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变论文参考文献

现代思想的起点，可以说，现代性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蕴藏于这个起点之中。这个起点叫做“古今之变”，也就是从古代到现代发生的转变。古今之变的本质，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这不是说古代比现代更好。就好像人会生病是自然的，开刀做手术是不自然的，但这种“不自然”能够救命，对我们大有好处。我想和你分享三个故事，从这三个故事中来理解古今之变这件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婚姻。我们经常听人开玩笑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这也意味着，还是得先有爱情，然后才需要为它修一个“坟墓”。而且玩笑归玩笑，今天我们都知道，婚姻里不能完全没有感情。但过去可不是这样。中世纪的法国有种爱情法庭，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据说有过这么一条裁决，说如果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了，就可以开始找新的爱人了。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结婚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恋情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恩格斯也说过，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阶层相同。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再比如，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你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说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么重要了呢？这并不是坏事。“我愿意”变得如此重要，其中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么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care”，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选择”就成了一个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就变得脆弱、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边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边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些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候甚至能压倒其他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呢？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思想实验，我把它简化了一下。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他们开始争抢玩具中的一支笛子。如果要你来评断，你认为把笛子判给谁才算公正？我们基本都会认为，这堆玩具的主人是谁，笛子就属于谁。但是如果让亚里士多德来评判，你猜他会怎么说？他会说，谁把笛子吹得更好听，笛子就应该属于谁。你会不会觉得亚里士多德好像跑题了：我们在讨论所有权，和好听不好听有什么关系？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跑题，这个答案来自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存在一套自然秩序，在这套秩序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笛子作为乐器存在的目的，就是奏出优美的音乐，所以谁能更好地实现笛子的目的，谁就应当成为笛子的主人。这就是正义。这种“正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意义来行事。而这个意义是自然给定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欧洲过去还有人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现在听上去很荒谬，但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听信这么荒谬的说法呢？因为人们相信贵族的血统比平民更高贵，既然如此，血液的颜色不同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么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么“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我们得到了自由。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道理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也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了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现在接着说第三个故事，它说的是新秩序。现在假设有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如果刚好碰上春运，这个外星人肯定要犯糊涂了。十几亿人跑几千公里，调动那么多社会资源，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专门为了去和人吃饭聊天打麻将放鞭炮，这些事平时不能做吗？外星人很可笑，他不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你仔细想想，春节是传统文化，但春运不是。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了，春运也只是这几十年才开始有的。春运之所以变成一种“新传统”，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在外地工作，才造就了这种新传统。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以前是极不自然的，也是违背传统的。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找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把大量劳动力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变化背后的思想动力个人主观价值的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的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这并不是说客观世界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而是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了。古代人相信有一个外在于人的自然秩序，这个秩序自有它本身的意义。但现在我们不再相信有什么上天注定的意义，我们相信意义是由人所赋予的。历史上的古今之变是在一系列社会事件的演化中逐渐发生的，包括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古今之变这件大事，背后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主义。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就是现代社会思想层面的发动机，这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前行，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么该信仰什么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会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么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呢？这是一个难题。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么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么这些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第二个难题。

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从古至今服装的演变毕业论文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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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我没有，不过我可以跟你点资料，相当完整的汉服介绍汉服中最典型的深衣，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说明：中华服饰历代各不相同，使今天的人们无法了解古人真实的衣着样子，往往是凭借古代人物画和戏曲、影视的并不完全正确的展示来想象，尤其中国影视制作中的古装服饰五花八门，逐渐走向了一种极端扭曲的病态审美。这次按《大明会典》及《明史》并参照明代写实主义的肖像画绘制一套Q版的《大明衣冠图志》，希望能够为大家了解明代服饰出一份力。并且努力证明一下原汁原味的中华服饰并非不能通过现代方式展示，期待中国的影视服装制作和古装动画漫画造型能在本国文化的表达上超越邻国。文中所引文字，基本来自《大明会典》“冠服”以及《明史》“舆服”，所参考图主要为出土、传世衣冠实物及定陵发掘报告《定陵》等。大家想找原文献查阅可以去百度搜索：《大明会典》卷之六十冠服、六十一冠服二《明史》卷六十六志第四十二舆服二舆服三《礼部志稿》卷十八仪制司职掌冠服另有专门研究明代服饰的论坛，有大量文字、实物资料可供参考。一皇帝冠服衮冕凡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则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冕：以皂纱为之。綖版宽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裏。前后各有十二旒，贯五采玉珠十二，赤白青黄黑相次。綖版下以玉珩维冠。玉簪导，贯纽，纽与冠武并系缨处皆饰以金。朱缨，青纩充耳，缀以玉珠二。衮服：用十二章。玄衣六章（嘉靖制度）--日月在肩，星、山在后。龙、华虫在两袖。长不掩裳之六章。裳黄色，绣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中单：素纱为之，青缘领，织黻文十二。蔽膝：随裳色，罗为之。上绣龙一，下绣火三。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素组。革带：前用玉，其后无玉，以佩绶系而掩之。圭：白玉为之，长尺二寸，剡其上，下以黄绮约之。上刻山形四，盛以黄绮囊，藉以黄锦。玉佩二。大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小绶三，色同。朱袜、赤舄、黄绦缘、玄缨结。皮弁服凡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服。嘉靖间令祭太岁山川等神皆服。皮弁：用黑纱冒之，前后各十二缝。其中各缀五采玉十二。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玉簪，朱紘缨，玉以赤、白、青、黄、黑、相次。玉圭：长如冕服之圭，有脊并双植文，剡其上，黄绮约其下，及有韬，金龙文。绛纱袍：本色领、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玉钩二玉佩。大带、大绶、袜、舄、俱如冕服内制。通天冠服洪武元年定：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皂领褾襈裾。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舄。其革带、佩绶，与衮服同武弁服国初行亲征遣将礼则服武弁，乘革辂，其制未详。详定自嘉靖八年。弁：上锐，色用赤，上十二缝，中缀五采玉，落落如星状。韎衣、韎裳、韎韐，俱赤色，如常制。佩、绶、革带、如常制。佩、绶、及韎韐、俱上系於革带。舄：如其裳之色。玉圭：视镇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讨罪安民。燕弁冠服嘉靖七年定：冠：匡如皮弁之制，以乌纱冒之，分十有二瓣，各以金线压之，前饰五采玉云各一，后列四山。朱绦为组缨。双玉簪。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蟠圆龙一，后蟠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两祛，共龙文五九（45条）。衽同前后齐，共龙文四九（36条）。衬用深衣之制，黄色，袂圆祛方下，齐负绳及踝十二幅。素带：朱里，青表，绿缘边，腰围饰以玉龙九片。履：玄为之，朱缘、红缨、黄结。袜用白。常服洪武三年定：常服：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玉琥珀透犀。永乐三年定：冠：以乌纱冒之，折角向上，即翼善冠。袍：黄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一。带：用玉。靴：以皮为之。后期式样：冠：仍用翼善冠。袍：用色不拘，盘领宽袖，前后及两肩各盘龙补子一。过肩通袖龙襕袍冠：乌纱翼善冠。袍：交领大袖，纹样分布同曳撒，一般为过肩柿蒂云龙纹，有膝襕和通袖襕。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冠：网巾。洪武二十四年，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曰，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髻上戴金束发冠，玉簪二。网巾及束发冠外一般再戴其他巾子或冠帽等。衣：为定陵出土之绣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肩用日月。围玉带。曳撒自元代辫线袄发展而来，明朝上下皆通用之，清朝以此制为吉服袍。冠：奓檐帽（笠帽），有金玉宝石帽顶，亦承自元代。袍：右衽交领，窄袖，腰身收敛，腰间束敛作襞积（向下打竖细裥），下身作散褶，若裙状。两肩及胸背为柿蒂或如意云形纹样区，多为行龙、云纹等，有膝襕和通袖襕。带：实束，多为金玉宝石带钩。靴：多用白色。罩甲明代皇帝狩猎骑射时所着。冠：鞑帽，应为继承元代蒙古特色，以皮缝制，帽沿缘毛皮出锋。衣：外穿方领对襟无袖罩甲，织金，龙纹，用纽子。内穿曳撒。靴：皮质，白色。十二团龙盘领衮服冠：用乌纱翼善冠，后于冠上加二龙戏珠，金质，镶宝石，折角边沿亦用金。另有金丝翼善冠，当为大礼时用，或谓乃明器，其详待考。袍：黄色，盘领宽袖。用团龙十二，前身、后身各三，两肩各一，下摆两侧各二。日、月在肩，星、山在背。华虫四，在肩下两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各为两行，相对列于大襟。带：与常服同。此衮服于《大明会典》、《明实录》、《明史》均失载，明清两代著述亦未言及。其实例有两处可见：一为南薰殿藏明代皇帝画像，自英宗始，诸帝均着此种衮服。一为定陵所出神宗此种衮服，共五件。其中，刺绣品3件，均为红色底料；缂丝品2件，底色为一红一黄。甲胄定陵所出土神宗皇帝甲胄与《出警入跸图》中不同，然定陵出土仅为半身，难窥全貌，今以《出警入跸图》参考绘制，其详待考。冠：铁盔，饰天鹅翎，插小旗。衣：罩甲，有鱼鳞甲片装饰，方领对襟，升龙戏珠二。内穿当为曳撒，行龙五彩云纹，两袖肩有黄金甲片，以红丝连缀。刀：定陵出土铁刀，长条形，鱼腹刃，刀柄有金十字护手，木质刀鞘，包沙鱼皮。二皇后冠服凡祭天地、宗庙及正皇后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燕居则常服。礼服（翟衣）凤冠：会典载以九龙四凤冠，按明皇后翟衣画像及定陵所出土实物，龙凤数量及组合各所不同，今按实物画九龙九凤冠。凤冠以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金龙、点翠凤、珠花、翠云、珍珠等。冠用三博鬓。翟衣：深青，织翟文十有二等（凡一百四十八对），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緅为领缘，织金云龙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黄绮约其下。别以黄袋韬之。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大带：表裏俱青红相半，其末纯红，而下垂织金云龙文。上以朱缘。下以绿缘。并青绮副带一。绶：五采--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皆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有小绶五采以副之。青袜舄。常服（大衫霞帔）凤冠：双凤翊龙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花、蕊头、翠叶、珠翠穰花鬓、珠翠云等。三博鬓（左右共六扇）。有金龙二各衔珠结挑排。大衫霞帔：衫--黄色，两领直下一尺，间缀纽子三。后身长于前身，行则摺起，末缀纽子二，纽在掩纽之下，拜则放之。霞帔--并列两条，尖端缝合，垂在身前，挂坠子，平端收纳于大衫身后三角形兜子内。深青为质，织金云霞龙文，饰以珠。用玉坠子，瑑龙文。鞠衣：红色，胸背云龙文，饰以珠。四襈袄子（即褙子）：深青为质，金绣团龙文。大带：红线罗为之，有缘。余或青或绿。缘襈袄子：黄色。红领褾襈裾，皆织金采色云龙文。缘襈裙：红色。绿缘襈，织金采色云龙文。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玉花采结绶、红线罗系带一、白玉云样玎璫二（如佩制，每事上有金钩一）。青袜舄，与翟衣内制同。常服襦裙为明代自宫廷至民间所通服的最具代表性的女装款式，上身为短襦（袄子、夹衣），下身以马面裙为主，饰有裙襕，初期上衣多为交领，并有白色护领，后期多用立领等，袖为弧形琵琶袖，袖口收窄，或有白袖缘。衣在裙外，短则及腰，长乃至膝，直至清代汉族妇女仍延续此穿法，并影响到朝鲜等属国，最终形成今日韩服。百子衣（夹衣）比甲定陵孝靖皇后棺内出土，形制与罩甲相近。清代以此制为皇后朝褂子。衣：外用无袖方领对襟比甲，胸、背及各边饰升龙纹，如意纹串边，祥云填空，下幅加海水江涯、子孙龙纹。内为宝相花对襟立领夹衣。俱用金纽子。裙：马面襕裙冠：棕帽。三皇妃冠服凡皇妃受册、助祭、朝会、则服礼服。燕居常服。礼服冠：九翟冠二顶。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饰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衔珠滴。金凤一对、口衔珠结。金簪一对。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对。梅花环、四珠环、各一对。衣：大衫、霞帔。衫用红色。紵丝纱罗随用。霞帔深青为质。织金云霞凤文。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紵丝纱罗随用。玉坠子瑑凤文。鞠衣：青色，胸背鸾凤云文。燕居服用素，除黄外余色及紵丝纱罗随用。四(衤癸)袄子：即褙子。桃花色，金绣团凤文。大带：青线罗为之、有缘。余或红或绿。各随鞠衣色。缘襈袄子：青色。红领褾襈裾、织金云凤文。缘襈裾：红色。绿缘襈，织金花凤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玉革带：青绮(革呈)，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结绶，如中宫佩制。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皇妃襦裙：冠：黑纱尖棕帽，有箍子，插挑心、顶簪、簪、钗等。衣：大红织金缠枝牡丹妆花绣“洪福齐天”女夹衣，为定陵出土，方领，对衿，用金纽子，胸背用方补，胸补为行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有“洪、福”二字分列左右。背补为升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齐天”二字竖列于正中。四皇嫔冠服礼服：冠用九翟。次皇妃之凤。大衫、鞠衣、如皇妃制，圭用次玉谷文。常服：襦裙，如皇妃制。冠：黑纱尖棕帽，插挑心、顶簪、“万寿”金簪、珠钗等。衣：织金四合如意窠缠枝牡丹交领夹衣，有护领，窄袖素缘。裙：大红凤襕妆花缎裙。Q版大明衣冠（二）艺术作品 2009-03-29 19:19 阅读41 评论0字号：大中小五皇太子、亲王冠服皇太子冠服皇太子陪祀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朝会、则服衮冕。从祭社稷、及受册纳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衮冕（九章）永乐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后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缨。玉圭：长九寸五分，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二，上有金钩。小绶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袜舄皆赤色。亲王冠服【册宝附】亲王助祭谒庙、正旦冬至等朝贺、则服衮冕，受册纳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衮冕冕冠：玄表朱裏，前后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缨。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东宫佩制。自珩以下瑑云龙文。上有金钩。小绶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纁质。袜舄皆赤色。皇太子玄衣九章亲王青衣九章郡王冠服衮冕冕冠：玄表朱裏，前后七旒，每旒五采缫七就，各贯玉珠七--赤白青色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朱紘缨，承以白玉瑱。玉圭：长九寸，以锦约其下，并韬。青衣纁裳：五章。青衣三章--粉米一在肩，其二并藻、宗彝各三在两袖，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二章--织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七。蔽膝：随裳色，二章--织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亲王佩制，珩以下瑑云龙文，上有金钩，以小绶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皆织成。袜舄皆赤色。皇太子、亲王皮弁服永乐三年定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九缝，每缝中缀五采玉九。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金簪朱缨。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袜舄赤色，皆如冕服内制。郡王皮弁服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七缝，每缝中缀三采玉七。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金簪，朱缨。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七。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于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袜舄俱如冕服内制。皇太子、亲王常服永乐三年定冠：乌纱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亲、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蟠龙一。带：用玉。靴：皮为之。保和冠服嘉靖七年定冠制以燕弁为准。亲王用九(衤取)。世子用八(衤取)。郡王用七(衤取)。俱去簪与五玉。后山皆一扇为之，分画为四。郡王长子冠、如忠静之制。用五(衤取)。服用青身青缘，前后方龙补各一。身用素地，边用云。其补子郡王以上采妆。郡王长子织金为之。衬用深衣，玉色。带青表，绿裏，绿缘。履用皂，绿结，白袜。六皇太子妃冠服礼服九翬四凤冠：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翠翬九、金凤四，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大珠花九树--皆牡丹花，每树花一朵，半开一朵，蕊头二个，翠叶九叶。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数--皆穰花飘枝，每枝花一朵，半开一朵，翠叶五叶。双博鬓（左右共四扇），饰以鸾凤，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珠排环一对。珠皂罗额子一--描金凤文，用珠二十一颗。翟衣：深青，织翟文九等（凡一百三十八对），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凤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或用线罗。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二等，间以小轮花三。以緅为领缘，织金云凤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并韬。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带：表裏俱青红相半，其末纯红而下垂，织金云凤文。上以朱缘，下以绿缘，并青绮副带一。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皆织成，间施二玉环。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珩以下瑑饰云凤文，描金，上有金钩，以小绶四采副之--赤、白、缥、绿，纁质，织成。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皂线纯，每舄首加珠三颗。七亲王妃、公主冠服王妃受册、助祭、朝会则服礼服。礼服（大衫霞帔）冠：九翟冠二顶。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饰以大小珠翟九，皆口衔珠滴。金凤一对，口衔珠结。金簪一对。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对。梅花环、四珠环、各一对。衣：大衫霞帔--衫用大红。霞帔以深青为质，金绣云霞凤文。金坠子亦鈒凤文。鞠衣：青色，如深衣制，胸背金绣云凤文。惟不用黄，燕居服用素。四(衤癸)袄子：即褙子。桃红色，金绣团凤文。大带：青线罗为之，有缘，或用红罗。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并韬【公主不用圭】。玉革带、青绮(革呈)。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结绶，如东宫妃佩制。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公主冠服与亲王妃同。八文武官冠服朝服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降开读诏赦、进表、传制，则文武官各服朝服。其武官应直守卫者不拘此服。文武官朝服：梁冠。上衣：用赤罗青缘，其长过腰指寸七寸，毋掩下裳。中单：白纱为之，青缘。下裳：七幅--前三后四，每幅三襞积，赤罗青缘，蔽膝：赤罗，无缘。绶：各照品级花样。革带之后佩绶系而掩之，其环亦各照品级用玉犀金银铜为之，不以织於绶。大带：表裏俱素，惟两耳及下垂缘以绿色，又用青组约之。革带：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五品银鈒花，六品七品银，八品九品乌角。佩玉：一如诗传之制，去双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用药玉。白袜。黑履。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与佩俱用玉。绶用绿黄赤紫四色丝织成云凤四色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玉。笏用象牙。八品九品：冠：一梁，革带用乌角，佩用药玉，绶用黄绿二色丝织成鸂鶒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铜。笏用槐木。杂职未入流品人员：若遇大朝贺、进表、随班行礼，止用公服。洪武三十年奏准亦照九品官，具朝服行礼。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前后用玉为蝉。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前后用金为蝉。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二折。前后玳瑁为蝉。俱左插雉尾。驸马：冠与侯同，不用雉尾。祭服凡上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第并同朝服○又令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并去佩绶。○又令杂职祭服与九品同。嘉靖八年定上衣用青罗皂缘。长与朝服同。下裳用赤罗皂缘。制与朝服同。蔽膝、绶环、大带、革带、佩玉、袜履，俱与朝服同，去方心曲领。三品祭服：五梁冠，革带用金，佩用玉，笏用象牙。驸马祭服：七梁冠，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前后用金蝉。革带、佩用玉，牙笏。公服在京文武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公服，在外文武官每日清早公座亦服之。后常朝止便服，惟朔望具公服朝参。其武官应直守卫者不拘此服。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衽袍，或紵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用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以下无纹。帕头：用漆纱二等，展角各长一尺二寸，其杂职官员帕头用垂带。笏：依朝服为之。腰带：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乌角。鞓用青革，仍垂挞尾於下。靴用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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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今古文创会退稿。今古文创，即是《今古文创》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泛社科类型优秀理论期刊。由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湖北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今古文创杂志社编辑出版。国内统一刊号：CN 42-1911/I，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6-8264。内容以社会科学类为主，涵盖了文学、文艺学、语言文字学、哲学、文化民俗等方面，是一本综合性的期刊。

1 可能会退稿。2 因为今古文创作为一个专业的文学出版社，对稿件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如果稿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可能会被退回。3 但是如果你认真研究今古文创的出版方向和编辑要求，精心准备稿件，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就有可能避免稿件被退回的情况发生。

不是，今古文创还是很靠谱的，今古文创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泛社科类型优秀理论期刊，但投稿前要注意投到官方邮箱啊，投错地方的话杂志社收不到投稿不说，万一被人偷盗了呢？

一般情况下，今古文创会不会退稿。今古文创会是一个专注于古典文学的学术期刊，它的宗旨是发表有价值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因此，今古文创会会对投稿的文章进行严格的审查，以确保文章的质量。如果文章不符合今古文创会的要求，今古文创会可能会拒绝投稿，但不会退稿。

今古文创期刊

您好！今古文创会退稿，但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您的作品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或者标准，可能会被退稿。如果您的作品已经被其他媒体或出版社接受，今古文创也可能会退稿。另外，如果您的作品存在抄袭、侵权等问题，也可能会被退稿。总之，如果您想要避免被退稿，最好在投稿前仔细阅读他们的投稿要求和标准，确保自己的作品符合要求。

《名作欣赏》。《今古文创》杂志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泛社科类型优秀理论期刊，《名作欣赏》是和该刊物差不多的刊物，两个都为省级，出刊上网都很稳定，质量也都处于同一水平层次。《今古文创》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化创意、文艺观察、文化综合等。

古今武侠杂志

武侠小说杂志有：《今古传奇武侠版》、《武侠故事》、《九州幻想》、《武侠小说》《今古传奇·武侠版》：今古传奇报刊集团是湖北省批准的一家期刊集团，总社期刊月发行总量达到180万册，年销售额达8000余万元。该集团旗下的《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办于2001年，创刊当期销售超过11万份，后一年上一个大台阶，现已改为旬刊，销量逼近百万，叙写了我国期刊史发展上一个独特的“传奇故事”。它提出“全新江湖杂志书”的理念，集杂志与图书之长，凝练成“今古传奇体”的杂志模式，即独特的题材、精彩的故事、明晰的结构、传奇的人物、特定的手法、雅致而简洁的语言、优美的包装，将传奇性、通俗性、大众性和稀缺性熔于一炉。《武侠故事》：由《热风》杂志改版而来，2002年10月创刊,第一期即为《热风》总第106期.2005年改为半月刊.2006年改为旬刊,增加了长篇专号。《武侠故事》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办刊宗旨，以高格调、高质量的办刊方针，成为我国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武侠文学期刊。在国内期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期刊发行量连年下降的情况下，《武侠故事》发行量不断攀升，现月发行量已达50余万册。该刊主要辟有“霜刃映红”、“迷案侠踪”、“笑傲江湖”、“精短武侠”、“剑网情丝”、“江湖连环画”、“江湖寓言”、“十面埋伏”、“新概念武侠”、“烽火狼烟”、“三十六计”、“天黑请闭眼”等栏目，以大中学生和武侠文学爱好者为主要读者对象。《武侠故事》创刊不到五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以其荟萃精华、雅俗共赏、品位超群而深受海内外读者的青睐，在我国武侠文学届和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九州幻想》：是中国七位较有影响力的奇幻作家们创造的一个幻想平台。《九州幻想》经常性的不定期将杂志中的部分文章集结成书出版。最初九州的部分在《科幻世界·奇幻版》以及后来的《奇幻世界》刊载过一段时间，后与《奇幻世界》分开。江南、潘海天、今何在于2005年夏创刊《九州幻想》，发行了两期试刊号后，从2005年九月正式发售，每月一期。2007年，九州创始人之一的江南，与另两位创始人今何在、潘海天，因在理念上产生分歧，江南离开《九州幻想》杂志，而创办《幻想1+1》（后改为《幻想纵横》）。《九州幻想》由潘海天、今何在编辑，继续发行。2008年九州幻想杂志出版出现新的变化，与国内著名游戏开发商完美世界合作，归属于其旗下的纵横中文网之前九州幻想的所有内容都有可能在上面看到。后因金融危机，完美放弃该计划，《幻想纵横》停刊，江南带领团队开始打造以历史设定为主的《九州志》。《武侠小说》：湖北省长江出版集团主管，湖北大家报刊社《大家故事》杂志社主办的武侠文学月刊。2004年5月至2005年8月曾以刊名《新武侠》出版过6期，为了刊物更好的发展，现更名为《武侠小说》。该刊面向海内外广大武侠小说爱好者，在办刊宗旨上坚持武侠文化传统与现代侠义精神相结合，坚持雅俗共赏，坚持可读性、娱乐性、艺术性和文学品位。其目标是，不求是发行量最大的，但求是最好的、最有特色的武侠期刊。

第一位凤歌

大陆武侠著名作家，杂志编辑，今古传奇暨黄易武侠文学一等奖得主。代表作品《昆仑前传》、《昆仑》、《沧海》。

在大陆新锐武侠小说作者中，凤歌是唯一被称为“后金庸时代挑大梁者”。《昆仑》使得凤歌基本确立了大陆新武侠领军人物的地位，《沧海》则是凤歌全面超越《昆仑》的新作，是凤歌构建的“山海经”系列第二部，“山”是《昆仑》，“海”是《沧海》，“经”是《灵飞经》。

第二位王晴川

王晴川，与凤歌齐名，有北晴川，南凤歌之称。2002年开始专门从事武侠小说创作，至今已经在《武侠故事》、《今古传奇·武侠版》等杂志上发表了《飞云惊澜录》、《怒雪》、《过河》、《雁飞残月天》等多篇有影响的武侠作品。于2006年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飞云惊澜录》，2009年6月即将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雁飞残月天》繁体版。总计二百多万字。

第三位孙晓

金庸封笔古龙逝，江湖唯有英雄志！

孙晓的《英雄志》让武侠世界的色彩更加缤纷，带有一种深红近血的悲色，洒落在金庸的圆满与古龙的简白之外，为读者们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新体触——古典的性格，后现代的结构，充满荡气回肠的悲凉，堪称一部“男人的武侠”。

第四位小椴

极高明而道中庸，极远大而致精微。小椴是一位真正的宗师，他随手拈来的文笔，早已融会贯通了各家各派，相互契同通情，所以，小椴可以自立为“椴派”。——温瑞安

代表作品：《长安古意》系列、《乱世英雄传》（又名《杯雪》）《洛阳女儿行》《青丝井的传说》《隙中驹》《借红灯》《魔瞳》《开唐》系列

《古今传奇武侠版》，《武侠故事》，《九州》《武侠》《武侠小说》

是燕垒生的作品。主角是幻真，第一个故事叫长风沙，第二个叫摩耶境，然后是修罗宫，结局篇叫无量劫。证十真如。这个嘛，对不对