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地域分布变化研究论文

现状：东部多、西部少；平原盆地地区多，山地、高原地区少；农业地区多，林牧业地区少；沿江、临海公路，铁路沿线地区多，交通不便的地区少。人口分布这种不平衡状况，是旧中国多年来生产分布不平衡、不合理的产物。1、东部人口稠密，西部人口稀少。2、全国人口在省、区的分布，其所占的比例和密度差异很大。影响我国人口分布不平衡的主要因素，由于我国人口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于农业生产活动，东部地区的湿润区域及平原、盆地与河谷地带的生态环境最适宜发展农业生产，从而集聚和分布了较多的人口。反之，在自然条件较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西部地区，土地开发利用受到限制，人口分布稀疏得多。趋势：会越来越像城市，大城市集中，以及东部地区，或者说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集中但是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空间和品质的要求，城市交通的方便快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往乡村扩散

摘要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车10年以来,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步显现。通过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主要区的近10年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说明轨道交通沿线中心城区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而沿线的近郊和郊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作为人口迁入区的闵行区,新迁入人口主要分布在轨道交通沿线乡镇。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引导城市人口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分布的重要作用。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人口迁移轨道交通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地域的可达性,进而改变沿线土地的利用类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则又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发展轴,郊区的轨道交通站点能够提高其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而由轨道交通所引起的城市空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都将影响城市人口流动,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诱导人们远离城市中心居住[1]。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与环境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研究的补充。当然,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人口迁移的内在联系,证明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 研究背景基本资料文中所用到的上海市各区县人口统计资料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其中闵行区各乡镇人口统计数据摘自闵行区统计局编写的《辉煌的成就》一书。人口统计数值表示该年份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数。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简介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是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一期工程自1990年1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4月开始试运营;二期工程(由锦江乐园延伸至莘庄)于1997年7月1日通车;1号线北延伸线于2004年12月28日通车。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轨道交通1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区段。2 研究内容上海市市区人口变动情况本文选取1号线沿线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闵行区作历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并以普陀区为对照市区。图1为1号线沿线区域人口变化情况。黄浦区行政区划在过去10年间有所变化。本文所统计的黄浦区人口数为黄浦区和南市区人口总数。1992年以及1992年之前的人口数则包含有原黄浦区浦东部分的行政区域人口。根据上海市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城市区域可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2]。黄浦区、卢湾区属于中心城核心区,全区或者大部分在内环线内;普陀区、徐汇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闵行区则属于近郊区。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万人增加到万人,增幅为。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常常出现人户分离现象,即已经迁出的人口仍然保留其原居住地的户籍,或者已经迁入的人口并未更改户籍。我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为当地常住人口。表2显示了本文研究区域的户籍人口数和人口普查数之间的对比。从表2中不难发现,中心城核心区的黄浦区、卢湾区在1990年时户籍人口数都低于普查人口数,而在2000年时户籍人口数均高于普查人口数。以常住人口考察这两个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万人和万人。人口减少量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示的人口减少量,人口变动幅度更大。同样,徐汇区的人口变动,用人口普查数据表示,其增加量为万人,大于用户籍人口所表示的变动量。由于闵行区在1990年之时并未建区,因此仅有2000年的户籍人口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相比较,其人口普查数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数。可以断定,该区的常住人口增量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量。普陀区的人口数量变动类似于徐汇区但又有所区别。上海市在近10年来,城市郊区的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不断繁华,因此普陀区的户藉人口数量在1990—2000年间持续增加。若以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为标准,则普陀区的增加量小于徐汇区的人口增加量。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间段的端点,不能判别其常住人口在这10年间的增长速度变化。所以,当时未建设轨道交通的普陀区常住人口增量小于轨道交通沿线的徐汇、闵行等区。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上海市区中,中心城核心区的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常住人口在10年之间减少量大于户籍人口数的减少量;而相对远离核心区的徐汇区、闵行区则表现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2000年的常住人口远大于当年的户籍人口数,其常住人口增加量必定大于户籍人口数增加量。同时,地理区位相似于徐汇区的普陀区表现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且增加量低于徐汇区,也远低于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增加量。地区人口变动原因分析地区人口变动有两个因素:①人口自然增长率;②人口机械变动,即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对比[3]。就上海市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城市人口数的影响不大,上海市区在1991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据资料显示,近10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减少不足15万人。因此,上海市区的户籍人口变动主要是因为迁入迁出人口对比。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户籍人口数在近10多年来都大幅度下降,人口迁出是其关键原因。徐汇区、闵行区同样处于轨道交通沿线,但作为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的这两个区域,在近10年中,户籍人口数持续增高,人口迁入是其主要原因。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是轨道交通沿线市区城市人口再分布的主要方向。若以常住人口数衡量,在沿线的这4个行政区中,迁入迁出人口数都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现出的迁入迁出人口数,人口从高密度向低密度迁移的表现更为明显。闵行区乡镇人口变动 1992年新闵行区设立以来,该近郊区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的加大,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都强有力地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迁移入住。图2为本文研究的闵行区部分乡镇与轨道交通1号线的区位示意图。图3为这些乡镇近10年来的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轨道交通1号线通过的莘庄镇、梅陇镇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1992—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分别为和;颛桥镇的人口有所波动,1992—1996年间人口数量比较平稳,1996—1997年间却出现较快增长,2001—2002年间却出现很大的下降。2001年10月,闵行区调整所辖区域的乡镇行政区划,颛桥镇位列其中,因此,较大的波动可能是行政区划的变革所引起。而浦江镇和虹桥镇的户籍人口数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前者在9万～万人之间,虹桥镇户籍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提高沿线地域的可达性来提高沿线土地的利用价值、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中,沿线区域的人口集聚程度主要还表现在非农业人口数量的提高。图4反映了上述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莘庄镇和梅陇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到2002年分别从23224人和14642人增加到71172人和65942人,增长率分别达到了和。从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增长速率相当,并且到2002年止依旧保持较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其它3个镇则表现出与莘庄、梅陇不同的变动状况:颛桥镇和浦江镇的非农业人口以缓慢的速度增长,10年间的增加量不足1万人;而虹桥镇的人口变化在10年间有所起伏,1996年之后以较低的增长速率持续增加。非农业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莘庄镇和梅陇镇都位于轨道交能1号线沿线,这说明轨道交通能够加大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在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建成有大量的住宅区,并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一条城市扩展的轴线,住宅区不断的向外沿辐射扩展。正因为此,距离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不远的颛桥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略大于浦江镇和虹桥镇(这两个镇的非农业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虹桥镇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或达到完成阶段,因此变化量不大。浦江镇位于黄浦江以东,所辖区划面积较大,而非农业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浦江镇距离城市轨道交通较远,并未受到轨道交通系统建成通达之后的有利影响。所以该镇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与其可达性较低有一定关系。通过上述对闵行区部分乡镇人口变动以及乡镇区位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对位置的分析可知,城市郊区的轨道交通对沿线区域人口具有集聚效应,轨道交通的通达有利于加快该区域城市化进程。3 结论上海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自1995年通车以来,对城市人口的迁移作用非常明显。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引导城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近郊区迁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人口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2)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近郊区和郊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3) 近10年来,轨道交通改善了郊区的可达性,大大促进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持续迁移。参考文献1 秦应兵,杜文.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6):284～2872 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人口分布变动和郊区化的探讨.城市人口,2002,26(1):66～693 彭镇伟,路建普.上海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2):21～26

\\世界人口问题论文（地理小论文）一、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会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济因素对人口机械增长也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对人口具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机械增长为正值；相反，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地区，对人口会产生一种排斥力和离散力，人口机械增长一般为负值。文化因素：这一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现代社会里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三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医疗卫生因素：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其次，它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着积极的作用。二、世界人口分布人口地理分布是人口增长过程在空间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即深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世界人口分布不平衡由于世界各国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世界人口空间分布分为人口稠密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和基本未被开发的无人口地区。据统计，地球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约占陆地面积的7%，那里却居住着世界70%人口，而且世界90%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10%的土地上。人口在各大洲之间的分布也相当悬殊。欧亚两洲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但两洲人口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尤其是亚洲，世界人口的60％居住于此。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而人口尚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4。大洋洲陆更是地广人稀。南极洲迄今尚无固定的居民。欧洲和亚洲人口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都在90人以上，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平均每平方公里在20人以下。大洋洲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每平方公里才2．5人。世界人口按纬度、高度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是世界人口集中分布区，世界上有近80%的人口分布在北纬20°～60°之间，南半球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1％多；世界人口的垂直分布也不平衡，5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拔200米以下、不足陆地面积28％的低平地区。由于生产力向沿海地区集中的倾向不断发展，人口也随之向沿海地带集中。目前，各大洲中距海岸200公里以内临海地区的人口比重，已显著超过了其面积所占的比重，并且沿海地区人口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从国家看，情况也是这样。目前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口1亿以上者有10个国家，它们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巴西、日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10国人口总数共有亿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此外，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口非常少的国家，如瑙鲁(0．7万人)、安道尔(5万人)、圣马利诺(2．3万人)、摩纳哥(3万人)、梵蒂冈(1380人)。从各国人口密度来看，摩纳哥的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达2万人，新加坡4300人，梵蒂冈1920人，马尔他1110人等。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有法属圭亚那(1人)。蒙古(1人)、纳米比亚(2人)、利比亚(2人)、毛里塔尼亚(2人)、冰岛(2人)等。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近代以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使全球人口分布表现出大小不等的一些密集的点。进入90年代，全世界总人口中已有49％以上集中于城市。世界人口最稠密和最稀少地区从人口地区分布图上能确切地反映出人口的实际分布状况。世界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有如下几类：①沿海沿湖的平原地带。特别是一些海岸线比较曲折、具有优良港湾地区，或某些大河入海口处。如亚洲大陆东部沿海区、南亚沿海区，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区，大西洋沿岸、地中海沿岸、非洲几内亚湾沿岸区，美国大西洋沿岸波士华地区，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湾沿岸区、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西雅图—温哥华(加)地区，五大湖地区，巴西——委内瑞拉沿海区，阿根廷——乌拉圭沿海区，智利——秘鲁沿海区、澳大利亚东南部沿海区；②流入三大洋的一些大河的中下游平原地带或河口三角洲地区。亚洲东部、南部尤为突出。③若干温带和热带的岛屿和半岛上。岛屿四面环海，半岛三面环海，若位置适中，并兼有优良港湾，则往往成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④内陆某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由于矿业开发，以及修筑铁路和公路，随之成为工业中心而形成一个城镇集团；⑤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某些内陆高原上。由于地势较高，没有平原或低地区那样炎热和潮湿，危害人们健康的热带疾病也大为减少，如墨西哥高原、巴西高原、秘鲁高原、东非高原等地；⑥沙漠中的绿洲地区等。世界人口非常稀少地区的有以下几类：①两极圈以内地区；②北半球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广大的原始森林地带；③回归线附近和温带大陆内部的沙漠、戈壁地区；④热带雨林区；⑤高山地区。三、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马克思的人口论认为，人有两重性。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者。人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都要消费生活资料；人作为生产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年龄条件，老人和小孩只能作为消费者，不能作为生产者；其次，要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残废的人、有病的人都很难成为生产者；再次，人作为生产者要占有或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此外，作为生产者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所以人口增长要与物质资料增长相适应，如果做到这点，无论是人口多，还是人口少，都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如果人口增长大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过剩人口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将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这将加重社会负担；如人口增长慢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生产资料将无法与人口相结合，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同样会影响生产发展。所谓人口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并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增长速度。马克思认为，通过人口自我调节，人类完全能够使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相统一。所以现在人们应该有计划的生育，使世界人口与自然和社会相协调。

1.首先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其次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向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2.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甚至超过了北方地区。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北方大量劳动力和先进垦殖技术的南迁，原先的“蛮荒之地”大都变成了“鱼米之乡”，在风俗习惯上南北方互相融合，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3. 总的来说，这三次人口南迁都是由战乱引起的；迁移的人数多，而且阶层广，从皇室贵族到僧尼农民；他们分散在湘浙、两广甚至海南等地。他们虽怀恋故土，但一旦享受到了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后，便在南方安心创业，繁衍生息，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衍生出有品味兼活力的江南文化。总的来说，这三次人口南迁都是由战乱引起的；迁移的人数多，而且阶层广，从皇室贵族到僧尼农民；他们分散在湘浙、两广甚至海南等地。他们虽怀恋故土，但一旦享受到了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后，便在南方安心创业，繁衍生息，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衍生出有品味兼活力的江南文化。

人口结构变化研究论文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通过采取的措施，在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性别比问题依然严峻，人口比例失衡，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必须在立法、新型生育观、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在全社会摒弃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状及其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反映的是出生时男婴和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即每出生百名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量。按照国际上长期观察的结果，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相对稳定，男女性别比例应在102-107之间浮动，此时应被视为出生婴儿性别均衡，也就是一个正常值域。

(一)性别结构现状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成功事实了计划生育政策为控制世界人口增长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差却在迅速上升。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不断的攀升，长期居高不下。尽管有下降趋势，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仍然属于失衡的状况下，这种失衡未来可能会导致未来婚龄女性的短缺，形成婚姻挤压，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并打乱现有的婚姻秩序，甚至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

(二)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由于多种复杂因素，对男性的性别偏好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现实基础。尽管历史上女权运动对此多有批判，但仍然无法彻底改变这些男女不平等的现状。通过对我国人口性别比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计划生育制度的约束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数量的减少导致生儿子机会的减少，以至于生育观念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想要男孩的父母丢弃女孩，进行产前性别选择和人工流产。

2.制度缺位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

制度缺位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主要社会因素。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促使我国城乡居民更多的选择男孩，“养儿防老”，尤其在农村，问题更为突出，农村老人还主要依靠子女赡养。二是部门配合不力，监管缺位。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强调生育数量的控制，忽视了对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关注，加上对性别选择技术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机构是多部门的，包括卫生部门、妇幼部门、个体行医者和计划生育部门，难以实行统一的监督和检查。三是遗产制度缺位。子女几乎可以完全继承父辈的财产，为了防止家庭财产传给“外姓人”，就必须要有能够继承家族姓氏的儿子。四是“低保”、“两免一补”等普惠政策体现不出实行计划生育的优越性。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户，因为孩子少、负担轻，家庭生活一般都比较宽裕，此项政策根本惠及不到他们，这样他们从心理上感到不平衡。五是法律法规存在缺位，威慑力不强。从相关法律法规来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法律法规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缺位现象。

3.经济状况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大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人们更加偏爱男孩。另外，在经济活动中，天灾人祸是经常发生的，这些风险较大的工作多是由男性承担，男性在经济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比例大，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女性的很多劳动被抹杀，劳动成果得不到认可，许多家庭对男孩的教育和结婚投入也多于女性。

4. 文化背景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即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同时，还有女孩家庭受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农村一些女孩家庭，受欺受辱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周围群众中也产生了很不好的负面影响，刺激了其他群众生育男孩的欲望。几千年的“男尊女卑”观念使男性在财产继承、家庭延续、家庭权利结构上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地位十分低下。尽管提倡男女平等，同享权利，共尽义务的道理，但人们内心深处却固守宗族观念，视男子为直系亲属，第一继承人一定是儿子，这也表明了我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问题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多出数万人，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仍然很高，“积累效应”已相当可观。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升高，将导致男性过剩，势必造成婚姻拥挤，形成大量的“光棍”，造成男性择偶困难。在那些没有权、没有钱，而又没有相貌竞争力的男性中，会增加未婚的概率。“婚”或婚姻欺诈现象会层出不穷。男女婚龄的婚龄差增大，“大男小女、大女小男”的状况会日益普遍。

(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出生性别结构比例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腐朽观念的延续和存在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从未来的二十年看，性别比例失衡将给人口再生产带来障碍，造成人口数量萎缩。人口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下降。若干年后，解决不了婚姻的男子可能会在心理上出现急躁、失控行为，必然会出现性犯罪率上升、同性恋进一步增多、性行为严重错乱等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加大。基本消失的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会重新抬头。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对策性思考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理论上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性别比失衡，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追求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即统筹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发展，统筹当代人与未来人口的发(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展，是解决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有效途径。实现性别平等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关键，这里我们从观念、科技、经济、制度四个方面对治理对策进行分析。

(一)在思想观念方面，树立科学生育观，这是治理的首要途径

男性偏好的生育观从深层次上影响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要想有效治理这种失衡现象，最首要的就是要转变旧有的生育观，树立科学的生育观。

第一，建设新生育文化。坚持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尊重客观规律的生育文化。首先，加强对新生育文化内容和重要性的宣传。其次，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多种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再次，综合使用经济的、道德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和力量来保障新生育文化的建设。

第二，消除影响树立新生育观的现实因素。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首先，要在全社会加强对男女平等的宣传和教育。其次，要利用多种手段尤其是法律手段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再次，要在各生活领域消除性别歧视。

(二)在科技方面，严厉打击“两非”，规范医学技术的使用，这是治理的必要途径

首先，加大宣传教育，尤其要加强对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妇女的教育，从思想上防止“两非”行为出现。其次，加强对医药和医务市场的整顿，完善相关法律体制，联合各部门共同管理，共同打击;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的违法者不仅罚而且入刑。再次，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增强打击的力度和效度。第四，要加强监督管理，发挥广大群众对“两非”行为的监督作用，使打击及时有效。

(三)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是治理的根本途径

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发展。加速社会发展，积极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才是治理出生性别结构比例失衡的治本之策。在性别比“重灾区”的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好了，不仅能改变人们的生育观，还能改变生育状况，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现阶段，农业产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所以我们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随着农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男性依赖就会不断降低，生活中更趋于男女平等，“重生男”的状况也会不断改善。

(四)在制度方面，完善养老保障制度，这是治理的重要举措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健全已刻不容缓。如果国家能够在政策上以经济奖励或扶持引导人们，基本满足起利益追求，既通过个人福利的改善达到“养儿防老”的效果，性别失衡现象自然也能部分的得到改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笔者认为，在广大农村地区，当前应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落实好国家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奖励政策。目前，国家对农村60岁以上的计划生育家庭每年发放840元扶助奖励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奖励金额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各地政府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状况，提高奖励额度，制定地方优惠政策，真正发挥好政府在利益导向作用。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要充分考虑到独女户家庭的实际困难，从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入手，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关心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问题，加大建设乡村养老院、敬老院、医养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的力度。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听党的话不吃亏，生女孩不后悔，从而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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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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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人口变化与产业变化研究论文

浅谈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性别结构现状

(二)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1.计划生育制度的约束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2.制度缺位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

3.经济状况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4. 文化背景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问题

(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对策性思考

(一)在思想观念方面，树立科学生育观，这是治理的首要途径

男性偏好的生育观从深层次上影响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要想有效治理这种失衡现象，最首要的就是要转变旧有的生育观，树立科学的生育观。

(二)在科技方面，严厉打击“两非”，规范医学技术的使用，这是治理的必要途径

(三)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是治理的根本途径

(四)在制度方面，完善养老保障制度，这是治理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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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一些政府网站的利民措施入手啊，例如西湖生态改造啊，重视发展旅游业啊，我觉得惠州工业区与生活区也划分的挺好的啊，还有惠东有个生态园也可以去采采风的、、、、、

毕业论文人口变化分析

人口学特征包括空间、年龄、性别、文化、职业、收入、生育率等指标。人口学（特征）：研究人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及其应用的科学总称。人口学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还包括研究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诸现象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等分支学科。 ‍人口学（英文：demography）是拉丁语demos（人民）和graphein（描述）两字复合而成的，在一吧吧二年日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上被正式认可。人口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人口学家A.吉亚尔所著的《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一书中。他在书中认为，人口学是关于人类或人口的一般变化和他们体质、文明、智力和精神条件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或数学知识。二0世纪三0年代以后，人口学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于教科书中

毕业论文是大学生四年的毕业总结，许多大学生都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论文选题难的问题，不知道论文题目应该如何去定位。下面我给大家带来2021社会学方向毕业论文题目，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人口社会学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2. 北京市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路径分析

4. 我国人口数据获取的困境与出路

5. 西盟县佤族贫困人口现状调查及致贫原因分析--以力所乡王雅村为例

6.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7.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留守人口幸福感提升策略探究

8. 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

9. 人口安全视野下农业女性化问题研究

1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流动人口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11. 人口转变背景下风险家庭表现形式. 成因及公共政策再建构

12. 职业分层视野下的城镇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

13. 人口品质与婚姻选择--基于清末民初的思想考察

14. 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原生家庭的维系与裂变

15. 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以武汉市清真拉面馆从业人员为例

16. 中国女性老年人口健康与经济性收入来源比较分析--基于六普数据

17. 兰州市老龄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

18. 城市新移民中的“老啃族”现象探析

19. 流动老年人口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

20. 新型异质空间:居住空间中的性交换--基于北京某流动人口公寓的个案研究

21. 单靠人口数量就能博得的吉尼斯纪录,不要也罢

22. 城镇化进程中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新动向与对策建议--以江苏省为例

23.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身体. 时间与空间的视角

24. 珠海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25. 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对心理融合影响的研究

26. 转型期农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性重塑与秩序化重构

27. 生物医学研究中因检测范围所限致数据缺失时简单

28. 人口构成变化对传统村落的影响

29. 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中的农民工群体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调查

30. 人口流动视域下的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

31. 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研究--以上海为例

32. 基于循证实践的我国老年人口安全保障制度探索

33. 流动人口与新疆嵌入式民族社会结构构建

34. 社会性别平等:男性参与的倍增效应与观念变革

35.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城市女性务工人员活动空间探究--以J市为例

36. 我国在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幸福工作寿命研究

37. 老年人口长期护理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38.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特征测算与分析

39. 身份认同对农村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

40. 中国单身人口已近两亿

41. 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

42. 山东人口婚姻家庭状况研究

43. 中外大城市人口老龄化情况对比

44. 中国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及社会结构分析

45. 社会质量. 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

46. 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47. 剪子湾:一个北方村庄的人口迁移与身份认同

48. 丈夫参与对妇女产褥期恢复与家庭关系的影响

49. 陕西榆林937个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分析

50.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以台州市黄岩区为例

城市社会学论文题目

1. 生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2. 相对资源视角下城市青年夫妻的除夕安排

3. 提高中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研究

4. 中国城市空间的治理逻辑--基于权力结构碎片化的理论视角

5. 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如何逆转的--实践视角下的妇女家庭纵向地位变迁

6. 北京女性老年人的生活境况与社会服务需求

7. 社会资源与行动网络: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

8. 在华韩国留学生文化智力对文化认同的内隐影响研究

9. 河南省智力残疾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需求研究

10. 城市景观环境对大众行为的影响

11. 大学艺术与礼仪教育渗透研究

12.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变迁特点及认识

13. “小地方”和“大地方”的不同世界

14. 别把时间浪费在工作电话上

15. 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社会融入现状探究

16. 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7. 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及其服务模式建构

18. 生儿育女的福利效应:子女数量及其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19. 建设国际化社区展现杭州国际化形象

20.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农村社会空间联系分析--以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为例

21. 跨境“双非儿童 ”的特殊教育与康复

22.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23. 家庭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视野

24. 儿童意外伤害与儿童忽视:问题与出路

25. 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功能主义视角的解读

26. 我为长江中游城市群鼓与呼

27. 城市青年的文身体验. 情感叙事与身体抵抗

28. 日本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承接主体能力建设研究

29. 中国公共记忆研究范式新思考:来自山地民族的启示

30. 浅析当代维吾尔族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31. 浅谈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历史纪元

32. “摊二代”心理偏差的原因及教育对策

33. 微信朋友圈里的舆论社会学

34.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35. 发挥乡贤文化多元治理效应的时代背景和路径选择

36. 中国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与伦理行为关系研究

37.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在城市研究中的独特性

38. 城市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39. 马克思关于城市的核心见解及其当代意义

40. 标准化的存在感觉与影响

41. 略论政治机制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

42. 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研究--以深圳华侨城为例

43. 后消费时代城市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解析

44. 论苏州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城市文化自觉”

45. 英美城市邻避危机管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及启示

46. 农村养老资源供给的评价与优化

47. 社会工作介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48. 城市空间弹性:文化自觉与制度转换

49. 在中国研究:全球史. 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

50. 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应对措施

51. 家文化与老年社会工作本土化初探

52. 跨国务工青年的返乡文化适应研究--以吉林省延边州L市为例

53.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

54. 家庭策略研究与社会转型

55.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56. 国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日本为例

57. 西部城市民政领域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以广西G市未成年人保护试点项目为例

58.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主观幸福感之比较

59. 居住条件. 工作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影响

60. 对西方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谱系的解读与反思

社会心理学论文题目

[1]社会神经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脑电图对心理学研究的价值探索

[2]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由文化“复建”到文化“复兴”

[3]心理测量视角中的科技风险研究述评

[4]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5]心理与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心建设与管理模式

[6]经济心理学影响力增强

[7]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探析

[8]三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智能时代的用户体验和创新设计方法

[9]心理健康素养研究述评与展望

[10]城市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社区心理学与社区心理服务

[11]《态度与行为:社会不赞许行为的心理机制》简介

[12] 财经素养的内涵与三元结构

[13]中国特色心理学问题的思考

[14]基于网络心理经济视角的农产品网售研究

[15]宽容与信任之社会心态的双向建构:“认同-渲染”模型构想

[16]城市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社区心理学与社区心理服务

[17]对潘菽心理学思想演变及其理论的研究

[18]舞动治疗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19]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启示

[20]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2017年学术年会在福州大学成功举办

[21]物质主义与冲动性网络购物的关系:妒忌和个人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

[22]自恋与发布自拍照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3]发布自拍照与女大学生自尊的关系:积极反馈与身体满意度的序列中介作用

[24]社会心理学在农民工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

[25]日本产业组织心理学会长细田聪一行访问西安科技大学并做客胡杨林大讲堂

[26]少年司法与心理学的整合:一个初步的探讨

[27]文化混搭心理研究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

[28]基于家庭心理学的长子的心理状态比较研究

[29]不同类型网络昵称的印象评价研究

[30]从航空驾驶到工业设计:情境意识研究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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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研究论文

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就目前来说，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化——在一个古代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时空框架被认为已相当完善的地区，年代相当早，只有一处孤零零的几乎被破坏殆尽的遗址，这些使它与其临近的河姆渡最初被发现有所相似但几乎处境完全不同。因为当年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还没有被正式地建立起来，尽管人们对河姆渡的过早的年代和文化成就有所疑惑，但是因为空白的时空需要更多的内容去填补，人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化之子。然而今天，由于区系类型学说的高度自信，人们就更倾向于怀疑象跨湖桥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是否应该存在，怀疑发掘者是否在地层或者年代方面犯了错误。

对于不理解的现象保留适当的怀疑的是应该的，这是保证科学的严肃性和防止错误的必要程序。但是我们更应该对那些引起怀疑的因素应该予以仔细分析，并尽快将遗址的年代确定下来——这是讨论所有的与跨湖桥相关诸的问题的时空前提。最新出版《跨湖桥》发掘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跨湖桥的较早的年代的。跨湖桥的碳十四和热释光测年结果的数据已经足够多了。跨湖桥遗址本身有28个，加上新近发现的与其相距仅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孙遗址的2个，30个数据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围之内，应该说是高度集中了。江浙地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没有发现石灰岩地区的偏早现象，因此，这样的年代数据应该说可以和本地区其他如河姆渡、马家浜等的年代数据进行比较的。跨湖桥的地层堆积也为这些碳十四年代提供了一个下限框架。跨湖桥文化层被埋在海侵地层的下边，其上又被厚厚的湘湖沉积所叠压。据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距今8000-3000年是全新世的大暖期，海平面不断上涨，距今6500年左右涨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据推测比现今海面还要高2米左右。大概正是跨湖桥文化层上边的海侵地层的正是这一环境事件的地层证据——跨湖桥文化存在于一个沧海桑田的变化阶段之前。跨湖桥附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遗址——下孙家遗址。这个遗址也是被压在一个大的海侵层之下，海侵层上边同样有湘湖的湖相堆积，两者在文化面貌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有相近的年代测定结果，这应该已经为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比较确凿的根据。

人们怀疑跨湖桥的年代，主要是因为在这样早的年代中包含了这么一些先进的文化因素——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不仅器类、器形、装饰与制作的技术工艺等都很丰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王明达先生认为是上了漆的）、方格纹饰等等在人们对对一时代的传统设想中难以接受的因素，还有稻米、独木舟、纺轮、弓箭、编制品等等。其实所谓先进是因为以前没有发现，是对其来龙去脉没有把握。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文化因素中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原始性，正如严文明先生在现场座谈会上指出的，个别因素看起来确实是先进的，但是整体上仍然是原始的.，比如彩陶施于手制的器形尚不是特别规整的器形之上，等等。它们在当时的技术与环境条件下出现都是合理的。还有如张居中等先生指出的，这种文化上的突兀和结构性特征在这里是新奇的，但是与其他地方如河南的比较，同一时期则有相似性。

我认为，对跨湖桥这样一些文化因素，今天已经不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支客观存在的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如何深入地认识它们。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来龙去脉，一个是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种文化面貌。

我觉得对于跨湖桥这样的遗存应该放在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形成阶段早期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观察。

在跨湖桥往南大约100公里的蒲阳江流域还发现了距今11000-9000年代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上山遗址。尽管由于年代、空间的不同，还有过渡阶段的文化的内在特征等原因，它们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但是为我们认识跨湖桥的来源提供了一点宝贵的线索。不仅江浙地区，全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是因为源头复杂，源头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个甚至只有一个——主要看我们放在什么样的时空框架中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过程复杂，我们如何发现具体的细节并深入地理解这些细节。

过渡阶段是人类初始的定居阶段，是人们进行文化与发明的试验、探索一个高峰时期，但是还没有文化传统对技术与发明进行选择，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阶段没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因为定居，社会性的因素在迅速培养，但是文化因素与技术更体现一种具体的适应性，体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因为定居而变得复杂起来的遗址往往会包括相对多的文化因素与技术特征，使考古观察的前后联系与比较变得困难。

还有，尽管跨湖桥、下孙包括河姆渡都是近海的，跨湖桥的发掘者蒋乐平先生在报告中提到跨湖桥所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一个被海洋摧毁的文化，甚至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它们本身可能就属于海洋性的文化，但是，尽管有号称中华第一独木舟的发现，从以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适应方面，我们还是看不出多少人类生活或者文化的海洋性的因素，它们仍然符合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共同规律——从中国早期特有的若干内陆的、山麓或者山前生态位起步并向各地不断地探索与扩展。就跨湖桥来说，它仍然和南岭沿线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带具有内在的联系，前边提到的距今万年左右的上山遗址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这个大过渡代东方的构成分子。也就是说，似乎有些横空出世的跨湖桥的来源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认识。如果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确实如现代环境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比全新世的大暖期期间要低至少100多米，那么，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如果按照文化一贯的逻辑，应该是靠近低海面时期的海边的，甚至应该是在现在的海平面之下的。这应当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源头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湖桥和下孙遗址的现代海拔恰恰就是在海平面之下，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么低的海拔是确实的位置还是地貌升降之后的结果，但是它确实启发我们将这类遗址和海洋联系起来。正如报告已经指出的，海侵是遗址被废弃、文化进程被打断的原因之一，但是，遗址的人们还不是海洋之子，他们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生活资源的开发对象，因此他们的独木舟也不会驶向海洋。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全新世开始时两个早期陶器起源与原始农业起源的中心来。在这两个中心的视角下，我们如何观察和认识跨湖桥？我相信它是南岭沿线过渡阶段人类生态位和南方起源中心的后裔之一，专家已经指出的它和湖南石门皂市一带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原距离相似性就是证明。目前仍然难以解开的谜仍然是它和河姆渡的关系以及它和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稍后阶段文化进程的关系。跨湖桥与河姆渡共处与一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年代几乎衔接甚至跨湖桥的晚和河姆渡的早期可能还共存过一段时间，它们的面貌却不一样，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海侵没有如此彻底地摧毁临近的、同样海拔高度的河姆渡？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河姆渡和江浙地区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没有象马家浜那样密切的关系？象跨湖桥这样先进的有些横空出世味道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后裔，这往往是文化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

良渚文化的衰败就有一些横断的意味，看来跨湖桥也是这样，甚至如果我们考虑到本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问题，跨湖桥在来去无踪方面甚至比良渚显得还要显得突兀。这就是需要我们费力猜测和全面的考虑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殊性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经告诉我们，再强大的文化其实都是可以被摧毁的，但是如何摧毁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往往简单地归因于环境——具体地说是海侵，但是也应当与文化的结构、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方式等结合起来，才能看出这个摧毁的具体的过程和内在的机理。无论是良渚还是跨湖桥文化的人肯定是不会被灭绝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会选择去保留文化中被我们现在的考古学界认为是最精彩的因素呢？我认为被摧毁的应当是文化的结构和文化运行的机制——没有这些，那些被我们今天认为是先进的文化因素就没有存在的依托了。而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文化也没有必要按照原有的适应方式继续适应和运行了。这是关键性的。

跨湖桥，某种程度上还有河姆渡其实引出的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之中东南一系的文化源头问题，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稍后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发生学问题。关于源头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时空观察点。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开始奠基，可以称之为文物与文化的一个重大形成时期，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孕育时期。跨湖桥及河姆渡提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表明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探索深度又有了一些进步。文化进程上的谜底太多了，需要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地域文化论文格式范文

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地域文化论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摘要：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建筑、雕塑、街道、空间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现代结合传统进行设计，确立民族文化自觉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设计景象，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

关键词：地域文化；未来城市发展；地域性；独特性；真实性；实用性

一、地域文化

1.地域文化的概念地域文化是指在某个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该区域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化的表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具有相对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主要包括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及该地区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地域文化的特点其一，地域性。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其二，历史性。地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是文化的沿袭。其三，独特性。地域文化包括独特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语言方式和宗教信仰。其四，稳定性。地域文化世代传承，成为人们乐于接受、保留，一脉相承、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二、未来城市发展

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彰显特色，定位形象，突出风格，体现多元化、现代化，以鲜明、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形成明确的城市风范，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城市是一处景观、一个经济空间，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也是一种灵魂。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建设，需要依赖地域特色，从而体现出城市历史与城市公共生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未来城市是引领人们生活的风向标，是地域文化的传承者，离不开人和当地文化，城市与地域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三、地域文化特征与未来城市发展分析

在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现代价值观念表现传统文化并加以完善，既能体现现代理念，又可以从某种深度上发现城市独特的个性，展示城市的文化底蕴、人文特色、地域风貌等。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方面，设计者可围绕建筑的结构、布局、风格三个方面，保留并进一步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建设城市的形象，表现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1.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独特性和延续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地域文化结合，保持一定的持续发展，强调延续传统，而不是与传统剥离。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建设中重点在于传承文化，保留文化的延续性。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元素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持续发生，城市特性中一些个性与本质的东西仍然得以保留。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要利用暗示与对比强调历史的延续性，通过新的开发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2.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要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有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当地的文化，不能很好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有些在建设中有悖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一味照搬，失去了文化的本真，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文化古迹进行保护，可以对城市的发展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保留下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城市建筑、城市雕塑、街道风格、公共空间设计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用现代眼光结合传统进行设计。设计者作为生活在城市的人，应该明白城市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方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担负起一定的文化责任，不背离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3.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实用性和审美性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城市是一个能陶冶人的地方，城市建筑也被称作“凝固的音乐”，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不同地域文化所表现的地域性城市建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人们的精神家园，也体现出一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美学思想，展现出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社会美的形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

四、意义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城市内涵与个性的体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融入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元素，可以增强群体的本土意识，使之具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感，同时能够体现城市的特色风貌，彰显城市个性，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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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静.设计改变生活.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3]李德超，束霞平，卢海栗.设计的文化立场：中国设计话语权研究.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