆大权，且不时受到清廷责难。与此同时，清廷又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组成江南、江北大营，其目的是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5]，使其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6]。曾国藩进一步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时怀警惧，处处谨慎，有时甚至感到悲观和伤心。因此于1857年奏请在家守制三年，咸丰觉得太平天国势力日趋衰落有无曾国藩无关紧要，遂批准他的请求，使其陷入难言之苦。直到1860年4月江南大营覆灭后，举国之武装惟有湘军可恃，清廷才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并以钦差大臣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但并不意味清廷放松了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之心。早在湘军围困天京之时，调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冯子才、富明阿分守镇江、扬州，官文驻武昌，长江中下游三大军事重镇皆屯兵陈粮，名为预防太平军，实为控制湘军，使其在攻下天京之后，不敢胡作非为，肆意北上。清廷不时利用湘军的内部矛盾来分散曾国藩权势的过度膨胀。1863年，左宗棠被超擢为闽浙总督，两万余人从湘军中分离出去。左氏升迁如此之快，蕴含有清廷以此牵制曾国藩的意图在内。更为突出的是，在曾国藩于1864年春夏间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江西厘金税收的问题上，清廷竟置正在合围金陵的嗷嗷待哺之数万湘军于不顾，采取两掣其平的手法，谕准户部所奏江西厘税半归本省，半归湘军。面对清廷此种态度，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心中郁闷殊甚”[7]，“因饷事十分恼怒，而又念兵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8]因此，曾国藩在表面上“有督帅之授”，实际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清廷正是采取扶植曾国藩部下将领的手法，使其若即若离，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对于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清廷更以严密监视。曾国荃“以一人而统九十余里之围师，困数十万之悍贼”[9]，未免有争功之意，时刻促使清廷对其加以警惕。在攻陷金陵之前，上谕一再申儆：“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10]其实，这是希望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共同协力，速竟全功，以免功归一人，从而出现无法控制的结果。攻陷金陵后，清廷谕令曾氏兄弟追查天京金银下落，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然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11]这一峻厉之谕，一扬一抑，使得曾国藩如履薄冰，由此可见清廷时刻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嫡系怀有戒备防范之意。因此，在天京失陷之后，曾国藩权倾一时，成为“中兴之臣”之首，且清政府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这是何等的恩赐和荣耀。但实际上清廷对曾的猜忌更加强烈，有暗伏杀机的危险。曾国藩最终出于对清政府的忠义，避免清廷的猜忌和不安，也使自己不陷于“狡兔死，走狗烹”的境地，做出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军，并为曾国荃陈请开缺回籍的决定。第三阶段：“剿捻”时期在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曾国藩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曾说：“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也！”[12]然而，在1865年5月，“剿捻”主将僧林格沁被击毙，清廷发出五道谕旨，而此时曾国藩正值心情不佳。因为4月时，那拉氏亲拟谕旨，斥责曾国藩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诸多协制等等，曾国藩为此事“坦然寡欢”，“忑然不安”[13]。虽然他感到自己渐为清政府所冷淡和疏远，但是他出于对革命人民的仇恨和对统治阶级的忠诚，抱着老病之躯，奔赴战场。最终，曾国藩“剿捻”失败，他“惭惧不堪”“焦愤成疾”[14]，上疏请求辞职。实际上，这时曾国藩还没有最后下定走的决心，他仍认为清政府或许会象以前那样，降温旨慰留，令其继续为“剿捻”立功，最后将捻军镇压下去。然而他得到的是严旨切责，令其回两江本任，授李鸿章专办“剿捻”事宜。虽然“剿捻”最后成功，但是整个清朝如粪墙朽木，曾国藩的“中兴”希望至此落空，使他陷入悲伤和苦恼之中。第四阶段：天津教案时期 “剿捻”之后，曾国藩忧思过度，身体愈衰。但是接到清廷谕旨，令其前往查办“天津教案”。他再次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赤诚之心，成为镇压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刽子手。在曾看来，民族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都是次要的，只有保住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才是最重要的。因而他权衡利害，采取了“曲全邻好”“媚外求和”坚决与革命人民为敌的方针，最终受到舆论的指责，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此时他希望清廷能稍加维护，不料，那拉氏为了推卸责任，竟然也责其“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15]，并派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这等于公开宣布，“天津教案 ”完全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的，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才使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至此，“英雄末路”的曾国藩由天津回到江宁仅一年多的时间，由于隐痛太深忽然死去。二清政府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的原因何在？首先清朝封建王朝自建立后，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此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以来，在严厉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牢牢牵制人们思想观念的同时，又在政权和军权上对汉人采取不信任，不予重用的态度，尤其在军事上，“以驻防兵钳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权”[16]。因此，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过程中，不得不起用曾国藩等汉族官员以及湘、淮军为之效力卖命，但自始至终都怀有畏惧猜忌之心。其次，清廷之所以对曾国藩由猜忌到疏远，主要是因为在天京攻陷之后，湘军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分崩离析，而这时淮军的势力强大起来，这就为清政府对曾国藩开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曾国藩一生忠君原因又何在？首先，他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保持着十分浓厚的礼教传统与森严的封建秩序，培养了曾国藩对封建礼法的忠诚信仰；再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思想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且在长期的苦读和从军从政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一位集中国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大成者、理学经世派和“旷世济世”的情怀，使他一直恪守忠君敬上的人生信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以对清王朝的一片赤诚之心，历尽艰难困苦，忍受侮辱折磨，始终为维护传统礼仪纲常重新规范社会秩序，达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境界而奋斗不止。其三，与他本人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曾国藩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的一生，既要自强不息，奋斗进取，建功立业，又要自我克制，寻求“惜福之道，保泰之法”。他特别重视“刚柔互用”之术，主张“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追利，则当谦退。”[17]在“强矫”方面，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在“谦退”方面，他特别强调为人处世必须谨小慎微，做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曾以自己的实际经历作出结论说“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痛列，歉以施于同列，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凡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而。”[18]遵循这一思想原则，曾国藩在具体行动上尤其注重对谦和、忍退的实际运用。当官位愈高，权势愈大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对清廷更加忠诚，并常存冰渊坠坠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凡人我之际，须得看平，功名之际，须砍得淡，庶几胸怀日阔”[19]“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20]用顺从天命的态度看待工人的利害得失和成败祸福，这种拘谨深沉而又保守的气质，对于他循规蹈矩走正道，忠于清廷起到很重要的影响。正如费正清说：“它非常适合于坚持反叛逆和反道德放任的路线。”[21]第四，曾国藩的“忠君”思想又与清廷的拉拢政策而加强。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从道光二十年授翰林院计起，到二十九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这对于“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22]，曾国藩认为，自己有如此机遇，主要是“荷皇上破格之恩”，对于皇恩浩荡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862年，当他与劳宗光互争粤厘洲，清廷抑劳而重用他，并指出：“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实难其选。”[23]而且清政府对于李秀成被擅自处死之事以及幼天王逃走之罪未于深究。清廷对他越信任重用，越使他愧怵战兢，只图报效，所以“忠君之忿重”，“立名之志浅”[24]，“唯有竭尽勇锐，以办江介之事，此外非所敢知也”[25]，这是促使曾国藩即使遭到清廷猜忌和疏远，也一直忠心耿耿地为清廷一次又一次的卖命。综上所述，曾国藩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封建忠臣，无论是在不被重视，被猜忌还是最后被疏远，他对清王朝的一片“血性忠诚”之情始终没有改变。曾国藩终因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抑郁而死，结束了他一度辉煌而又困惑的一生。他始终没有摆脱不幸的政治命运，正所谓“命运是被情势所改变和扭曲的生存态”[26]。曾国藩的忠君思想，让人可敬又可悲，他的一生不愧是“忠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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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孝悌立家伦理思想分析

论文摘要：曾国藩的家庭思想以孝为核心，他把孝悌作为立家之本，认为“孝友为家庭之祥瑞”；身可在外，孝思常存；兄弟之际，惟爱以德，在扬弃传统孝道的同时终身实践之，形成了既继承传统又体现时代特点的孝思针对现代家庭伦理重心下移、“倒孝”现象严重的实际现状，曾国藩的孝悌伦理无疑有可借鉴之处。

论文关键词：曾国藩孝悌立家之本

曾国藩，一位上颇有争议的晚清大儒．他极为赞同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的观点．加之深受曾氏家族“孝友传家”优良传统的影响．他认为孝悌伦理乃是立家之本．他常告诫其兄弟子侄要“以孝立身．敬亲爱亲”．反复强调为人子者应在“孝悌”二字上用功．“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孝悌”是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一生躬行履践的规范．在其家信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孝友”内容的达到数百封之多．这是其平生奉行“孝友传家”准则的最可信的见证

一、“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曾国藩视孝友为家庭立足、和睦、延续之根本，在其“致祥”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孝致祥”在他看来．孝友之家首条就是对长辈要奉养和敬爱．子孙对老人是否孝敬是得到吉祥还是遭到祸殃的最为灵验的事情。他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曾国藩对“孝友为家庭之祥瑞”深信不疑．他认为孝友为立家之本、齐家之宝．一家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相能．和睦相生．便生机盎然．其乐融融。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曾写信给诸弟说：“季弟又言愿尽孝道．惟亲命是听一．．若诸第在家能婉愉孝养，视无形，昕无声，则余能尽忠，弟能尽孝，岂非一门之祥瑞哉?”他指出：“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

二、身可在外。孝思常存

曾国藩作为晚清大儒．他将传统意义上的孝观念予以扬弃．形成了既承接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的“孝思”他认为一个人即使不在父母身边．但对父母的孝是永远不能丢弃的仔细阅读曾国藩的家信，但凡给长辈的家信总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开头是孙男或男或侄“跪禀”祖父母或父亲母亲或叔父母“膝下”或“万福金安”．结尾则多是“××谨禀”或“××谨呈”等这虽是一种格式用语．但也足见远在千里之外的晚辈对长辈殷切的孝心在其祖父病重期间，他给几位弟弟写信到：“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竞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受．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他得知父亲因过多躬亲家事而身体不适时，马上写信说：“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荫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愧居官位，服役以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并再三嘱托诸弟代父劳苦．尽早尽孝．以宽解父亲的疲劳曾同藩除了自己竭力尽孝以外．还兄弟子侄：“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母亲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与叔父处敬爱兼至、无稍隔阂”。

三、兄弟之际。惟爱以德

曾国藩对诸弟的情感和教育．都是围绕“德”进行的，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并且指出：“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在其家信中他说：“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者，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者，是弟之罪”这些情真意切的表达中可见曾国藩把教诸弟进德视为己任．“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由是观之．曾国藩爱兄弟以德，并没有将德幻化，而是将德与孝紧密结合起来，使其具体化、实在化，他要求诸弟从日常生活用度之间去践行孝。

曾国藩在给其兄弟的家书中谈到，如果自己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言，他说:“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由于曾氏家族做到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族中尽管人丁繁多，但家庭和睦异常。“余于家庭有一欣慰之端，闻抽埋及子侄辈和睦异常，科一、三、四有姜被同眠之风，甲三、五等亦爱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兴”。

四、曾国藩孝梯思想的现代价值

朱贻庭教授认为，探讨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应注意现代家庭伦理的“原源之辨’，。二此“原源之辨”对于曾国藩孝梯伦理的现代价值的探讨同样适用，上文对曾国藩孝梯伦理思想较为全面的梳理是“源”，而我国家庭在其结构、功能、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是“原”．面对现代家庭领域出现的种种伦理现象和问题．曾国藩孝悌伦理的“源”无疑是一种可借鉴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挖掘其现代价值．有助于解决现代家庭巨变“原”所出现的问题和消极方面的影响

第一．爱戴父母，尊老敬长在曾国藩孝悌思想中．他首先继承了传统孝的最基本的精神．即对父母孝养的观点。他一生为官在外，不能亲身侍奉父母，深感愧疚。但他从没有忘记对父母的孝思．在给其诸弟子侄的信中。一再嘱托他们要孝养长辈；尽管他为官之初，非常拮据，但仍不忘给祖父母、父母及叔父母寄甘旨之需，并叮瞩好服用之法：置袍褂以保冷暖，并告知收藏之法和穿着之方：延问健康等．他的这些孝养之法．体现着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性至情，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随着现代家庭结构逐渐走向核心家庭．家庭关系化及家庭观念的变化．对曾国藩的“孝”需要加以创造性的转化，损其当损．益其当益他的养亲、敬亲、尊亲的思想必须加以肯定。不同的是．现代家庭是权利平等的成员通过血统关系联合起来的不同年龄的集体．父母和子女问的关系是民主、平等的。因此．现代所提倡的孝，是建立在父子人格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孝．是亲子人格平等前提下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它是现代家庭中调节亲子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老人得享天伦之乐的伦理保障。这就告诉人们。作为东方之美德的孝在现代社会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天下为人子者最基本的德性

第二，长爱幼敬，同甘苦，共患难传统认为，在夫妻、亲子及兄弟三种主要家庭关系中．只有兄弟关系持续时间最长兄弟之间基于相同遗传基因．从小便处于同一个家庭之中，长期的共同生活、娱乐、劳作培养了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认同和亲密情感，而同居共财的生活模式更强化了这种认同心理。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兄弟关系及其对家庭和睦的影响从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把兄弟之情看得非常重要，他爱兄弟以德，不爱之以姑息：他教兄弟读书明理、孜孜不倦；他以身垂范．自树榜样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家中主持家事的四弟曾国潢．千万切记勿伤兄弟间的和气，以保曾氏家族的长盛不衰从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诸弟感情之深、心胸之广、气量之大，令人感服。

家庭内部兄弟关系是一种平辈关系。具有较多的平等因素用以规范父子关系的“孝”．其“内衍”即是规范兄弟姐妹问的伦理关系“悌”．因此古人以“孝悌”为仁之本悌的具体内容即“兄友弟恭”。就是说兄长应该爱护弟幼．弟幼应当尊重兄长．兄弟和睦友爱。家庭才能有真正的幸福。因为父子冲突，社会不允许因此而离父别居．解散家庭。夫妻冲突可以导致双方离异，但在传统社会中，妻子的离去并不意味家庭崩溃。只有因兄弟冲突而分家，才真正标志着一个家庭的解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作为曾门长子的他在早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几个弟弟的上．并认为自己对长辈的孝就体现在教导诸弟上．从道德文章到为人处世。从饮食起居到身体安康．无论是在官在军，无一不在他胸臆中，他谆谆告诫家中诸弟：“第一，贵兄弟和睦。第二，贵体孝道”把“贵兄弟和睦”与“贵体孝道”一起看作是力挽家运的良策但由于兄弟乃平辈关系，相互间不存在绝对服从的纲常制约．因而比其他家庭关系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一旦出现应“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在现代家庭中，兄妹同胞间需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当然，我们今天提倡的同胞友爱．不同于曾国藩以长幼秩序为前提的友爱．而必须贯彻平等的原则，更不能有性别歧视，重男轻女，既然一母同胞．男女同具骨肉深情．同样应该友爱相处。一人有难，大家支援，一人有喜，阖家同乐，兄友弟恭．姊爱妹敬．这样就可以促进家庭关系的融洽。增进家庭生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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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研究论文

自己写一方面吧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同时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山人物。近年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落实，学术界对曾国藩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改变过去一律贬斥的做法，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客观的评价，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除了《曾国藩全集》之外，关于曾国藩专题研究的著作已出版不少，见诸报刊的文章也有几百篇之多。为了推动曾国藩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将曾国藩研究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一）曾国藩的军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湘军的建立和治军作战的过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忠义”为准则的建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建军思想的—个特色，就是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他以孔孟的“忠义”为建军的宗旨，要求湘军绝对效忠清王朝的封建政权，绝对忠于自己。在“忠义”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在湘军的编制上主张先设官，由官自招士兵，各军内部以各级将领为核心，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为惟一信条；全营归属营官，营官归属统领，全军归属大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私属性质的上下级关系。曾国藩选择将领以“忠义血性”为标准，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效忠清王朝，才能绝对服从自己。在招募士兵的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应招“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以便使他们树立“愚忠”的思想，能够充当炮灰，为清王朝卖命。同时，曾国藩主张采用原籍招募的办法，由统兵将领亲自筛选，通过私人的关系建立相互之间的情谊，在军队内部形成一种凝聚力，以此维系军队的协调和稳定。第二，以“礼、诚”为本，以“勤、恕、廉、明”为要义的治军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整治军队的第一要务是“礼”治，即以礼自治，以礼治人；他整治军队的另一要务是“诚”，即把“诚”看作“物之始终”，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命运的纽带。同时，曾国藩认为，治军还要以“勤、恕、廉、明”为要义，做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所谓“勤以治事”，就是要求湘军改变八旗、绿营的积弊，各级将领对待一切问题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他认为治军之道以“勤以治事”为先，正是由于他要求下属做到勤劳，力戒懒散作风，才大大提高了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所谓“恕以待人”，就是凡事都要留有余地，对待下属要讲求“仁”、“礼”，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所谓“廉以服众”，就是要求各级将领做到廉洁自律，以改变军中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腐败现象。所谓“明以应务”，就是要求统兵将领要了解治军和作战的具体环节，以便在军中做到赏罚分明。当然，尽管曾国藩治军严明有方，但是其阶级本性决定了他所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成为一支讲求“礼”、“诚”的“仁义之师”。第三，“以主待客”、“奇正互用”的作战军事战略思想。曾国藩认为，两军作战时，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到战地者为主，后到者为客；两军对峙，先放枪者为客，后放枪者为主。他还把战场上的兵力分为正兵和奇兵，即“中间迎敌者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者为奇兵”，他认为用兵作战的关键是要区分主客、奇正的特点，并且在战场上做到忽主忽客，忽正忽奇，灵活运用，这样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1]。二）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曾国藩外交思想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妥协投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胡绳、乔还田、姜铎、吴世英、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这种观点目前来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二，“汉奸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何玉畴、林庆元、刘乐扬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自始至终推行的是一条卖国的外交路线。这种观点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仍然缺乏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三，“阶段”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王少普、王继平等人，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王少普认为曾国藩一开始就有妥协倾向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而王继平对曾国藩的“制夷”思想则重视不够。第四，“务实”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顾卫民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已有近代外交的萌芽意识，这种观点有待进一步深入。第五，“妥协与抗争并存”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成晓军、殷诏基、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中存在“妥协”与“抗争”的双重特点，但以何者为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第六，“爱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许山河等人，目前学术界尚未接受这一观点，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七，“有过错而非卖国”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沈嘉荣等人，这种观点有其正确性的一面，但目前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共鸣，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2]。（三）曾国藩的法律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不但崇尚“礼治”，而且也十分重视法制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概括起来其法制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重视法制，严格执法”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就得依靠法制的威力，做到有法必行，对犯罪行为不能任意赦免。第二，“执法严而适当，不能过分和冤滥失实”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执行法律固然必须从严，但也要做到严而适当，使法律的实施恰到好处。第三，“任法不如任人”的法律思想。曾国藩在重视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执法人才的作用，他认为执法者做到“公明”与“便民”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将会导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恶果。第四，“用法律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所有者的权益”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国家税务的征收必须制度化和法律化，做到奖惩分明，使财产所有者的权益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第五，“反对军队经商”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盐是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军队不能贩卖私盐，任何人不能对此进行包庇或从中渔利，否则，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第六，“遵守和约”的法律思想。曾国藩认为，条约是国家法律意志的具体体现，因此，签约双方都必须严格遵守，严格遵照条约中的规定来执行[3]。四）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有关论文指出，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期，学术界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评价甚少，普遍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是对外妥协投降。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牟安世、姜铎、吴松龄等人，他们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洋务运动的“自强”和“制夷”的积极一面。但也有个别学者如戴逸、夏东元等论及到了洋务运动的“御侮”、“自强”的积极因素，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曾国藩洋务思想的评价开始走上正轨，学者们纷纷各陈己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反动落后”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姜铎、黄逸峰、胡绳、朱东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巩固封建的统治秩序，镇压农民起义，其性质是反动的。这一观点忽略了洋务运动“自强”、“御侮”的积极一面，显然有失偏颇。第二，“抵御外侮”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杨国强、许山河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主要目的，但却忽略了其防范农民起义的一面，因此，这种观点也同样是不全面的。第三，“内外并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殷诏基、卞哲、黄明同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既有“借师助剿”的一面，又有“渐图自强”的一面；特别是黄明同提出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中具有“使古老的中国近代化”这一前人没有提过的新观点。上述观点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没有指出哪一方面占主要地位。第四，“内重外轻”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谷嘉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有抵御外侮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第五，“内轻外重”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徐泰来、喻盘庚、王继平、李时岳、胡滨、成晓军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虽然有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但更主要是为了抵御外国的侵略，具有积极的意义。应该说这种观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办洋务的思想。第六，“阶段变化”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陈贵宗、李永璞等人，他们认为曾国藩办洋务的目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先后主次之分，经历了—个以镇压农民起义为目的到“内外并重”的变化过程。这一观点目前看来缺乏事实依据[4]。（五）曾国藩的官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为政善于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能够妥善处理自己与朝廷、地方督抚及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使自己在仕途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的官僚大臣，但他的官宦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一，“读书非官”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读书的目的是进德、修业，并不一定单纯是为了做官。他一反中国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多次劝告自己的弟子不要汲汲于科名。第二，“尽忠直言”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认为，做官应有为官之道，对上应当尽忠直言。他在朝廷做官期间，曾多次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杀身之祸上奏朝廷。如他在《应诏陈言疏》中劝告皇上以身作则，广开言路；在《议汰兵疏》中提出裁减绿营的合理建议；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事实。从上可见，不管曾国藩上奏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他这种“尽忠直言”的精神在当时来说还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不贪钱财”的官宦思想。曾国藩对贫官污吏历来是十分痛恨的，他曾多次提出要严厉惩治贪污腐败，他一生以“不要钱，不怕死”自诩；他还多次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受贿，不要贪财；在攻陷南京后，他针对其弟曾国荃贪恋钱财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奉劝他辞职告老还乡。第四，“严管家属”的官宦思想。曾国藩曾力劝家人不要干预公事，并多次写信劝其父亲不要参与地方事务，要遵守地方法规，照章纳税；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经常告诫他们力戒“奢”、“傲”之风气。第五，“居安思危”的官宦思想。曾国藩虽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地方总督等职，手掌大权，手握重兵，统治着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但却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将他作为最大的威胁者。因此，他以“清、慎、勤”作为座右铭自勉，处处小心谨慎，并辞去部分官职，终于打消了皇上的疑虑，被清廷誉为“文正公”[5]。（六）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作为“一宗宋儒”，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程朱理学，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性命并重”说。曾国藩将“性”与“命”两个命题并列，认为“性”与“命”不但是立“天、地、人”之才的大本大源，而且是一切阴阳、刚柔、动静、开合以及人的貌、言、视、听、思“五常”的主宰。同时，他将“性”与“仁、义、理、智、信”联系起来，将“命”作为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纽带。他不仅赋予“性”与“命”以鲜明的道德属性，而且赋予它们以强烈的政治属性，使之成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与纲常伦理关系的重要的思想武器。第二，“格物穷理”说。曾国藩认为，“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即穷“存心之理”，穷“性命”之理，以此维护“仁义礼智”、“忠孝敬慈”这一套封建的纲常礼教；同时，他还继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论”，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复性”。第三，“立诚居敬”说。曾国藩认为，“圣学王道”的核心是“诚”，而个人的涵养功夫就是以“诚”为本，为此，他将“诚”作为一种提高自我涵养功夫的理学思想来看待，并把“居敬”看作是达到“立诚”的一种手段。其“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一个人外表的严整，又包括—个人内心的专一；既包括一个人处事的严谨，又包括一个人内心的慎独。当然，曾国藩“立诚居敬”的实质还是为了通过它来实现“仁”、“义”，以此来维护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礼”；他将“诚”称为“圣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驱使人们去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第四，“知先行后”说。曾国藩一方面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知”先“行”后。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者[6]。（七）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的学术思想既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一，“从理到礼”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虽一生信奉程朱理学，但其理学思想并不囿于程朱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而是将“理”具体化为“礼”，由“天理”转向“经世之礼”。他认为“礼”是一种“经世之礼”和“治世之术”，即“礼治”。他既表示要“恪守程朱”，又主张确守“仲尼之本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人们的思想控制在“古礼”之中，使人们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力。第二，“汉宋兼容”的学术思想。曾国藩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办法。在历史上，汉学与宋学曾经是对立的两个学术派别，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要求两派“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以此融会汉、宋之学。尽管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服务的需要，但这种扫除门户之见的学风在学术上无疑开创了一代新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三，“以文为道”的学术思想。曾国藩在“文”、“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文以载道”的主张，从而强化了“道”的政治性。他将姚鼐的“三门之学”扩充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门之学，并认为“义理之学最大”。在他看来，义理是躯干，其他三者是躯干上的依附物；而文字是道的载体，因此应将“见道之多寡”作为评价文章优劣的首要政治标准。曾国藩在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时，也强调“道”与“文”之间的一致性”[7]。（八）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但是他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人才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制胜在人”观。曾国藩认为，清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才匮乏，因而提出了“人存而后政举”的观点。在他看来，要拯救清王朝虽应重视法制，但更重要的是应重视人才，他说“任法不如任人”，将事物的成败得失都归于用人之上。虽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说明曾国藩对人才确实是十分重视的。第二，“广收慎用”观。曾国藩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不求全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要发挥他的作用。用人还要做到知人善用，根据各人的特点，用人所长，量才而用。第三，“勤教严绳”观。曾国藩认为，社会风气对人才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他大力提倡引用正人，主张培养“有师长课督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的人才。在培养人才的方法上，他强调要严格要求，不姑息，不迁就，不放纵，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代济世人才（九）曾国藩的教育思想有关论文指出，虽然曾国藩不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伦理道德教育观。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子弟的家庭伦理道德教育。首先，他认为立志是成就大业的根本，为此，他教育子弟要自立自强，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来报效国家和社会。其次，他教育子弟要孝悌仁爱，要以仁为己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再次，他告诫子弟要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力戒“傲”、“奢”之风。第二，“西学为用”教育观。曾国藩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却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提出了“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首先，设立翻译馆。为了兴办洋务，曾国藩聘请洋人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了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翻译外国书籍，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其次，创办技术学校。曾国藩支持容宏在江南制造总局内创办机械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再次，奏派幼童出国留学。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国藩不顾顽固封建士大夫的反对，毅然奏请朝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第三，“知行并重”教育观。曾国藩认为，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有用之才，必须从教育方法上入手。首先，他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主张教育只有与社会实际联系起来，才能使受教育者成为“匡时救世”的栋梁。其次，他提倡启发式教育，反对生搬硬套的呆板式教育方法，主张利用启发式教育方式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再次，他强调因材施教，主张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9]。（十）曾国藩的行政管理思想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在于行政官员的腐败，而要惩治腐败，就必须提高行政官员的政治素质。为此，他进一步阐述了用人的四项原则，即德才兼备的原则，慎用的原则，注重培养的原则，提拔、保举适度的原则。第二，“实干、高效、廉政”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朝廷上下办事效率低下，就是因为行政官员只务虚名，不干实事。因此，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他要求下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务求实干；同时，他还严格要求家属不谋任何特权，确保“寒士”的家风。第三，“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关系”的行政管理思想。曾国藩认为，妥善处理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是维系一个国家政权正常运转的重大问题。正是由于具有高超的行政领导艺术，曾国藩才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使自己在领导核心中游刃有余，这不能不让世人叹服[10]。（十一）曾国藩的历史地位有关论文指出，曾国藩虽然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犯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是从他的整个一生来看，可以说是功大于过，应该划入中国近代进步爱国人物之列。第一，关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问题。有学者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固然有罪，但不能将其无限扩大。事实上，太平天国在后期已经转化成为一个封建制的神权主义政权，曾国藩镇压了它，结束了两个封建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有利于中国的重新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客观上减轻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干涉，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关于开展洋务运动问题。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创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奏派幼童出国留学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他的这些历史功绩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11]。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曾国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他的军事、政治、洋务、理学、人才、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对他的法律、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没有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因此，加强对曾国藩的研究，还有待于学术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我有一本专门评价曾国藩的书，岳麓书院出版的 6年前在书城淘到的那老板说是最后一本了哈哈书是一次在曾国藩家乡双峰县的一次学术讲座编订而成的你是哪里人咯我可以借你看哈的

作业题？？额，月长石临时写一篇给你？咳咳，言归正传，既然是近代历史人物，可以说一说曾国藩（PS：对于曾国藩，月长石买过人物传记，阅读后还是比较佩服的）曾国藩出生于清朝中后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被誉为“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名家曾子七十代孙。出身名门的曾国藩，本身却积极要求上进，通过读书考试，先后考取秀才、举人和进士，虽然考取多次才中，然而他与同时代的洪秀全不同，屡败屡试也表现出曾国藩坚韧不拔的性格--这也为后来他的湘军能战胜太平军打下了基础。曾国藩被誉为晚清名臣之首，与他对清廷乃至近代中国的贡献密不可分。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后，历任地方大员，先后担任过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样的清朝地方最高官员。他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并成为洋务运动地方代表，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兴办起第一批近代工业，并派出第一批西方留学生，这些都为后来中国近代化打下了基础。在整顿吏治上，曾国藩认清了当时清廷的腐败堕落，主张改革官吏和军队，他的部队通常从乡民里选取，部队的将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儒生出身，这样的改革使得他的部队极具战斗力，清廷后来改编新军也是借鉴了曾国藩对部队的改革。在文化方面，曾国藩也有自己独到的建树，他是晚晴“湘乡派”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书法大家，遵从理学而不盲从，从中总结精华，在攻占南京后，保护了许多古建筑并加以维修，为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还有他的人格修养和治家之道，他推崇勤俭节约，反对腐败和浪费，在当时那种朝廷腐败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经验。然而，人无完人，曾国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贡献巨大，然而，他的一些做法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和评价。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时，曾国藩手段残忍，尤其是攻占南京后，对太平军大肆屠戮，获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他虽然主张洋务运动，但思想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忠君思想，这也使得洋务运动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无法改变清朝当时的状况；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表现出的妥协和退让，虽然符合当时清廷的主张，但却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成为其人生的污点；最重要的是，他在部队的改革，虽然解决了当时清廷军队因为腐败等原因导致战斗力低下，但也带来了“兵从属将”的问题--这也是后来袁世凯能掌控新军，以及北洋军阀政权产生的基础，使得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北洋军阀时代。无论怎么说，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对于他的历史功绩，应当予以肯定，从他的身上，我们应当找到精华：笨鸟先飞，因为读书笨，多次考试才命中，但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很值得年轻人学习；能够接受新事务，也能够从传统中找寻精华，这种特点也应当被称赞。

曾国藩家书研究论文

有能力的人向来都是人人都想成为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要攀比而去追求强大。反之，我们更要去注重去提高自身追求自身的强大。以下是我整理的注重自身，以自修求强议论文700字，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强者向来都是人人都想成为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要攀比而去追求强大。反之，我们更要去注重去提高自身追求自身的强大。注重自身便是不被外界所影响自己的脚步。在刚刚落幕的东京奥运会上，我们“勇夺首金”的扬倩在备赛阶段不断稳定心态，不受其他选手的影响，专注于提高自身也因此她才取得了好成绩。只有真正做到不受外界干扰，才是注重自身，也是突破自己的.第一步。无所谓，输赢一切只为自己的提高，就像苏炳添那样持续改进技术，执着超越自我，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在之后的人生中，我们也会经历无数的人生上的比赛，有输也会有赢，不需在乎输赢努力提高自己，我相信自己就是一名强者。在如今的社会上，有人说一切都要靠自己。事实上，这也没错，我们有些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就只能让自己努力去注重自己本身增进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筹划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完全可以靠自己本身去实现的。最终也会成为一名强者，内心强大的人。在我们追求强大时，应该以自修求强。《曾国藩家书》云：“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即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因攀比而失去追求强大的本心。这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的本心，就是一切以自身为主，努力突破自我极限，创造奇迹。现如今，我们又应如何以自修求强呢？自修当自律，自律是在求强路上重要的一步，我们要对自身做到自律，严格要求自己，也要有着自己的行为底线，做到严格遵守、坚定原则，我想若是保持自律，便已强出一部分人了。自修就应当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养，修养在于礼仪和知识水平两个主要的方面。要先学会待人接物的礼仪，是首要任务。接着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自己的内在外化于自己的外在表现。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在金牌榜首上以一个金牌的差距输给美国，虽败犹荣。我相信在之后提升自己，一定可以反败为胜。注重自身，以自修求强，这是我们应做的，可以做的。

傅雷家书读后感范文一：要回头写读后感时，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全书收录的这些家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做笔记或任何总结概括都有可能损害这部经典之作。所以，在这里我只是记录一些一读该书后的重要印象，以及我所理解的作者所表达的重要思想。首先，从形式方面看，《家书》让我了解了什么是细致入微，无微不至，严谨认真……相信所有读过家书的读者对这些特点都深有感触吧。根据自己很少的经验，我觉得，之所以能够如此，很大程度因了书信这种表达、交流或写作方式。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有如此涉及广泛、自然舒畅的作品诞生。他不仅谈艺术学习，还谈生活、恋爱，谈做人，谈修养，甚至于儿子写错字，父亲也会“郑重其事”地指出并耐心分析、纠正。也正是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如论文，译作），使得我们可以直截地清楚地感受到，著名文艺评论家、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做人、做学问的细致、严谨、认真的态度和作风。如果说《傅雷家书》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或者经典的“教子篇”，那么，我想首先而最具这种意义的应当是这种态度和作风。但绝不仅限于此，还有，傅雷先生由于自己的学识、思想而能将任何大事小事阐发出深刻但绝不艰涩的道理，从而给人以启发。当然，我不认为它仅仅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或者“教子篇”，对于像我这样并非艺术学徒（狭义）的读者，这些家书仍不失其伟大。书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时时给人深刻的开导。其中贯穿始终，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做人、修养以及学问的关系实为一体的思想。在我看来，这就是重视和强调“一般修养”的重要。在其他信中，这种思想都有出现，比如关于去博物馆、去森林等建议，便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提高一般修养，而不是一味练琴、搞音乐。对我的启发则是，读书只是修养途径之一，另外还应有其他。即使读书，也不应仅限某某学科。一般修养的建立和提高即要求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诸领域都需阅读。因为，人生或生活绝不像大学学科分类那么规范齐整。各领域都只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个侧面，要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广泛阅读是有好处的。其实我早就受了毛泽东的影响而这么要求自己了。除此之外，其他比如，关于感情（激情）和理智的关系，应当以理智控制感情；常以星际或宇宙的视野看待人生的一切事物，因而明白人的局限性，等等，皆为真知灼见，无不闪耀着理性的灵光！以上便是一读《傅雷家书》后的一些感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读后感只能记录我的一部分收获，更多的则写不出来，而是要融入身体。本来读书笔记、读后感之类就是手段而已，理解并践行其中的道理才是最后目的。《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写给傅聪、傅敏等的家信摘编，写信时间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教子篇，傅雷夫妇是中国父母的典范，他们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辑印在这本小书里，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犊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种，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染启迪. 作者：读后感之主 2007-7-24 16:09 回复此发言 2 傅雷家书读后感傅雷和傅聪的家书给了我许多启示。我们很多家长忽视了同孩子的朋友关系，养了十几年，却没有真正地享受过为人父母的乐趣，他们因为迫切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待孩子的心态扭曲了，各种揠苗助长的措施出笼了。有些家长盲目模仿傅雷“棒槌底下出孝子”的做法，可他们想过没有，他们有傅雷那种身教重于言传的品质吗？光学傅雷一个“打”字，打得出一个好结果吗？于是孩子尝到了辱骂、拳头的滋味尝到压力和恐惧下学习的苦头，孩子的金色童年因此黯然失色。傅雷悟通了，他的晚年虽然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饱受折磨，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和儿子成了最知心的朋友。现在，很多家长也争相效仿傅雷的教子方式，因此，这就成了亲子教育的典范。傅雷家书读后感范文二：老师力荐《傅雷家书》，谁都说它是关于教育，父子情的著作，果然名不虚传.傅雷，傅聪虽身隔万里，但父亲却通过儿子的信，深入地了解儿子，写下感人的信.信中有对儿子学业的指导，更多的是对儿子人生的指引.信中的话充满着父爱，蕴涵着真理.《傅雷家书》用词十分朴素，平平的语言何以使人读出这么多东西？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时时感受着父辈的爱，也付出自己的爱，对傅雷的家书自然有同感。同学＊＊＊是开夜车一口气读完《傅雷家书》的.第二天，生性好动的他第一次认真地与我交谈.从他仍陶醉在书中的神态可以看出，他是深有同感的.难怪，他的父亲也不在上海，也许那位父亲不会像翻译家傅雷般写下洋洋家书，但他必定会不断地把爱送到儿子身边.傅雷那来自远方的父爱与此多么相似。我的经历有一段与傅聪更为相似.我的抽屉里也珍藏着几封家书，不同的是那是我儿时写给出差在外的爸爸的.打开信纸，你会看到刚入小学的我图文并茂的书信。在这些家书中，一切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没落下.即使是在校被老师表扬一句，我也在信中写明六要素，生怕缺什么似的.制作爸爸送给我的模型的过程，更是”无微不至”，只差没把所用工具的价格写上了.而某天早晨我掉下一颗牙，不仅详细叙述，还画出”退伍者”的”个人照”及嘴里”残余部队”的” 集体照”，自己看了都乐个不停.这些小事成为感情交流的载体，我哪能少写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家书不会再有;＊＊＊与父亲团聚后，不必远隔千里;《傅雷家书》不知何时会再次光顾我的书桌，但两代人间的感情永远那么深厚，永远是享用不尽的财富。傅雷家书读后感范文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作为万里相隔的亲人之间维系感情的方式，自古至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一对父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之间的通信，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得到如此多的认同，这就是《傅雷家书》不同于普通家信之处。我长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无法体会到那种互通家书时因距离而产生的淡淡的忧愁和丝丝的甜蜜。我很向往这种感觉，因此我拜读了这本《傅雷家书》。《傅雷家书》摘编了1954年-1966年傅雷暨夫人写给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傅聪、傅敏等的中外家信185封，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出洋在外并最终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的大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傅聪的信件。洋洋万言，字字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意涌动，阅者无不为傅雷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教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的精神感动。信中有对过去教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过于严格的悔赎，有对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进步的表扬和鼓励，有对音乐和艺术的指导和探讨，有对党和国家建设及运动的看法和意见，有对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生活的嘘问和关心，“贯穿全部家书的情义，就是要儿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 -文秘频道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看一部家信录，就是看一片傅雷的“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冰心世界，我们不光明白了傅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翻译名家的原因，更会从中学到如何育此文来源于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成才的人生真谛。作者：读后感之主 2007-7-24 16:09 回复此发言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曾国藩原著唐浩明评点）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书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作者: 曾国藩原著 / 唐浩明评点出版社: 岳麓书社出版年: 2002-9页数: 441,446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唐浩明，著名学者、作家。他曾用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撰写二十多万字的曾国藩研究论文，点燃一场为时十余年的曾国藩热火，堪称曾氏的异代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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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曾国藩（套装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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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浩明著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出版年: 2018

内容简介：

唐浩明先生著的《曾国藩》是极富盛名的长篇历史小说之一，分上、中、下三卷，讲述了晚清名臣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历史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评价了曾国藩的历史功过和历史作用。观点鲜明精当，见解深刻独到，资料丰富详实，分析雄辩有力，观念新颖，视野开阔，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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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

作者：曾国藩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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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年份：2002-9

页数：441,446

内容简介：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下)内容简介：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出版，一个一度曾经改变历史走向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发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井小民，一时间都以谈论曾氏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遗忘的曾文正公。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只千百，为何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似乎只要是中国人，谁都可以从他身上说点什么！看来，这就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仗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正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曾氏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这启迪，因同源同种同血脉的缘故，而显得更亲切，更实用，也更有效。

此事给我们这批从事中国文化工作的人以振奋，它使我们增加了信心，看到了未来的前途。

然而，中国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浩繁杂芜，在眼下信息爆炸竞争激烈的时代，机遇良多，一刻千金，人们再也没有往日田园般宁静的心境和经年累月足不出户闭门读书的悠闲，如何让忙于事功者领略中国文化的智慧呢？笔者认为，对于有志于此的人来说，不妨试用一法：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佛家说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古人说一经通而百经通，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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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唐浩明著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出版年: 2018

书名：《曾国藩（套装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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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前言·王澧华·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