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研究小论文
攀枝花地域文化的主要特点论文
攀枝花的地域文化是指在攀枝花这一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包括民俗、传统、习惯、生态等在内的文明表现。它在该地域范围内不断地与自然及人文环境相融合，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而生生不息并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传统文化。
1、攀枝花特色地域文化的研究背景
在20世纪60年代初，攀枝花还是一个人烟稀少、比较荒凉的不毛之地，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这一地域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座现代化的钢铁之都拔地而起，为攀枝花今天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的“TheBeltandRoad”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攀枝花也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自身以工矿业为主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以做好“钒钛”和“阳光”两篇“文章”为主，同时正着力把自身打造成“中国的康养胜地和四川南向门户”，以顺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要求。而今恰逢改革开放40年，攀枝花无论在生态环境、工农业生产、道路交通或是人们的文化生活、经济收入等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攀枝花特色地域文化的主要特点
地域文化是指文化的形态，它具有该地域的特征和属性，而攀枝花特色地域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它具有攀枝花的地域特征和属性。其主要特点如下：
2·1独特的丧葬文化
攀枝花和西昌同处攀西大裂谷地带，该地区由于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其民风民俗、饮食丧葬及民间音乐等都具有鲜明的特征。以丧葬为例，该地域在丧葬制度方面一直有火葬、土葬、悬棺葬以及彝族的向天坟和一种独特的大石坟墓等丧葬方式。不同的族群根据自己丧葬风俗习惯和历史沿革选择不同的丧葬方式且各具特色。
2·2宗教文化呈多样性
由于攀枝花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民族众多，再加上其居民构成方面以移民为主，所以其宗教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在这里不仅有本地彝族民众信奉的“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而且有我国大部分地区信奉的佛教、道教，还有伊斯x教和藏传佛教，更有远涉重洋而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各种宗教相互并存，和平共处，与该地域其他文化相互融合、兼收并蓄。
2·3移民文化由来已久
在攀枝花的人口变迁中，其居民构成主要以外来移民为主。[1]据史料记载，包括攀枝花在内的攀西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史有：
（1）原始社会末期的黄帝长子昌意率部降居雅砻江，是中原文化与攀西本地土著文化的交融。
（2）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是在攀枝花仁和区的拉鲊渡口。战后一些蜀兵就留在本地和当地人通婚，繁衍后代。
（3）元朝初期，铁木儿的蒙古大军大规模的远征西南地区并成建制地留在包括攀西在内的当地屯垦。
（4）20世纪60年代中期，几十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操着各种方言的建设大军响应号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攀枝花，这也是攀枝花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对攀枝花的地域文化的形成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4多元文化并存
从历史和地缘因素来看，攀枝花被视为属于攀西经济带和文化圈，根据其民族、居民构成成分以及其地形地势等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化。
（1）位于攀西地区的攀枝花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境内及周边地区分布着大量的人类活动的遗址。其境内的回龙洞古文化遗址是“腊玛古人”的活动遗迹，距今可以追溯到10000至18000年前；在其周边的裂谷南段更有著名的“元谋人”以及更为古老的“蝴蝶人”等。据此彝族学者刘尧江提出了包括攀枝花在内的金沙江流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的学说。
（2）从地缘历史来看，攀枝花的地域文化属于滇蜀文化的交融之地。攀枝花处于川西南和滇西北的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位置，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在其历史长河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四川盆地的蜀文化和位于云贵高原的滇文化的影响。
2·5文化成果形式丰富多样
攀枝花由于其文化多元并存，其文化成果形式也丰富多样。其主要文化成果有：
（1）文化团体的成立和文化场地的修建进一步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1]。攀枝花于1966年成立了战鼓文工团并在1999年与市话剧团合并组成了攀枝花市歌舞剧团；2001年在市歌舞剧团乐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攀枝花交响乐团。并相继修建了攀枝花市文化馆、攀枝花市工人文化宫、苴却砚博物馆以及攀枝化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等。这些都为丰富攀枝花人民的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2）文学作品及刊物等成果丰硕。比如1966年的《渡口工人诗歌选》；1973年的《战斗在攀枝花》的报告文学和同年创刊的市级文艺刊物《攀枝花文艺》等。这些文学作品和刊物在一定程度上见证并反映了攀枝花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3、研究攀枝花特色地域文化的主要目的
研究攀枝花特色地域文化的主要目的在于不仅要对这一地域文化进行完整的记录和传承，更要不断地将它发展和弘扬。在研究过程中要找出它与该地域自身发展所存在的问题。比如：从本地的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的结合来看还远远不够，应挖掘民间传说、历史文化名人、三线建设者们的故事以及各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等与一些自然景观相结合，使之与自然景观相协调，赋予其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长久的生命力。其次，攀枝花的城市管理者们应科学制定攀枝花地域文化的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各区县做到统筹规划、整体布局，共同推进攀枝花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着力打造具有攀枝花特色的地域文化，促进本地实体经济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加强攀枝花地域文化与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构筑攀枝花的国际声誉和文化软实力，以推动攀枝花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4、结语
为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促进本地域实体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攀枝花应加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明确各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及特色并加强相互协作，充分发挥“南向北进”的枢纽作用。认真培育并打造统一开放的区域特色文化市场，将它打造成川西南、滇西北乃至辐射南亚诸国的具有独特的攀枝花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品牌，才能正确认识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展现本地区的魅力和风采，提高攀枝花的区域经济和文化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大观[M]·北京：中国图书出版社，2007·
[2]傅彦瑜·攀枝花地域文化与壁画发展[J]·攀枝花学院学报，2010（1）：41—43
城市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先进城市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基础上，从整体空间环境、空间布局、独特品质、城市文化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的构成要素，对济南近年来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进行了评价，指出了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地域文化、继承、发展、济南
“世界名都大邑之所以能成功地支配了各国的历史，那只是因为这些城市始终能够代表它们的民族和文明，并把绝大部分流传给后代。”[1]著名规划建筑大师刘易斯？芒福德的这句话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带给城市规划工作者以深刻的启示。城市发展继承并延续地域文化特征是城市良性发展的前提。在规划建设中，做好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非常重要。本文试以济南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个辽阔广大的地域上，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人群构成的不同所存在的区域性的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构成地域文化的因素有：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特殊或得天独厚，特定区域的人群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并与其它区域的人群形成竞争关系，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2]
2、济南地域文化特征分析
山、水、城交融的整体空间环境
济南南依泰山，北临黄河，总揽齐鲁，地处鲁中低山丘陵与华北冲积平原的交接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山湖遥遥相望，形成山水相依的城市地理形态和独特的城市空间特色。济南的城市空间特色是山、泉、湖、河、城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南部是恢廓苍翠的自然山体，中部名泉荟萃、湖光山色，北部是蜿蜒曲折的黄河以及鹊山、华山等众多平地凸起的小山头。
这种山、水、城交融的独特自然景观与济南几千年的文化内涵相互融合，形成了济南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空间特色。总体来讲，济南大气厚重，具有北方城市粗放的性格；济南独特的泉水文化，又赋予了这座城市另一面的景致，城市总是因为有了水而显得清灵俊秀，济南因了浸润在城市肌理中的泉群水系而比普通的北方城市多生出了一股轻盈，有了几分“烟雨江南”的柔美。
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景观资源
济南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济南历史文化街区、特色街区共有8处。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包括四门塔、灵岩寺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6处；省级历史优秀建筑5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4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95处；区、县级依法登记保护的`文物328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约1000余处。
“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空间布局
济南古城是在明府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城池四周由护城河围合，面积3。26平方公里。平面布局以其形状不甚规整、四门不对称为特色，加之有天然的泉水和依山建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济南商埠开辟于上世纪初，商埠区的规划和建设是中国城建史上中西合壁的典范。1904年，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标志着振兴民族实业的“自开商埠”便应运而生。百年以来，商埠区的空间格局一直延续下来，揭示了济南近代城市规划的序幕。东西并列的古城和商埠，形成济南城市空间演变历史上“古城商埠，双星闪耀”的格局。
“泉水文化”的独特品质
泉水是济南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独特的地质构造使得济南自古以来就以泉水丰沛而闻名于世，城市因此有了一个别称“泉城”。甘纯的泉水给城市注入了灵气与活力，赋予了济南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广义讲，泉城文化景观资源应包括“泉水”、“泉城”、“泉村”、“泉文化”等四泉文化景观资源。泉水是四泉文化的核心。济南独特的地质结构，造就了众多泉水的形成。济南泉水的独特性还体现在数量众多、形态优美、水质优良、文人诗韵等诸多方面。
“包容厚重”的城市文化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东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济南，具有各种文化的兼容性。济南处在西陆东海之间，古文化与今文化之间，城市不大也不小，处于“中庸之道”的状态，这是它典型的文化特征。这样的文化特征就形成了济南厚重朴实，温婉宽容的城市气质。[5]
3、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进展
济南地域文化继承与发展工作情况概述
近年来，济南市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坚持高起点高水平规划。近年来，《泉城特色风貌带规划》、《泉城特色标志区规划》、《济南商埠区历史文化城区保护策略研究》等20多项规划研究相继编制完成，大明湖东扩等精品工程相继实施，济南古城区及商埠区保护初见成效。二是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定期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保护专项检查，体制机制基本完善。三是注重提取并形成文化特征符号。例如策划了“天下泉城”、 “守望泉城”等专题片，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征符号。在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方面，着力塑造地域文化特征，例如，在第十一届全运会主会场“东荷西柳“的设计中，就以市花荷花、市树柳树为母题，进一步强化了地域文化特色。四是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使地域文化特色深入人心。例如，如自2013年起每年8月举办“泉水文化节”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活动期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进一步强化了济南泉水之城的地域文化特色。
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工作的不足
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与济南独特的文化特色资源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文化资源有待梳理，在新城区、郊区或者大都市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做得还不够，例如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子崖遗址等的宣传推介不够。二是保护与发展实施机制有待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统筹协调。三是市政、交通、财政等专项有待优化。在古城区、商埠区，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市政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等方面，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区域文化发展战略不够明确，对大区域文化发展战略重视不够，区域文化的认同感有待进一步强化。 3。3济南地域文化特色保护与发展的对策措施
基于对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的进展及不足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济南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开展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对历史古迹、文物进行全面排查，做好深入挖掘历史遗存、搜集相关资料，从龙山文化、舜文化、孝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和提炼，对龙山黑陶、舜耕山、郭氏孝堂山、灵岩寺、齐长城、鹊华秋色图等文化遗产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努力塑造含蓄内敛、格调清新的新型文明城市。[6]二是创新地域文化特色继承与发展实施机制。亟需在市财政、市级相关职能部门和投融资平台大量投入的基础上，争取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同时创建社会融资渠道，引导市场化运作，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共同推动保护改造工作的实施。三是调整优化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延续地域文化传统，深入挖掘文化优势，营造宜居环境氛围，积极推动文化创新，增强区域文化认同感。四是积极倡导公众参与。人民是城市的主人，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应充分考虑群众的发展愿望和利益诉求，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其规划、建设工作应在适宜的阶段组织公众进行参与，科学合理决策，选择部分有责任心的企业或个人参与规划实施。
4、结语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地域文化特色是城市发展之魂，是城市个性的集中体现。从济南的案例可以看出，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在前期研究、体制机制、法规建设、规划实施等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地域文化特色资源绝对是块宝，而且越来越受到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在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应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知己知彼、摸清家底的基础上，重视地域文化符号的提取，采取科学的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品牌，切实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竞争力。
地域文化研究论文
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就目前来说，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化——在一个古代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时空框架被认为已相当完善的地区，年代相当早，只有一处孤零零的几乎被破坏殆尽的遗址，这些使它与其临近的河姆渡最初被发现有所相似但几乎处境完全不同。因为当年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还没有被正式地建立起来，尽管人们对河姆渡的过早的年代和文化成就有所疑惑，但是因为空白的时空需要更多的内容去填补，人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化之子。然而今天，由于区系类型学说的高度自信，人们就更倾向于怀疑象跨湖桥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是否应该存在，怀疑发掘者是否在地层或者年代方面犯了错误。
对于不理解的现象保留适当的怀疑的是应该的，这是保证科学的严肃性和防止错误的必要程序。但是我们更应该对那些引起怀疑的因素应该予以仔细分析，并尽快将遗址的年代确定下来——这是讨论所有的与跨湖桥相关诸的问题的时空前提。最新出版《跨湖桥》发掘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跨湖桥的较早的年代的。跨湖桥的碳十四和热释光测年结果的数据已经足够多了。跨湖桥遗址本身有28个，加上新近发现的与其相距仅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孙遗址的2个，30个数据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围之内，应该说是高度集中了。江浙地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没有发现石灰岩地区的偏早现象，因此，这样的年代数据应该说可以和本地区其他如河姆渡、马家浜等的年代数据进行比较的。跨湖桥的地层堆积也为这些碳十四年代提供了一个下限框架。跨湖桥文化层被埋在海侵地层的下边，其上又被厚厚的湘湖沉积所叠压。据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距今8000-3000年是全新世的大暖期，海平面不断上涨，距今6500年左右涨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据推测比现今海面还要高2米左右。大概正是跨湖桥文化层上边的海侵地层的正是这一环境事件的地层证据——跨湖桥文化存在于一个沧海桑田的变化阶段之前。跨湖桥附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遗址——下孙家遗址。这个遗址也是被压在一个大的海侵层之下，海侵层上边同样有湘湖的湖相堆积，两者在文化面貌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有相近的年代测定结果，这应该已经为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比较确凿的根据。
人们怀疑跨湖桥的年代，主要是因为在这样早的年代中包含了这么一些先进的文化因素——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不仅器类、器形、装饰与制作的技术工艺等都很丰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王明达先生认为是上了漆的）、方格纹饰等等在人们对对一时代的传统设想中难以接受的因素，还有稻米、独木舟、纺轮、弓箭、编制品等等。其实所谓先进是因为以前没有发现，是对其来龙去脉没有把握。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文化因素中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原始性，正如严文明先生在现场座谈会上指出的，个别因素看起来确实是先进的，但是整体上仍然是原始的.，比如彩陶施于手制的器形尚不是特别规整的器形之上，等等。它们在当时的技术与环境条件下出现都是合理的。还有如张居中等先生指出的，这种文化上的突兀和结构性特征在这里是新奇的，但是与其他地方如河南的比较，同一时期则有相似性。
我认为，对跨湖桥这样一些文化因素，今天已经不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支客观存在的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如何深入地认识它们。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来龙去脉，一个是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种文化面貌。
我觉得对于跨湖桥这样的遗存应该放在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形成阶段早期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观察。
在跨湖桥往南大约100公里的蒲阳江流域还发现了距今11000-9000年代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上山遗址。尽管由于年代、空间的不同，还有过渡阶段的文化的内在特征等原因，它们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但是为我们认识跨湖桥的来源提供了一点宝贵的线索。不仅江浙地区，全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是因为源头复杂，源头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个甚至只有一个——主要看我们放在什么样的时空框架中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过程复杂，我们如何发现具体的细节并深入地理解这些细节。
过渡阶段是人类初始的定居阶段，是人们进行文化与发明的试验、探索一个高峰时期，但是还没有文化传统对技术与发明进行选择，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阶段没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因为定居，社会性的因素在迅速培养，但是文化因素与技术更体现一种具体的适应性，体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因为定居而变得复杂起来的遗址往往会包括相对多的文化因素与技术特征，使考古观察的前后联系与比较变得困难。
还有，尽管跨湖桥、下孙包括河姆渡都是近海的，跨湖桥的发掘者蒋乐平先生在报告中提到跨湖桥所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一个被海洋摧毁的文化，甚至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它们本身可能就属于海洋性的文化，但是，尽管有号称中华第一独木舟的发现，从以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适应方面，我们还是看不出多少人类生活或者文化的海洋性的因素，它们仍然符合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共同规律——从中国早期特有的若干内陆的、山麓或者山前生态位起步并向各地不断地探索与扩展。就跨湖桥来说，它仍然和南岭沿线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带具有内在的联系，前边提到的距今万年左右的上山遗址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这个大过渡代东方的构成分子。也就是说，似乎有些横空出世的跨湖桥的来源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认识。如果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确实如现代环境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比全新世的大暖期期间要低至少100多米，那么，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如果按照文化一贯的逻辑，应该是靠近低海面时期的海边的，甚至应该是在现在的海平面之下的。这应当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源头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湖桥和下孙遗址的现代海拔恰恰就是在海平面之下，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么低的海拔是确实的位置还是地貌升降之后的结果，但是它确实启发我们将这类遗址和海洋联系起来。正如报告已经指出的，海侵是遗址被废弃、文化进程被打断的原因之一，但是，遗址的人们还不是海洋之子，他们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生活资源的开发对象，因此他们的独木舟也不会驶向海洋。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全新世开始时两个早期陶器起源与原始农业起源的中心来。在这两个中心的视角下，我们如何观察和认识跨湖桥？我相信它是南岭沿线过渡阶段人类生态位和南方起源中心的后裔之一，专家已经指出的它和湖南石门皂市一带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原距离相似性就是证明。目前仍然难以解开的谜仍然是它和河姆渡的关系以及它和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稍后阶段文化进程的关系。跨湖桥与河姆渡共处与一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年代几乎衔接甚至跨湖桥的晚和河姆渡的早期可能还共存过一段时间，它们的面貌却不一样，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海侵没有如此彻底地摧毁临近的、同样海拔高度的河姆渡？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河姆渡和江浙地区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没有象马家浜那样密切的关系？象跨湖桥这样先进的有些横空出世味道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后裔，这往往是文化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
良渚文化的衰败就有一些横断的意味，看来跨湖桥也是这样，甚至如果我们考虑到本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问题，跨湖桥在来去无踪方面甚至比良渚显得还要显得突兀。这就是需要我们费力猜测和全面的考虑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殊性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经告诉我们，再强大的文化其实都是可以被摧毁的，但是如何摧毁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往往简单地归因于环境——具体地说是海侵，但是也应当与文化的结构、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方式等结合起来，才能看出这个摧毁的具体的过程和内在的机理。无论是良渚还是跨湖桥文化的人肯定是不会被灭绝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会选择去保留文化中被我们现在的考古学界认为是最精彩的因素呢？我认为被摧毁的应当是文化的结构和文化运行的机制——没有这些，那些被我们今天认为是先进的文化因素就没有存在的依托了。而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文化也没有必要按照原有的适应方式继续适应和运行了。这是关键性的。
跨湖桥，某种程度上还有河姆渡其实引出的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之中东南一系的文化源头问题，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稍后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发生学问题。关于源头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时空观察点。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开始奠基，可以称之为文物与文化的一个重大形成时期，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孕育时期。跨湖桥及河姆渡提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表明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探索深度又有了一些进步。文化进程上的谜底太多了，需要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地域文化论文格式范文
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地域文化论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摘要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建筑、雕塑、街道、空间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现代结合传统进行设计，确立民族文化自觉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设计景象，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
关键词：地域文化；未来城市发展；地域性；独特性；真实性；实用性
一、地域文化
1.地域文化的概念地域文化是指在某个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该区域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化的表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具有相对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主要包括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及该地区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地域文化的特点其一，地域性。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其二，历史性。地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是文化的沿袭。其三，独特性。地域文化包括独特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语言方式和宗教信仰。其四，稳定性。地域文化世代传承，成为人们乐于接受、保留，一脉相承、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二、未来城市发展
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彰显特色，定位形象，突出风格，体现多元化、现代化，以鲜明、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形成明确的城市风范，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城市是一处景观、一个经济空间，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也是一种灵魂。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建设，需要依赖地域特色，从而体现出城市历史与城市公共生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未来城市是引领人们生活的风向标，是地域文化的传承者，离不开人和当地文化，城市与地域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三、地域文化特征与未来城市发展分析
在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现代价值观念表现传统文化并加以完善，既能体现现代理念，又可以从某种深度上发现城市独特的个性，展示城市的文化底蕴、人文特色、地域风貌等。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方面，设计者可围绕建筑的结构、布局、风格三个方面，保留并进一步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建设城市的形象，表现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1.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独特性和延续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地域文化结合，保持一定的持续发展，强调延续传统，而不是与传统剥离。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建设中重点在于传承文化，保留文化的延续性。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元素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持续发生，城市特性中一些个性与本质的东西仍然得以保留。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要利用暗示与对比强调历史的延续性，通过新的开发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2.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要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有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当地的文化，不能很好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有些在建设中有悖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一味照搬，失去了文化的本真，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文化古迹进行保护，可以对城市的发展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保留下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城市建筑、城市雕塑、街道风格、公共空间设计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用现代眼光结合传统进行设计。设计者作为生活在城市的人，应该明白城市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方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担负起一定的文化责任，不背离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3.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实用性和审美性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城市是一个能陶冶人的地方，城市建筑也被称作“凝固的音乐”，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不同地域文化所表现的地域性城市建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人们的精神家园，也体现出一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美学思想，展现出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社会美的形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
四、意义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城市内涵与个性的体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融入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元素，可以增强群体的本土意识，使之具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感，同时能够体现城市的特色风貌，彰显城市个性，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
参考文献：
[1]（英）马修卡莫纳，（英）史蒂文蒂斯迪尔，（英）蒂姆希斯，（英）泰纳欧克.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维度.马航，张昌娟，刘堃，余磊，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王静.设计改变生活.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3]李德超，束霞平，卢海栗.设计的文化立场：中国设计话语权研究.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商州地域文化研究论文
摘 要：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具有深刻的构成性影响。陕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在气质个性、创作理念、叙述主题、人物形象、文本风格等方面所凸显的种种歧异性，均可从他们所成长的不同微观文化环境，即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两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并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键词：自然地理；精神气候；生存文化；礼俗文化；多元文化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co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co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co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认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这就是在文学批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三元素”说。其中，“时代”特征，被用来从宏观的角度解释一些文学现象的“整体变化”是颇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观文化环境中的人们，其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歧异性，这种差别性给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国也有不少评论家提倡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学批评的地域文化视角。比如“五四”时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学的地域特征：“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1]在当代，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地域文化的视野对文学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特别是由严家炎任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凌宇任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以集束炸弹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学人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所达到的较高学术水准。这样的研究方法，有人称为文学地理说，有人称为文学地缘说，还有人称为作家地理说的，但不管名号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关注地人关系即环境伦理对文学的构成性影响。凡此种种，均为笔者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方面的借鉴。在这个前提下，用种族、环境的不同来解释一些整体文学格局中明显带有地域色彩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及其成因，应该说是比较可靠和科学的方法。陕西境内从北向南由横贯东西的两大山脉乔山和秦岭分为三大地理板块，这三大地理板块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人文伦理，分别孕育了三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从而也使陕西的文学地理呈现出清晰的三大板块结构。三作家中，路遥和贾平凹分别来自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区，陈忠实则是关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仅给他们提供了迥异的山川风物、四时景致，也先天地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生理和遗传因素。但原生质的第一自然元素，给人们的精神影响只是浅表层次的，而生发于这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观)如风俗习尚、心理定势、思维习惯以及道德标准、审美趋向等这些意识评价性元素，才是更为根本、潜隐的制约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称为某一地域的“精神气质”，泰纳在《艺术哲学》中称之为“精神气候”，认为精神气候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社会环境包含“时代”因素)，也即环境和气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两个层面，笔者对此深表赞同，而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论证的出发点。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陕北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游，西部是陇东、宁夏，东部为黄河、晋西大峡谷，北接毛乌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处于黄土高原向蒙古草原过渡地带，再加上年降水量极少，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类型，因此，人们选择了适宜生存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处于这种过渡地带，使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又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2]历史上，由于战争的作用，陕北曾出现过几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经考证，“对塑造陕北群体人格影响较大的民族应有三支：商周时的戎狄，秦汉、魏晋时的匈奴，唐宋时的党项羌”[3]。这种多民族的杂居和交融，使陕北文化在其构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陕北在历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如周、秦、汉、唐时代，一直作为都城的屏障和军事要地而被统治者经略，但在战争结束失去边关作用后，统治者便无心治理与经营了。宋明以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使这里的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日益荒漠化，形成了黄土高原山荒岭秃，沟壑纵横的地表特征，这种地表特征使得陕北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成为封闭的块状结构，很难与外界及时沟通信息，因此“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儒家文化在这里的禁锢相对松弛。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冲突、碰撞与重组，儒家文化渗透力的相对轻浅，使这里的原初文化具有古老性、浪漫精神和诗性气质。我们从陕北剪纸和年画的用色(强烈、饱和、艳丽、明快)、安塞腰鼓的惊天动地、信天游的悠远抒情中均不难感受到这点。这种过渡地带的精神气候使陕北的民性具有一种二律背反式的性格特征：既充满了自由、勇毅、野性、剽悍等外向型特点，又有由地缘位置所导致的保守、内向、封闭等质素。这种性格中的矛盾在路遥的个性中有突出的表现：路遥的性格中，既有理性、保守的一面，也有浪漫、奔放的特质，因此，评论界公认路遥是个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从总体上讲，路遥能够对叙事进行理性运思，但那种热烈的感情还是会时时按捺不住地胀破理性框架，流溢出来，极大地影响着路遥在文本中对爱情关系的处理和情节的设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让省委副书记兼省会所在地的市委书记的女儿、省报记者田晓霞以及医学院大学生金秀先后爱上了煤矿工人孙少平；让金波长久地痴心等待一个只有短暂的精神关联的藏族姑娘。这些对爱情故事的设计，很难使我们轻易信服，因为它不太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经不起理性的推敲，是天真的梦幻和一厢情愿，但是却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诗性气质。再就是，路遥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以柳青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一定的突破，但总体上在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和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方面的保守性，是很明显的。草原文化中张扬、率性的一面，使路遥的潜意识中形成了“英雄崇拜”的情结，外化为文本中一系列坚强、阳刚、百折不挠的“硬汉”形象。这种冒险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品格，在路遥作为一个作家，为自己树立高远的文学理想，甚至以身殉梦的人生历程中也可看出。同时草原文化不像儒家文化那样歧视和压迫女性，女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也影响到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人生》中的刘巧珍、《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都带有“母亲”这一情感和形象原型，使路遥的爱情描写包含着母性爱的文化心理内涵。追溯原因，当与游牧文化对女性的尊重与推崇有关。当然，对这一现象进行原因探寻，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有人认为这种现象与儒家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在长期封建意识因袭之下，中国广大妇女处于重重压抑之下，尤其在爱情心理上缺乏舒展的自由，……而文学终究要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我国旧小说、戏曲中很少对女性性爱心理的坦率描摹，却常常以仁义道德为思想背景，表现母性的所思所爱，即为证明”[4]；也有人认为这与陕北生存文化和路遥由童年不幸经历导致的特殊心理需求有关：“陕北农村贫穷落后，生存是第一需要。在陕北农民的婚姻观念中，女性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角色，在田间地头是一个好帮手，在家中要承担抚养孩子、做饭、缝衣服等家务活。而且由于丈夫在体力劳动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所以妻子们总是把自己的男人像娃娃一样疼爱……在路遥深层意识世界中，也多少受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了他笔下爱情描写的整体面貌。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家庭出身、生活遭际对路遥心理的影响。路遥是一个天生情感极其丰富的人，但他心灵深处强烈的感情要求和现实的感情亏欠又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在他七岁那年，由于家里十分贫穷，孩子太多，父母无奈把他过继给延川的伯父，没能充分享受母爱、兄妹爱。……他所描写的那些充满母爱色彩的美好温馨的爱情，或许就是为了求得心灵的慰藉。”[5]也许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一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在此聊备一说。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自由、随意的生活方式对陕北人的生活观念也产生了深层的影响。陕北人不像关中人那样安土恋家，而是对土地有一种叛离的心理倾向(这与陕北自魏晋以降战火连绵、灾害频仍，自然环境格外严酷，当地居民生存超常艰难这一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这在信天游对“出走”与“寻梦”这一族群的集体冲动的反复吟唱中已得到清晰的呈现。这种“出走”与“寻梦”意识同样也在路遥的意识深处有所积淀，由此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高加林那颗欲挣脱土地而不得的痛苦心灵以及为逃离土地而不惜牺牲爱情的决绝心态；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抱着闯荡世界的雄心壮志，历尽艰难，对命运不屈地进行抗争，宁肯当揽工汉和煤矿工人，过飘泊不定的生活，承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肯回家，在哥哥的砖场过较为容易的生活，也与这种族群的“出走”与“寻梦”冲动不无关系。此外，陕北的地力对陕北人的文学创作和陕北的原初文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面，它孕育了陕北独特的民间艺术：信天游、唢呐、秧歌和腰鼓。这些民间艺术的共同特色是极富抒情性和力度。这些对路遥小说的民俗描写、取材习惯、甚至叙述风格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信天游的两大主题：生之艰难和爱之痛苦也是路遥小说一以贯之的两大主题；信天游的精神姿态：对生存苦难的正视和面对苦难的豁达态度也转化为路遥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姿态；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路遥常常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对笔下所涉人事进行坦诚和毫无保留的议论，使他的叙述声音充满激情。即使在景物描写中，也不像陈忠实那样不动声色，理性客观，而是情景交融，夹叙夹议。这种粗犷奔放的风格，与陈忠实所体现出来的温柔敦厚的汉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路遥小说的雄阔大气和诚挚、浪漫，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效果，均能在这些民间艺术的特质中得到相当的说明。另一方面，土地的贫瘠、气候的干旱、生活的苦焦，使陕北原初文化带有鲜明的生存文化、民间世俗文化特征，这种特征使路遥的创作无法超越对现实生存苦难的专一关注。陈忠实的出生地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迄潼关，东北有黄河、渭河蜿蜒于中部，南有秦岭山脉阻隔，位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又称渭河平原。这里土地肥沃，降雨丰沛，自然条件相当优越，适于农耕生产；从宏观地理条件来说，关中处于四关之内，东西南北分别有潼关、散关、武关和萧关，四塞强固，被山带河，一马平川，既利耕作，也便交通，因此“秦中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先后在这里建都，长期处于政治文化核心区域，农耕文化积淀深厚。在农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这种主流文化具有极强的整合功能和渗透力。在漫长的历史迁延中儒家文化逐渐发育成熟，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辐射性和统摄性，相当长时期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和主体而存在，带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时其宫廷式的贵族文化、官方文化、经典文化的特色也相当鲜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气质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调和品质，而官方文化、贵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间化、日常化，是无法传之久远的，因此，在关中地区，官方文化经过充分民间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的面目、乡约、族规的具现形式出现，并且渗透于关中人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中，制约着他们的风俗习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礼让、淳朴、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质。陈忠实的《白鹿原》对此进行了非常到位和详尽的描写，其中，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养出来的理想人格的具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乡约、族规起着无处不在的规范和威慑作用，并常常对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们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既保障着一方的稳定与秩序，又不时露出它残酷和戕杀人性的一面。关中文化从周秦时代开始便洋溢着一种务实、进取的精神气质。周人和秦人作为弱小部落，能够最终完成政治大业，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依凭的是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这使关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实效的实用型价值取向模式。北宋时哲学家张载和其弟子创立了“关学”，探讨了一些理学命题，提出了“气本论”学说。但“关学”并不以理学思辨见长，而是以其重视实际、躬行礼数的朴实学风著称，在关中民间素有“家遵东鲁百代训，世守西铭一卷书”的家训，将张载和孔子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张载在关中民间的地位之高。“关学”的广受欢迎和深刻渗透，加剧了关中文化务实、功利的特点。陈忠实自从走上文坛以来，一直致力于书写他所熟悉的关中农民及其乡土生活，面对文坛各种思潮、主义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热闹景象，不追逐时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甘于寂寞，终于写就巨著，这种稳健、成熟的创作心态，极其显著地体现了关中文化的这种务实特点。此外，在陈忠实的文学观念中，非常看重文学的社会意义，他前期的创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阶级和历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诗追求、宏大叙事以及作家对本文“死后可以当枕头”这种接受效果的预期，都带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关中适宜农耕的自然条件和务实的文化精神传承，使关中人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和“土地崇拜”意识。“重农”意识对陈忠实影响很大，多年以来，他一直以关注农民，以书写农民的遭际、命运与心态为己任，创作题材始终没有宕开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农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白嘉轩生活的目标和乐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尽量多地占有土地。为了巧妙地以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几亩水田，白嘉轩用尽心机。对土地的崇拜和相对殷实的生活，使关中人形成了安土恋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倾向，与陕北人“出走”与“寻梦”的集体冲动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心理倾向同样在《白鹿原》中有细致入微的展示。关中文化由于长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区域而带有权威性和正统性，因此儒家文化对人的控制也比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对现世的关注给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处世方式以极大的影响：陈忠实属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显地带有关中文化的印记。他不似路遥那么热烈、直率甚至一览无余，他含蓄蕴藉、内敛深沉，能够极有分寸地以理性统驭自己的感情流动，在叙述风格上，客观沉稳，全知全能。陕西民间戏曲“秦腔”，因为曲调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称为“高腔”。秦腔作为生发于秦川沃土的戏曲，最能充分体现秦人性格，其道德伦理化叙事，说教劝诫、扬善惩恶的功能模式，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节建构均有明显影响。《白鹿原》中花费了不少笔墨写到麦收后各个村庄轮流请秦腔戏班演出的风习，文本中不仅有对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绍和人们争相观看秦腔的热烈气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观看秦腔还直接为鹿子霖策划、田小娥实施的圈套得以实现提供了绝佳的契机，由此使观看秦腔这一风习成为文本情节得以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推动力量。秦腔中有相当部分是历史故事，对陈忠实的历史关注和历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响。贾平凹来自陕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关中和陕南之间，属过渡地带，也是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纵贯商县、丹凤、商南的丹江经荆紫关流入汉水，再流入长江，属长江水系，亚热带湿润气候，雨量充足，年均气温较高。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风脉，又别有气韵。山岭拔地而起，湾湾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阴晴变化极大。商州的山水结聚精光灵气，虽然没有关中的淳厚、朴拙和陕北的粗犷、辽远，却自有一种清奇和钟灵毓秀。山水的灵秀最能培养人的灵气，因而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灵气，悟性最高。这种环境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贾平凹在三作家中想象力最为丰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在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如《高老庄》、《怀念狼》中表现最为明显，虽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贾平凹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习的结果，但地缘因素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里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这里的人们野性未泯，性意识比较自由、坦荡，这在贾平凹不少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过渡地带使商州的民性既有关中人的质朴、淳厚，又比较灵活、通脱，潇洒、浪漫。正如贾平凹研究者费秉勋先生对贾平凹的性格、气质的评价：“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也具备关中人厚道的一面。商山丹水培育了他诗人的气质，经黑龙口流入的关中民俗也制约着他的情思。”[6]9实际上，这种婉约派词人的才情，究其地缘上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商州属南方文化圈，因此商州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男人较细弱，与北方人的刚健、质朴不同。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作家。当然，我们说，路遥是主观性很强的客观型作家，陈忠实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贾平凹是主观型、表现型作家，也许有些失之于简单。比如，李建军认为，陈忠实的性格特征是“宁静”[7]；费秉勋认为，贾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独内向，性格特征是羞怯与执拗的统一：“……这样说来，他该是怯懦而少刚气的了，其实不然，他有着内在的顽强和坚韧，有极强的自我意识。他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并善于以柔克刚”[6]11。是的，每个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复杂的，有着多面性和多重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归纳都有可能流于简单，挂一漏万，我们如此评说，也同样不能避免这样的局限。贾平凹曾对川端康成作出剀切的评价，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况味，用来说明他自己的特点反倒是最为准确的：“拿手的是写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东西，靠的是感觉，靠的是体验，而不是靠横的即知识面广赢人”[8]。且不说他那些真诚倾诉自己的人生感悟、命运遭际和心灵起伏的散文，就是极力追求客观性的小说这一文学种类，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以实写虚的载体，极具象征性、写意性、表现性和寓言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确如此，这种较多柔性的气质，使贾平凹的小说和前期散文以妩媚、清丽、细腻为人称道(贾平凹后期散文超越前期散文的唯美幼稚，走向憨拙大气，追求“汉唐气象”和浑然天成，与他在关中长期生活，受汉唐文学艺术精神浸润与启发有关)。商州的地形与气候特征似乎培养了人的善变。与路遥的固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陈忠实对现实主义的有限度的改进与调整不同的是，贾平凹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坛的风口浪尖，意欲穷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形式探索，他的多变，被一些批评家概括为多转移、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这种形式探索的幅度还不够大，但与路遥、陈忠实相比，还是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由于在铁路开通之前，商州是关中通往东与南的主要通道，贾平凹家乡的县城龙驹寨是个水旱大码头，很早沿丹江河人民就有商贸往来，因此较之关中、陕北“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百姓较有商业意识，善于经营。这种商业意识在贾平凹文化心理的根子上种下了胚胎，一旦时机适宜，就会破土而出。这也是贾平凹的《废都》之所以开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先河的族群文化原因所在。三省交界之地，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在商州的交汇，实质上意味着中原文化、秦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直接导致了贾平凹文本中文化成分的驳杂。文本中多元文化的交织、并存，既给他的作品景观带来多重维度和丰富内涵，也使文本意蕴和作家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暧昧不明、游移不决，这说明贾平凹还缺乏对各种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消化，从一个超越的角度来批判、质疑、审视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气度。楚文化中道家的老庄思想、浪漫奇诡的屈骚传统、阴阳家的五行术数思想等对贾平凹影响极大。老庄思想对贾平凹的影响非常之大：“庄周梦蝶”的典故不仅直接化作了《废都》中主人公的名字，其颓废、虚无的心理感受更是打上了道家的思想底色。贾平凹在90年代以后，非常注意创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反复强调“虚静”、“坐忘”等养气和体道方式，并有意识地以此作为自己的审美观照方式，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道家思想的浸染之深。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使贾平凹能够以万物平等的观念来看待万事万物。在《怀念狼》中，这种平等观念化作了叙事视角的多重出入与变化，打破了人与动物、自然界之间的畛域，使得文本中人物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种万物平等观念引申到哲学层次，便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伦理，与路遥、陈忠实所信奉的本质主义有明显差异。此外，道家的淡泊精神用来解释贾平凹后期创作的边缘化态势和文学观的非功利特质应该是相当有效的。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风，表现在民间，便是这里迷信鬼神之风甚炽，人们普遍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感应，神秘文化盛行。贾平凹曾自述：“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禳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9]这种民间风习不仅培养了贾平凹的一些上述性格特点，而且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强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影响到他小说的氛围与风格。这种心—物�交互感应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超常认知的思维方式，它根源于原始巫术思维，又与现代民间信仰思维的灵—实(心—物)交互感应相互联系，它使思维主体能够敏锐感受和直观把握认知对象，减略无需认识的概念、推理和判断过程。”[10]贾平凹的思维方式也有这种特色，这使他对蒲松龄“谈狐说鬼”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写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李建军先生曾经分析过陕西三大地域板块的精神气质差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纯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它与陈忠实受其影响的关中平原型的精神气质不同，后者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却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它与贾平凹等陕南作家受其影响的山地型精神气质迥然相异，后者属于这样一种气质类型：轻灵、通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11]笔者以为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有助于我们更加到位地把握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其人其文的神髓。这三大地域板块造就了风格迥异的三大乡土文学作家，反过来，各具地域色彩的文学文本又证明了乡土文学其文化构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这使它与都市叙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乡土文学大放光芒的重要魅力源泉。[参考文献][1] 周作人.谈龙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2] 吕廷文.试论陕北古代文化的特点[J].延安教育学院学报，1997(1)：1-4.[3] 杨蕤.试述陕北文化的形成[J].华夏文化，1998(2)：25-27.[4] 应光耀.爱情描写中母性爱的文化心理思考[J].当代文艺探索，1987(5)：65-70.[5] 贺智利.路遥小说中爱情描写的文化心理透视[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9)：88-91.[6] 费秉勋.贾平凹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7] 李建军.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65.[8]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83.
商洛文化，是建制地域文化的概称。由西周“鄀方”：春秋上鄀、上雒，战国、秦：“上雒”“商”至东汉合二县为一地域称呼“商雒”开始，即文化积淀深厚的古秦晋楚，1今陕东南文化的谓称。是融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明为一体，南北交汇，地域特色鲜明，秦晋楚先民融合、遗存类型多样的文化。是洛河、丹江发源地域两岸的文化。因位于洛（鄀、雒）水之上而得名。
摘要： 人们的物质生活往往是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更加重视文化生活。茶馆由于其自身独有的功能和文化性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因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茶馆的空间设计作为茶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体现文化性，但现有的茶馆装修却逐渐大众化。本文中，笔者以此为着力点，探究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
关键词： 地域文化；茶馆；空间设计；传承
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同时也更加追求文化生活。茶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而茶馆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落地生根。闲暇时亦或是社交时与三五好友，同事客户一同去茶馆坐上一段时间，共品一杯香茗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目前的茶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是一个文化场所，理应体现深刻的文化内涵。但有一些茶馆片面追求开发，对其文化并不重视。而将地域文化融于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性体现。
1茶馆的概念和历史
茶馆是爱茶者的乐园，同时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场所，历史十分悠久，也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史学家考证，唐朝时期已有了茶馆。自古以来，品茗场所有多种称谓，茶馆这个称呼在长江流域流传较广。两广地区人们多称其为茶楼，京津地区则多称为茶亭，除此之外，还有茶肆、茶坊、茶寮、茶社、茶室等称谓。不过茶馆与茶摊相比，有经营大小之分和饮茶方式的不同。茶馆设有固定的场所，经营成本较高，除了提高茶品外，一般还会有各种小吃等。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品茶、休闲，社交，交谈等活动。茶摊则没有固定的场所，是季节性的、流动式的，主要是为过往行人解渴提供方便，在文化性上体现不强。中国的茶馆主要分为四种流派，即川派、粤派、京派、杭派。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中国古典典籍记载，最早的茶馆出现在唐朝开元年间（713年-741年），称为茗铺。茶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场所，有许多文学作品以茶馆为背景反映社会现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著名作家老舍的《茶馆》。
2中国茶馆的现状
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中华民族对于茶有着独特的情感，由此形成的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随着人们经济能力的提高。茶馆以其独特的文化性，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休闲，文化，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茶馆的功能得到不断的扩展，也拥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茶馆除了提供茶品已及其他衍生产品外，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空间氛围，满足人们的实际生活需求。其吸引消费者的卖点一是极具特色的环境和氛围，二是高质量的茶品。其中前者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茶馆虽然得到了不断发展，但在其装修设计上却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本应反映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有许多茶馆对于这种地域特征却设计得比较模糊。茶馆的装饰与饭馆，快餐点不同，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切忌所有的茶馆都采用同样的装修风格和装修材料，而是应当充分利用地域的区别，地方文化的差异进行设计，适当地使用中国文化的元素，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化性，茶馆也能充分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对把地域文化运用到茶馆空间设计上这个课题进行探究分析才有重要的价值。这首先可以使得设计人员能够更好地运用地域元素对茶馆空间进行设计，其次可以让茶馆的文化性大大增强，此外还能够让人们通过了解茶馆中的地域文化对中国茶文化，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3地域文化运用于茶馆空间设计
地域文化要想充分并且适当地运用到中国茶馆的空间设计中，相关的设计人员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各地的案例，使用真正适应自身的合理的方法。首先，设计人员在对茶馆进行设计之前，要确定茶馆空间的设计主题，充分了解地域文化和有关的历史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文化性，历史性，独特性和科学性。比如，从众多的地域元素中，设计人员可以选择几种最合适的茶馆空间设计元素，然后把现代的科学设计技术和文化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将各种设计进行组合，营造出一个富有神韵的茶馆内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的茶馆环境，使得茶馆能够拥有自己的风格，吸引消费者，达到提高经济利益、传承文化的作用。
充分了解文化，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和设计思路
茶馆可以说是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茶馆，我们可以一窥茶文化的精髓，得到独特的精神和文化享受，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茶馆的空间设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试想，如果一家茶馆的内部装修得如同一家快餐店（笔者当然不是对快餐店有成见，快餐店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简易自然的设计风格），我们自然无法体会到文化的韵味。优秀的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制定方案之前，应该对地域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析，仔细探究各类特征，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设计主题切入点和设计思路。要想在茶馆空间设计中传承和体现地域文化，首先自然需要全面地了解地域文化，元素和历史等，并进行系统的分析。例如，一个地区、城市的历史、地理因素、名人、民俗等等都应被当做关注的重点。笔者在此以长沙市的一家茶馆为例。白沙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家茶馆选择白沙文化作为茶馆空间设计的主题。并以此为基础，在相关的文化典故，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运用于实际设计中的元素和材料，这家茶馆也被命名为“白沙源”。在空间布局上，这家茶馆主要是南北走向，一眼白沙井开于茶馆的正南面。茶馆共有二层，在茶馆的二楼最高处或是围栏边人们可以欣赏到源源不断的白沙源，这正好呼应了茶馆的主题。古井和茶馆形成了一条中轴线，在这条线上，设计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圆池，又在圆池之中放置了一台圆桌，加上桌子的颜色，如果我们从高远处看去，这个圆池就像是一个池塘，在上面漂浮着点点荷叶。这种设计使得茶馆能够和景色相结合，体现了湖湘地区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弘扬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传统，例如在建筑材料上，“白沙源”茶馆大量使用透明玻璃而不是传统的砖瓦墙体，营造出了独特的空间立体感，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通透，茶馆空间不再封闭，内部的所有客人都可以看到茶馆外的景色。除此之外，玻璃与茶元素的结合也能产生特殊的效果。综上所述，以及对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如果细致地分析地域文化、历史等因素，可以使地域文化体现得更加深刻，文化界限更加清晰，消费者所得到的感官和心灵享受也更加丰富。
优化地方性元素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的积累，地域文化也是一样。而文化的演变和时代的发展则是分不开的，就如人们的审美标准一样，或以瘦为美，或以胖为美，追求标准都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产生变化的。现代社会的节奏逐渐加快，技术更新更是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茶馆的空间设计不能局限于传统形式，而是应该对地方性元素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优中选优，此外，还要用新技术来展示地域文化。在设计时，要注重整体性，即在建筑材料，墙壁，空间布局，器物陈设等所有茶馆的组成部分与地域文化有机结合。
空间布局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广袤的疆域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其中也包括各地独特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例如，北方的高屋建瓴，飞檐斗拱，这是与北方的气候因素分不开的，北京的传统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能够起到放风固沙的作用。这些建筑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域内人民的性格特点。南方的园林艺术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也体现了南方人精致细腻的性格。这种原理也可以应用到茶馆的空间设计中，运用空间布局体现地域文化，能够产生优质的融合效果。对于这一点，笔者以北京的“老舍茶馆”举例，这座茶馆非常有名，其设计体现了地域空间布局特色。正如笔者之前所论述的，正是运用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特点，将整座茶馆变成了一座富有茶文化的四合院。这座茶馆使用的是传统四合院的二进房布局，将传统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和现代因素和技术相融合，使茶馆本身既充分地展示了四合院的建筑特色，又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之前所提到的“白沙源”茶馆则是运用了南方园林的建筑空间布局特色。园林讲究“移步换景”，在这座茶馆的设计中，设计师完全践行了这一原则，将园林的景致引进茶馆，进行精心的布置，再运用玻璃透明的特点，在茶馆中营造出了多层次的效果。
选择材质
不同的材质所呈现出的空间效果是不一样的，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除了需要使用有地域特色的材料之外，还要充分利用手头上的材料，除了好中选优外，也要做到避免铺张浪费。例如，北方的茶馆多使用硬木等材料，南方则多用竹子，藤条等，这都体现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和地区人民特点。家具、茶具等陈设品的设计茶馆内的家具等陈设品起着重要的实用和装饰作用，家具等陈设品能够充分的体现地域性、艺术性和文化性。例如北京的茶馆多使用明清特色的家具摆设，京剧，花灯等都成为了装饰材料。南方的茶馆则使用一些具有南方特色的器物。
4结束语
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一方面能给消费者提供独特的视觉观感，另一方面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感受茶文化内涵。时代在进步，为了凸显文化内涵，地域文化必然会被更广泛地运用到在茶馆空间设计中。同时我们还要将传统的文化特色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地域文化也能同时得到传承和发展。在本文中笔者列举了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的方式，并分析了具体事例，希望能对茶馆的空间设计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殷小彤.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J].福建茶叶,2016,(03):123-124.
[2]降波.浅析地域文化在茶楼空间设计中的应用[J].福建茶叶,2016,(09):111-112.
[3]张兴莲.传统文化元素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福建茶叶,2016,(06):119-120.
重庆地域文化研究论文
地域文化论文格式范文
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地域文化论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摘要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建筑、雕塑、街道、空间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现代结合传统进行设计，确立民族文化自觉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设计景象，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
关键词：地域文化；未来城市发展；地域性；独特性；真实性；实用性
一、地域文化
1.地域文化的概念地域文化是指在某个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该区域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化的表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具有相对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主要包括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及该地区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地域文化的特点其一，地域性。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其二，历史性。地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是文化的沿袭。其三，独特性。地域文化包括独特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语言方式和宗教信仰。其四，稳定性。地域文化世代传承，成为人们乐于接受、保留，一脉相承、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二、未来城市发展
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彰显特色，定位形象，突出风格，体现多元化、现代化，以鲜明、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形成明确的城市风范，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城市是一处景观、一个经济空间，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也是一种灵魂。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建设，需要依赖地域特色，从而体现出城市历史与城市公共生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未来城市是引领人们生活的风向标，是地域文化的传承者，离不开人和当地文化，城市与地域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三、地域文化特征与未来城市发展分析
在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现代价值观念表现传统文化并加以完善，既能体现现代理念，又可以从某种深度上发现城市独特的个性，展示城市的文化底蕴、人文特色、地域风貌等。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方面，设计者可围绕建筑的结构、布局、风格三个方面，保留并进一步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建设城市的形象，表现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1.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独特性和延续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地域文化结合，保持一定的持续发展，强调延续传统，而不是与传统剥离。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建设中重点在于传承文化，保留文化的延续性。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元素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持续发生，城市特性中一些个性与本质的东西仍然得以保留。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要利用暗示与对比强调历史的延续性，通过新的开发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2.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要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有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当地的文化，不能很好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有些在建设中有悖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一味照搬，失去了文化的本真，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文化古迹进行保护，可以对城市的发展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保留下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城市建筑、城市雕塑、街道风格、公共空间设计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用现代眼光结合传统进行设计。设计者作为生活在城市的人，应该明白城市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方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担负起一定的文化责任，不背离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3.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实用性和审美性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城市是一个能陶冶人的地方，城市建筑也被称作“凝固的音乐”，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不同地域文化所表现的地域性城市建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人们的精神家园，也体现出一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美学思想，展现出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社会美的形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
四、意义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城市内涵与个性的体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融入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元素，可以增强群体的本土意识，使之具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感，同时能够体现城市的特色风貌，彰显城市个性，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
参考文献：
[1]（英）马修卡莫纳，（英）史蒂文蒂斯迪尔，（英）蒂姆希斯，（英）泰纳欧克.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维度.马航，张昌娟，刘堃，余磊，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王静.设计改变生活.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3]李德超，束霞平，卢海栗.设计的文化立场：中国设计话语权研究.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一、重庆历史上的三次主要内迁移民 重庆历史上的内迁移民由来已久，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清代以前的历次内迁移民规模都不大，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真正对重庆文化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内迁移民主要有三次。 1.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在明末清初。无论从内迁移民来源的规模、广度，还是内迁移民影响的范围、深度，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运动都是第一次所无法比拟的。 明末清初，由于历经战乱，重庆人口流失严重，劳动力奇缺，土地大量荒芜，清政府据此实行移民垦荒。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十余个省的大量移民从川江水路进入川东，而重庆又是这些移民进入川东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外来移民在重庆盖住房、建店铺、营造会馆，为重庆的经济恢复出力。雍正年间，重庆城已是“兵民聚处、户口实繁”。道光四年(1824年)重庆城有17750户，65286人。此后逐年增加，据重庆海关统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重庆城市人口约为30万人，城市人口规模已超过作为四川政治中心的成都，为西南第一大城市。 2.抗战时期内迁移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区的高等院校、学术文化机构和人们纷纷内迁到重庆。首先是战时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建立抗战教育基地。据统计，战区迁到西南的高等院校共77所，其中迁到重庆的就有国立中央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等31所。其次是伴随着抗战的进程，战区的许多学术文化机构及文化名人也纷纷内迁到重庆。到1943年上半年，在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已有35个，聚集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文艺工作者。再次是战区的人们为躲避战乱，携家带口远赴重庆。据统计，到1938年6月，长江中下游来渝入户的人口达万余人。 随着源源不断的战区移民的涌入，重庆的人口急剧增长。1946年重庆人口增加到万人，为有史以来重庆人口的顶峰，其中移民人数达80万人以上。内迁移民主要是通过水路和陆路来到重庆，自抗战以来至1938年7月，单民生公司通过川江水道转运到重庆的就达16万人。由于水路运输的紧张，更多的移民是穿越大巴山，徒步来到重庆。 3.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移民 1964年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是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它遍及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市自治区，横贯3个五年计划，地处西南的重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工业基础，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根据1964年10月编制的《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达200多个。其中，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122个，从广州、南京等地迁入20个，从东北地区迁入27个，从华北地区迁入43个。当时除了工厂外，还迁了许多研究所来重庆，如现在的重庆煤炭设计研究院、59所、62所、机械部第三设计院、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等。重庆现在有影响的大企业、科研院所基本上都是那时奠定的基础。据统计，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移民主要有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12个省市约50万人。 二、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源源不断的各地移民在内迁到重庆的同时还带来了各地的移民文化，在与重庆本地文化的不断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新的重庆文化，并对今天重庆人的精神状态、性格品格和人文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中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中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强了重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清代初年，刚进入重庆各地的移民文化还没有互相融为一体，也没有与本地文化融合，各地的移民文化的特色便十分鲜明。由于移民多采取同乡聚居的方式，乡籍的内聚力很大，“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各种方言都混杂在一起流行于重庆各地。清代前期，重庆各地民间的“打乡谈”成为时尚，正是多种移民文化进入又各为一体的一个最好体现。由于移民中以湖广籍为主，因而湖广文化很快便在重庆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重庆各地移民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接触开始增多。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重庆后，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互动”，与当地居民通婚，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大家庭。内迁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促进了重庆人口的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重庆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随着内迁移民与本地居民相互之间文化认同感的加深，移民文化与本地文化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也奠定了近现代重庆文化氛围的基础。 2.抗战时期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抗战时期，大批高等院校和学术文化结构的内迁，大批文人学者以及西上求学学生的到来，活跃了重庆的学术文化氛围，从整体上提升了重庆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下江人”群体在重庆的确立，对重庆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内迁移民队伍中，人们最习惯于提到的是“下江人”，即从长江中下游诸省区迁来的移民。但事实上，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下江人”的范畴远远超越了长江中下游的地域范畴，而是笼统地指四川“本地人”以外的所有“外省人”。相对传统、落后的重庆“本地人”，“下江人”通常拥有优越的社会心态。由于“下江人”与“上海模式”的天然联系，以及“上海模式”所赋予的文化优越感，“下江人”开始和“工业化”、“现代化”直接划上等号，对于重庆“本地人”而言，“下江人”简直就是中国最现代的人群。抗战时期大量内迁的“下江人”群体急剧壮大，在与重庆“本地人”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下江人”带来的与工业化、现代化等直接联系的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对于重庆“本地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得在东南沿海地区盛行的“上海模式”得以在重庆城市建设中迅速推广。“下江人”由此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重庆“本地人”的广泛认同，成为建设重庆的生力军和城市现代化的代表。“下江”文化也由此成了陪都重庆的重要文化景观：因“下江人”迁渝者日众，为适应移民的需要，“下江”馆子趁势崛起，苏(州)常(州)式的小馒头、汤包也都成为常见食物了。“下江”的一些饮食文化成为时尚，可见当时“下江”文化在重庆的流行。 3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 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移民文化对重庆文化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移民的艰苦创业精神对重庆人性格品格、人文精神的形成所产生的重大作用上。 三线建设时期各地内迁移民对重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加快了重庆的城市化进程。当时流传着“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说法，各地来的主要为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上重庆原有的科技管理人才，大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科技实力。这批人才在艰苦复杂的大规模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磨练，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带来的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移民精神对于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包容性格品格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作用。他们带来的移民文化与本地文化的有机融合，对于今天重庆人强悍刚毅、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对深入挖掘移民文化的几点建议 重庆历史上的移民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近年来，随着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的问世，推动着移民文化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但是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影响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深入挖掘移民文化，有助于提升重庆文化品位，更好地为重庆经济建设服务。对深入挖掘移民文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重视对重庆各地会馆的保护和修缮。历史上内迁到重庆的外来移民在重庆各地修建了大量会馆，在历史的演进中，各地会馆陆续遭到破坏，保存下来的不过数十处，主要在各区县，如酉阳县龙潭镇江西会馆(万寿宫)、綦江县东溪镇广东会馆(南华宫)、潼南双江镇湖广会馆(禹王宫)等。重庆主城区鼎盛时形成了“八省会馆”格局，但只有广东公所、禹王宫(湖广会馆)、齐安公所(湖北齐安籍人士的会馆)三处留存至今，统称为湖广会馆。2003年，市政府决定对湖广会馆进行修复，现已成为一个集历史、文化、人文价值为一体的新旅游观光点。但各区县的会馆保护和修缮还需引起重视和加强力度。 2.重视对移民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弘扬和继承。重庆是一座移民城市，80%以上的重庆人都是明清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由于历次移民，重庆的民间艺术也集纳了各地不同的风味。移民文化和民间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需要我们弘扬和继承。2006年9月29日到10月7日在湖广会馆举行了以“寻根问祖，弘扬移民文化；品味人生，体验复古风情”为主题的湖广会馆移民文化节，给市民奉献了一场传统祭祀、民歌歌会、婚俗典礼、渝绣表演、民间服饰展示、山城名小吃等带有浓郁巴渝特色的文化盛宴，集中展现了移民乐观和坚韧的精神面貌。 3.重视对移民文化的研究。移民文化拥有悠久历史、丰富内涵与重大现实意义，值得长期研究与关注。2006年9月29日，中国首个移民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移民文化中心”在重庆湖广会馆挂牌成立。它的成立，填补了中国移民文化研究基地的空白。中心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以及其他人员致力于探索中国移民文化的历史与发展，以传播移民精神，并积极开展与国外移民研究机构的交流活动。除了专业的移民文化研究机构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也需重视和加强对移民文化的研究。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是：一是应填补薄弱环节，加强对移民迁出地生存环境与移民在原乡生活状况的研究；二是应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研究领域，改变重上层轻下层、重政治轻社会的研究倾向；三是应深入挖掘史料，关注移民运动细节，改变重宏观轻微观的研究倾向；四是应改变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结合，提倡采用新的研究手段。 4.重视对移民文化的宣传。对移民文化的关注，仅仅靠举办一次移民文化节和几次研讨会，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善于利用现代传媒的作用，尤其是电视的影响力，来宣传移民文化。2006年9月湖广会馆移民文化节上，有人提议以“湖广填四川”移民大运动为历史背景，拍摄移民题材和渝商题材的电视剧，利用电视传媒的影响，扩大湖广会馆及移民运动的影响。以此题材拍电视剧，有不少优势，但也存在剧本资金尚未成熟等实际困难
重庆城位于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处，形成一丘脊舌状半岛。全城依山而构，临江而筑，市内坡峭路陡，楼房重叠错落，山和城融为一体，故曰山城。重庆是巴渝文化发祥地，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在历史上曾三次建都。巴国国都周武王11年（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推翻了商朝统治。周朝建立后，周武王分封姬姓宗族于巴国，与当时楚国和吴国的国君一样，赐予子爵。巴之建都江州，即今之重庆，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国家。其幅员"东至鱼复（今奉节县），西至楚道（今宜宾市），北接汉中（今陕西省南部），南极黔涪（今涪陵市和贵州省北部）"。夏国国都元朝至正11年（公元1351年），全国规模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爆发。西系红巾军将领明玉珍攻占重庆及附近州县，以重庆为基地，清除了元朝在四川的势力。公元1363年，明玉珍称帝，定国号夏，改元天统，建都重庆。大厦农民政权疆域，包括今四川省大部、湖北省西部、贵州省北部、陕西省南部。中华民国陪都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同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市为中华国民陪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随着大批国家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科技文化部门和各类学校内迁，重庆崛起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发展成为具有近代工业基础的大城市。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当时中国各党派和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力量相继集中在这里。8年抗战中，重庆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整个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政治舞台。同时，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枢。1942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大使馆，40多个国家设有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和中外文化协会等。当时重庆市区范围：东至大兴场，南至渔洞、南泉，西至歌乐山、中梁山、北至嘉陵江边的渡溪沟（今磁器口以北、井口以南），水陆面积共164平方公里。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还都南京。至此，国民政府在渝时间为9年零6个月。
地域文化研究杂志社论文
黑龙江地域文化论文 这个太好找勒。591论文网上各专业的案例好多。想省事就找老师代笔。不想花钱你随便拼一篇不就搞定了嘛。
山东有灿烂的齐鲁文化山东省历史上称为“齐鲁之邦，礼仪之乡”，不仅是个经济大省，而且独具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文化风貌。为促进与东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为便于新闻界同仁的交往和互动，请允许我向会议简要介绍山东灿烂的齐鲁文化。中华文明的摇篮地，目前公认的有六块。它们是：泰山周围、华山周围、四川盆地、江汉平原、长江下游、辽西平原。其中泰山周围是最早最大的一块。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等，都是在泰山周围首次发掘，并以发掘地的地名而命名的。中华文化的开拓者伏羲、炎帝、黄帝的活动和贡献，相当多的是在山东。后来的齐国是炎帝后裔所建，鲁国是黄帝后裔所建。春秋时期，鲁国因其保存了完备的周礼而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重镇。齐国则在齐桓公、管仲的主持下率先改革，国力强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首。战国时期，齐国又跻身于七雄（秦、楚、齐、燕、韩、赵、魏）行列。那时的齐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军事强大，一度称雄于民。东方的齐国与同时期西方的希腊，成为世界的两极。春秋战国是思想活跃、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齐鲁大地上，涌现出孔子、孟子、曾子、子思、墨子、管仲、晏婴、孙子等贤哲圣人。他们是齐鲁文化的奠基人。齐鲁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齐鲁文化以“人”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和”为贵，以“礼”为形式，以“天人合一”为目标，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山东近水楼台先得月，所受熏陶最深。有人作过统计，《二十四史》中涉及到的山东人达1000多位。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爱国诗人辛弃疾、李清照，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等，既是齐鲁文化的继承人，也为丰富发展齐鲁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山东人诚实守信、热情好客、礼让待人、吃苦耐劳、尊师重教、尊老爱幼、扶弱济贫等传统美德，其源盖出自齐鲁文化。进入20世纪，山东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一片热土。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酝酿把德国在山东省的种种特权转交给日本，激起了中国青年学生、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慨，爆发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是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残酷的地区之一。从胶东到鲁西，从沂蒙山到微山湖，从铁路线到台儿庄，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把向解放区进攻的重点放在陕北和山东。山东那时只有4000万人，却有100万人参军，1000万人支前，出了22万名烈士。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潍县战役、兖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著名战役的胜利，都离不开山东人的浴血奋斗。有部电影叫《车轮滚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段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史和山东人民的巨大贡献。正是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化。山东人爱党爱国、拥军爱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赋予革命文化以丰富的内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山东地处沿海，较早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西向东逐步推开。扩大出口、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等开放政策，由东向西梯次实施。围绕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社会主义新山东，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实施科教兴鲁、经济国际化、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正在变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实际行动。海尔、海信、澳柯玛、巨力、时风、皇明、魏桥、华泰、南山、金锣、太阳纸业等一大批著名企业脱颖而出。山东人的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人才观念、创新意识蜚声中外。这种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包括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内的新文化，就是富有山东特色的现代文化。总之，5000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文化，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现代文化，组成了独具特色的齐鲁文化。这朵文化奇葩，是山东的，也是全国的、世界的。花香四溢，优秀文化的传播是不可阻挡的；海纳百川，优秀文化要做成现代大文化，就一定要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欢迎各国新闻界同仁到山东来采访、调研、观光、作客，大众报业集团一定会热情接待，真诚合作，共同加深友谊，发展事业。推荐到 CNKI下载篇论文：山东半岛地域文化的界定、内涵及其传承趋向依据地理环境认定,山东半岛的地域文化应该是半岛文化。山东半岛的准确地理范围应该是在河北省与天津市界地的岐口和江苏省临近山东省界的临洪口一线之东,济南到泰山一线是它的根部。山东半岛的地域文化积淀深厚,异彩纷呈,其中渔耕文化、齐文化、贤哲文化和港口文化是山东半岛地域文化独特建构的主要文化形态。地域文化传承通常有两种方式,并遵循两种规律。山东半岛的地域文化传承从总体上说属于第二种传承方式、第二种传承结果。凸显海洋文化、融合周边文化、兼容日韩文化、趋同世界文化,这是山东半岛地域文化传承的基本趋向。海洋战略将成为山东半岛发展的主要战略。【作者单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地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关键词】：地域文化;内涵;方式;趋向【分类号】：K203【DOI】：cnki:ISSN:【正文快照】：无论从文化人类学还是地域文化学的意义上讲,山东半岛地域文化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地域文化的认定,可以依据历史积淀,也可以依据地理环境;可以依据民族区域,也可以依据生存方式;可以依据人文现象,也可以依据社会模式;等等。通常依据地理环境认定地域文化便于涵盖其地域整个历史的各个时期,从而更为科学。依据地理环境认定,山东半岛的地域文化应该是半岛文化。与山东半岛南北对峙的辽东半岛,也应该是半岛文化,只是同为半岛文化,因种种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因素,而各有其不同的内涵。地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文化具体而实在的部分,进行地域文…
黑龙江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存有大量的遗址、历史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等，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辨的“红色文脉”。但是，由于以往学术界过多用沦陷区的视角来看待黑龙江的红色文化，对黑龙江红色文化的成因考察多半归结为30年代中共满洲省委对革命文艺活动的领导，以及日本侵略初期忙于战争疏于文化钳制等因素。而对于在20世纪初，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哈尔滨所处的向东北和关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俄苏文化的中心地位，以及黑龙江“华洋杂处”的“国际主义大家庭”环境对近现代黑龙江精神的塑造等地域文化现象，缺乏文学与史学学科的整合、互补研究。因此，恰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学的本土化，才使黑龙江在现代意义上与关内文化形成对接，在黑龙江文化人或流亡关内或坚守乡土的文化选择中，实现了关内关外文化的精神遇合这一重要理论建构的机缘。“红色之路”在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尊重和还原历史。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的中转站，先天存在着一条联系中国和俄苏之间的“红色之路”。早在1920年中共建党前夕，瞿秋白在哈尔滨滞留50多天，就指出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空气”。王观泉在研究瞿秋白时发现，这条“红色之路”在1928年之前，隐蔽地充当了我党与共产国际的往来通道。当时除了人员往来，哈尔滨还存在大量苏联“红党”创刊的报刊杂志，以及通过中东铁路在哈尔滨广为流传的俄苏报刊书籍。据统计，1928年6月28日至7月25日，仅1个月内，哈尔滨海关就扣留了中东铁路传来的红色“书籍8种，报纸57种，杂志27种，合计3157件”。1922年，安怀音在红色气氛浓厚的哈尔滨办《大北新报》副刊《杂俎》，发表《文学家与革命家》首倡革命文学。此后《东北早报》、《哈尔滨日报》也发表《唯物史观与文学》、《时代的牺牲——高尔基〈说部〉集》、《我也来谈谈革命文艺》等革命文论。1925年，任国桢受党委派在哈尔滨以《东北早报》编辑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其间还翻译了鲁迅非常赞赏的《苏俄的文艺论战》，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苏联文艺论战的书，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影响巨大。以哈尔滨为中心，在东北各地还分布着共产国际的反帝情报组织、罢工抗议的工人群体和反帝爱国的进步学生群体。黑龙江大地上演绎的红色文化之所以没有“一过性”，而是形成了“红色文脉”，缘于黑龙江从接受十月革命影响为起点，形成了20年代俄苏文化翻译潮（灿星社）、30年代左翼文艺创作潮（牵牛房、星星剧团、哈尔滨口琴社、寒光电影公司等）、40年代工农兵文化实践潮三大文化热潮。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代表性人物和群体中，流亡关内的东北左翼作家群体的运行轨迹及人物命运。这个群体凭借在哈尔滨习得的马克思主义俄苏文化精神资源，融入中国左翼文化大潮，在抗战中汇聚到革命圣地延安，抗战胜利后又返回黑龙江，自觉地进行红色文化的再建过程。黑龙江文化“走出去”又“返回来”的轨迹，从现代意义上再次回答了东北地域文化主体身份认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历史融合认同等国内外重大学术问题。“红色文脉”：地域文化显著标识“红色文脉”的理论建构对当下黑龙江文化精神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再造工程的不断扩张，房地产业的持续升温，导致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遗址遗迹被推倒铲平。相关历史人物居住的纪念地、发生过重大事件的活动场所也已荡然无存。通过实地考察来串起完整的历史图景已越来越难。以往经常用于少数民族文化“抢救”的词汇也频频出现在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中。譬如，中共满洲省委临时省委旧址、《哈尔滨新报》旧址、东华学校旧址、中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旧址、瞿秋白参加哈尔滨劳动大会旧址、金剑啸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的天马广告社旧址、萧红困居东兴顺旅馆旧址等大批纪念地都相继被呼吁“抢救”过。然而，相对于地域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大面积消失，当我们出现精神危机时却需要向所剩无几的历史文化遗址遗迹求助！20世纪90年代末，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物质丰富了精神却空虚了的现实面前，普遍感到理想和信仰的缺失。在众多“戏说”、颠覆、搞笑的文化娱乐中无法找到心灵慰藉。“怀旧”情绪普遍上升。其中，回归革命信仰，在“红色经典”故事中寻找生存价值，从“革命经典”到“红色经典”言说策略的转换，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隔膜，也使红色历史文化资源以文化产业的形式顺利地进入当代人的消费视野，获得更进一步的“历史再现”和精神认同。时至今日，将20世纪上半叶可以支撑“红色文脉”的历史文献归拢起来，发现这段历史尽管留有许多未解之谜，但较之古代文献提供的情况要好得多。黑龙江流域古代诞生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三大古族系。东胡族系后裔和肃慎族系后裔先后建立了北魏、辽、金、元、清等封建王朝，奠定了今日的中国版图，维护了中华民族多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传承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但是，北方渔猎游牧民族的迁徙习惯，以及朝代更迭、地下文化资源尚未完全探明等诸多因素，使得古代文化在文献资料上尚存在着某些断层。近现代红色历史文化在历史遗存上则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承继关系。黑龙江“红色文脉”之所以应该受到关注和重视，还在于其传承的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之后的地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是现代性基础上文化自觉的产物，呈现着经由国际主义大家庭长期熏染形成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至今仍然在黑龙江文化传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构成了地域文化的显著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