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拉民族小论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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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启示1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靠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才能完成。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斗争，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他们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表现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使他们的斗争成效甚微，都不能使中国摆脱被凌辱的半殖民地的命运，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不能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事业引向胜利，历史呼唤新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2 ．近代中国各个阶级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但未能找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地主阶级改革派是想在保持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技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结果失败了；洪秀全作为农民战争的领袖，提出了具有平均主义性质和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救国方案，也很快遭到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运用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结果也行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实践经验，制定了三民主义纲领，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是近代中国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成果，但这个方案在短时间内就破产了。3 ．中国革命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个革命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总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但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们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一种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利用宗教来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在革命发动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宗教既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自然也不能正确指导现实斗争。维新派是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进行维新变法的，虽然影响很大，结果还是失败了。孙中山借鉴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以此为指导，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可见，在近代中国各个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中，一切旧的思想武器都败下阵来，都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有崭新的革命理论来指导。另参高中教科书：从客观上说，辛亥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是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1/4的剥削、奴役的对象和市场的。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齐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从主观方面来说，这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但不去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单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①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各阶层的探索与主张1、地主阶级主张：①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开始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未付诸实践，但启迪着后人继续寻求强国救国之道。②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继承发展了抵抗派向西方学习科技的思想并付诸实践。洋务运动虽然是一次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它涉及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等各方面改革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但由于其没有从根本抛弃封建制度，最终失败。③戊戌变法运动是得到一些开明地主拥护，光绪帝支持的爱国运动，但由于顽固派破坏，最终失败。2、农民阶级主张：①太平天国领袖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创立拜上帝教，企图建立人间天国。他制定《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方案，当然是一种无法实施的空想。②洪仁玕提出中国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它顺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也没有实施。③义和团农民阶级提出“扶清灭洋”口号，虽然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现实，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但由于其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盲目排外，对清政府的实质认识不深，最终失败。3、资产阶级主张：①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早期维护派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向西方学习，但他们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缺乏完整的理论，没有付诸行动。②维新派要求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虽发动百日维新，但最终失败。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国情提出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指导了辛亥革命，取得了重大成果，却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④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的思潮兴起，民族工业的发展必然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因此，是爱国和进步的。但由于民族工业处在封建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夹缝中，难以发展壮大，因此也是一种空想。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批判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它和为反封建运动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但由于对东西方文化存在全盘否定和肯定的弊端，同时没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注定不可能为救国指明正确的出路。⑤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文化运动中一批先进的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举起社会主义旗帜，为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一、农民阶级的探索①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来发动农民群众。②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前者平均分配土地和生产所得，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纲领性文件，但绝对平均的思想不切实际。后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施。③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天京事变。④历史意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撼动了清政府统治根基；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冲击了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冲击了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⑤失败原因：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根本原因)，拜上帝教不科学，未能正确对待儒学，视西方人为“洋兄弟”。⑥教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虽然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二、地主阶级的探索(1)爱国、开明有识之士的探索①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翻译西方书刊，编成《四洲志》。②魏源编成《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2)洋务运动①目的：挽救清政府统治危机。②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③口号：“自强、求富”。④举办洋务事业：近代企业(军工、民用)；新式海陆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⑤失败标志：北洋海军全军覆没。⑥历史作用：促进了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改变。⑦失败原因：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三、资产阶级的探索郑观应等早期的维新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1)维新派掀起戊戌维新运动①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②宣传活动：向皇帝上书；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办学会；设学堂；办报纸。③维新派与守旧派论战：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实质：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需要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进行比较。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双方论战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第三，要不要社会革命。)④百日新政：诸如裁汰冗员、提倡廉政、奖励科技发明以及创办京师大学堂(变法失败后被保留下来)等内容，但没有开国会等政治主张。⑤意义：爱国救亡运动、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⑥失败原因：维新派自身的局限(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惧怕人民群众)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⑦教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是根本行不通的。(2)革命派掀起辛亥革命①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②革命团体：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兴中会。③政党：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④政治纲领：民族主义，即民族革命。一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要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权主义，即政治革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孙中山在国民大革命时期的新三民主义中增加了反帝内容、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以及节制资本等主张，从而成为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⑤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⑥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⑦失败标志：袁世凯篡权。⑧意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社会风俗的变化，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⑨失败原因：资本主义建国方案行不通；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没有坚强的革命政党)。⑩辛亥革命失败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相继展开，其中护法运动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四、五四前先进知识分子的探索——新文化运动①开始：新文化运动以创办《青年》杂志开始。②基本口号：民主和科学。③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启发着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和文化条件。④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其次，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再次，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⑤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赋予民主与科学以新的含义；反对封建思想产生的制度根源；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的立足点，从个性解放扩展到社会解放；反封建的斗争方式，从少数人的思想批判逐步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影响：由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那么，民主革命的重任必须由更为先进的阶级领导，这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原因。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最先进的阶级，他们有着先进的理论和完整的、彻底的革命要求和革命精神，五四运动是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处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从阶级阵容看，随着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使中国革命开始有了新的领导力量。这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阶段，革命的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这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根本标志。从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来看，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已有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种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但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而且将把这一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为现实。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此，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真正地实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摘要：尽管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有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但都没有取得成功。究其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分析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关键词：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原因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压迫的时期，进入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力图挽救民族危机，进入改变中国面貌的时期。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风云变幻的80年是中国的旧民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为独立，为富强，为崛起，曾做次做出努力，但无一例外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革命失败的原因在哪？中国何以在经历如此长的时间才能踏一条正确的道路？以下就是我个人一些浅薄的看法。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总体上分为两大类，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二是缺乏国际政治同盟的有力支持；三是时机不成熟，促使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坚强的领导组织者产生的客观条件不够完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因为某些利益的共通点而走在了一起，他们都是剥削阶级，尽可能多地从他人那剥削，掠夺，抢取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尽管在形式上他们稍有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就是为了从中国攫取他们想要的利益，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和资本输出场所。一旦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独立，中国富强，他们就要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压迫，奴役的对象。于是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种手段来阻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封建统治者也必然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垮台，面对人民起义，他们必然选择镇压。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中国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处于相互争夺利益或是对外殖民扩张中，他们是侵略中国者，不可能形成帮助中国的同盟。而亚非拉，美洲他们也和中国一样是受压者，有些甚至比中国受压迫受奴役更深，已经沦为殖民地，他们自身国内的问题都很难解决，没有过多的余力来帮助中国。而且此时这些受压迫受剥削的民族政治觉悟还不高，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指引他们走到一起，形成政治同盟。尽管在19世纪中期产生亚洲革命风暴，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些运动在进行时对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与削弱有助于其他被侵略国家的斗争，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同盟来共同应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时机不成熟，主要是指促使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许多必要因素不存在或是不够成熟。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到促使一个较为先进的阶级（指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时代背景还不够使一种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应用。因为时机不成熟，缺乏一面鲜明正确的旗帜，缺乏一个坚强的组织带领中国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主观原因主要由五个：一是领导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二是缺乏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三是领导阶级未能有科学的思想作为指导，四是未能发动起广大人民群众，五是不能辩证看待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阶级主要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洋务运动时的洋务派）。农民阶级是小生产力的代表，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定都天京建立政权后，领导者的腐朽思想滋长，任人唯亲，滥封王位，贪赃枉法，结党营私，强取豪夺，鱼肉百姓，内讧分裂。天京事变后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革命性和妥协性。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有一定的依赖性，他们不敢不愿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而对于洋务派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进行洋务运动，主要是为了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镇压农民起义，加强海防，边防，增强实力，而不是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此时，这一阶级已属于腐朽没落的阶级。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领导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他们不能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中国要独立自主，繁荣富强这两个历史任务，首先必须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帝反封建。反帝，反封建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天平天国运动中农民阶级反清朝统治，但是却不够重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而对于义和团运动，我们从他们提出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中就可以指导他们政治纲领的不彻底性。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由于其与外国资产阶级千丝万缕打的联系也决定其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的政治纲领。缺乏明确的反帝反封的政治纲领，人们的行动方向就会不够准确，反抗斗争就会不够彻底，影响着人们的斗争是否可以取得胜利。另外指导思想在一场革命，一场运动中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指引着人们的行为方向。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是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是不科学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三民主义，因为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帝的要求，也是不够科学的。不够科学，不够理想的社会意识，指引的社会活动是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旧民主主义就是在不科学的意识指引下失败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变革者，是社会实践者，人民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然而，不幸的是，在旧民主主义中，很少有阶层注意到，或是利用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动人民群众共同挽救民族危机。像资产阶级，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不愿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甚至在辛亥革命后期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没有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的薄弱。“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很多阶层都注意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却不能正确地取之，用之，使之适用中国的具体实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单纯引进西方的器物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而中国亟需的就是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但是这样的拿来主义却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日本发达，中国的封建势力却要强于日本，保留君主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所以说，要救国，就得有一个先进的阶级来领导，并且得在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在科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懂得如何从外界取之并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之。

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主题是解放、自治和发展，它旨在帮助亚非拉民族从殖民地政权的统治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治，促进民族的发展。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目标是推翻殖民地政权，实现民族的政治自主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文化复兴和民族团结。其中，政治自主是民族独立运动的核心，包括实行民族自治、建立民族政府和完善国家政治体制等；经济社会发展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柱，其中包括实行民族经济改革、发展工农业、改善民生、推进现代化等；文化复兴和民族团结是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加强民族觉醒意识和民族团结等。总之，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主题是解放、自治和发展，它以推翻殖民地政权、实现民族政治自主、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复兴和民族团结为主要目标，旨在帮助亚非拉民族从殖民地政权的统治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治，促进民族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是由经济的、政治的，内部的、外部的，历史的、现实的等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原因造成的，而且这些原因也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此，笔者以内部和外部原因为基本线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依据，试图对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行理性的界定。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主要外部因素，这是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占有的优势地位，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建立起来的一套有利于其自身的“游戏规则”。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WTO）为支柱，主要体现在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三大领域。这种建立在少数国家居垄断地位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必然会在多方面限制和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下，国际生产是以不合理的分工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的长期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的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改变，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单一型的经济结构，工业虽有所发展，但一、二种农牧产品或初级矿产品仍然是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命脉。如博茨瓦纳的养牛业产值就占到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既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协调发展，又对外部消费与需求造成极大的依赖，从而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主动权，贫困落后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国际贸易是以不等价的交换为特征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必然会造成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和不平等的贸易条件。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和便利条件，人为地抬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而压低农矿产品的价格，形成国际贸易中的“剪刀差”，盘剥发展中国家。1965～1986年，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价格平均提高％，而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的年均增长率为％。1950年，发展中国家尚有3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但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却高达每年数百亿美元。国际金融货币是以少数发达国家居垄断地位为标志的。一些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和货币金融机构均由少数发达国家所控制，发达国家的货币是国际主要的流通、结算、计帐和储备货币，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必须与发达国家的某种货币或合成货币挂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货币利率等经济政策的影响，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像1971年美元第一次贬值时，发展中国家就损失了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显而易见，这种体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寻求发展是个严重的障碍，它无疑是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力争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导致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主要内部因素有：第一，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失误。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这是个既复杂而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具影响力的重大因素。尽管各发展中国家自独立以后都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一没有经验，二不注意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时都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走了弯路，有的国家情况还相当严重。既然是战略性的决策失误，那么，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当然不会是一时一地的，其破坏性和严重的后遗症是无法用精确的数字来加以界定的。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的贫穷落后与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发展战略和许多政策性失误不无重大关系。第二，人口的过度增长。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人口因素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之一，虽然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对社会的发展仍有重大的影响。人口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否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对社会发展会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人口数量过多，增长速度过快，会给社会发展带来不健康的影响。我们当然要反对马尔萨斯错误的人口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同生产发展水平的严重脱节的确是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一个重大原因。大量增长的人口不仅不同程度地抵消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亏空。有关资料显示，1960 ～1973年，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却只增长％，反而低于发达国家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虽然获得了高速增长，然而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因此，1981～1986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竟出现了％的负增长。这其中尤以非洲为甚。整个80年代直至90年代中期，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直低于人口增长率。该洲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的大陆。目前，非洲是世界最贫穷国家和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恐怕不会有人怀疑人口的过度膨胀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第三，社会的腐败。这也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原因。腐败是当今世界的顽症，而尤以缺乏民主监督机制的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甚。1997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曾报道，由于腐败，发展中国家仅债务就增加了30％。1997年起始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使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遭受了重创，而且也对周边国家以至世界经济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有些经济专家在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时指出，危机的出现固然有着多种原因，但严重的权力腐败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据世界银行的一份公告显示，该行贷给印度尼西亚的资金大约有20～30％被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装入自己的衣兜。随后世行又进一步查实，许多本该用于援助的款项在相当一部分国家未能得其所用，而是进了许多权贵的个人腰包。腐败使生意成本和合同价格抬高，使投资者信心遭受打击，使社会财富浪费，使社会道德沦丧，使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正如有人指出的，国家越贫穷，腐败越严重；腐败越严重，国家越贫穷。第四，基础差，底子薄，资金和技术缺乏，经济结构畸形单一。这也是导致各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几点关键性因素。它们是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它们主要是帝国主义长期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从现实情况看，既是国际经济旧秩序这一外部因素所施加的负面影响的结果，又是由有关发展中国家内部政策性失误所造成的。基础差和底子薄的现实决定了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即使从纵向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也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横向比较的结果是，它们仍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更何况从纵向看并无多大发展的国家。资金和技术作为现代经济的两大关键性要素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与流向，它们的严重缺乏必定会导致经济运行过程中“瓶颈”现象的出现，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一问题本可以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并由此而相应地增加自身积累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但有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未把握好适度性原则而犯了决策性的失误，因而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引进资金当然有利有弊。由于各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政治上的独立，拥有了国家主权，因此其利弊的大小就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自己利用和限制的程度和方法。如果发展中国家政策得当，依据趋利避害的原则进行引资则利大于弊。相反，则弊大于利。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外来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发展。而有些发展中国家在引资时既不注意自身的偿还能力而盲目引进，又不注意通过引资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结果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有些工业部门被外资所控制，产业结构的畸形状况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国家也就仍然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本文来源于CSSCI学术论文网: 全文阅读链接：

亚非拉农业机械化杂志

机械工程与技术、仪器与设备、动力系统与控制

按照武汉大学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方法公分为五个等级，即为A+, A, B+, B,C。农学方面的包括以下269种。其中1-55为A+和A类的排名。1 土壤学报A +2 作物学报A +3 中国农业科学A +4 中国水稻科学A +5 水土保持学报A +6 农业工程学报A +7 土壤A +8 园艺学报A +9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A +10 植物病理学报A +11 果树学报A +12 玉米科学A +13 茶叶科学A +14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A15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科版) A1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A17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A18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A19 麦类作物学报A20 中国生物防治A21 植物保护学报A22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A23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A24 华北农学报A25 土壤通报A26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A27 扬州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 A28 农业现代化研究A29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A30 大豆科学A31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A32 棉花学报A33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A34 农业生物技术学报A35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A36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A37 新疆农业科学A38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A39 核农学报A40 江苏农业学报A41 分子植物育种A42 农业机械学报A43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A44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A45 农药学学报A4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A47 农药A48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A49 植物保护A50 杂交水稻A51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 A52 江苏农业科学A53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A54 西南农业学报A55 中国土壤与肥料A属于B+类的有：(81 种) :水土保持通报、浙江农业学报、上海农业学报、新疆农业大学学报、福建农业学报、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甘肃农业大学学报、水土保持研究、中国水土保持科学、中国农学通报、中国农业气象、花生学报、灌溉排水学报、中国蔬菜、昆虫天敌、节水灌溉、浙江农业科学、中国烟草科学、中国烟草学报、山地农业生物学报、中国农业科技导报、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亚热带农业研究、北京农学院学报、烟草科技、广西农业生物科学、内蒙古农业科技、热带作物学报、西北农业学报、中国稻米、世界农业、东北农业大学学报、湖北农业科学、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种子、杂草科学、现代农药、作物杂志、福建农业科技、农业科技管理、中国南方果树、中国农史、中国果树、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科版) 、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学报、作物研究、广东农业科学、高等农业教育、中国棉花、农业科学研究、莱阳农学院学报、中国马铃薯、农药科学与管理、河南农业科学、黑龙江农业科学、江西农业学报、亚热带植物科学、山西农业科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山东农业科学、湖南农业科学、食用菌、耕作与栽培、贵州农业科学、安徽农业科学、中国水土保持、植物检疫、天津农学院学报、农业质量标准、宁夏农林科技、陕西农业科学、粮食储藏、北方园艺、茶叶、大豆通报、河北农业科学、吉林农业科学、福建茶叶、天津农业科学、热带农业科学、中国农业教育。属于B类的有：(81 种) :辽宁农业科学、中国糖料、农业网络信息、长江蔬菜、古今农业、中国茶叶、中外葡萄与葡萄酒、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世界农药、杂粮作物、延边大学农学学报、大麦与谷类科学、农机化研究、广西农业科学、台湾农业探索、中国种业、农业环境与发展、中国农机化、拖拉机与农用运输车、中国植保导刊、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学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排灌机械、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西南园艺、青海农林科技、热带农业科技、福建果树、中国果菜、云南农业科技、辣椒杂志、农业考古、落叶果树、中国茶叶加工、现代化农业、茶叶科学技术、福建热作科技、北方果树、水土保持应用技术、中国瓜菜、甘肃农业科技、农业与技术、热带农业工程、甘肃农业、天津农林科技、河北农业科技、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中国农技推广、农业装备技术、广西农学报、新疆农业科技、广西蔗糖、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种子科技、茶业通报、福建稻麦科技、广西热带农业、江西植保、山西果树、广西植保、江西棉花、农业科技通讯、四川农业科技、新疆农机化、中国农村小康科技、河北果树、农业工程技术·温室园艺、广西园艺、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茶叶通讯、现代农业、西北园艺、福建农机、农业装备与车辆工程、邯郸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中氮肥、安徽农学通报、上海蔬菜、北方水稻、上海农业科技。属于C类的有：(52 种) :肥料(当代生态农业) 、湖北植保、现代农业科技、新疆农垦科技、烟台果树、云南农业、中国果业信息、北京农业(学术版) 、山西水土保持科技、植物医生、蚕桑茶叶通讯、福建农业、吉林蔬菜、粮油仓储科技通讯、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山东农机化、世界热带农业信息、新农业、农村牧区机械化、吉林农业、农机质量与监督、浙江柑橘、当代生态农业、四川农机、农业机械化与电气化、中国棉花加工、广东茶业、青海农技推广、亚热带水土保持、湖南农机、山西农业、农业机械、现代园艺、现代农业装备、中国农业综合开发、中国热带农业、贵州农机化、湖北农机化、国外农学. 油料作物、甘肃农村科技、茶叶信息、科学种养、南方园林花卉、闽北农业科技、河南科技大学学报(农学版) 、安徽农机、土壤学进展、山东农业、热带作物科技、热带亚热带土壤科学、热带作物机械化、农业开发与装备。

列的很全了。

大田作物研究，

娜拉论文民族研究

娜拉，女，蒙古族，1963年5月生于内蒙古，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任新疆师范大学宗教与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民族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民族理论与政策硕士学位点负责人，研究方向：中国西北边疆民族与文化、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游牧社会变迁。

晕啊楼上的。。。此娜拉非彼娜拉。娜拉是易卜生小说里的人物，“娜拉主义”是茅盾1933年前后提出的：女性仅仅解放个人、追求个人自由没有用，女性必须要服务于大众，与男性并肩战斗，为国家民族前途奋斗。1879年，易卜生完成了《玩偶之家》。被丈夫称作“小鸟儿”、“小松鼠”的娜拉，在看清了丈夫自私、虚伪的真面目，看清了自己的“玩偶”身份后，离家出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成洲认为娜拉是戏剧中“第一个出走的女戏子”，“她异乎寻常，与社会格格不入，颠覆了社会的传统观念”。当娜拉经过犹豫终于离开丈夫和孩子，这个结局出人意料，令人震惊。不久，“娜拉”的名字在欧洲已是家喻户晓。但当人们开始赞扬易卜生为女权主义所做的贡献时，倔强的易卜生又说起了“不”：“我的戏剧，没有一部是有意识地要去宣扬我的主张而写的。……实际上，我连什么是女权运动也不十分了解，我把它更广泛地看作是‘人’的问题……我的工作是‘描写人’”。 “易卜生式的现代戏剧” 1919年，胡适写成《终生大事》。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话剧，也是一部带有深深的《玩偶之家》印痕的作品。剧中女主人公田亚梅为追求恋爱自由，留下一张“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自己决断”的纸条，与恋人陈先生一同离开。剧本非常短，“更像一篇宣传妇女解放的散文。”何成洲说。在胡适的影响下，一大批“娜拉型剧”诞生，如欧阳予倩的《泼妇》，郭沫若的《王昭君》，张闻天的《青春之歌》等。经过改装的娜拉们是个人主义的象征，她们讲求个人自由，维护个人尊严与女性权利。但这些为了“爱情”而离开父母的女性，显然与追求“个人自由”而离开家庭和孩子的娜拉不一样。何成洲认为，这与当时的中国现实有关，“可能婚姻自由对于当时的时代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而中国人对《玩偶之家》的了解，多半是从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开始的。“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新文化运动对《玩偶之家》的理解是盲目的，鲁迅于是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探讨，认为不解决经济权问题，娜拉出走后无非两条道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中国接受易卜生的过程，明显带着实用主义的目的。1933年前后，茅盾提出“娜拉主义”的观点，在战争的背景下，将年轻的娜拉们的个人幸福与民族幸福联系在一起。“当时社会矛盾很大，茅盾认为，女性仅仅解放个人、追求个人自由没有用，女性必须要服务于大众，与男性并肩战斗，为国家民族前途奋斗。”何成洲提到了茅盾的小说《虹》，主人公梅——这位茅盾笔下的娜拉，来到上海，汇入了革命队伍。时代在变，语境在变。1996年吴晓江导演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玩偶之家》，从女性主义的话题转向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差异。剧本中的娜拉是个外国人，当她嫁给一个中国男子，来到中国后，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遭遇挫折，最后离开了她的丈夫。改革开放后，异域婚姻逐渐变多，吴晓江的《玩偶之家》，又是一个现实的娜拉版本。现在人们对娜拉的理解，亦不再像启蒙思潮汹涌的二三十年代或是战火连绵的四十年代，不再是那个符号化、脸谱化的娜拉。孙建介绍说，娜拉已经不再像我们过去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很懦弱的形象，一个简单的任人摆布的玩偶”，她背着父亲借钱治疗丈夫的病，要求丈夫坐下来把问题谈清楚，都表明她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简直就像一个女骑士，某些方面表现出敢干敢为的精神”。在何成洲主持的“中国易卜生研究生网”列出的目录中，在中国上演的易卜生戏剧中百分之七八十为《玩偶之家》。不同的导演赋予它不同的形式和内涵。2006年4月底，林兆华导将导演《娜拉的孩子们》，5月，复旦大学麦田剧社将演出《玩偶之家》。孙建说，复旦版的《玩偶之家》基本上维持了原来的理解。而林兆华则给剧目添加了更多现代因素，剧中娜拉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他们“以自己的视角去回忆母亲出走那天的情形”。

呵呵是增大名气用的就是韩国小天后张娜拉主义^_^

民族意识的主题小论文

写作思路及要点：全文围绕中华民族团结的主题写作，可列举真实事例。

正文：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只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里唱的真好。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还是那么团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中华大地，中国人民团结奋战最终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老话说的好“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难折断。”这句话说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级大地震。在阵阵的轰鸣声中一栋栋房屋高楼在转眼之间都崩塌。许多的人都在顷刻之间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是团结让汶川站了起来，各大厂家纷纷捐出水和食物，许多明星和慈善家都捐出资金。为汶川人民建设医院、学校和家园就这样又让汶川人民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云南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地里的庄稼完全绝收，甚至于很多地方就连人民正常饮水都出现了问题。当地的人民不论老少为了解决饮水问题，不惜艰难跋山涉水到有水源的地方背水、挑水、驮水回家。

这一情况后来被记者叔叔阿姨报道出来后，全国人民纷纷向灾区群众捐款捐水，以解决灾区人民生存问题。这真是印证了一句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这样靠大家和灾区人民的自救方式，旱灾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灾区人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么多的见证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个团结的大家庭，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向他伸出援手。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2009年已经过去了，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华诞，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又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几方面的含义： 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2、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3、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4、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弘扬民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这句话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但又多少人能做到呢?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人文出祖_黄帝,到尧舜禹的克己爱民,孝敬父母等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每次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不由得感到自豪起来,滔滔不绝的说着祖先们的那些精神,说什么要向他们学习,可是谁又做到了呢?没有,都没有,我们是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但也有些人在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建设我么的国家,我们可以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可以不必做的那么大,不用做的要人人都知道你在弘扬名族精神，可以在公交车上,我们可以给那些老弱病残孕让位,过马路时,可以扶那些老人过马路,还可以不乱丢,乱涂,乱扔……那不就没有什么人得病了吗？不就使得环境受到了保护吗？不就使得我国变得更美好吗？一个祖国的建设不仅仅只靠一个人，要靠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双手来建造，听说过“三个臭皮蛋顶一个诸葛亮”的彦语吗？连三个臭皮蛋的智慧都可以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这不就说明团结力量大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青少年的学习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建设祖国和弘扬名族精神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我们青少年弘扬名族精神的责任占全国任命弘扬名族精神的人的三分之二。在我们身边不就又很多这样的例子吗？如在1988年的奥运会上，我国乒乓球队的队员们战胜了对方后，使我国获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第一块乒乓球金牌，也使得乒乓球成为了我国的国球，这不就是在建设祖国吗？还有就是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在男子110米兰冠军刘翔在直径跑道上战胜了黑人，为我们全亚洲争了光还为我国争了光，这不也实在建设祖国吗？……弘扬民族精神，全国人民人人有责，谁都不能丢下这个责任！弘扬名族精神，爱我锦绣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就是要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安全，同心同德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只有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更好的凝聚整个民族的力量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更好的在国际上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雄姿，使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祥和，到处奏响民族团结的凯歌。 “团结月”凝铸兄弟情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历代抵御外敌入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那就是加强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使民族团结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隆重召开新疆首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发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倡议，将每年5月定为全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从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天山南北广泛开展起来。每年5月春暖花开时，新疆各地的农村牧区、工厂矿山就荡漾起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之风和政策之风，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报刊、广播、电视宣传，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带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身边，团结互助蔚成风气。 20年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月促年，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使他们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百姓遭殃”的道理。针对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的活动，自治区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使破坏民族团结的极少数人无处藏身。民族团结教育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普遍尊重。同时，一大批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51．8％。随着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各级各类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的第20个年头，各地不仅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报告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且举办了一系列的电影周、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自治区各家新闻媒体通过对20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回顾和评论进行宣传，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 1963年，一名刚从扬州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生。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吴登云。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境吓倒退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伤38年。他视柯尔克孜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履行着自己“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鲜血，累计鲜血7000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作“白衣圣人”。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和爱戴，多次获得各级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模范称号。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位始终如一、扎根边疆缔结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人民医生也名列其中。在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当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像吴登云这样无私奉献的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从1982年至今，新疆共表彰奖励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7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273名。白克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一位普通工人，今年夏天为了抢救不慎落水的汉族儿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名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木”（亲兄弟）。他不止一次地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同事，替不认识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在各族群众中间传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杨忠贤，巴里坤草原上的一名乡村医生。他为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妇女接生3000名婴儿，挽救了数百濒危病人的生命，培养出上百名弟子在草原上救死扶伤。在他死后，哈萨克牧民破例第一次用自已的风俗接纳了这位汉族兄弟，将他安葬在雪山脚下的哈萨克族部落墓群中。阿布旦，阿勒泰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1996年冬天，阿勒泰地区遭受3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上百名汉族矿工被大雪围困在离阿布旦家毡房不远的地方，随时有生命危险。阿布旦毅然把自家储备的面粉分给断粮的人，把自家正在怀胎的8头奶牛宰杀，将牛肉分给饥饿的汉族弟兄。他让冻伤的矿工住进自己的毡房并让儿子冒着被大雪埋没的危险踩着雪橇下山送信。他说：“为了挽救汉族兄弟的生命，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把信送到。” 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树立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在全区营造出一种人人讲团结、个个争先进的氛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民族团结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新疆各族百姓的心中。热爱民族团结的无数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地贯彻民族团结的精神，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默默付出。团结稳定促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形成了建设合力，为新疆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新疆的发展。20多年来，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3000多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占60％以上。这一时期，新疆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建立起以农业为基储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大型骨干项目的完成和生产能力的实现，使新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大大加强。棉花和石油是新疆两大优势资源，在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这两项资源已经变成新疆的支柱产业。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的三分之一，这几年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各族群众掌握生产技术，使得棉花连年高产，棉农收入稳步增长。随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大油气田不断探明新的储量，新疆已经成为我国石油资源战略接替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也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实惠。伴随石油开发进行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南疆人民的出行不便和照明问题，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新疆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世居高原和沙漠边缘，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各族群众，生产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是自治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工作。去年，新疆30个贫困县市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138元，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前增加了570多元，农牧区的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20％下降到目前的4．4％左右，贫困地区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新疆对内对外的经贸合作，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无论是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南疆重镇喀什或西部边城伊宁，到处都是一派和睦安宁的景象，吸引着国内外的投资者。在新疆这片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各族人民正团结一心，共同营造着团结、稳定、繁荣的美好家园。选择性的摘录吧，这种文章段排列不是很重要，首段尾端除外.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一）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翠竹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撒拉族民族认同研究论文

1、撒拉族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民族语言为撒拉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乌古斯语组，也有人认为属于撒鲁尔方言，无文字，通用汉文。 2、撒拉族因自称“撒拉尔”，简称“撒拉”而得名，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甘都乡、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大河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撒拉族总人口数为130607人。 3、伊斯兰教是撒拉族的主要信仰，所以，宗教对其历史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较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