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法涉诉信访处置毕业论文
从44%下降到18%，去年年初至今，涉法涉诉类问题在党政信访部门接访总量占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央政法机关的接访量则上升了近40%。“这些数据说明，涉法涉诉信访群众开始‘由访转法’，涉法涉诉信访逐步回归法治轨道解决。这也坚定了各级政法机关对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的信心和决心。”中央政法委相关部门负责人说。去年1月起，北京、江苏、江西等多地就已经“试水”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上述负责人表示，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涉法涉诉信访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依法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识普遍增强。诉访不分、依靠行政手段推动解决法律问题的局面初步得到扭转。”该负责人表示，国家信访局明确要求各级信访部门，不再受理涉及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引导涉诉信访群众到政法机关反映问题。中央政法委也不再集中交办涉法涉诉信访案件，重点是抓好政策指导、执法监督和宏观协调。此外，该负责人说，依法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新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围绕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的“入口、办理、出口”三个环节，中央政法机关已经建立完善了20余项工作规范，各地政法机关细化了具体的处理办法，基本形成了依法按程序办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路线图’，新流程开始运行，新机制逐步发挥作用。“群众到党政信访部门反映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少了，选择司法渠道进行申诉的多了。”该负责人说，依法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新格局正逐步形成。
全面推行依法逐级走访。2014年4月，国家信访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对信访群众如何走访，信访部门及其他行政机关如何受理、办理进行了明确规定。中央推行逐级走访制度实施后，省委、省政府领导明确要求：省信访局要抓紧研究落实，搞好工作衔接，细化具体措施，有效减少越级走访和非正常上访发生，推动全省信访形势持续向好。省信访局先后4次组织省市县相关人员到北京、广东、湖北等地调研学习，充分借鉴北京市“一单式”办理工作法，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建议，研究制定了河南依法逐级走访的《实施细则》，对群众到省走访应当受理、不予受理、不再受理的范围作了详细规定，提出具体要求。我省按照“先试点、后推开”的总体思路，通过召开开封现场会、组织集中培训、召开新闻发布会、制作电视访谈录、报纸电台答记者问和印发口袋书、宣传册等多种有效形式，强力推进依法逐级走访，努力做到“压实两个责任、规范两个行为”。“压实两个责任”即压实各级领导的责任和压实各级职能部门的责任，“规范两个行为”即规范信访群众的信访行为和规范各级干部的工作行为，推动大批信访问题在基层得到解决。我省自去年12月1日全面实施依法逐级走访制度后，群众赴京到省越级走访明显下降。今年以来，群众到省越级走访批次、人次同比分别下降、，赴京越级走访降幅更为明显，批次、人次同比下降、，信访秩序持续好转。严格实行诉访分离制度。一段时间以来，诉讼与信访交叉、法内处理与法外解决并存，既损害司法权威，也影响正常信访秩序。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法律权威和法治生态，有利于积极、稳定、可持续地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有利于信访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2013年12月，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中办发〔2013〕26号），和《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中办发〔2013〕27号）。2014年以来，省信访局积极配合省政法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涉法涉诉信访改革精神。政法机关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出台《河南省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实施意见》等9项制度措施，确保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规范有效开展。比如，制定诉访分离办法，建立裁定、导入制度，群众“对号入座”，属于信访的找信访，属于司法的找司法；建立公开、移交制度，该谁管的不给推卸的借口，不该管的不给插手的空间；建立转化、解困制度，跟进心理矫正和困难帮扶，引导上访群众回归正常生活；建立完善各级政法机关联合接访及分别设立窗口接访机制，有效解决入口不顺、程序空转、出口不畅等问题，推动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省信访局及各级信访部门坚持法定途径优先，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对已经或者依法应当通过行政复议、仲裁、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严格甄别把关，耐心教育引导信访人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积极支持政法机关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尊重政法机关依法作出的法律结论，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与有关职能部门一起做好教育疏导、帮扶救助和矛盾化解等工作，加强对诉访分离相关情况的分析研究。目前，全省涉法涉诉信访总量呈逐月下降的良好态势。积极推行“阳光信访”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2014年4月，国家信访局在江苏淮安召开全国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建设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依托互联网建设全国统一的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将群众走访、来信、来电、网上投诉、视频接访等不同形式的信访诉求，全部纳入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受理办理，实现“三化”（业务流程标准化、处理过程透明化、统计分析智能化）和“三个全覆盖”（对信访形式、工作过程、工作范围的全覆盖）的工作目标，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的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减少群众的信访成本和奔波劳累之苦，体现方便快捷、阳光公开。全面推行“阳光信访”，是符合群众利益、顺应信息社会发展、大有可为的民心工程。今年以来，我们在推进中突出抓好四件事：一是切实抓好全省网上信访信息系统综合平台建设和应用。投入资金搭建全省网上信访信息综合平台，完成2007年以来1000多万条信息系统数据的迁移，以及全省市县乡近8000个行政机构及直属职能部门的编码工作。今年3月份，新系统中15个模块与国家信访局成功对接，实现了信访业务的网上流转。为确保网上信访办理顺利运行，春节之后省信访局举办4期新系统应用培训班，培训业务骨干6700多人，全部实现会操作使用。为确保网上信访办理顺利运行，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以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名义研究制定了涵盖办信、接访、网上投诉、督查督办、复查复核等业务工作，符合网上信访信息系统要求的《河南省网上信访事项办理工作规范》，以不断提高全省信访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水平。二是持续拓宽畅通信访渠道。健全完善绿色邮政、网上信访、电话接访、视频接访、市（县）长热线、信访代理等做法，引导群众更多地以书信、电话、视频、手机短信等形式，在基层属地反映诉求、解决问题。同时，深入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阅批群众来信制度落实，注重发挥党政领导的示范带动作用，集中力量解决好信访突出问题。三是全面推进群众满意度评价工作。把通过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初次登记受理的求决类信访事项，全部纳入群众满意度评价范围。通过业务沟通、专项督查、年度考评等举措，督促各级信访部门和相关责任单位，切实提高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和按期办理率，倒逼各级严格落实责任，及时就地解决好每起群众诉求，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四是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切实加大督查指导力度，推动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抓好《河南省开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意见》贯彻落实，创新征集方法，拓宽征集渠道，完善工作机制，为党委政府更好地汇集民智、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统筹化解疑难信访积案。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疑难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去年4月份，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实行省级领导包案解决信访问题的意见》（豫办〔2014〕8号），对省级领导包案提出了具体要求。省信访局持续推动领导包案制度落实，督促指导各级信访部门，坚持定期筛选一些重点疑难信访案件，呈送当地党政领导分包化解，逐案明确责任领导和化解措施，努力推动实现“案结事了、息诉罢访”，切实减少信访积案存量。据统计，2014年省级领导带头包案化解156起“三跨三分离”信访案件，带动市县两级领导包案化解13424件，办结率达。特别是为推动中央巡视组驻豫巡视整改意见落实，省信访局切实发挥督查督办作用，推动化解各类信访积案万多起。由于积案化解成效明显，群众对信访部门的满意度达，全国排名第四位；对职能部门的满意度达，全国排名第五位。去年11月，中央办公厅来河南暗访时，对信访部门化解积案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健全完善依法终结机制。完善加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认真贯彻国家信访局《关于完善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的意见》和我省《关于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加强复查复核工作的意见》（豫政复〔2014〕2号）精神，适应逐级走访制度全面落实后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完善机制、优化流程、规范程序、强化责任，实现信访事项有序终结退出，最大限度减少信访积案产生。进一步畅通复查复核渠道，规范受理范围，对符合条件的信访事项及时纳入复查复核程序，作出依法、客观、公正的终结结论。不断提高复查复核的权威性，建立省级复查复核、审核案件评查专家人才库，切实加强复查复核指导把关、扶正纠错职能，对疑难复杂信访事项采取公开听证、会商评议等方式进行复查复核，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2014年以来，全省共依法终结信访事项2990起，有效减少了信访案件存量。改革考核评价问责机制。依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和《中办、国办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中办发〔2013〕27号）等政策法规，以及国家信访局的《信访工作考核办法》和《考核评分细则》，依法依规修订完善我省的信访工作年度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科学合理设置考核项目和指标，突出对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的考核，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信度，树立正确导向，逐级压实责任，推动各地各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及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上。注重考核成果的运用，坚持对工作成效好的地方给予表扬鼓励，对工作成效差的地方通报批评，对工作不落实引发重大信访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协调推动相关地方和部门落实责任查究。切实加强信访法治宣传。针对目前信访工作不断改革创新，一些干部对信访工作重视不够、不适应法治信访新形势，以及少数信访群众“信访不信法”的情况，我们围绕贯彻落实国务院《信访条例》、中央5号文件等重要法规文件，持续抓好《信访条例》宣传月等宣传教育活动，坚持将每年5月份定为《信访条例》集中宣传月。如今年4月8日，省信访局专门印发了《关于开展〈信访条例〉修订实施10周年集中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媒体等传播载体的优势，通过政府网站、报刊专栏、广播电视、手机短信、普法微信等载体，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电视访谈录、出动宣传车、设立咨询台、印发明白卡，组织知识竞赛、开展文艺会演、出动法治宣传大篷车等形式，多渠道、多领域广泛宣传《信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努力实现家喻户晓、人人遵守。特别是今年以来，省信访局与省电视台联合举办《百姓信访》主题栏目，通过选取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公开报道解决过程，采取专家调解、以案说法等方式，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依法信访，每周播出一期，目前已制作播出8期，增强了社会各界对信访工作的监督、互动和理解，拉近了距离，塑造了形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总之，我们将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省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改革信访工作制度相关决策部署，认真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牢记宗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坚持以法治思维引领信访工作制度改革，以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以法治意识引导群众表达诉求，着力提升依法做好信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有何新机制？答：——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各级政法机关及时审查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法转入相应法律程序办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严格落实依法按程序办理制度，对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经过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涉法涉诉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对因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无法经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造成当事人生活困难的，按规定及时给予司法救助。实行诉访分离后，群众如何反映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答：总的要求是依法按程序反映问题。首先，要向政法机关而不是向党政信访部门反映问题。《意见》明确，各级信访部门对到本部门上访的涉诉信访群众，应当引导其到政法机关反映问题；对按规定受理的涉及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信访事项，转同级政法机关依法处理。信访群众直接到政法机关反映诉求，可以少走弯路，便于政法机关及时处理。其次，要向有管辖权的政法单位反映问题，而不是多头访、越级访。属于哪一级管的，到哪一级申诉；属于哪一个部门办的，到哪一个部门申诉。不按法律规定，到政法各单位多头上访、越级进京上访等，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第三，要正确理解法律，不缠访闹访。对群众到相应政法单位反映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办案机关不是一律启动法律程序。要经过审查、甄别，符合法律规定的，才能进入复议、复核、再审程序处理。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信访事项，或是正在法律程序办理中，当事人直接上访的，政法机关依法不予受理。反复缠访甚至违法闹访的，将受到依法处理。
乡村涉黑涉恶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明确了以下十一个打击重点，重点打击： 1、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2、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的黑恶势力； 3、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恶势力； 4、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村民闹事、组织策划群体性上访的黑恶势力； 5、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6、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机场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7、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8、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9、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10、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昨夜看到一篇标题为《涉黑涉恶刑事案件中法院无权确认被告人具有行政违法行为》的文章，该文是我认识的一个刑辩律师发的，粗略一看说的确实挺有道理的，但是该文内容经不起推敲，存在逻辑上的错误。犹豫再三，本着学术讨论的精神作文一篇。首先声明笔者的个人观点：法院当然有权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认定，这是法院审判权的一部分。 《涉黑涉恶刑事案件中法院无权确认被告人具有行政违法行为》的立论观点有三个，1、有权对公民或法人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确认的机关，只有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行政违法确认是进行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可知我国能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有且只有行政机关，由此说明对行为的行政违法确认行为只有行政机关有权作出。2、人民检察院无权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违法确认之诉。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检察院职权里没有对公民提起行政违法确认之诉的规定。3、人民法院无权对被告人是否具有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直接的确认，确认公民具有违法行为的案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依据是《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职权里没有这项规定。对国家机关而言，法无明文许可即禁止，所以涉黑涉恶刑事案件中法院无权确认被告人具有行政违法行为。 该文的三个立论都引用的是现行法律规定，但是存在逻辑上和认识上的错误，混淆了过程和结果的关系，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以及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与违法行为审查的关系。 诚然，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裁决属于行政处罚机关的职责。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就没有对公民行政违法行为的审查确认权，该审查确认权属于法院的审判权与法院对行政机关监督权的一部分，法院要行使审判权和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经常要通过对公民行政违法行为的审查确认来实现。下面笔者将从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 1、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出发，法院必须对公民是否具有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认定。该文提到只有存在行政处罚决定的前提下行政相对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明显是错误的。《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知，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基于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并非行政处罚决定，例如公民以政府的拆迁程序违法提起行政诉讼，就不需要行政处罚决定。再比如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被政府拒绝后提起行政诉讼，也不需要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是行政机关基于公民的行为而做出的一种社会管理行为，其本身只是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一种。如公民受到行政处罚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势必要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合法或违法的评价，行政处罚合法的前提就是公民的行为确实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定。例如某人在菜市场跳舞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那么法院首先要确认的是某人的跳舞行为是否违法，如果某人的跳舞行为合法，并未危害他人及危害公共利益，那么该行政处罚决定就是侵犯了某人的合法权利，属于滥用职权或明显不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如果某人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菜市场秩序或危害到了他人合法权益，系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那么行政处罚决定就是正确的，法院可以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故行政诉讼所要审查的不仅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还要审查公民的行为，如果不审查确认公民行为合法性，只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那就只能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程序审查。莫非该文作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只是流于形式的走程序，没有实质性内容？再者，《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此条直接确认了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变更权，这中间难道不包括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审查确认的权力吗？不知该文作者对此作何解释？ 2、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法院必须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审查，公民的行为是其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衡量标准，很多犯罪的成立是以公民的行政违法作为前提的，公民的行为违法与否通常决定其是否构成犯罪。比如非法行医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之一就是：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该种情形下公民因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两次是其再次非法行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审查这类非法行医案件时会重点关注两次行政处罚情况是否合法以及两次行政处罚时的处罚对象——公民的具体行为。比如通过和病人聊天做心理疏导而被认定为非法行医受到行政处罚，该公民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卫生管理法规被行政机关认定为非法行医行为，如行政机关不能提供行政处罚的充足依据证明该公民的行为属于非法行医，法院就不能认可此次处罚决定，更加不能据此作为定罪的要件。交通肇事案件中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非常重要的证据，这项证据直接证明了车辆驾驶员在交通事故中应当承担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表述方式经常是这样的顺序：驾驶员的行为--违反了交通法规--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或全部原因--驾驶员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实践当中，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必须要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实体审查，即驾驶员的行为究竟是否违反了交通法规，不能对交警部门做出的结论直接予以认定。笔者在一些案例中看到这样的情况，法院基于审理查明的事实认定驾驶员并没有违反交通法规，对于事故的发生不负有责任，从而不采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书认定的驾驶员主要责任，判决驾驶员无罪。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活动中法院基于查明事实定罪处罚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审理认定。 3、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对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行政违法进行认定，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公民行为的一部分。《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如在一起确认之诉当中，公民要求确认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之相对应的法律关系存在。根据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法官必须对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进行审查，如果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反之，则是有效的。如果不对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行政违法进行认定，那么民事诉讼活动将无法进行。例如甲将乙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乙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法官就得审查原告与被告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律规定，这中间还包括对原告购买行为的审查和被告售卖行为的分别审查。 据此，如果依照该文作者的观点，法院无权对公民是否具有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认定，将会导致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活动无法进行，名存实亡。而司法权本质上就是一种审查权，这种审查权当然也包括了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审查认定，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审查是手段行为和诉讼过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 至于该文作者文章题目中提到的涉黑涉恶案件，则只是刑事案件的一种。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特征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由此可见行为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一个要件，法院审理的不是单纯的行政违法事件，而是黑社会犯罪的行为特征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需要处理的类似罪名很多，除了上文列举到的非法行医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之外，比如说3次数额都达不到立案追诉标准的盗窃，3次数额都达不到立案追诉标准的强拿硬要，如果一次次割裂来看，都是行政违法事件，但累计在一起就是犯罪。归根结底，审理的都是犯罪行为，只不过有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恰好就是行政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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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又即将即将结束，大家都知道毕业前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有计划、比较正规的、比较重要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毕业论文应该怎么写才好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法学毕业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摘要：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的今天，，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抢劫罪问题仍然还很突出。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加强对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和对抢劫罪的定罪问题进行讨论是法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法理学、法律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综合分析了当代中国抢劫罪的各种状态、特点，及罪与非罪的对策。第一章从抢劫罪的概念入手，阐述了构成抢劫罪几个要件。第二章讨论了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第三章从暴力下限入手，分析了实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问题，第四、五、六、七章从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财、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对象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等几个方面是否构成抢劫罪入手，研究了常见的几种难把握的抢劫罪。结论提出了在实践中对抢劫罪定罪量刑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抢劫罪社会危害性罪与非罪对策
目录
中文摘要……………………………………………………………………………(1)
目录…………………………………………………………………………………(2)
前言…………………………………………………………………………………(3)
一、抢劫罪的概念…………………………………………………………………(3)
二、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3)
三、实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问题…………………………………………………(4)
四、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财是否构成抢劫罪…………………………(5)
五、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7)
六、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是否构成抢劫罪…………(9)
结论…………………………………………………………………………………(9)
参考文献……………………………………………………………………………(10)
致谢…………………………………………………………………………………(10)
前言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这类案件的发生，且案情非常复杂。《刑法》第263条对此作了一个较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立法对文字简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条不可能明确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实际情形。对于抢劫罪的许多方面，历来多有讨论，首先，在罪与非罪方面，因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侦察措施、提请逮捕、起诉等问题，因而是个首要问题。本文试选择几个对定罪有着重要影响且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抢劫罪的概念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公民的人身权利。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在实施抢劫行为时，不仅造成公私财产的损失，而且可能造成人身伤亡，这既是抢劫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重要标志，又使抢劫罪成为侵犯财产罪中的最严重犯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和他人的人身。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财物的所有人、持有人或者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劫取财物的行为。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使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行为。如殴打、捆绑、伤害、禁闭等。暴力行为只要足以抑制对方的反抗即可，不要求事实上抑制了对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质。胁迫，是指以当场立即使用暴力相威胁，对被害人实行精神强制，使其不敢反抗的行为。胁迫既可以是用语言胁迫，也可以通过动作、手势进行。其特点是如不交付财物或者进行反抗，便立即实现胁迫的内容。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胁迫之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丧失反抗能力的强制方法。如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使人中毒等。
本罪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1]。抢劫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已的抢劫行为会发生侵犯他人人身与财产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中，行为人对他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害只能是希望心理，但对他人造成人身上的侵害则可能是放任。由于造成他人人身伤亡不是抢劫成立所必需的要件，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抢劫罪的故意是一种直接故意，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二、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犯罪构成要件只不过是从繁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如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时候采取从重或从轻的刑事政策)、实际情形的变化(如投机倒把行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年代罪与非罪的变化)等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减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到做到罪刑相适应，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在执法过程中，不但要分析这些特殊情况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样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类似本文列举的这样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预防目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第九条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当然，对于某些所抢财物数额虽小但手段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三、实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问题
“暴力行为”是抢劫罪最常用的手段行为方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健康权直至生命权的施加于人身的强力打击和强制行为，还包括捆绑、强力禁闭、扭抱、殴打、伤害直至杀害等程度不同的侵犯人身的表现形式。抢劫罪的暴力行为必须是当场实施的，而且是被作为当场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手段行为加以实施的。这种暴力行为指向的对象，一般是财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只有向这些人施加暴力，才可能进而非法占有财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也可能施加于在场的与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某种亲密关系的人。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杀人，本文认为，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对为了事后获得被害人的财产，先将被害人杀死的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不是抢劫罪[1]。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很难把握。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2]。目前我国对此法还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一是抢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两种权利的被侵害程度对于说明某一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义。认为财物数额可以没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这是没有道理的。
二是以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行为，意图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从而达到当场劫财的目的。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以此暴力行为达到当场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劫财行为，就符合抢劫的本质特征，而不问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个被害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有些时候，较重的暴力行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时候较轻的暴力却能够做到。如果认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谓的下限，那么，前者不成立抢劫罪而后者成立，这显然是不附合逻辑的。
三是轻微的暴力劫财与胁迫劫财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胁迫的暴力内容，不管有多严重，它毕竟只是一种现实可能性，末造成实然的人身伤害结果。轻微暴力虽然程度轻微，但毕竟已造成实然的伤害结果。从这点上讲，哪怕最轻微的暴力行为都要比胁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前者定性为抢劫，而后者不定为抢劫，没有道理。
四是从实际操作情况看，如果承认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则因为"轻微暴力"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执法者理解不一，而导致执法混乱。
当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没有下限”的时候，跟理解“财物数额没有下限”一样，除了考察这两者本身，还应综合这两者来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四、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财是否构成抢劫罪
对于胁迫的习惯理解，如暴力一样都是一种主动的作为。但不作为同样可以成立胁迫。实际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过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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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毕业论文
大学生活又即将即将结束，大家都知道毕业前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有计划、比较正规的、比较重要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毕业论文应该怎么写才好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法学毕业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摘要：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的今天，，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抢劫罪问题仍然还很突出。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加强对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和对抢劫罪的定罪问题进行讨论是法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法理学、法律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综合分析了当代中国抢劫罪的各种状态、特点，及罪与非罪的对策。第一章从抢劫罪的概念入手，阐述了构成抢劫罪几个要件。第二章讨论了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第三章从暴力下限入手，分析了实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问题，第四、五、六、七章从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财、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对象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等几个方面是否构成抢劫罪入手，研究了常见的几种难把握的抢劫罪。结论提出了在实践中对抢劫罪定罪量刑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抢劫罪社会危害性罪与非罪对策
目录
中文摘要……………………………………………………………………………(1)
目录…………………………………………………………………………………(2)
前言…………………………………………………………………………………(3)
一、抢劫罪的概念…………………………………………………………………(3)
二、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3)
三、实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问题…………………………………………………(4)
四、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财是否构成抢劫罪…………………………(5)
五、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7)
六、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是否构成抢劫罪…………(9)
结论…………………………………………………………………………………(9)
参考文献……………………………………………………………………………(10)
致谢…………………………………………………………………………………(10)
前言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见到这类案件的发生，且案情非常复杂。《刑法》第263条对此作了一个较具体的规定。但由于立法对文字简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条不可能明确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实际情形。对于抢劫罪的许多方面，历来多有讨论，首先，在罪与非罪方面，因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采取侦察措施、提请逮捕、起诉等问题，因而是个首要问题。本文试选择几个对定罪有着重要影响且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讨论，以期对实际工作有所裨益。
一、抢劫罪的概念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和公民的人身权利。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在实施抢劫行为时，不仅造成公私财产的损失，而且可能造成人身伤亡，这既是抢劫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重要标志，又使抢劫罪成为侵犯财产罪中的最严重犯罪。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和他人的人身。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财物的所有人、持有人或者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劫取财物的行为。暴力，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使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行为。如殴打、捆绑、伤害、禁闭等。暴力行为只要足以抑制对方的反抗即可，不要求事实上抑制了对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质。胁迫，是指以当场立即使用暴力相威胁，对被害人实行精神强制，使其不敢反抗的行为。胁迫既可以是用语言胁迫，也可以通过动作、手势进行。其特点是如不交付财物或者进行反抗，便立即实现胁迫的内容。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胁迫之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丧失反抗能力的强制方法。如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使人中毒等。
本罪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1]。抢劫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已的抢劫行为会发生侵犯他人人身与财产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中，行为人对他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害只能是希望心理，但对他人造成人身上的侵害则可能是放任。由于造成他人人身伤亡不是抢劫成立所必需的要件，所以从整体上来说，抢劫罪的故意是一种直接故意，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二、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犯罪构成要件只不过是从繁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如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时候采取从重或从轻的刑事政策)、实际情形的变化(如投机倒把行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年代罪与非罪的变化)等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减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到做到罪刑相适应，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在执法过程中，不但要分析这些特殊情况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样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类似本文列举的这样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预防目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第九条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当然，对于某些所抢财物数额虽小但手段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三、实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问题
“暴力行为”是抢劫罪最常用的手段行为方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健康权直至生命权的施加于人身的强力打击和强制行为，还包括捆绑、强力禁闭、扭抱、殴打、伤害直至杀害等程度不同的侵犯人身的表现形式。抢劫罪的暴力行为必须是当场实施的，而且是被作为当场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手段行为加以实施的。这种暴力行为指向的对象，一般是财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只有向这些人施加暴力，才可能进而非法占有财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也可能施加于在场的与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某种亲密关系的人。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杀人，本文认为，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对为了事后获得被害人的财产，先将被害人杀死的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不是抢劫罪[1]。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很难把握。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2]。目前我国对此法还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一是抢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两种权利的被侵害程度对于说明某一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义。认为财物数额可以没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这是没有道理的。
二是以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行为，意图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从而达到当场劫财的目的。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以此暴力行为达到当场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劫财行为，就符合抢劫的本质特征，而不问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个被害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有些时候，较重的暴力行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时候较轻的暴力却能够做到。如果认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谓的下限，那么，前者不成立抢劫罪而后者成立，这显然是不附合逻辑的。
三是轻微的暴力劫财与胁迫劫财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胁迫的暴力内容，不管有多严重，它毕竟只是一种现实可能性，末造成实然的人身伤害结果。轻微暴力虽然程度轻微，但毕竟已造成实然的伤害结果。从这点上讲，哪怕最轻微的暴力行为都要比胁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前者定性为抢劫，而后者不定为抢劫，没有道理。
四是从实际操作情况看，如果承认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则因为"轻微暴力"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执法者理解不一，而导致执法混乱。
当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没有下限”的时候，跟理解“财物数额没有下限”一样，除了考察这两者本身，还应综合这两者来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四、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财是否构成抢劫罪
对于胁迫的习惯理解，如暴力一样都是一种主动的作为。但不作为同样可以成立胁迫。实际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过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