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诗歌论文研究
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中国古代田园诗词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代进入晚期，中国社会进入近代，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此时的诗歌创作主要体现出如何适应社会变革需要这一特点。
首开风气的人物是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是近代最早呼唤改革的先进思想家。他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纵横议论，抒发感慨，有力地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上脱离现实的倾向，诗风也以瑰丽奇肆著称，足能矫拔颓风。如他热情呼唤新思潮的到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疒音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这些“伤时之语，骂座之言”不能不动摇人们对旧制度的怀疑，震撼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后来的思想界、文学界注入新生命。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发展，“诗界革命”亦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发起者是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黄遵宪(1848～1905)是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人。黄遵宪在理论上提倡“我手写我口”(《杂感》)，“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诗集自序》)；同时又提倡利用古人优秀的传统，加以变化求新，从而创造一种“古人未辟”的新体诗。他的创作也确实达到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融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境界。如《今别离》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新鲜事物写入诗中；《冯将军歌》等写中法、中日战争；《哀旅顺》等写丧权辱国；《出军歌》等大力鼓舞抗敌救亡士气，不愧为一代“史诗”和“新派诗”。
黄遵宪像
梁启超以其崇高的声望大力提倡“诗界革命”，其诗作敢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对促成新体白话诗的产生有一定积极影响。之后，虽有“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陈衍大力表张宋诗，工门岂运大力表张汉魏六朝诗，力图在新诗派发展时，用旧形式作最后的一搏，但无奈大势已去，影响甚微。
叶燮《原诗》是中国古代诗话的集大成者。自30年代以来，叶燮诗学从研究方法和内容都经历了大的变迁，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本身学科建设的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叶燮诗学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显学，越来越受到应有的重视。本论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变”为视角，以“关系”为《原诗》理论生成的逻辑脉络，以《原诗》写作运思方式为轴心，用阐释学的研究方法，对《原诗》进行了全面分析比较，从而加深了《原诗》理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认识，拓宽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转换的现实性视域。导论，通过对叶燮诗学研究的意义梳理，研究现状及问题分析，本论文以作者的运思方式为切入点，以“关系”做为叶燮展开具体论述的框架，对《原诗》进行文化学视域下的现代性特质分析，从而为《原诗》之“是”和之所以“是”的理论背景提供了综合性审视空间。论文第一章，以“源流本末”、“正变盛衰”、“沿革因创”、“陈熟生新”，为《原诗》关系之变的逻辑思路，进行诗变前提论、相对论、分期论、尺度论的内涵分析，从而对关系之变的求真内涵进行诗歌批评发展形态阐释。同时，通过对历代诗歌批评论的否定，叶燮不仅展示了诗变的关系内涵，而且诗歌批评的潜在真实标准，也随之建立。论文第二章，以“才、胆、识、力”为中心，对诗人主体论进行中西比较式研究，并以“才、胆、识、力”作为“知行合一”关系的进一步体现，进行了历史综合性探讨，其中，才的先验基础性、识的后验前提性、胆的依托性、力的完成性，是叶燮诗人主体论的主要内涵，力的完成性，是中西诗学主体创作论的汇通和体现。论文第三章，以“情”的对象性和非对象性为特质，对主客体论的逻辑基础、意境生成，进行以体验为主导，以想象为主线，以突破现实关系为主旨的“理、事、情”主客体论还原，其中，情的统和性，理的体验性，法的辩证性，是“理、事、情”说成立的关键，从而诗歌本体呈现出哲理本体、情感本体、历史本体交相为一的多元特质。论文第四章，以诗歌流变论为中心，以叶燮的儒家人格道德批评论为先导，社会历史批评为主线，艺术审美批评为高下，进行批评方法的哲学性、科学性、学科性历史探讨，由此，叶燮诗歌批评论不仅呈现出多元性的文化特质，而且以“境”为中心的诗歌批评规范，成为叶燮审美艺术批评的核心，展示了诗歌批评的学科性动态演变过程。论文第五章，以《原诗》的文化学意蕴为中心，进行了以境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论、以史为中心的经验方法论、以对话体为机制的圆通性理论文化学意义探讨，从而凸显了中国古代的艺术理性精神、经验实证主义认知结构、致用型语言观的文化学存在背景。
朝鲜反清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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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不愿服从亲元的高丽政府的命令，发动兵变，建立了朝鲜王朝，朝鲜王朝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保护自己的安全。
什么是“事大主义”呢？“事大”一词出自于中国的一些先秦古籍，指的是一种基于儒家思潮的外交理念——小国侍奉大国，安分守己，以维护国家安全，不过现在这个词几乎成了一个历史术语：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
咱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可能很难理解这是个什么思维，但在小国的立场上，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利益最大化所考量的外交政策：古代朝鲜几乎只有3个外部势力能打交道，日本是小国，还频繁侵略朝鲜，不需要太亲密；女真人等游牧民族势力是死敌，需要驱逐打击，也不用客气。
但是对于中国（明朝），那就要注意了，和朝鲜比起来明朝是个超级大国，根本无法抗衡，所以对明朝，朝鲜需要采取谦恭的外交态度，成为明朝最亲密的属国，各种礼仪都尽到极致！
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是能保障国家安全，明朝没必要打击他，而且朝鲜自身受到打击的时候还可以得到明朝的保护，这毕竟是宗主国的责任；第二是能保障国家发展，朝鲜国小力弱，有时候需要明朝的支持。第三，对于朝鲜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也需要利用“亲明”来维持统治，朝鲜王朝把儒教 (朱子理学) 作为国家统治理念，而“亲明”自然也是这个理念中的一环。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啊，在古代，政权可是比国家重要的，也就是说朝鲜钦慕的是明朝，而不是中国。
所以，到了17世纪明朝衰微，清朝兴起的时候，朝鲜王朝非常尴尬，从情感上和价值信条上，朝鲜是明王朝亲密的属国，“亲明慕华”早成了朝鲜这个国家的价值信条，而对于女真蛮族建立的清朝，朝鲜则是充满鄙夷；但是现实上，又是清朝（后金）的拳头更厉害。
一开始朝鲜是和明朝联合起来抗清（后金）的，但后来萨尔浒之战明朝惨败后，明朝完全丧失了在东北的主动权，更没办法庇护朝鲜，于是后金（清朝）在1627年和1636年两次入侵朝鲜，终于迫使朝鲜断绝了与明朝的关系，转而臣服于清朝。
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上的，从情感层面，朝鲜仍然亲明，对清朝充满鄙视，这种思潮甚至一直到20世纪都没有完全消退，毕竟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时候，是大明出兵才挽救了朝鲜政权，这可谓是再造之恩。
在朝鲜王朝内部，从朝廷到人民对清朝都极为反感，在文献中称其为胡虏的句子比比皆是，在国内拒绝使用清朝的年号（康熙，乾隆等），而是用“仁祖大王十二年”，“后崇祯二十年”等代替。
而且，少有人知的是，朝鲜王朝甚至还有这么一个惊天计划——十万大军攻灭清朝，重新复明！
可能看到这里大家第一想法是——朝鲜是疯了吗？还真不是，这就要从清朝的局势说其，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朝入关，所以我们通常是把1644年看成“清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开始”，但是实际上清朝前期的统治相当不稳定，南明势力，农民军势力，准噶尔蒙古……一堆势力让清朝是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朝鲜似乎嗅到了机会，当时朝鲜王朝正值孝宗李淏在位，此人在丙子胡乱时有被清军掳走到沈阳的经历，所以他对清朝非常反感，而朝鲜王朝的老臣也均认为臣服于蛮夷是奇耻大辱，现在趁着清朝内乱，朝鲜王朝有了“反清复明”的计划。
在孝宗的谋划下，朝鲜全国开始了增加税收，扩军备战！
朝鲜王朝计划将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且全部升级为骑兵，此外还新训练都监军10000名，御营厅军20000名。并强化炮兵，当然，这个计划已经超出朝鲜的能力范畴，所以后来未能实现。
不过嘛，如何将扩军计划向清朝解释倒是一个大问题，朝鲜方面向清朝的汇报是：自己是为了防范日本。但清朝后来经过调查，发现朝鲜和日本关系并没有恶化，于是对朝鲜有了警惕，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为六使诘责事件。
由于国小力弱，扩军计划没有完成，加之朝鲜的行为已经引起了顺治的警惕，所以这朝鲜孝宗的雄心壮志未能实现，1659年五月初四，朝鲜孝宗去世。
不过朝鲜王朝“光复大明”的心思还是没断，朝鲜王朝上下均相信中国古代的政治预言——胡虏无百年之运，“反清复明”在朝鲜是政治正确，朝鲜李朝派人广泛联络台湾郑成功，三藩割据势力，准噶尔蒙古甚至日本德川幕府等势力，准备共同抗清，甚至允许台湾明郑军队和日本军队“假道朝鲜，出送援兵”！
17世纪80年代，清朝爆发了严重内乱——三藩之乱，朝鲜王朝大喜，又认为机会来了。这个时候是朝鲜肃宗（1674年—1720年在位）时期，当时朝鲜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派十万大军伐清雪耻，光复故国大明，但肃宗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知道这个计划没有可操作性，他对大臣说：非无雪耻之心，奈何国小力弱，有心无力。
一步一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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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我最近在研究清朝历史，大清帝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只是晚清时期，以慈禧为首的末代皇族，没有承启前人的雄浑乐章，一帮败家子，毁掉了大清的江山基业！ 纵览大清十二帝，其中不乏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帝，开创了大清盛世。十二皇帝，千秋功罪，史家自有评说。以在下看来，康熙皇帝，乃是最为了不得的一代帝王。真可谓“秦皇汉武，稍逊风骚。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清代康熙，雄才为略，无人可比”。在我开来，历代帝王，屈指数来，其文采武略，无出其右。清史记载，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家。康熙年间，西洋的自然科学传入中国不久，一般读书人都看不起。康熙却笃爱之极，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痴迷如狂的地步。康熙于数学、天文、历法、物理、生物、外语、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无一不懂。 同时，他十分重视科学，尊崇科学人才。 当他看到科学家梅文鼎著的《历学疑问》时，欣喜地说：“我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我能决其是非，将书留在这里，让我阅览后再发吧。”他仔细阅读，亲加批注，给予高度评价：“甚细心，且议论也公平，此人用力很深。”公元1705年，康熙在南巡途中，在船上亲自召见梅文鼎，一连晤谈三次。事后康熙对别人说，他自己虽然留心历象、算学方面的学问，但“此学如今通晓的极少，像梅文鼎这样精通的人真是罕见。”因此，他亲书“绩学参微”四个大字赠给梅文鼎，表彰他的成就。连康熙亲自主持编纂的《律吕正义》成书后，也立即寄给梅，请他审阅和指正。 康熙还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中青年人才放在自己身边，亲加教导。他把通晓天文历法的进士陈厚耀召到南书房，“命至旁座”，亲自教授“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又将陈厚耀召至渊鉴斋，“问难反覆”。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在历象方面很有成就，官至钦天监监正。康熙帝发现他的才智与众不同，十分宠爱，外出巡幸时命他随行。一路上，康熙对明安图耳提面命，像老师和弟子一样，“受数学于圣祖仁皇帝，精奥异人”。康熙把梅文鼎、梅珏成召至宫中，令他参加历法和算学编纂工作，又教他“借根法”。梅珏成自称“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之法 。敬爱而读之，其法神妙。” 康熙经常让大臣推荐民间有奇技博学者，“凡有一技之能者，往往直召蒙养斋”。由于康熙重视科技人才，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得到了发展。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项，也是这时完成的。其中《数理精蕴》一书，对当时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作了很有条理的编排，绘图立表，又同古代数学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是一部“贯彻中西之异同，而辩订古今之长短”的著作，被称为“实为从古未有之书，虽专门名家，未能窥高深于万一”，代表了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
按照你所说的要求，
从诗歌到歌曲论文研究
诗歌可以被改成歌曲议论文标题，用浅谈古代诗歌来讨论的，因为诗歌和歌曲也有相通的地方，用这种方法来浅谈，也是一种另辟蹊径的方式
这个有困难。
古诗词是现代流行歌词的远祖，有其“剪不断理还乱”的藕断丝连和“抽刀断水水更流”的一脉相承，这是事实，不可否定。这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底蕴与文化传承的结果。前苏联词作家萨柯夫斯基明确指出：“好的歌，它的词都具有不依赖音乐的独立艺术价值。”因此，研究古诗词的承传与转化，对当代歌坛的开拓价值，具有畅通古今的现实意义。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又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再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乐歌。楚辞“书楚语，作楚声”，与《诗经》成为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乐府诗集》中的乐府，多为歌词，“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表达了诗与歌之间的密切的血缘关系。在中国，诗与乐很早就发挥着抒情言志和教育人的作用，诗依靠乐得到广泛的传播，诗就是歌，即声诗。古诗词吟与诗是紧密相联的。吟诗也是诗人赏析、抒情、创作诗词的重要方式。《辞海》解释“吟”为：“吟咏、做诗”。《孔颖达疏》又对“吟”作了明确解释：“动声曰吟，长言曰咏，做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实际上吟诗的过程也就是品诗的过程，吟出其情其感。吟诗有三品：一吟一品：品物境；再吟再品：品情境；三吟三品：品意境。从原始歌谣、《诗经》、汉乐府、直到词曲，声诗的发展源远流长，当一种诗体产生民间时，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诗经》也好，唐诗宋词也罢，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宋词就是配合乐曲而唱的歌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流行歌曲称通俗歌曲。“通俗”是就其演唱方式而言的。流行的歌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创作，属于诗词创作的范畴。流行歌曲展现了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心态，为一种通俗文化。“以歌传情”是流行歌曲的核心，每首歌词都确定一种感情基调，字里行间中寻觅以词抒情、以情带声的重要追求。中国古典诗词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套严格的理论，是字字珠玑，千古传颂。古典诗词非常强调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结合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含蓄委婉，百折千回，动人不已。这是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许多音乐创作人采用挑选经典的古诗词，谱上曲，诠释千古佳句。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著名歌手邓丽君、王菲等人都曾演唱过,流传甚广。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此词被重新谱曲后歌名为《月满西楼》，配以古典情怀：一位古装女子，手持罗扇，独倚窗前，望穿秋水，只为等待归人。整个歌曲朴素清新，笼罩着深层的相思之痛，与李清照的词风尤为吻合，实乃天作之合。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柳永的《雨霖玲》（寒蝉凄切），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等，由古月、刘家昌、翁清溪等著名曲作家谱曲与诗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加之有婉约清新唱腔的邓丽君演唱，使得这些曲目成为现代音乐史上传颂的极品。曾被《音像世界杂志》评为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可谓评价之高。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现代版诠释了。83、84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武松》中，张都监家的丫鬟，就曾弹唱了这一曲，但这属于声乐作品的范畴。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的融合性。再来换一个角度，流行歌曲多表现一种通俗文化，而古典诗词的介入，恰好将其雅的一面也推到了众人面前，正说明了，艺术其实并无雅与俗不可逾越之鸿沟，关键在于融合的手段了。徐小凤演唱的《别亦难》，由何占豪作曲，用的是李商隐《无题》前四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脍炙人口的好歌。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词人借千古英雄的是非成败，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在浑厚的音调之下，表现对世事沧桑的超然和感悟，雄浑而深沉。《三国演义》电视剧将词谱曲，杨洪基演唱，为电视剧增色不少。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是你吧/高高挂在穹苍千年啦/看尽了人世离与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首歌曲中引用了古诗直接谱曲，在诗的前半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对李白的《静夜思》做的全新注释。著名音乐人宋柯曾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古诗新唱还是意译古诗，都是适用了经过上千年有中国特色检验的文学精品，它们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群众基础。借用古典诗词来表现流行歌曲的主题和内容，既给予了流行歌曲一表现空间，广泛的也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找到了一条将歌手推进众人的捷径。”古典诗词对现代流行歌曲创作有着深远的的影响。
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诗词以其独特的情感寄托、丰富的描写内容、奇妙的韵律节奏让多少文人倾心于它们的创作，让多少百姓醉心于它们的品读。无数的价值寄托，无尽的情感宣泄凝结其中，直接表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文人精神。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大众。流行音乐作为青年亚文化的流行歌曲似乎难登大雅之堂更难于古典诗词相提并论，一个似乎是太俗，一个又是那样的高雅。但作为大众文化的最常见的代表，我们之所以说它流行是因为它有着广泛的受众集中体现，展现了当代青年的独特的情感选择与对当前社会的感触。流行歌曲是通俗的，但不一定是俗的。 因此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地将唐诗宋词和流行歌曲联系在一起，会觉得那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好比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抹灭的关系。 一、诗词与流行歌曲的本质趋同 如果把唐诗、宋词称为唐宋时的流行音乐也不为过，更何况词更多的时候是配乐演唱的。说诗词与流行音乐的本质趋同是结合了一定的时代，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无论诗词还是流行歌曲都是一个时代文化的代表，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气质文化在诗词与流行歌曲中都有着明确的反映，而且是作为主流文化反映的。古典诗词在那个时代与流行歌曲具有共同的一个特点：流行。诗词流行音乐在抒情言志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是抒情言志的良好的载体。人是需要情感表达的，更需要情感表达的良好方式。当一个人在诗词与流行音乐中读到自己相同的情感寄托，那瞬间的感动足以说明诗词、流行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对莫大作用。诗词、流行歌曲的本质是趋同，只不过音乐文学（歌词）还没有古典诗词一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它永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地位、只是这需要历史的积累与时间的积淀。 二、古典诗词对流行歌曲的影响。 1、唐诗宋词直接成为流行歌曲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给了流行歌曲另一方表现空间，一方面考较着流行歌曲创作人对文化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流行歌曲的表现功能，且提升了流行歌曲的层次。 流行歌曲展现千姿百态的生活，表达形形色色的情绪与心态。而作为当时朝代的流行歌曲，唐诗宋词的功能与意义恰好在在这个地方。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人们所经历的事物各有不同，由此洐生而出的情绪感受也会相去甚多，但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反应与情感，却并不受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因此，某些古人所经历的心理应变放在今日也同样可以适用，那么用以表现古人情感的诗词歌赋，同样也会是今人的心理映照。中国的古代文学大都非常讲究，在遣词造句，行文起势，叙事抒情上，自有一定规格，往往是字字珠矶，千古传颂。古诗词非常讲究韵律，大多音乐感极强，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结合到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往往是含蓄婉转，迂回曲折，动人不止，这些恰似当今诸多流行歌曲创作人所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因此，许多音乐创作人，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直接挑选经典的唐诗宋词，谱上曲，换一种角度来诠释千古佳句，这本身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对演唱人来讲亦是如此，因为听者会不自觉地拿曲作者的曲与演唱人的唱来与原诗相靠，看是否丝丝入扣，从而对创作者与演唱人的品质进行评判。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我觉得当属邓丽君。邓本身是以唱台湾小调起家，本身已有不少民族文化气息的濡染，加上台湾一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共同泡制出许多与原诗同样经典的作品。邓曾经出版过一张名为＜淡淡幽情>的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和多位宋代词作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李煜的<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这个琼瑶也用过，用在她为<烟锁重楼>还是<新月格格>所写的插曲<鸳鸯锦>里}，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等，由台湾声名卓箸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扬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加上邓的内敛婉约清丽的唱腔，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足以传颂的极品，＜音像世界杂志＞曾将该片评为“十张最适合在夜晚用心聆听的专辑”。这张专辑里最有名的两首，一个是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一个就是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有长久＞，那倒是对这首古典佳作的现代版诠释了。 2、唐诗宋词构成了现代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素材来源，并成为其创作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方式。 文学创作素来讲究一个广征博引，引经据典，物为我用，从而提示其所表现主题的广泛性。许多现代的流行词作人，更是喜欢借用一些古典诗词中的典故或内容，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加以演绎，继面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人，一是台湾的琼瑶，她的很多歌词里都喜欢借用一些唐诗宋词中的名句，如“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庭院深深深几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 另一个是大陆的陈小奇，他是大陆歌坛岭南派创作人中的领头人物。他有一个颇有吴市影响的“涛声依旧三部曲”，<涛声依旧>（毛宁）<白云深处>（廖百威）和＜巴山夜雨＞（李进），单从歌名上来看，已经是和古诗词扯不断的关联了。后来他又写了 <烟花三月>，＜朝云暮雨＞（均为吴涤清演唱）,还有一首是毛宁的<大浪淘沙>，他是大陆词作家里古风最重的一个，喜欢将古诗词中的名句或典故经演绎与现代人的情感相结合而成歌词，由此而形成他独特的陈氏风格，也为中文流行歌词创作形成一个典范。 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泉，因为他本身是学后来还有一个冯小民族乐器的出身，所以对民族文化自然有很深的兴趣与植根，他的词作中也较多运用古诗词典故或名句，多是以古诗词来营造一种氛围，表现一种气魄，表达一种情怀，更偏重于一种社会责任和民族情怀的东西，比较熟悉的有<中华民谣>(“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里有没有，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还有<秋水长天>等。 3、从创作的形式上来看，唐诗宋词也为现代流行歌曲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或是确立一另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结果。很多现在的流行歌曲在写作形式上，仍不可避免地借鉴或套用或模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格式与风格。用古典诗词的形式来创作现代流行歌曲，一方面使得词作上继承了传统诗词语言上的提炼与表达手法上的含蓄内敛，另一方面，在主题表达上也无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捷径，无论是说家国情怀，还是儿女情思，古典诗词往往具有将语言与情感一同浓缩，从而增添许多回味的空间，和意境悠长的韵味。 香港的很多词作家，他们的古文化功底相当深厚，从他们的作品中即可看出很多的用典，甚至用唐诗宋词的写作方式，规范来进行创作。首先是黄霑，最有名的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歌<沧海一声笑>：“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沈随浪只记今朝……清风笑，竟惹寂寥，豪情还腻了一襟晚照……”，还有<射雕英雄传>里的一首<千愁记旧情>“红日/再不会升/热心渐似冰/彼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血泪凝”，(<射>里还有一首<四张机>，手法相当规整“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不过这应算是金庸的作品了)。还有著名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幻作滔滔一片潮流”， 他的风格恰似一位笑傲江湖的大侠，豪情奔放，热情不羁。 另外还有卢国沾也是这类高手，他总是背负着家国情重，作品中很浓的民族情怀与历史评判的味道，这正是诸多唐宋名家为世人所景仰的品质。来看他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少女慈禧>“巾帼历次胜男儿/男女代代对峙/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重由弱质再把持/” 再如许冠杰，也善用诗词典范来描绘世态人生“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浪子心声)，“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沉默是金)，写情“曳摇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两心相对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悦情调/艳阳下与妹相亲/望谐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缘份/泪残梦了烛影深/月明独照冷鸳枕/醉拥孤衾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双星情歌) 再看台湾方面，台湾方面的歌词创作更偏重于现代文体，更多关注风花雪月，但这也恰好是许多旧诗文的一个主要素材。最突出的我觉得还是琼瑶，她最擅用古诗旧典，来表现恋爱儿女的浪漫情怀。如“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在水一方)，“时光留不住/春去影无踪/潮来又潮往/聚散苦匆匆/往事不能忘/浮萍各西东/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且拭今宵泪/留与明夜风/风儿携我梦/天涯绕无穷”(几度夕阳红) . 小虫也有几首有名的作品，都表现出古诗词中的一些情怀，但距离唐诗宋词，已经有些距离了，更象元曲什么的。如他写给陈淑桦的<情关>“我本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才能拥有这个梦”，<红楼梦>“昨夜红楼入梦中/多少伤心往事上心头/今晨醒来梦已空/徒留红楼在梦中/红楼，红楼/为何浓浓的红妆遮不住你的轻愁/红楼，红楼/你轻愁只因为人们将你遗漏”，还有给潘越云写的<红娘>“盼你来/盼到桃花谢又开/问天也不能明白/。。。/对望两相爱/心似祝英台/这应是天的安排” 除去形式上的模仿与借鉴，在歌词的写作手法上，现代的流行歌曲也是从唐诗宋词身上汲取了不少的营养。向讲究韵律感与意境美，这都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了，唐诗宋词里更常用到的比兴手法，在现代歌词的写作中，例子那更是不胜枚举。 三、 流行歌曲相对于古典诗词的优势 尽管现代歌词的创作沿袭着古典诗词的创作的路子起步并发展起来的，然而，唐诗宋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毕竟还是不同时代的产物，毕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语言和内容特征，并接受不同时代标准的审视与评判。 我们说文学是为了体现生活而存在的，那么任何的一种文化形式必然反映一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体现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正如我们都说唐诗与宋词，而并没有泛称为唐宋诗词，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流行歌曲则显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不同于唐也不迵异于宋，所以它与前二者之间，还是有着更多显而易见的区别，这也正是如今很少将他们主动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而流行歌曲更为通俗，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受众，其次留心歌曲的传播方式是古典诗词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传播途径的多元化，流行音乐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流行音乐是当今时代的一个体现，但在文化内涵上仍有许多不足，当“妹妹坐船头”唱遍大江南北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流行音乐在主题、内容方面应该有较大的提高，近年来的流行歌曲逐渐的吸收古典诗词的一些元素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使得流行音乐通俗而不俗，品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然而作为中国瑰宝的古诗词却得不到高中学生的喜爱，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兴趣和教师想象的相去甚远. 以前的高中生们对古诗词喜欢得颠来倒去地背，许多学生笔记本的扉页上都认真地写着最喜欢的诗句，还有的学生喜欢选取诗中的词作为自己的笔名或者是书斋的名字，而现在这种现象已经很少看到了，大部分学生对学习古典诗词已提不起太大的兴趣。 还有一部分同学对背诵古诗词更是深恶痛绝。现在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已兴起了读背古诗之风，为何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古典文学底蕴反而变得如此贫乏？到底是谁伤害了我们的学生？是什么导致了高中生对古典诗词学习兴趣的减退？ 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 （一）、造成现状的客观原因 1、在流行文化、快餐文化的冲击下，学生的阅读空间变小，阅读品位变低。 现在的高中生课业负担都非常重，再加上网络、电视、广播和流行音乐的冲击，学生课外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谓少之又少。 我们经常看到有老师从学生那里没收到卡通、漫画、武侠或者言情一类的口袋书。经常性的阅读这些书，使得学生的语言水平深受其害，学生的阅读兴趣、阅读品位难以提高，拿到高雅的古诗词就没精打采，无兴趣去读。 2、课本中所选的某些诗篇与学生有一定距离，不能吸引学生。 如第三册的《离骚》，就有不少学生反映这首诗古奥难懂，提不起兴趣。《离骚》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源头，距离学生的时代比较久远。虽然前面学生已经接触了《诗经》，但对于楚辞，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仍然是陌生的。从字面上看，障碍特别多，学生也就没有了读下去的欲望。 3、死板的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热情 不少教师平时教上古典诗词，篇篇逐字逐句串讲，老师讲的多，学生自己体验的时间反而少；或者似乎把一堂古典诗词鉴赏课上成了一般的文言文教读课。而事实上古典诗歌不同于文言文，把教文言文常用的方法放到欣赏古典诗歌的课堂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也难怪学生不喜欢。古典诗词鉴赏课要充分考虑文体的特点，既要有利于学生理解诗歌内容，又要有利于学生鉴赏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造成现状的主观原因 1、“长一点的诗歌，学起来费时费力，又难懂，学了就忘”，这是一种畏难心理。许多同学看到课后“背诵”两个大字就顿生反感，让他们自觉静心背背古典诗歌是不容易。而实际上要想在嘻嘻哈哈的笑闹中轻松学好语文同样也是不太现实的，要想在学习中取得成效，本身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学古典诗词落伍了，不够现代” 古典诗词不是外语，而是我们民族古代的语言形式。学习古典诗词就是回望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源头，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好好学习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我们就愧对于祖先，愧对于血管里流动的中华民族的热血。但学生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这些，他们受流行文化的影响喜欢流行歌曲，却不知有许多歌词都是由古典诗词改编而来的。所以他们会觉得学古典诗词是“落伍”，跟不上时代。 3、“为了考试，我愿意在语文课堂上读读古典诗词，在课外我从来不读这些诗词” 这些学生很实际也很纯粹，他们学习古典诗词就是为了考试时的得分。抱着这种应试心理，学生就变得功利、浮躁，不肯静下心来多读多背，至多背几句“名句”“考点句”。 面对这种现象，应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先要让学生认识古典诗词的价值.古典诗词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学习古典诗词，从语言的范例中学习语言，能丰富语文素养，培养语文能力。《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阅读与鉴赏中明确指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 如今古诗词在现代歌曲中有所应用，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通过流行歌曲激发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兴趣。 歌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歌唱则是根据既定的乐谱，把诗词依谱唱出声来。我们要写为诗词而歌唱的乐谱，仍须依赖音乐家。当然最好是懂得诗词的音乐家，像宋代的姜白石，这样的人才非常难得。最理想的办法是让诗人和音乐家密切沟通，培养音乐家们对诗词的兴趣和欣赏能力。好的音乐家，必定有丰富的艺术修养，先天上就该会有诗人的气质。因此，能为诗词谱写乐歌的作曲家，就是传播诗词的功臣. 然而，时代在变，今人对音乐的感受程度和古人自然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姜白石是了不起的词人兼音乐家；他的词句，傲视古今，但是他写的音乐，若就现代的音乐观点而论，除了「古意」之外，未免失之单调。古意虽好，但是不能完全适应现代人的音乐品味。今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是很难造就像「小红低唱我吹箫」那样的环境和情调的。若是要靠他留下的古谱乐曲去推广宋词，恐怕很难被现代人接受。古谱有它们的历史和文献价值，但是却不能为推广传统诗词发挥多大实用。同样的道理，魏氏乐谱和碎金词谱等等古籍译出的乐谱，可以教导现代人学习古意，提示深含传统韵味的旋律，然而在现在我们迫切需要的「诗教」工作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从欣赏古典诗词上来说，无情的现实，难以配合当时的情调，的确是现代人的悲哀。然而，我们如想挽救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还须面对现实。这个历史责任，就落在现代有民族文艺思想的音乐家们的身上. 前人留下许多的诗词，多的是美不胜收的歌词资料。这些宝藏里的每首歌词，今人可以全首引用，或者截句接收，也可以利用前人的意境构句或词汇溶入自己的思想，应该可以谱出许多优美的歌曲。很可惜现代的中国音乐家们，能够去发掘这宝藏的人实在少得可怜。当然，作曲家若要利用这些优美的歌词，自己必须先能了解诗词的内涵，才不会写出不合词意的怪谱，白白糟蹋了前人宝贵的智慧结晶。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音乐家们，应该多读诗词。音乐院校的作曲系，应该把中国诗词列为必修科，无论学生们以后要作可唱的歌曲，或是写演奏的乐曲，有了诗词的内涵，对表现乐曲中的民族风格和弘扬中国文化，都有很大的益处。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唐诗宋词永远都会对现代包括今后的流行歌词创作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现代文化对古典文化的借鉴与沿袭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唐诗宋词会是流行歌词创作中一个不可舍弃的主题，一种取用不尽的源泉，一个无法回避的诱惑，从遣词用句，主题营造，意境铺陈方面，都为现代的创作者提供了很多好的思路。 而歌曲是诗词传播的触媒，诗词可以藉音乐的帮助，广为流传。唐宋前人的例子，很值得今人效法。乘着音乐的翅膀，载着优美的中国歌词，飞扬五洲四海，让普天下都唱中国歌曲，传诵千秋，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我衷心地希望现代的音乐家们，今后多多创作能歌唱中国诗词的曲子，不要再轻易错过中华诗词这个无尽的宝藏。先人留下的这些古典诗词是我们现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该用好这些资源。幼年时期依靠音乐帮助所掌握和学到的东西让人难以遗忘、终生受益。衷心希望华人儿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愿中华古典诗词唱响神州！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论文研究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考查西学东渐的历史可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早在唐朝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但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实质性的接触则始于明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国传教士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中西文化融汇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鸦片战争后，西学再次大规模地“东渐”。
（l）“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导致的民族危机，使地主阶级先进分子从传统的“天朝上国”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政，从而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等，核心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质是寻求强国御侮之道。（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19世纪60年代，面对内忧外患，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来维护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突破了封建顽固派认为中国一切都好，西方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为西学的传入提供了一定条件。（3）维新思想：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主要社会思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一部分人，形成早期维新派。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工商业，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在19世纪中期，这些思想是比较进步的。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维新思想广泛传播。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日本，走改良主义道路，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4）民主革命思想：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主潮流。面对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把从法国、美国学到的国家学说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并用这个理论指导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朝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希望可以帮到你，望采纳，谢谢
明末清初时期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西学东渐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晚清时期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