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代文学的外国论文
1、《贾平凹中篇小说研讨会纪要》，载《小说评论》1991年第5期2、《唐诗审美特征与中国传统思维》，载《唐都学刊》1992年第4期3、《李白矛盾心态初探》，载《唐都学刊》1994年第1期4、《隋代诗歌的文化渊源》，载《求是学刊》1996年第5期5、《李白儒家文化人格探索》，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6、《隋代诗歌的文化阐释》，载《唐都学刊》1997年第2期7、《王维研究》，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5、1996年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8、《李白仙侠文化人格的美学精神》，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9、《李白政治文化人格的美学意义》，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10、《新文化格局与经典的命运》，载《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11、《唐太宗政教诗的文化反思》，载《唐都学刊》1999年第4期12、《李安纲与〈东方人生智慧珍品丛书〉》，载《河东学刊》1999年第1期13、《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导向》，载《河东学刊》1999年第4期14、《王维研究》，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98年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5、《中国王维学术研讨会综述》，《唐都学刊》2000年第3期16、《李白政治文化心态的内在矛盾》，《人文杂志》2000年第3期17、《禅思意蕴与诗性智慧》，《中国图书评论》2001年第12期18、《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李白文化人格的美学精神》，《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20、《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1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1、《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2、《唐长安城布局与初盛唐诗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23、《唐代长安城微观布局与初盛唐诗歌》，《人文杂志》2002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文学》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24、《南北朝三地诗歌的文化精神》，《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25、《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2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6、《王维政治理想的内涵》，香港《新亚论丛》2003年第2期27、《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3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8、《李白的艺术与人生》，《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教案选编集》（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29、《东坡的中秋》，《文史知识》2004年第10期30、《唐代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侠主题》，《人文杂志》2004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文学》2005年第1期全文转载）31、《王维政治思想的内涵与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6期“论著精华”全文转载）32、《唐代诗歌与唐长安城建筑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1期，论点摘编）33、《评〈郘亭诗钞笺注〉》，《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2期34、《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4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5、On the Leading Spirit of the Blend of Styles in Poems of Northern Dynasty and Southern Dynasty，香港《新亚论丛》2005年第3期36、《唐诗胜景与长安形胜》，《文史知识》2005年第7期37、《文化整合视野中的世事进程——论隋代诗歌的文化史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年辑重点转摘）38、《品牌，在品质中提升》，《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年39、《弘扬尊师重道传统》，《光明日报》2005年 40、《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on the Hanlin Scholars in the Xuanzong Period》，《新亚论丛》2006年第3期41、《唐代私学教育的文学性特征》，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42、《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5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3、《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载《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44、《天宝初年的王维、裴迪与辋川》，载《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45、《诗圣杜甫终老之夕》，载《文史知识》2007年第4期46、《庄子的生命境界》，载《文史知识》2007年第7期47、《李白的翰林生涯》，载《文史知识》2007年第9期48、《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9、《文化地理视野中的诗美境界——唐长安城建筑与唐诗的审美文化内涵》，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9期50、《南北朝时期“关陇集团”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51、《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7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2、《关陇集团与隋唐之际的文学观念》，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4期53、《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8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4、《王维研究》，《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9年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经审查的论文（仅列2002年以后发表者）1. 〈唐「望秩」类官员与唐文官类型〉，《唐研究》，第16卷，2010年12月，页373-401。〔此为唐史学界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主编，有严谨的匿名审稿制度〕2. 〈小说的正史化﹕以《新唐书‧吴保安传》为例〉，《唐史论丛》，第11辑（2009 年2月），页 343-355。3. 〈论唐代的检校郎官〉，《唐史论丛》，第10辑（2008年2月），页 106-119。4. 〈论唐代的州县「摄」官〉，《唐史论丛》，第9辑（2007年1月），页66-86。〔《唐史论丛》为中国唐史学界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编委包括中港台最知名的唐史学者，有评审制度〕5. 〈论唐代的侍御史知杂〉，《中华文史论丛》，第82辑（2006年6月），页83-95。〔此为中国大陆最著名的文史期刊之一，撰稿者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第一流学府的第一流学者，有严谨的匿名审稿制度〕6. 〈论唐代的检校官制〉，《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页175-208。〔此为台湾排在前五名的文史类期刊〕7. 〈论唐代官员的办公时间〉，《中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5年第4期，页73-77。〔此为大陆史学界排名第二的期刊〕8. 〈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关于《李素墓志》和《卑失氏墓志》的再考察〉，《唐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主编），第9卷，2003年，页315–342。9. 〈唐代校书郎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3分，2003年9月，页527–5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A&HCI期刊，在台湾的文史类刊物中常排名第一〕10. 〈唐代待诏考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新第12期，2003年，页69–105。〔此为香港排名第一的文史期刊〕 1.〈唐代文学研究与唐代官制——以基层文官为例〉，收在《第一届马来西亚传统汉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123-139。2.〈论王维的〈相思〉和相关的课题〉，收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第7辑﹕《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创系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05），页121-149。 1.《唐代基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 年11月，列为《联经学术丛书》之一。vii + 481页。〔此书实际上在 2005 年初才出版面市，并在出版之后获得国科会「补助出版人文学及社会科学专书奖」奖助新台币 20万元〕。本书的简体字版，已在 2008 年 5 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 年12月，648 页，列为《联经学术丛书》之一。出版后获得国科会「补助出版人文学及社会科学专书奖」奖助新台币 20万元。简体版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在 2010 年 11 月出版。 . 〈论唐代的检校郎官〉，「第八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31至12月1日在台湾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召开。2. 〈论唐代判官的含意、起源和演变〉，「第七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和国立台北大学人文学院联办，2005年10月27-28日在台北大学民生东路校区）。3. 〈唐代官名和官制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第一届马来西亚传统汉学研讨会」（马来西亚新山市南方学院中文系和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2004年7月3日)。4. 〈论唐代的县尉〉，「第六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和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暨研究所联办，2003年11月6–7日台北国家图书馆）。 1.学术随笔1. 〈追忆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6卷4期（2007年11月），页24-34。2. 〈万里寻碑记——我怎样找到《大悲菩萨传碑》〉，《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三期（2002年4月），页134-183。 1. 《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台北﹕人人出版社，2002（探访唐代文史景观的摄影集和文字记录）。含240张彩色照片，124页。简体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月。194页。2. 《男人的育婴史》。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212页。简体版﹕ 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月。3. 《杜甫的五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406页。简体版《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唐代诗歌与唐代社会的研究论文
（2018·黄石）隋朝开始设置进士科，主要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面对唐朝重视考诗赋。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唐朝诗歌创作的繁荣。
一，唐诗与社会风貌：贴主的问题很有意思，问的很准。有很多人认为唐宋文人都喜欢诗歌都是一样的“文人”，其实不然。因为从很多唐诗就就能看出唐宋之间的不同，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说华夏之衰自宋始了。以下摘录自《大唐帝国的扩展》一书，个人以为就很能说明当时唐人的风貌。 有强悍的国家，必有强悍之国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句慷慨激昂的诗句，殆可写出唐人的英雄气概。既是时代推动了此种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亦推动国家走向强大，此相辅相成之良性循环。虽然政府也崇尚儒学，但是在民间，尚武更是蔚然成风。我们从大量唐代墓志铭中，可以看到这一社会风尚，以下引述一些：“鄙诗书之小尚，高投笔之良图”；“意不仕儒，投笔从戎”；“弃文士之笔，挺壮夫之剑”；“耻笔墨之能事，学剑以敌万人”；“学书已成，每耻腐儒之节；说剑无敌，常多烈士之心”。类似的纪录还有许多，这种鄙视腐儒的心态，亦可从唐诗窥见一斑，初唐著名诗人杨炯有一句名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百夫长只是小头目，算不上什么功名，即便如此，在时人眼中，也比当一名寻章摘句的儒生要强多了，象王维这样以写田园山水诗闻名的人，也可以写出“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的诗句。对唐代尚武精神影响最深是汉代的英雄人物事迹，特别是班超的影响最深远。为什么班超会是影响最广之人物呢？因为他身上个人英雄主义最为显著，也成为唐人崇尚武功的精神来源之一，他的“投笔从戎，立功绝域”的传奇故事，对唐人乃是莫大的激励，而他以一己之力，奋斗西域三十年，完成降伏西域五十国的英雄壮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几乎是英雄的完美化身。班超的人生价值观，对唐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当年的寂寞英雄，竟然在数百年之后，成为男儿们追逐的样榜。除了班超之外，卫青、霍去病、李广、马援、张骞、李陵、窦宪、终军、陈汤、傅介子、郑吉等，也是唐人景仰的英雄人物，这些也是唐代尚武意识的一个精神源泉。英雄崇拜则是尚武精神激扬下的必然，在唐诗中出现了大量歌颂历史英雄的诗篇，从前人伟业中汲取不尽的精神食粮，当然，诗歌主要还是文人的产物，从唐代墓志铭中，更可以看到时人真实的精神境界。以下再摘录一些唐代墓志铭中英雄崇拜的句子：“占募从戎，随广、陵以深入；投名壮籍，逐卫、霍而横行”；“高志捐书，勒燕然之铭碣；雄心击剑，树铜柱之功勋”（勒石燕然为窦宪之平匈奴，树铜柱为马援之平交趾）；“捐躯许国，慕班超之投笔；向月弯弓，学王粲之从军”（王粲亦东汉人物，建安七子之一）；“战争必克，若卫青之开幕；蛮貊是服，信马援之南征”；“冀申博望之美，以成定远之封”（张骞封博望侯，班超封定远侯）；“当学卫霍将才，班超投笔”；“灌夫任侠，每以酒朋之游；班超壮岁，更起丈夫之叹”。尚武精神的另一体现便是唐代盛行的游侠之风。轻生重义，侠者之风范，王维有诗：“纵死犹闻侠骨香”，此侠客、武士之写照。甚至文人都深受游侠风气之熏染，初唐诗人卢照邻有诗：“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又云：“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这可道出时人之追求。王维诗：“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可证卢照邻之诗。崔颢有一《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可谓是描写游侠之代表作：“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可以说，英雄崇拜的情结与任侠精神贯穿大唐盛世，也使得唐朝一代，英雄辈出，豪杰纷起；醉卧沙场，视死生为同一，血溅黄丘，自有天地葬我；壮志横刀，效国命以奔走，雄心击剑，拓疆域而纵横；盛业百年，国威万里；建功业于当世，流芳名于后来。伟哉大唐帝国，壮哉大唐男儿！二. 关于科举制。实际上自汉魏其，中国的统治者都为氏族或者说传统贵族影响朝政感到不满。而经过诸多探索，终于在隋唐两朝找到了好办法，这就是科举。通过公正的科举考试大量的平民进入统治阶层，大大的减少了传统贵族对于朝政的影响。个人以为这是科举制最大的作用。当然后来统治阶级又加入了思想控制……这个就是双刃剑了。
(1)社会因素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补充参考资料：唐诗兴盛的原因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共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声、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收诗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学创作。有关“初唐四杰”的论文甚多，主要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年第3期），探讨了四杰虽然批判齐梁浮靡文风但自己又不脱齐梁习气这一复杂情形及其成因；任国绪《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说》（《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和骆祥发《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两文，对《大唐新语》所载唐人有贬四杰“浮躁浅露”的说法加以驳难；徐尚定《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文献》1993年第2期）、《卢骆歌行的结构模式与艺术渊源》（《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两文，前者论述了“选体”、“选学”对四杰的重要影响，后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发展进程，说明四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许总《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论四杰诗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江淮论坛》1996年第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分别从唐诗体式规范、唐代前期诗史进程、唐代前期诗风变革、四杰文学思想的性质、四杰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等方面，对四杰加以多角度的研究。有关“文章四友”的论文主要有：聂永华《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南都学刊》1994年第2期）、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郑伯勤《论“文章四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皆着眼于在综合研究“四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四友”在近体诗规范定型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在整个唐代前期诗史进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另外，毛水清《杜审言四题》（《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连载），就四友中的杜审言吉州之贬的原因、杜审言的“謇傲”性格、杜审言是否宫廷诗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称始于何时等问题进行考索；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认为李峤的大型咏物诗集《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对偶声律风气中的产物，实际上是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类书籍，成为当时初学律诗写作者的范本。除此之外，初唐时期的其他重要诗人王绩、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通俗诗人王梵志、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李百药等，都有专论发表。比较重要的有：张锡厚《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张明非《论王绩的田园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分别对王绩的题酒咏隐诗、田园诗加以重新评价，论述王绩诗歌超脱于唐初时代而与其后时代特征暗合，颇能启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论》（《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诗艺术成就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许总《“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沈宋体”并不全工近体，而是在古体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关陈子昂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获甚多，韩理洲还有《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属陈子昂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吴明贤《陈子昂论考》（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考论结合，论述全面。另外，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中国和世界出版公司于1989年、1993年出版的两次陈子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陈子昂研究的成果。单篇发表的有关陈子昂的论文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张若虚的重要论文有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许总的《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新指向》（《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等。关于王梵志、寒山，有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张家鹏《再说寒山诗》（《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宫廷诗研究，主要有余美云《论唐太宗》（《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王玉梅《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许总《时代精神与艺术传统的不稳定构合——对李世民诗的客观解析与价值评估》（《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宫廷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唐初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百药》（《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等。试题库填空：1． 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是。2． 宋代诗人苏轼评价的艺术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名词解释：王孟背诵：1． 王维《终南山》。2．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问答题：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对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暂的思考。请你参照其他诗作，谈谈古代诗人的自然观，以及你对这种自然观的看法。2． 陶渊明和王维都是田园山水诗歌创作方面的大家，两人也都有隐居不仕的生活经历。请以《渭川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诗进行对比，比较一下两人诗歌意境的异同。
唐朝兴盛，唐诗繁盛；唐朝衰败，唐诗雄风不再：1.唐朝政治宽松，社会开明，诗人以诗抒怀、借诗言志，解胸中块垒，给了唐诗充分生存发展的空间，诗歌创作达到最高的造诣。2.盛唐以降，雄风不再，唐诗就少了胸襟开阔的底气和霸气，诗歌创作已经很难达到盛唐时期的高度。 唐代诗歌繁盛的原因：1.经济上：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2.政治上：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尤其是唐朝的科举考诗赋，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3.文化氛围上：唐时期，上至宫廷生活，下至百姓生活，无一不可入诗，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格律更加成熟完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4.皇帝个人：唐朝极重诗才，统治者大多是诗赋高手，例如唐玄宗时诗道高手，皇室成员皆以学习诗歌为荣，他们起到了不小推动作用。 唐诗：唐诗泛指为创作于唐代的诗，也可以引申指以唐朝风格创作的诗，唐代被视为中国历来诗歌水平的最高时期，因此有唐诗之说，与宋词并举。大部分唐诗都收录在《全唐诗》中，自唐朝开始，有关唐诗的选本不断涌现，而流传最广的当属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 唐朝文学主要成就的特点：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领域，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唐朝进入黄金时代。流传下来了两千多位诗人创作的近五万首歌。唐诗在体裁，数量和艺术成就方面都是以任何时期的诗歌都是无法相比的。
研究唐代论文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唐代韩愈的家国情怀论文研究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文学主张与创作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调张籍》立意高妙，构思新奇，千百年来，有口皆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千古不易的定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是千古流传的比喻。好诗，名句，相得益彰。 2006-08-13 13:46:41采纳哦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总结一下,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二、创作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说是"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与司马迁"相上下"而"过扬雄远甚";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韩文的主要风貌。这样的散文,对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具有扫荡作用。韩愈又是语言的大师,善于对前人的语言推陈出新,对人们的口语进行提炼。如"蝇营狗苟"(《送穷文》)、"贪多务得"、"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颖词语，韩文中为数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中国语言的宝库。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另一方面，他还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来一部分文人也有影响。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一类诗,不仅是"怪怪奇奇"的几幅"西藏曼荼罗画"（沈曾植评《陆浑山火》诗语），而且具有深刻的时代现实内容。那种雄奇境界，也存在于不少写景诗如《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抒情诗如《孟东野失子》等作品中。但韩愈诗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艺术特色的另一表现为朴素无华。一些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政治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长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继承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的传统;短篇如《汴州乱》,接近白居易、张籍的风格。一些写景咏物诗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诗如《题驿梁》、《答张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尚雕绘、本色天然的好处。 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①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清人方东树指出它们使用了"古文手笔"、"古文章法"（《昭昧詹言》）。《泷吏》则用古文《进学解》的结构布局为诗。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如"放纵是谁之过欤"（《寄卢仝》）"知者尽知其妄矣"（《谁氏子》）之类，其实都是文章语句而不是诗句。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②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如《君子法天运》一首,通篇用《荀子》的议论和语句为诗,味同嚼蜡。《谁氏子》、《谢自然诗》的后半篇排斥道教，《送灵师》头一段排斥佛教,则是押韵的《原道》、《论佛骨表》。《荐士》上半篇，概论诗歌发展，又是《送孟东野序》一类文论的翻版。这些，都不符合形象思维的写作规律，和《诗》三百篇以及杜甫诗中结合少许议论的作品不同。宋人如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作品，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③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传统的文学作品分类，赋是列在文章体裁之内的。韩愈的以赋为诗，也是以文为诗的一种表现。《南山诗》最有代表性，宋代洪兴祖指出它"似《子虚》、《上林赋》"（《韩集五百家注》引）；朱□尊说它是"以赋为诗，铺张宏丽"(《韩昌黎诗集》两色批点本)。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吸收《高唐赋》、《神女赋》、《洛神赋》、《七发》、《文赋》以及佛经《佛所行赞》中的句式并加以扩展,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在山水诗的发展史上,一变谢灵运以来五言的清丽风格，跟杜甫的五言短篇也不相同。《城南联句》写长安各种事物,用的也是赋体。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艺术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韩愈以文为诗,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吕惠卿却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惠洪《冷斋夜话》）各着眼于一面，得出褒贬不同的结论。 韩愈以文为诗，因而在各类诗体方面,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其律、绝中也有少数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为历来选家、评论家所赞赏。 韩愈诗文，唐代以来久有定评，古文方面评价尤高。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韩愈冠首。诗歌方面,评论则有分歧。赞扬韩诗的,司空图说它"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宋代人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引），赵秉文以为"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与李孟英书》），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总之，都承认他是开派的大家。持贬抑论者，除沈括外，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王世贞以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近代如王□运、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两种评论，各走极端。陈三立说："不能病其以文为诗，而损偏胜独至之光价。"（《题程学恂〈韩诗臆说〉》）这是对韩诗艺术成就较为公允的论断。 在文章方面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韩愈生平大事年表唐贞元二年（786）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一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一方面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外，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写了名作《师说》，这是韩愈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二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呤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尤其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韩愈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韩愈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纵观韩愈一生，业绩最为巨大是文学，是唐代古文运动开宗立派主帅，唐宋八大家之首，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评论已为定评，尊仰韩愈为中国文坛之“泰山”“北斗”，“百代文宗”。 韩愈一生从事时间最长，著作论述最为完备之一是教育；任职有变，奖掖后代，提携青年学子从来间断。盛唐一朝，文人雅士数不胜数，唯独韩愈之学问，得以流传光大，这种“韩学现象”，是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一枝独秀，光艳照人的奇特景观。 韩愈孜孜以求是复兴儒学。面对唐代佛教勃兴，道教日盛，深感儒家道统之重任，著述“五原”，系统阐述道统，改造儒学，为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这是韩愈在思想史上又一大建树。 韩愈一生尽管仕途坎坷，但即使任职地方小官，也有大作为；至于入职中央三省六部枢要之职，大施才干，礼、吏、刑、兵四部任职政绩卓著，为唐代中兴，建功立业，载入史册。 韩愈是唐代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一生政绩卓著。阳山因韩愈任阳山令而为之变，边远小县，为世人所瞩目；韩愈因任阳山令，从阳山开始，走向人生之辉煌。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会长张清华先生说得好：“韩愈改变了阳山，阳山造就了韩愈。”（《贤令芳踪序》）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1]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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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童年
韩愈肖像 [3]
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
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 [4] 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5]
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其间韩愈赴河中府（即蒲州，今山西永济）投奔族兄韩弇，以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却毫无收获。 [6]
贞元三年（787年）秋，韩愈取得乡贡资格后再往长安。是年，韩愈在长安落第，生活无所依靠，又传来从兄韩弇死于非命的噩耗。约在此年末，韩愈因偶然机会，得以拜见北平王马燧，得到他的帮助。韩愈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6]
贞元三年至五年（787年－789年）间，韩愈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五年（789年），韩愈返回宣城。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 [7] 次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7]
两入幕府
韩愈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因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任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 [7]
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 [7] 韩愈随董晋灵柩至洛阳，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 [8] 同年冬，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 [7] 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9]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夏季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7]
屡遭贬谪
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 [7] 次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他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 [7]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 [7] 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7] [10]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7]
韩愈像 [11]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7] [12]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7]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7]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7] [13]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 [7] 当时，魏、郓、幽、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7]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7]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调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7] ， [14] 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7]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 [15] 不久，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7] [16]
随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 [17] 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关于《韩愈神道碑》所载关于韩愈此段建议平淮西之事，存疑，暂置于此）。 [18] 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19]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20]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韩愈被引为副使，参与修定工作。 [21]
谏迎佛骨
韩愈听颖师弹琴 [22]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大怒，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 [23]
韩愈到潮阳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相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但同平章事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7] [24]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25]
此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7] [26]
出使镇州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27] 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并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28-29]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唐穆宗也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指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全身像 [30]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31-33]
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 [7] 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34] 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35]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36-37]
病逝于家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 [38] 。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 [39] 。 [40] 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7] [41] 次年三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1]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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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韩文
主词条：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
韩愈石刻像[42]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43]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44]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44]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44]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44]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44]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44]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44]
韩愈像 [45]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44]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2]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44]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44]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44]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44]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44]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44]
韩诗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44] 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46]
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46]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 “怒涛”、“大波”、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46]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46]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44]
教育
韩愈交谈图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又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47-48]
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49]
政治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学者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50]
史学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五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三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 于是“累朝有诏改修”。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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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研究唐代的论文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魏晋南北朝陈寅恪以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分析了东汉以后，中国社会上儒家大族与非儒家寒族在政治上形成两个不同的集团，其势力的升降为当时政治演变的基础。陈寅恪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该书虽非陈寅恪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隋唐隋唐两朝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中世纪的极盛时代，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对海内外学术界有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人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明清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拴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日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在研究中用得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首先注意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因唐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阶层，唐诗中许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现实生活，可以补正正史之不足及讹误。除唐诗外，小说也可以用于证史。他还提出了利用小说证史应注意的一些原则。《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此书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陈寅恪“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既是对史料范围的扩展，也是对考据方法的创新。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他有些考据过于繁复冗长，这又是他的不足。 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研究的范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蒙史《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他在《蒙古源流》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西方汉学家的对音勘同的译名还原法，突破了这一领域中传统的证补和重修正史的老路，使中国蒙古史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敦煌学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虽然没有倾力于敦煌学，但是却在敦煌学资料的抢救、整理、敦煌学的确立及发展等各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敦煌学终于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学”。陈寅格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1930年，陈寅恪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在该序中，就北京图书馆所藏八千余卷敦煌写本提出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即摩尼教经、唐代史事、佛教文义、小说文学史、佛教故事、唐代诗歌之佚文、古语言文字、佛经旧译别本、学术之考证，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撰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忏海火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有相大人生天因缘曲跋》《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韦庄秦妇吟校笺》《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等多篇论文；还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元白诗签证稿》等论著中，利用敦煌资料补史、证史、大多数敦煌学论文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元白诗笺证稿》三书也使用一些敦煌资料。 著文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藏学陈寅恪对藏学、突劂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陈寅恪积极促进当时国内对于藏文书籍文献的保护和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存有陈寅恪整理的《西藏文籍目录》，除此之外，还曾在流亡云南蒙自时期撰写《蒙古源流注》，该书稿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另又花费了大量心血比勘佛经的梵、藏、汉译本之异同得失而撰写《校记》。可惜资料及文稿均毁佚于战火。 陈寅恪的朋友中，研究藏学者有多人，如李方桂于解放前赴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发表有《马重英考》等多篇论文。而受陈寅恪的影响，一些有志之士，如于道泉、张熙、王森等人以及一些学生，如吴其昌、姚薇元、刘盼遂、刘铭恕兄弟、林亮等人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藏学研究。 突厥学在突厥学方面，陈寅恪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他以“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解释唐与突厥间力量的迅速消长变化以及霸权地位的急剧转化，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宗教学陈寅恪对宗教学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受到系统的方法论训练，又有深厚的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底，使他能够在宗教学研究里游刃自如。他的学术研究在国际学界也为专家学者仰止。陈门家学有浓厚的佛学气氛，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曾就学于佛学大师杨仁山的祗洹精舍，潜心修佛。长兄陈衡恪自幼经受佛学薰习，且擅佛画。蒋天枢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叙：陈寅恪少时曾泛览祖父所藏“浩如烟海”的古籍佛典。佛学研究是他的宗教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利用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开辟了南北两传比较研究的领域，注意研究中国佛教的源与流的关系，梳理佛教名相的产生和演变，指出了以往中国佛教翻译的“误译”或“误解”的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佛学界对早期禅宗研究的高潮，他先后对《大乘起信论》和《六祖坛经》的“传法偈”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当时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并不一样，自成一家之言。他还对当时国内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发起的魏晋玄学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所作的有关支愍度的“心无义”学说的考证，至今也是最详尽的一篇，可与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有关章节相互印证。他对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此外，他对佛经翻译和佛教文学也多有发微。 语言学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更有盛传其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考察其游学经历，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参考陈封怀回忆，陈寅恪应当掌握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考察其所记录笔记，陈寅恪应当涉猎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 众所周知，学习一门语言，有听说读写不同方面，而陈寅恪运用在学术研究中的，多聚焦于“读”这一个层面，通过阅读各种文字的文献来立论举证，而于其余的听、说、写方面，则没有明确证据。虽然陈寅恪所学习过的许多文字都是不必学会听、说、写的“死语言”，但就传说中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言，除了英语、德语和日语外，对别的语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证。而陈寅恪对历史语言学和“死文字”的运用，并非专注于通晓语言本身，更非是将学习外族文字作为奇巧淫技式的学问展示，他更多的还是借用语言为辅助工具，其学问的核心关照，还是海内文明、中土史地。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主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元白诗笺证稿》 《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非亲笔所著，是学生后来根据笔记整理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另外：王国维投昆明湖的第二年，陈寅恪应清华国学院学生之邀，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所提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对王国维的赞扬，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陈自己人格和学术的写照。
代表文章:《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传》。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对曲学阿世。
1941年，陈寅恪先生在香港的书斋中，将一摞誊抄得工工整整的稿件打包封起，题上“请交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王兼士先生收存弟寅恪敬托”字样，随后寄往上海，希望借银行家的保险柜，将自己的心血妥善保存。不料随着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上海沦陷，香港沦陷，陈先生虽受尽磨难终于回到大陆，却与王兼士先生彻底失去了联系。1943年，商务印书馆来谈出版事宜，陈先生只能找出“不完整之最初草稿”，由一位叫邵循正的年轻人帮助整理，“拼凑成书”，即著名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