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研究历法吗论文
在辛开元年，太平天国还用《夏历》,但自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之后,太平天国实行了我国历法史上最彻底的历法改革,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历法《天历》。(它是由冯云山于清道光二十七、八年<1847—1848年间>在桂平县狱中时，创造出来的。)而同期的清朝政府一直是在使用《夏历》的。
以下资料来自百度百科：“《崇祯历书》撰完后，明已近灭亡，未能用来编历。清初，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删改为103卷，连同他编撰的新历本一起上呈清政府，得到颁发实行。新历本定名为《时宪书》。删改后的《崇祯历书》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应该说答案可以说是汤若望，不仅吸取了前代的经验，在西学的参考下，编订历法的精度也相当不错（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历法），让清代成为了唯一将一部历法使用几百年的王朝。但是，不管怎么样，用“源于”感觉还是有些夸张了。
没有钦天工这个部门，但是有钦天监。职能是观测天像，研究历法。
明末清初时期，得益于亚欧新航路的开辟，大量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以及意大利等外国人为了谋求自身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不断往中国内地输入，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朝正嘉（正德、嘉庆）年间仅宁波一地的葡萄牙人就曾高达1200人之多。当然，在这其中也包含了那些奉欧洲教皇之命到中国开辟“新大陆”的虔诚的传教士们，如明朝末年来华的利玛窦先生和汤若望先生以及康熙年间曾叱咤钦天监的南怀仁先生等等。
在上一篇文章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学术：谈谈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策略当中笔者已经讲到，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顺利完成教皇所赋予的使命，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们采取了“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学术”的传教策略。而所谓的“学术”从某种意义上则代表了17世纪西方超前的科学技术（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和较为开放的文化思想，这对于正处于高度君主专制主义下的封建统治秩序而言无疑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刺激。因此，在这些新思想、新技术还未完全被当时的清朝统治阶层接受和认可之前，必定会受到来自于部分顽固派和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发生于明末清初时期的一场中西“历法之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场“历法之争”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又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清代“钦天监教案”，作为本案的主角人物，传教士汤若望也因此身陷险境。
自汉武帝时期以来，“天人合一”便成为了历朝历代最高决策者所强调的基本统治思想，所谓“奉天承运”便是该思想的最直观体现，除此以外，为了将“帝王受命于天”的思想彰显得更加神圣化，统治者往往还会将“天意”与“人事”进行刻意融合，以便更深一层次地维护原有的统治秩序。而作为“天意”与“人事”之间的桥梁，“历书”也就成为了统治者受命于天的重要凭证。因此，各朝对于“历书”都表现得尤为重视。
以明代为例，明朝时期所实行的“大统历”是在元朝“授时历”的基础上编制的，初期这种历法还能够满足当时帝国运转的日常需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统历”所产生的弊端和误差已逐步显现，更换更精确、科学的历法已势在必行。
16世纪，恰逢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为了在短时间内取得统治者的信任，传教士们率先瞄准了当时已落后于西方的天文学，为此，在这些人的辅助之下，明朝首部具有实质性科学理论依据的历书——《崇祯历书》得以问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还没等到明朝开始真正使用该部历书其国祚便到了尽头。
公元1644年（顺治元年），满清入主中原。次年，《崇祯历法》在汤若望等人的举荐下有幸在清代得以重新启用，是为《时宪历》（统称为“农历”）。《时宪历》的颁布，昭示着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历法改革得到了阶段性成功，与此同时，由于该历法受到以杨光先等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也预示着一场中西“历法之争”即将爆发。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杨光先以一篇慷慨激昂的《摘谬论》拉开了清初“历法之争”的帷幕，随后，又著《辟邪论》和《正国体呈稿》二文加以谴责汤若望。杨的目的很简单，便是要以这种方式让统治者对以汤若望为首的传教士们进行打击并拒绝西洋新法，改用陈年旧历。熟悉清初历史的读者应该很清楚，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顺治帝与传教士汤若望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甚至还一度称汤若望为玛法（“爷爷”的意思）并给予其各种特权。事实证明，此举不仅为汤若望传教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为继汤若望之后的西洋传教士在中国实施劝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杨光先是断然动不了汤若望的。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仅24岁的顺治帝不幸染疾驾崩。顺治帝的去世，使汤若望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靠山，而四大辅政大臣又多是专权、保守之主，这一政治氛围对于汤若望及其传教工作而言无疑是不利的。果不其然，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杨光先在辅臣鳌拜和苏克沙哈的支持下再度上书《摘谬十论》、《选择议》等文攻击汤若望及其西洋历法。最终经户、吏两部会审，汤若望被罢去钦天监“监正”一职，拟定死罪。（后来由于孝庄太后的极力干预，汤若望获释出狱，不久病死于教堂）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杨光先顺利荣升钦天监“监正”一职。
在杨光先担任“监正”期间，钦天监内部精通西洋历法的官员基本被其剪除殆尽，清朝再度恢复为年久失修的“大统历”。关于杨光先本人，笔者有幸查到了关于他生前所讲的一段话：
康熙八年（关于1667），在鳌拜及其党羽势力瓦解之后“杨光先时代”的钦天监也随之终结。在多次公开验证西洋历法精密程度远高于“回回历”和“大统历”之后，康熙帝将杨光先撤出钦天监，改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并为汤若望平反昭雪。
至此，清初时期的“历法之争”得以谢幕，西洋历法凭其精确性和科学性成功“脱颖而出”。
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是从两种历法的科学性还是精确性来讲，西洋历法比先前中国所采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都要略胜一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既然如此，统治者若想要确定其中一种历法作为本国历法的话只需如康熙帝一般将二者进行公开验证便可，这道程序对于统治者而言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为何在康熙帝以前没人做公开性的验证呢？显然，这里边必有蹊跷。
我们暂且先回到文章前面所讲的这样一个情节：《时宪历》的成功颁布。
从表面上看，清廷之所以颁布《时宪历》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改变当时“大统历”和“回回历”等陈年旧历误差过大的不良局面。然而，结合当时的局势分析也不难发现，此刻正处于明清易代之际，而新历法的颁布便昭示着“正朔”已重新确定，清朝入主中原实属上天注定，名正言顺。说白了，汤若望的建议看似是帮助清朝确立一种科学且精确的新历法，实际上此举仅仅只是恰好符合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故而能先后受到多尔衮、顺治帝的种种优待。
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到杨光先这么一个小人物的身上。纵观清代“历法之争”的整个过程，不可否认此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小人物的他又是如何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清廷内部当中掀起一段大浪呢？有不少人认为此人背后有幕后指使者，但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作为一个典型的保守派，杨光先认为历法的传统历理是要远大于其历数（准确性、科学性）的，史料记载如下：
客观而论，杨光先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是更符合那些执拗于满清旧思想的当权者的，如专政时期的鳌拜及其党羽，这也正是杨光先在顺治帝当权期间没能扳倒汤若望而在顺治帝去世后将汤若望一扳便倒的一大重要原因。因此，杨光先仅仅只是清朝初期众多保守派当中的一个缩影，进一步讲就算没有杨光先催化这场“历法之争”，也会有其他刘光先、赵光先等人加以代替。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明清时期历法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实际上并不是作为国家历法的唯一标准，对于统治者而言，其政治属性从某种程度上是要远大于科学属性的，正如我国史学家陈占山老师所说的那样：“在明末清初，历法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还扮演着更重要的政治角色，那就是知晓天命信息的最直接手段”。
文章的最后，再容笔者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明末清初的这场“历法之争”就好比是一场科学与“神学”之间的较量，最终科学既输给了“神学”，又赢得了“神学”。
清朝历史论文1500字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从乾隆朝末年开始逐渐衰落。皇帝一度重用贪官和珅，导致政治日渐腐败。而清朝统治者也失去了早期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渐趋保守和僵化。大清帝国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奢侈、骄怠、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毒瘤藉盛世疯长，正日益腐蚀破坏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当朝廷上下对乾隆的文治武功洋洋自得、沉湎于盛世而自我感觉良好时，清王朝却从盛世的顶峰迅速滑落，很快从康乾盛世跌到嘉道中落。衰落将至，一切都发生在乾隆年间。乾隆时期的文治武功和经济是经过前代的努力的结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而恰在此时，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好大喜功，统治者放松了吏治，丢弃了先前廉政简政的传统，奢靡贪污之风日益盛行。由于乾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终朝兵事不断。所谓十全武功，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乾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到嘉庆改元时，接过的已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以至于嘉庆不得不拿和?开刀，补充国用。同时，在乾隆朝岁入增加的背后，是非正常的收入来源（包括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公摊养廉甚至卖官鬻爵等乱收费项目）不断增加并成为定例。这些不正常的收入虽能缓解一时之急，但对政府和国家社会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国家财政依赖大量非正常收入，已可见到清朝腐败并必然最后走向衰亡的端倪。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基本、更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是整个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朝野上下在富裕和鼎盛之后，昧于时世，看不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贪图眼前的奢侈享受，追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贪奢淫靡和腐败之风遍及官场内外，使貌似强盛的清王朝潜伏着社会变乱和衰落覆亡的巨大危机。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时期的厉行节约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到乾隆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他们为了讲排场、比阔气，竭力摊捐派差、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由此上行下效，贪贿公行，吏治日废，奢侈淫靡、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愈演愈烈；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正气反而日益孤立。自皇帝而下，无论王公贵族、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侈淫靡的习气最严重。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相伴随的是权力机构中普遍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黑暗。在清王朝表面繁荣实际在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腐败就如癌细胞一样在国家和社会肌体里扩散，损害着国家机体的健康。雍正时期曾经锐意改革积弊，实行“耗羡归公”、大幅提高官员薪酬（“养廉”），借此整顿吏治，并以铁腕手段打击贪污、追赃索赔，使贪腐之风一时有所收敛。到乾隆时，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老化，行政运转日益低效。并且由于皇帝带头奢靡腐化，官僚机构所潜伏的腐败细胞失去抑制，获得疯长的环境条件，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乾隆中后期，陆续发生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1757年，发生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两人在操办进贡金炉过程中，低买高卖，掺杂使假，中饱私囊。同年又发生山东巡抚蒋洲在山西巡抚任上贪污库款案。案发后，恒文被赐令自尽，蒋洲被诛，郭一裕充军。随后又有连续3任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卢见曾的“盐引案”，贪污达1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4），案发后3人均被诛。但是此后贪污大案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1781年，时任浙江巡抚的王?望前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案发，牵连官吏60多人，王?望等22人被诛，涉案的陕甘总督靳尔谨自尽。并且此案还案中套案，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的赃物据为己有，事发后陈辉祖被赐令自尽。1782年又发生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国库案，国泰于案发后自尽。1786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因索贿被诛。1792年，浙江巡抚福崧因索贿、侵吞公款案发自尽。虽然诛戮了一批巨贪大蠹，并且不少是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但官场贪污腐败之风仍然愈演愈炽，因为乾隆和和?即是贪污腐败的总根子，他们惩贪，实际上借机“宰肥鸭”，乘机大捞一把，其结果无异于纵贪。这些大案要案不过是贪污腐败案的冰山一角。上述案发被诛督抚，均属事情败露不可掩盖，其余得到风声弥缝无迹当数不胜数。和?在乾隆庇护下当政20多年，搜刮的私财价值达1亿两，相当于当时政府2年的财政收入。就连其两个仆人被抄没的财产也达700多万两。故当时有民谚称：“和?跌倒，嘉庆吃饱。” j春秋中文社区当时官场明明十分腐败，可乾隆还一味装聋作哑，粉饰太平，不听劝谏。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乾隆，劝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赵尔巽：《清史稿》卷109）。乾隆看后大怒，先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斩立决”，后为避免成全尹壮图忠谏美名，免去死罪，降职处分。 在这种只听好话不听规谏、讳医忌药、官官相护、上下包庇、只知敛财纳贿、不管百姓死活的风气下，大小官吏因循苟且，谗上欺下，朝纲不振，效率低下，百务废弛。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红人，位极人臣，其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清朝中后期就是由这些人来治理国家，其后果可想而知。腐败还是引起清王朝军事涣散、军队战斗力下降的直接原因。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安定的保证。到乾隆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而来的是军事懈怠和武备废弛。清初的八旗兵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入关时所向披靡，战功赫赫，为底定中原和统一全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八旗和满族因种种优渥与特权而退化、腐朽，失去了先辈威猛凛凛、英勇善战的气概。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子弟和八旗兵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甚至敲诈勒索，蹂躏百姓。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和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后来，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但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军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时，曾经随乾隆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由于八旗和绿营均因腐败而退化，丧失战斗力，到白莲教起义时，清朝不得不主要利用乡勇和团练。到鸦片战争时，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中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清朝从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和太平天国起义等内乱，清朝局面日益失控，腐败也日甚一日，军事、政治、财政权力逐渐外转下移，中央权威日益缩减，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内部腐败的侵蚀下，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覆亡的不归路。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官僚、贵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社会上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1796年2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万万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衰落的转折点。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朝鲜反清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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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不愿服从亲元的高丽政府的命令，发动兵变，建立了朝鲜王朝，朝鲜王朝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保护自己的安全。
什么是“事大主义”呢？“事大”一词出自于中国的一些先秦古籍，指的是一种基于儒家思潮的外交理念——小国侍奉大国，安分守己，以维护国家安全，不过现在这个词几乎成了一个历史术语：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
咱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可能很难理解这是个什么思维，但在小国的立场上，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利益最大化所考量的外交政策：古代朝鲜几乎只有3个外部势力能打交道，日本是小国，还频繁侵略朝鲜，不需要太亲密；女真人等游牧民族势力是死敌，需要驱逐打击，也不用客气。
但是对于中国（明朝），那就要注意了，和朝鲜比起来明朝是个超级大国，根本无法抗衡，所以对明朝，朝鲜需要采取谦恭的外交态度，成为明朝最亲密的属国，各种礼仪都尽到极致！
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能保障国家安全，明朝没必要打击他，而且朝鲜自身受到打击的时候还可以得到明朝的保护，这毕竟是宗主国的责任；第二是能保障国家发展，朝鲜国小力弱，有时候需要明朝的支持。第三，对于朝鲜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也需要利用“亲明”来维持统治，朝鲜王朝把儒教 (朱子理学) 作为国家统治理念，而“亲明”自然也是这个理念中的一环。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啊，在古代，政权可是比国家重要的，也就是说朝鲜钦慕的是明朝，而不是中国。
所以，到了17世纪明朝衰微，清朝兴起的时候，朝鲜王朝非常尴尬，从情感上和价值信条上，朝鲜是明王朝亲密的属国，“亲明慕华”早成了朝鲜这个国家的价值信条，而对于女真蛮族建立的清朝，朝鲜则是充满鄙夷；但是现实上，又是清朝（后金）的拳头更厉害。
一开始朝鲜是和明朝联合起来抗清（后金）的，但后来萨尔浒之战明朝惨败后，明朝完全丧失了在东北的主动权，更没办法庇护朝鲜，于是后金（清朝）在1627年和1636年两次入侵朝鲜，终于迫使朝鲜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转而臣服于清朝。
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上的，从情感层面，朝鲜仍然亲明，对清朝充满鄙视，这种思潮甚至一直到20世纪都没有完全消退，毕竟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时候，是大明出兵才挽救了朝鲜政权，这可谓是再造之恩。
在朝鲜王朝内部，从朝廷到人民对清朝都极为反感，在文献中称其为胡虏的句子比比皆是，在国内拒绝使用清朝的年号（康熙，乾隆等），而是用“仁祖大王十二年”，“后崇祯二十年”等代替。
而且，少有人知的是，朝鲜王朝甚至还有这么一个惊天计划——十万大军攻灭清朝，重新复明！
可能看到这里大家第一想法是——朝鲜是疯了吗？还真不是，这就要从清朝的局势说其，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朝入关，所以我们通常是把1644年看成“清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始”，但是实际上清朝前期的统治相当不稳定，南明势力，农民军势力，准噶尔蒙古……一堆势力让清朝是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朝鲜似乎嗅到了机会，当时朝鲜王朝正值孝宗李淏在位，此人在丙子胡乱时有被清军掳走到沈阳的经历，所以他对清朝非常反感，而朝鲜王朝的老臣也均认为臣服于蛮夷是奇耻大辱，现在趁着清朝内乱，朝鲜王朝有了“反清复明”的计划。
在孝宗的谋划下，朝鲜全国开始了增加税收，扩军备战！
朝鲜王朝计划将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且全部升级为骑兵，此外还新训练都监军10000名，御营厅军20000名。并强化炮兵，当然，这个计划已经超出朝鲜的能力范畴，所以后来未能实现。
不过嘛，如何将扩军计划向清朝解释倒是一个大问题，朝鲜方面向清朝的汇报是：自己是为了防范日本。但清朝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朝鲜和日本关系并没有恶化，于是对朝鲜有了警惕，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为六使诘责事件。
由于国小力弱，扩军计划没有完成，加之朝鲜的行为已经引起了顺治的警惕，所以这朝鲜孝宗的雄心壮志未能实现，1659年五月初四，朝鲜孝宗去世。
不过朝鲜王朝“光复大明”的心思还是没断，朝鲜王朝上下均相信中国古代的政治预言——胡虏无百年之运，“反清复明”在朝鲜是政治正确，朝鲜李朝派人广泛联络台湾郑成功，三藩割据势力，准噶尔蒙古甚至日本德川幕府等势力，准备共同抗清，甚至允许台湾明郑军队和日本军队“假道朝鲜，出送援兵”！
17世纪80年代，清朝爆发了严重内乱——三藩之乱，朝鲜王朝大喜，又认为机会来了。这个时候是朝鲜肃宗（1674年—1720年在位）时期，当时朝鲜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派十万大军伐清雪耻，光复故国大明，但肃宗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知道这个计划没有可操作性，他对大臣说：非无雪耻之心，奈何国小力弱，有心无力。
一步一步来的
清朝晚期诗歌论文研究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代进入晚期，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此时的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出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需要这一特点。
首开风气的人物是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是近代最早呼唤改革的先进思想家。他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纵横议论，抒发感慨，有力地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上脱离现实的倾向，诗风也以瑰丽奇肆著称，足能矫拔颓风。如他热情呼唤新思潮的到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疒音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这些“伤时之语，骂座之言”不能不动摇人们对旧制度的怀疑，震撼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后来的思想界、文学界注入新生命。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发展，“诗界革命”亦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发起者是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黄遵宪(1848～1905)是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人。黄遵宪在理论上提倡“我手写我口”(《杂感》)，“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诗集自序》)；同时又提倡利用古人优秀的传统，加以变化求新，从而创造一种“古人未辟”的新体诗。他的创作也确实达到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融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境界。如《今别离》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鲜事物写入诗中；《冯将军歌》等写中法、中日战争；《哀旅顺》等写丧权辱国；《出军歌》等大力鼓舞抗敌救亡士气，不愧为一代“史诗”和“新派诗”。
黄遵宪像
梁启超以其崇高的声望大力提倡“诗界革命”，其诗作敢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对促成新体白话诗的产生有一定积极影响。之后，虽有“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衍大力表张宋诗，工门岂运大力表张汉魏六朝诗，力图在新诗派发展时，用旧形式作最后的一搏，但无奈大势已去，影响甚微。
叶燮《原诗》是中国古代诗话的集大成者。自30年代以来，叶燮诗学从研究方法和内容都经历了大的变迁，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本身学科建设的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叶燮诗学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显学，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本论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变”为视角，以“关系”为《原诗》理论生成的逻辑脉络，以《原诗》写作运思方式为轴心，用阐释学的研究方法，对《原诗》进行了全面分析比较，从而加深了《原诗》理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认识，拓宽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转换的现实性视域。导论，通过对叶燮诗学研究的意义梳理，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本论文以作者的运思方式为切入点，以“关系”做为叶燮展开具体论述的框架，对《原诗》进行文化学视域下的现代性特质分析，从而为《原诗》之“是”和之所以“是”的理论背景提供了综合性审视空间。论文第一章，以“源流本末”、“正变盛衰”、“沿革因创”、“陈熟生新”，为《原诗》关系之变的逻辑思路，进行诗变前提论、相对论、分期论、尺度论的内涵分析，从而对关系之变的求真内涵进行诗歌批评发展形态阐释。同时，通过对历代诗歌批评论的否定，叶燮不仅展示了诗变的关系内涵，而且诗歌批评的潜在真实标准，也随之建立。论文第二章，以“才、胆、识、力”为中心，对诗人主体论进行中西比较式研究，并以“才、胆、识、力”作为“知行合一”关系的进一步体现，进行了历史综合性探讨，其中，才的先验基础性、识的后验前提性、胆的依托性、力的完成性，是叶燮诗人主体论的主要内涵，力的完成性，是中西诗学主体创作论的汇通和体现。论文第三章，以“情”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为特质，对主客体论的逻辑基础、意境生成，进行以体验为主导，以想象为主线，以突破现实关系为主旨的“理、事、情”主客体论还原，其中，情的统和性，理的体验性，法的辩证性，是“理、事、情”说成立的关键，从而诗歌本体呈现出哲理本体、情感本体、历史本体交相为一的多元特质。论文第四章，以诗歌流变论为中心，以叶燮的儒家人格道德批评论为先导，社会历史批评为主线，艺术审美批评为高下，进行批评方法的哲学性、科学性、学科性历史探讨，由此，叶燮诗歌批评论不仅呈现出多元性的文化特质，而且以“境”为中心的诗歌批评规范，成为叶燮审美艺术批评的核心，展示了诗歌批评的学科性动态演变过程。论文第五章，以《原诗》的文化学意蕴为中心，进行了以境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论、以史为中心的经验方法论、以对话体为机制的圆通性理论文化学意义探讨，从而凸显了中国古代的艺术理性精神、经验实证主义认知结构、致用型语言观的文化学存在背景。
有关清朝饮食文化的问题研究论文
饮食文化论文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 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 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 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 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 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 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 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 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 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 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 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 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 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 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
不断发展中的中国饮食文化中091-4 苗芦娜 200901501430摘要：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她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是人类文化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也紧跟中国文化的发展大势，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在悠长的历史中，中国饮食文化不断发展创新，涌现出了美味佳肴“八珍”、名扬九州的四大菜系、香飘四海的满汉全席等令人垂涎三尺的美味饮食……关键词：饮食文化 吃 历史 发展 说起中国的饮食文化，它是一种特殊而又普通的社会现象 。说它特殊，是因食物、加工方式的不同，或地区、民族的差异，产生不同的饮食风味、文化风格；说它普通，是饮食不分人种、地位、国家和民族，它还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菜肴分南、北风味 ，八大菜系；各个民族因风情各异，各有爱好禁忌。往往我们一提起饮食文化，大家首先就想到了“吃”。虽然“吃”文化只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代表我们的饮食文化。从 古往今来的熟语、俗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吃”文化，也可以说是饮食文化的发展以及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影响。中国有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这里的“食”就是“吃”。 仔细琢磨一下，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似乎都与“吃”有关，而且这里的“吃”似乎已经脱离吃饭的本意，引申为另一种寓意。例如说：许多人把“谋生”说成“糊口”，把“工作”称为“饭碗”。此外，“吃”有时候被用来表扬。一个专业或一个人受欢迎被说成“很吃香”；一个埋头苦干被说成“能吃苦”；一人混得好被说成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能见机行事叫“好汉不吃眼前亏”；能吸取教训叫“吃一堑长一智”；能理解上级意图叫“吃透精神”；有份国企或公务员身份被羡慕“吃皇粮”“端铁饭碗”。相应的，“吃”还有时候被用来批评。懒惰不思进取叫“好吃懒做”；监守自盗叫“吃里扒外”；贪污受贿叫“吃回扣”；怀疑嫉妒叫“吃醋”；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喜欢听恭维话叫“吃软不吃硬”；被特殊照顾进行单独辅导叫“吃小灶”；不与别人分享叫“吃独食”；谎报数据取费用叫“吃空饷”；胆大妄为叫“吃豹子胆”；坏人与坏人暗地争斗叫“黑吃黑”；官员索贿叫“吃拿卡要”；不思进取叫“吃老本”等等。“吃”还有多种用途，不能“吃”也吃。受别人欺负叫“吃亏”；感到意外叫“吃惊”；资金紧张叫“吃紧”；沟通失败被顶了回去叫“吃别”；下棋叫“吃子”；力不从心叫“吃劲”；全部包揽叫“通吃”。吃还被用来励志或警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马不吃回头草；吃一堑长一智；好汉不吃眼前亏……中国恐怕是“吃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了。这众多的熟语、俗语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反映出了“吃”文化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渗透着“吃”这个主题。“吃”文化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当然与它跟我们生活的密切联系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当然，“吃”文化并还不能等于饮食文化，而只能是从属于饮食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谈一下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轨迹，品味一下这饱含历史风味的美味佳肴。首先是石磨的普及和肉类的加工。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殷商时期，对谷物的加工一直比较原始简单。周代石岂的出现，是谷物初加工方法的一次飞跃。随着石磨的普及，周人的饮食状有了很大的改善。与谷物加工相比，周代的肉类加工更为考究。周人已完全懂得选择无病、无特殊腥臊异味而又健壮的畜禽，并辨别畜禽各部位，然后施行宰割。在进食时，各式各样的菜肴都有固定的位置，取食也按一定程序进行，这些都是由肉类所切割成不同形状所决定的。 然后是八珍的出现。周代“八珍”的出现，标志着烹饪形成为一门重要的艺术，显示了周人的精湛技艺和食饮的科学性。以炮豚为例，首先将小猪洗剥干净，腹中实枣，包以湿泥，烤干，剥泥取出小猪，再以米粉糊遍涂猪身，用油炸透，切成片状，配好作料，然后再置于小鼎内，把小鼎又放在大镬鼎中，用文火连续炖三天三夜，起锅后用酱醋调味食用。这一道菜先后采用了烤、炸、炖等三种烹饪方法，而工序竟多达十余道。“八珍”开创了用多种烹饪方法制作菜肴的先例，后世令人眼花撩乱的各种菜肴，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甚至在菜名上也袭用“八珍”，至今还有“八珍糕”、“八珍面”、“八宝粥”之类。 四大菜系诞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期在饮食文化上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风味。在北方，古齐鲁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烹饪技术比较发达，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地方风味菜——鲁菜的雏形。在南方，楚人统一了东南半壁江山，占有今天的“鱼米之乡”。一年四季，水产畜禽菜蔬联蹁上市，为烹饪技术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又融汇了南方很多民族的民风、民俗和饮食习惯，逐渐形成了今天苏菜的雏形。在西边，秦国占领了古代的巴国、蜀国，将水患之乡改造成“天府之国”，加之大批汉中移民的到来，结合当地的气候、风俗以及古代巴国、蜀国的传统饮食，产生了至今影响巨大的川菜的前身。秦末发兵兼并桂林、南海和象三郡，建立南越国。利用广州地处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可供食用的动植物品种繁多，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优势，建立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飞、潜、动、植”皆为佳肴，并流传至今，形成兼收并蓄的饮食风尚，产生了粤菜。 至此，后称“四大菜系”的鲁菜、苏菜、粤菜、川菜雏形已经初成。 此后，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汉朝皇帝拥有了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剧了。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今天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这一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 接下来，随着茶叶的交易，茶食也深入到辽金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金人在人生重大的婚姻典礼中，都以摆上茶食为正规。而所谓茶食，只不过是先进一种像汉民族常食用的“寒具”，即炸麻花之类的大软脂、小软脂的食物，次进一盘蜜糕。只有待整个宴会结束，对待来参加婚礼的上客，才端上“建茗”。茶叶成了只有富者才能啜之的饮料，而粗者只能喝乳酪。 到了元朝，帝国的疆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大，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广阔发展。这一时期，涮羊肉在忽必烈的推捧下诞生；月饼，已经成为中秋不可少的一道点心；元大都成为有史可考的第一家烤鸭店的发源地；产生了至今众人都愿意品尝的名菜——烤全羊。与此同时，各族穆斯林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了元朝的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并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清真饮食文化。 到了明代，宫廷饮食奢靡无度。宫中的菜蔬有滇南的鸡枞，五台山的天花羊肚菜，东海的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等海中植物；江南的蒿笋、糟笋等，辽东的松子，蓟北的黄花、金针，中都的山药、土豆，南都的苔菜，武当的莺嘴笋、黄精、黑精。北山的核桃、枣、木兰菜、蔓青、蕨菜等，其他各种菜蔬和干鲜果品，土特产等，应有尽有。清朝的宫廷菜因吸收全国各地许多风味菜，和蒙、回、满等族的风味膳食而享誉海内外，有天下第一味之美誉。其中，宫廷菜中一种——北京烤鸭，风味独特，名扬四海。 官府菜是北京菜的特味之一。过去北京官府多，府中多讲求美食，并各有千秋，至今流传的潘鱼、宫保肉丁、李鸿章杂烩、组庵鱼翅、左公鸡、宋嫂鱼羹、北京白肉等，都出自官府。北京谭家菜颇有代表性，出自清末翰林谭宗浚家，后由其家厨传入餐馆，称为“谭家菜”。近年出现红楼菜，也是官府菜。京菜融合八方风味，因此烹调手法极其丰富，诸如烤涮爆炒，炸烙煎火靠，扒熘烧燎，蒸煮汆烩，煨焖煸熬，塌焖腌熏，卤拌炝泡，以及烘焙拔丝等等。 满汉全席是满汉两族风味肴馔兼用的盛大筵席。是清代皇室贵族，官府才能举办的宴席，一般民间少见。规模盛大高贵，程式复杂，满汉食珍，南北风味兼用，菜肴达三百多种，有中国古代宴席之最的美誉。北京御膳饭店曾将满汉全席分为六种：蒙古亲潘宴、廷臣宴、万寿宴、千叟宴、九白宴、节令宴。满汉全席聚天下之精华，用材不分东西南北，飞禽走兽，山珍海味，尽是口中之物，清代的满汉全席，有所谓山、海、禽、草“四八珍”。“山八珍”指驼峰、熊掌、猩唇、猴脑、猩唇、象鼻、豹胎、犀尾、鹿筋；“海八珍”指燕窝、鱼翅、大乌参、鱼肚、鱼骨、鲍鱼、海豹、狗鱼；“禽八珍”指红燕、飞龙、鹌鹑、天鹅、鹧鸪、彩雀、斑鸠、红头鹰；“草八珍”指猴头、银耳、竹荪、驴窝蕈、羊肚蕈、花菇、黄花菜、云香信。满汉全席可谓是中国极权主义引导下的饮食文化在几千年的演练中结成的硕果，达到了人类在口福方面所能享用的高峰。
论中国饮食文化摘要：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关键词：饮食文化 饮食 文化一、 中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二、中国饮食文化特点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三、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
清真，(阿拉伯语：，英语：Halaal，halāl，halal)，阿拉伯语原意为“合法的”。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北京的清真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 浅析唐代的饮食文化论文，欢迎阅读。
一、何为“清真饮食”
“清真饮食”，指符合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符合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按这种教义和风俗习惯进行生产、加工、经营的食品。其实，“清真饮食”这一叫法并非阿拉伯语的音译，也非伊斯兰教传入伊始就有，而是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教教义长期融合的结果，是中国特有的。阿拉伯语中则把伊斯兰教食品称为“哈俩（HALALI）”，该词借鉴于犹太教的Kosher[1]一词，意为“合法的”，意指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食品。
公元6世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最早出现了“清真”一词――“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这以后，直至清朝，“清真”一词频频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用以表示“纯真雅洁、朴素自然”之意。例如，唐代李白《五古?避地司空原言怀》中有“所愿得此道，纵然保清真”的佳句，用以表达自己素朴淡泊的尚“清”理想；宋代陆游《园中赏梅》中有“阅尽千葩百卉春，此花风味独清真”的吟诵，用以赞美梅花纯洁质朴的品格；清代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文贵清真，诗贵平淡”之句，以表明文章贵在真实自然……自元代起，中国的伊斯兰教学者及宗教职业者渐渐使用“清”“真”“净”等字来形容礼拜寺。明洪武元年（1368），“清真”被作为一个词，用以表示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事物。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汉学家王岱舆更是在其《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中用“纯洁无染之谓清，诚一不二之谓真”对“清真”一词进行了纯伊斯兰式的阐释。随后，诸多伊斯兰教学者纷纷在“清真”一词的原有词义基础上，对其进行伊斯兰化的阐释，使其成为中国穆斯林的一个专用术语。中国的清真饮食，在具备阿拉伯-伊斯兰饮食文化标准应有因素的同时，也在烹饪技术等方面参照并吸收华夏饮食文化的经验，从而形成了兼有两种文化体系特色的独特饮食品种，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严格的禁忌性、历史的悠久性、鲜明的地域性、品种的多样性和食用的广泛性等方面。
二、北京清真饮食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通常意义上的“北京菜”实际上由山东菜、清真菜和宫廷官府菜三部分构成。清真菜作为北京菜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其历史非常悠久：唐永徽二年（651），第一个阿拉伯使者会见唐高宗，打开双方互通有无的大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首次出现“回回”一词，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元朝时，“回回”大量涌入北京，后人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饮食市场上开始出现清真食品。当时的清真食品，主要是临街设摊，或走街串巷，提篮小卖；明朝时，北京清真饮食的专业厨行正式形成；清朝后期，开始出现清真菜馆；民国时期，清真菜已经成为非常完善的餐饮风味，是京式菜系重要的一支；1956年底，清真小吃店进行调整改组，实行公私合营，最终合并为校场口小吃店、大栅栏小吃店、南来顺小吃店等17个规模较大的清真小吃店。笔者曾在《北京档案珍藏展图录》一书中看到过一组由西城区档案馆收藏的《建国初期前门大街和大栅栏商业街调整规划图纸》档案，档案形成于1957年，反映的正是当时对前门大街和大栅栏两条商业街上包括清真小吃店在内的所有店铺进行调整的情况。正是经过如此经年累月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今日集质地脆嫩、口味醇厚、汁浓不腻、原汁原味等诸优点于一体的北京清真菜系。
由于北京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辽金以来就云集了天下各方各族人士。因而，多种饮食文化在北京都有所体现，而清真饮食又极善于博采众长，吸收其他风味菜肴的烹调技法。因此，为适应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北京的`清真菜在传统清真菜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汇了九州各地不同风味菜肴之精华：从蕴含着西域风情的油炸馓子，到透露着游牧民族率真性格的涮羊肉，再到浸透着江南细腻温情的八宝莲子粥……可谓包罗万象；从讲究气势排场的全羊宴，到百吃不腻的锅贴羊杂，再到实惠经济的焦圈、豆汁……可谓应有尽有，可以说，它照顾到了从朱门绣户到白屋寒门各阶层的问顾者，做到了丰俭由人、应付裕如。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约万人，主要分布在教子胡同、马甸、大兴、密云等。作为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每年有许多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在北京举办，这些活动都有力地促进了北京餐饮业的发展。而且，作为中国吸纳游客最多的旅游城市之一，北京的餐饮业也因旅游业而受惠。此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北京作为我国的国际交往中心，设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大使馆，跨国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或驻京办事处等。其中，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就多达四十多个。国际交流和商务往来的不断升温，刺激着北京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非常可观的消费空间。仅《北京餐馆指南》《中国清真美食地图》《中华老字号》等书中收录的清真餐馆就多达500多家。其中，一些老字号的清真餐饮企业深受顾客的喜爱，如：被誉为“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的鸿宾楼饭庄，是北京唯一一家天津风味的清真饭庄，清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天津，1955年迁到北京李铁拐斜街，1963年迁到西长安街。郭沫若在一次用餐后，对鸿宾楼赞不绝口，题藏头诗一首：“鸿雁来时风送暖，宾朋满座劝加餐。楼台赤帜红于火，好汉从来不畏难。”诗的每句首字联起来即“鸿宾楼好”。鸿宾楼的菜肴多达数百种，其中颇具代表性的“鸡茸鱼翅”“红烧牛尾”“扒驼掌”等一直广受食客喜爱。
在过去，北京餐饮业被称为“勤行”。“勤行”除了包括上述各种高、中、低档的实体餐饮店外，还包括一种专门承办民间宴席的“厨行”。当时，北京城内并不缺乏好的清真餐饮店，可在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条规矩：清真饭馆只应散客，不接宴席，婚丧嫁娶的流水席要由当时北京城内的二三十家厨行世家承办，这些厨行世家主要分布在牛街、德胜门、王府井等地。厨行都没有实体店面，而是在办事人的家里露天搭建简易帐篷，应办事人之需摆出几桌到几十桌不等的席面。当时厨行界有一行规，叫“不串片儿”即牛街的厨子不往北，德胜门的厨子不往南，各处的厨子不轻易跨区做买卖。一般而言，每个厨行的常备菜点有150道左右，这些菜点全靠厨行世代口耳相传，强记硬背。 由于清真菜在用料做法上有很多禁忌要求，因此，这种流动家宴对主厨的考验很大，从订料、备料到砌灶烹饪，主厨事必躬亲。一般而言，清真宴上的菜品上桌顺序依次是：压桌、扣菜、汤菜、炒菜。通常“从落座到起座，一起清真宴就只有20多分钟，这一拨人吃完，紧接着就要换下一拨人。一起宴席一般要上二三十道菜，主厨要连续做出蒸、炖、炸、扣、炒等菜品，几乎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如果要同时开10桌以上的宴席，对菜量的要求还很大。所以，需要厨师准备充分且精神集中，否则是无法应对的。”[2]
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里平房大院儿越来越少，各类大型的清真餐饮店纷纷办起了酒席，北京的“厨行”日渐式微，如今只留下了“厨子舍”一家。为了保留这门手艺，厨子舍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其第五代传人舍增泰收了女儿和侄子为徒，想要培养“厨子舍”第六代传人。但是，毕竟如今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外界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厨行也许不会再恢复昔日的盛景，也许最终将归为一份珍贵的平民记忆，但是这不影响它曾经的辉煌，也不影响人们对其背后蕴含的行业精神及平民文化的认同。而这种精神与文化内质是可以透过人们的情感共鸣，渗透到社会和日常生活之中，从而被代代相传的。因此，从这个层面而言，作为行业的厨行衰落了，但是作为北京清真饮食文化和城市文化一部分的厨行文化却仍然朝气蓬勃，焕发着生命力。
三、意蕴丰富的“清真餐饮”
曾有很多学者主张，饮食文化可以作为一个界定“我族”与“他族”的外显标志。但笔者认为，饮食文化实际上会随着场景和赋意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固定作为一个民族或者族群区别于他族的外显标志。很多人习惯用清真饮食作为区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外显标志，但实际上不同身份、角色的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或许会有着相同的饮食选择。穆斯林、民族信仰者、普通居民均会出于对角色、身份、利益等因素的考虑，而将食用清真饮食作为日常生活的常态，从而使得“惯用清真饮食”这一行为不具有划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意义。因此，食物及其附带的饮食行为只能被视为是主体表达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的重要媒介，而非将“我族”与“他族”进行区别的特定标志。
“清真餐饮”看似是一份被经营的生意，但其中浸润着的却是满满的人情，而用这份“人情”创造与书写出来的，则是城市历史与城市文化。北京清真饮食是北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文化延续和发展的一部分，它通过所用食材和制作技艺的传承得以保留，并将其中蕴含的智慧与精神通过人为的力量得以传递，从而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因此，当一些“老字号”因城市发展规划等原因被迫搬迁时，很多人宁愿费一些周折、花一番工夫，也要重新找到它们。因为，这些“老字号”不仅仅满足了食客们的食欲，也能够帮助人们重新找回对城市的味觉记忆，使他们安心地融入城市生活。正因为如此，当昔日风靡一时的厨行在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时，会有那么多“老北京”感到不舍与难过。或许，约翰?S?艾伦说得没错：“无需生活在食物匮乏状态下的人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简简单单的食物就是潜在的美好回忆的来源。应当谨记，各种力量，个体的、集体的都参与塑造我们与食物相关的记忆。或许这样能帮助我们把糟糕的事抛在一边，而创造更多关于美食和美好时光的记忆。”[3]
注释及参考文献：
[1]白仲俭.北京老字号传奇[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2]杨永和口述，马景海整理.北京清真菜谱[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3]约翰?S?艾伦.陶凌寅译.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