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论文
在批判中思考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思维和智慧的最高产物和结晶。哲学以其独有的方式引导人们深层次地思考自然、社会和人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优秀哲学思想的结晶。通过一学期的马哲学习，我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中阐述的哲学理念和思想精华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哲学博大精深，又因为自己的人生阅历有限，可能对它的了解只触及皮毛，对深层次的问题了解不够，在此我仅以自己所学和所知的知识来论述老师给的题目。 一、对教科书的批判性思考 从小到大，我们都以教科书为我们学习的依据，老师在学习过程中起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就我而言，小的时候一直对教科书很崇拜，认为它就是圣言，绝对没有错的，如果老师有和书上讲的不一样的东西，我肯定会认为是老师很差劲，是老师讲错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教科书也是人编的，其中的内容并不是圣言，里面的东西也不一定全对，才明白所谓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 上大学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知识层次的加深及知识面的扩广，对书上的一些内容和观点有了自己的想法，也能够对其作出一些判断和评价。在接受马哲课本中一些诸如唯物论，辨证法的观点时，我觉得也应该对一些内容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马哲呢？俗语道：“思想是行动的先锋。”有了正确的思想作旗帜，我们的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就有理可依，有矩可循。
摘要：我们通过学习哲学史知道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早就进行了。根据前人的观点和自我梳理得出主要有一下三种本质说：先天人性论，就是把人的本质看做是与生俱来、先天形成的。例如讲“性本善”、“性本恶”；自然人性论，即片面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人的各种欲望）决定人的本性；抽象人性论，即超越阶级和历史发展谈论人的本质的趋同性、永恒性。这三种本质说法，都没有科学地揭示出人的真正本质。在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等前人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下，创造性地从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社会关系及人的需要三个方面对人的本质进行了探讨，从而使人的本质有了科学的界定。关键字：本质，全面发展，统一性“劳动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作出了详细论述，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这里面的人的类特性指人的本质，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则是指劳动，换言之，人的本质就是劳动。这正是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性活动即劳动来探讨人的本质。我们可以从这文献资料中看到，马克思对人的对象性活动进行了论述，认为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于世界之外的东西，人的发展离不开他所生存生长的自然界，离开了自然便不复存在，应该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来看人的本质属性。“劳动是人的本质”是马克思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对人类主体性活动本质的深度概括。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从这里看出，马克思是立足社会关系去探讨人的本质。这一论断的提出，就意味着马克思开始着手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角度去探讨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给我们后人提供了立足实际生活中去分析人的本质的思路，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人的本质必须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去探寻，不能直观猜测和主观臆断，只能通过反思、实践、再实践的形式去把握和理解，人的本质不能离开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来空谈，它不是由社会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决定的，而是由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作为确定的、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这里是马克思从人的需要探讨人的本质。他认为，任何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存在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个人存在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满足生命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得以维持的前提，也是人进行劳动活动的动力。而人要进行劳动活动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必然要在实践中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与上述两个人的本质的界定是具有密切关联的。满足人的需要的劳动造成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以及人们在分工中又会受到所处地位和条件的限制，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消费就成为必然需求，进而形成了社会关系。如何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和最终探索的目的。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整个“人类”和“个体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而在这方面重点是讲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一是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充分发展；二是人的个性自由充分发展（如性格、才能、品格、气质、情感、志趣、等非智力因素）。另外，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曾提出了人的发展有三种形态，即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自然经济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个人没有独立性，个人直接依附一定的社会共同体。2、商品经济阶段，即“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个体的人，虽冲破了人身依赖，却陷入了对物的依赖之中。3、自由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理想境界。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方面的素质和潜能的普遍提高与充分发展。“既包括德、智、体、美、劳等几方面的均衡发展，又包括个性心理、性格、兴趣、意志、气质等非理性因素的健全发展。”[3]而前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所阐述的思想再提炼，得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人的生活实践活动的全面发展。2、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3、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4、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5、人的潜在能了的充分施展。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基本涵盖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叙述。它们内在的统一于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整天命题之中，缺一不可。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性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具有内在统一性。具体表现在一下方面：认识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会促进劳动的极大提高。一方面，马克思透过主体实践的对象化活动的劳动揭示出了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和实践性，这是人同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而劳动包括三个要素：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因此马克思从劳动的三个方面即主体、对象和工具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进行阐述。人的解放和发展过程是人首先作为自由的人，来自由自觉地从事创造性活动，从而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人的本质要求，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实践作为人所特有的一种活动，是人的生存需要和存在方式，无论人的对象性活动，还是人的社会关系都统一于实践。因为实践是人的实践，动物没有目的性实践。因此，有能动性的人能在实践中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就能更好的作用于实践活动，从而使人的本质随之改变。当人实现了全面发展（即体力、智力极大的发展及各种潜能充分的发挥并且能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时，人的实践性的劳动变发生了改变，这是由于人作为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要素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且人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方式的改进，劳动效率和生产力也随之提升，因此整个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劳动就更上一个层次，对人的本质也产生了影响。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人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对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有充分的认识，便能够促进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因为人的基本属性是自然属性，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所以人的本质不仅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关系，更离不开人与社会的关系。又因为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而独自存在和发展，所以人的全面性指的是他的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其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关系的不断提高、不断融洽和不断突破。我们知道，人的关系的普遍性最初主要体现在物质交换关系上，然后在物质交换关系基础上建立起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道德的、法律的、民族的、宗教的关系等，它们共同对人的本质产生影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的极大提高，交通的发达逐渐的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和深入，更加凸显出个人的主体地位。在社会关系中认识人的本质、发展人的本质，促进现代人社会性的全面发展，并且以每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互动，有利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当人实现了全面发展，人的全部社会关系就会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人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等等，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使得人们之间各种权利和社会地位的相对平等，不再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人的社会关系就会得到空前的丰富和发展，进而影响了人的这一本质。需要是人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满足了人的各种需要。需要是人进行各种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是活动的最后目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社会中的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的，为自己的目标进行活动。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本性即需要，为了求得满足自身发展的方式，所以他们之间发生相互关系是必然的。这种相互关系包括各种社会分工、物品交换和消费等，我们从马克思对需要的界定可以看出：需要不仅具有目的性和普遍性，而且具有永恒性和能动性。人类的生存发展过程就是人的需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不断改造和发展的过程。离开人的需要，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和一切社会关系都将无从谈起，都会变得毫无目的，所以人的本质的需要性是现代人全面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和最终的目标。当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时，人的发展就会越全面。反过来，当人实现全面发展时，人的各种需要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即体力、智力极大的发展及各种潜能充分的发挥和精神的极大提高，因此人的需要包括生理、心理及其他社会需要会因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得到充分的满足。不仅如此，人的劳动和人的社会关系也会随着人的需要的满足而不断发展。由此可见，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内在的统一的。既然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应该去充分的认识、研究、发展这一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另外，“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既然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个统一性，利用这个统一性深入认识人的本质以及更好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前，我国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同心戮力，这也是对人的本质和人全面发展的实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我们应充分抓住机遇，利用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最新理论成果，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理论力量。
关于中西方哲学研究的论文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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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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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关于中西方文化的论文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避免出现文化休克。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交际;教学
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不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老张，老王等等。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2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社会的发展将各个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面临的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在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3日常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英语学习中应充分地了解这些差异。
日常问候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产生误解，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又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问：“去哪里?”，如果对西方人也这样问候，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答：“不关你的事。”西方人问候时常说:”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doing?”，熟人间也可以说：“Hello”或“Hi”.
日常称呼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Tom”，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奇怪。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又如中国学生经常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中国人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重，西方人听起来却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等。
感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请客
在请客吃饭时，主人会问是否要再吃点或喝点什么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先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如果与西方人交往时也这样说，对方就不会坚持再劝你，很可能你都吃不饱。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交往中的含蓄和西方人直率的不同。
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经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年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时，经常问“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使人很不高兴。
节日及接受礼物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等，英语国家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
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4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渗透到教学中。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说出正确的英语句子，而且知道面对西方人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避免出现交际中的尴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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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从比较中西餐桌礼仪的餐具使用差异、座次安排差异、就餐氛围差异、及餐桌话语差异四个方面来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旨在说明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采用一个客观、宽容、尊重的心态对待异国文化以便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餐桌礼仪
易中天先生曾经在《餐桌上的文化》里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精妙阐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所以西方人即使请客吃饭，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喝各的酒，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文化则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了，因此中国人爱聚餐、喜共食、讲和合。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陌生文化，因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化冲突。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对中西餐桌礼仪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一、从餐具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笔者提醒在使用餐具时中西均有不同的规范。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 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餐品不要一次性切好，尤其带汤汁的餐品，要一小块的逐一切食等等。
二、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笔者特别提示西餐入座礼仪：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用餐时，坐姿端正，背挺直，脖子伸长。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记得要抬头挺胸着吃，在把面前的食物送进口中时，要以食物就口，而非弯下腰以口去就食物。
三、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餐桌气氛上的差异，中国餐桌上动，西方餐桌上静。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四、从餐桌话语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花样繁多，至少有七、八道菜，如果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越奇特的菜会越显示主任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主人却往往要说“今天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大家”、“菜做得不好，多吃一点” “多多包涵”、 “怠慢了您”之类的话。而西方盛宴一般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在家里，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主人会说“已经倾其所有来招待大家” 的话。对中西主人的餐桌话语进行推理，很容易得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西方人强调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交际中十分注重自身面子的需要。如在宴席上西方人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来替代toilet，如：“Where can I wash my hand?”、“I wonder if I could go somewhere.”、“ Can I add some powder?”等。另外，在西方国家不要问“吃饭了吗?”等我国习惯的问候语。“您吃饭了吗?”容易使人莫名其妙，甚至会出现误会。如在英国，你若问人吃饭没有，其含义是你有意请对方吃饭;这对于未婚男女，则表明你有意约会对方。
五、结语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无优劣之分。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标准去衡量、评判而应采用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而应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易中天，《餐桌上的文化》，《文汇报.笔会》.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92-127.
[3]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09.
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 文化 存在许多差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无论从萌芽、发展到现在的格局无疑是各具特色的。一个偏重群体关系和整体作用，提倡大家庭理论;一个偏重个体能力和英雄主义，提倡自由万岁。在两个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作用下，我们必须融合两者意识上的差异，在文化层次本身找到共性，以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差异;价值观;文化
0 引言
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文化就像两条时而胶着、时而分离的不规则线，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相互交融。但，无论任何时候，两者从未有过平行的时候，因此，研究世界文化不可能单一的研究中西方某个文化，而应全面、系统的对中西方文化加以研究。
1 关于中西方文化
文化的定义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已经比较权威。在此，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 、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 传统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____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
2 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均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两种文明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化才成型。迄今，无数学者为更好的研究两种文明，划分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或时代，以将历史分割成各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在此，笔者参考各权威观点，结合自己的观点，在权威学说的基础上以阶段性为前提，简单描述一下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便更好的对论题加以研究。
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母形。这一时期建立了“余一人“的专制王权思想，敬德与重民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时期我国宗法社会与宗法文化开始成型，并且对后世中国文化脉络和思潮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平民观点开始兴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杰出代表。我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状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法家、道家思想并立。至此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谦、恭、信、敏、慧”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就是细节服务于整体、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西方文化的特点 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____文化的长期统治，阿拉伯文化的融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化到19世纪臻于成熟，并向全世界扩张。西方文化在20世纪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出其躁动不安的情绪，远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就是突出细节、突出个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3 中西方文化差异
西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 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此，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直接促成了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____文明)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中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不同 中国文化主张家庭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人本位。上点已经提到，中国以家国主义文化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便有长幼之序，夫妻之分，家庭成员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功能相对松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____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的盛行源自于此。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AA制、强调子女独立生活，喜欢谈论一己之所得。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存在主义把这个基本观念推向了极端，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 中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与基础问题，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强调人在社会要有所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佛家强调人的觉悟。同时建立了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而科学研究可发现自然规律的探究行为并未得到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就成为了欧洲思想的主流。西方科学起源与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名垂千古的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可以征服,控制自然。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4 中西方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结构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整体综合。中国文化讲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教化民众，中国广大文人苦读孔孟、圣人之学，学而优则仕，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托物言志”、“诗以言志”成了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特色”。现代西方文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多元的文化观。从康德提出“美只是形式”开始，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说法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潮。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艺术，主张衡量艺术只有一个标准，即艺术标准。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观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
在文化结构方面，中国以整体综合见长，强调整体的作用;而西方以细节分析见长，突出个体的作用。例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顺序上，中国习惯按年、月、日，国家、省、市等由整体到部分开始书写，而西方恰恰相反。在姓氏排列上，中国姓氏先是宗族、辈分然后才是名，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西方姓氏先是自己名字、然后才是父名、族姓，突出的是个人。
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主张谦虚谨慎、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相对与西方文化来说是不变的文化，是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强调“和平、稳定”;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变与封闭。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和“户枢不蠹”的发展性眼光看待天地;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强调“兼容”与“动”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变化观点——“仁者乐水，智者乐山”便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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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为此 出国 留学 网我就以下几方面具体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礼仪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 人际交往 ，但在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很多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
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一般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去哪儿啊?”，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另外，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概而言之，这都是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义、重情，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
二、个人人生观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一)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而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则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感到不满。例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No,no,my English is very poor”;“you've done a nice job,”“No,I don't think '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二)自我中心与无私奉献 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1.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三)创新精神与中庸之道 西方文化鼓励人民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当然，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提倡创新改革，但务实求稳之心态仍处处体现。冒险精神仍是不能与西方人相比的。 (四)个性自由与团结协作 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
三、法制观念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为了兄弟朋友的情义，可以网开一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行为过头，丧失了更多的应得利益。比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味浓厚。有句老话：“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情影响判断，人情重于道义。“水”，即使不美，但只要是家乡水，那也就美了，这就是情重于理的表现。甚至有时会情重于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情影响法的制度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
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 而西方人则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我们时常看到西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有些事明明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吃亏者也只有自认倒霉，旁观者也只能容忍。但若有的事不合法，即使合情合理，西人也会争论不休，直到闹上法庭。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浓厚，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 保险 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渡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生活之中充满天伦之乐。但也容易产生不公正;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可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人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即使是一介草民，只要是真正合理合法，就是同总理打官司，他也照样可以打赢。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像广寒宫里，富裕、 清明 、漂亮，却有一般寒冷之感。尤其是老人，孤孤单单，踽踽独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是可怜。
四、社会习俗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在东方文化中，男士往往倍受尊重，这主要受封建礼制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东方文化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许多时候，男士的地位仍然较女士有优越性，女士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尊重妇女是其传统风俗，女士优先是西方国家交际中的原则之一。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男士都要照顾女士，比如，握手时，女士先伸手，然后男士才能随之;赴宴时，男士要先让女士坐下，女士先点菜，进门时，女士先行;上下电梯，女士在前等等。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女士优先原则在东方国家也备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东西方礼仪日趋融合、统一，更具国际化。
再如，在处理长幼关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待长者特别尊敬、孝敬。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老人有子女，年老时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或敬老院去生活，这就是不孝，过年过节儿女一般要和老人一起过。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行跪拜礼。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崇尚自立，儿女成年后和父母间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致使许多老人时常感到孤独，晚年生活有一种凄凉感。
五、等级观念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
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 谚语 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关于事物的本质和源头研究的论文
范文：
世界上的很多事物都有它的根本和末梢，事情有开端和结尾，我们在对待处理的时候，应该知道孰先孰后，孰本孰末，加以区别对待，这样的话，就离道不远了。
道虽玄乎深奥，但同时又是很朴实、贴近自然的，道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我们很少用一双慧眼去发现。而《大学》教给我们的这些道理，可以深度的影响我们的人生。
事物的本质决定其性质属性和表现形式，事物的变化、形式的多样都其实都要回归本质的，要求追本求源莫本末倒置，即本质与形式辩证关系。
事情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要求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先把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矛盾就很容易解决。
现实中，很多人不注重这些，总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结果呢，贻误了最佳时机不说，还把自己弄得超级被动。
所以，我们认识到一个道理，即做一件事情，掌握本末终始、先后次序非常重要。掌握好事情的轻重缓急，对于做事效率的提高很重要。
一、选题选题是论文写作关键的第一步，直接关系论文的质量。常言说：“题好文一半”。对于临床护理人员来说，选择论文题目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结合学习与工作实际，根据自己所熟悉的专业和研究兴趣，适当选择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2）论文写作选题宜小不宜大，只要在学术的某一领域或某一点上，有自己的一得之见，或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或新的观点和认识，言之有物，读之有益，就可以作为选题；（3）论文写作选题时要查看文献资料，既可了解别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借鉴人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论文写作选题与论文的标题既有关系又不是一回事。标题是在选题基础上拟定的，是选题的高度概括，但选题及写作不应受标题的限制，有时在写作过程中，选题未变，标题却几经修改变动。二、设计设计是在论文写作选题确定之后，进一步提出问题并计划出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以便使科研和写作顺利进行。护理论文设计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专业设计：是根据选题的需要及现有的技术条件所提出的研究方案；（2）统计学设计：是运用卫生统计学的方法所提出的统计学处理方案，这种设计对含有实验对比样本的护理论文的写作尤为重要；（3）写作设计：是为拟定提纲与执笔写作所考虑的初步方案。总之，设计是护理科研和论文写作的蓝图，没有“蓝图”就无法工作。
关于研究西施的论文
（1）范蠡，字少伯，楚国宛地三户人（今河南省南阳县境）。作为一位军事家，范蠡主要活动在春秋末期。范蠡作为一位商业家，主要活动在战国初期。他功成身退，离开勾践，先到齐国东北端的滨海地区（今蓬莱一带），后又到西南端的陶（今菏泽南面），从事商业活动。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巨富。历代以来，被称为“财神”。“三与”说在范蠡经商活动中的意义范蠡曾经提出著名的“三与”说，即“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所谓“持盈者与天”，就是当昌盛、满盈时，能够保持；而这就要顺应“天道”，能“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所谓“定倾者与人”，就是当危殆、将倾时，能够安定；而这就要顺应“人道”，遵循人事规律。所谓“节事者与地”，就是处置各种世事时，要能有理，有所“节制”；而这就要顺应“地道”，遵循“地”所包容的“万物”规律。本文论述的“三与”说，内涵极为丰富；仅从人的素质来看，要有高尚的道德觉悟、思想修养；同时，能够正确地认识人、理解人，很好地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且正确认识、理解人们生存和发展不能须臾离之的“万物”，处理好自己与“万物”的关系。著名的“三与”说，虽然是范蠡作为军事家身份的时候，为勾践“经国”而提出；但是，在他后半生的经商活动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范蠡在经商活动中，具有一种凡人所难有的气质和风格。在他经商19年中，能够三次积累“千金”，但却并不骄傲自满、盛气凌人，而是把“千金”“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赞他是“富而好行其德”。范蠡这一非凡的举措，一般人只往往看到是一种突出的赞助、捐赠活动，属于社会福利行为，是富人的“善行”；但是，从另一面看，这却为范蠡在经商活动中提高威望，为他添加人气...（2）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国宛（进河南省南阳县）人，春秋末期政治家和大商人。出身与贫寒家庭，年轻时就满腹经纶，学腹五车且文滔武略德才兼备初为楚国名士，但由于楚国非贵族不得仕，便愤世嫉俗，装疯卖傻，佯狂癫狂，后得越国大夫文种赏识，推荐给越王，提拔他为越国大夫。后来因为勾践不听范蠡的劝阻，主动攻吴导致大败被困于会稽。可以说此时此刻范蠡大可以对勾践置之不理，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他感念勾践对他的知遇之恩，视勾践为他的知己，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他劝勾践忍辱负重做夫差的奴隶，而他是奴隶的奴隶。只要熬过这三年得到夫差的信任放他们回国那么他们复国就有希望了。为了可以复兴越国他甚至可以自己最爱的人——西施送给夫差做吴国的妃子，目的是为了消磨夫差的斗志，让他为了西施大兴土木以此耗损他的国力，让他频频地发动战争不断地树敌，使得吴国国库空虚又处在内忧外患当中，国力下降再加上越国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复国就更加有希望了。不过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范蠡为了可以复兴越国可以把自己最爱的人送给别人觉得他太冷血无情了，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生在乱世，每个人都是棋子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如果范蠡只顾自己的私情，那么死的就不单单是他们两个包括越国上上下下无一能幸免，若是他只顾自己的私情而致越国的百姓与不顾的话那他还算什么谋士，还算什么豪杰。所谓谋士就是善于运用兵法的人，所谓兵法不是去侵略别的国家而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不被别国侵略，不是去杀人而是要去阻止别人杀人。而兵法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有时候做大事就是要有所牺牲。而这些人的牺牲可以让自己的国家免去不必要的战争伤亡就可以得到复兴，毕竟国家处于危难当头,区区的个人的感情又算的了什么呢,至少范蠡这么做可以减少了很多的杀戮，毕竟自己国家人的命是命别国人的命也同样是命啊。后来在范蠡的帮助下勾践成为春秋时期最后的一位霸主。此后，范蠡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勾践为人可与共患难，难与共安乐，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也离开了他曾经的知己，向越王请辞不许，便留下书信，乘舟出海，逃到齐国该名鸱夷子皮，后又隐居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自号陶朱公，专事从商，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富商。范蠡与伍子胥之间要不是时局对立各卫其主的话，早已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了，伯牙遇子期可以算是三生有幸，可见人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啊！（3）浣纱女西施，是众所周知的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相传，她在春秋晚期吴越相争的过程中，曾帮助越国消灭吴国。越王勾践与美女西施联袂演出的美人计，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然而，历史上究竟有无西施其人？退一步说，即使确有其人，那么她的身世下落又怎样？对此，长期有不同说法。关于有无西施其人的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并无西施其人，依据是记载春秋历史最详细、最古老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都只字未提西施其人。《国语·越语上》描述吴越争斗的过程，只是说：“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还说越国饰美女八人去赂太宰嚭，太宰嚭如果帮助越国成功，“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根本没有提到西施。《庄子·齐物论》中记有西施，却是夏时人，与吴越相争中的西施，风马牛不相关。另一种意见认为，西施确有其人。其文献根据是《孟子》、《淮南子》、《越绝书》、《吴越春秋》等，诸书都说她本是苎萝山下卖薪女（或说浣纱女），天生丽质。勾践把她选入宫后，学习舞蹈礼乐，接受美人计后到吴国。她身在吴国心在越，终于完成计谋，使吴亡而越兴。假定历史上确有西施其人，那么她的下落问题，也是人们感兴趣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西施随范蠢隐居说。东汉袁康《越绝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蠢，同泛五湖而去。”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有类似说法，以为西施原是范蠡的情人或妻子，吴国覆亡后，范蠡带着西施隐居起来。李白《西施》诗：“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也认为西施跟随范蠡隐居。只是《国语·越语》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退隐的事甚详，而没有提及西施。二，被越王沉江说。《墨子·亲士》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吴越春秋·逸篇》也说：“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而终。”意即西施在吴越争斗中，被越王利用，“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得意后，就把西施装在袋内沉入江底。三，不慎落水而卒。善良的人们并不希望西施这位无辜的弱女子有个悲惨结局，于是找出初唐诗人宋之间《浣纱》诗：“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人松梦，鱼沉畏荷花”为依据，认为吴亡后西施回到故乡，在一次浣纱时，不慎落水而死。此说似乎最理想，可是最缺乏证据。总之，围绕西施的故事很多，疑谜也不少，究竟哪一种说法既符合史实又合情理，可请读者自省。
西施与电化学反应请细想一下感觉发生的科学理论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西施翩若惊鸿，但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却只是从视网膜传递到皮质的一串电化学反应。克里克说：“你看到的东西并不真正存在，而是你的大脑认为它存在” 33页。当然，也不能说西施不存在，只不过她“实际上”是一堆原子、夸克，或不知什么物自体，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则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别说不长眼睛的X光线，西施东施照出来都是一个样子，就算猪狗长了眼睛，仍然分不出西施东施。〔从地球上某个角度来看到星星是这个样子，这纯属偶然。〕那西施本身是什么样子？西施本身谈不上样子不样子，她只在观看者的眼睛里有样子。即使我们不说本来无一物，但至少可以说：本来无样子。电视里模拟狗所感受到的世界。当然，我们先不要急着说“主观感觉”。我们以后再来讨论“主观”这个概念。现在只说：通常情况下，感觉和主观感觉有别。最浅近的区别是这样：你们都觉得西施比我的情人漂亮多了，可我情人眼里出西施，偏觉得我的情人和西施一样漂亮，你们就会说，那只是我的主观感觉而已。那么说，人多就客观啦？人们经常会举出例子来说明有时候多数人的感觉是错的，少数人的感觉倒是对的。还有，你一时的感觉和持久的感觉。我可以坚持说，不管西施本身是什么样子，但她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而且总是这样。这样就区别于幻觉了。然而，不是这样，人老珠黄。主观感觉和幻觉有何区别？无论感觉多么区别于幻觉，感觉的确是易变的，无论易变是不是个缺陷。西施漂亮不漂亮，也许可以争论，但西施长得是这个样子，是这样的鼻子，这样的眼睛，似乎是些无可争论的事实。西施是美的，是，真。到底在哪个层次上有“是”、“存在”。两种建构罗素和克里克都谈感觉的建构。但它们显然非常不同的建构。克里克说西施由光子和电化学反应建构起来的，罗素说西施是由一些简单感觉建构起来的。克里克所讲的建构是机制的建构，克里克并不是主张我们实际上能看见光子或钠离子浓度的涨落，他不会说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神经的电化学反应，除非是在一种转义上使用“看见”，他会说，是电化学反应使我们看到了天安门，无论我们看见西施还是东施，在看这种心理活动的下面都有一个生理/物理机制。这个机制是怎么工作的，这一点我们虽然有时可以放开胆子去想象，但绝大多数时候猜和想是不管用的，我们得观察、实验、计算，得和物理学、化学、神经科学等多种学科打交道。罗素的理论则显然不是这样，他没有去作实验，没有去计算，从简单感觉到复合感觉的学说，不是一个科学理论，而是一种逻辑理论或哲学理论。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可借以了解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不同之处。那么，能不能说这两种建构是不同层次上的建构？生理学研究下层建构，直到我们产生了原子感觉，罗素接过来继续研究原子感觉到复杂感觉的建构？显然，不是我拿电化学反应建构起了红色和鹅蛋脸的曲线。――是谁？咱们再说。那么，是不是我用红色和鹅蛋脸的曲线建构出了西施的形象？的确，有各种层次的建构。〔这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中的一条主要原则。当今的解构主义者混淆是非，不分层次地解构。〕建构一个理论解释依赖于无需建构的事实，就像建构一个事实依赖于无需建构的看见的东西。我用我看到的一些局部建构一个故事，这和克里克所说的感觉建构不在一个层次上。然而，生理学家从来没有为原子感觉提供过证据，他也无法提供，我们直接看到了什么，直接看到了红色还是直接看到了西施，生理学家并不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不管我看到西施这件事是不是由光子和我的视网膜等等建构起来的，对于我来说，看到西施似乎是亲知，是原始情况。这里是罗素混淆了科学还原论和逻辑还原论。〔建构是个认识论概念，我用结构谈物质结构。〕〔感觉的建构是另一个层次的，和概念建构不是一个层次。概念层次的建构，原型。一般意义上，不能说西施由光子和电化学反应建构起来。〕我们为什么要建构不过，对于这两种（如果真有所谓从原子感觉开始的建构）建构来说，倒是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构？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两种建构理论都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是实际所是，也同时告诉我们，建构是会出错的，从建构的一般原则就能看到，建构的确会出错，我们当然希望建成的结构是正确的，但不能不考虑及时性，经济性等等。既然要建构，就没有办法保证永远正确。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看到实际所是，而要费力去进行一番建构，结果反而可能弄出错来？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对光子进行反应，或直接反映原子感觉？既然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不会错。让我们设想，我们不在西施的水平上和现实打交道，而是在光子的水平上作出反应。这当然是一种奇怪的设想，然而，光子屏幕就是在这个层次上作出反应的。铁见着氧就化合，见着氢就不化合，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会“识别”，而且，铁原子不犯错误，它的“识别”永远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会给“识别”打上引号，但为什么？草履虫或螺旋杆菌直接对某种光线的强弱、某种气味、某种化学刺激作出反应，它们会犯错误吗？它们正确吗？我们为什么要建构？一张脸出现在十字窗棂后面，为什么不满足于看到四个一小块脸而要“想象”出一张完整的脸呢？因为只有整张的脸才有意义，我们对整张脸作出反应。〔在某个局部是这样，例如滴了盐酸肌肉收缩，这时候这种刺激和反应不在我们的意义层面上。〕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有意义地作出反应呢？我们为什么不像碳原子那样作出反应？这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就是我们的所是，不为什么。你可以发现我们是怎样进化到这种反应方式的，但这不是这里的关心所在。你要是进一步论证这种反应方式带来物种存活的优势，那我要说你错了，不过，这仍然不是关心所在。我现在关心的是，我们是对“完形”作出反应，而完形是由意义来定义的。〔语言意义也在这里，我们在语言层面上确定所是，确定意义。〕当然，我们会出错。但我们只会在完形的层面上出错。我们只在同一平面上比较对错，你看见骡子，我看成了马，我看错了。说铁原子从来不出错而我们会出错或比较我们和螺旋杆菌哪个容易出错毫无意义。我们从来不说病毒比我们更少犯错误。当然，草履虫在另一个意义上远比我们容易犯错误，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欺它，让它出错。我们总是在意义-完形的层次上看，被看到的东西总是作为某种东西被看到的，或者尚未作为某种东西被看到。我们看到妻子或女人，骡子或驴子，星星或灯光，或者看到好像是骡子又好像是驴子，或看到不知是驴子还是骡子的一头牲畜，或看见不知是牲畜、草垛还是石头的什么，看见不知什么东西。在逻辑上，女人和妻子是含蕴的关系，在感觉领域，看作女人却和看作妻子却是不相容的，她要么作为妻子显象，要么作为女人显象，不是作为很多女人的共相显象，而是说，这个形象的意蕴较为贫寡。你可以说，我们从来看不见女人或人，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你妻子，你妹妹或一个陌生的女人。然而这种说法却仍然太逻辑化了。人也是一个完形。你我合伙偷窃，我撬门你放风，你看见一个人，你说“有人来了”，这时候，人是有意义的，男人女人熟人陌生人都不打紧。你我到火车站接个半生不熟的客人，你说，“有人来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在逻辑上，我看到我妻子就一定看见了一个女人，但我看到一个女人不一定看到了我妻子，但这不能推出实际上我看到我妻子之前必须先看到一个女人。我就是看见妻子走过来，而不是看见一个一般的女人或一个影子走过来，然后把她看作我妻子，尽管我承认有时把一个陌生女人错看成了自己的妻子。我们不是逐步看见影子，然后看见人，看见女人，最后看见妻子。当然有这样的情况：我看见一个女人，有点像我妻子，但我不能确定，也有这样的情况，我看见一个人影，有点像个女人，但我不能确定她是个女人，但至少能确定那是个影子。【这样的过程有时会发生。然而，就像有时候出现着不意味着步步都是着一样，有时候我们逐步看清不意味着我们总是以上述方式来看。】〔这一切是随环境而定的，出差在外，在人群里看见妻子令我吃惊，是她突然出现，在街口等她，是我在把好多人往我妻子那里看。我正在行窃，这时我要留意的层次是有没有人走过来，至于谁走过来倒在其次；我站在街口等我妻子，这时我要看的是我妻子，有人走过来，有好多人走过来，都不是我要看的。〕我不否认，的确有这样的时候，我在暮色中看见一头牛，后来发现那不是牛，是个草垛，我会承认，我当时没有真正看到牛，我当时真正看到的是草垛。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解释了，但它肯定不等于我当时就看清了那是个草垛，否则一开始我就会说我看见一头牛。看到一头牛后来发现自己看错了是一种情况，看见一个影子特别想弄清楚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在平行的意义上说“视作”。我可以把一只狗视作宠物，意思是说，不只是看作一个小畜生。从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到看清是头牛，不是并列，是纵列。但和感觉材料仍不一样，它是还原的，但不是分析的。不是影子构成了牛。形象就是有意义的形象，只有有意义的我们才叫作形象。我们是把一个小白点视作启明星或星星吗？或：我们真正看见的只是个小白点吗？你不是既看到一个亮点，又看到一颗星星，仿佛星星是在亮点之上又加上了一点什么，你要就看到一颗星星，要就只看到一个亮点。我妻子不是一个女人再加上某些特征。我妻子是一个完形。你可以把一个图形既看作一只兔子头又看作一个鸭头，这时一般说有时有时，但你不能既把它看作一个感觉的原始材料又把它看作一个构建形象，当然，在有时有时的意义上有一点可能，但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我们的眼睛是这样设计的：只能看见女人而不能看出妻子，那么在逻辑上，我们的确可以少犯错误。就像草履虫的分辨能力。但这种少犯错误有什么意义呢？胡锦涛永远说些错不了的话，他有个目的，就是熬到国家主席。我们不肯犯错误是为了哪一桩呢？我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眼睛实际上的设计，它们允许我辨认美人和丑人，辨认有才的人和庸才，辨认高尚的敌人和无聊的吹捧者，它们让这个世界以诸多缤纷的形象映入眼帘，虽然它们同时也会看错。但是，草履虫真的比我们更容易保持正确吗？这里完全失去了标准。原则上，只有我说那是金星你说那是火星，才有谁正确的问题，如果我说那是星星，或那是一个亮点，我有什么可更正确的？我说我看见一颗星星，结果我错了，如果当时我说看见一个亮点，我是否就避免了错误？可是，我当时的确以为自己看见了一颗星星，而不是看见一个普普通通的亮点。不说看到星星而说看到亮点，这不是感觉得更切实了，只是说话更谨慎或更迂腐或更刁滑了。在这些例子里经常掺杂语言的因素，我们眼下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我们将在讨论语言的时候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现在要说的是，这肯定不只是个语言的表达问题，并非我看见的东西就是那么些东西，只是我有时把它叫作白点有时把它叫作启明星。为了避免出错，我每次都不说我看见了星星而说我看见了白点，并不能让我在心里避免错误，至少，尽管科学家必须在某一方面比常人严谨，但你肯定不是靠每次都说白点不说星星变成科学家的。但若我真的不看到星星而只看到亮点呢？那当然需要一番修炼，只不过这种修炼仍然不是让我感觉得更切实了，而只是让我越来越没有感觉了。感觉随着意义一起流失了。总的说来，建构的目标是获得有意义的形象。然而，有意义就一定正确吗？有意义的形象都是真相吗？实际上，上面谈到的几条建构原则已经表明，合理的建构或解释要求满足多项要求，正确性不是唯一的标准。〔合理，合情合理，必须满足这些要求，而不是逻辑上唯一正确的。这些条件，迅速和经济等，不只是外在的，虽然在和逻辑对偶的意义上是外在的。）但是，我们还要追问，正确性本身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一点的一种表达是：主观不一定对，但提供意义，客观反之。〕我还会不断从各种角度返回这个问题。就眼下来说，我想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我们在各个层次上进行建构，并且在各个层次上都可能会有多种合理建构。〔由于信息不足，更有趣的是由于无论多少信息都可能有多种不同解释。〕你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正确呢？草履虫的反应更正确还是人的反应更正确？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人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根据。这话是说人的认识无所谓对错或“归根到底”无所谓对错？是说相对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认识会犯错误？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正确而言。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人出错，简简单单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如果意义要从情境加以说明，人生还有没有终极意义？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往大里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都面临相应的挑战。有限性是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图画在哪里，副现象这幅图画，一个较高层次上的符号描述，必须在大脑中的某处产生。但不知道脑如何把各种刺激组合为一个图象。164页，更不知道大脑如何把不同视相理解为同一物体，56页。（胡塞尔对这个问题极感兴趣。）极复杂的视觉机器也远不能作到这一点。这件事逻辑上可能，这意味着画面潜在于暗含于信息之中，大脑高层次要赋予这些潜在因素以明晰的形式，“神经细胞的发放必须能较为直接地表征这种信息，因此，要看‘景物’，我们就需要它的明晰的、多层次的符号化解释”，35页。但这一切都没有说明屏幕上有一个象。对于电视屏幕来说，画面是副现象。就是说，画面只是消极地随着电子的活动改变，但它不影响电子的活动，即使根本不安装屏幕，一个熟练的打字员仍可以正常操作。但出现直线仍然是副现象。然而人所看见的画面却不是副现象，它将指导我们下一步怎样行动。我们看是为了反应。要有象，还还需要经验和目的。只因为有了我们，才把屏幕设计成这样，使它像世界一样成象。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什么，视作现在来面对我们的核心问题：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什么。这个“实际上”（包括“其实”、“真正说来”等等）是个捉摸不定的词儿，然而在哲学、科学和日常对话中到处都会碰上它们：人实际上是机器，存在其实是被感知，其实并不是太阳在转，你别看他对你凶，其实他很爱你，等等等等。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关于真的科学，如果这个“真正”不是个真正让人困惑的词儿，这个问题就太容易了，就用不着为它建立一门科学了。哲学就要在各个层次各个角落来察看什么是真正的。在这里就是要问：更一般的问题是，哪些是我们实际看见的，哪些是我们推论出来的。罗素说得很明确，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简单感觉，真正看到的是简单感觉，复合感觉是从简单感觉推论出来的。〔换言之，哪个是直接给予的，直接性与间接性。从哪里开始。〕说西施是由一些简单感觉建构起来的是正确地使用了建构概念，这里发生的不是关于实体机制的争论，而是哲学争论或逻辑争论，就像怀疑主义者说，当一个人说他知道某事的时候，他实际上说的是他以为他知道某事。原子感觉不是感觉，而是有所感觉所依赖的逻辑前提，逻辑上在先的东西。所谓逻辑建构，就是说，一定的前提蕴含着某些结论，〔这里还不用涉及是否必然蕴含的问题，〕也就是进行了一定的推论。罗素是一种逻辑建构，但不是从我们实际所看到的原子感觉推论出复杂感觉，而是从我们实际上原始具有的复杂感觉推论出原子感觉。这种推论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理论毫无意义。这只是一种夸张。因为在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追问：你真正亲见的是什么，而这个什么，是更基础的感觉。更有甚者，可以通过推论指出我们看错了，例如太阳。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什么？Cornelia亲眼看见Jacky开枪打到Simon腿上，然而，她还是看错了。她真正亲眼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亲眼看见A用刀杀了B，A仍然可能不是B杀的。你上过哲学课，你变得谨慎了，也许，看见Jacky打伤了Simon这话太粗糙了，Cornelia应该说她亲眼看见Jacky开了枪，看见Simon的腿部流出好多红色液体来，〔后来表明，那的确不是血，而是红墨水，〕或者更精确一点，她亲眼看见一个如此这般相貌的人〔你不能断定那人是Jacky，也不能断定那人是个女人，她只是像个女人，像Jacky，〕掏出了如此这般的一个器物，右手食指板动枪机，不，还是不太好，应当说，那个像食指似的东西以如此这般的速度沿着如此这般的路线移动了一毫米，又移动了一毫米，然后……。我亲眼看见他用一个闪亮的似乎坚硬而锋利的器具向她的心脏那个方向一次又一次移动，一个如此这般的色块和如此那般的色块以如此这般的组合如此这般地移动了一毫米，在同样的方向上又移动了一毫米，然后向右转度又移动了毫米，然后……。这比较精确了，但离原子感觉还差得远。可是要精确到哪里才是原子感觉呢，一微米？一纳米？我们分辨不出一微米，Cornelia也没有看见手指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既没有好像看见?�裁挥惺导噬峡醇�?nbsp;如果是这样，你还敢说你亲眼看到任何东西吗？我亲眼看见苏东帝国的崩溃，不，你只看到柏林墙的倒塌，不，你只看到一小段柏林墙的倒塌，不，你只看到……。废话，谁能同时看到几十公里的墙倒塌。Cornelia实际上看见了什么？她看见Jacky开枪。与其说她从手指一毫米一毫米的移动推论出开枪这个整体事实，不如说她可以从开枪这个事实推论出那手指一定曾移动过，并且是一毫米一毫米地移动过。然而，Cornelia的确看错了。她在哪儿错了？如果她说她看见的是一个如此这般形状的活动物体作了如此这般的动作是不是能避免作出错误的证词？〔那根本不是证词。〕Cornelia亲眼看见Jacky开枪打到Simon腿上，然而，她还是看错了。她真正亲眼看到的是什么呢？她是从她真正亲眼看见的东西推论出Jacky打了Simon一枪吗？这显然是个很奇怪的说法。Poirot不会说：你推论错了，而只会简简单单说：你看错了，或你被蒙。两个互相无关的证人都眼看到他捅了她几刀，这是一个直接的证据，不是从这个场面推断是他杀的。Cornelia看到的，就是通常开了一枪打伤了腿的样子。然而这一次看却节外生枝。是个圈套，或是在排戏，或是在演魔术，等等。平常我们说杀人就是这个意思，捅了几刀而人接着死了是杀人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得更正确？当然，例如有时你看得太潦草，那你可以看得更仔细些，例如你是一个校对员，经过审稿的特殊训练，或其他人在其他感觉方面受过特殊训练。但是没有什么办法让你一定不看错。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自己这一次看错了？当然，Poirot就让Cornelia知道她自己看错了。他不是通过看得更仔细，实际上他被Jacky的蒙汗药迷得昏睡一夜，什么都没看见。或者有人告诉你那是在演戏，也许你自己后来看出那是在演戏，或看到了其它未经注意的线索。有各种各样的看错，我是说，看错包含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修正解决途径。最接近“感觉分析”的，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把中提琴听成小提琴了。〔我在人家客厅里和主人聊天，音响里放出背景音乐，我说，这段小提琴挺忧伤的，主人问：你再听听，那是小提琴吗？我注意听了一下，才想起那是一段中提琴。〕我们没有作什么别的事情，只是更认真地听，更认真地看，注意以后发现。但这和一直注意看到原子感觉还有很大距离。再比较接近的是牛，有时候只要看得再仔细一点就可以了，但通常，光看得更仔细还不够，还需要走得再近些，等等。筷子弯，太阳动，则再仔细也没用。心灵也有普遍的错觉。这恰是哲学在其中工作的领域。哲学无意于纠正各种错误意见，哲学努力确定心灵的普遍错觉并试图把它们定位（指出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觉），正因为此，哲学既是治疗性的（维特根斯坦）又是建构性的。
大家都有写作文的经历，对作文很是熟悉吧，特别是在作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议论文，议论文的样式有社论、评论、读后感等。写这类作文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以下是我整理的因材施教的议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因材施教”这是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思想。成功需要汗水需要付出，但更需要对学习主体客观的分析与了解，扬长补短，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自我，实现人生价值。
兔子是短跑冠军不会游泳，这是由它先天条件决定的。而鸭子教练却逼着兔子、松鼠学游泳，功夫费了不少，但成效却不大！自己却还不明原因地而嚷嚷“成功的90%来自汗水。加油！加油！”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例子，试想，如果那只兔子不但没有学会游泳，反而把跑步的本领也给忘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有一篇文章曾写道：“不是任何竹子都能做成笛子，太嫩的竹子质地过于松软，无法吹出悠扬的'笛声来。但他们不是没有用了，它们还可以发挥自己柔性强的特点，还用做编竹席的材料！”倘若非要嫩竹做笛子，那想必是费力不讨好，别说像“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那样勾起客居者的思乡之情，恐怕是自己自娱自乐也显它声音太艰涩难听了吧！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材施教，辩证客观地看待人和物，而不是一个模板育人办事，这样才能突出每个人的个性，使其成为自己领域中的“爱因斯坦”、“毕加索”，而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
“因材施教”，发展个性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客观地分析我们的潜能，我们才能实现飞跃！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是否文理分科。我想：作为一个学生当然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先天条件不同，个人爱好不同，目标和愿望不同，因此很难实行一个模板的教育方式。让热爱文学、醉心于诗词歌赋的文学少年整天沉浸在物理、化学艰涩难懂的公式中，让精于严密推理的明日科学家整天哼吟着散发着发散性思维气息的散文长诗，这是多么难以想象！就像非得让陈景润写抒情诗，让李白研究数学公式一样，最后只能一心期望，终归要破灭！
发挥自己的优势，展现自己的个性。“因材施教”，让每一个人的潜能都得到充分发挥，扬长避短让我们都成为自己世界的“爱因斯坦”。
有这样一幅漫画，一棵树上，父亲正在用，母亲，地上来的，苹果，杂树下看着书的儿子，父母不信不把儿子砸成牛顿第二。
这一副漫画很好的讽刺了当下急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他们照搬了别人的成功过程，这种肤浅的育儿方式，我并不赞同，我认为父母应因材施教，切记，简单模仿照搬，成功人士的方式。
先不说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否理智，单从上班，牛顿被苹果砸中而发现地心引力，这一事情，砸苹果，这一做法，就是错误的，无论怎么咱孩子都不会成为牛顿第二，因为牛顿被砸之前已经掌握了许多科学知识，然后进行了思考与研究，牛顿不是被砸成，天才的，本来就是天才，父母没有正确定位孩子，颠倒因果关系，生搬硬套的教育方式注定不会成功的。
许多例子都告诫我们不要简单的模仿别人，正如东施效应的故事，东施在街上看到心痛而捂住心口走路的西施，羡慕西施被行人称赞美丽娇弱，于是之间模仿西施愁着脸走路，结果反而被嘲笑，没有达到她的预期效果。却忘记了，西施被称赞是因为她本来就美丽，正如同父母忘记了牛顿本来就是天才。他们渴望成功，而忽略了过程，忘了对症下药，没有因材施教的父母是无法激发孩子学习的热情，激发孩子的潜能，而培育出天才的。
其次父母的方法过于简单粗暴，也并非良策，前不久一位狼爸，引人关注，她为了锻炼而女儿的胆量而让十岁的小女孩训埋并与之相处，艺龙如此教育方式，即使最终得到了成果也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不良的影响，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的父母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北宋散文家苏澈当初教育贪玩的，舒适，他没有直接命令他们认真学习，而是根据孩子天生的好奇心，用成熟的方式让孩子们去寻找书籍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欲望，可见孩子的特性出发选择适合孩子的方式，才是达到成功目的的保证简单的肉体，锻炼也并非最持久的方式，激发孩子内心的渴望锻炼他们的意志，培养孩子的最高境界，也是最容易让他们成才的方式。
因此衷心的希望父母能能因材施教，而并非生搬硬套，别人的做法。理智育儿才是良策。
里面有很多，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