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方文化的论文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避免出现文化休克。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交际;教学

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不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老张，老王等等。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2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社会的发展将各个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面临的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在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3日常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英语学习中应充分地了解这些差异。

日常问候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产生误解，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又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问：“去哪里?”，如果对西方人也这样问候，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答：“不关你的事。”西方人问候时常说:”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doing?”，熟人间也可以说：“Hello”或“Hi”.

日常称呼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Tom”，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奇怪。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又如中国学生经常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中国人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重，西方人听起来却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等。

感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请客

在请客吃饭时，主人会问是否要再吃点或喝点什么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先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如果与西方人交往时也这样说，对方就不会坚持再劝你，很可能你都吃不饱。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交往中的含蓄和西方人直率的不同。

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经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年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时，经常问“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使人很不高兴。

节日及接受礼物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等，英语国家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

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4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渗透到教学中。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说出正确的英语句子，而且知道面对西方人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避免出现交际中的尴尬。

【参考文献】

[1]李常磊.英美文化博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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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文惠.英汉对比语言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论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从比较中西餐桌礼仪的餐具使用差异、座次安排差异、就餐氛围差异、及餐桌话语差异四个方面来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旨在说明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采用一个客观、宽容、尊重的心态对待异国文化以便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餐桌礼仪

易中天先生曾经在《餐桌上的文化》里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精妙阐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所以西方人即使请客吃饭，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喝各的酒，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文化则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了，因此中国人爱聚餐、喜共食、讲和合。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陌生文化，因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化冲突。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对中西餐桌礼仪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一、从餐具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笔者提醒在使用餐具时中西均有不同的规范。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餐品不要一次性切好，尤其带汤汁的餐品，要一小块的逐一切食等等。

二、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笔者特别提示西餐入座礼仪：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用餐时，坐姿端正，背挺直，脖子伸长。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记得要抬头挺胸着吃，在把面前的食物送进口中时，要以食物就口，而非弯下腰以口去就食物。

三、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餐桌气氛上的差异，中国餐桌上动，西方餐桌上静。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四、从餐桌话语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花样繁多，至少有七、八道菜，如果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越奇特的菜会越显示主任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主人却往往要说“今天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大家”、“菜做得不好，多吃一点” “多多包涵”、 “怠慢了您”之类的话。而西方盛宴一般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在家里，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主人会说“已经倾其所有来招待大家” 的话。对中西主人的餐桌话语进行推理，很容易得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西方人强调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交际中十分注重自身面子的需要。如在宴席上西方人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来替代toilet，如：“Where can I wash my hand?”、“I wonder if I could go somewhere.”、“ Can I add some powder?”等。另外，在西方国家不要问“吃饭了吗?”等我国习惯的问候语。“您吃饭了吗?”容易使人莫名其妙，甚至会出现误会。如在英国，你若问人吃饭没有，其含义是你有意请对方吃饭;这对于未婚男女，则表明你有意约会对方。

五、结语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无优劣之分。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标准去衡量、评判而应采用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而应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易中天，《餐桌上的文化》，《文汇报.笔会》.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92-127.

[3]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09.

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无论从萌芽、发展到现在的格局无疑是各具特色的。一个偏重群体关系和整体作用，提倡大家庭理论;一个偏重个体能力和英雄主义，提倡自由万岁。在两个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作用下，我们必须融合两者意识上的差异，在文化层次本身找到共性，以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差异;价值观;文化

0 引言

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文化就像两条时而胶着、时而分离的不规则线，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相互交融。但，无论任何时候，两者从未有过平行的时候，因此，研究世界文化不可能单一的研究中西方某个文化，而应全面、系统的对中西方文化加以研究。

1 关于中西方文化

文化的定义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已经比较权威。在此，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中国文化定义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西方文化定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____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

2 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均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两种文明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化才成型。迄今，无数学者为更好的研究两种文明，划分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或时代，以将历史分割成各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在此，笔者参考各权威观点，结合自己的观点，在权威学说的基础上以阶段性为前提，简单描述一下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便更好的对论题加以研究。

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母形。这一时期建立了“余一人“的专制王权思想，敬德与重民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时期我国宗法社会与宗法文化开始成型，并且对后世中国文化脉络和思潮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平民观点开始兴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杰出代表。我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状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法家、道家思想并立。至此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谦、恭、信、敏、慧”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就是细节服务于整体、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西方文化的特点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____文化的长期统治，阿拉伯文化的融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化到19世纪臻于成熟，并向全世界扩张。西方文化在20世纪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出其躁动不安的情绪，远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就是突出细节、突出个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3 中西方文化差异

西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此，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直接促成了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____文明)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中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不同中国文化主张家庭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人本位。上点已经提到，中国以家国主义文化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便有长幼之序，夫妻之分，家庭成员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功能相对松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____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的盛行源自于此。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AA制、强调子女独立生活，喜欢谈论一己之所得。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存在主义把这个基本观念推向了极端，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中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与基础问题，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强调人在社会要有所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佛家强调人的觉悟。同时建立了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而科学研究可发现自然规律的探究行为并未得到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就成为了欧洲思想的主流。西方科学起源与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名垂千古的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可以征服,控制自然。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4 中西方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结构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整体综合。中国文化讲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教化民众，中国广大文人苦读孔孟、圣人之学，学而优则仕，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托物言志”、“诗以言志”成了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特色”。现代西方文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多元的文化观。从康德提出“美只是形式”开始，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说法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潮。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艺术，主张衡量艺术只有一个标准，即艺术标准。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观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

在文化结构方面，中国以整体综合见长，强调整体的作用;而西方以细节分析见长，突出个体的作用。例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顺序上，中国习惯按年、月、日，国家、省、市等由整体到部分开始书写，而西方恰恰相反。在姓氏排列上，中国姓氏先是宗族、辈分然后才是名，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西方姓氏先是自己名字、然后才是父名、族姓，突出的是个人。

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主张谦虚谨慎、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相对与西方文化来说是不变的文化，是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强调“和平、稳定”;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变与封闭。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和“户枢不蠹”的发展性眼光看待天地;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强调“兼容”与“动”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变化观点——“仁者乐水，智者乐山”便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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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为此出国留学网我就以下几方面具体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礼仪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人际交往，但在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很多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

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一般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去哪儿啊?”，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另外，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概而言之，这都是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义、重情，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

二、个人人生观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一)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而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则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感到不满。例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No,no,my English is very poor”;“you've done a nice job,”“No,I don't think '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二)自我中心与无私奉献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1.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三)创新精神与中庸之道西方文化鼓励人民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当然，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提倡创新改革，但务实求稳之心态仍处处体现。冒险精神仍是不能与西方人相比的。 (四)个性自由与团结协作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

三、法制观念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为了兄弟朋友的情义，可以网开一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行为过头，丧失了更多的应得利益。比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味浓厚。有句老话：“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情影响判断，人情重于道义。“水”，即使不美，但只要是家乡水，那也就美了，这就是情重于理的表现。甚至有时会情重于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情影响法的制度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

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而西方人则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我们时常看到西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有些事明明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吃亏者也只有自认倒霉，旁观者也只能容忍。但若有的事不合法，即使合情合理，西人也会争论不休，直到闹上法庭。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浓厚，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保险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渡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生活之中充满天伦之乐。但也容易产生不公正;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可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人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即使是一介草民，只要是真正合理合法，就是同总理打官司，他也照样可以打赢。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像广寒宫里，富裕、清明、漂亮，却有一般寒冷之感。尤其是老人，孤孤单单，踽踽独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是可怜。

四、社会习俗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在东方文化中，男士往往倍受尊重，这主要受封建礼制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东方文化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许多时候，男士的地位仍然较女士有优越性，女士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尊重妇女是其传统风俗，女士优先是西方国家交际中的原则之一。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男士都要照顾女士，比如，握手时，女士先伸手，然后男士才能随之;赴宴时，男士要先让女士坐下，女士先点菜，进门时，女士先行;上下电梯，女士在前等等。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女士优先原则在东方国家也备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东西方礼仪日趋融合、统一，更具国际化。

再如，在处理长幼关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待长者特别尊敬、孝敬。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老人有子女，年老时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或敬老院去生活，这就是不孝，过年过节儿女一般要和老人一起过。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行跪拜礼。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崇尚自立，儿女成年后和父母间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致使许多老人时常感到孤独，晚年生活有一种凄凉感。

五、等级观念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

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关于中西方文化的论文题目

标题的样式还有多种，作者可以在实践中大胆创新。副标题和分标题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非凡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楚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中心内容昭然其上；也有的用数码，仅标明“一、二、三”等的顺序，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注重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紧扣所属层次的内容，以及上文与下文的联系紧密性。目录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重：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

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教育的内容、方式、目的和结果，中西方在教育体系上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论中西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思想》

摘要：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传统教育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教育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源头。通过对二者的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真正认识到当今中西教育思想差异的源头所在，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中西方各自教育思想中的优势与不足，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教育思想;差异;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教育思想上，两者可以看作是中西教育思想的源头，但是在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两者的教育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两者的教育目的，教育过程中确立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以及教育方法上。而这种差异有对中西传统教育思想以及日后中西教育的发展走向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教育目的差异，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差异，以及采用的教育方法的差异。

(一)教育目的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生于不同的国家，但却处于一个相似的时代。两者都生在了一个社会转型和过渡的时期，孔子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正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而苏格拉底生活在希腊城邦奴隶制的衰落时期。战乱之时，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两者都极力想挽救这场社会危机，重塑道德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两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教育作为重塑人的灵魂，提升人的道德观念的一种途径。两者都赋予了教育神圣而伟大的意义，都希望通过教育解决道德问题，从而达到最终的社会安定繁荣的目的。

从这点来看，两者实施教育的最初出发点是基本一致的，且两者的肯定了应该通过教育来实现人民道德的升华，但两者的具体目的却是不同的，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才造成了后来中西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走向，也对中西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

1、孔子的教育目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让人拥有“仁”的具体道德修养，这也是孔子教育精髓与最高理想。“仁”是孔子要求培养学生具备的最高道德品德。仁涵盖了很广的范围，如忠，孝，城，信，智，勇，温，良，恭，俭，让，廉，和，宽，敏，惠，爱人等等。而仁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孝”和“爱人”，其中孝是实现“仁”的基础，爱人是“仁”的核心。

孝是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实现“仁”的基础。孔子说：“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 [1](P3)孔子一直认为只有做到孝才能爱人，孝是爱人的本源和基础。孔子强调了孝中包含的情感意蕴，他认为孝无须其他理性的理由，它的依据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而父母生养子女的恩情就是子女孝敬父母的终极理由。而孔子又把“孝”与“忠”联系了起来，他认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者，能致其身。” [1](P3)在他看来，只有在家能尽到孝道的人在朝才能尽到忠君。把他的这种“孝”推及到了整个国家的治理之上，把这种父母子女之间的血脉亲情融入到了君臣关系之中，这种把治家之情、之理迁移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之中，使得整个国家治理也处于这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之中。

爱人是“仁”的核心，孔子多次强调了爱人的重要性，在《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P114)，意思就是说有仁德的人对别人要赋予爱心，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孔子要求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1](P56)，即多从人民的利益着想，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P41)孔子认为一个真正有仁德的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1](P2)，“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1](P192)等等，由此可见，孔子在治国的问题上还是选择了情，要求执政者做到惠民、重民及养民，保持这种君民之间的浓厚情意。

这样看来，孔子的教育目的最终是把教育引向了一个道德伦理的高度，它强调仁，强调感情，这也是与苏格拉底教育目的的根本差异。

2、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

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是“美德”本质的追求。美德就是善，而善又是苏格拉底追求最高的道德理想。在苏格拉底看来,之所以有恶的存在是因为无知，而有知识的人必定也是有德行的人,只有对善无知的人,才会去作恶。所以只要人人拥有了知识，人人就拥有了美德。这就是他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2](P232)的由来。

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像孝道、友爱等美德的具体表现表象，而是越过这些形式化的各种表象，去寻求永恒的美德的本质。例如在《美诺篇》里，苏格拉底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立刻就分别回答了男人的美德是什么，女人的美德是什么，苏格拉底讽刺他说：“当我只问你一种美德时，你就把你所留着的一窝美德都给我端出来了” [3](P153)，而这并不是他所要问的，他要问的是“美德本身”。因为美德“不论他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3](P153)对于美德，苏格拉底需要使人知道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美德行为，而更在于使人知道美德的本质。因为他认为，某些看似有很多知识的人之所以为恶，没有美德，就在于并没有真正地掌握普遍的永恒的美德，或者说，并没有真正地掌握知识。所以苏格拉底倾其毕生，教育学生去寻求美德的本质。

因此，苏格拉底最终把教育引向了一个哲学高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美德，对真理的探求，与孔子选择情相对，苏格拉底选择了智。

(二)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差异

在实现各自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孔子与苏格拉底也确立了教师在教育中的不同地位，同时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师生关系。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存在根本差异：孔子确立了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权威地位，从而建立了一种“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的师生关系;与之相对，苏格拉底却是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中心观，建立了师生平等的师生关系。

1、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确立

对于孔子而言，“仁”是他教育的目的，而“礼”就是他实现“仁”的途径，因此孔子要求每个人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倡“复礼”。[4](PP1-3)孔子所谓的“礼”，主要是指遵守等级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规范。这种规范，大而言之，包括国家内部上下的尊卑的社会制度;小而言之，则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常识。这样看来，孔子的“礼”中不仅规范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间的关系，也规范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正如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1](P111)，这里面隐含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师师、生生”。对于孔子来说，“礼”中暗含的等级制度是绝对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在教师地位的问题上孔子强调教师的地位与权威的绝对性。而这种绝对权威的教师地位就要求学生的绝对服从，正如孔子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1](P160)对于他的学生来说，“畏圣人之言”就是对自己传授的东西的绝对服从，这就造成了学生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从而确立了以教师为主的教师权威地位。在师生关系上，孔子与学生虽然和睦但并不平等。正如孔子自己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1](P154)，意旨主张不同，互不商量。同时孔子也认为“刚、毅、木、呐近仁” [1](P126)，其实就是他“畏圣人之言”主张的表现。而这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中师生关系的一种体现，孔子遵循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的关系，虽然和睦但不平等。

2、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确立

相对而言，生活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却深受当时的民主政治的影响，而当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让他与自己弟子、学生之间确立了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无论是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还是在对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始终把自己的学生看作是教育和教学的主体，主张师生关系的平等，强调多元主体见的对话，而对话中充满了机智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是对话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与尤苏戴默斯关于正义的对话中看出。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苏格拉底采用了一种对话的形式，在对话中他提出问题，举出例子来证明对方思想中的不恰当之处，使对方认识到自己思想中的错误之处，随后再步步深入，最后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5](PP140-154)整个过程双方地位平等，苏格拉底并没有像孔子那样以权威自举，在他整个的教育过程中是对真理的探讨，真理才是最高的权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一定不能把对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6]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由来。

总而言之，孔子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确立了以教师为主，过分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而苏格拉底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确立了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不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而这种师生关系的差异也造成了两者在实践其教育思想时所运用的教育方法的差异。

(三)教育方法的差异

因为孔子与苏格拉底在教育目的及教师地位，师生关系上的根本观念的不同，两者在实现自身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1、孔子的教育方法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的最终目标是明白为仁之道，即是致仁，因此为了达到这种圣人之道，孔子强调教育不在朝夕，而重在省悟，做到温故知新，举一反三，所以对孔子教育方法的最好论述就是《论语?述而》中提到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P59)孔子主张在教育过程中要求学生首先必须拥有求知的欲望，即努力达到“仁”的愿望，然后再在合适的时机，对学生进行启发。在启发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反复思考，做到举一反三。如果学生达不到这个目的，教育就只有被迫中断，这里孔子强调了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思考大重要性。《论语》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部孔子与弟子之间的问答语录中记载了，学生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孔子及时而恰当地予以针对性很强的回答，通过这一问一答，启发学生的思维，增进学生的学识。而在“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中有隐含了另一层含义，就是这个举一反三得出的最终结果必须与孔子自己坚持的“仁”的观点相符和，所以学生获得的知识永远不能跳出孔子的“仁”观念。而在教育过程中，孔子永远是处于一个教师的地位，学生只能永远向他请教知识。

2、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

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目的是寻求“美德”的本质，教人寻求真理。所以苏格拉底运用的教育方法是一种逻辑性强的辩证术――产婆术。产婆术分为四个部分：讥讽，助产术，归纳与下定义。[2](P232)具体来说，“讥讽”就是在谈话中让学生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然后揭露学生谈话中的自相矛盾点，迫使学生成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无所知。所谓“助产术”，就是用谈话的方法帮助学生把知识回忆起来，就像助产婆助产产出婴儿一样。所谓“归纳”，就是通过问答使学生的认识能逐步排除事物的个别特殊性，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普遍的东西，从而得出事物的“定义”。苏格拉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只有人们知道自己无知，才会去追求知识，所以若要教育他们，就必须先让他们自知其无知。虽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也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育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像孔子那样设下各种限制，学生可以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由的放飞自己的思想，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苏格拉底最终获得真理的教育目的。

由此可见，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教育目的上追求着“仁”与“美德”的不同目标;在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上两者分别确立了强调教师权威的教师中心观与强调师生平等，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中心观;在教育方法上，两者通过举一反三与产婆术两种不同的方法启发学生，从而达到两者追求的不同的教育目标。而正是因为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这些本质上的差异的存在，使得两者的教育思想对后世教育思想，文化发展走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差异造成的影响

(一)两者的差异对中西传统教育思想及文化走向的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追求“仁”与“美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目的导致了日后中西教育思想的不同走向，同时也给中西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孔子的“仁”教思想经过孟子等儒家后继者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注重道德修养，注重血缘亲情道德教育传统，让中国文化中充满了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使中国的哲学形成了典型的道德型哲学。而苏格拉底对“美德”的追求以知识为基础，注重对真知的追求，充满着理性，导致了西方重知识教育的传统。这种思想经过柏拉图等人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典型的知识型哲学，处处体现了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

(二)两者的差异对当代教育方式与教育效果造成的影响

两者在教育过程中确立的教师地位，师生关系及使用的教育方法也对现代教育造成了巨大得影响。在孔子以教师为主，过分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的影响下，我国学校教育过分地强调了学生的接受学习，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和顶礼膜拜。而对教师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在师道尊严，尊师重道，因而造成了我国在教育和教学中只注重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地发挥。教师总是教，学生总是被教;教师总是无所不知，学生总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教师总是在思考，学生总是被动地思考;教师总是讲，学生总是顺从地听讲，教师有主动作用，学生总是围绕教师转;教师是教育和教学过程的主体，学生是教育过程的客体;教师是知识的权威，学生只能听从教师。学生就犹如在水渠之中，一切早已被教师决定。在很显然，这一切都极大地阻碍了学生健康、主动、积极地发展，也不利于创新人才地培养。

与孔子不同，建立在苏格拉底民主平等，以学生为主体，不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上的西方教育更为开明与先进。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教育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学生作为教育和教学的中心。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感悟，而不是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教师和学生通过相互沟通、交流、对话来进行学习，不是把教师看作知识的权威而加以顶礼膜拜，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相互学习。在这种环境下学生更像是水流，在知识的道路上断的探索，而又没有绝对的结论。正如在西方教育一词education 的本意是“引导”的意思一样，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而已。这样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促进了学生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三、结语

由此看来，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首先是教育目的的差异，教育目的是两者教育思想的发源，虽然两人都选择了教育作为塑造人的灵魂、提升人的德行以救治现实社会的手段，但是两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孔子旨在让人们拥有“仁”的具体道德修养，而苏格拉底的目的在于对“美德”的本质的追求。其次是两者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差异。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是实现教育思想的基础，孔子在教育过程中确立了以教师的地位为主的教师权威化，而苏格拉底却以民主平等为基础，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师生关系。最后是教育方法的差异。教育方法是推行教育思想的重要手段，两者运用了不同的启发式教育与不同的方法原则，而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日后中西文化发展走向的不同――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差别。同时，这种差异又对现代的中西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教育中的教师的权威地位，学生填鸭式的学习方法与西方教育中的师生平等，在讨论中获得知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看到，虽然孔子与苏格拉底虽然有着不同教育思想，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我们在对两者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应该看到两者各自的有事与不足，应该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祖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特色，认识并挖掘其现实价值，以从中吸取其精髓;同时也要批判借鉴西方文化资源中的精华，学习西方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思维特质，以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的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一种交汇与融合。

参考文献：

[1]论语[Z]. 杨逢彬，杨伯峻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2.

[2]王凌皓.中外教育史[M].长春：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

[3]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编.孔子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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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taboo) 源于太平洋汤加群岛的Togan(汤加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指通过禁止人们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回避某些话语表达对神灵的敬畏或达到消灾避祸目的的规范。由于文化不同，各国间的禁忌习俗也不尽相同。

禁忌是世界各国共有的文化现象，只是禁忌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禁忌几乎无处不在，按照禁忌的范畴来分，可分为宗教禁忌和生活禁忌，其中生活禁忌包含其中生活禁忌包含饮食禁忌、服饰禁忌、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宗教和生活禁忌两个方面探讨各国文化的异同。

一、宗教禁忌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同的信仰，英语国家的人主要信仰基督教，另外还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中国的宗教的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不同，禁忌也有很大差异。

1.基督教禁忌

基督教忌讳拜除上帝以外的偶像，进入教堂要严肃，保持安静，以表达对神的敬意。忌食带血的食物，忌衣冠不整和在聚会或礼拜中吸烟等。同时，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人们都记得耶稣被叛徒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因此在耶稣受难日的当天，绝对不能从事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有象征性联系的事情，如：理发、钉马蹄，钉钉子等。

2.天主教禁忌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除基督教的某些禁忌外，天主教还有自身独特的禁忌。如：天主教的主教、修女和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因此他们的相关隐私如子女问题是不能问及的。参加丧礼忌穿色泽艳丽的衣服，忌说笑;丧礼后两三星期死者亲属忌见客人，一年内忌参加大型宴会或舞会等。

3.佛教禁忌

佛教禁忌包含身体行为方面的禁忌如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语言方面的禁忌如不妄语，不恶口;意识方面的禁忌如不贪欲等。因此，信奉佛教的人忌吃荤食、不结婚、不蓄财。僧侣和教徒非常注重头部，忌讳别人提着物品从头部经过，忌随便抚摸小孩子的头部。忌当着僧侣的面杀生，喝酒，吃肉。女士面对僧侣忌穿着暴露;对于女信徒，在生理期间不得进入寺院朝拜，以免亵渎神像。

4.伊斯兰教禁忌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奉者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饮食方面，信仰者忌吃自死和非正常死亡的动物，忌饮酒。妇女忌外出工作，忌与男子相互观看，妇女在陌生人面前要带面纱。(《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①他们认为妇女除双手、双足和面部外，其余身体部位，不能显露给丈夫以外的男子观看。在卫生方面，禁止用右手处理污秽事物，如大小便均需用左，忌讳用左手给人传递物品尤其是事物。

二、生活禁忌

生活中禁忌很多，比如在英国，避免问他人私事，不能插队，忌购物时讨价还价等。下面着重谈一下饮食和饮酒方面的禁忌。

1.饮食禁忌

饮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禁忌包含饮食内容和饮食方式两个方面。中国人的饮食禁忌主要表现在饮食规矩而不是饮食内容上。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包括动物的头脚和内脏。英语国家的人忌吃肥肉、粘骨，忌食动物的头脚或内脏制成的食品。忌食狗肉、蛇肉等特殊动物制成的食品。忌食大蒜等有酸辣味道的食品。在饮食规矩方面他们也有一些禁忌，如喝汤时忌出声，进餐时忌狼吞虎咽，用刀叉进菜时忌叮当作响。餐毕，刀叉忌乱放。忌当众挑牙，口中有食物时讲话。

2.饮酒禁忌

中国和英语国家在饮酒禁忌方面有较大差异。西方酒类繁多，讲究不同场合，不同饭菜配不同的酒。比如，饭前喝开胃酒，饭中喝佐餐酒，饭后喝鸡尾酒或威士忌酒等。隆重的宴会上，他们会一道菜换一种酒，有时会把几种酒参在一起混饮。而中国人主张隆重场合喝一种酒，混饮现象更是少见。西方人喝酒忌畅饮，一醉方休，而中国人忌牛饮或急饮。主人给客人斟酒宜勤，但忌浅、忌溢。

三、社交禁忌

在英语国家里，拜访某人需提前预约，否则会打乱别人的安排，造成不便。突然造访被视为粗鲁无礼的表现。以前中国人除了大事没有预约访客的习惯，但随着社会节奏的较快，预约访客逐渐开始实行，但没有那么严格。在预约到达时间上，中西方也存在差异。在西方晚到十分钟被视为正常现象，美国人习惯晚到3-5分钟，因为一般情况下女主人忙于饭菜，饭前5分钟才有时间换衣服，早到会使主人感到尴尬。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提前4-5分钟到达以示尊敬。

在西方国家，隐私是最大的禁忌。与西方人交谈时切忌谈论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如年龄、收入、婚姻等。而在中国上述问题则被作为关注的话题加以讨论。中国人也有忌谈的东西如涉及个人尊严、缺点、短处等方面的事情。

在英语国家，有一火不点三支烟的忌讳。也就是说点一次火只能连续给两个人点烟，如果给第三个人点烟时需重新点火，否则会给其中一个人带来不便。

英语国家的人们在传统的节日互送小礼品是常有的事儿，但忌送重礼，重礼被认为是一种行贿行为。在美国，忌讳在公共场合或者业务交往过程中送礼，忌讳送有公司标志的东西(好像是在为公司做广告)。在英语国家，毫无缘由的送礼会使受礼者感到莫名其妙，这和中国相似。

四、其他禁忌

关于颜色的忌讳。在欧美国家，尽量少用黑色，比利时人忌讳蓝色，巴西人忌讳黄色。在中国，忌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和写信。

关于数字的忌讳。西方人把“十三”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公共场合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数字。“星期五”在西方被视为黑色星期五。据说耶稣是在这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亚当夏娃是在这一天偷吃禁果的，大洪水也是在这一天爆发的。

中国人忌讳使用“四”和“三”(散的谐音)，在喜庆场合避免使用这些数字。

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禁忌，不了解对方国家的禁忌就会导致友谊破裂，交际失败，种族冲突等严重问题。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要想达到交际成功，避免文化冲突，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禁忌。通过深入的对比研究，提高文化意识，减少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杨宗、聂嘉恩、郭全胜，《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 胡文中、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1998，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李建军、李贵苍，《跨文化交际》，201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对比

摘要：随着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了解西方的餐桌礼仪文化对于了解西方文化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方面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差异，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我们的了解。

关键词：禁忌;餐桌;礼仪;中西方

一、引言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自然也不可小觑。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主要由入席离席、餐具使用与摆放、上菜顺序及品酒四个方面组成。本文旨在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差异，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这一方面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二、问卷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问卷进行发放，采访被调查者，我们了解到大家对中西方餐桌礼仪禁忌的认识很局限，并且极少数人对其后的文化背景进行过探析，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通过分析问卷，我们可以得出被调查者中大二的较多，占有效百分比为;大一占，大三占，而大四的最少，占有效百分比为。被调查者中英语类所占比例为，非英语类占，英语类和非英语类所占比例几乎相当。通过这些问卷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了解程度一般，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不了解。

具体分析问卷得出，大家对于极少数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几个人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因此，我们将主要从中西文化餐桌的餐具使用及摆放这方面的对比和背景进行分析，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究其根源。

三、正文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餐具的摆放及使用

(1)筷子的摆放、使用及禁忌(忌讳、讲究)

通常就餐之前，在中国筷子的摆放应该放在饭碗的右侧，并且一定要两端对齐的整齐地摆放。如果是就餐期间使用筷子夹完菜之后，但是并没有连续进食，筷子则应整齐地竖向饭碗的正中间。

在中国餐桌上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客人拿起筷子夹菜时会举棋不定，不知道夹什么好，这种现象被称为“疑筷”，在正式的场合中疑这是较为忌讳的，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则不是很严格。在夹菜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在菜盘里来来回回扒拉到底要夹什么菜，这种现象被称为“脏筷”。脏筷从浅层意义上来讲是不礼貌的。有时候大家会在中国的餐桌上看到两个人同时夹同一道菜时，不小心筷子撞在一起的情形，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抢筷”。为避免尴尬，人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巧妙地半开玩笑地说一句：“让我来帮你夹怎么样?”或者一方表示谦让地让对方来先夹。一般在连续就进餐时，筷子上仍然留着吃上一道菜留下的残迹就去夹菜的情况被称之为“粘筷”，这是忌讳的，所以在打算夹菜时要轻轻小嘬筷子，来避免夹别的菜时筷子上还粘着东西。

在吃放间隙聊天的时候，筷子的一大禁忌就是“指筷”，及用筷子指人。在用餐之时，最为忌讳的是“供筷”，就是将筷子插在饭菜上或者自己的饭碗中央。在中国的传统当中，一般在祭奠去世的人会上香叩拜，如果将筷子插在饭菜中央就与这一情形及其相似，因此，供筷不论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中国餐桌上都是最大的禁忌之一。

除了以上描述的之外，中餐当中使用筷子的禁忌还有忌“刺筷”，即在夹不起菜的时候将筷子当叉子用，扎着夹;忌“别筷”，就是拿筷子当刀使用，用筷子撕扯肉类菜;忌“泪筷”，即在夹菜的时候使菜上有的汤汁淋了一桌;忌“敲筷子”。在等待就餐时，不能坐在桌边一手拿一根筷子随意敲打或用筷子敲打碗盏或茶杯。忌“叉筷”。筷子不能一横一竖交叉摆放，不能一根大头，一根小头。用餐完毕，筷子应整齐地搁在靠碗右边的桌上。

(2)西方餐具的摆放、使用以及禁忌

相对于中餐，西餐的餐具则更为复杂。狭义上的西餐餐具有：刀、叉、匙三大件。刀子分为食用刀、鱼刀、肉刀(刀口有锯齿，用以切牛排、猪排等)、黄油刀和水果刀。叉子分为食用叉、鱼叉、肉叉和虾叉。匙子则有汤匙、甜食匙、茶匙。公用刀、叉、匙的规格明显大于餐用刀叉。而广义上的西餐餐具则包含：刀、叉、匙、盘、杯、餐巾等。其中盘又有菜盘、布丁盘、奶盘、白脱盘等。

在餐具摆放中，各个西方国家摆放西餐餐具遵循的共同规则是：“垫盘居中，左叉右刀，刀尖向上，刀口向内”。具体的规则有：“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依次摆烈性酒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西餐中餐巾放在盘子里，如果在宾客尚未落坐前需要往盘子里放某些物品，餐巾就放在盘子旁边。

西餐用餐餐具摆放为八字形，如果在用餐中途暂时休息片刻，可将刀叉分话盘中，刀头与叉尖相对成”一”字形或”八”字形，刀叉朝向自己，表示还是继续吃。用餐结束的摆置方式有两种：用餐结束后中，可将叉子的下面向上，刀子的刀刃侧向内与叉子并拢，平行放置于餐盘上。在宴会中，每吃一道菜用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刀叉，是从外侧依次向内取用，因为刀叉摆放的顺序正是每道菜上桌的顺序。刀叉用完了，上菜也结束了。刀与叉除了将料理切开送入口中之外，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刀叉的摆置方式传达出“用餐中”或是“结束用餐”之讯息，而服务生是利用这种方式判断客人的用餐情形，刀叉柄朝向自己并列放在盘子里，则表示这一道菜已经用好，服务员就会把盘子撤去。

参考文献：

[1]蔡德贵、田辰山.三极世界文化差异(上)――筷子、手指和刀叉的视角[J]，东方论坛，2007(02)

[2]卞浩宇.论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背景：外语教学与研究社，1999

[4]李明英.社会习俗与饮食文化【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

[5]多晓萍.从饮食角度浅谈中西文化【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

[6]林美泳，吴晓芳，吴家铭.浅谈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J]，2009(16)

[7]林丽端.中西方饮食文化之比较[J]，2009(18).

[8]杜莉，孙俊秀. 西方餐饮文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西方文明史导论题库(试题62道含答案)1.《12世纪文艺复兴》正确答案:.作为欧洲精神统治者的基督教教会正确答案:ABCD1500-1800年间的欧洲历史,通常被界定为什么。

1. 论“荷马时代”在希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2. 论雅典民主制度的利与弊 3. 论古希腊文明在欧洲发展史上的地位 4. 论古罗马文明的历史地位 5. 论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对欧洲发展的不同影响,3,6. 从欧洲历史发展看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7. 宗教信仰与欧洲文化的关系 8. 论欧洲文明的主要来源 9. 论宗教改革对欧洲文明发展的影响 10. 论基督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11. 试论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4,12. 试论英国对英联邦主要成员国政府组织形式的影响 13. 试论地理大发现的背景、条件及意义 14. 试论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运动的互相影响 15. 试论启蒙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

关于中西方哲学研究的论文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文艺复兴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文化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种植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辩论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传说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思维方式。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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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